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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macs (In the Name of Love), 信区: Science
标  题: 第五章　戴着枷锁角斗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08月04日11:21:02 星期天), 站内信件



　　　　　　　第五章　戴着枷锁角斗


　　瓦维洛夫和他的遗传学好象是枷锁中的角斗士，被迫与拥有并毫不
犹豫地运用一切杀人暗器的敌手对垒。但瓦维洛夫从不怯阵，只要一息
尚存，他就要坚持下去，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也就不能不继续遭遇科
学理性的顽强抵抗。 


　　1940年春天,在莫斯科农业展览会上，李森科的一个门徒、亚库什金
教授不无挖苦意味地对瓦维洛夫说：

　　“怎么啦，院士同志，听说您已经把18个人送上了断头台……？”

　　“这怎么可能呢？”

　　“可大家都清楚，所长不同意，是不能逮捕任何人的。”

　　瓦维洛夫一股怒气直冲脑门。他想痛斥这个诽谤者，但他还是克制住
了，连眼皮也不抬一下地冷冷的说：

　　“显然，人们并不总是清楚，我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但亚库什金的统计并没有错，从1934年基洛夫遇刺到1940年春天，全
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真的有18位生物学家、遗传学家锒铛入狱。其中包括瓦
维洛夫的副所长、育种家维克多·叶夫格拉福维奇·皮萨列夫，细胞遗传
学家格利戈里·安德列叶维奇·列维茨基以及塔拉洛夫教授、萨佩金教授……。

　　锒铛入狱的苏联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又岂止是瓦维洛夫的18位部属，
接替瓦维洛夫出任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未久的穆拉洛夫、副院长邦达连科，
还有萨拉托夫的育种家迈斯特院士，也在大清洗的血雨腥风中被捕并被处
以极刑。所有这些屈死者，无一不是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公开批评者、
瓦维洛夫亲密的师友。显然，处死他们是为了给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
反对派尤其是反对派领袖瓦维洛夫一记血的警钟。苏联安全机构一位领导
人公开宣称，他要捻死任何准备侵犯李森科的神圣无比的教义的人，即便
是列宁的朋友、最年长的布尔什维克克尔日扎夫诺夫斯基。反对李森科－
普列津特轴心在事实上已经构成苏联学术界的不成文法典中的头等罪名。 

　　应对这些可耻的政治迫害事件负责的当然不会是瓦维洛夫。恰恰相反，
每一次逮捕都使瓦维洛夫极度震惊。当第一股逮捕浪潮袭来时，他就曾致
函友人：“令人惊异的事情象山崩一样地发生了！”困惑和不满溢于言表，
“有那么多人离队了。是从列维茨基、马克西莫夫和皮萨列夫开始的。事
情要怎样才能结束，谁也不清楚。”他了解他的师友，不相信他们会是苏
维埃政权的敌人。为了拯救他们，瓦维洛夫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全苏作
物栽培研究所保存着瓦维洛夫当年写给当局的大量信件，瓦维洛夫以研究
所所长的名义，请求把被捕的和被流放的研究人员送回列宁格勒，担保他
们是忠诚的。并且强调指出，这些研究人员是某一领域的独一无二的行家，
没有他们，许多重大科研项目将陷于停顿，国家的科技发展将蒙受不可挽
回的损失。他与米·伊·加里宁会谈，他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呼吁。只要还
有一线希望，他都要全力以赴地去拯救他的那些不幸的部属。植物学家马
尔科维奇被捕后，瓦维洛夫为之四处奔走。直到他自己被捕的前三个星期，
他还在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写信，请求撤消对马尔科维奇的判决书。在多
方营救的同时，瓦维洛夫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安慰马尔科维奇，常常寄信寄
钱寄包裹，寄去热情和光明：“我们不会忘记您，我们需要您。”这是他
致马尔科维奇的信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他还致函监狱长，请求狱方给马
尔科维奇以特殊照顾，安排轻活，使他的这位老部属有条件在狱中写出有
关赴爪哇和印度考察的学术报告。马尔科维奇七十岁生日那天，又接到了
瓦维洛夫热情洋溢的贺信：“象领到毕业文凭那样，这是一个美妙的日子。
请不要忘记，达尔文在七十岁那年才进入自己的鼎盛时期。向您致敬——
愿您活到一百岁！”如此厚待“人民公敌”，在风声鹤唳的大清洗时代，
该需要多么大的同情心和勇气啊。瓦维洛夫甚至当着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列
宁格勒全权代表的面，为马克西莫夫、科罗廖夫、库兹明、奥尔洛夫、列
维茨基请命……但谁也没有得到拯救，他的勇气和努力的唯一后果，不过
是进一步加深了当局对他的憎恶。

　　不惜动用专政机器，来肢解苏联遗传学，并为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
杀出一条血路；李森科－普列津特们因此长驱直入，一个接一个学术重镇
失陷。瓦维洛夫旗下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和莫斯科遗传研究所实际上成
了遗传学在苏联的最后堡垒。李森科－普列津特们当然不会容得下这两个
敌垒。于是穷追猛打。研究所的出版社被撤消；与此同时，全国所有的出
版社都沦入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之手，苏联的遗传学家们至此完全丧失
了发表论著的可能性。尔后，遍布全国的试验站也相继告别全苏作物栽培
研究所，这些试验站是检查和繁殖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作物收藏所必需
的。它们被强行从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划出，在研究所尤其是在瓦维洛夫
一方，无疑有断臂之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试验站的易帜，使得研究所再
也不可能对大量的蔬菜作物进行试验和繁殖。古老的卡缅草原试验站的分
离，使研究所再也没有条件研究耐寒的五谷类作物了；随着北德维纳试验
站的撤消，对黑麦、燕麦和大麦的检查再也无法进行……试验技术人员随
着试验站一起散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世界范围内一种或几种作物试
验的不可替代的行家。秋风萧萧，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以及整个苏联遗传
学已是落花流水。

　　当事人欣斯卡娅追忆：“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典型特点是具有一种特别
的节日气氛。”但在1939年之后，这样的气氛便一去不复返了，“研究所
的生活已令人忐忑不安。随着李森科的变态心理的发展和强化，再也没有
安静的瞬间了……对研究所和对瓦维洛夫的攻击变成了不断的迫害。研究
所的状况急剧恶化，形形色色的监察、检查接踵而至……”。

　　所有这些监察、检查的结论，几乎都构成研究所和瓦维洛夫的新罪状。
当瓦维洛夫正一连几小时地观察一对亲本作物怎样结合才能有最好的育种
效果时，一个例行的检查委员会正在编写例行的检查记录，这份记录显示，
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受到了腐蚀性的资产阶级影响。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
他们认为是不容置辩的证据——研究所各实验室的门上的名牌都是用英俄
两国文字写的，甚至连厕所和党委会的门上都标了英语名称！瓦维洛夫因
此被从试验小区里叫到上级机关，挨了训、写了检查不算，还要在全所大
会上就此事展开讨论……

　　如此摧折，研究所正常的科研本来就已经是难乎为继了，但政治的胃
口仍然没有满足，正如研究所工作人员晚年所述：“强制运动一个接着一
个。开始有几年我们是跑集体农庄搞春化法‘试验’，后来，李森科的朋
友多纳特·多尔古申发明了一种什么剪穗子的特别剪刀，并且全国都被迫
从事品种内杂交……。科学家不是去考察或者在自己的试验区里进行定期
的观察，而是服从命令去剪麦穗”。据统计，仅在1939年春，遵照苏联农
业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就有77名遗传学博士和候补博士被派往各个加盟共
和国、区和边区参与春化试验，研究所自己的主要研究项目不得不陷于停
顿。连一向好脾气的瓦维洛夫也终于大发脾气，在一次会议上特别声明：
“让研究所的所有遗传学家都去搞育种学，把大家都变成育种家——这是
不可能的！自然，我们需要和育种家们联合在一起，帮助他们，不对他们
隐瞒生理学的鉴定。但是，绝不能全然相信李森科同志的话，否则……将
导致荒谬。”但大发脾气也没用，瓦维洛夫的部属依旧大都是流水的兵。

　　最致命的摧折来自财政方面。从1937年起，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急剧
减少了对自己最大的科研机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拨款。“作
物栽培研究所的财政状况是灾难性的。”1939年2月， 瓦维洛夫向农科院
主席团这样报告说。财政状况真是灾难性的：一些主要实验室的研究经费
减少了二分之一。但瓦维洛夫的呼吁非但无助于警醒当局，反而招致更严
厉的财政打压——约一个月后，农业人民委员贝内迪克托夫公开声称，不
再给“孟德尔分子”以任何资助：“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支持李森科院士
的实际工作和他的理论观点，并责成苏联的育种站在良种繁育和育种工作
中采用他的方法。”

　　瓦维洛夫和他的遗传学好象是枷锁中的角斗士，被推到残忍的角斗之
中，与拥有并毫不犹豫地运用一切杀人暗器的敌手对垒。但瓦维洛夫从不
怯阵，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坚持下去，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也就不能
不继续遭遇科学理性的顽强抵抗。 

　　李森科宣称，所谓近亲交配法的强制自花配粉会毁掉异花授粉的作物，
并且带给育种家的只能是损害。整个国际学术界却是另外一种说法。瓦维
洛夫对这两种说法都不愿轻信，便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里开始对黑麦、
三叶草、梯牧草、葡萄和玉米进行自花授粉试验。有数十名专家参与其事。
试验结果是：近亲交配对作物没有危险，而对育种家有益；只有借助于近
亲交配才能培育出可增产三分之一以上粮食和青饲料的杂交玉米品种。

　　李森科宣称，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春播五谷类作物变为秋播，或者反
过来这样做，由此印证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任意改变作物的遗传方向。瓦
维洛夫便指令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两名遗传学家重复李森科的这一试验。两
名遗传学家寻找着绝对可靠的试验方法，以保证自己的试验不致引起任何
争议。他们终于找到了。称为“合作社社员”的秋播小麦刚一分蘖，他们
就对它作了精心的手术——把每株小麦分成两半。这没什么可怕的——两
半都可以成活。但如今它们不得不在不同的条件下生长，一部分供遗传学
家检查之用——在大田通常的条件下不受干扰地生长着；另一部分则种在
暖房里，确切无误地按李森科的试验程序去做。结果出来了：根本没有发
生禾本科作物从秋播转为春播或从春播转为秋播的任何变异。一包热谱图
和试验记事本证明了这个简短的结论，李森科的又一个奇迹象肥皂泡那样
破灭了。

　　李森科宣称，春化法现在已经是在全国范围提高小麦产量的唯一可靠
的手段，只要全面实施春化法，将使每公顷土地至少多收100公斤小麦；李
森科将这个假想中的100公斤乘以苏联的一亿公顷土地， 便开始在报刊上
和电台上许诺他可以不费任何力气地给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他并且
主张，春化法应当走出学术界，走进田野——“只要集体农庄庄员没有卷
入，没有从事育种试验，事情就不会顺当。有些学者说，育种学是一门科
学，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问津。但这是不对的！”也就是说，他要把整
个苏联当作他的实验室；而这无疑是一场赌博——他的并不可靠的春化法
一旦失灵，那么整个苏联大地将长满杂草。为了个人前程而不惜拿国家和
人民的命运做赌注，这种狂想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瓦维洛夫的批评。在一次
讨论会上，瓦维洛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是什么样的技术措施，都不
能当作摆脱苏联农业的一切不幸的灵丹妙药！

　　李森科宣称，他所信守的“米丘林生物学”是世界生物学的顶峰，因
此已经没有必要了解别的生物学理论；除了他们的《春化》杂志，没有必
要出版其它流派的生物学著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生物学尤其是遗传学
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脱离实际的反常。”谁如果敢于关注其它生物学流派
尤其是关注国外生物学，当然就是离经叛道。李森科曾义愤填膺地慨叹：
“远不是所有的苏联生物学家……都根除了崇洋和对资产阶级科学的时髦
的追求”。轻狂地排斥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以致于“外国文献”一词在苏
联学术界成了骂人的脏话。出版社在出版文集之前，必须尽心竭力地从手
稿中去掉可能引致“媚外”嫌疑的每一个外来名词。即使是瓦维洛夫旗下
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在这方面也是一派风声鹤唳——“有许多珍贵的
文献资料不能利用，幸运的是，这些资料没有毁掉。它们常常藏而不用，
或只供小范围的读者使用。于是，成长起来了特殊的一代，他们不了解科
学，尤其是生物学的来龙去脉的‘血统关系’，即使在今天也常常要把精
力放在基础知识的介绍上。”李森科甚至成功地剥夺了各大学、各医学、
教育和农业研究所的教授们向学生讲授真正的生物学的权利（代之以李森
科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并且居然还把注意力转向中学生。“应当从
中学的达尔文学说教学大纲中去掉孟德尔－摩尔根的胡言乱语。”他在致
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的信中强调说，“在我看来，这是合理的，即使
是从下述这点来看也是这样：中学只应该对学生讲授科学的基础知识，当
然，孟德尔学说也好，摩尔根学说也好，都是和科学的基础知识没有什么
关系”。而李森科的生物学沙漠化倾向的最大敌人仍然是瓦维洛夫。瓦维
洛夫顶风而上。在他的倡议下，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着手出版三种多卷本
巨著：《苏联作物栽培学》、《作物育种学理论基础》、《苏联的植物群
落》。所有这些巨著，都以孟德尔创立的经典遗传学理论为基本指导思想。
即便是在自由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瓦维洛夫还一如既往地抵制李森科
所推行的学术上的闭关自守。他向农业人民委员呈交了一份报告，主题便
是——“关于利用外国农业经验、外国最新发明改良种子和作物”。“象
门捷耶夫、季米里亚捷夫、巴甫洛夫和普里亚尼什尼科夫这样的我国最伟
大的学者的特点之一是：他们使我们养成了密切注意研究世界科学的习惯。”
瓦维洛夫开篇便针锋相对地强调，虚心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是俄国学者
的优良传统。然后痛切地指出： 

　　高尔基曾教导说，必须注意研究世界文化的经验。然而，在农业和农
业科学的许多方面，近来却开始在培植轻视外国经验、甚至藐视它的不健
康的趋势，停止了摘报刊物、优秀的外国教程和原作的译著的出版，不再
考虑发明事业，不再考虑近十年来尤其是在加拿大、美国、德国和瑞典取
得的重大育种学成就。存在着一种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摘一切国外科学的倾
向。在这里，人们忘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主要是由知识分子、科
学工作者所推动的。某些有权威的同志的观点和国外科学的基本趋势不一
致成了摈弃一切国外科学的口实。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我国的一些甚至是
了不起的科学的农艺工作者不懂外文所促成的。

　　最近实行的对种子交换的限制实际上中断了从其它国家进口改良品种
的工作，而整个这件事只有可能建立在最新品种的相互交换之上……。为
了改变这种状况，需要采取彻底的措施。

　　瓦维洛夫的笔锋所向是很清楚的——他所抨击的“某些有权威的同志”，
还有不懂外文的“了不起的科学的农艺工作者”，无一例外的都是苏联学术
界闭关自守的主凶李森科。瓦维洛夫要求当局立即采取措施，挽回李森科给
苏联学术界造成的损失——他列举了必须立即译成俄文的外国育种学名著；
建议为了利用外国经验，也为了收集外国育种材料，在一些国家的苏联大使
馆设立农业咨询机构；呼吁农业人民委员部组建“利用外国经验，例如最新
的机器和工具，与病虫害作斗争的新手段、新品种的业务办公室……”。


　　让我们去上柴火堆！
　　让我们被烧死！
　　但是我们决不背弃我们的信念！

　　的确，瓦维洛夫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但其巨大声望和浩然正气，
在李森科来说无疑是一道坚固的屏障，令李森科望而生畏。李森科的狂想的
喷泉似乎永远也不会枯竭；但他的狂想总是在瓦维洛夫面前碰壁。只要瓦维
洛夫一息尚存，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就不能为所欲为！李森科气急败坏，一
场短兵交接势不可免。

　　1939年3月， 在一次地方科学工作者会议上，就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
功过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会议大厅里挤满了听众，瓦维洛夫的支持者和
李森科的门徒轮番上台发言，李森科的门徒利用他们所能抓到的一切把柄，
全盘否定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瓦维洛夫也登上了讲台，“瓦维洛夫不喜欢
演讲，这是和他的性格完全不相容的”。但现在，瓦维洛夫被迫自卫。他谈
到苏联还缺乏许多珍贵作物，谈到农民们正期待着遗传学家帮助改造荒漠和
山谷，谈到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任重而道远，需要信任，需要安定团结，使
遗传学家能够集中精力，兢兢业业地工作。他痛切陈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在苏联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可悲的倾轧，这就是由敖德萨植物遗传研究所来压
制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但后者决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由普通的遗传学家
组成的。他大声疾呼：两派的争执应该止于学术层面，不能由农业人民委员
部的法令来解决。但他明白事态的严重性，明白他的大声疾呼不会有什么作
用，明白他和他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于是他凛然
表示：
 
　　让我们去上柴火堆！让我们被烧死！但是我们决不背弃我们的信念！

　　温良恭俭让的瓦维洛夫，但却是不屈不挠的瓦维洛夫，无畏的瓦维洛夫！

　　但瓦维洛夫没有金刚之身。残酷的政治斗争在他不会不留下深刻的创伤。
他的一位友人回忆说，“他在最后一年里不知怎地变得衰老了。眼中没有了
从前的光泽，那种时刻都有的瓦维洛夫式的稍带讥讽的愉快表情也不见了。”
从来温文尔雅的瓦维洛夫开始变得暴躁起来，在家里，他愈来愈经常地和莫
名其妙地大发脾气，亲友们当然理解他，总是设法缓和这种爆发；而事后瓦
维洛夫往往自己也感到惭愧，不好意思地向亲友们解释说：“对不起，我的
制动装置失灵了”。雷电风暴滚滚而来，瓦维洛夫不堪重荷，心力日趋衰竭。
但能够细微体察瓦维洛夫心理变化的部属毕竟不多。“大家都认为他是无可
幸免的。”欣斯卡娅教授回忆说，“大家都很伤感。他本人反倒比大家都乐
观。”瓦维洛夫的另一位部属同意这种说法，他声称，1940年冬天，他到莫
斯科去见瓦维洛夫，俩人谈起研究所的命运，瓦维洛夫表示，研究所并非穷
途末路，“如果把我们所有的敌人都沉入喷泉之湖，那他们是如此的微不足
道，甚至连水泡都不冒起来。”瓦维洛夫不相信自己会被捕——“他们不敢！”
但究其实，瓦维洛夫不过是强打精神，作为事实上的苏联首席生物学家、首
席遗传学家，作为研究所的最高首长，他不能垮掉，他必须表现出充分的自
信，以维持自己的学派、自己的研究所的安定，以鼓励战友们在绝境中英勇
地面对自我——这是他的职责，他所能行使的最后一次职责。但在私下，瓦
维洛夫并不掩饰自己对死亡即将来临的预感。1939年夏天，瓦维洛夫的老朋
友，保加利亚教授乔·科斯托夫把选举瓦维洛夫为索菲亚大学荣誉博士的证
书寄往列宁格勒，同时寄去了他在索菲亚大学礼堂宣读的对瓦维洛夫的评语。
“谢谢您的悼词”——瓦维洛夫在回信中疲惫地开玩笑说。还有一次，他坐
进所长专车，一反常态地对他的女助手大发感慨：“瞧，我已经习惯于这些
方便条件了。可天道无常，谁知道明天会怎样。”甚至在给学生签署学术评
语时，他也会突然冒出一句这样的话：“唉，现在我给你写评语，也许明天
我就不能这样做了”。瓦维洛夫的生前好友、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资深学者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莫尔德温基娜对当时瓦维洛夫的这种矛盾性格有
过精当的描述：“他在人前还得挺住，但在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时就忧郁起
来，完全变成了个老头儿”。心力衰竭的同时，瓦维洛夫的体力也今不如昔
了。这位曾经在荒无人烟的大漠中跋涉、在险隘上攀行、徒步和骑马走过千
里万里的著名旅行家，现在连爬三层楼都气喘吁吁；“心脏。老兄……”瓦
维洛夫在看门老人面前承认他的心脏有毛病。但仅此而已，对其他所有的人，
甚至包括对自己的妻子，瓦维洛夫都严严实实地掩盖了自己的病情。

　　瓦维洛夫的精神至死也没有崩溃，这是奇迹。


　　宁愿相信谬误而不相信真理，当局的这一抉择不只是葬送了苏联最优秀
的科学家——直到苏联历史的最后一天，苏联人也没有摆脱排长队购买粮食
和副食品的霉运。苏联农业的长期衰败，当然主要是农业集体化运动所带来
的体制痼疾所造成的，但强权蹂躏公理也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1939年5 月初，根据李森科的建议，全苏农业科学院主席团通过决议，
认定瓦维洛夫领导下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1000名工作人员整整一年的劳
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即证明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工作“徒劳无益”，李
森科下令：禁止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在全苏农业展览会上展出。
瓦维洛夫忍无可忍，亲自去向李森科——新上任的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
讨说法。当时情景，瓦维洛夫的部属列赫诺维齐几十年后依旧历历在目——
“地点是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办公室。在一张狭长的桌子后面，一端坐着闭
着眼睛的李森科；另一端是瓦维洛夫院士；侧边是秘书们和我。瓦维洛夫院
士手中拿着我们提交的名单，只扫了一眼，就认真地言简意赅地报告，研究
所为什么要介绍某某专家去展览会上展示其研究成果。李森科在会议的全过
程中没有从嘴里吐出一个字来，也没有睁开过眼睛。”真是小人得志、不可
一世。瓦维洛夫的辩说无懈可击，李森科终于不能不同意全苏作物栽培研究
所派一部分专家出席展览会。但所有人选都必须经过他的认可。“如果人选
中意，他就缓慢地把头向前探一探。如果人选不中意，他就一点表示也没有。
在瓦维洛夫讲完之后，办公室内是一片难堪的紧张的沉默。我们的名单被砍
掉了许多人。被砍掉的都是那些在某个时候和某个地方批评过李森科的人。
在为数不多的得到认可的人中，有那个发现了‘根部春化’的扎鲁巴伊洛。
没有得到认可的有列维茨基——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植物细胞学家，卡尔佩琴
科——世界上第一个繁殖力强的白菜－萝卜属间杂交种的创始人，还有著名
的浆果作物专家罗扎诺娃等等。"

　　这样的结局，瓦维洛夫和他的部属们是无法接受的。怎么办？向斯大林
同志呼吁吗？斯大林同志对瓦维洛夫的态度在瓦维洛夫来说实在是太刻骨铭
心了。那么向苏联的第二号人物、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呼吁吧？可莫洛托
夫对斯大林同志的刻意模仿在瓦维洛夫来说同样是刻骨铭心。瓦维洛夫的同
事们清楚地记得这样一则故事——

　　瓦维洛夫在斯大林同志那里碰壁不久，奉命再向莫洛托夫汇报。爱听不
听的莫洛托夫几次打断瓦维洛夫的话头。当瓦维洛夫谈到科学院生物学部的
一个科研项目——在人工条件下繁育野生动物——时，莫洛托夫差点跳将起
来。“想驯化狐狸，真是异想天开！”莫洛托夫大失宰相风度地嚷道：“你，
瓦维洛夫院士，停止搞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吧！”报界立即抓住此事大肆渲染，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痛斥生物学家们如何之无聊，甚至要驯化狐狸！其实在
人工条件下驯化野生动物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尖端的科研项目，只不过出自瓦
维洛夫之口，便遭如此捉弄。而瓦维洛夫也只是负责汇报，并没有参与其事，
仅仅因为莫洛托夫指名骂的是瓦维洛夫，报界便也跟着把瓦维洛夫骂了个狗
血淋头。

　　失道多助，得道寡助，瓦维洛夫的据理力争终归枉然，全苏农业展览会
基本上把经典遗传学派排除在外。

　　李森科深受鼓舞，进而直捣瓦维洛夫卧榻：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设法
抢班夺权，从而将瓦维洛夫一举击溃——1939年秋天，瓦维洛夫出差去外地，
李森科乘机发动“政变”，亲自下令，彻底改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学术委
员会，“根据把在遗传学和育种学问题上持有与李森科不同观点的人清除出
去的原则，从学术委员会里赶走了最著名的遗传学家、生理学家、细胞学家
和作物栽培学家。对卡尔佩琴科、列维茨基、巴赫捷耶夫、伊万诺夫、潘加
洛、巴济列夫斯卡娅、基托列托娃、戈沃罗夫、科瓦廖夫和科茹赫夫来说，
通往学术委员会的道路似乎是永远关闭了。而他们都是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
的精华。”实际上是彻底扫荡瓦维洛夫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权力基础。
李森科本来是志在必得，岂料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深孚人望的瓦维洛夫的
战友们虽然被赶下台，却并未人走茶凉，在研究所依旧炙手可热，新委员们
反倒无人理会。李森科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折腾毫无收效，徒然激起瓦
维洛夫的激烈反抗——勃然大怒的瓦维洛夫拒绝承认既成事实。他坚称，如
果不取消李森科的改组命令，他将辞去所长职务。李森科别无良策，只好收
回成命。

　　此番小胜，在瓦维洛夫不过是回光返照。李森科－普列津特们因此更不
免骄横张狂，战斗尚未结束，便开始尽情奚落、折磨自己的敌手，尽情享受
胜利的欢乐。瓦维洛夫每一次去李森科坐镇的莫斯科全苏农业科学院出差，
都要经受一次精神上的苦刑——李森科－普列津特们无所顾忌地对待瓦维洛
夫，尖刻的讽刺、挖苦和申斥不断地落在瓦维洛夫身上。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在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办公室里，瓦维洛夫向李森科报告作物栽培研究
所的研究计划，如创造小麦的免疫品种、培育土豆的抗瘤品种、着手杂交玉
米的试验……。坦诚的瓦维洛夫，即使在自己的敌手面前，也不回避自己的
缺点。在谈到生物化学实验室的工作进展时，他不无遗憾地承认：生物化学
家尚未学会按蛋白质来判明品种的差异。“我们至今还不能按蛋白质来区分
小扁豆和豌豆。”

　　李森科－普列津特们仰面大笑。 

　　李森科（从座位上）说：我想，每一个能用舌头的人都会区分小扁豆和
豌豆。

　　瓦维洛夫：我们不能用化学方法来区分它们。

　　李森科：如果不能用舌头来尝，我们为什么要用化学方法来区别？

　　另一次，双方则是唇枪舌剑。在全苏农业科学院主席团会议上，瓦维洛夫
建议，用他在地中海地区找到的、不生锈病的燕麦“拜占庭号”来进行杂交。
为了不致使提案被搁置，瓦维洛夫当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种子，把它交给秘书。
同时说明，包上的文字是用拉丁文写的。

　　瓦维洛夫（解释说）：植物科学是一门国际性科学，所以拉丁文是最方便
的用语。

　　李森科：为的是不让人民看懂。

　　普列津特：那就不应当去研究。

　　总把“人民”挂在嘴上的李森科，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在他的心目中
其实丝毫也没有人民的位置。这在他与瓦维洛夫的争斗中表现得就很露骨——
不管对苏联科学、苏联农业是多么至关重要的科研项目，只要出自瓦维洛夫的
创意，李森科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全盘否定。对杂交玉米试验的态度便是如此。
瓦维洛夫发现，对玉米长期强迫自花授粉（近亲配交），再进行自花授粉系的
杂交，这种方法可以获得的收成将比使用最优良的玉米品种所获得的收成高出
至少30％。于是，瓦维洛夫和他的助手塔拉诺夫教授开始在苏联第一个进行杂
交玉米试验。但当杂交玉米试验理论上的探索已接近尾声，而在美国，杂交玉
米的播种面积急剧扩大时，李森科却在敖德萨的一次会议上突然宣布：“近亲
交配法”是反科学的，从而实际上堵死了杂交玉米通往苏联农田的道路。对此，
瓦维洛夫忧心忡忡。尤其是在获知杂交玉米试验在美国的巨大成功后，瓦维洛
夫更是坐不住了。他明知当局不会把自己的建议当回事，但他抱着侥幸心理。
“1937年，”瓦维洛夫当年的同事古尔斯基教授回忆说：“在莫洛托夫主持下
的人民委员会就此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瓦维洛夫作了报告，并建议在我国立
即开展杂交玉米试验的实质性工作。莫洛托夫问坐在身旁的李森科：‘怎么样，
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讲得简
短而明确——与形式主义的经典遗传学有关的一切试验都是浪费卢布；而且何
必跟在美国人的屁股后面走。莫洛托夫便据此否决了瓦维洛夫的提议。稍后瓦
维洛夫在向我谈到这件事时，大声感叹：‘想想吧，人民委员会竟然拒绝使玉
米产量增加一倍的可能性’。”

　　根据李森科的直接指示，在苏联停止了有关强迫自花授粉的任何试验。瓦
维洛夫想不通——这可关系到国计民生啊，怎么能够因为个人恩怨而轻易否决
呢？他要亲自说服李森科回心转意。1938年9月， 在接到新的一期《自然》杂
志后，瓦维洛夫致函李森科：

　　亲爱的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

　　鉴于您对玉米自花授粉系第一代杂种的利用可能性感兴趣，我把最新的有
意义的资料通报给您，这些资料是美国农业部部长威尔斯在他的报告中刚刚披
露的。

　　今年，在美国，第一代杂种系的面积约为600万公顷， 全部播种面积中的
15％为玉米。依照比较试验计算，此举将使增加的产量达到一亿蒲式耳。与此
同时，威尔斯（他本人是位育种和良种繁育家）赋予这一方法以特殊的意义，
并且认为，近四十年来所采用的改良玉米的所有其它方法，都没有实质性的收
获……

　　但李森科的铁石心肠是不可能被打动的。他装出一副没有收到瓦维洛夫的
任何信件、没有听说美国杂交玉米最新进展的样子，在一次研讨会上慷慨激昂
地大声说：“在10－20年期间，几乎所有的育种站……用的都是近亲交配法。
结果究竟在哪里呢？有用这种方法培育出来的品种吗？哪怕是一种！孟德尔分
子们忘记了这一点，首先是瓦维洛夫院士忘记了这一点。”

　　堂堂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当众撒谎。

　　铁壁合围之下碰得鼻青脸肿的瓦维洛夫，仍在做着力挽狂澜的美梦。“亲
爱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1939年 7月，瓦维洛夫写信给全苏植物栽培研究
所工作人员、玉米种植专家科茹藿夫：“美国的事情是极不寻常的——杂交玉
米的播种面积今年已经达到1000公顷，而在去年， 600万公顷杂交玉米所增加
的产量已经超过1.5亿公担。我把我接到的信件复制件寄给您。 请您从头到尾
地研究一下。其中列举了全部文献资料。现在您要留心每一个进展，并把一切
再读一遍。我一接到新的文献资料，就立即寄给您。您去作出重要结论吧。还
鉴于在加拿大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将专门给农业人民委员写信。”

　　但瓦维洛夫的最后一搏仍归徒劳。1940年2月， 李森科－普列津特主持下
的《春化》杂志对瓦维洛夫的呼吁作出了公开答复。《春化》杂志刊登了一组
非常低级的文章，主题只有一个——嘲笑近亲交配法。最重要的文章是“编辑
部文章”，它一口咬定：“世界上所有近亲交配法论者，其中包括我们的同胞，
他们的收支是不平衡的。近亲交配法论者创造了极其大量的不同形式，然而从
这些形式中绝不能搞出一种哪怕是能和标本相比较的品种来。”接下来又说：
“求助于美国的玉米是摩尔根分子证明自己的理论的实际性的最近一次尝试。
而且，与其说是美国人本身，不如说是我们的同胞摩尔根分子对他们所说教的
近亲交配法所取得的胜利（在美国有数百万公顷的玉米），很是喧闹了一阵子。” 

　　杂交玉米虽有苏联第一流的科学家保驾护航，仍不幸与苏联农业擦肩而过。
大约二十年之后，杂交玉米才终于从苏联农田中生长起来——1955－1956年，
苏联不得不用大量外币从美国人加斯特那里购买杂交玉米的播种材料。这真是
命运的嘲弄：加斯特的企业原来是育种家威尔斯创办和管理的企业——“开拓
者”——的子企业。而此威尔斯就是当年的美国农业部部长威尔斯，还在1938
年，瓦维洛夫院士就曾白费力气地再三恳请当局高度关注这个美国农学家的研
究成果！

　　宁愿相信谬误而不相信真理，当局的这一抉择不只是葬送了苏联最优秀的
科学家——直到苏联历史的最后一天，苏联人也没有摆脱排长队购买粮食和副
食品的霉运。苏联农业的长期衰败，当然主要是农业集体化运动所带来的体制
痼疾所造成的，但强权蹂躏公理也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恨屋及乌。李森科－普列津特们在放肆地侮辱、摧残瓦维洛夫的同时，对
瓦维洛夫纯粹学术上的合作者的纯学术活动也力图压制。农学家约费早在1932
年就在列宁格勒创办了农业物理研究所，第一次提出让物理学的成就为农业服
务。但在1939年，李森科悍然下令把这个研究所关闭了。他说他不相信有什么
农业物理学：“物理学——这是关于无生界的科学，而农业是和有生命的作物
和土壤打交道”，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宣称，“所以在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
共同的东西！”

　　瓦维洛夫深感震惊，和约费教授联名提出抗议。但抗议书如泥牛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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