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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macs (In the Name of Love), 信区: Science
标  题: 第三章　人就是造物主？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08月04日11:20:53 星期天), 站内信件



　　　　　　　　第三章　人就是造物主？


　　“虽然遗传学上有很多理论学说，但主要的学派只有两个，即摩尔根
学派和米丘林学派。这两大派的区别，主要是在于观念的不同，他们在工
作的要求和思想的方法上，都有不同的看法。”
　　　　　　　　　　　　　　　　　　　　　　　──童第周

　　关于论战双方的基本情况，中国著名实验胚胎学家童第周先生曾在1972年
2月作过如下介绍：

　　遗传现象的基本法则，是孟德尔1865年首先发现的。但他的发现工作在当
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901年，重新为植物学家柯灵斯、丘歇马克和德
·弗里斯分别独立发现。这就是所谓遗传学上的孟德尔定律。这一定律，经摩
尔根和他的合作者的补充，成为摩尔根学说，以后发展为摩尔根学派。

　　米丘林学说的奠基人是米丘林本人，他在栽培果树的实践中，取得了突出
的成绩后，经李森科和他的合作者，在米丘林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农作物的遗
传和变异，发展为米丘林学派。

　　虽然遗传学上有很多理论学说，但主要的学派只有两个，即摩尔根学派和
米丘林学派。这两大派的区别，主要是在于观念的不同，他们在工作的要求和
思想的方法上，都有不同的看法。

　　童第周先生是在文革期间讲这段话的，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中，他未能对上
述两大派别作出完全客观的评价，因而对两派基本上是等量齐观，尽量不作褒
贬。而在实际上，所谓“米丘林学派”根本就没有资格与孟德尔——摩尔根学
派等量齐观——孟德尔、摩尔根是真正的学者，他们的学说是真正的科学；而
所谓“米丘林学派”，则主要由“无产阶级金棍子”构成，所擅长的只是政治
喧嚷，在本质上他们不过是帮派、宗派而绝对够不上学派。

　　据说是“米丘林学派创始人”的米丘林，其实与所谓“米丘林学派”并没
有多少联系，就和马克思与那些自许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左爷们没有什么联
系一样。米丘林，1855年12月28日生于梁赞州多尔戈耶尤马舍夫卡村的一个农
民家中。少年时代就爱好园艺，这一爱好后来发展为他的终生事业。1875年他
购置了自己的第一个实验果树园，开始了他的“园艺革命”。他有计划地、有
目的地采用各种措施，使植物符合人类的需要，在一生中总共培育出 350多个
变种的苹果树、梨树、李树、杏树、桃树和葡萄等草本果品植物，为苏联的园
艺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对米丘林的贡献，瓦维洛夫在他公开发表的《苏联园
艺学的节日》一文中有过最权威的总结。瓦维洛夫认为，米丘林最大的贡献在
于，“在我国，没有人象他那样提出过远源杂交思想，通过与其它品种杂交的
方法创造性地改变植物的品种，并且在科学上和实践上证实了这一方法的正确
性。”现代果树栽培技术就是沿着米丘林的这个方向发展起来的。瓦维洛夫认
为，米丘林的第二个贡献在于，“广泛利用精选的品种资源来进行杂交。”在
小城科兹洛夫，米丘林利用来自西伯利亚、加拿大、中国和远东地区的野生、
耐寒、抗病的果树品种来改良当地品种，是“创造性地广泛引进野生和栽培作
物品种的第一人。”米丘林由此声誉鹊起。1925年，苏联政府隆重庆祝米丘林
七十大寿，授予其劳动红旗勋章；后来更荣获列宁勋章。他的实验果树园所在
的科兹洛夫城易名为米丘林斯克，并在米丘林斯克创办了培养米丘林式果树园
艺专门人材的高等学校。但是，无论米丘林在果树园艺方面有多么伟大的成就，
他的专长始终只限于果树园艺领域，他始终只是个实干家、技术专家。在社会
政治方面，在人文思维方面，米丘林不是内行，始终没有成为、事实上他本人
也从来不曾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思想家、理论家。但在1935年他去世后，他究
竟应该是什么形象却已经由不得他了。后人因而也就可以在他的脸上任意涂抹
自己所需要的政治油彩了。米丘林于是摇身一变，成了挑战“资产阶级伪科学”
的斗士，成了“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化”的旗手。


　　“米丘林的有光辉的成就更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辨证唯物主义哲学。米丘林
从事研究工作，是善于把理论和实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实践了改造有机
体本性和创造有机体新类型的革命任务，他的学说成了人类积极干预自然而对
于生物类型加以定向改变的有力武器。这就进一步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提供
了更丰富的自然科学上的证据。”
 　　　　　　　　　　　　　　　　　　　　　──郭沫若

　　米丘林面目全非，这当然主要是李森科的功劳。在1935年，无论是资历还
是声威，李森科都远远无法与瓦维洛夫抗衡。他只能求助于米丘林的亡灵——
不是趁米丘林健在组织“米丘林学派”来对抗瓦维洛夫，而是等到米丘林瞑目
之后才组织“米丘林学派”对抗瓦维洛夫，这至少说明米丘林本人还不象米丘
林的亡灵那样容易操纵；换句话说，李森科还不具备挑动米丘林本人来对抗瓦
维洛夫的能量。他只能用死人来反对活人。李森科对米丘林形象的改造当然必
须得到官方认可。经过官方认可的“米丘林学派”、“米丘林生物学”，从此
不再只具有学理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实际上它就是官方路线，对它的任何
怀疑都是政治上不忠诚的表现。“先进的米丘林生物学”、“米丘林的达尔文
学说”、“米丘林工作者”、“反米丘林分子”这样一些名词逐渐在苏联报刊
上泛滥成灾，连街坊妇女都耳熟能详。“米丘林生物学工作者”和“反米丘林
分子”就象光明对黑暗、天堂对地狱、圣徒对撒旦。自命为“米丘林学派”的
主要政治继承人的李森科，就名正言顺地代表了光明、天堂和圣徒，神圣不可
侵犯；“李森科院士的指示”因此常常和“米丘林遗训”相提并论。而瓦维洛
夫则是“反米丘林分子”的“元凶”，自然也就是黑夜、地狱、撒旦的总代表，
自然是万恶不赦。

　　瓦维洛夫反米丘林的神话，和李森科紧跟米丘林的神话，同时在苏联学术
界广为流传。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瓦维洛夫和米丘林之间，本来有着深厚的友
谊。1920年9月，瓦维洛夫前往科兹洛夫拜访米丘林，这是他俩的第一次相遇。
其时米丘林正在困境之中，正如他写给恰亚诺夫教授的信所说的那样，“挣来
的钱还不够花销的十分之一。”但他在信中没有提到的是，为了维持生活，他
本人常常去干焊铁桶和修理打字机等杂活。就在这时瓦维洛夫雪中送炭来了。
瓦维洛夫发现了米丘林实验的非凡意义，马上指示学术刊物为宣传米丘林安排
版面，又派著名园艺学家帕什克维奇前往科兹洛夫米丘林的实验果树园，记录
和总结米丘林的工作。这样做还不够。在全俄试验工作会议上，瓦维洛夫向俄
罗斯农业人民委员部提出紧急呼吁，要政府尽可能地为米丘林的试验果树园提
供经济资助，并举办庆祝米丘林从事科研五十周年的的盛大仪式。瓦维洛夫怕
自己的提议被疏忽，后来又专程去莫斯科对自己的备忘录作进一步的说明。经
过他的大力游说， 1922年10月9日，俄罗斯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终于通
过如下决议：

　　１．给米丘林颁发特别证书，第一，指出他对国家的贡献；第二，确认他
终身拥有他的果园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权。
　　２．拨给米丘林500000卢布，归他使用，无须报销。
　　３．责成农业人民委员部编辑出版米丘林的全部著作（包括他的传记和照
片），由瓦维洛夫院士担任总编辑。

　　米丘林的人生道路从此发生了根本转折——他的“园艺革命”开始得到社
会承认并纳入了国家计划，他开始由学术界的“个体户”变成了国家的重点扶
持对象。其科研规模和水平较之从前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1929年，在瓦维洛
夫主持下召开了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家代表大会。根据瓦维洛夫的提议，大会
专门致电米丘林，向这位“苏联的伯班克”（伯班克是世界园艺学权威，美国
人——引者注）表示崇高敬意。致敬电是瓦维洛夫亲自起草的。也是由于瓦维
洛夫的努力，米丘林获得了学术上的最高荣誉——1935年6月1日，即米丘林去
世前夕，苏联科学院召开全体会议，常务秘书宣读了四位院士关于选举米丘林
为荣誉院士的声明。声明的起草人仍然是瓦维洛夫，而且瓦维洛夫第一个在这
份声明上签了字。当天晚上举行增补新院士的秘密选举，米丘林终于当选。米
丘林之所以成就卓著，就外因而言，当然是与瓦维洛夫的无私臂助分不开的。
质朴的米丘林对此没齿不忘。1923年，米丘林生平中的第一部专著出版了，他
没有请任何达官显宦而是非请瓦维洛夫为该书作序不可，并在该书的前言中对
瓦维洛夫表示诚挚的谢意，说只是由于瓦维洛夫的关怀，他四十六年的工作成
果才终于问世。苏联农学界这两位巨头之间的友谊持之终生。正因为如此，只
要米丘林还有一口气，他都不会允许别人打着他的旗号去反对瓦维洛夫。他的
所谓继承人也就只好在他死后才大做文章。

　　但是，虽然瓦维洛夫与米丘林堪称知己，他俩的学术思想、学术风格却不
尽相同。瓦维洛夫属于学院派，而米丘林则是自学成才。作为典型的学院派学
者，瓦维洛夫最强调的是严谨的思维，严格的实验，绝对不能容忍科研过程中
的个人随意性。米丘林不同，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规范的科学训练，所以他的科
研更多的不是依据严格的实验，而是依据个人经验、个人直感。换句话说，他
俩一个是实验型科学家，一个是经验型技术专家。更大的分别则在于，他俩所
信守的学说不一致。瓦维洛夫是孟德尔在苏联的头号传人和苏联遗传学的奠基
人，他所信守的当然就是“孟德尔主义”；米丘林没有构建一个严整的理论体
系，但就他的方向来看，他主要倾向于拉马克主义。这两种学说是对立的。前
东德科学史专家Ｗ·普勒塞·Ｄ·鲁克斯对米丘林的学术特色有过恰当的评述：
“米丘林的成绩是伟大的，他一生致力于通过外界环境条件的作用以及定向地
去培育新品种的研究。可是他在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时，却
夸大了外界条件的作用而忽视（或缩小）了生物性状的决定性作用。他强调地
指出：‘总而言之，杂种的组织，依靠两亲本不过十分之一，依靠环境者却占
十分之九。’这种过于强调外界环境条件而忽视生物本身遗传物质的作用的理
论，固然与他一生的实践范围有关，但也是与他拒绝接受二十世纪以来细胞遗
传学最新成果分不开的。本来孟德尔通过豌豆杂交实验而发现的遗传学规律以
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细胞遗传学理论，完全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然而他
不但没有虚心地接受它，相反，他却站到了它的对立面，指责‘孟德尔定律不
能应用杂交’；‘这个臭名昭著的孟德尔定律对于多年果树杂交是完全不实用
的。’这种学术上的门户之见，不利于米丘林事业的发展。”而瓦维洛夫是个
襟怀坦白的人，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早年留学英国时，他就不客气地对达
尔文提出了尖锐批评。甚至对自己的师尊、世界公认的遗传学权威贝特森，他
也不曾笔下留情，他这样公开评价晚年贝特森：“正象土尔克斯坦的人们所说
的，贝特森先生在‘收衔’，他已经失去了科学研究所必需的精神特性：‘生
机盎然的灵活性’。”瓦维洛夫坚信，在学术探讨中谁也不享有不受批评的特
权。因而在高度评价米丘林的贡献、竭力扶持米丘林的同时，对米丘林学术上
的偏差也有过直言不讳的批评。其实这也很正常。学术上的对立不是政治上的
对立，学术上的对立有如棋手论道，双方并不因意见分歧而你死我活，其说各
异但却私交甚笃的美谈在学术界是不绝如缕。“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瓦维
洛夫和米丘林明知其说各异却结成忘年交，彼此都是典型的君子风范。但是，
从来也不曾影响他俩交往的这些学术观点、学术风格的差异，却在米丘林去世
后构成了瓦维洛夫反对、排斥米丘林的“铁证”；米丘林学术上的偏差，尤其
是他客观上的拉马克主义倾向，构成了对瓦维洛夫及其所信守的孟德尔主义的
一柄利器。

　　拉马克，法国杰出的博物学家。他在1802年写的《关于生物体组织的结构》
中就提出了物种可变性和生命起源等问题，阐述了生物进化的观点。后来在《
动物哲学》中，更全面更系统地发挥了他的生物进化思想，从而确立了他的科
学进化论创始人的历史地位。开端总是粗糙的，拉马克因而也不乏粗率之说。
这主要表现为他的后天获得性遗传假说。拉马克断言，环境影响是有机体发生
变异的根本原因。随着环境的改变，生物会相应地发生变异。因此，环境对生
物有机体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拉马克曾直接表明这一观点，他说：“每
一个有机体的性质最终决定于它周围的条件。”但拉马克认为，环境促成生物
有机体发生变异的路径是不尽相同的：对植物，环境的影响是直接的；对动物，
环境的影响则是间接的——当动物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显著而持久的巨大变化时，
首先通过神经系统的控制，引起动物在需要上的巨大变化，动物为满足需要就
会引起动物物种在行为上的巨大变化。如果新的需要是持久的，那就形成新的
习性；新的习性使某些器官使用得更多，而另一些器官相应地用得很少或不使
用。经过几个世代的积累，加深了这种新的性状。如果雌雄两性都获得这种共
同的变异，那么这种变异是会传给后代的。这就是获得性遗传论。拉马克的这
个假说是很难成立的。比如，一些动物并不产生后代——工蜂、工蚁、兵蚁等
等都不产生后代，因而根本就没有遗传的机会；一些昆虫的保护色和拟态等，
与获得性遗传完全不相干。按照获得性遗传假说，动物自身细胞的变化可以遗
传给后代，即遗传信息可以从身体细胞传给生殖细胞，这完全不符合事实。特
别是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哪位科学家得到获得性直接遗传的证明。但拉马克
的这个假说在很长时间内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有所发展。发展拉马克这个
假说的主要是达尔文。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国人曾用八个字作了准确的概括：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此过高估计自然选择对物种变化的作用，必然使
达尔文得出和拉马克同样的结论。1866年，达尔文在《动植物在家养条件下的
变异》一书中用了五章篇幅来论述变异原因和变异法则，指出：环境条件的变
化能直接或者通过生殖细胞间接影响机体，其中还包括器官的使用和不使用引
起的反应。与此同时，达尔文认为用进废退对遗传起着很大的影响，他在《物
种起源》一书中多次表达了他的这个观点。他在研究家养动物时认为：“毫无
疑问，在我们的家畜中能运用加强和增大某些器官，不用则使之衰退；而且这
类变化是遗传的。”在该书的第五章中他用了整整一节来论证后天获得的性状
是能遗传的。为支持自己的观点，他列举了大量事例，比如奶牛因经常挤奶而
使乳房增大，增大的乳房这一性状能遗传下去，等等。其实达尔文始终也没能
弄清楚生物遗传和变异的真正原因。拉马克和达尔文始料未及的是，他们那些
纯属学术性质的不成熟的“特设性假说”，在后来竟然为人所乘，在社会政治
方面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米丘林的“园艺革命”，在方法论上与拉马克主义不谋而合。即以外界环
境条件为生物遗传和变异的决定性因素，而轻视生物自身的遗传基础在遗传和
变异中的作用。当然，淳朴的米丘林从来也不曾有过把他的这些偏向引申到人
文领域、以此为某一种社会政治学说提供自然科学基础的欲念。但他的继承者
李森科－普列津特们却不会如此淳朴，他们把米丘林的这些偏向最大限度地借
题发挥，把米丘林的农艺学、园艺学实验即纯粹的技术手段，夸大为一种哲学
体系，使之富有一种社会政治内涵。1955年10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中华自
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联合举办的“伟大的自然改造者伊·弗·米丘林诞生一
百周年纪念会”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曾在开幕词中对作为一种哲
学体系的"米丘林生物学"所蕴涵的社会政治意义作如下表述：

　　米丘林是生物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的不朽格言，“我们不能坐待自然
的恩赐，我们的任务是向自然索取”，正表明米丘林学说的实质。米丘林的一
生，特别是六十年间的科学实践，也最完美地证明了他的话是永不磨灭的真理。
……同时也极其生动地告诉我们：人的力量是应该而且能够比自然更好。

　　米丘林的有光辉的成就给生物科学更提供了不朽的理论财富。他发扬了达
尔文学说的正确方面，克服了它的缺陷，把生物科学提高到了新的阶段。他不
屈不挠地用种种创造性的方法和实验来阐明了植物有机体发育的规律，进而掌
握着这些规律对于有机体加以改造。他证明了在有机体长远发展的历史中，有
机体总是和它所同化的外界环境条件相适应，从而改变自己的结构和机能：环
境条件对有机体类型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决定的作用，是有机体的遗传和变异发
生的主要源泉。这样，我们便可以根据需要，控制环境条件，有目的地动摇有
机体的遗传性，使它发生变异，并使变异传给后代。米丘林创造了控制有机体
生活和发展的一系列的科学方法来定向改造有机体。

　　郭沫若进一步总结说：

　　米丘林的有光辉的成就更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辨证唯物主义哲学。米丘林从
事研究工作，是善于把理论和实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实践了改造有机体本
性和创造有机体新类型的革命任务，他的学说成为了人类积极干预自然而对于
生物类型加以定向改变的有力武器，这就进一步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提供了
更丰富的自然科学上的证据。

　　其实可以对作为一种哲学体系的“米丘林生物学”所蕴涵的社会政治意义
作更简明的概括。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生物则是外界环境条件的总和。生物
既然是外界环境条件的总和，也就可以通过对外界环境条件的改变，来改变生
物品种乃至创造新的生物品种，人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向改变生物、
改变自然，实际上也就是说，在人力和自然力的关系上，人力处于支配地位，
自然力则处于从属地位。因而不是人应当对自然力抱有敬畏之心，尊重自然，
与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状态。而是相反，人就是造物主，人就是上帝，自然力永
远屈从于人力，自然因此必须永远服从人的意志。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完全否认生物的自主性，而以他律——即人对自然
的强加——为生物界乃至整个自然界的基本特性。计划机制——自然完全从属
于人的计划安排——也就成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基本架构。这样一种理论架构随
着遗传学的创立，而面临着愈来愈严重的生存危机。换句话说，遗传学在客观
上对拉马克主义尤其是对拉马克主义新变种的“米丘林生物学”构成了致命的
一击。

　　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所创立的遗传学，是对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
亦即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致命威胁。遗传学与所谓“米丘林生物学”之争，因
而主要不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被视作你死我活的两种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一
场决战。

　　在现代生物学的发展中，没有哪个分支能象遗传学那样得到迅速的发展。
对于遗传问题，人类很早就有了注意和关心。特别是在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
种起源》后，他所阐述的进化论大大引起了人们探求生物进化规律和机制问题
的兴趣。《物种起源》发表不久，一种与达尔文的研究方向不同的精细的植物
杂交实验开始了。这就是奥地利神父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

　　孟德尔于1822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他的家乡是一个素有“多瑙河之花”
的美誉的小村庄，村民们都爱好园艺。小孟德尔也经常随父亲干点轻活儿。在
这里他学到了不少园艺知识，为他后来的植物学研究打下了基础。二十一岁的
孟德尔大学毕业后，到布隆当了几年教士，四年后又当上了神父。但他的兴趣
却不在天堂，他所酷爱的始终只是人间的植物学研究。为此，二十九岁那年，
他又到维也纳大学就读，接受了系统的科学训练。

　　从1856年开始，孟德尔着手严格的实验研究。在布隆修道院的后花园里有
一个小小植物园，那里种满了奇花异草。它们都是孟德尔的实验对象。孟德尔
相信，仅仅依靠自然选择等外界环境条件不可能形成新种；他想通过植物杂交
实验来揭开遗传之谜。比较多种植物之后，孟德尔发现豌豆最适宜。豌豆有七
种易于识别的性状，如高矮、花色、蔓高、种子表面形态等等。他先选出高个
儿豌豆和矮个儿豌豆，使之杂交；第二年把杂交得到的种子再种下去，长出的
是高个儿豌豆。而后，让这种高个儿豌豆自花授粉结出种子。第三年，这些种
子的成长结果非常有趣，有高的，也有矮的，高矮之比恰好为3：1。孟德尔让
这些豌豆自花授粉结出种子。第四年，再播下这些种子，结果更为奇特——矮
个儿种子得到的都是矮个儿，高个儿种子却不同：有三分之一长成高个儿。孟
德尔由此得出结论：第一代植株都具有两个决定高度性状的因子，每一亲体赋
予一个因子。高的因子是显性，矮的因子是隐性，因此杂交后第一代的植株全
是高的。当这一代自花授粉后，这些因子在第二代中的排列可以是两个高因子
在一起，或者一高一低，一矮一高。前两种组合将繁育出同样的后代，各自生
出全是高的或者全是矮的植物，而后面的两种组合则将以三与一之比生出高的
或矮的植物来。经过八年225次人工杂交试验，并运用巧妙的构思和缜密的分析
尤其是缜密的数学统计分析，孟德尔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生物自身的遗传
因子是生物繁衍和进化的决定性因素；还得出两条重要的遗传定律，即分离定
律和自由组合定律。他把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植物杂交试验》杂志上，
遗憾的是，他的划时代的发现没有引起包括达尔文在内的当时任何学者的注意。

　　十九世纪末，荷兰的德·弗里斯、德国的柯灵斯、奥地利的丘歇马克各自
独立地进行植物杂交实验，分别得出了与孟德尔一致的结论。他们还以为自己
有了全新的发现，都准备在1900年披露他们的发现。可当他们最后去查阅相关
资料时，他们意外地读到了孟德尔的论文。于是向世界公布了孟德尔的成就。
怀才不遇的孟德尔生前常常说：“我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在被埋没了整整34
年之后，他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瓦维洛夫的老师、著名生物学家贝特森对重新发现孟德
尔学说所作的贡献。贝特森在1900年之前并不知道孟德尔的论文。他是在前往
出席皇家园艺学会会议的火车上读到荷兰学者德弗里斯寄给他的孟德尔论文的
复本的。当时他拍案叫绝，据此马上修改了打算在皇家园艺学会会议上使用的
演讲稿，以便把对孟德尔的成就的说明包括进去。从这时起，贝特森就以“孟
德尔主义的传道者”开始了他的新生涯。他第一个把孟德尔的论文翻译成英文；
正是出于他的创意，由孟德尔开创的新学科才有了自己的名字——1906年，贝
特森在向第三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提交的论文中，首次公开建议把这门新学科定
名为遗传学。他说：

　　同别的新行业一样，我们一定要采用一种术语，尽管对初学的生疏者来说
有不便之处，但对名工巧匠来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把这个名词
作为一个工具，并使它流传下去是必要的。可是，科学活动的这些特性虽然如
此明显，但科学本身却仍然没有名字，我们只能用烦琐的而且常常会使人误解
的迂回说法来描述我们的研究工作。面临这个困难，我建议这次会议考虑采用
‘遗传学’这个词，他完全能表述我们所从事的阐明遗传和变异现象的工作……

　　这一建议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作为一门精确的实验科学的遗传学这才正
式确立，两千多年来人类关于生殖遗传的种种纯粹以粗俗体验为基础的臆测和
遐想就此结束，代之以缜密的科学实验方法和创新的科学思想。直到今天还在
使用的遗传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同样出自贝特森的创意。著名遗传学家雷纳在
1961年曾发表文章强调指出：“性细胞的纯度，纯合体和杂合体，上位的和下
位的，等位基因——所有这些术语，以及遗传和变异这门新科学的名称——遗
传学，都是由贝特森创造的。不管遗传学家们在什么地方集会，在他们所使用
的术语方面，都表现出贝特森总是在他们中间。”正如德国学者亨斯多倍所说：
贝特森是“1900年后，在英国最热忱地支持遗传学的一位科学家”。“我们应
该纪念这位伟大的遗传学先驱，并对他的研究工作表示敬意，因为他的工作同
重新发现孟德尔学说的三位遗传学家的工作相比，是毫不逊色的；贝特森完全
有资格侪身于为进一步了解遗传学开拓广阔道路的先驱者之列。”瓦维洛夫学
术上的辉煌成就，便与贝特森息息相关——1910年，贝特森出任位于默顿的约
翰·英尼斯园艺研究所所长，在他的努力下，该所成为英国遗传学研究的中心。
三年之后瓦维洛夫来到这里，在贝特森的直接指导下深造。贝特森对瓦维洛夫
在学术上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致于瓦维洛夫一直把他看作是自己主要
的精神导师之一。贝特森的精心雕琢，使瓦维洛夫成了孟德尔在苏联的头号传
人，成了苏联首席遗传学家；但他万万没有料到，最终是使瓦维洛夫成了世界
历史范围内遗传学最大的牺牲者。

　　紧接着孟德尔向拉马克后天获得性遗传假说提出挑战的是德国生物学家魏
斯曼。魏斯曼在1892年提出了著名的种质概念。他认为，生物体是由种质和体
质这两部分组成的。种质就是生殖细胞，专管生殖和遗传；体质包括各种专业
化的细胞组织，如神经细胞、肌肉细胞等，从事日常各种营养活动。生殖细胞
可以世代相传，不但产生新个体的生殖细胞，而且产生体内一切无数类型的细
胞。而体细胞仅能自行繁殖，产生与自身相同的细胞。生殖细胞有不间断的历
史，是不死的；体细胞是生殖细胞的副产品，它可以死去而不留下后裔。体细
胞在环境影响下后天获得的性状变化不影响生殖细胞，因而也就不会遗传。只
有种质细胞才能在世代间保持连续性。似此，后天获得性遗传假说也就站不住
脚了。魏斯曼是一位进化论者，他支持和赞同达尔文的选择理论，但他不同意
达尔文在论述遗传和变异时所持有的观点，更激烈反对拉马克的后天获得性遗
传假说。为了证明体细胞的变异不会影响生殖细胞，魏斯曼做了连续22代剪断
小鼠的试验，结果，剪除尾巴的小鼠后代仍然长出与正常小鼠等长的尾巴。从
而否定了后天获得性状能够遗传下去的结论。这个实验是粗糙的，存在着一定
的局限性。但这个实验是革命性的，它表明那种片面强调外界环境条件而忽视
生物自身的遗传基础的观点是错误的。

　　魏斯曼否定后天获得性遗传的革命性观念受到正统的达尔文主义者、新拉
马克主义者的攻击和抵制；那时的大多数生物学家都相信拉马克的后天获得性
遗传假说，认为这个法则是解开生物适应和进化之谜的钥匙；相信进化论的哲
学家和社会学家把后天获得性遗传假说当作种族发展的重要因素；教育家和政
治家则把后天获得性遗传假说看作促进社会进步的基础。直到二十世纪初，魏
斯曼的观点才被普遍接受。著名生物学家摩尔根这样评价魏斯曼的种质学说：
“种质独立和连续概念的建立，大部分归功于魏斯曼。当时，后天获得性遗传
理论把有关遗传的一切问题久已弄得漆黑一团。魏斯曼抨击拉马克学说，在澄
清思想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大百科全书·遗传学》也承认：魏斯曼
的种质概念在理论上为遗传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孟德尔和魏斯曼都认为生物自身存在着决定其遗传和变异的的特殊物质，
孟德尔把它叫做遗传因子，魏斯曼把它叫做种质，丹麦生物学家约翰森则把它
叫做“基因”。“基因”这个名称后来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同。随着研究的
深入，后来的学者发现，孟德尔式“遗传因子”与他们在显微镜下所看到的染
色体有密切的联系。新的遗传学说——染色体－基因学说便因此问世。

　　新的染色体－基因学说的主要创立者是上面提到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生物
学家摩尔根。摩尔根1866年生于美国肯塔基州的列克辛顿。1890年在霍普金斯
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本来对孟德尔学说持怀疑态度，虽然远在1902年，就有
学者发现孟德尔式遗传因子与他们在显微镜下所看到的染色体有一定的联系，
但摩尔根认为证据仍然不足，孟德尔学说仍然只适用于特殊的例外的情况而不
具有普遍意义。直到1910年，摩尔根还在给《美国博物学家》杂志投稿论证说，
孟德尔式遗传因子不可能由染色体所携带，因为，倘若由染色体所携带，同一
染色体上的性状势必一起“孟德尔化”。为了亲自检验孟德尔学说是否可靠，
摩尔根和他的助手选择果蝇进行大量的杂交实验。果蝇是一种很理想的遗传学
实验材料， 因为：（1）它的个头小，每只果蝇仅半厘米长，30万个果蝇的重
量仅一磅， 易于在实验室中培养；（2）繁殖快，从出生到性成熟大约只要十
天左右； （3）所含染色体少，使研究者易于观察果蝇的遗传变异特征。摩尔
根将果蝇的近亲杂交试验和细胞学研究结合起来，为遗传学研究领域开辟了新
天地。

　　在大量杂交实验的基础上，摩尔根发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伴性遗传现象，
即某种性状常常伴随着某一性别出现。他在许多野生型红眼果蝇中偶然发现一
只白眼雄果蝇。用白眼果蝇与红眼果蝇交配，在子一代中没有一只白眼果蝇；
而子一代个体相互交配后产生的子二代中，红眼和白眼的个体的数量比，接近
三分之一。这与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的结果不谋而合。摩尔根是个彻底的实
验主义者，他坚信科学上的是非曲直只能通过实验的手段给予正确的回答。在
他认为未经实验确证之前，无论多么流行的理论，他都不肯轻信。而一旦通过
了实验的检验，他就毫不犹豫地改变自己原有的怀疑态度。果蝇杂交实验证明
了染色体就是孟德尔式遗传因子的真正携带者，证明了孟德尔学说的不可动摇
性，摩尔根从此成了孟德尔学说的继承者。他出版了专著《孟德尔的遗传学机
理》，在该书的前言中，他向读者解释了他的思想流变过程：“我们常常被问
到：那么，为什么你们要陷在染色体里蹒跚而行呢？我们的回答是，既然染色
体提供了孟德尔定律所要求的那样一种确切的机理，既然有日益增多的资料清
楚地指明染色体是孟德尔式因子的携带者，在那样一种明若观火的关系面前闭
上眼睛，那将是愚蠢的。”摩尔根不仅仅是继承了孟德尔学说，而且大力发展
了孟德尔学说。他的进一步分析实验表明，染色体是基因的物质载体，基因是
象串珠那样以严格的直线排列在染色体上的；而且位于同一条染色体上的某些
基因彼此靠近，“连锁”一起不易分开。摩尔根根据许多不同的突变果蝇的子
代连锁基因的分离频率，作出了果蝇四个染色体的连锁图，第一次把代表某一
特定性状的特定基因与某一特定染色体上的特点位置联系起来，从此基因被看
作是染色体上占有一定空间的实体的遗传单位。所有这些发现，极大地震撼了
国际学术界。许多学者不敢相信摩尔根的发现是真的，甚至包括象贝特森－瓦
维洛夫师生这样坚信孟德尔学说的科学家，起初也对摩尔根的发现持怀疑态度。
1922年贝特森访问了摩尔根的实验室，他所亲眼看到的铁的事实使他的怀疑焕
然冰释，回国后写信表示他对“已在西方升起的新星”的敬意。瓦维洛夫也和
他的老师贝特森一样，在耳闻目睹之后才转而信奉摩尔根的新理论。在为摩尔
根的一部著作所写的前言中，瓦维洛夫回忆了他1921年访问摩尔根实验室的情
景：“在这个实验室里，怀疑论者们在极为仔细地听着。根据遗传和发育的复
杂现象，我们当时认为，染色体中的基因像串珠一样严格成线性分布的可能性
不大……。象其它人那样，我们向摩尔根讲述了自己的怀疑。他回答说，作为
一个胚胎学家，他自己一开始也是个怀疑论者，但是极其大量的事实最简单不
过地表明，基因是作线状分布的。他建议我们花几天时间去看一看实验材料，
线性假设正是建立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之上的。他又补充说，他愿意接受其它任
何一种能满意地对所观察到的一切事实作出解释的假设。”摩尔根说服了贝特
森－瓦维洛夫师生，也最终说服了整个国际学术界。他的代表作《基因论》，
因此被视作遗传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开创了细胞遗传学的新时期。而《基因
论》所集中陈述的新的染色体－基因遗传理论就和牛顿所创立的万有引力定律
及稍后爱因斯坦所创立的相对论一样，被奉若圭臬。这一理论无可辩驳地证明：
生物的遗传必须通过生物自身的遗传物质——基因——而实现，传物质——基
因——必须有遗传的实体作为它的载体，染色体则是遗传物质的载体。基因在
遗传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负责亲代到子代的性状的传递；同时，基因还是个
体发育的依据。摩尔根的新发现使他获得1933年度诺贝尔奖金。由孟德尔和魏
斯曼开创的经典遗传学到摩尔根时代便宣告完全形成了。

　　对由摩尔根最终完成的经典遗传学的基本理论，童第周先生在文革期间是
这样介绍的：

　　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是继承孟德尔和魏斯曼学说并加以修改、补充发展起
来的。他们以细胞为基础，运用数量统计的方法，研究遗传的基本规律。所以
把遗传学和细胞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各种遗传性状的出现，在细
胞内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他们称这种物质为“基因”。基因学说便是摩尔根学
派的中心学说。

　　细胞有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和存在于细胞质中的各种细胞器。他们认
为，负有遗传责任的基因，主要存在于细胞核内。……

　　细胞核内有成对的染色体。……摩尔根学派认为细胞质的分化，或各种遗
传性状的出现，是由核内染色体上的基因控制的。染色体不受细胞质的影响。

　　构成细胞核的物质主要是染色体，因此，多年来细胞核的研究，成为遗传
学家和细胞学家的主要对象。对细胞核的结构和功能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方
面的成就，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他们的努力。

　　四十年代以来，生物化学研究进展很快。实验证明构成染色体的物质是脱
氧核糖核酸和蛋白质。摩尔根学派认为，基因就是脱氧核糖核酸组成的，脱氧
核糖核酸是遗传讯息的负荷者，它能复制与自己相同的脱氧核糖核酸，并能合
成特异的核糖核酸，核糖核酸离开细胞核进入细胞质，作为样板在细胞质内指
导合成各种的蛋白质。换句话说，脱氧核糖核酸所负荷的遗传讯息，由核糖核
酸传至细胞质，实现遗传的性状。因此，称这种核糖核酸为信使核糖核酸。这
是摩尔根学说的新发展。这一学说为一般学者所接受，所以对核酸的研究，成
为现代遗传学上和整个生物学上广泛的课题。

　　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中，不能不自外于“摩尔根学派”的童第周先生，也还
是承认了“摩尔根学派”的成就，承认他们是世界遗传学的主流，代表着遗传
学的方向。童第周先生所说的遗传学界“两个主要的学派”究竟谁是科学谁是
伪科学，历史其实早就作出了再也明确不过同时也是再也公正不过的裁决。所
谓“米丘林学派”的主将李森科及其喽罗，在世界遗传学功臣的所有龙虎榜上
都名落深山，他们的那些花拳绣腿在科学史上根本得不到一席之地，他们已经
被从神圣的科学殿堂中永远地放逐出去了。

　　生物与环境的统一，这当然是生物科学中公认的基本准则。任何生物都不
能脱离环境，它必须从环境中摄取营养，通过新陈代谢进行生长发育和繁殖，
才能表现出性状的遗传和变异。所以，生物任何性状的表现，都是遗传与环境
相互作用的结果。但生物与环境的这种统一性绝不意味着，生物的外界环境条
件与生物自身的遗传基础在生物的遗传和变异过程中的作用是同等的，更不能
由此推论生物的外界环境条件是生物遗传和变异的首要因素。基因说的最终确
立，染色体的发现，尤其是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无可辩驳地证实在生物的遗
传和变异过程中，生物自身的遗传基础是决定性的因素；与外界环境条件相比
较，生物自身的遗传基础是第一位的。生物的自主性、自然的自主性，也就由
此得到了确立。自然力屈从于人力，自然完全服从人的意志，即人对自然的强
加、人对自然的计划机制，因而就完全丧失了合理性、合法性。

　　几乎可以这样断言，遗传学的正式创立及其后来的发展，宣告了拉马克后
天获得性遗传假说的寿终正寝，宣告了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彻底破产。
但李森科是不可能接受这种结局的——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实质上不过是
“李森科主义”的同义语；“米丘林生物科学”的破产实际上等于他个人事业
的破产。他怎么能够甘心呢？但如果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仅仅是“李森科
主义”的同义语、仅仅是李森科的个人事业，仅仅是李森科不甘心破产，那倒
也无关紧要——因为那不过是螳螂挡车。问题在于，达尔文学说被确认是“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而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则
被确认是达尔文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如周建人先生为纪念米丘林逝世十七周年
而发表的《向米丘林学习》一文所概括的：

　　但达尔文的学说不是全部正确的，有正确的部分，也有错误的部分……达
尔文学说的正确部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已被折磨得只剩痕迹，但是在社会主
义的苏联却继续发展着。米丘林把达尔文学说的错误部分去掉，而发扬和充实
其正确部分，成为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

　　正是基于对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此种定位，所以郭沫若才会宣称：
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进一步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提供了更丰富的自然科学
上的证据”。而这也就意味着，对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的任何动摇，都是
动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基础”，因而都是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主义
哲学。这实际上是说，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所创立的遗传学，是对所谓“
马克思主义哲学”亦即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致命威胁，遗传学与所谓“米丘林
生物科学”之争，因而主要不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被视作你死我活的两种敌
对意识形态之间的一场决战。

　　在事实上，遗传学的所有成就，当然并没有对真正的亦即原生形态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构成什么威胁。生物的自主性、自然的自主性，这些本来是马克思
早就承认的。马克思反复强调事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反复强调自然规律不
可抗拒，这些与遗传学成就的人文内涵是完全一致的。的确，人固然是万灵之
长，但归根结底，人是自然之子，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作品。相对于自
然的造化，人无论怎样穷智竭力，也永远是望尘莫及，人永远只能是自然的稚
拙的小学生。“米丘林生物科学”将人力凌驾于自然力之上，其理论依据，是
人能够定向改变有机体的本性，培育出合乎人类需要的动植物的新品种，从而
能够完全控制生物的发育和发展。这是一种夸张。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生
物品性，但不能根本上改变生物品性，直至今天，也还没有一种由人类创造的
全新的生物品种问世，原因就在于此。金鱼是人造的，但即便金鱼，也说不上
是全新的品种。金鱼的前身是鲫鱼，早在唐代，人们就发现有一种特化变体的
鲫鱼呈金红色，比正常的青灰色鲫鱼美观，便称为“金鲫鱼”，养起来观赏。
在人工饲养的条件下，这些变体鱼和正常鱼完全隔离，其变态就被人为地保留
下来。以后不断有新的特化变态出现，变态愈严重，就愈为人们所喜爱而予以
保留。经过漫长岁月的变态积累，便有了今天千姿百态的金鱼“品系”。从外
观看来，它们和普通鲫鱼几乎毫无共通之处，似乎已经是纯粹人造的全新的品
种。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金鱼的变态积累虽为人们所喜爱，但对金鱼而言，
则是被迫的，没有什么生命力可言。它们只能在人为的特殊条件下勉强生活。
如果放归自然，金鱼通常会全部死去；倘若环境的改变比较缓和，允许部分金
鱼继续存活，则在其繁殖过程中，子代小鱼将继续表现不同的性状，其中愈是
接近其远祖鲫鱼的小鱼，其生存能力愈强，因而在自然环境中存活的机率愈大，
其余的则逐渐被淘汰，经过若干代的自然反向淘汰以后，最后存活的子鱼便如
《圣经》所说的“各从其类”，仍旧变回为鲫鱼。倘若其间有普通的鲫鱼参与
混交，则可加速这一回归过程。二者可以混交，也表明它们仍旧同属一个鱼种，
并无所谓“全新”的品种出现。这一事实说明，即使经过千年的隔离选择和变
态积累，既没有变出一个新的鱼种，也未使鲫鱼有任何变化，鲫鱼还是鲫鱼。
狗也是经过人工改造而形成的动物，但狗的变态同样是可逆的——倘若听凭各
种狗自然混交繁育，很快就会变为野狗的体型，归回狗的本态。经过人类定向
改变的有机体是一种变态的有机体，其变态在自然环境中没有生命力可言，最
终要么被自然环境所消灭，要么被自然环境所同化，人工仍旧不敌天然，人类
又何从完全控制生物的发育和发展？“米丘林生物科学”将人力凌驾于自然力
之上的第二个依据，是自然属于“无智”世界，自然力是一种无意识的盲目的
力量，因而需要人类去计划自然，组织自然，主宰自然。这种对自然的理解是
曲解，因为它完全抹杀了造化的无穷伟力。单就生物界而言，其神奇智能已足
令人叹为观止。一粒豆子掉进土中，豆粒落地的方位是随机的，其胚胎或上或
下或左或右并无一定，它服从数学上的概率原则。但一旦种子开始萌芽，其发
育生长的方向则完全服从生命的要求，绝对不受概率的支配。其根芽即使转180
度的弯，也要向下生长；其茎芽即使翻一个跟斗，也要向上生长，绝无例外。
根据生物学原理，只有这样，根系才能获得水分和营养，枝叶才能获得阳光和
空气。而豆粒之所以这样却与人力无关，完全凭借自身的智能。其它植物莫不
各有奇招——蒲公英等植物的种子长有几根纤毛，这使它们具备了良好的空气
动力学性能，使它们可以在成熟后随风远扬；凤仙花的蒴果和多种豆类的荚果
则是有效的弹射器，在种子成熟后可突然爆裂，将种子弹射到数公尺以外；苍
耳子等植物的种子既不能飞，又不能弹，却长有巧妙的倒钩刺，能钩挂在动物
的皮毛和人的衣物上随之远行。那些靠鸟类传播的植物则都有甜美的果实，以
吸引鸟类啄食，如桑葚、枸杞等。热带有多种食虫植物，其中之一是猪笼草。
它的叶子上有个小口袋，袋底能分泌芳香的蜜汁，以招引虫类入内，但其袋口
内面却十分光滑，使虫类在试图取食蜜汁时因立足不稳而滑落袋底，这时袋口
上方的盖子立即将袋口封闭，盖子及袋口边缘的刚毛互相紧扣，使袋内的虫类
断无逃脱可能，直至袋内分泌出的消化液将之完全消化为止。然后袋口重新开
启，等待另一个虫类上门。美洲则有一种食虫植物，或可称为“迷魂草”。它
的捕虫手段更高一筹：能发出独特的香气，虫类一闻到这种香气，就象中了传
说中的“迷魂香”似的，立即丧失逃生能力而落入花杯中，即使有人从中把它
们取出来，它们也不知道展翅逃命，还在那一带乱爬，最终仍不免落入花杯之
中，成为“迷魂草”的猎物。植物的所有这些高明的设计，当然都不是出自人
之手。再看看动物界。萤火虫为什么能够发光却不发热？蚂蚁为什么能够预知
暴雨将临，而预先将大量泥土堆积于洞口周围，一旦暴雨来临，泥土便可将洞
口封闭，以免雨水灌入洞穴？是谁给了它们聪明智慧去作如此简单但却有效的
防洪设计？蜘蛛结网捕虫，几乎万无一失，为什么它自己却不被粘住？鹰隼等
猛禽自上而下捕捉猎物时，并非对准目标俯冲而下，却是采取大约三十度左右
的斜角自一侧下滑切入。而据专家试验，落体在空气中下滑时，这个角度可以
得到最大的速度，而且捕获猎物之后，可立即升空，比直接向目标俯冲更有效。
但当它们下水捕鱼时，却又采取大角度俯冲，因为如果以斜角切入，就会被水
面弹回，无法钻入水中。这样精确的空气动力学运动，难道不是“巧夺人工”
吗？正是生物界奇妙的智能，引发了工艺学中的仿生学。人们不能不承认，生
物体的天然结构和功能，远远超乎人造物体之上，自然的造化远远超乎人力之
上，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其实又何止动植物才具有那样神奇
的智慧。浩茫无际、气象万千的宇宙，是那样的井然有序，就象一位外国学者
所说的，正如一部硕大无朋的并按照精确无比的程序运转的超级电脑。这台比
任何人造电脑都超卓亿万倍的超级电脑，它的神奇智慧又哪里是我们人类所能
想象的呢！至于有小宇宙之称的人体，仅就我们现有的知识而言，其结构和功
能的精妙就已经是匪夷所思了。人体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器官都是杰作，即
使那些貌似微末之物也无不具有深刻的用意。不能不承认，我们所在的世界并
不是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仅由无数偶然事件堆积而成的杂烩，而是处处充
满了高超的智能。对这个处处充满了高超智能的世界我们究竟能了解多少呢？
老实说，我们所能了解的永远都是微不足道。知识愈丰富，就愈会发现造化伟
力之不可穷尽，就愈会发现人力之稚拙有限，就愈会发现人对自然的强加、人
对自然的计划机制之虚妄可笑。而在人类历史上，确曾有那么一个时期，即在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幻想借助于科技的力量凌驾于自然之上，但科技力量的放
纵，人力的放纵，不仅没能如人类所愿，按人类的计划定向改变自然，创造出
一个全新的“自然”，结果只是造成自然生态的失衡，招致自然力的严厉报复，
人类的生存条件因此反而恶化了。就长远讲，就宏观讲，“天工”是人类永远
无法企及、因而是人类永远无法“巧夺”的。在人力对抗自然力的企图已连续
遭到惨败之后，“米丘林生物科学”仍然无视生物的自主性、自然的自主性，
仍然幻想完全用人力计划自然、组织自然、主宰自然，这当然只是由无知的狂
妄中所产生的一种梦呓。

　　对这种梦呓，童第周先生有过很客气的评述：

　　首先是，我觉得或者是我没有深入研究，他们对遗传的概念不十分明确。
他们认为新陈代谢是遗传的基本条件，改变了新陈代谢类型，就改变了遗传性。
新陈代谢是生理现象。根据这一概念，遗传性究竟是什么，它与生理现象有什
么区别，是不是生理现象就等于遗传性，这样，它们便是同一性质的东西了。
李森科等认为个体发育中的变质，就是遗传性的表现，不同的发育阶段要求不
同的条件，就表明有不同的遗传性。究竟个体的各发育阶段是遗传性的表现，
还是遗传性的改变，遗传和发育的区别和关系在那里，在概念上也没有明确。
遗传学与发生学和生理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也是若干年来发展的趋势。李森
科等从这方面进行工作还是明确的，但三者毕竟是不同性质的三方面，在概念
上必须分别清楚。此外，在用词上也有使人难以解释的地方，如“同化外界环
境条件”，同化的意义大概是从新陈代谢来的，“通过新陈代谢的过程，外在
的生活条件被生物同化后，构成自己的躯体，而原来内在的条件，则在异化过
程中成为外在的。”但外界的条件很多，如声、光、电、磁、热等等，生物体
如何能同化它变为内在的呢？或异化它变为内在的呢？也令人费解。在19世纪
中叶以前和细胞学说提出以后的一个阶段里，生物学者对遗传问题也没有一个
明确的概念，所以对遗传现象的说明，往往与其它问题或学科，特别是与发生
即个体发育混在一起。米丘林学派对遗传的解释，我觉得或多或少同那个时期
一般的概念有相同的地方。

　　米丘林学派强调外界因素对遗传性的作用，认为“遗传性是生物体在以前
许多世代中所同化的外界环境条件影响的集中效果”。这是外因的条件论，忽
视内因的根据，也不是辨证的。

　　现象的存在总是离不开物质的，米丘林学派对遗传现象的解释没有进到细
胞的水平、分子的水平和精密的物理化学的分析，所以在科学的基础来说是不
够着实的，远不及摩尔根学派的那样精密。

　　米丘林学派否认染色体、基因对遗传现象的特殊作用，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摩尔根学派把染色体或基因作为遗传的唯一物质，或主要物质，这是他们的片
面性。但大量的实验成果都证明改变染色体的数目，或损坏染色体的某一部分，
都会影响遗传性状的出现。在实验胚胎学中，我们也多次证明，去掉一半以上
的细胞质，如不损害细胞核，遗传性状的出现也可以得到正常，如损害了细胞
核或减少了细胞核的物质，就会使某些性状发育不正常。这些事实，都证明细
胞核或染色体或基因对遗传性状的特殊关系，我们不能无视这些具体事实。

　　但对“无产阶级金棍子”来说，事实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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