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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macs (In the Name of Love), 信区: Science
标  题: 第八章　大师之死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08月04日11:21:17 星期天), 站内信件




　　　　　　　　　　　第八章　大师之死


　　“这个决不是历史上的新的故事听起来是多么的富有讽刺意味：
一个如此忠诚的进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代表，一个如此罕见的
科学巨擘，竟然毁于那些比他不知渺小了多少倍的小丑之手。这些
小丑因为不学无术或者因为虚荣心，把自己说成是正统的唯一继承
者，也是唯一有能力在现实中守护正统的人。”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曼格尔斯多夫


　　1942年11月，英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位新闻专员冒着萧瑟秋风，
来到阿拉木图市。当时苏联科学院的重要研究机构都疏散到了这里。
受英国皇家学会的委托，这位英国外交官前来聘请两位最优秀的苏
联科学家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兴致勃勃，满以为他带来的是紫
荆花冠，岂料他给苏联当局带来的只是尴尬。

　　众所周知，英国皇家学会是世界上最权威、最负盛誉的学术团
体之一。谁一旦入选，则不仅入选者本人，就连他的国家也会引以
为荣。当时英国和苏联是盟国，英国皇家学会派专使给苏联送去那
样珍贵的紫荆花冠，按说苏联当局应该加额称庆。但事实上并非如
此。那位英国外交官费尽周折，总算说服当局让科学院院长出面会
晤。但到了会晤的那一天，英国外交官大吃一惊——科学院院长符
拉基米尔·科马洛夫院士是在苏联秘密警察头子的陪同下出面与他
会晤的。更令那位英国外交官惊讶的是，当他说出入选英国皇家学
会的两位苏联科学家的大名时，尤其是当他坚持要把聘书送交入选
者本人时，科马洛夫掩不住难堪，支支吾吾，莫衷一是；而陪同的
苏联秘密警察头子则完全阴沉着脸，一声不吭。

　　那位英国外交官后来才明白，苏联当局不能不尴尬——两位入
选英国皇家学会的苏联科学家，其中一位便是已被当局打成“人民
公敌”并已判处极刑的尼·瓦维洛夫院士。

　　入选英国皇家学会，在尼·瓦维洛夫来说是实至名归。正如以
瓦维洛夫最好的外国友人自命的美国著名遗传学家哈兰德教授后来
所写的：

　　“在1939年那场对瓦维洛夫学派的臭名昭著的围攻之后，李森
科派很快取得了独霸地位，而瓦维洛夫院士显然被解除了职务。尽
管作了很大努力，他的西方朋友仍然不可能与他恢复联系。他的助
手也差不多都被解雇了。但虽然苏联当局对瓦维洛夫竭力压制，瓦
维洛夫在国外的声望却不断地上升。”

　　即便是在战争之中，外国同行们仍在牵挂着瓦维洛夫。不断有
飞鸿从英国、从法国、从美国、从瑞典……从四面八方穿越漫天烽
火飞到瓦维洛夫家中，捎来外国同行们对瓦维洛夫的融融爱意。曾
有两位年轻的法国生物学家寄送自己的著作——《人和栽培作物》，
扉页上用俄文题辞：“送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院士——
作者：安德列·奥尔里库尔和路易·安德里阿诺维奇·爱丁”。法
国作者按俄国方式给自己起了父名，是为了强调自己对瓦维洛夫这
位俄国导师的尊敬。可惜，身陷囹圄的瓦维洛夫再也无法看到这些
飞鸿、再也无法感受这些融融爱意了。

　　当局已经把瓦维洛夫打成“人民公敌”并已打入死牢。与此同
时，瓦维洛夫在国际上的声望却扶摇直上，这真是一种讽刺！现在
瓦维洛夫又当选为世界上最权威、最负盛誉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皇家学会甚至派专使前来主持受聘仪式。在这种情况下，当局的感
觉怎么能好得起来呢？

　　尽管如此，受聘仪式还是举行了。瓦维洛夫院士如期出席受聘
仪式并在受聘回执单上签了字。这些受聘文件都带回了英国大使馆。

　　苏联当局费尽心机，却非但没能让英国方面释然，反而激怒了
英国方面——苏联科学院很快收到皇家学会的公函，一种抑制不住
的强烈愤慨溢于字里行间。公函称：

　　“我们期待的不是谢尔盖·瓦维洛夫的签名，而是尼古拉·瓦
维洛夫自己的签名！”

　　原来，苏联当局开了个国际玩笑——派同样是苏联科学院院士
的谢·瓦维洛夫取代他的胞兄尼·瓦维洛夫出席受聘仪式并在受聘
文件上签字。但苏联当局出此下策实在也是无可奈何——除此而外，
苏联当局还能怎么办呢？要知道，对尼·瓦维洛夫的逮捕、审讯和
判决，全过程都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换句话说，对尼·瓦维洛
夫的“法办”，当局自己也觉得见不得人，因而是心虚的；尼·瓦
维洛夫案件也就成了“国家机密”。既不能让瓦维洛夫走出死牢亮
相以确保天机不致泄露，又不便拂却盟国的美意，当局也就只能偷
梁换柱了。但当局的偷梁换柱之计并不高明——英国皇家学会从受
聘文件的签名上判断出不是尼·瓦维洛夫的手迹；经多方查证，出
席受聘仪式的此瓦维洛夫确非彼瓦维洛夫。堂堂皇家学会一片美意
竟被如此捉弄，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遭。也就难怪温文尔雅的英国
绅士要怒气冲天了。

　　欲盖弥彰。苏联当局的偷梁换柱之计终于被识破，一直对尼·
瓦维洛夫的命运深为关注的国际学术界，更为尼·瓦维洛夫揪心——
真的尼·瓦维洛夫呼之不出，苏联当局究竟把他怎样了？1945年，
英国皇家学会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就此问题率先向苏联政府提出正式
询问，苏联当局无词以对，干脆就置之不理。这无异于承认瓦维洛
夫消失，从而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各国的学者们纷
纷给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全苏作物栽培
研究所和他们在苏联境内的所有朋友写信，打听瓦维洛夫的消息。
但所有这些信件都有如石沉大海。苏联方面可疑的沉默使国际学术
界不得不确信他们对瓦维洛夫个人命运的猜测。1945年12月，著名
美国遗传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卡尔·萨克斯致函最权威的国际学术
刊物——美国《科学》杂志，悲痛地向国际学术界宣布——

　　“尼古拉·瓦维洛夫死了！”

　　萨克斯教授当然不相信瓦维洛夫是正常死亡。他请求国际学术
界都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瓦维洛夫究竟是怎么死的、是为什么
死的？！他呼吁国际学术界不要停止抗议，直到苏联当局作出令人
信服的解释时为止。

　　萨克斯对国际学术界的请求和呼吁立即得到广泛响应，追悼死
者的信件、文章潮水般地向各大报刊涌来。谁都不了解瓦维洛夫死
于非命的细节；但谁都知道，瓦维洛夫是科学史上一颗灿烂的巨星；
谁都知道，这颗灿烂巨星的陨落是强权肆虐所致。所以，国际学术
界在缅怀瓦维洛夫时，众口一词地赞美瓦维洛夫的崇高人格和他对
现代科学的巨大贡献。美国著名遗传学家哈兰德教授、秘鲁著名遗
传学家达林顿教授联名在牛津大学出版《尼·伊·瓦维洛夫教授》，
内称：

　　瓦维洛夫在理论上超过了杰肯道尔，而在实践上他为改进栽培
作物的所有的进一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他的日夜不息的头脑，
他的不知疲倦的身体，甚至他的激情和技巧，都与拿破仑惊人地相
似。但他丝毫没有拿破仑的政客作风，他的知识分子的诚实是不容
置疑的。当他与同行们相处时，他总是那样的虚怀若谷，总是那样
的尊重不同意见，从来不以权威自居……我们为他哭泣，美国、欧
洲的学者们都会为他哭泣。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那罗伯逊式的深沉
的嗓音和他那法尔斯塔夫式的落落大方的风度。而历史将记住他的
辉煌成就，那些辉煌成就将会永垂不朽。

　　印度德里大学教授梅赫什瓦里·尼尔马拉·马图尔撰文说：

　　在短短的时间内，瓦维洛夫就在整个俄罗斯创建了那么多的实
验室和研究所。他的罕见的多产使他在俄国和国外得到了广泛的敬
重和巨大的荣誉……他所创建的栽培作物及其野生亲缘种的藏品库
在过去的时代中很可能是无与伦比的，即使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
中也未必能再建立起来。

　　瑞典国家林业研究所所长古斯塔夫逊教授撰文说：

　　我充满敬意地追悼瓦维洛夫和列维茨基，他们的名字是本世纪
生物学的路标。他们也是我的老师，在这个星球上、在我几十年的
生活道路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老师中的最好的老师。我衷心地感谢他
们。他们把捍卫科学、捍卫真理所必须的勇气和坚韧教给了我。而
我希望，我会象他们那样，在困难的时刻始终坚定地站在科学和真
理一边。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Ｃ·曼格尔斯多夫则出版了著作
《尼古拉·伊万洛维奇·瓦维洛夫：1887－1942年》。他在高度评
价瓦维洛夫时，对李森科痛加贬斥——

　　瓦维洛夫是个具有巨大智力、强健体魄、伟大思想和神奇工作
能力的人。但他也是个极为谦虚、热情友好、宽容大度的品格高尚
的人对于了解他的朋友们来说。追忆他所引起的不仅是赞美和崇敬，
而且还有热烈的依恋之情。

　　虽然不是革命家，但瓦维洛夫却真诚地相信，俄国的革命为科
学的进步，为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为运用科学促进人类的幸福，
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可能性。这个决不是历史上的新的故事听起来是
多么的富有讽刺意味；一个如此忠诚的进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
代表，一个如此罕见的科学巨擎，竟然毁于那些比他不知渺小了多
少倍的小丑之手。这些小丑因为不学无术或者因为虚荣心，把自己
说成是正统的唯一继承者，也是唯一有能力在现实中守护正统的人。

　　以此为发端，各国学者对李森科群起而攻之。他们异口同声地
指出李森科是迫害瓦维洛夫的头号政治打手。几乎所有悼念瓦维洛
夫的文章都要谴责“俄国生物学的恶神”李森科。美国遗传学家罗
伯特·辛普森在他的悼文中这样写道：“瓦维洛夫被毫无敬意地忘
掉了，而李森科却成了民族英雄，得到了列宁勋章……据说，瓦维
洛夫是在集中营里饿死的。这个国家对此事实保持沉默。但是，伟
大的人们是不会那样轻易死去的。”科学败类历史上不乏其人，最
为臭名昭著的是德国物理学家勒纳德和斯塔克。他俩都效忠纳粹，
都追随纳粹当局对自己的同行爱因斯坦大打出手。但即便是勒纳德
和斯塔克，对自己的同行的迫害也远不能与李森科相比——他们的
主要迫害对象爱因斯坦，也不过是被迫离开德国，而并没有象李森
科的迫害对象瓦维洛夫那样被置之死地。更何况勒纳德和斯塔克虽
然在个人道德操守方面劣迹斑斑，但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却是举世
公认的——勒纳德由于其成功的阴极射线试验而获得1905年度诺贝
尔奖，斯塔克也因发现了极隧射线中的多普勒效应和谱线在电场中
的分裂获得1919年度诺贝尔奖，而李森科则不过是贩卖伪科学的邪
教教主，为人和治学一无可取之处，国际学术界对李森科的敌视也
就远远超过了对勒纳德和斯塔克的敌视了，李森科也就不免被视作
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科学叛徒，成了国际学术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1946年，李森科出版了代表他最高“学术”水平的著作——《遗传
性和变异性》。此书一问世，便赢得国际学术界的满堂倒彩；在此
书发行之初，瓦维洛夫的老师、同样是苏联著名学者的普里亚尼什
尼科夫院士就曾上书当局，建议：“考虑到出版《遗传性与变异性》
一书会使苏联学术界的名声遭到破坏，应当采取措施不让这这本书
流传到国外去。”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的理由当然很充分：《遗
传性与变异性》"充满了违反自然科学基本概念的错误，以致在书中
否定拉瓦锡所确定的物质不灭定律，否定了不仅每一滴血浆（无核），
而且每一个原子和分子都能自己创造自己的理论。看得出，作者不
知道原子、分子和每一滴胞浆之间的差异！”尽管如此，当局仍对
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的忠告不屑一顾，结果呢？普里亚尼什尼科
夫院士不幸而言中。西方学者们读了李森科的大作莫不轻蔑地哈哈
大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院长施图别仔细地重复了苏联“头
号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实验，并且毫不困难地证实，无论在理论上，
还是在实践上，所有这些“伟大的发现”都是胡说八道。不止一次
访问过苏联的瑞典国家林业研究所所长、树木遗传学家古斯塔夫逊
教授则更坦率，他不客气地这样评价苏联头号马克思主义学者：

　　一些学者──其中有物理学家──都认为李森科是个骗子。局
外人很难下结论，他究竟只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一个顽固地不承认
自己错误的人，或者干脆就是个犯罪的骗子手。我们所了解的是前
者，对第二种情况只能是猜测，而许多人（包括苏联人在内）想到
的却是第三种情况。

　　对瓦维洛夫的赞美和对李森科的贬斥形成了一支奇妙的二重奏，
在国际学术界久久地回响。

　　李森科与瓦维洛夫在国外的公共形象，与他们在国内政治舞台
上的形象正好倒了个儿。在国内现代宗教裁判所稳坐审判台的李森
科，在国际学术界、在良心和理性的法庭上却处于被告地位并且被
明确宣判为有罪。而被苏联当局打成“人民公敌”并且打入死牢的
瓦维洛夫却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一代哲人。苏联当局当然只会相信
自己的评判而不可能接受国际学术界的评判、不可能接受良心和理
性的评判。面对国际舆论的抗议，苏联当局无法始终缄口不言，但
又实在理亏心虚。到了不能不给个说法时，便只有祭起一面法宝——
瓦维洛夫案件是苏联的内政，而内政——内政当然不容他人说三道
四！

　　在所有那些热爱瓦维洛夫、为瓦维洛夫的不幸遭际而悲伤的外
国友人中，最悲伤的应该是与瓦维洛夫相知极深的保加利亚农业科
学院院士科斯托夫教授。尽管国际学术界公认瓦维洛夫已死于非命，
但科斯托夫教授一直不肯相信、不敢相信。战火纷飞之中，他一直
渴盼着亲自去苏联弄清真相。1946年7月，这样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科斯托夫夫妇接到邀请，前往瑞典参加世界细胞学代表大会。“还
在索非亚时我们就决定，要从斯德哥尔摩到苏联去看看。”科斯托
夫夫人后来写道：“终于到了列宁格勒。我们在熟悉的地方漫步，
我们拜访了大学、研究所、科学院，我们向朋友们提出的第一个问
题是——瓦维洛夫院士在哪里？瓦维洛夫院士在哪里？！但是，没
有回答——谁也不敢回答！谁也无从回答！”这时科斯托夫的幻想
才完全破灭，而在火车站、在大庭广众之下掩面痛哭。


　　一直不肯绝望的老人这时终于绝望了。巨大的悲痛淹没了他。
他完全失去了自持，头重脚轻地在一座座大楼之间游荡，弄不清哪
里有路、哪里有门，什么也看不见，只管往前走，直到好心人让他
出示证件，然后把他带了出去。

　　瓦维洛夫院士在哪里？其实岂止是外国同行在苦苦探询，苏联
学者也在探询着瓦维洛夫的踪迹，也在为他们的前辈和导师的命运
而揪心——这种探询这种揪心，比他们的外国同行来得更强烈——
只不过就总体而言，其表现形式曲折一些罢了。但不是所有的苏联
学者都把这种强烈的探询和揪心深深地遮掩了起来——瓦维洛夫被
捕之初，便有人不怕株连，挺身而出，公开为瓦维洛夫喊冤。即便
是在血雨腥风的苏联，瓦维洛夫其实也不是孤单的，也并非是独立
临风。

　　最早为瓦维洛夫挺身而出并且果然被株连的，是苏联最著名的
豆科作物专家戈沃罗夫教授。他只身上访，企图说服斯大林同志为
瓦维洛夫力挽狂澜；百忙之中的斯大林同志当然不会接见他，即便
绝食也没用。万念俱灰的戈沃罗夫教授很快就被当作“瓦维洛夫反
革命集团”五名从犯中的一员，第一个遭到逮捕并被枪决。典型的
自取灭亡。

　　前车之覆，没有成为后车之鉴；戈沃罗夫教授血淋淋的榜样没
有吓退苏联学术界的硬骨头——尽管他们为数不多，但他们的浩然
正气，仍足以从气势上震慑他们所面对的强权。

　　在这些硬骨头中，有一位引人注目的女流之辈——全苏作物栽
培研究所花卉栽培专家巴季列夫斯卡娅。巴季列夫斯卡娅以罂粟花
研究而见长，瓦维洛夫甚至称她为“罂粟花女王”。但这位养花弄
草的女流之辈性格却极为坚毅。在战前瓦维洛夫学派与李森科－普
列津特轴心的长期对垒中，她始终是瓦维洛夫的坚定捍卫者。1937
年，瓦维洛夫必败无疑的征兆已经很明显了，巴季列夫斯卡娅仍毫
不犹豫地参加了瓦维洛夫的生日晚宴，并在席间祝酒：“为了全苏
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强大，为了它的敌人的垮台，干杯！”这句祝酒
词传到了李森科的耳朵里，李森科从此对这位女对手切齿痛恨。巴
季列夫斯卡娅便不能不为了她的这句祝酒词备受磨难。

　　瓦维洛夫被捕后，巴季列夫斯卡娅的处境变得非常险恶，但她
没有惊慌失措。虽然自身难保，她最关心的仍然是她的导师瓦维洛
夫。1940年8月底，巴季列夫斯卡娅和她的几位同事——科瓦廖夫、
罗扎诺夫、斯托列托娃等——联名给苏共中央、苏联人民委员部、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写信，为瓦维洛夫喊冤。他们在信中说，他们
与瓦维洛夫相处了几十年，对瓦维洛夫的了解是全面的。他们坚信
瓦维洛夫绝对忠实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因此他们恳请当局
释放瓦维洛夫，以免给苏联科学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在送呈前，科
瓦廖夫把信件拿给自己的一个亲戚、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工作人
员看，那位亲戚警告他：如果就这样把信送上去，在信上签名的九
个人都难逃法网；最好是由一个人签名。巴季列夫斯卡娅闻讯，不
假思索地一口应承由她一个人署名，由她一个人冒风险——其他作
者都有家室，都可能株连九族，而她则是独身。她单独署名的喊冤
信交上去后，很快便有了回音——列宁格勒省委召见了她，省委领
导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但她拒绝接受批评，当场争辩说：瓦维洛
夫是无辜的，对瓦维洛夫的迫害是对祖国的犯罪。“一派胡言，”
省委领导勃然大怒，“在瓦维洛夫问题上我们没有错，你不要多管
闲事！”她被赶出了斯莫尔尼宫；三天后，又被赶出了全苏作物栽
培研究所。

　　花卉栽培专家巴季列夫斯卡娅终于付出了代价——她就此失业
了，甚至在整个列宁格勒，都没有哪个单位敢于收留这位“罂粟花
女王”。但她毫不退缩。她找到瓦维洛夫的胞弟谢·瓦维洛夫，说
服谢·瓦维洛夫同意安排她与高层人士会面，让她有机会直接向当
权者为瓦维洛夫求援。谢·瓦维洛夫在高层没有人缘，便通过自己
的亲戚、著名建筑家韦斯林负责与主管农业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联系。韦斯林尽了最大努力，
过了好长时间安德列耶夫方面都音讯杳无。1941年2月， 终于传来
消息，安德列耶夫答应会见。巴季列夫斯卡娅对这次来之不易的会
见寄予莫大期望，准备了一份翔实的发言稿，全面反映在全苏作物
栽培研究所、全苏农业科学院乃至整个苏联生物学界所发生的悲剧
，控诉李森科的独裁。但当期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临时，巴季列
夫斯卡娅却大失所望——主管农业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根本就没
有耐心听取她的汇报。会见前安德列耶夫的秘书就特意提醒她：首
长很忙，所以只能给她几分钟的时间。多么复杂的案件啊，几分钟
能够谈些什么呢？整个会见不过是走形式——持续的时间比巴季列
夫斯卡娅被告知的还要短。当巴季列夫斯卡娅刚刚提到当局在瓦维
洛夫案件的问题上所犯的致命错误时，安德列耶夫马上打断她的话
头。二十三年后，巴季列夫斯卡娅还记得安德列耶夫回答她的每一
句每一个字：“任何致命的错误都不可能有，有的是你所不知道的
事实。”然后，会见结束。

　　象巴季列夫斯卡娅这样的女流之辈，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不乏
其人。就在巴季列夫斯卡娅找到谢·瓦维洛夫不久，玛丽亚·亚历
山德罗夫娜·沙巴林娜也找到了谢·瓦维洛夫。沙巴林娜是全苏作
物栽培研究所饲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任研究所工会主席。瓦维洛
夫的被捕使她第一次下定决心行使工会的本来职责，为捍卫员工的
合法权益而斗争。她给谢·瓦维洛夫带去了由研究所的打字员秘密
打印的长达几十页的证明材料，这份证明材料详细陈述了尼·瓦维
洛夫巨大的学术成就和他的那些成就为他的祖国所创造的巨大的物
质利益，以此提醒当局：失去尼·瓦维洛夫对苏联来说意味着什么。
谢·瓦维洛夫在瓦西里耶夫斯克岛上一座古老的房子里接待了沙巴
林娜，刚刚经历了巴季列夫斯卡娅上访失败的谢·瓦维洛夫这时显
得垂头丧气，他不同意沙巴林娜的天真的想法，不相信沙巴林娜所
提供的证明材料会感动“上帝”。“这是在８月末的事。”沙巴林
娜后来回忆说，“谢·瓦维洛夫坐在办公室的一张大写字台的后面，
我坐在对面。我清楚地记得他那喑哑的没有生气的声音，不知怎的
没有表情的疲倦的眼睛。他甚至都没有去读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
写成的证明材料。他象是要摆脱某种梦魇似的，摸了摸自己鬓角上
的白发，说：‘有什么用呢？怎么做都是徒劳。逮捕我哥哥是有来
头的，至少是国家第一号人物批准的。我们恐怕一点也无能为力……’。”
沙巴林娜无功而返，另一位“娘子军”又接替她上了场。全苏作物
栽培研究所的欣斯卡娅教授出面向苏联科学院副院长、生理学家奥
尔别利院士寻求支持，正直的奥尔别利院士答应为瓦维洛夫做点什
么。他亲笔写了几封信寄给他在高层的朋友们；但仅仅几天后他就
得到忠告：瓦维洛夫案件是钦定的，不要去冒犯龙颜！

　　一场接力长跑就这样进行下去。其实，尼·瓦维洛夫的救援者
何尝不知，谢·瓦维洛夫说的是真的，他们的这场接力长跑只会是
徒劳！但他们不忍退出，他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瓦维洛夫的悲剧，甚至连苏联科学院院长科马洛夫也看不下去
了。瓦维洛夫被捕之初，安插在苏联学术界的密探就报告安全机关
说，学者们坚信，逮捕决定是在李森科一伙的坚持下作出的。卢津
院士公开声称，逮捕瓦维洛夫是“当前最令人惊讶愤慨的事”；瓦
维洛夫不可能犯下任何罪行，他是诽谤和阴谋的受害者。类似这样
的口头和书面抗议不断地汇集到苏联科学院院长案头，科马洛夫终
于不能不表态了。于是，文化特务的密告中增添了一个令安全机关
大吃一惊的内容：科马洛夫院长说：瓦维洛夫被当成象小偷、强盗
和杀人凶手那样的罪犯给抓了起来，原因仅仅是：“他敢于不同意
李森科的观点”。院长还在多种场合，对瓦维洛夫深表同情。在此
之前，科马洛夫院长从来也未曾在瓦维洛夫与李森科的对垒中公开
声援过正义的一方，而是典型的明哲保身——既不得罪斯大林同志
的好学生李森科，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又不得罪瓦维洛夫，使自
己在良心上能过得去。尽量装笑脸，尽量在两种力量之间走钢丝。
但他走钢丝的技巧并不是很高明，常常无法保持平衡，因而常常把
自己陷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老教授尼古拉
·罗季奥诺维奇·伊万诺夫回忆说，科马洛夫不敢违抗当局旨意，
让瓦维洛夫应邀出访。但直接回绝瓦维洛夫，他又拉不下脸。瓦维
洛夫的出访报告因此往往在科马洛夫的案头放几个月都无法批复。
曾经有一次，实在等不下去的瓦维洛夫找到科马洛夫，要他解释：
为什么还不批复他的出访报告？科马洛夫踌躇了好半天，才小心翼
翼地说：“有什么办法呢？还是按上面的意思办吧，按上面的意思
办吧。要有耐心，慢慢来……”。科斯托夫夫人则在回忆录中记述
了这样一件事：那是1939年的一天。在苏联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
李森科以他惯有的腔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经典遗
传学进行了肆意攻击。随后是院长科马洛夫讲话，他对李森科的高
论表示赞同。会议结束时，科马洛夫邀请瓦维洛夫到他办公室去，
和瓦维洛夫一起去的还有科斯托夫。走进办公室，科马洛夫关紧了
门，然后就自己在会上的发言向瓦维洛夫解释，请求瓦维洛夫理解
；并且从抽屉里拿出李森科的一本书，嘲笑作者文理不通。应该说，
科马洛夫对李森科的厌恶是真的，只不过为自己的仕途着想，他才
尽量压抑自己的厌恶之情，而对李森科隐忍相待。但瓦维洛夫竟然
锒铛入狱，这在科马洛夫看来也实在是太过分了；而且在瓦维洛夫
被捕之后，李森科认为已经除掉了他在苏联学术界最后的同时也是
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志得意满，从此更加目中无人，更加飞扬跋扈。
科马洛夫在名义上是苏联科学院院长，而实际上的苏联科学院院长
则是李森科。瞧着半坛子醋的李森科在堂堂苏联科学院作威作福，
毕竟还算是苏联学术界前辈和权威的科马洛夫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羞耻、恐惧、愤怒和无可奈何相交织，他再也无法完全压抑自己对
李森科的强烈厌恶和对瓦维洛夫的同情，终于也加入了为瓦维洛夫
伸冤的行列。

　　在为瓦维洛夫伸冤的行列中，最大无畏、因而走在最前列的是
瓦维洛夫的老师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他是一位著名的农业化学
家，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他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还
是斯大林奖金的得主。和他的学生瓦维洛夫一样，普里亚尼什尼科
夫院士是个非常执拗的人。他决不相信当局对瓦维洛夫的指控。他
不怕窃听、不怕偷窥，在苏联科学院、在全苏农业科学院、在季米
里亚捷夫农学院、在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在各种公开场合，他
向各色人等不知疲倦地反复说明，瓦维洛夫案件是冤案，瓦维洛夫
什么罪过也没有。他还给贝利亚写了一封信，揭露李森科的伪科学
本质，企图借打击李森科，来唤起当局对瓦维洛夫案件的反思，从
而给瓦维洛夫的平反昭雪创造机会。战时进行的大疏散使他流落撒
马尔汗。从僻远小城，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遥想着自己心爱的学
生。交通不便，他就发电报。电文的主题只有一个——提名“国事
犯”瓦维洛夫的著作为当年斯大林奖金的候选作品，这无异于对斯
大林同志本人的讽刺！斯大林同志是不会允许任何人公开为“国事
犯”辩护的，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的所有这些行为，实际上都是
直接挑战天威。换了另一个人，早就掉了脑袋，普里亚尼什尼科夫
院士则始终安然无恙。或许是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的年纪救了他
——瓦维洛夫被捕那年他就已经77岁了，所以在当局看来他无非是
个老糊涂，干脆不去理会他吧。

　　当局某种程度上的纵容，使得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有机会继
续为拯救瓦维洛夫而呐喊奔走。他的百折不挠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鼓励着他的同志们在绝望中苦苦支撑。

　　1942年秋，为庆祝十月革命25周年，苏联科学院在斯维尔德洛
夫斯克召开了盛大集会。已被疏散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因此从农村、
从城市、从四面八方来到乌拉尔。白发苍苍的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
士也来了。但他此行的主题却与众不同——他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
会，再次集合同志，向最高当局呼吁平反瓦维洛夫案件。他昂着头
走进了苏联科学院院长办公室，科马洛夫院长殷勤地接待了他，李
森科却拒绝参加接见。会谈时，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直言不讳地
指出：李森科杀死了瓦维洛夫，为了攫取瓦维洛夫在苏联学术界的
地位而谋杀了瓦维洛夫！对此科马洛夫院长未予反驳。普里亚尼什
尼科夫院士请求院长立即向苏共中央控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非法
逮捕瓦维洛夫的暴行，控诉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个人专制。对这
些爆炸性的要求，科马洛夫院长颇感为难。“我能做什么呢？”他
摊开双手说：“有什么用呢？”但在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坚定的
凝视下，科马洛夫院长终于动摇了：“好吧，我试试，过几天维辛
斯基就要来，我请他帮帮忙。”过了几天，维辛斯基真的来了，科
马洛夫极为委婉地建议这位苏联总检察长复查瓦维洛夫案件，但是，
没用。维辛斯基本人和李森科一样也是卓尔不凡的迫害狂，苏联三
十年代对布哈林等党内反对派的那几次臭名昭著的大审判，他便是
组织者。他当然也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和苏联各族人民之父、科
学巨擘斯大林同志以及斯大林同志的好学生李森科同时当选的，但
他并不认为自己就因此肩负了捍卫科学的责任，就象李森科院士并
不忠实于科学一样。在“党性”和理性、“党性”和人性如熊与鱼
掌不可兼而得之时，维辛斯基总检察长兼院士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到
“党性”一边而抛弃理性和人性。“败类”、“臭死体”、“废物”
——这就是维辛斯基总检察长兼院士对那些被押上审判台的列宁的
老战友、十月革命领导人所用的称呼。对虽然德高望重但却不幸失
去了权势的前辈进行公开的人身侮辱，这实际上已经成了维辛斯基
总检察长兼院士的一大癖好。侮辱和贬损，而不是仅仅从肉体上消
灭受害的无辜者，这是作为迫害狂的维辛斯基总检察长兼院士不同
于一般迫害狂的特色之所在。“一堆发臭的人类垃圾”、“疯狗”、
“极可恶的走狗”、“万恶的坏蛋”、“卑鄙的冒险分子”甚至“
万恶的狐狸和猪杂种”，诸如此类惊心动魄的词汇在维辛斯基痛斥
列宁的老战友和十月革命领导人的演说中随处可见；而在使用这些
词汇时，堂堂总检察长兼院士丝毫也不难为情。中国五、六十年代
政治运动中流行的暴力语言，便大多是向维辛斯基等苏联“老大哥”
鹦鹉学舌学来的。请求如此卓尔不凡的政治迫害狂为受害者瓦维洛
夫一援手，岂不是缘木求鱼！果不其然，维辛斯基总检察长没有为
瓦维洛夫说一句话。

　　得知游说维辛斯基失败的噩耗，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仍然没
有气馁，仍然没有放弃对科马洛夫院长的纠缠。约半年后，老人在
阿拉木图又遇到了科马洛夫院长，又坚持要求科马洛夫以苏联科学
院的名义，给苏共中央写信，“祖国不会饶恕我们对瓦维洛夫的悲
剧袖手旁观。”他反复对科马洛夫这样说，“记住吧，弗拉基米尔
·列昂季耶维奇，不会饶恕的。”科马洛夫不能不满足老人的愿望。
但科马洛夫没有写信——精于宦海之术的苏联科学院院长，不愿为
偷窥者留下“同情人民公敌”的任何文字凭据，而宁愿与上面口头
交涉。他尽了最大努力，找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但仍旧
是白搭——原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米库尼斯曾这样回忆他与莫洛托
夫饶有趣味的一次相遇：

　　“那是1955年，地点在孔策沃克里姆林宫医院里。当时我因有
些不舒服被送进这所医院疗养。在医院的走廊里我很偶然地遇见了
莫洛托夫。以前，我只见过他一面，是在巴黎的和平大会上。在孔
策沃，不论是莫洛托夫还是我，都穿着病员服。但他还和过去一样，
骄横冷酷。我走到他跟前并且问他：当年您作为政治局委员，为什
么还允许逮捕自己的妻子？他若无其事地、轻蔑地看着我问：‘您
是什么人？’我告诉了他我的身份，他这才愿意回答，表情非常僵
硬：‘为什么允许逮捕我妻子？就因为我是政治局委员，我必须服
从党的纪律……我服从了政治局关于必须清除我妻子的决定……’。”

　　在“党性”和理性、“党性”和人性如熊与鱼掌不可兼而得之
时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党性”一边而抛弃理性和人性，这一点莫
洛托夫与维辛斯基是一致的。所以，他明明知道相依为命几十年的
爱妻肯定是蒙冤入狱，但仍旧漠然视之。对沦落深渊的爱妻都不肯
一援手的莫洛托夫，怎么能够指望他援救与他无亲无故的瓦维洛夫
呢？更何况瓦维洛夫的被捕是莫洛托夫亲自批准的，为瓦维洛夫平
反岂不等于打莫洛托夫的耳光！也就难怪莫洛托夫一听科学院院长
说起瓦维洛夫的名字就恼火地叫起来：“现在我不处理这件事，我
没空！”

　　为瓦维洛夫，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真真跑断了腿，磨破了嘴。
将来在九泉之下与瓦维洛夫重逢，他完全可以毫无愧色。但即便如
此，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也还是要尝试。事实上他已经把营救瓦
维洛夫当作了他晚年主要的人生座标，生命不息，他就要营救不止，
直到他最心爱的学生死而复生！于是，垂垂老矣的普里亚尼什尼科
夫院士，依旧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颤颤巍巍地，一次又一次地
奔走，用他苍老的嗓音诉说、请求、劝告、警告！当他终于不能不
确信他是走投无路时，他想起了一个人，只有这个人能拯救瓦维洛
夫——只要此公愿意。此公当然非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所敬爱的
斯大林同志莫属！那时，在苏联大地流传过多少神话啊——一个被
陷害的青年在狱中向斯大林同志写信求助，斯大林同志果然下令推
翻原判，使那位青年重见天日；一个老人给斯大林同志写信抱怨他
的退休金计算错误，斯大林同志亲自干预此事，老人的退休金很快
就补发了……啊，斯大林同志，他是那样的明察秋毫，那样的善良、
那样深切而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的人民。苏联科学泰斗所蒙受的巨
大冤屈，维辛斯基可以不过问，甚至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莫洛托
夫也可以不过问，但，斯大林同志不可以不过问，斯大林同志不会
不过问！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1943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普里亚尼什尼
科夫院士寄出了他寄予最大希望、实际上也是最后希望的一封信。
和往常一样，这封信的发出，依旧要经过科马洛夫院长。此前，普
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听到关于瓦维洛夫的许多传闻，中心内容是瓦
维洛夫不堪折磨，已经来日无多了。老人跌跌撞撞地闯进科马洛夫
院长的办公室，号啕痛哭。等他哭够了，他才从泪眼模糊中发现，
办公室里还有一位客人——谢·瓦维洛夫！原来谢·瓦维洛夫和普
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不约而同，也是来为尼·瓦维洛夫求助的。谢
·瓦维洛夫得知，他的哥哥在狱中一点东西也吃不上，健康状况因
此急剧恶化。一个为自己的祖国贡献了几百万吨粮食的功臣，却因
为饥饿正在囚室里悄然死去。和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一样，谢·
瓦维洛夫也是哭着来到科马洛夫办公室的；和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
士一样，谢·瓦维洛夫也是前来请求科马洛夫院长：立即向最高层、
向斯大林同志呼吁：尽最大努力，挽救瓦维洛夫的生命。这次科马
洛夫不惜打破常规，亲自拿起了笔。信是这样写的：

　　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植物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被
关在狱中。他的生机正在流失。苏联科学院院长准备保释尼·瓦维
洛夫，随传随到。如果实在不能假释尼·瓦维洛夫，苏联科学院院
长请求立即采取措施，恢复尼·瓦维洛夫的健康，并给他提供在作
物栽培领域内从事科研的条件。

　　情况十万火急。求援信的作者们度日如年地期待着回音。但是，
没有回音。几个月之后，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又闯进了科马洛夫
办公室，催促科马洛夫立即与斯大林同志联系。科马洛夫拿起了电
话话筒。对方接话的是斯大林同志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将军。
将军的回答极为简明扼要：

　　信件收到。已转给贝利亚同志。

　　再没有任何下文。

　　最后的一线希望到这时应该是破灭了。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
却仍不放弃——既然斯大林同志把皮球踢到了贝利亚那里，那就再
去找贝利亚。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当然不那么好找。但普里亚尼什尼
科夫院士自有办法。他通过他在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的同事、贝利
亚的妻子安排了他与贝利亚的会见。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那间富丽
堂皇的内务人民委员办公室里，贝利亚对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表
现出异乎寻常的殷情和客套。他的桌上堆着一摞高高的案卷——都
是关于尼·瓦维洛夫的。贝利亚破例准许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任
意阅读这些原本属于绝密的案卷。“你瞧，”贝利亚亲自打开其中
的一份，放在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面前，仿佛是说：“有什么办
法呢？铁证如山——他投靠了英国情报机构。”普里亚尼什尼科夫
院士稍稍翻了翻那本案卷，然后就一手把它推开了。是的，都是白
纸黑字，但老人与自己最心爱的学生已有整整四十年的交往史，他
只确认自己对瓦维洛夫四十年的了解而不接受那些不知怎么炮制出
来的“白纸黑字”。再多的案卷也说服不了他。“让我见瓦维洛夫，”
老人说，“只要他当面向我承认这一切，我就相信。”这实在太让
贝利亚为难了。老人自己也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他不等贝利亚回答，
也不说声再见，就拉开椅子向外走。一直不肯绝望的老人这时终于
绝望了。巨大的悲痛淹没了他。他完全失去了自持，头重脚轻地在
一座座大楼之间游荡，弄不清哪里有路、哪里有门，什么也看不见，
只管往前走，直到好心人让他出示证件，然后把他带了出去。

　　几十年后，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的另一个学生、农学家库普
佐夫回忆说：1944年1月， 他回母校拜访老人。老人向他谈起了自
己营救瓦维洛夫的全过程。老人恨恨地说：“他们想剥夺农村、迫
使农民贫困化来积累资金。瓦维洛夫妨碍了他们，所以就不存在了。
而要反对那些大权在握的人我们又无能为力。”库普佐夫对这个场
景始终记忆犹新：“老师讲到这里时止不住地哭了起来，不断地用
手帕擦眼泪。我们赶快把话题转移到别的方面，但过了好久，老师
还在那里伤心地痛哭。”


　　一代巨匠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旅程。而在大墙外，他的爱妻
还在给他邮寄从自己牙缝里挤出来的粮食，还在痴痴地等着他回家
团聚；他的老师、同事和学生还在竭力帮助他挣脱牢笼；各国学者
还在期盼着他重返国际学术论坛……但他却已经死了，遗体被抛进
荒冢，甚至连一块墓碑也没能留下。这年他不到54岁。

　　瓦维洛夫的妻子终身不忘1940年8月初她为丈夫送行的情景。作
为一个旅行家的妻子，她已习惯了丈夫出差。这次她也象往常一样
地与丈夫挥别。她万万想不到，这竟然是永别，她的丈夫从此成了
断线的风筝，纵然走遍天涯，也永远唤不回来了。后来卫国战争爆
发，她被疏散到她的娘家——一个边远小镇。这时她已经得知她的
丈夫的悲剧了。呼天抢地、悲痛欲绝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她已经平
静了下来。她最关注的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实际上对瓦维洛夫来
说是性命攸关的问题——在监狱中吃得饱吗？院士夫人听说了太多
关于囚犯如何沦为饿蜉的悲惨故事，于是朝思暮想如何能让自己的
丈夫填饱肚子。她从牙缝里省下一口口粮食；又用自己积攒下来的
一点点钱，买了一些高价食品，然后一针一线地缝好一个个包裹，
把食品寄往遥远的莫斯科，寄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包裹里还附上一
封封词意恳切的信，恳求内务人民委员部把这些包裹转交给瓦维洛
夫。每寄一次，她都禁不住幻想，仿佛看见她的形销骨离的丈夫，
正以惊喜的神色，拿来包裹，双手哆嗦着拆开，然后一把一把地大
口吃起来……。

　　但幻觉终归是幻觉，她怎么也想不到，她的丈夫从来也不曾收
到过她的包裹；她更想不到的是，当她正在那个边远小镇上一次又
一次地往莫斯科给她的丈夫寄送食品时，她的丈夫其实既不在莫斯
科，也不在任何别的地方，她的丈夫和她就住在同一个小镇上，住
在与她娘家相隔咫尺的一座集中营里。这真是命运的捉弄！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1941年 7月19
日的判决，瓦维洛夫本来应该象他的难友们——诸如戈沃罗夫教授、
迈斯特院士——那样，押上刑场执行枪决。但枪决没有执行。 7月
26日，瓦维洛夫被关进布特尔卡监狱的地下室。然后又转到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内部监狱。个中情形，瓦维洛夫在他致贝利亚的一封信
中有过陈述——

　　1941年8月1日，即在判决后三周，您的代表以您的名义到布特
尔卡监狱里通知我，您正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出撤消就我一
案所作出的判决的请求，我的死刑会得到赦免。1941年10月4日， 
根据您的命令，我被从布特尔卡监狱转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部监
狱，10月5日和15日， 我和您的代表谈了我对战争、对法西斯主义
的态度，以及关于利用我这个有丰富经验的科学工作者的问题。10
月15日我被告知，将给我提供作为一个院士从事研究的全部可能性，
在两三天内将最终明确。

　　这封信表明，在瓦维洛夫的最后岁月中，似乎出现过某种转机。
换句话说，向来以“红色屠夫”而著称的贝利亚，在瓦维洛夫问题
上似乎并非穷凶极恶。其实不足为怪。最新披露的史料证明，贝利
亚其实并非斯大林时代后期国家罪行的元凶——发生在1940年春的
屠杀两万多无辜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事件，苏联方面先是把罪责推
给希特勒，到后来实在无可推诿、只好承认是自己的“杰作”时，
便把已在九泉之下的贝利亚拉出来作替罪羊，说那两万多波兰军官
是贝利亚的牺牲品。但原始档案显示，1940年3月5日的苏共政治局
会议上，莫洛托夫、伏罗西洛夫、米高扬等人一致拥护斯大林同志
作出的秘密杀害两万多名波兰军官的决策，只有贝利亚力排众议，
以致龙颜大怒，贝利亚差点被撤职。秘密杀害两万多波兰军官的政
治局决议，只好改由伏罗西洛夫来执行。发生在1943年的那场强制
性的民族大迁徙，使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全体居民、全体车臣－印古
什人、全体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日尔曼人和另外七八个少数民
族永远丧失了自己的家园，流落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几十万人
在迁徙途中悲惨地死去。真相披露后苏联方面也说是贝利亚干的，
但现在发现的原始档案显示，迁徙命令是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签
署的，贝利亚非但不是执行者，而且坚决反对迁徙整个整个的民族。
但既然斯大林同志已经签署了命令，他也就爱莫能助了。几位少数
民族领袖请求贝利亚阻止这一暴行，贝利亚坦率地说：“我办不到，
政治局不支持我。我唯一能做的是挽救你们几个家庭。”

　　当然，作为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的历史并不清白，他必
须与斯大林同志在总体上保持一致以巩固自己的权位，他必须清除
自己的政敌，为此他也枉杀了不少人。他无疑也是个刽子手，而且
是个大刽子手。但相对于当时其他所有的大刽子手，应该说，贝利
亚还是罪状较轻的一个，在他的身上，人性还没有完全泯灭；在条
件允许的范围内，他还是制止了一些暴行，保护了一些无辜者，尤
其是保护了一些著名学者。

　　在这些著名学者中，最著名的是图波列夫院士——苏联的航空
工业之父。图波列夫院士是被叶若夫送进监狱的，在严刑拷打下已
经供认自己如何“蓄意破坏苏联航空工业”。叶若夫垮台后他仍在
死牢中坐以待毙。贝利亚想救他出狱，为此召见了他，要他推翻供
词。但图波列夫院士这时已不再相信任何人，他以为克格勃又在变
着法子玩弄他，因此坚决不肯推翻供词，只求速死。贝利亚无可奈
何，说：“好吧，不否认算了，现在要你重新工作，这总可以吧。”
图波列夫院士终于答应了下来。然后由贝利亚出面，提请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批准，赦免了图波列夫院士的死刑。图波列夫院士又
拿起了绘图笔。而由图波列夫院士开列的需要保护的专家名单中的
囚犯，也都免除了死刑，重新开始研究工作。

　　还有比图波列夫院士更幸运的。如国防科技专家万尼科夫。万
尼科夫本来也被判处死刑，但贝利亚迟迟不执行。有一天，斯大林
同志突然想起了万尼科夫，对贝利亚说，可惜万尼科夫教授不在了，
我们现在多么需要这样的人啊。贝利亚马上接过话头：“要是他突
然……死而复生呢？这样的怪事并不是不可能发生啊！”于是万尼
科夫教授走出了死牢，马上出任武器装备人民委员。贝利亚1944年
2月的一个报告，更是解放了整整一批学者。报告是这样写的：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维·斯大林同志：

　　1942年至1943年，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专家处所看押
的专家提出的设计方案，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十六厂完成了以
下具有重大国防意义的工作：

　　１．根据格卢什科提出的设计方案，研制出使飞机加快速度的
Ｉ型远程侦察机液体喷气发动机样机。

　　２．根据多勃罗沃利斯基提出的设计方案，在联结M-105型系
列发动机的基础上研制出MB-100型起飞功率为2425马力的大型号
飞机发动机……

　　鉴于上述工作的重要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撤消表现特
别突出的在押专家的刑事处分并予以释放是适宜的……请指示。

　　　　　　　　　　　　　　　　　　──贝利亚

　　下面是35名在押专家名单：阿尔季舍夫斯基（原判10年）、别加
日诺伊（原判25年）、博德尼亚（原判20年）、格卢什科（原判10年）
……他们都重新获得了自由。

　　对瓦维洛夫案件，贝利亚也曾干预。虽然瓦维洛夫案件是钦定的，
贝利亚还不至于试图为瓦维洛夫平反昭雪，还不至于仅仅为一个瓦维
洛夫而与斯大林同志对抗，但他至少试图挽救瓦维洛夫的生命。他的
干预为本来已经绝望的瓦维洛夫重新点燃了希望之火。1941年8月8日，
瓦维洛夫向贝利亚呈交了一份申请书：

　　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

　　鉴于您提出赦免我和撤消军事法庭的判决，并考虑到由于战争向
苏联所有公民提出的巨大要求，我斗胆提出请求，请给我提供条件去
全力从事现时在我的专业上（作物栽培学）最为迫切的任务。

　　（１）我可以在半年内编完《抗最主要病害栽培作物品种的培育
实用指南》。

　　（２）我可以通过紧张的工作在六～八个月内结束对苏联各个地
区都适用的《禾谷类作物育种实用指南》的编写。

　　对油桐树和金鸡纳树等具有国防意义的亚热带作物栽培领域，以
及维生素含量丰富的作物我也感兴趣。

　　我想把我在作物栽培领域中的全部经验、全部知识和力量毫无保
留地贡献给苏维埃政权和我的祖国。在我的祖国，我可能会有极大用
处的。

　　　　　　　　　　　　尼古拉·瓦维洛夫
　　　　　　　　　　　　1941年8月8日,于布特尔卡监狱第49号囚室

　　瓦维洛夫不敢奢望贝利亚还他清白，他所要求的，仅仅是能在狱
中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而他的这个要求，与贝利亚依照“图波列夫模
式”处理瓦维洛夫问题、也就是把瓦维洛夫安排到监狱研究所的设想
是一致的。在监狱研究所，虽然依旧是阶下囚，但毕竟可以享有普通
集中营的犯人所享受不到的一些好处——住得好一些，吃饱也没有问
题。在那里，生存和工作的起码条件还是有保障的。事实上，几乎所
有被关进这种“特殊监狱”的囚犯都安然度过了艰难的战争年代。但
是，依照“图波列夫模式”处理瓦维洛夫问题的设想没能实现。这倒
不是人为的而完全是时间因素所致。10月15日，贝利亚的代表又一次
来到瓦维洛夫囚室，与瓦维洛夫继续关于战争和法西斯主义问题的谈
话。这时德国人的坦克已经逼近了莫斯科郊区。贝利亚不能不把瓦维
洛夫问题暂时搁置下来，去处理迫在眉睫的战争问题。瓦维洛夫问题
也就无人过问了。

　　随着德军的逼近，莫斯科开始紧急疏散。10月16日上午，莫斯科
火车站被军警和狼犬围了个水泄不通，包围圈里是莫斯科各监狱的近
万名囚徒。前天晚上刚刚下了一场雪，积雪在阳光照耀下正在融化，
火车站广场上到处是雪水。军警一声令下，近万名囚徒齐刷刷地趴下，
不准动，甚至不准稍稍抬头，否则就要挨枪托。囚徒们在雪地里趴了
整整六个小时，运送他们的火车才进站。军警开始象装运牲畜那样把
囚徒们往车厢里装，在只能坐五个人的“单间”里，硬塞进20－25人，
囚徒们只好前胸贴后胸地站着，连拉屎拉尿都挪不动步子。许多囚徒
在闷热劳累中晕死过去，到目的地时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了。

　　苏联科学院院士瓦维洛夫就在他们中间。在经过了长达两个星期
的“旅行”后，他被从莫斯科押解到萨拉托夫的一座集中营，这座集
中营就设在他妻子的娘家所在的那个小镇上。夫妻俩咫尺天涯。

　　到萨拉托夫后，瓦维洛夫和其他犯人一样，被按倒在地上，脱光
了衣服搜查。再用冰水冲淋，算是“卫生处理”。然后，关进三号牢
房——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牢房，它关押的大都是重量级人物，如匈
牙利革命领袖库恩·贝拉，俄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
研究所创始人和第一任所长梁赞诺夫院士，著名哲学家、世界文学研
究所所长卢波尔院士，作家米哈伊尔·列维多夫等等。开始，和其他
重量级囚犯一样，瓦维洛夫住的是单人房间，虽然从旁边的侦讯室里
没日没夜地传出拷打声和被毒打的囚犯的惨叫声，但瓦维洛夫对这一
切似乎已见怪不惊，依然显出从容不迫的大家气派。女犯人伊琳娜便
是他的这种大家气派的目击者。入狱那年伊琳娜才16岁，中学都没读
完，但她却因“试图组织对斯大林同志的谋杀”而被判罪。后来她这
样回忆她与瓦维洛夫的相逢：

　　我不能确切地指出这是哪一天，但我清楚地记得，事情发生在
1942年1月。 那天，看守把我们从各自的囚室中叫出来，在监狱的
院子里集合准备带走。但为什么带走、要带到哪里去？当时我并不
清楚，许多犯人就这样带出去然后永远也回不来了。我真是害怕极
了，害怕这就是最后时刻……我被推搡着赶进队伍里，一把鼻涕一
把泪地哭了起来。突然，我听到了一个极为平静的声音：“你哭什
么？”我转过头去，一个穿黑大衣的人就站在我旁边，又高又瘦，
满脸胡子，一双文文静静的眼睛。他正关切地看着我。我回答说，
我怕，我想家。他轻声细语地安慰我，终于让我也平静了下来。上
车后他告诉我：“我叫瓦维洛夫，我是瓦维洛夫院士，他们把我单
独关在一个死囚房间里。你要记住我，不要忘了我的名字。”他还
给我讲了一则笑话，说有一些犹太人，开始向他们征收捐税时，他
们因无力交足捐税而害怕得大哭起来；可真的把他们搜刮得一贫如
洗之后，他们反而不怕了，反而无忧无虑了。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的脸上还带着笑容……不一会儿，车就到了目的地。我很高兴等
着我们的原来不是刑场。我们就此分手了，再也没能见过面。

　　在死囚房间里，瓦维洛夫实在是太孤独了——列宁在狱中尚且有
书可读，瓦维洛夫在狱中却见不到一张纸片；没有同伴可以互相慰籍，
又不能象普通犯人那样在放风时出去散散心；除了洗耳恭听隔壁的拷
打声和惨叫声，便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头顶那盏一天二十四小时都
开着的浑浊的壁灯，洒下的只是无边无际的空虚。能够与中学生囚犯
伊琳娜相遇，在瓦维洛夫来说简直就是节日，难怪他要滔滔不绝。就
这样在孤独和空虚中苦苦浮渡，所幸终于靠岸——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卢波尔院士和一位名叫菲拉托夫的木材加工工程师也成了瓦维洛夫囚
室的正式居民。

　　终于不再与世隔绝，急不可待的瓦维洛夫马上开办了“狱中大学”。
他知道自己的生机正在无情地汩汩流失，他不甘心就这样离去，带着
满腹经纶离去。即便在囹圄之中，他也要播种自己的学说。于是，新
来的两位难友便成了他的“狱中大学”学生。“瓦维洛夫在囚室中讲
课，”幸存者回忆，“只能压低了声音讲，因为声音稍稍大了一点，
看守长就要打开门呵斥一通。……就这样度过一天又一天：早晨，吃
完饭后讲课，接着休息，吃午饭，又是讲课，直到吃晚饭和睡觉。”
据称， 瓦维洛夫在狱中共授课101课，内容包括生物学、遗传学、作
物栽培学。难友们印象最深刻的是，院士非常乐观，对未来充满了希
望，讲课之余，还讲了许多他在那些遥远国度旅行的有趣的故事。

　　精神上的苦役终于有所减轻，但在物质上瓦维洛夫始终走不出绝
境。幸存者回忆：“囚室很窄，仅有一张钉在墙上的吊铺，大家只能
轮流上床睡觉。没有窗户，没有通气孔，门上一条窄窄的缝还不到手
指宽，从来享受不到风和阳光；没有肥皂、没有卫生纸，甚至没有水
洗澡。大家的身上都是臭烘烘的，臭虫乱爬。所谓衣服只是一块麻布
口袋，领子和袖口都开了口子；鞋子是用椴树皮织的。卢波尔院士说，
古罗马的奴隶穿的就是这样的衣服。”但这些还是次要的，首要的吃
饭问题。入狱之后，瓦维洛夫一直食不果腹。“食物是三餐都一样的：
早饭一勺子稀粥；午饭——两勺稀粥和一缸子用发臭的腌西红柿和一
小块鱼片熬成的汤；晚饭又是一勺子粥。此外，照规矩应有一块用大
麦面做的300克到500克重的黑面包。但这常常没有保障。”对已经不
再幻想自由的瓦维洛夫来说，这时最难受的便是饥饿的折磨。偶尔实
在受不了，瓦维洛夫只好在监狱长前来巡视时，请求多给口米汤喝。
监狱长当然不会答应，而是怒气冲冲地大叫：“瞧，想得倒美！前线
受伤的战士都没有大米吃，国事犯倒来找我要大米吃……”

　　不堪折磨的瓦维洛夫终于病倒了——他实际上是饿倒的。病中的
瓦维洛夫记起了贝利亚的诺言——贝利亚的全权代表曾经许诺赦免他
的死刑。他向监狱长汇报了这件事，监狱长只是向他耸了耸肩。到19
42年春天，瓦维洛夫又染上了严重的坏血病，这时监狱长才动了恻隐
之心，准许他给贝利亚写信。信写在一张大纸上，信纸的正反两面都
挤满了蝇头小字，注明日期是1942年4月25日。 “最最尊敬的拉夫连
季·帕夫洛维奇，”瓦维洛夫这样称呼贝利亚。他重述了自己的被捕
经过，然后以从未有过的斩钉截铁的语气说：对他的所有指控“是建
立在谎言和诽谤的基础之上的，它们没有得到侦察的任何证实。”他
提请贝利亚注意全权代表在布特尔卡监狱与他的谈话，恳求准允他在
监狱中进行贝利亚早就许诺让他进行的研究工作。说：“我今年54岁，
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尤其在作物栽培领域，能随意使用几种最主要
的欧洲语言。如果我能把我的经验和知识完全贡献给我的祖国，即便
仍在监狱中，我也会感到幸福的。我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还不错，我
还可以为我的祖国做不少事情……”接着写道：“我请求明确我未来
的命运，减轻对我的惩罚，给我提供工作所必须的条件，哪怕是最低
限度的条件。”

　　瓦维洛夫的紧急求援信通过秘密邮局送到了贝利亚的手上。贝利
亚果然如瓦维洛夫所望，记起了他的许诺。他当即指示，尽快办理正
式撤消瓦维洛夫死刑判决的手续。为此，内务人民委员部向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递交了要求重新审理瓦维洛夫案件的建议书。这次贝利
亚的话管了用。瓦维洛夫问题列入了1942年 6月2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会议的第325项议程。 决定处瓦维洛夫死刑的那场审判只用了
五分钟，撤消瓦维洛夫死刑判决的议程则更短——只用了不到一分钟。
实际上都只是走走形式。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法制，起决定作用的
都是个人意志。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象瓦维洛夫院士、图波列夫院
士、迈斯特院士、梁赞诺夫院士、卢波尔院士这样的科学泰斗，他们
的生杀予夺都决定于那么几个人！

　　所谓“法律”上的死期从此不复存在。虽然还没有宣判瓦维洛夫
无罪，但对瓦维洛夫来说，这已经是他在狱中所得到的唯一的一个好
消息了。瓦维洛夫应该会开怀大笑吧。不过，瓦维洛夫能从这次改判
中得到的最大好处也就仅限于此了。换句话说，这次改判只具有象征
意义，只是给了瓦维洛夫精神上的慰籍，在物质上带给瓦维洛夫的好
处少得可怜。改判后，瓦维洛夫和同时被免除死刑的卢波尔院士一起
从死囚房间转移到上一层的大牢房里。新牢房的唯一优越性仅仅在于，
瓦维洛夫终于可以每天享受放风——沿着一个红砖井的底部转悠十分
钟。此外便一如其旧——同样的拥挤、同样的吃不饱。但瓦维洛夫不
着急。他在等待，等待贝利亚迈出第二步——在他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让他开始狱中的研究工作。

　　但是，他终于没能等来这一天。也许是贝利亚太忙了，又把瓦维
洛夫问题放到了一边；更大的可能性是，对瓦维洛夫的宽容激起了瓦
维洛夫的敌人的激烈抗议，以致惊动了圣驾。贝利亚面对巨大阻力，
不愿再惹麻烦，于是放弃了……。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官场上
从此无人过问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瓦维洛夫了，于是，瓦维洛夫虽然免
除了法律意义上的“死期”，但死神仍在不远处恭候着他。

　　1942年春，萨拉托夫集中营的苦难到了人们所能承受的极限——
一个更可怕的恶魔降临了：痢疾。没有足够的药物、足够的病床，萨
拉托夫集中营事实上是不设防。病魔因此长驱直入，与饥饿联手，在
监狱大楼里任意肆虐。每天都有无法救治的囚犯被硬挺挺地拖出去，
短短的两三个月内，死于痢疾的囚犯即达数百人之多。前《消息报》
主编斯捷克洛夫被硬挺挺地拖出去了，苏共元老梁赞诺夫院士被硬挺
挺地拖出去了；卢波尔院士倒是一步一步自己走出去的，转到一座劳
改营；但病魔仍追着他跑，他终于还是没能活着走出牢房。无论是小
偷、杀人犯，还是无辜的院士，当局是一视同仁，谁也别想享受健全
的医疗保健。

　　瓦维洛夫当然也无权享受。于是，斯捷克洛夫、梁赞诺夫、卢波
尔的今天，便是瓦维洛夫的未来。

　　在无边的苦海中，瓦维洛夫翘首相盼。他已经等不来贝利亚的消
息了，等来的只是病魔。1943年1月24日， 监狱医士斯克里皮娜向监
狱长报告，瓦维洛夫病倒了。监狱长下令入院抢救。便有了如下一份
记录：

　　1943年1月25日， 由下述人员组成的萨拉托夫隔离所、农业人民
委员部医院医生委员会──主席：监狱长伊拉申上尉，成员：卫生视
察员图列茨基、医院负责人特韦里京和医生塔良克尔
　　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1887年生）进行了检查。
　　主诉：全身虚弱。
　　检查结果：痢疾，表皮苍白，双腿浮肿。住院。
　　诊断：营养不良症，浮肿病。
　　委员会决议：送一号诊所治疗。

　　好不容易享受到入院待遇的瓦维洛夫，此时已气若游丝了。就连
监狱方面都承认，“营养状况长期低于标准水平”，以致病人的身体
受到了致命的摧残；在最后阶段，病人已不能进食。先兆性跑肚使病
人脱水因而更趋衰竭……事实上，瓦维洛夫的痢疾和其他囚犯的痢疾
一样，完全是饿出来的。医院打算挽救他，但却回天无力。在病床上
躺了不足24个小时，1943年1月26日凌晨7点，瓦维洛夫便永远闭上了
眼睛。

　　一代巨匠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旅程。而在大墙外，他的爱妻还
在给他邮寄从自己牙缝里挤出来的粮食，还在痴痴地等着他回家团聚；
他的老师、同事和学生还在竭力帮助他挣脱牢笼；各国学者还在期盼
着他重返国际学术论坛……。但他却已经死了，遗体被抛进荒冢，甚
至连一块墓碑也没能留下。这年他不到54岁。

　　又过了两年。

　　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苏联科学院光学研究所所长的住宅电话突
然急促地响了起来。电话是斯大林同志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将
军打来的。将军要所长谢·瓦维洛夫院士马上赶到斯大林同志办公室，
说斯大林同志有要事相商。斯大林同志满面春风地接待了谢·瓦维洛
夫院士，说他很高兴认识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说科学家对于建设
社会主义是如何的重要，说他一贯重视人才。谈到这里斯大林同志讲
了一个故事，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目击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在春季涨水时发生的。当时有30个人到河里去捞取被波涛汹
涌的洪水冲下来的木料。当傍晚他们回到村里时，却少了一个同伴。
当我问到第30个人在哪里时，他们冷淡地回答：第30个人“留在那里
了。”我问：“怎么会留在那里呢？”他们又同样冷淡地回答说：“
那还要问什么，当然是淹死了。”当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忙着要走，
说是“要给母马饮水去”。我责备他们对人还不如对牲畜那样爱惜，
他们中间便有一个人在其余人的赞同下回答道：“干吗我们要爱惜人
呢？人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做出来的。而母马呢……你试一试去做出一
匹母马来看。”

　　斯大林同志用这个事例说明，在俄罗斯的传统中，对人的蔑视是
多么的根深蒂固啊，而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与社会主义建设是多么
的不相容！“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对人才、对干部采取冷淡态度，不会
重视人才，”斯大林同志拍着桌子气愤地说，“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
人对人的可怕态度的残余。”他告诉谢·瓦维洛夫，对这种残余他从
来深恶痛绝，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最早在1935年克里姆林宫的一次
会议上，他就曾义正词严地抨击过这种残余，就曾提醒全党：要想克
服人才严重匮乏的现象，使社会主义苏联得到足够数量的能够推进技
术和运用技术的干部，必须首先学会重视人才，重视每一个有益于共
同事业的工作者；必须认识到：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资本中最有
决定意义的资本。斯大林同志高屋建瓴地集中阐述了“人才为本”这
个一贯原则，接下来便言归正传，谈起谢·瓦维洛夫院士的工作安排
问题。他说他非常了解谢·瓦维洛夫院士对苏联科学事业的卓越贡献，
说谢·瓦维洛夫院士是当之无愧的国宝，这样的国宝级人才不受重用，
是对“人才为本”这个一贯原则的莫大讽刺，是一个严重失误。他——
斯大林同志——绝对不能容忍这样的失误，不，说这是失误太轻描淡
写了，这其实是犯罪！为此……斯大林同志用热切的目光望着谢·瓦
维洛夫院士，郑重宣布：他请求谢·瓦维洛夫院士去领导苏联科学院。
也就是说，谢·瓦维洛夫院士将是苏联科学院新任院长的唯一人选。

　　这实在太出意外了，一向处世谨慎的谢·瓦维洛夫院士，从来没
有肩负如此重任的打算。他不知所措，拒绝吧，斯大林同志那样的热
诚、那样的坚定，怕是拒绝不了；答应下来吧，又不那么情愿。本来
就不善言谈的谢·瓦维洛夫院士，这时更语无伦次了。最后，谢·瓦
维洛夫院士终于想起了一个理由，便支支吾吾地告诉斯大林同志，他
有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哥哥，所以由他出任苏联科学院院长
恐怕不是很适合。斯大林同志听了，满不在乎地一摆手：这有什么呢！
社会主义苏联是一个法治国家，法治国家是不允许搞株连的。接着斯
大林同志耐心劝说谢·瓦维洛夫院士：要从大局着眼，委任他为苏联
科学院院长的决定是根据政治方面的需要作出的，决定已经没有可能
更改了；换言之，在这点上已经没有商量余地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
益，还是勉为其难吧。确实，一切都无可更改，谢·瓦维洛夫院士只
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

　　问题解决了，会谈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斯大林同志的话
锋又回到了他的青年时代，回到了那广袤而神秘的西伯利亚。谢·瓦
维洛夫这时突然发现，原来斯大林同志是如此的平易近人、如此的富
有人情味，他也就不知不觉地放松了自己。闲谈间，斯大林同志似乎
是很随意地问及：院士对政府有没有个人方面的要求？需不需要住房
或其他什么东西？谢·瓦维洛夫认为这是个机会，他什么东西都不想
要，只想为自己的哥哥说句话。斯大林同志听说尼·瓦维洛夫院士早
就身陷囹圄，一脸的惊讶：这我怎么不知道？马上打电话质询，得到
的回答是：马上去查。几分钟后，电话铃响了，斯大林同志听了有关
部门简短的报告，“拍”地一下扔掉话筒，愤怒地大叫起来：

　　“真是活见鬼，怎么把这样一个人才也给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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