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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macs (In the Name of Love), 信区: Science
标  题: 第十章　猫和老鼠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08月04日11:21:27 星期天), 站内信件



　　　　　　　　第十章　猫和老鼠


　　我看到一个可怖的景象。这个妇女正把一个亲生孩子的尸体放在
台子上宰割。她边干边唠叨着说，“我们已经吃掉玛涅奇卡。现在我
们要把瓦涅奇卡也腌起来。这将够我们吃一阵子。”你能想象吗？这
个妇女饿得发了疯，以致屠杀她自己的孩子们！
　　　　　　　　　　　　　　　　　　　　　　——赫鲁晓夫 


　　李森科的新救星是他此前的克星、当时苏联的天字第一号人物赫
鲁晓夫。

　　在斯大林时代，李森科和赫鲁晓夫都是天子门生 一个是学术界的
天子门生，一个是官场上的天子门生。仅管出自同一个师门，他俩却
非但没有多少交情，反而长期不和。这主要是因为李森科的春化法一
方面使李森科博得了斯大林同志的宠爱，几至位极人臣。另一方面却
使他结怨于赫鲁晓夫，从而导致了五十年代初的那段黯淡岁月。

　　赫鲁晓夫原本与春化法无干。把他与春化法联系起来的，是1946
年爆发的规模仅次于三十年代初那场大饥荒的第二次大饥荒。大饥荒
来势凶猛，素有苏联粮仓之称的乌克兰也未能幸免。时任乌克兰共和
国党委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晚年谈起灾年旧事，仍不免胆战心惊“关
于饿死人的信件和官方报告纷纷向我寄来。”他这样在回忆录中写道：
“然后，人吃人的惨事开始了。我接获一个报告说，在基辅郊外瓦西
尔科沃镇附近的一个小桥下，发现一个人头和两只脚底。显然，这个
尸体是被吃掉了。有许多类似事件。当时的敖德萨省委书记基里钦科
告诉我说，他到过一个集体农庄，想看看人们怎样熬过冬天。有人要
他去看一个在那里干活的妇女。以下就是他描写的情况：‘我看到一
个可怖的景象。这个妇女正把一个亲生孩子的尸体放在台子上宰割。
她边干边唠叨着说：我们已经吃掉玛涅奇卡。现在我们要把瓦涅奇卡
也腌起来。这将够我们吃一阵子……。你能想象吗？这个妇女饿得发
了疯，以致屠杀她自己的孩子们！’当我重述这个报告时，我的思想
又回到了那个时期。那个可怖的景象宛然出现在眼前。”赫鲁晓夫把
他所了解的情况报告了斯大林同志，请求斯大林同志调拨粮食拯救乌
克兰灾民。但斯大林同志也拿不出麦粒来，结果赫鲁晓夫只是白挨了
斯大林同志的一顿臭骂。

　　继三十年代的那场大饥荒之后，这次大饥荒又给了苏联当局一个
沉痛教训：阶级斗争要搞，饭也不能不吃。当局下定决心，彻底解决
农业问题。为此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但是，在三十年代没能解决的
问题，到四十年代仍然不能解决。苏联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
必须改革从农业集体化运动以来所形成的严重束缚生产力的一整套制
度，苏联农业才有复苏的希望。但在斯大林时代，制度问题恰恰是苏
联农业问题的最大的一个禁区。真正的根本问题既然谁也不敢问津，
当然就不可能真正找到能从根本上解决苏联农业问题的路子，只好始
终寄望于奇迹的发生发现高产麦种，使苏联农业能在丝毫不触动现行
制度的前提下年年大丰收。不是去解决真正的根本问题而是一味沉溺
于对奇迹的幻想，对奇迹的幻想完全寄托于某一种单纯的技术手段，
企图依靠某一种单纯的技术手段包打天下，最后必然走向旁门左道。
瓦维洛夫的悲剧和李森科的受宠，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瓦维洛夫也
未见得明白苏联农业的根本问题之所在，但科学家的理性本能，使得
他对包打天下的神丹仙方天然地不信任。而当局恰恰在这点上对他寄
予莫大期望——谁叫他是苏联首席农学家呢？当当局最终发现所托非
人时，自然要恼羞成怒。李森科则与瓦维洛夫形成了鲜明对照。李森
科本来就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专家，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和严格的科学
训练；因而本来就不具备理性精神。急于出人头地的强烈的功名欲望，
更使得他易于随波逐流。所以根本不能指望他抵制当局创造神丹仙方
的幻想；相反，作为一个纯粹的技术专家对技术的过度迷信，反而使
得他在创造高产麦种以从根本上拯救苏联农业的问题上与当局不谋而
合。主客观原因都注定了李森科是代替瓦维洛夫为当局圆梦的最佳人
选。当局对李森科和瓦维洛夫厚此薄彼，也就是很正常的了。那么高
产麦种究竟何在？斯大林同志坚信，正如苏联的政治舞台只能有一个
共产党，苏联的农田里也只能有一个高产麦种，任何别的选择都是不
存在的。凡是与“马克思主义农学家”李森科发明的春小麦相异的其
它麦种，都只会从地里长出杂草，实际上都只是阶级敌人破坏苏联农
业的罪恶计划的一部分，因而都必须排除。于是斯大林同志下令，地
无分南北，一律大种春小麦！

　　没有谁敢怀疑斯大林同志的这道指令，除了赫鲁晓夫一人。赫鲁
晓夫当然和斯大林同志一样坚信苏联的政治舞台只能有一个共产党，
但他并不因此而认为苏联的农田里也只能有一个高产麦种。他认为别
的选择是存在的那便是冬小麦。赫鲁晓夫晚年回忆：“我过去曾公开
表示过，我反对用硬性的、强制的规定去推广春小麦，春小麦在乌克
兰不如冬小麦那样高产，特别在南方是如此。但在某些集体农庄中，
它的收成的确相当不错。因此，我认为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如果愿意的
话，是可以播种它的，但是不应当由莫斯科颁发一个笼统的命令，强
制每一个集体农庄播种特定比例的春小麦。在有些情况下，春小麦的
收获量还不够补偿种子的成本。”赫鲁晓夫偏爱冬小麦而对春小麦毫
无信心，春小麦在乌克兰也就无法象在其它地区那样无往而不胜，迟
迟不能取代冬小麦在乌克兰的霸主地位。为此，赫鲁晓夫受到了严厉
批评。在1947年2月举行的集中讨论农业问题的苏共中央全会上， 主
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安德列耶夫作了总报告。总报告尖锐指责赫鲁晓
夫，说1946年乌克兰的大饥荒主要是春小麦生产异常落后所造成的。
说乌克兰的国营农场、集体农庄逐年减少春小麦的播种面积的情况是
不能容忍的。最后下达具体指标：当年度乌克兰的春小麦播种面积必
须达到75万公顷，此后几年中乌克兰的春小麦播种面积只能在这个基
数上不断增加，绝不容许减少。斯大林同志聚精会神地听完了总报告。
很明显，总报告是在他的授意下作出的。赫鲁晓夫没有就安德列耶夫
的严厉批评表态接受，这让斯大林同志很不满意。会上曾有一段插曲
农学家马尔采夫就他在乌拉尔的据说是比较成功的春小麦播种试验作
了一个专门演讲。斯大林同志抓住这段插曲大做文章，向赫鲁晓夫突
然发难。赫鲁晓夫回忆：

　　会议又休息了一次。当我们进入休息室时，斯大林突然威胁性地
喝问我一句，“你听到马尔采夫关于春小麦的发言没有？”

　　“是的，我听到了。但是，斯大林同志，他说的是乌拉尔。在乌
克兰，我们的高产庄稼是冬小麦。在乌拉尔，他们完全不种冬小麦，
只种春小麦。他们对它作过研究，知道它的种法和怎样取得丰收。”

　　“那都没有关系。如果他们能在乌拉尔获得如此好的春小麦收成
而我们”──他拍了一下他的肚皮──“拥有如此肥沃的、黑色的土
壤，我们就应当获得更好的收成。应当就此问题作出一个相应的决议。”

　　我说，“如果你愿意将它定为决议，你尽可以这样干。你也可以
记下我的反对意见。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反对播种春小麦的。但是如果
你愿意这样做，那么就请对北高加索和罗斯托夫省颁发决议。”

　　“不，这个决议将直接适用于你。”斯大林那样说的意思是，我
应当率先播种春小麦，从而使其它的谷物生长地区学习我的榜样。

　　无奈的赫鲁晓夫，只好在这时生了一场病——当然多半是政治病。
对春小麦的创始人李森科和苏联农业主管安德列耶夫，从此没有好感。

　　经过将近一年的观察，斯大林同志原谅了赫鲁晓夫，又派他出任
乌克兰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只是不再让他兼任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
议主席。痛定思痛，复出后的赫鲁晓夫在春小麦问题上暂时收敛了锋
芒。1948年，乌克兰“最有价值的粮食作物春小麦的播种计划已经超
额完成。”而且这年乌克兰农业果然是获得了丰收，斯大林同志自是
满心欢喜，赫鲁晓夫在苏联政治舞台上又站稳了脚跟。但赫鲁晓夫并
不因此感激春小麦，他所钟情的仍然只是冬小麦。就个人利害而言，
因为春小麦这面大旗已经被竞争对手安德列耶夫抢到手了，春小麦在
乌克兰即便多么成功，也只会证明安德列耶夫的正确性，只会充实安
德列耶夫的政绩；换句话说，在春小麦问题上怎样卖力，他赫鲁晓夫
得到的都只能是小数，大数都要归安德列耶夫。宁作鸡头不作凤尾的
赫鲁晓夫当然不干。再就纯粹学理意义而言，继续大面积播种春小麦
实在是如履薄冰，早在三十年代初农学家马克西莫夫就通过研究证明：
春化法能使植物在晚夏免受干旱影响，晚夏倘若天旱，春化法的确能
增加作物产量。但倘若晚夏不发生天旱，春化法则反而使作物减产。
这个理论一直未被推翻。这也就是说，象斯大林同志指示的那样不顾
一切地大种春小麦实际上是一场赌博谁敢说年年都会在晚夏发生天旱
呢？而一旦晚夏没有天旱，岂不是整个农业都要减产？一旦乌克兰农
业真的全面减产，没有饭吃的乌克兰人要骂他，斯大林同志也不会承
认自己决策失误而肯定要拿他作替罪羊。所以，从长远看，盲目附和
春小麦这一时尚，无论就那个角度讲，都必然对赫鲁晓夫的政治前程
构成严重危害。赫鲁晓夫终究要和春小麦分道扬镳。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赫鲁晓夫借教训乌克兰的“农业科学
家”，扎扎实实地教训了他们的祖师爷，从而给“春小麦”的始作俑
者李森科一个下马威。 面对赫鲁晓夫突如其来的强大攻势，李森科一
时竟无从还手。

　　赫鲁晓夫并非农业问题专家，他之所以厌恶春小麦而钟情于冬小
麦，主要还在于乌克兰农民施加的影响乌克兰农民坚信冬小麦才适合
乌克兰土地，而对春小麦嗤之以鼻。还有谁比乌克兰人更了解乌克兰
土地呢？在高踞云端的李森科院士和脚踏实地的乌克兰农民之间，赫
鲁晓夫选择了后者。这是一个需要非凡胆魄的选择，没有这种非凡胆
魄，赫鲁晓夫也就不成其为赫鲁晓夫了。也正是出于这种非凡胆魄，
刚刚站稳脚跟，赫鲁晓夫便又锋芒毕露，再次向春小麦开战。1949年
初，在赫鲁晓夫主持下，乌克兰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公然违抗苏共中央
指令，没有在该年度的农业生产计划中扩大春小麦播种面积，而是大
大增加了冬小麦的播种面积。赫鲁晓夫估计李森科之流会就此兴师问
罪，一场大论战是怎么都躲不掉的，便干脆来了个先发制人。不等李
森科之流反应过来，就召开了乌克兰共和国农业科学家会议，为自己
的决策鸣锣开道。这次农业科学家会议不都是农业科学家参加。以臭
名昭著的“八月会议”为发端的政治报复运动，早已把苏联生物学、
遗传学和农业科学领域的反对派一扫而光，有资格在1949年初应邀与
会的所谓“农业科学家”，都是“为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化而奋斗”
的布尔什维克战士，都是春小麦的坚定卫士。如果会场上坐的都是他
们这种人，赫鲁晓夫如何能够掌握会议的主导权进而掌握乌克兰农业
的舆论导向？更何况赫鲁晓夫请他们来，并非诚心向他们这帮天之骄
子讨教，而是要教训他们，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理论和实践赫鲁晓夫
都远远不够，单靠他舌战群儒，是不可能驳倒那帮满腹经纶的天之骄
子的。赫鲁晓夫便把乌克兰农民推上火线不是普通农民，而是“白领
农民”如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集体农庄主席、国营农场场长等等。作
为农村基层政权的主体，农业政策的具体执行者，相对其他阶层而言，
这些“白领农民”对高层决策的制定最具影响力。赫鲁晓夫主要就是
在他们的“薰陶”下迷上冬小麦而反感春小麦的。而且他们既和普通
农民一样具备丰富的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又具备普通农民所不具备
的见多识广和巧言善辩；既和学者一样具备相当深度的理论知识，又
具备学者所不具备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豪侠本色。由他们来教训那些所
谓的“农业科学家”，当然是再好不过。许多年之后，已经黄袍加身
的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总结这次“鸿门宴”时，不禁大发感慨，说：

　　有人受过高等教育，但却属于下等人；也有人只受过初等教育，
但却属于上等人。人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受教育的程度，而且还取决于
天资，取决于实践经验，取决于对工作的诚实态度。

　　赫鲁晓夫这席高论既是泛指，也是特指。就特指意义而言，他的
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下等人”，显指李森科之流；而他所谓的只受
过初等教育的“上等人”，则显指在那场“鸿门宴”上舌战李森科同
党的乌克兰“白领农民”。赫鲁晓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企图
是很明显的借教训乌克兰的“农业科学家”来教训他们的祖师爷李森
科，从而给“春小麦”的始作俑者李森科一个下马威，虽然李森科本
人未能出席这场“鸿门宴”。

　　会议一开始就是两军对垒。不知深浅的“农业科学家”满以为他
们是来给农民们上课的，便在会上大谈特谈春小麦的优越性，说春小
麦在个别地区长势不好，不是春小麦本身的问题，而是当地农民的技
术水平问题。正谈得兴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集体农庄主席基斯利
查站了起来，向主讲教授劈头一通连番炮：

　　“您去过我们的集体农庄没有？”

　　主讲教授回答说，他去过。

　　“您见过我们种地没有？”

　　主讲教授又老老实实回答说，他见过。

　　基斯利查火了：

　　“您见过了还在这里胡扯些什么？要知道生产队长对我说：‘怎
么办？要不要给春小麦来点加糖的茶喝？也许喝了加糖的茶，春小麦
就能长好。因为我们该做的其它什么事都做了，该给的都给春小麦了，
春小麦就是不听话，就是不好好长’。”

　　农民们哄堂大笑。面红耳赤的“农业科学家”转而把求助的目光
投向会议主持人赫鲁晓夫，似乎在说：管教管教他们吧，您的这些部
属们对大科学家实在太没礼貌了。但“农业科学家”马上就失望了赫
鲁晓夫也在伸着脖子呵呵呵大笑呢。

　　赫鲁晓夫的笑声再也清楚不过地传达了他的倾向性。农民们便都
有恃无恐了，一个个争相发言，发泄他们对春小麦的积怨。“农业科
学家”硬着头皮招架，实在回答不了农民们的责问，就强词夺理。糖
用甜菜研究所一位专家声称：

　　“我主张在草田初翻地上，并且只有在草田初翻地上种春小麦。
草田初翻地上种冬小麦是行不通的，威廉斯的学说对此早有说明。”

　　农民们告诉他，不是没有在草田初翻地上种春小麦，种过但没什
么收成。农民们得到的却竟然是这样的回答：

　　“也许当年没有收成，也许第二年没有收成，也许第三年还是没
有收成。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种下去，坚持
到底，我们终究会使草田初翻地的春小麦比冬小麦高产。”

　　这真是典型的强盗逻辑第一年没收成，第二年没收成，第三年还
是没收成，那这几年人们吃什么？只怕是还没坚持到底，人早就给饿
死了。拿全国人民的饭碗开玩笑，而这居然没有什么关系！这样一种
典型的强盗逻辑，其实并非那位专家的个人作品，那位专家不过是一
语说破了天机说破了春小麦的赌博本质和李森科之流的强横霸道，这
正好是赫鲁晓夫所期待的。他马上拍案而起，差不多是指着那位专家
的鼻子痛斥说：

　　我的亲爱的，要是您去找地主，要求给他个精通业务的农艺师。
那他一定要问：您保证我的农田能有多少收入？您就把您刚才讲过的
话再讲给他听：我不保证第一年春小麦有收成，但是我们将根据科学
原理，按照威廉斯的学说来经营。也许第二年也收不到什么，第三年
还不敢担保，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总有那么一天会育出良种，春
小麦一定会战胜冬小麦。这个地主听了您的高见会怎么办呢？他要么
请大夫来，因为他觉得您大概是神经不正常；但如果他是个索巴克维
奇式的地主，那他就不会这样客气了，他肯定要把狗放出来，说：你
不是成心要我破产吗？你不是成心要我光屁股吗？那你还是趁早滚蛋
吧！

　　台下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农民们使劲地跺脚吹口哨，变着法子给
仗义执言的父母官喝彩。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基斯利查又一次站起来，
大声吼道

　　“同志们，春小麦使我们够不到星星，得不到英雄称号。我们还
要春小麦干什么？！”

　　他说的是实情。他领导的尼古拉耶夫州“伊里奇遗训”集体农庄，
从前有11位劳动英雄，这11位劳动英雄都是靠种高产冬小麦而成名的。
1947年乌克兰开始大种春小麦之后，他们就再也没能拿到高产了，也
就再没拿到劳动英雄称号了。与会的农民大多有这样的切肤之痛，基
斯利查的呼吁自然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于是也纷纷站起来喊：

　　“不要春小麦！不要春小麦！”

　　“农业科学家”这时完全成了瓮中之鳖，面面相觑，无词以对。
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赫鲁晓夫早就对他们张网以待了。

　　在赫鲁晓夫一手操纵下，与会的乌克兰农民取得了全面胜利。李
森科之流则是落花流水。这大概是自1948年八月会议到斯大林同志去
世期间，李森科之流所遭到的第一次痛挫，也是仅有的一次痛挫。春
小麦从乌克兰退出也就是不可逆转了。乌克兰农民自然对砥柱中流的
父母官赫鲁晓夫感激不尽。就在会议闭幕时，赫鲁晓夫接到了一张纸
条，纸条是一位名叫丹钦科的农庄主席写的，他请求在会议的最后时
刻有机会谈谈自己的感受。赫鲁晓夫同意了。丹钦科大步流星登上主
席台，以全体乌克兰农民的代表的名义发言：

　　同志们，我们出席这次会议，耳闻目睹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与农业科学家之间的斗争；对此，我们向党中央深表感谢。党中央
战胜了保守的农业科学家，对此，我们也要向党中央深表感谢！

　　现在，我们再也不用发愁了。我们会有小麦了，国家和农庄庄员
会有粮食了。

　　这次会议果然把那帮“农业科学家”给震住了。会议也震动了李
森科，但面对赫鲁晓夫突如其来的强大攻势，李森科一时竟无从还手。
1949年乌克兰大种冬小麦，获得全面丰收，其增产幅度居苏联各加盟
共和国之冠。这时就连斯大林同志也不便说三道四了，李森科也就只
好对乌克兰的冬小麦听之任之。但他的同党却咽不下这口气。奇热夫
斯基教授就曾专程去基辅拜访赫鲁晓夫，实则是兴师问罪。他愤愤不
平地质问：

　　“喂，赫鲁晓夫同志，您为什么要整威廉斯呢？”

　　威廉斯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所发明的草田轮作制使俄罗斯农业
受益非浅。但草田轮作制只适合俄罗斯中部地区，李森科把这种耕作
方法与春化法结合起来，坚持要推行到苏联的所有加盟共和国尤其是
乌克兰，草田轮作制也就理所当然地和春化法一样被乌克兰拒绝。赫
鲁晓夫知道来者不善，一点不客气地回敬道：

　　“可是教授，您们在整集体农庄，您们在糟蹋集体农庄。要让您
们的威廉斯不受委屈而委屈集体农庄，那是办不到的。”

　　无时无刻不沐浴着斯大林同志的阳光雨露的李森科，文武百官都
望而生畏的李森科，就这样栽在赫鲁晓夫手里。

　　在当时赢得这样一场胜利，确实非同凡响。要么唯上，而完全置
黎民疾苦于不顾；要么当官只为民做主而犯上，最后只好回家卖萝卜
甚至是当烈士。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政治生态中，其它道路似乎是没有；
但赫鲁晓夫竟然还找出了别的路。一方面，他坚定地维护了乌克兰农
民的利益，而且不可避免地在事实上触犯了损害乌克兰农民利益的现
行农业政策；另一方面，因为他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农业生产
竞赛中夺得了桂冠，胜利者的身份使他的独出心裁变得无可指责；同
时他又小心翼翼地侍奉上层，既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用尽甜言蜜语
颂扬斯大林同志和红色宰相莫洛托夫，以充分满足上层的精神生活需
要；也不失时机地做些比如在莫斯科肉类供应紧张时火速送去整车皮
整车皮的鲜肉之类的好事，为上层解决物质生活方面的燃眉之急。总
之是竭力表现他的的卓越才能尤其是他的耿耿忠心。这样，在上层看
来，他是离经而不叛道，犯上而不作乱，既讨嫌又可爱既碍眼又不可
或缺的特殊人物。在别人是必定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冒险之举，在他则
往往非但不会付出什么代价，反而会获得丰厚回报。他在春小麦问题
上的冒险就是如此。冒险之后，他由农业问题的外行而变成农业问题
权威。斯大林同志不仅原谅了他，而且是更欣赏他了，常常就农业问
题向他征询意见，并且常常指示将赫鲁晓夫在农业问题方面的言论作
为《真理报》的文章甚或是党的文件发布，以此为农业政策的依据，
供全党学习。他不仅依旧是天子门生，而且是最走红的天子门生之一。
既得天宠，同时他更得民心。坚决抵制春小麦使他成了乌克兰人心目
中的英雄，乌克兰报刊几乎天天都在宣传他，乌克兰的艺术家也竞相
歌颂他。有一首乌克兰民歌就这样唱道：

　　　我们是坚实的基础，
　　　上面矗立着万丈高峰，
　　　登上古老的基辅高地，
　　　我们看到赫鲁晓夫那端美的面容。

　　当1949年底赫鲁晓夫调任京官时，乌克兰人恋恋不舍。一位乌克
兰著名作家去为他送行，当场就哭了起来，说：

　　“你怎么能走？你怎么能离开乌克兰？”

　　当道诸公中，能在民间享有如此口碑的，大概唯赫鲁晓夫一人。

　　乌克兰历险，赫鲁晓夫是一本万利冒犯了一个李森科，换来的却
是空前的辉煌。对此赫鲁晓夫颇为自得。晚年他还声称，1949年，也
就是大战李森科的那一年，是他在乌克兰的12年中最美好的一年。

　　如果说瓦维洛夫是李森科在学术界最大的敌人，那么，在斯大林
时代，赫鲁晓夫则是李森科在政坛最大的敌人。相形之下，赫鲁晓夫
似乎比瓦维洛夫更让李森科头疼在斯大林同志的眼里，瓦维洛夫毕竟
是无足轻重的一介书生；当瓦维洛夫和李森科二者只能取其一时，他
可以而且事实上也是毫不犹豫地弃瓦维洛夫而取李森科。而当赫鲁晓
夫与李森科相对立时，斯大林同志就要犯难了。手心手背都是肉，弃
谁都让他心痛。似此，赫鲁晓夫摸一摸李森科的屁股，斯大林同志也
就宁愿看作是兄长调戏小老弟，只要不是太过分，他这个作家长的也
就懒得理会，让他们折腾去。有瓦维洛夫作榜样因而在学术界似乎是
神圣不可侵犯的李森科，在赫鲁晓夫面前却没有什么尊严威严可言。
想什么时候敲他一下，就可以什么时候敲他一下。赫鲁晓夫对李森科
不免构成一种威慑，而且是一种长期威慑。

　　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在斯大林时代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斯大
林同志一旦去世，游戏当然就要玩得更邪乎。打狗看主人，赫鲁晓夫
破口大骂李森科的助手德米特里耶夫，其煽动意图不言而喻。李森科
的地位这才一落千丈，而在1956年前所未有地丢了一顶乌纱帽。

　　成了众矢之的的李森科，惶惶不可终日。他不甘心就这样沉沦下
去。要不至于沉沦，当然就必须把自己系在一尊大神的裤腰带上。这
尊大神从前是斯大林同志，现在则是赫鲁晓夫。只有赶紧把自己系在
赫鲁晓夫的裤腰带上，才有可能继续高踞云端。

　　这就是说，李森科必须向他在苏联政坛最大的敌人邀宠。


　　象当年侍奉老主子一样，精于察言观色的李森科，很快就对赫鲁
晓夫的心理地图一目了然，

　　老鼠向猫邀宠，岂可得耶！

　　但李森科胸有成竹。李森科对猫鼠关系有着独特的理解。他相信，
他与赫鲁晓夫并非是真正的猫鼠，而不过是舞台上的猫鼠。换句话说，
他与赫鲁晓夫只不过是各自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猫和老鼠在这里不
过是游戏对手，更确切地说，不过是游戏伙伴；而不是真正的敌人。
实质上的对立很难化解，但舞台上的角色关系则是完全可以转换的。

　　应该承认，李森科的理解不是没有道理。李森科与赫鲁晓夫的真
正敌人如贝利亚、马林科夫等等确实有所不同。他唯一可恃的无非是
斯大林同志的宠爱，现在斯大林同志已经永别了，他也就成了一条无
主的野狗，对大权在握的赫鲁晓夫只有敬畏之心而再无对抗之意。换
句话说，他没有政治实力，更不在权力核心之中，相对于赫鲁晓夫而
言根本就不成比例，根本就没有资格构成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对赫
鲁晓夫也就不存在任何现实威胁。仅有的不过是历史上的一点积怨。
但在政治家眼里，利益才是永恒的，友谊和积怨都算不了什么，只要
李森科能够满足赫鲁晓夫的现实政治需要，历史上的一点点积怨完全
可以一笑而泯。

　　李森科和赫鲁晓夫便由冤家开始结成一对亲家了。

　　在李森科和赫鲁晓夫之间牵线搭桥的是李森科在政坛的两个知交，
一个是基里钦科，一个是波德戈尔内。他们都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
而且都是赫鲁晓夫的亲信。身体肥胖举止粗犷的乌克兰人基里钦科，
是苏共中央的干部问题专家。在1957年赫鲁晓夫反对莫洛托夫的斗争
中，除了米高扬，只有基里钦科一人专程从乌克兰赶来，为赫鲁晓夫
充当过河卒子。赫赫保驾之功使他备受赫鲁晓夫青睐，在赫鲁晓夫面
前往往可以一言九鼎。1958－1959年间，西方苏联问题专家把他称作
赫鲁晓夫的第一号“皇储”。波德戈尔内则与李森科同乡。此人钳工
出身，后来入基辅食品工业技术学院就读。1946－1950年间任乌克兰
共和国驻莫斯科代表，负责在苏共高层奔走，为赫鲁晓夫解困济危，
与赫鲁晓夫就此结下不解之缘。基里钦科调入莫斯科之后，波德戈尔
内便接任乌克兰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李森科的这两位知交凭借自己
的特殊地位，经常向赫鲁晓夫吹风，为李森科辩解。经过他俩长期“
和平演变”，赫鲁晓夫对李森科的反感逐渐淡化了。竭力为李森科疏
通关节的不单是这两位宠臣。赫鲁晓夫的农业顾问谢甫钦科也落入李
森科彀中，积极为李森科游说。作为一个学者，能入选科学院院士当
然是莫大荣誉，谢甫钦科对院士桂冠梦寐以求，李森科便设法满足了
他的这个愿望。投桃报李，谢甫钦科之于李森科也就是有求必应了，
常常向赫鲁晓夫吹捧李森科的农艺生物学及李森科对苏联科学事业的
“卓越贡献”。赫鲁晓夫对自然科学完全外行，也就不免被他的顾问
牵着鼻子走，逐渐对“科学天才李森科”的神话失去了辨析能力。在
一批批说客的包围之下，赫鲁晓夫愈来愈淡忘了原来的李森科亦即真
实的李森科，而逐渐接受了新的李森科亦即改头换面的李森科。猫渐
渐地喜欢上了老鼠。

　　猫渐渐喜欢上了老鼠，倒不全都是说客们的功劳。猫的自身弱点
也让老鼠有机可乘，有机会投其所好。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代的终结
者，但赫鲁晓夫既不可能完全根除斯大林时代的遗传基因。他自己更
沾染了不少斯大林时代的遗传基因。就农业方面讲，急于求成、好大
喜功，至少在这点上，赫鲁晓夫与斯大林同志是一脉相承。 1957年5
月，赫鲁晓夫提出，苏联的黄油、肉类和奶类产量要在3－4年内超过
美国。结果呢？这个宏伟蓝图泡了汤。但赫鲁晓夫并不汲取教训，19
59年，他提出了一个更冒险的“七年计划”，宣布苏联要在物质生产
方面全面赶超美国。农业方面当然也有具体赶超指标。为了保证自己
的宏伟蓝图再不会泡汤，赫鲁晓夫责成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党政负责人，
必须在该年度大幅度增加肉类产量。各加盟共和国、各州之间因此展
开激烈的肉类生产大赛，竞相制定根本不可行的肉类生产高指标。指
标最高的梁赞州为了完成本来不可能完成的高指标，不仅宰杀肉用牲
畜，把境内的奶牛种牛也杀了个一干二净；又从境外高价抢购牲畜运
回梁赞宰杀。尽管使尽浑身解数，该年度梁赞州的实际肉类产量仍只
有计划产量的六分之一。早先立了军令状的梁赞州州委书记无法交代，
只好自杀。赫鲁晓夫的急躁卤莽，和由他的急躁卤莽所带来的高指标、
浮夸风，使苏联一大批农学家望而生畏，不肯问津，赫鲁晓夫的雄心
壮志在苏联学术界很难找到知音，也就很难从学理上论证他的那些宏
伟蓝图的合法性。这让赫鲁晓夫很气愤。正当此时，苏联头号吹鼓手
李森科找上门来了。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他却在，灯
火阑珊处。”赫鲁晓夫如何能不心花怒放！当然要情不自禁地向李森
科张开了双臂。

　　前嫌尽释。猫和老鼠终于结成了亲家。赫鲁晓夫不愁没人给他吹
喇叭抬轿子，李森科也不再是一条无主的野狗。双方各得其所。

　　象当年侍奉老主子一样，精于察言观色的李森科，很快就对赫鲁
晓夫的心理地图一目了然，因而把赫鲁晓夫侍奉得体贴入微。赫鲁晓
夫在农业方面一有什么灵感，总能被李森科极为准确地捕捉到，然后
从那些灵感中演绎出一整套光彩夺目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新
方法，然后推行全国。在斯大林时代，他发表了《斯大林与米丘林农
艺生物学中的若干问题》，断言斯大林同志在农艺生物学方面是绝对
的权威和天才；现在他又发表《苏共二十二大和生物学中的若干问题》，
断言赫鲁晓夫在农艺生物学方面是绝对的权威和天才。赫鲁晓夫农业
政策的伟大光荣正确因而就得到了学理方面的充分印证，更显得不容
置辩了。而在事实上，赫鲁晓夫的那些空想狂想，因为李森科的推波
助澜，就更似脱缰野马，对苏联农业为害更烈。赫鲁晓夫要在短期内
大幅度提高肉类产量，李森科举双手赞成，并马上开始研究加速动物
生长的“催生素”；赫鲁晓夫要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苏联的奶类产量，
李森科便写了许多文章论证这个决策如何英明，并从技术上保证不仅
要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奶类产量，而且要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奶类的
质量增加牛奶的乳脂含量。赫鲁晓夫号召让苏联谷物产量翻几个滚，
李森科也说这一点问题没有。早在斯大林时代他就有过一项创意用有
机无机混合施肥完全取代化学氮肥。这个一时心血来潮的“发明”在
苏联遗传学界的第三次大论战中被驳得体无完肤。搁浅几年之后，李
森科把他的这些早已证明是失败的创意又塞给赫鲁晓夫，说要在短期
内大幅度提高苏联谷物产量，就必须采用他的这个创意。赫鲁晓夫听
得眉开眼笑，赶紧下令推行。这一官一学、一猫一鼠，举手投足何其
默契，简直就是如影随形。

　　自命不凡的赫鲁晓夫，就这样被“科学”征服了——实际上是被
李森科所征服。李森科在坐了几年冷板凳之后，终于再度崛起，成了
苏联的首席科学家。他又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苏联学术界兴
风作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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