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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macs (In the Name of Love), 信区: Science
标  题: 第四章　打倒遗传学！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08月04日11:20:57 星期天), 站内信件



　　　　　　　　第四章　打倒遗传学！


　　斯大林同志需要有人为他的新的政治哲学体系、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是
为他的定向改造社会的试验提供合法性说明。“米丘林生物科学”恰逢其时，
当然要宠冠天下！

　　“米丘林生物科学”是一种梦呓。但这种梦呓却不仅适应苏联官方意识
形态，而且尤其适应斯大林同志所正在进行的社会试验、正在确立的社会秩
序。斯大林同志相信，正如生物是无智的、自然是无智的，因而生物、自然
都是不能自主的；人群也天然地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人群的“自发”力
量和自然力一样是无意识的、盲目的力量，这也就注定了人群是不能自主的。
必须由极少数掌握了人类历史进程的秘诀的精英来计划人群、组织人群、主
宰人群，象园艺家定向改造有机体的本性那样定向改造人群、象园艺家创造
有机体新类型那样创造新人群。而这种对人群的定向改造和创造是完全可行
的——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只要极大地改变社会关系，比如说，
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人的本性就会改变，从而使整个人群得到根本
改变。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同志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这样的改造和创造进程。
首先是完全终止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实则是完全排除了社会的自然力，
而以政权力量取代之。利用政权力量，即暴力，来改变全部的社会关系。不
是从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中形成、而是完全人为地创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
这种从人的意志中产生的社会秩序，其最大特征就是完全服从创立者的意志，
完全在创立者的计划安排下运转。社会的自然力既然早已被排除，在新的社
会秩序的运转中当然也就完全不起作用了。起作用的仅仅是极少数精英的个
人意志。整个社会生活——从飞机大炮的生产，到一张尿布的分配、一座厕
所的维修；从一部歌剧的创作到一个信封的设计——从精神领域到物质领域，
事无巨细全盘纳入国家计划，全部由国家权力控制。创立这种全新的社会秩
序并长期维持其运转，当然不会没有代价。农业集体化的代价就极其惨重。
1942年8月14日晚上斯大林同志在宴请丘吉尔时， 闲谈间坦承：“集体化政
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丘吉尔并不意外，说，他始终认为苏联搞集体化很
难，因为这需要对付几百万小民。斯大林同志听了却颇不以为然，马上更正：
“不，不是几百万，是一千万！这是一种可怕的事情，持续四年之久……”。
不惜对广大“小民”施加赤裸裸的暴力，事实上也的确是以几百万农民的生
命为代价，在苏联农村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创立了“社会主义新农业”。
但无论代价多么惨重，斯大林同志从不动摇。他坚信“人的力量是应该而且
能够比自然更好”，完全按照人的意志、依靠暴力强加来定向改造社会关系，
因此不过是“可怕的善行”，必须这样做。结果如何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了。
付出惨重代价的农业集体化只是加深了苏联的农业危机，不仅斯大林同志本
人饱尝了这一苦果，后继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也都不能不
饱尝这一苦果。苏联固然一度强盛，但这不过象人工培育的、专供观赏用的
金鱼，用强力使其与正常社会完全隔离，在绝对封闭中才能维持人为的特殊
条件，只有在这种人为的特殊条件下所谓“全新”的社会秩序才能生存。一
旦强力不再能够维持隔离，封闭状态被打破，人为的特殊条件因之而被破坏，
那么，所谓“全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无法生存了。被改造了的人群这时就象
放归自然的金鱼，要么维持变态而被社会的自然力所淘汰；要么变态消失而
恢复本态，如《圣经》所说的“各从其类”。这一最后结局斯大林同志当然
是见不到、也绝不会相信的。他要毫不动摇地进行他的社会试验，创立全新
的社会秩序，但他的所有这些努力，与本来遵从自然规律的原生形态的马克
思主义并不吻合，他需要新的基石来奠定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换
句话说，斯大林同志需要有人为他的新的政治哲学体系、为他的新的社会秩
序，也就是为他的定向改造人群、定向改造社会的试验提供合法性说明。而
“米丘林生物学”恰好从自然科学方面满足了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迫切需要。
“米丘林生物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被确定为官方路线，那反倒是咄咄怪
事了。而遗传学的几乎所有成就，则都对斯大林同志新的政治哲学体系、对
斯大林同志创立的新的社会秩序从自然科学方面形成了反证。遗传学在世界
其它地区的突飞猛进，斯大林同志固然莫可奈何；但在苏联境内，运用专政
力量打倒和最终消灭遗传学，作到这一点却是轻而易举。李森科之宠冠天下
和瓦维洛夫之历尽熬煎，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由政权力量保驾护航，1935－1936年间，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开始直
接挑战瓦维洛夫所坚守的遗传学。岂止是瓦维洛夫遇难，遗传学的三位元勋
——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以及“孟德尔主义的传教者”、瓦维洛夫的
老师贝特森莫不惨遭鞭尸。以致于到五十年代初，一直巍然矗立在孟德尔家
乡的孟德尔雕像，被新政权砸了个粉碎（当时孟德尔家乡已划归捷克斯洛伐
克）。对李森科之流拉大旗作虎皮、求助于米丘林的亡灵糟蹋遗传学的企图，
瓦维洛夫也并不是没有觉察。论战爆发之初他曾致函著名果树栽培专家西米
连科，抒发他的愤怒： 

　　科兹洛夫的同志们在枉费心机地利用米丘林的名声。在米丘林的著作中，
尽管有很大功绩，但也有许多不科学的成分，这和伯克班的情况相同。讨论
这些问题只有在心平气和的氛围中、并且只有在听众和评论者都有足够的准
备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而正如您所知道的，现在情况并非如此……。米丘林
的巨大功绩、他所培育的变种植物的价值以及米丘林作为一贯诚实劳动者的
价值，这是一回事；科学的育种学、科学的果树栽培学则是另一回事。科兹
洛夫的那些同志们和米丘林全然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米丘林的工作是米
丘林个人的事情，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所需要的只是科学。我相信我们的
国家一定会对科兹洛夫的那些同志们所持有的轻率的以及显而易见是浅薄的
主张作出公正的评价，如果不是今天，就必定是明天。

　　瓦维洛夫已经多少明白了一些自己的处境——“如果不是今天，就必定
是明天。”这里包含了多少无奈啊！对今天瓦维洛夫实际上已经不抱什么指
望了。明天当然会属于他，可是明天——对他来说明天是多么的遥远啊！

　　1936年1936年12月12日农业科学院第四届会议既宣告了遗传学和农艺学
的分道扬镳，更宣告了生物学论战性质的演变——苏联生物学被人为地归属
于两大政治营垒，一类被划为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便是遗传学；
另一类则被称作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生物学”或“米丘林生
物科学”——实则是伪科学。

　　其实，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对遗传学的清剿，并不是遗传学在苏联遭
受的第一次磨难。 

　　早在李森科崛起之前的1928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克格勃前身）
就曾发表一份关于“沙赫特案件”的材料，指控煤矿工业大批专家里通外国，
蓄意破坏，制造事故甚至爆炸矿井及从事其它方面的罪恶活动。有五十多名
专家被捕。经过一次特别布置的装模作样的审判，十一名专家被枪毙，其他
专家被判处刑期不等的徒刑。“沙赫特案件”是在科技领域实行血腥镇压的
开端。1929年4月， 斯大林同志在向苏共十六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语重心
长地指出了在科技领域实行血腥镇压的必要性——

　　在我们的每个工业部门里都潜伏着“沙赫特分子”。他们当中很多人被
揪出来了，但并不是全部被揪出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破坏活动是当前反
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形式。这种破坏活动之尤其危险，是由于它跟国
际资本相勾结。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清楚表明，资产阶级分子决没有放下他
们的武器。他们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对苏维埃政权发动新的进攻。

　　最高领袖发出了号召，专政机器当然不敢等闲视之。果然，不久又在科
技领域揭发出了一批接一批“反苏维埃的”、从事“破坏活动”的“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大批声望卓著的知识分子成了这股镇压狂潮的牺牲品，如历
史学家Ｍ·Ｓ·格鲁谢夫斯基、乌克兰科学院副院长Ｓ·Ａ·叶弗列莫夫、
经济学家Ｎ·Ｄ·康德拉基耶夫、热处理工程研究所所长Ｌ·Ｋ·拉姆津；
还有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许多技术专家、高等院校的许多教授以及其它部门的
专家。甚至堂堂苏联科学院也成了这股镇压狂潮的目标。当时苏联科学院还
没有迁往莫斯科，科学院主席团、主要研究部门、图书馆等等都还在列宁格
勒。列宁格勒党委会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政府委员会对苏联科学院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证明苏联科学院是“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活动中心”。这
个判断葬送了苏联科学院的大批知名学者。三位院士被逮捕，数以百计的研
究人员同时身陷囹圄或被开除。不愿坐以待毙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能
是远走他乡。著名物理学家加莫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逃往美国的——所幸当
时边防管制还不算严格。他第一次出逃选的是邻近阿富汗的偏远山区，但没
成功——被哨兵抓了回来。他辩解说他是登山运动员，哨兵相信了他的话，
于是他安然无恙，重返列宁格勒。第二次出逃是在克里米亚黑海修养地疗养
的时候，他坐上小艇企图穿过黑海到土耳其。但海防炮艇早已在领海上巡逻
了。这一回他又被抓住。他借口说航行是他的爱好，再次蒙混过关。这两次
出逃边防部门都未通报当局，所以丝毫没有引起当局警觉，事后竟然还派他
出国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这对加莫夫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他从此一去
不回。到美国后，加莫夫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五十年代初期，他提出
了关于核酸和蛋白质之间通过核苷酸序列组成的特殊信号来传递信息的理论，
轰动了国际学术界。后来建立遗传密码的实验工作都是按照他的这一理论来
进行的。

　　在从肉体上镇压的同时，思想上的清洗更是无孔不入。1929年的苏共十
六大就已提出了在科学战线发起“社会主义进攻”的方针，由此引发清查“
资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急风暴雨。许多本来应该也只有在实验室才能解决的
问题，都被提升到阶级斗争的层面，用纯粹的政治手段去处理。一些享有盛
誉的学术流派遭到排斥；一些科学泰斗诸如精神病学家贝克托采夫、心理学
家考尼洛夫和伟大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都遭到口诛笔伐。许多杰出的物理学
家、数学家诸如卢津、兰岛、弗克、塔姆等等则被划归“唯心主义者”的另
册中。这场风暴一直持续到1934年才告平息。在这场风暴中，经典遗传学备
受摧残。拉马克主义者这时已经向经典遗传学提出公开挑战。虽然人数寥寥，
但他们理直气壮，恩格斯关于在从猿到人的过程中劳动所起的作用的著名论
断——通过食物和活动所获得的特性是可以遗传的——则是他们的主要理论
依据。姑且不论纯粹的逻辑推理是否能够解决自然科学问题；单就纯粹的逻
辑推理而言，他们没有注意到，恩格斯未曾以任何严格证明了的事实去加强
其假说，而且恩格斯的那部作品是在遗传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之前、拉马克
主义被实验否定之前写的。所以，即便在逻辑推理方面，他们也是站不住脚
的。这批拉马克主义者当时主要集中在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所面对的则是
几乎全部苏联遗传学家——以共产主义学院自然科学部为其大本营。论战结
果，许多遗传学家被认定在哲学上属于所谓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学派。就
是因为这个罪名，那些遗传学家被调离了共产主义学院，苏联实验遗传学学
派创始人和群体遗传学奠基人切特维里科夫则被从莫斯科赶了出去，先被流
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然后被赶到符拉迪米尔。流放中的这位遗传学一代
宗师再也不能从事遗传学研究，等到1955年平反复职时，他已是垂垂老矣，
什么都不能做，根本无法重返自己的工作岗位了。1959年他荣获达尔文特别
奖，这是德国自然科学院为纪念达尔文的经典著作《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
年而颁发的奖状。荣获这项大奖的都是世界级科学泰斗，如著名遗传学家米
勒教授、Ｊ·Ｂ·Ｓ·哈丹尼教授等等。但对切特维里科夫来说，这份殊荣
堪称姗姗来迟——获奖时他已是奄奄一息，双目失明。把颁奖的电报向他读
了没过几天，他就与世长辞了。他辞世后的1961年，代表作——《从现代遗
传学的观点论述进化过程的某些方面》的完整译本在美国出版。在译本导言
中，美国遗传学家勒纳尔公正地指出：虽然切特维里科夫被苏联当局从遗传
学界赶了出去，但在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吸引众多遗传学家参与的群体
遗传学将是他最好的纪念碑。

　　李森科没有投入1929－1934年的那场混战。但那场混战对他却是至关紧
要的——正是从那场混战中，他看出遗传学与当局的紧张关系，看出在苏联
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遗传学领域进行阶级斗争的广阔天地，从而最终选定了
“无产阶级金棍子”的人生道路。所以，那场混战的硝烟还未散尽，他就又
收罗人马，披挂上阵了。

　　新的生物学论战肇始于1935年6 月在敖德萨植物遗传研究所举行的农业
科学院院外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森科帮派与瓦维洛夫学派展开了第一次
集中的争论。稍后在李森科和普列津特主编的《春化》杂志上，发起了对遗
传学和育种学更为尖锐的攻击，论战由此逐渐发展为全国规模，而在1936年
12月12日至27日召开的全苏农业科学院第四届会议上达到高潮。这次会议成
了苏联生物学史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之后，苏联生物学的两大分支学科——
遗传学和农艺学——便分道扬镳了。李森科所独霸的农艺学，再也不可能与
真正的遗传学合作，因为真正的遗传学——经典遗传学——已经被当成国家
政权的敌人，因而成了专政对象！

　　在1936年12月的全苏农业科学院第四届会议上，李森科和普列津特作了
范围广泛的演说。李森科的演说的前几个部分是关于达尔文主义的一般性宣
传，然后就转入了对遗传学的全面声讨。李森科强调，有必要对遗传学的基
本概念进行重新评价。那么怎样重新评价呢？李森科宣称：遗传是有生命物
质的一种普遍的内在特性，因此，它不需要一个位于染色体上的、代代相传
的单独的遗传系统。他索性不承认有什么基因。尽管基因的存在是合乎逻辑
的演绎结果，并且有大量确切的实际材料为证。有强权撑腰，李森科气势如
虹，令全世界的科学家瞠目结舌。他对遗传学连一个真正学术性的反对观点
都提不出来，但这并不妨碍他作出这样的武断结论：“细胞的染色体包含一
种与一切其它部分相分离的遗传物质（遗传型），”他说，这种理论完全是
“遗传学家捏造出来的”。

　　最后，李森科说：

　　“细胞学的光辉成就已经给我们对细胞的形态、特别是细胞的认识作出
了很多贡献。我们不仅不否认这一点，而且还充分支持这门科学的发展……
但是，我们确实否认这一事实，即遗传学家，还有细胞学家，将能在显微镜
下看到基因。使用显微镜有可能、也有必要见到细胞、细胞核和个体染色体
中的更详细的情况，但那些都不过是细胞、细胞核和染色体的片断而已，决
不是遗传学家用基因这个词所指的什么东西。遗传的基础并不在于某种特别
的自体繁殖的物质。遗传的基础是细胞，它发展、演化成一个生物体。在细
胞里，不同的细胞器具有不同的意义，但没有一部分不从属于进化论的发展。”

　　就这样，李森科宣判了遗传学的死刑。至于普列津特在同一会议上的讲
话，就更是一篇肤浅的空洞的政治宣传品，更没有说服力了。

　　1936年12月12日农业科学院第四届会议既宣告了苏联生物学界的分裂即
遗传学和农艺学的分道扬镳，更宣告了苏联生物学论战性质的演变——苏联
生物学被人为地归属于两大政治营垒，一类被划为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
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便是遗传学，它以孟德尔在苏联的头号传人、在国内外
享有崇高威望的瓦维洛夫院士为代表；另一类则被称作唯物主义的、无产阶
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生物学”或“米丘林生物学”，它实际上是拉
马克主义的变种，是一种没有得到证明的、抽象的、不可思议的假说，与科
学的发展毫无关系；除了政治权力，没有哪怕是一个遗传学家支持它，这以
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为代表。

　　对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恣意妄为，瓦维洛夫一方忍无可忍，一度奋
起还击。早在1935年夏天，全苏农业科学院主席团成员、莫斯科大学教授米
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扎瓦多夫斯基就曾提请同事们注意李森科－普列津
特轴心道德方面的问题－普列津特曾因奸污一位女大学生而被逐出校门，现
在也还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不诚实的和不干净的人；李森科则以权欲旺盛和投
机取巧而著称。扎瓦多夫斯基院士指出，这样一对“科学宝贝”觊觎苏联首
席科学家的宝座是不行的！与此同时，萨拉托夫的育种家和遗传学家迈斯特
院士也强调：李森科和普列津特明显没有读过孟德尔的片言只语，却对孟德
尔妄加非议，纯粹是玷污遗传学。“我们的育种学是建立在遗传学的基础之
上的，而遗传学取得了大量的成就，尤其是在近几年，”迈斯特说，“不考
虑这些成就——这就意味着什么也不懂。这样的批评，像李森科和普列津特
这样的批评是不象话的，有失我们苏联人的体面。现在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
已决定在我国召开国际遗传学大会，而我们的院士却在无知地嘲弄、污辱遗
传学，我们在像集市上的老太婆那样吵个不休……。居然写什么只有两位育
种家，米丘林和李森科……。米丘林确实作出了巨大成就，但决不能把李森
科和米丘林相提并论，因为他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培育出一个品种……”。 

　　刚刚出任农业科学院院长的穆拉洛夫院士、副院长邦达连科院士和试验
办公室主任拉宾都在会上发言抨击李森科的无知的和不道德的行为。

　　宣判遗传学死刑、正式确立“米丘林生物科学”前夜的1936年12月全苏
农业科学院第六次会议，更是一派狂涛巨澜。科学家们纷纷拍案而起，对李
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痛加指责。著名育种家康斯坦丁诺夫院士、利西岑院士，
著名遗传学家科利佐夫院士、谢列布罗夫斯基院士相继登上讲台。利西岑院
士指出，春化法的效益令人怀疑。康斯坦丁诺夫院士则用具体的数据论证了
利西岑院士的怀疑，他列举了1932－1936年间实施小麦春化法的53个品种试
验区的资料，宣称：春化处理的小麦平均产量每公顷为960公斤， 对照组为
959公斤， 仅四公斤的差别在统计学上是没有意义的，与春化处理的繁杂的
人力物力投入相比，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所以，如果全面实施春化法，苏
联农业并不能从中受益。尤其具有轰动性的，是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
遗传学家格尔曼·米勒的发言。米勒的俄语不太好，所以他的发言是由科利
佐夫院士在会上代读的。但是，这位愤怒的学者要自己来念结尾的那段话。
那段话让所有在场的真正的科学家热血沸腾。“如果我们的杰出的实践家们，”
米勒激昂的声音在宽阔的大厅里久久回荡，“都赞成那些对每一个稍知遗传
学的人来说明显是荒谬的理论和意见，就像李森科院长和他的志同道合者不
久前提出的那些论点的话……那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就将类似于要在巫医和
医学、占星术和天文学、炼金术和化学之间作出选择！”



　　“好极了，李森科同志，好极了！”

　　斯大林同志的一声喝彩，彻底奠定了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至高无上的
“排头兵”地位，这声喝彩却同时把多少真正的科学家彻底抛到了谷底！
随着那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无情地漫卷了整个苏
联学术界尤其是苏联生物学界。

　　但是，真正的科学家的声音，强权从来不予置理。1937年春，斯大林在
中央执行委员会三月全会上发表了《论党的工作缺点和肃清托派及其它两面
派的措施》的著名演说。由此，对遗传学的舆论清剿正式升级为一场政治清
洗运动。瓦维洛夫完全失势，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全苏农业科学院院
长等要职已被免去，只剩下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这样一个虚衔，实际上他已经
靠边站了。但这并非李森科－普列津特们的目的，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置瓦
维洛夫于死地。他们的《春化》杂志在转载了斯大林的著名演说后，刊载了
李森科最亲密的战友、该杂志副主编普列津特的一篇大作，把反对“米丘林
生物科学”那一派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政治反对派等同起来。强加给瓦维
洛夫的罪名愈来愈可怕：“反动派”、“唯心主义者”、“破坏分子”……。
一张张标签贴到瓦维洛夫脸上，而在风声鹤唳的1937年，谁要是被贴上其中
一张标签，那就连上帝也救不了他。瓦维洛夫一派书生意气，典型的温良恭
俭让。1935年夏农科院会议上遗传学家们对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群起而攻
之，唯独瓦维洛夫一人为李森科辨护。1936年12月农科院第六次会议召开之
前，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主要研究人员对自己的所长作了专门“指示”，要他
在会上与李森科展开论战，“作一个有力的发言，大家期待着他”。瓦维洛
夫在学术问题上固然是寸步不让，在会上坚定宣称：“曾有过动摇现代实验
遗传学大厦，把它和反达尔文学说的流派联系起来的尝试。我认为，普遍的
印象是，遗传学大厦依然是不能动摇的，因为它是矗立在极其大量的、精确
的、经过检查的工作之上的。只有同样精确的实验数据才能推翻实验遗传学
的大厦。目前还没有这些数据——所以遗传学还存在。”但他只就学术问题
而论，拒绝像他的同事们所“指示”和所期待的那样，对李森科的品行问题
作出公开评论。处于“全民承认”的顶盛时期的李森科，对瓦维洛夫的温良
恭俭让却是毫不领情。

　　在强化外部围攻的同时，李森科们也加紧了内部策反。几十年后，巴赫
捷耶夫教授——瓦维洛夫当年的研究生——回忆说，有一次，李森科特意把
他叫去，毫不客气地建议他抛弃自己的老师，在李森科的指导下“在另外的
立场上”开始科学活动。巴赫捷耶夫气愤地拒绝了。回到宿舍后，巴赫捷耶
夫仍旧愤愤不平，便在夜深人静时笔走龙蛇，草就了一封致李森科的信：“
我不认为您已经忘记了在您办公室的这次谈话。开始办公前，在接待室里坐
着两位女打字员，我和其它一些来访者在等待瓦维洛夫的到来……这时您来
了，发现了我，说：‘到我这里来坐坐。’我说，不，我要等瓦维洛夫。您
转而问打字员：‘瓦维洛夫还没来吗？’打字员回答，没有来，不过已经派
车去接他了。您打开自己办公室的门，转身又对我说，‘到我这里来一下吧。’
我只好去了。在您的办公室里，您缠了我整整一个小时。最后，您得到了我
对您的卑鄙建议的拒绝，您突然又说：‘想想吧，想想吧！只是不要忘记，
我可是为您着想。’在您‘接待’后，我立即到您对面办公室见了瓦维洛夫，
把这一切告诉了他。”巴赫捷耶夫不愧是瓦维洛夫忠实的学生，但并非所有
瓦维洛夫的学生都这样忠实。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同时也是在名利的诱惑
下，瓦维洛夫的许多研究生不得不易帜，研究所因此愈来愈频繁地发生瓦维
洛夫半开玩笑所称的生物学上的“突变”事件——昨天还在瓦维洛夫指导下
认真从事研究工作的年轻人，今天早上一觉醒来便突然宣布，自己是瓦维洛
夫学术思想的反对派，要求给他们更换指导老师。不仅如此，为了显示自己
立场坚定，他们还必须附和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向敬爱的老师大声地叫
骂。 

　　瓦维洛夫也就不能不处在内外夹击之中。

　　以下是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一次工会会议上瓦维洛夫的同事和学生的发
言。

　　农学家库普里亚诺夫：“你们（指瓦维洛夫）害怕批评，怕得要死。批
评使你们如坐针毡。为什么罗扎诺娃和武尔夫（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教授）
要这样来提问题？因为他们捍卫瓦维洛夫的理论，他们是瓦维洛夫的热心捍
卫者。这是一种有害的理论，要用烙铁来把它消灭干净，因为工人阶级没有
资产阶级也能实现自己的任务，并且已经开始这样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他接下去说：“现在全国都知道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和在瓦维洛夫－李
森科之间进行的这场争论。瓦维洛夫应当去改变工作方法，因为斯大林说过，
需要的不是像瓦维洛夫那样，而是像李森科那样工作！” 

　　研究生东斯科伊：“李森科直率地宣称：不是我就是瓦维洛夫，说得清
楚、明确，很有见地。他说：‘如果我错了，我们两人就都不存在了。’是
的，李森科和瓦维洛夫的论点是不能融合在一起的。应当明白和考虑到，必
须以实验科学的成就来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时期已经到来。由此而出现了
尖锐的斗争和必须对瓦维洛夫学派采取敌视态度。”

　　声嘶力竭的呐喊，骇人听闻的指控充斥着会议的全过程。瓦维洛夫被困
在核心，以他的学者的天真，他是无法理解这一切的。“他满头大汗地爬上
讲台，同时简短地、令人摸不清头脑地，以愤懑的声音说出反对的意见，真
诚地力图说服那些反对他的人：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无知的后果，他了解达
尔文学说并且读过等等。”但这又有什么用处呢？四面楚歌把他的声音淹得
干干净净。

　　否定瓦维洛夫的学术思想，否定瓦维洛夫的学术成就，李森科、普列津
特们意犹未尽，进而向瓦维洛夫的私德发难——便有了对瓦维洛夫旗下的全
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如下一段控诉： 

　　“为了给自己的‘世界作物资源库’收集到30万个编号，全苏作物栽培
研究所组织了去新旧大陆各处的游览参观（？），并为此花了数以百万计的
经费。”“而育种学从中得到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一点不错，白花钱……
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把成百上千的有时对生产和育种工作极为珍
贵的作物封存在自己的两三个作物库里，他们唯恐他人觊觎地守卫着这种库
藏，就像坐在放满黄金的箱子上的悭吝的骑士……不错，米丘林有时从研究
所得到过几粒种子或者几株什么小灌木作物，但是，它们通常总是不发芽。
研究所大概是为了搪塞米丘林倔强的要求，就把最早搞到的早就放在博物馆
的、而且永远失去发芽能力的种子寄给了他。”

　　瓦维洛夫活脱脱一副“学霸”形象！

　　对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和瓦维洛夫抨击的政治部分，是由普列津特负责
的。“我只是工作，而普列津特在为我忙乎哲学问题，”李森科说。这是他
在一次会议上宣称，从哲学观点来看，整个遗传学都应当抛进谬误的垃圾桶
里去之后供认的。普列津特“忙乎”的结晶，可以《论遗传学中的伪科学理
论》为代表。从如下几段高论就可以看出这篇作品的性质——

　　“瓦维洛夫院士完全以摩尔根学说的形而上学为基础，并进一步深化了
他的伪科学的原理，从而建立了自己的亲缘种和栽培作物起源中心的理论。
瓦维洛夫院士有理由认为遗传学家中最反动的一位——贝特森——是自己的
老师。这个贝特森于1914年在澳大利亚发表了有辱科学的讲话，捍卫反进化
论思想，并从自己的反进化的遗传学观点作出了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的种族
结论。”

　　“不是别人，正是从杜林那里可以找寻到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哲学。
为了看清杜林和摩尔根学派的人在变异问题上思想完全一致，读一下他的《
哲学教程》就够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现代摩尔根学说新在何处。这些科学的新奇之
事就其普遍的哲学形式来说，是狂热的反达尔文主义的种族主义者杜林早就
说过，并且被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反杜林论》中从理论上驳得体无完肤的。
难道不值得对杜林和摩尔根学派的人们在意见上的这种‘顺序位置’深思吗？”

　　如此一来，瓦维洛夫便理所当然地成了“企图钻入苏联科学界的国际法
西斯主义的托洛茨基代理人”、种族主义者的学生，坚持的是和马克思主义
的敌人杜林完全相同的思想。把瓦维洛夫及其学派从苏联科学界完全清除出
去，由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金鸡独立，也就是名正言顺了。 

　　这就够让人齿冷的了。但还有更让人齿冷的——在这场大论战中，当局
始终全力以赴地支持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雅可夫列夫
公开以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真正后台自居，而对瓦维洛夫破口大骂，说
新的基因－染色体理论和瓦维洛夫的植物变异学说都是“反动的、反达尔文
主义的”，甚至指斥瓦维洛夫已经把遗传学变成“戈培尔的宣传工具”。斯
大林同志也是爱憎分明。三十年代中期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同志亲切地和
李森科谈话，并给李森科的同伙齐钦打气说：“试验吧，我们支持你”。而
当轮到瓦维洛夫发言时，斯大林同志却阴着脸，挪开凳子走了出去。1936－
1937年，斯大林同志提出了一个口号——苏联的粮食年产量要达到50－60亿
普特；谁也不敢说斯大林同志错了，不识时务的瓦维洛夫却要在《社会主义
农业通报》上发表文章，他在文章中断言，沙俄时代的粮食年产量就已达到
100－130亿普特；在现代技术条件下，苏联的粮食年产量怎么也不应该比沙
俄时代低。克里姆林宫为此专门召见了瓦维洛夫——当然不是要表扬他。在
莫洛托夫的办公室里，瓦维洛夫正在聆听部长会议主席的指教，斯大林同志
从侧门走了进来，一句寒喧的话也没有，便单刀直入地质问：“瓦维洛夫院
士，您为什么要不着边际地空想呢？帮助我们获得50－60亿普特的稳定收入
吧，这对我们足够了。”说完也不道声再会，便叼着烟斗，沉沉地走了出去。
在稍后的一次会见中，斯大林同志断然声称，植物学家的国外考察对谁也没
有用，植物学家不去考虑收获的问题，却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在自己的书斋
里做些鸡毛蒜皮的事；“去向田野里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学习吧！”斯大林
同志这样向瓦维洛夫建议说，全然不理会瓦维洛夫的尴尬。决定性的表态是
在1937年。在追悼基洛夫的悲痛时刻，李森科在莫斯科的一次盛大集会上作
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讲——《春化处理是增产的有力措施》。他宣告：“
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农业科学正在超过、在有些部门已经超过资产阶级科学。”
把自然科学划归“社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两大类别，这是对苏共十
六大在科学战线发起“社会主义进攻”的方针的一大发展。他并且对自然科
学的阶级属性作了具体的界定：“旧科学的任务是帮助资产阶级、富农及一
切剥削者，而我们的科学的任务则是为集体农庄的建设事业服务。资产阶级
科学的基本内容是观察和描述现象，而我们的科学则是改造动植物世界。”
由此推论，科学家也就必然地分别归属于“社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
“两张皮”。如此系统和完整地总结关于科学领域阶级斗争的理论，这在苏
联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个理论的形成无疑是苏联科技领域新的政治镇压狂潮
即将到来的一个明显的征兆。李森科毫不掩饰地强调，他的关于科学领域的
阶级斗争的理论完全适用于农业科学领域尤其是春化问题——关于春化问题
的激烈论战就是科学领域阶级斗争的典型表现，对春化法持有不同见解的科
学家都是阶级敌人，即“富农破坏分子”。而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动用政权
力量、用铁和血来对付他的批评者。谈到这里，他仿佛是向听众呼吁似的说：

　　同志们：

　　事实上，由苏联现实所创造的春化学说，在相对来说短短的四、五年内，
能够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能够打退阶级敌人的一切进攻（阶级敌人现在还
为数不少呢），在这同时，还有许多工作有待我们去做。同志们，富农破坏
分子不仅在你们集体农庄的生活中出现。这你们是很清楚的。而且，在科学
中他们同样危险，同样是我们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在和某些所谓的科学家的
各种争论中，为了保卫春化学说，为了把这一学说确立起来，我们流了多少
血；在实践中，我们还不得不承受不少打击。

　　请告诉我，同志们，在春化战线上难道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吗？在集体农
庄里，富农和他们的教唆者（不光是他们，包括一切阶级敌人）都对着农民
的耳朵吹冷风：“别搞什么浸种了。会糟蹋种子的。”他们就是这样骗人的，
不管是在科学领域里面还是外面，他们不去帮助集体庄员，而去从事破坏勾
当。阶级敌人就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不是科学家。

　　令人毛骨悚然的一派胡言，讲到这里突然被打断——打断这派胡言的不
是别人，恰恰是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激动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

　　“好极了！李森科同志，好极了！”

　　斯大林同志边说边鼓起掌来。暴风雨般的掌声随之席卷整个会场。

　　斯大林同志的一声喝彩，彻底奠定了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至高无上的“
排头兵”地位。这声喝彩却同时把多少真正的科学家——即李森科在演讲中
所痛斥的“科学领域里面”的“富农破坏分子”——彻底抛到了谷底。随着
那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果然无情地席卷了整个苏联
学术界——比二十年代末科学战线上的“社会主义进攻”气势更为壮观的学
术界的新的政治镇压狂潮从天而降，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科学家身陷囹圄甚
至死于非命。

　　对科学领域里的“富农破坏分子”的无情镇压，严重摧残了苏联的国力，
直接威胁到苏联的生存——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在科学上的发现和在技术
上的突破寥寥可数。在一些绝对需要不断进行技术革新的领域尤其是军事工
业领域，出现了技术真空状态。最典型的是航空工业。大清洗之前的1927－
1937年，现代航空工业已经在苏联横空出世——建立了很多很先进的技术中
心，设计出了很多很先进的军用和民用飞机的新机型。1935－1937年，苏联
飞机师在航空方面刷新了很多世界记录。但大清洗却使苏联航空工业跌落低
谷。一位航空专家曾这样描述他当年入狱时目击的一幕——

　　我们被带进餐厅……人们全都转过头来望着我们，突然一声惊呼，人们
全都跑过来了。这是些多么著名的人物、多么友善的面孔呀。在餐桌上我们
看到了Ａ·Ｎ·图波列夫、Ｖ·Ｍ·米亚西斯切夫、Ｉ·涅曼、Ｓ·Ｐ·科
罗列夫、Ａ·切哲夫斯基、Ａ·Ｍ·马卡罗夫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们都是
俄国全国飞机技术的精华、宝贝。简直不可能想象，他们竟至全都被抓起来，
全都变成了犯人——这简直是苏联航空工业的浩劫。

　　甚至于著名物理学家列夫·郎道，也曾被置之死地。列夫·郎道生平共
发表一百多篇学术论文，涉及固体物理、原子核物理、等离子体物理、流体
力学、天文学、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等各个领域。他与另一个物理学家栗弗
席兹合著的理论物理全集九本书，实质上是理论物理方面最基本最完善的论
著。书中论述的独创性和所包罗材料的广博，在世界各国都是极为罕见的。
因此，这部全集获得了巨大声誉，郎道本人则被誉为理论物理大师。他还团
结了一大批科学家和青年学生，形成了举世闻名的苏联理论物理学派。“郎
道本人和以他为首的苏联理论物理学派，在近代物理的各个分支中几乎都作
出了重大的贡献。郎道的名字铭记在近代物理的各个分支之中”（《物理群
星》第325－326页）。1960年，郎道荣获第二届伦敦低温物理大师奖。1962
年，他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物理学家，在大清洗之
初之初却被当局以“德国间谍”的罪名抓了起来。当时郎道是苏联另一位著
名物理学家卡皮查创办的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卡皮查对郎道的被捕极为震
怒。多方营救均归于无效，卡皮查怒不可遏，他在监狱里与郎道作了一次简
短的谈话，然后孤注一掷——向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同志呈送了一份备忘录，
说如果当局不立即释放郎道，他就要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他所创办的研究所。
卡皮查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而且他所从事的是当时苏联最重要的研究项目
——原子物理学。他的威胁这才有了结果。当局不久之后就为郎道开脱了一
切罪名，把他释放了。绝大多数蒙冤入狱的科学家不可能有郎道这样的幸运，
也就不能不继续在铁窗之下消磨生命。科技的停滞不前构成了苏联在苏德战
争初期遭受惨重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战争初期，当苏联士兵眼睁睁地看着
几架德国梅塞斯米特式飞机把几十架慢腾腾的苏联飞机打得落花流水时，他
们只能饮泣吞声，深感绝望。

　　而在当时苏联科学领域所有重灾区中，遗传学和农业科学所蒙受的损失
最为惨重。对苏联遗传学和农业科学的政治迫害，构成了现代科学史上最骇
人听闻的一页。

　　苏联首席遗传学家和首席农学家瓦维洛夫首当其冲，无边的苦难正在等
待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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