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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macs (In the Name of Love), 信区: Science
标  题: 第十一章　报应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08月04日11:21:32 星期天), 站内信件



　　　　　　　　第十一章　报应


　　得意洋洋的李森科站在赫鲁晓夫的身边，充分显示出他与赫鲁晓夫
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显示出政治强权仍然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李森科
在苏联学术界的掌门人地位的坚定立场。但即便有政治强权撑腰，李森
科仍然被同仇敌忾的苏联学术界连连挫败。 


　　卷土重来之后，李森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报仇雪恨。谁曾经上
书控告他、谁曾经撰文批评他乃至谁曾在什么场合给了他脸色看，这些
他是清清楚楚，没齿不忘。现在他要新账旧账一起算。他常常向赫鲁晓
夫汇报那些学者完全不关心党和人民的现实需要而一头钻进象牙塔出不
来，那些学者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抵触情绪，那些学派纯粹是在贩卖
资产阶级的文化垃圾，借以污染苏联的科学殿堂……。凡是他认为曾与
他过不去的学者，都被他列入呈送赫鲁晓夫的黑名单中。在他的开导之
下，赫鲁晓夫对苏联学术界的反对派也就逐渐失去了耐心，常常在各种
公开场合对反对派冷嘲热讽。一度与李森科反目为仇的《真理报》则摇
身一变，又自命为李森科的传声筒，在1958年年底发表文章，指斥《植
物学杂志》否定李森科的“伟大贡献”和“吹捧”摩尔根学派的成就。 

　　刚刚恢复元气的反对派、刚刚有了几分生机的苏联学术界，似乎又
要大难临头了。 

　　1958年12月15－19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苏联农业问题。与
会者既有党政官员，也有农学家。当着官学两方面的头面人物，李森科
登上大会主席台，满腔悲愤地控诉国内外学术界在前不久的那场大论战
中对他的“残酷迫害”，声泪俱下，令在座的同情者闻之动容。他声称： 

　　在全世界，在学术刊物上，而且不时在报纸上，围绕米丘林生物学
展开的这次所谓的讨论中，对唯物主义生物学和我本人，编造了大量的
胡说八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派把米丘林生物学叫做“李森科主义”
……。我在生物学和农业实践中的全部工作被宣布为欺骗的和虚假的。 

　　李森科在国内外学术界之声名狼籍，这里是不打自招。 

　　时代变化了，但李森科一点长进没有，沿用的还是过去的那套战术
把纯粹的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从而避免学术上的交锋，利用政治
上的绝对优势打倒对手。其实他也是无可奈何科学发展到五十年代，已
经完全证实了他的伪科学本质，他已经彻底丧失了在学术上较量的自信
心。不求助于政治强权，就只能坐以待毙。虽然战术陈旧，遗憾的是，
却并没有过时。苏共中央接受了李森科的控诉，认定对李森科的批评是
“帝国主义的阴谋”。按照赫鲁晓夫的指令，开始对反对派进行全面反
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改组了在学术界向李森科首先发难因而名噪一时
的权威学术刊物《植物学杂志》编辑部。编辑部原班人马被全部换掉，
由李森科的喽罗取而代之。其它有关杂志也被李森科重新控制；科研部
门乃至相关的高等、中等学校也都再度变成了李森科的私人领地。闹剧
甚至又闹到国际学术界。这一年，在加拿大举行了第十届国际遗传学会
议。苏联代表团的名单本来早已确定，但因为李森科重新得势，原来的
名单也就被判处死刑，由李森科重新组建苏联代表团。代表团也就全部
换上了清一色的李森科喽罗。除了搞阶级斗争，李森科和他的喽罗还能
有什么特长呢？到了会场上他们根本就拿不出学术报告；因为变化太突
然，国际遗传学大会也来不及修改会议程序，该由苏联代表作学术报告
时，讲坛就只好空着，全体代表静坐，让那段时光白白流过。这简直是
对苏联学术界和苏联官方的莫大嘲弄。大会共分二十个组，苏联代表只
能参加一个组“嫁接杂交组”，这还是为了给苏联方面留点面子，临时
为苏联代表团增设的一个组；否则小组讨论时，苏联代表团所有成员就
只好去逛大街了。不过，对这一些赫鲁晓夫是不在乎的。在堂堂联合国
会场上他都可以当着睽睽众目脱下皮鞋敲桌子，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出点
小小的洋相又有什么关系呢！ 

　　李森科拍马之术愈来愈精当，“皇恩”也就愈来愈浩荡。1961年，
李森科恢复了早被撤消的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一职。此时赫鲁晓夫对他
已经是言听计从了，对他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了对苏联农业人民委员的
信任。后来李森科干脆把自己最忠实的喽罗奥勒尚尔斯基推荐给赫鲁晓
夫，由赫鲁晓夫任命奥勒尚尔斯基为新的苏联农业人民委员。别的部长
上任，《真理报》只在末页的“记事栏”里发一则任职简讯，对李森科
喽罗奥勒尚尔斯基则完全另眼相看，在头版发表其任职消息，并且配发
其标准照。可见李森科之不同寻常。如日中天的李森科，没有对反对派
丧失警惕，一复职就重演了八月会议后那一套“批判”、“撤职”“封
闭实验室”的闹剧。此后他眼观八路、耳听四方，稍有风吹草动就虎威
大发。也是在这一年，列宁格勒大学行将召开实验遗传学大型学术讨论
会，一切准备就绪，与会代表都出发了。这时正在基辅参加一个农业会
议的李森科，从代表名单上发现有许多反对派学者与会，勃然大怒，马
上打电话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当然听从李森科的建议，于是学术讨论
会宣布取消，已经到会的代表们只好茫然而归。 

　　但是，纵然皇恩浩荡，纵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斯大林时代毕竟
一去不复返。赫鲁晓夫固然是大权在握，但斯大林同志的那种绝对权威
他是望尘莫及；此时的苏联学术界也不象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学术界那样
温顺。赫鲁晓夫竭力固守李森科的“掌门人”地位的倒行逆施，必然遭
到顽强抵制。李森科不可能确保无虞。 

　　而李森科最危险的敌人，却不是苏联学术界的哪一个流派、哪一部
分学者，而是现代科学技术。正是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敲响了李
森科的丧钟，宣告了李森科的真正劫数的来临。 

　　早在四十年代初，在最后一次与李森科会面时，瓦维洛夫就曾怒斥：
“由于您的胡作非为，其他的国家已经超过了我们！”瓦维洛夫所痛感
的这个无情现实，到了五六十年代，愈来愈无可掩饰。本来，瓦维洛夫
领导下的苏联遗传学研究，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瓦维洛夫之所以
当选为第六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副主席和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
主席，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之所以决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主要
原因。瓦维洛夫时代是苏联遗传学最辉煌的时代，是苏联遗传学家最为
扬眉吐气的时代。但是，在瓦维洛夫遇难、苏联遗传学被专政机器砸得
粉碎之后，世界遗传学研究的领先地位，也就与苏联无缘了。而当苏联
专政机器痛剿遗传学时，正好是遗传学研究一日千里之时。二十世纪世
界遗传学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细胞遗传学时期（19
10一1940年），瓦维洛夫便是世界知名的细胞遗传学家，苏联遗传学在
世界上独领风骚也是在这个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是摩尔根所创立
的新的基因染色体理论。瓦维洛夫被捕之时，“无产阶级专政”光临苏
联遗传学之时，世界遗传学研究刚刚告别细胞遗传学时期而跨入微生物
遗传学时期。苏联遗传学与这个新的时期交臂而过。而当苏联遗传学终
于灰飞烟灭、以李森科为旗手的所谓“米丘林生物学工作者”群魔乱舞
之时，世界遗传学研究则甚至告别了微生物时期，而向分子生物学时代
长驱直入；对这个新的时期，苏联遗传学家更是望洋兴叹了。当李森科
在斯大林同志去世后转而投靠赫鲁晓夫东山再起之时，始自1953年的分
子生物学研究已经进入巅峰状态。1961年到1962年的短短两年时间里，
遗传密码发现了，蛋白质合成成功了，遗传大分子自我复制的机制找到
了，遗传学研究至此天翻地覆，成了自然科学所有学科中发展最迅猛、
最为引人瞩目的一个学科。而苏联遗传学呢？在李森科的压制下，苏联
遗传学仍然是支离破碎，当然不可能取得任何重要进展，不可能在世界
遗传学论坛有一席之地。当世界遗传学已发展到了分子生物学的巅峰状
态之时，苏联遗传学还停留于本世纪初的研究水平上，即停留于细胞遗
传学时代。曾在世界遗传学论坛独领风骚的苏联遗传学家，这时简直是
成了大观园中的刘姥姥。这对苏联遗传学家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在这
种情况下，世界遗传学的每一项最新成就，都会使苏联遗传学家在羞惭
莫及的同时，对瓦维洛夫时代强烈怀念而对“苏联生物学恶神”李森科
强烈愤恨。世界遗传学研究的每一份捷报，对李森科来说都无异于一声
丧钟。世界遗传学的每一项最新成就，都不免在苏联学术界引发一场强
烈地震。对苏联遗传学家最直接的刺激则是1961年夏在莫斯科举行的国
际生物化学学术会议。第一个遗传密码破译的学术报告，就是在这个会
议上宣读的。苏联遗传学家在这次会议上最深切地感受到了苏联遗传学
的千疮百孔，激愤之情至此达于极点。会后不久，列宁格勒的一家著名
杂志《涅瓦》杂志就发表了题为《苏联遗传学的展望》的评论文章。文
章质问：在苏联，现代遗传学的发展为什么会出现长期的停滞不前？为
什么非要把本来是纯粹自然科学的遗传学打成资产阶级科学不可，使得
本来在世界遗传学领域占据制高点的苏联遗传学研究最终落后于西方国
家？文章提请全社会注意：答案在于：在苏联学术界，某些人仍然要在
“苏联科学”和“世界科学”之间挖出一条鸿沟来，完全拒绝承认其他
学派的学术成就，以确保自己在苏联学术界的霸主地位。把李森科问题
提交社会，直接向公众为苏联遗传学请命，这在李森科最害怕的。李森
科马上组织了反击，斥责《涅瓦》杂志企图抹杀遗传学的阶级性，为反
动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翻案。莫斯科市委书记也出面为李森科助威，在
一次公开演讲中，点名批评《苏联遗传学的展望》的作者之一的Ｚ·Ａ
·麦德维杰夫。当时的一位听众、莫斯科市委书记的一个部下听说麦德
维杰夫并未因此洗手不干，而是把其基地迁到了他的辖区，就马上打电
话给自己辖区的所有科研机构，寻找麦德维杰夫这个人。结果还真的在
一家家畜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研究所找到了一个名叫麦德维杰夫的学者。
那位官员于是下令，将他找到的麦德维杰夫开除公职。几天之后才弄清
楚，他找到的只不过是与反对李森科的麦德维杰夫同名的另一个麦德维
杰夫，原来是“错点鸳鸯谱”。但强大的政治压力，并没能起到多少威
慑作用。苏联学术界的一场更大的“反叛”行动正在酝酿之中。1962年
5月11日，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召集了一次关于分子生物学的组织会议，
随之产生了常设的“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由于会议所通过的要求
成立新的研究所和实验室的方案需要政府颁布有关法令，为此，科学院
主席团设立了起草法令的专门委员会。经由科学院主席团批准，该委员
会各工作分会开始检查科学院所属的各生物学研究机构。以此全面检阅
苏联遗传学研究的现状，反思苏联遗传学研究落后的原因，这就不可避
免地要“太岁头上动土”了。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不客气地检查了李
森科长期把持的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由瓦维洛夫亲自创建的这个苏
联遗传学研究的最高机构，在瓦维洛夫遇难后落入李森科手中；鸠占鹊
巢，李森科把持下的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自然不可能克尽职守，二
十多年的宝贵光阴都虚掷在了“米丘林生物学”的迷谷之中。当真正的
检验来临时，必然出尽洋相。 1962年7月10日，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
召开会议，委员们众口一词地对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现状和研究
水平提出谴责案。如果该提案获得通过，其在苏联舆论界将产生怎样强
烈的轰动效应、将把李森科置于一种怎样尴尬的境地，那是不难想见的。
从前苏联学者与李森科的抗争，还局限于某一个学派、某一部分人的狭
小范畴之内，现在则是由苏联最权威的学术机构领头，几乎整个苏联学
术界都起而抗争了。这样一次前所未有的“哗变”，李森科当然要把它
扼杀在萌芽状态，当然不会允许谴责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提案获
得通过。他的个人力量无法化解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强权又一
次走上前台。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拟在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对
提案进行表决并上报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但就在谴责案提出的次日，
即1962年7月11日，赫鲁晓夫亲自出面表态了。 这天，赫鲁晓夫率领大
批达官显宦和作家记者前往地处高尔克村的李森科试验场参观，场面极
尽铺张。第二天，苏联所有的中央级大报都挤掉了自己的重要新闻，在
头版最显要的位置刊登了赫鲁晓夫参观李森科试验场的长篇报道。在同
时刊出的新闻图片中，赫鲁晓夫笑容满面地与其他苏联党政领导人站在
乳牛场上和大谷垛中间合影，得意洋洋的李森科则站在赫鲁晓夫的身边，
充分显示出他与赫鲁晓夫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显示出政治强权仍然要
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掌门人地位的坚定立场。各报
还同时刊登了赫鲁晓夫在参观现场发表的重要讲话。赫鲁晓夫强调： 

　　米丘林生物学的成就是科学家和实际工作者坚持斗争的结果。他们
是我们国家的财富和党的财富。这些实际成就有助于创造出丰富的农产
品，有助于解决我们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问题。 

　　李森科及其喽罗既然依旧是国宝，自然是谁也不许碰他们的一个指
头。这对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们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更大
的打击接踵而至：就在这天晚上，即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最后一次会
议召开的前夜，全体委员突然接到电话通知，最后一次会议取消，而且
就连委员会本身也不复存在了根据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分子生
物学科学委员会从即日起解散。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的全部材料，也
由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收。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所有委员则听候处
置。紧接着，《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发表了李森科的“大作”：
《农作物遗传性定向变异的理论基础》。在这篇“大作”中，李森科继
续鼓吹他的后天获得性遗传的谬论，而否认遗传物质的存在和DNA在遗
传中的作用，指责苏联遗传学家向世界遗传学学习并迎头赶上的主张是
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生物学界的回潮。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这篇“大作”
迅即作出反应，决定：重新设立一个委员会，其主要任务也是起草法令，
规定苏联的所有生物学家必须以李森科为榜样，面向生活，加强生物学
同实践的联系，把已经明显趋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苏联生物学重新
扭转到“米丘林生物学”的康庄大道上来。苏联自然科学其他领域的学
者也必须照此办理。从法制上来强化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掌门人地位，
这堪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同志关怀李森科成长的既定路线的一大发展。 

　　但是，已今非昔比的苏联学术界不肯认输。苏联学术界与政治强权
前所未有的全面对抗就此爆发。 

　　1963年3月，苏联学术界的最高奖列宁奖金评选在即。 李森科很清
楚，尽管有赫鲁晓夫作后盾，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毕竟今非昔比，以他为
首的所谓“米丘林生物学工作者”已经很难象过去那样在评奖时独占鳌
头了。但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并无动摇之虞，为了显示自己仍然和从前
一样强大，李森科又必须确保以他为首的所谓“米丘林生物学工作者”
在评奖中独占鳌头。于是，评奖尚在筹备之中，李森科就展开了猛烈的
舆论攻势。他故技重演，效法1948年的“八月会议”，在全苏农业科学
院会议上破口大骂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号召苏联学术界警惕孟德尔摩尔
根主义在苏联回潮，警惕背离“米丘林生物学”而走进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死胡同的危险趋向。借此向反对派进行政治恫吓。但在分子生物学时
代仍然如此放肆地攻击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实际上不过是为学术界增加
茶前饭后的笑料而已。李森科的故技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在1963年度
的列宁奖金的众多候选作品中，有两部出自李森科的喽罗之手。一部是
关于玉米杂交的，一部是关于小麦新品种的。李森科对这两部著作大加
褒奖，但列宁奖金评选委员会的委员们丝毫不为所动。经过反复游说，
李森科仍然没能让评委们信服，许多评委对那两部著作的学术价值提出
了公开的质疑。根据惯例，评委们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取舍。李
森科喽罗的两部作品都名落孙山。在通常情况下，评选委员会的投票结
果是最终裁决，投票结果在报苏联部长会议备案后便在列宁诞辰日即 4
月21日予以公布。但这次却不同寻常。赫鲁晓夫对评选委员会居然淘汰
了“米丘林生物学工作者”的大作极度震惊，当即布置了反击措施。于
是，4月13日这天，风暴突起。 有关方面传达了赫鲁晓夫的命令评选委
员会的全体成员必须立即重新召开会议，重新审议全部候选作品，保证
李森科的喽罗的两部作品当选。同时由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派人主持这
次会议。泰山压顶，但仍有许多评委不服。在重新召开的评审会议上面
争庭折，对李森科喽罗的两部候选作品提出强烈批评。但所有这些都无
济于事。评委们的发言不是被主持人打断，就是遭到痛斥。无视评委们
的抗议，当局最终确定李森科喽罗的作品双双当选。 

　　但赫鲁晓夫的强行干预，并没有能够强化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掌
门人地位，反而更加暴露了李森科地位的外强中干，更加激化了李森科
与苏联学术界的对立。甚至是在政府内部，究应如何看待李森科，也产
生了分歧。　1964年2月10日，在大克里姆林宫召开了苏共中央执行委
员会全体会议。会议主题，是如何解决苏联的农业问题。苏联农业人民
委员沃洛夫钦科就广泛施用化肥、发展农业灌溉系统和全面实行机械化
等问题作了大会主题报告。这个要求广泛施用化肥的报告实际上与李森
科用有机无机混合施肥完全取代化学氮肥的主张南辕北辙。这样变着法
子与李森科唱反调，在李森科复出后还是第一次。虽然沃洛夫钦科不能
不履行官方礼仪，提及李森科对苏联农业和苏联农业科学的所谓“贡献”，
但不过是蜻蜓点水。李森科正在大肆宣扬的其它“增产措施”，主题报
告则只字不提。苏联农业人民委员也故意省略了对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恶
词相向这个在过去是必不可少的程序。所有这些，无疑是对李森科的大
不敬。李森科非常气恼。在他的指使下，喽罗们纷纷粉墨登场，为李森
科大唱赞歌。李森科觉得还不过瘾，干脆亲自出马，在公开演说中尽情
发泄。一方面对农业人民委员没有在主题报告中充分肯定他的光辉成就
表示强烈的不满，另一方面，大肆宣扬他为提高苏联奶牛乳脂所采用的
措施，要求苏联所有的奶牛厂一律采用。对李森科的满腹委屈，赫鲁晓
夫深表理解和同情。为了安抚李森科和遏制反李森科的大潮，赫鲁晓夫
在大会的总结发言中着重表彰了李森科。他称李森科是理想的科学家，
向与会者发出号召：“我们大家都应向李森科同志这样的科学家学习。”
企图凭借天威扭转乾坤。他谆谆告诫与会者： 

　　李森科同志在实践中表明了他的方法使谷物、牛肉和牛奶得到了丰
收。当我还是莫斯科市委书记时，就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介绍了他的
方法。……甚至在那个时侯，李森科同志就早已给在这次会议上某些同
志的发言所辩论的问题开了一张到期兑现的支票。……采用李森科同志
的方法是不会吃亏的。从今往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小麦怎样茁壮成
长。我可以保证，李森科同志是会给我们一个大丰收的。 

　　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当众为李森科拍了胸脯，谁还能再说什么呢？

　　赫鲁晓夫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他去世后，苏联著名雕塑家涅伊兹
维斯特内为他设计了一座独具匠心的墓碑：半块黑色大理石和半块白色
大理石镶成一个对比鲜明的框架，框架正中的上方是赫鲁晓夫的头像。
的确，赫鲁晓夫是一个进步和保守、开明和专横兼具的政治家。和斯大
林同志一样，赫鲁晓夫也对知识分子偏见极深，不可避免地常常与知识
分子发生冲突。在他死后为他设计雕像的涅伊兹维斯特内就曾几度遭到
他的当众侮辱。 第一次是在1962年12月1日，那天赫鲁晓夫参观在中央
展览馆举行的现代艺术展览。他一见到苏联抽象画派画家的作品，便破
口大骂。并当即召来负责此次画展的涅伊兹维斯特内，就此展开党和国
家最高领导人与艺术家之间的一场口角大战。他骂涅伊兹维斯特内是挥
霍人民的金钱，制造粪便。涅伊兹维斯特内寸步不让，批评赫鲁晓夫是
艺术的门外汉，对美学一无所知。赫鲁晓夫冷冷一笑，就此发表了一席
令人拍案叫绝的名言。他傲然宣称：“当我还是一个矿工的时候，我不
懂。当我是一个党的的基层干部的时候，我不懂。但今天我是苏联部长
会议主席，是党的领袖。因此，今天我非常了解艺术，难道不是这样吗？！”
政治强权的骄狂轻薄，在赫鲁晓夫身上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更大的一
场闹剧发生在十多天之后。这天赫鲁晓夫在列宁迎宾馆与一批著名作家
艺术家座谈。席间，他借着酒性，对他所隔膜的现代艺术评头品足。讲
到激愤之时，就又唾沫四贱地大骂现代艺术，粗鲁地当众指斥涅伊兹维
斯特内：

　　“你的艺术象什么？”他搜肠刮肚地寻找尖刻的比喻，“对。就象
你钻进厕所的便桶里，从那里向上张望，恰巧看见上厕所的人的身体的
某个部分。这就是你的立场、你的艺术！”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赫鲁晓夫终于如愿以偿，不禁得意洋洋。满座宾
客却相顾失色——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出言不
逊，如果不是耳闻目睹，叫人如何能够相信！就象水浒中的黑李逵，赫
鲁晓夫抡着板斧在他完全陌生的文化艺术领域横冲直撞，不知惹下了多
少弥天大祸。他对知识分子尤其是经院出身的知识分子抱有深刻的疑忌，
对知识分子力量的增长怀有强烈的恐惧。他对李森科之所以能够一笑泯
恩仇而且从此对李森科那么备加青睐，当然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但不
仅仅是出于政治需要李森科并非经院知识分子出身的特殊身份、李森科
所长期对抗的是苏联经院知识分子，这些因素在李森科与赫鲁晓夫的亲
密交往中也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尽管苏联知识界一边倒，尽管李森科不过是三五个人
七八条枪，赫鲁晓夫仍然毫不改变他对李森科的青睐，反抗李森科的苏
联知识界领袖在他则是眼中钉肉中刺，常常遭受无妄之灾。最典型的是
苏联著名遗传学家杜比宁。杜比宁曾发现遗传因子的可裂变现象，发展
了群体遗传学；率先进行辐射引起突变的实验，由此得出宇宙飞行对人
体无害的结论，从而为“宇宙遗传学”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和瓦维洛夫一样，杜比宁也是李森科的强硬反对派的中坚人物，但他反
李森科的历史甚至比瓦维洛夫反李森科的历史还要悠久从1932年起，他
就与李森科公开对垒。当瓦维洛夫被捕入狱时，他也被李森科扣上了“
反动生物学家的代表”的帽子。到了五六十年代，杜比宁在苏联学术界
反对李森科的斗争中更是身先士卒，终于遭到赫鲁晓夫的封杀。赫鲁晓
夫对杜比宁亲自口诛笔伐，公开声称：“杜比宁是米丘林学派的反对者，
他的工作给科学研究和实践没有带来多少好处。如果他还有点名气，那
也只是因为他在自己的论著中肆无忌惮地攻击李森科院士。”杜比宁从
此被打入冷宫，赫鲁晓夫垮台后他才恢复正常生活。1987年杜比宁八十
大寿那天，第二次荣获列宁勋章。

　　直到在位的最后岁月，赫鲁晓夫仍然坚定地站在李森科一边，而不
惜向整个苏联知识界开战。　1964年6月，苏联科学院举行院士选举。
李森科与苏联学术界一次新的大规模较量由此展开。本来，苏联科学院
生物学部有一批院士支持李森科；但从六十年代起，这批李森科的支持
者都无一例外地背弃了李森科。苏联科学院生物学部残存的几个李森科
的支持者，都只是通讯院士。李森科打算大力提携这几个和他“患难与
共”的支持者，一方面是对他们的“耿耿忠心”的回报，另一方面，更
是为了进而控制苏联科学院生物学部，把生物学部变成农业科学院那样
的“米丘林生物学”的坚强堡垒，壮大所谓“米丘林生物学工作者”的
声威。他的这个设想得到了赫鲁晓夫的赞同。在赫鲁晓夫的倡议下，当
局特意给生物学部留了三个正式院士、两个通讯院士的空缺。三个正式
院士的候选人中，有两个是李森科的无原则的支持者，一个是在八月会
议和苏联遗传学界第三次大论战中为李森科充当马前卒的努日金，一个
叫赖米斯洛。尤其是努日金，在苏联学术界简直臭名昭著。如果没有政
治强权鸣锣开道，为苏联学术界所不齿的这两个人在院士选举中连提名
的可能性都没有。选举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赖米斯洛在第一轮选举中
落选，当局不肯善罢甘休，下令重新选举；第二轮选举赖米斯洛仍然落
选；当局还不死心，下令再度重新选举。但是，第三轮选举赖米斯洛依
旧榜上无名，当局这才撒手。关于努日金的选举更具戏剧性。苏联科学
院生物学部选上了他，但根据惯例，生物学部的选举结果需要得到科学
院全体会议的认可。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个学部的院士选举结果没有得
到科学院全体会议的认可。但这次却是事出意外苏联科学院其他学部不
谋而合地下了决心：联合起来，纠正他们的生物学部的同事们所犯的错
误，把李森科喽罗努日金赶出院士行列。于是，在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
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其他学部的院士们纷纷登台演讲，揭露努日
金的种种劣迹。下面是根据会议速记记录整理的发言。

　　恩格尔加特：……十年前，我曾投票选举努日金为苏联科学院通讯
院士。按照常规，他应当得到晋级。但问题是，并不是我们现在有意与
努日金为难，问题在于努日金有没有与科学的发展保持同样的前进步伐
呢？……我翻阅了几本主要的遗传学杂志的最近几年的索引，没有哪篇
文章提到努日金的名字。很清楚，努日金落后了。如果我们选举努日金
为苏联科学院院士，那么科学院所得到的就不是一位能够提高遗传学研
究水平、并把它转到当代遗传学发展主流的方向上来的科学家。

　　萨哈罗夫：……如何评判过去几十年与“反米丘林主义者”的斗争，
以及如何评判生物学界那些风流人物的所谓哲学研究工作的背后究竟隐
藏了什么，这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准备表决的院士来说，是一个科学良心
问题。……只有和李森科一伙的人才会投票赞成努日金，这些人是要对
苏联科学史上不光彩的、痛苦的一页负责的；幸运的是，现在这一页已
经翻过去了。 

　　萨哈罗夫的发言赢得与会者的热烈鼓掌。李森科则气得完全失去了
自持，他从座位嗖地一下站起来，用发抖的声音向当时的苏联科学院院
长凯尔迪什提出抗议：这是诽谤！但是，凯尔迪什没有理睬他的抗议。
在对努日金和李森科的谴责声浪中进行了投票。投票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全部科学院院士，投反对票的就有126人， 赞成的仅有22人，反对派取
得了压倒性优势，努日金最终也没能逃脱赖米斯洛所遭遇的厄运，被逐
出苏联科学院院士行列。至此，李森科在这次院士选举大战中几乎全军
覆没。 

　　尽管有赫鲁晓夫撑腰，李森科利用院士选举纠集残部、在苏联科学
院生物学部重建他的个人领地的企图仍然被同仇敌忾的苏联学术界所挫
败。李森科同苏联学术界的全面对抗，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在过去的几
十年中，李森科还只在国际学术界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现在，依然
在政治强权庇护下的李森科，即便在苏联学术界也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
老鼠。苏联学术界对李森科的围追堵截，不仅让李森科惶惶不可终日，
同时也是对庇护李森科的政治强权的公开藐视，院士选举便是对竭力庇
荫李森科的赫鲁晓夫本人的一记耳光。一直对苏联知识分子抱有强烈疑
忌心理的赫鲁晓夫更是气急败坏，象被斗牛士的红布所激怒的公牛，赫
鲁晓夫恨不能歪着牛角闯进苏联学术界左踢右挑，尽情报复一场，好让
苏联学术界知道天威的可怖。盛怒之下的赫鲁晓夫立刻召见了苏联科学
院院长，要院长就李森科喽罗的落选作出解释。同时还命令萨哈罗夫院
士苏联的核弹之父、诺贝尔奖金得主、反李森科同盟主将就他在院士选
举中的言行写一份说明情况的备忘录，实际上是要萨哈罗夫自我检讨。
岂知萨哈罗夫的骨头之硬和他的智力一样超常。他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但不是自我检讨，而是一篇声讨李森科的檄文，措辞极其尖锐。这对赫
鲁晓夫简直是火上加油。在一次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厉声指控苏联科学
院不服从党的领导，乃至越权干预政治。他声称：人民不需要这样的科
学院！在场的米高扬都看不过意了，于是小声提醒他：苏联科学院是彼
得大帝创立的，有辉煌的历史。对此赫鲁晓夫充耳不闻。他当场悍然下
令：准备解散苏联科学院。但堂堂苏联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科学殿堂。赫
鲁晓夫便打算把解散后的苏联科学院改组为“苏联科学委员会”，其下
设立若干个分支性质的专门委员会。他竟然还真的要把他的这一纯粹政
治报复性质的“改革”蓝图付诸实施。一个又一个调查科学院工作情况
的全权委员会组建起来了，李森科则是这些委员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并直接参加了物理化学和辐射生物学研究所的调查委员会。苏联学术界
似乎马上要为追剿反李森科的反叛行为付出毁灭性的代价。 

　　1963年，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1964年，苏联
农业又遭到失败。在某些地区，粮食供应非常困难。苏联农业体制的捉
襟见肘和赫鲁晓夫异想天开的严重后果愈来愈无可回避。赫鲁晓夫同意
对苏联农业体制进行某些改革，但他并不认为他应当对苏联农业的困境
负责，1964年夏末，赫鲁晓夫为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准备的关于改
组苏联农业和提高生产水平的政治报告起草完毕，并下发到各科研机构
和党的地区委员会传阅。这是赫鲁晓夫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政治报告。即
便是在这最后的一份政治报告中，赫鲁晓夫也不肯对反对李森科的苏联
学术界网开一面，李森科的反对派在报告中遭到严辞抨击。报告准备好
之后，赫鲁晓夫先是出国访问，回来后又按计划去黑海之滨度假。中央
全会预定在1964年召开。赫鲁晓夫和他所庇荫的李森科满怀信心地期盼
着这次中央全会，期盼着在那份政治报告通过之后，名正言顺地对苏联
学术界进行全面的外科手术，进行毫不留情的政治大报复。 


　　“在和李森科打交道的经历中，人类显然能得到从其它宗教迫害的
个案中所能得到的深刻的教益，那就是：强权与公理的冲突固然是一波
三折，强权固然可以得势于一时，但强权终究不能折服公理，终究不能
毁灭公理。公理看似柔弱，但公理实际上是柔而不弱，公理最终会以柔
克刚！” 
　　　　　　　　　　　　——得克萨斯艺术和工业学院教授　科恩 

　　天有不测风云。赫鲁晓夫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他对苏联学术界磨刀
霍霍之时，他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1964年10月14日，预定的
苏共中央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但这次中央全会的主题却不是什么农业问
题，而是赫鲁晓夫想也没有想过的权力交接问题。赫鲁晓夫没能通过这
次中央全会把苏联学术界推上柴火堆，他自己却被这次中央全会推上了
柴火堆。苏斯洛夫和谢列平等政治局委员早就串通一气，为自己的领袖
挖好了陷阱，以埋葬自己的领袖从而最终埋葬赫鲁晓夫有限的改革。经
过激烈交锋，孤立无援的赫鲁晓夫终于被自己的部属击败。10月16日，
赫鲁晓夫被正式罢黜，平庸无能的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形势至此急转直下，针对苏联学术界的政治报复计划因为赫鲁晓夫
的垮台而胎死腹中，苏联学术界死里逃生，李森科却反而陷于困境。这
次李森科真个是百计莫出了——再也不能象斯大林同志去世时那样很快
为新主子所收留：一则是因为名声实在太臭，谁也不愿意在新主子面前
为他说项；二则是因为新官上任，勃列日涅夫需要笼络人心，也不愿意
效法冒失的赫鲁晓夫，为了拯救一个李森科而与整个苏联学术界为敌。
李森科从此成了一条真正的丧家野狗。当赫鲁晓夫大权在握时，苏联学
术界尚且不惜冒犯天威，对李森科穷追猛打；一旦没有了投鼠忌器之虑，
苏联学术界当然更是众志成城。丧家野狗李森科也就不能不孤零零地面
对滚滚怒涛了。就在赫鲁晓夫垮台前夜，即1964年10月13日，就已经有
人看准时机要拿李森科开刀。那天深夜，苏联最著名的遗传学家之一的
拉普普尔特（早在瓦维洛夫时代就因发现有特效的、普遍诱变的物质而
享有世界声誉）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要他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为《农
村生活报》写一篇长文，宣传遗传学的成就，并答应给予包括提供速记
员在内的一切帮助。和瓦维洛夫、杜比宁一样，拉普普尔特也是苏联学
术界反李森科的一员主将，因此早在八月会议上就遭到德米特里也夫等
李森科喽罗的围攻，尔后被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赫鲁晓夫更是把
拉普普尔特称作“僵尸”，下令永远不得起用。拉普普尔特就此被封杀
了整整十六年。现在突然有人记起了李森科的这位死敌，而且要李森科
的这位死敌出面宣传被李森科视若洪水猛兽的遗传学，这一切显然是冲
着李森科来的是为清算李森科作舆论准备。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必然要报。
现在，真正的报应终于来临，李森科终于要为他的罪恶历史付出代价！ 

　　拉普普尔特的长文于1964年10月21日正式见报，打响了清算李森科
的第一枪。遗传学问题、李森科问题随即成了苏联学术界、舆论界最激
动人心的话题。几乎所有报纸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专业性的和普及性
的，竞相征集和发表有关遗传学的文章。其中，以杜汀采夫的报告文学
《不，真理是不可触犯的》最具轰动效应。这篇报告文学写的是苏联一
位著名的女遗传学家的成就和遭遇。那位女遗传学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
下既没有职位也没有报酬的条件下利用多倍体和远缘杂交创造了许多有
价值的马铃薯抗性品种。但正因为她是一个真正的遗传学家，正因为她
在遗传学领域的卓越成就，也因为她的刚直不阿和直言不讳，她遭到了
李森科一伙的长期诋毁和迫害。杜汀采夫在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以
李森科为首的所谓“米丘林生物学工作者”不过是一个贪图利禄的小集
团，他们为了固守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排斥一切不合他们口味的但却合
乎科学理性的新生事物。他们以米丘林的名义在苏联学术界干尽了伤天
害理的事。刊载这篇报告文学的报纸在苏联一时洛阳纸贵，李森科一伙
的劣迹又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拉普普尔特的长文谈的只是遗传学，没有提到李森科，其主要任务
是结束遗传学的地下生涯，将遗传学公诸于众，恢复遗传学在苏联的合
法地位。杜汀采夫的报告文学则指出了长期扼杀遗传学致使苏联只好将
遗传学研究的领先地位拱手让人的罪魁，指出了科学领域的邪教教主是
怎样依靠政治蛊惑起家，怎样的自私、伪善，使苏联在政治上、经济上
和道义上蒙受了怎样惨重的灾难。这两篇文章互为呼应，揭开了苏联遗
传学论战史上的新的一页。 

　　风云变色，山呼海啸，被压抑太久的地火一朝爆发，便势不可挡。
李森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偌大一个苏联，竟找不出一块藏身之
地。以学术为敲门砖、以牺牲人性和良知为代价苦苦钻营，到头来仍不
免竹篮打水一场空。往日的荣华富贵都成了镜花水月，现在，李森科只
能在狂风烈焰包围中咬紧牙关忍受熬煎了。 

　　到1964年10月底，莫斯科各家报纸的编辑部都召开了生物学专题会
议，制定了开展科学普及尤其是遗传学知识普及的具体方案。遗传学的
科学地位终于在苏联完全确立了下来。至此，国家政权对遗传学所展开
的长达三十年的全面战争才宣告终结。李森科作为苏联学术界的邪教教
主，作为剿杀遗传学的主要战犯，所面临的报应不断升级不仅是苏联学
术界和舆论界，就连当局也加入了讨伐李森科的阵营。10月21日，莫斯
科市委的一个代表在莫斯科的一次宣传会议上指斥李森科为伪科学家。
在当局的支持下，10月26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讨论了改进遗传学研究
所领导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要对李森科采取行政措施，把他所盘踞的
遗传学研究所交还遗传学，从而结束鸠占鹊巢的反常局面。 

　　1964年11月16日，配合学术界反李森科的大潮，苏联当局采取了进
一步的措施。这天，苏共中央再次召开全会，全会解除了一贯大力支持
李森科的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和农业组负责人波里亚科夫的职务，
从而完全挖掉了李森科的政治墙脚。为政治强权效尽犬马之劳的李森科，
终于被政治强权所遗弃，被政治强权活活推进了火葬场。政治强权的翻
脸无情，同样是变色龙的李森科现在亲身领教，在他真是痛彻骨髓。19
65年1月23日，　苏联著名的《文学报》发表了《科学不盲目接受任何东
西》的长篇报道。长篇报道的作者曾到李森科的试验农场（畜牧场）采
访，采访结果对李森科来说是雪上加霜。那位记者强烈要求政府清查李
森科在畜牧场的种种黑幕。政府马上作出回应。仅仅过了几天，便由苏
联科学院主席团和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联合组成了一个检查团，检查团
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用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森科在科学试验中弄虚作假
的欺骗行为，并在考察报告中详尽列举了经过李森科精心窜改的数据资
料。以这份考察报告为依据，有关部门在一致同意的决议中指出，李森
科的试验是不可信的，李森科所推荐的农业技术是错误的，在经济上是
有害的。因此，此前就那些农业技术所作出的有关决议、苏联农业人民
委员部所颁布的有关法令一律作废。从此，李森科不单是在学术领域江
河日下，在实际生产领域也失去了影响力。苏联农业开始走出李森科的
阴影，不再是李森科的个人试验场。 

　　对李森科的决定性打击是1964年2月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年会。 这次
年会是苏联科学精英的一次大会师，同时也是李森科反对派的一次大会
师。年会主题便是在良心和理性的法庭上，对苏联学术界从前的掌门人
李森科进行公审。所有反对李森科的科学院院士都是法官。李森科为政
治强权充当鹰犬残害自己的同类的一桩桩一件件令人发指的叛卖勾当，
所有的法官都记忆犹新。在张牙舞爪三十年之后，李森科终于不能不面
对自己的那些罪恶历史。他一直相信，只要博得政治强权的青睐，只要
有政治强权的庇护，无论他怎样为非作歹，谁也拿他莫可奈何普天之下，
有什么力量能够与政治强权抗衡呢？的确，在他所处的那个特殊的时代
中，政治强权始终是无坚不摧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李森科忽
视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政治晴雨表是最变幻莫测的。本来是学者
出身的他，本来是社会良心的他，尚且要卖友求荣、助桀为虐；纯粹以
现实利益为自己的价值取向的政治强权，当然更不会讲什么信用什么道
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在政治强权来说实在是平常之至。因此，昨
天可以是他的爹娘的政治强权，甚至是比爹娘还亲的政治强权，今天出
于现实需要完全可能象他出卖自己的同类那样出卖他，完全可能转眼之
间就变成最危险的敌人。政治强权的反叛者虽然往往在政治强权的扼制
下备受磨难，但他们就象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他们强大的人格力量不仅
会使他们赢得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而且就连政治强权实际上也对他
们深怀敬畏之心，他们是英雄、是烈士。但政治强权的鹰犬一旦被政治
强权所出卖，他们就只能是身败名裂了。政治强权要鞭笞他们以取媚公
众，昨天还对他们敢怒不敢言的公众，这时不但不会对他们所遭受的鞭
笞有什么同情，而且会旧仇新恨一齐涌上心头，有仇的报仇，有恨的雪
恨。被出卖的政治强权的鹰犬，这时便里外不是人了。李森科现在所遭
遇的便是这种情况。对遗传学长达三十年的残酷战争，对苏联最优秀的
遗传学家的血腥迫害，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人出来承担罪责。因为政治
强权不可能承认自己是那些滔天之罪的主凶。换句话说，当局需要抛出
一个鹰犬作替罪羊。在过去三十年中为剿杀遗传学立下汗马功劳的李森
科，双手沾满了自己的同类的鲜血的李森科，因而为苏联学术界所深恶
痛绝的李森科，自然是这种替罪羊的最佳人选。这是李森科落难的最深
层的因素。被政治强权出卖的科学叛徒李森科，必然遭到来自政治强权
和学术界的双重鄙视、双重清算。李森科当然不服，他觉得冤枉发生在
苏联学术界的所有悲剧的责任，怎么能推到他一人身上！他其实不过是
认真执行了党的决定。但这时他的满腹冤屈已经哭诉无门了。 1964年2
月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年会在良心和理性的法庭上对他作出了实际上是终
审性质的判决。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在年会上就李森科问题发表了最具
权威性的演说，他怒斥李森科是祖国生物学的敌人，是迫害持不同见解
的科学家的专制魔王。他的这个演说的提要在《真理报》上登了出来。
另一份半官方的刊物则更泼辣对凯尔迪什的演讲稿全文照收。下面这段
锋芒毕露的演说辞因此广为人知： 

　　一部苏联生物学变迁史，非常明显地反映出一部分学者的专横行为。
他们以李森科院士为首，公然否定生物科学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发展趋
势，常常把自己的那些与现代科学理论和实验事实完全背道而驰的错误
观点强加于人。这种将错误观点强加于人的最典型的事例，便是1948年
全苏农业科学院的八月会议……。在八月会议之后的十多年中，李森科
院士变本加厉地迫害其他学派……。今天，李森科院士在苏联学术界所
占据的特殊地位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凯尔迪什的演讲一锤定音。最后表决时，院士们的手如同森林般地
举了起来。解除李森科职务的提案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获得通过。李森
科滚蛋了！邪教统治苏联生物学界的黑暗历史至此终结了！ 

　　对李森科的覆灭，期待已久的国际学术界拍手称快。英国遗传学家、
瓦维洛夫的知交达灵顿公开发表文章说：“苏联科学院通告世界，苏联
的遗传学家将回到国际学术界这个大家庭中来，汇入现代科学的洪流中
来。多好的消息！这些通告本身说明苏联的科学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的时
代。”美国科学史家、得克萨斯艺术和工业学院教授科恩同意达林顿的
判断。他向他的苏联同行们祝贺好时光的来临，并用下列文字结束他的
文章： 

　　在和李森科打交道的经历中，人类显然能得到从其它宗教迫害的个
案中所能得到的深刻的教益，那就是：强权与公理的冲突固然是一波三
折，强权固然可以得势于一时，但强权终究不能折服公理，终究不能毁
灭公理。公理看似柔弱，但公理实际上是柔而不弱，公理最终会以柔克
刚！ 

　　李森科的覆灭确实是宣告了苏联生物学的新时代的来临。从1965年
起，苏联开始了蔚为壮观的生物学革命。这场生物学革命的主要内容，
是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用真正的科学现代遗传学取代伪科学“米丘林生
物学”。生物学革命的第一步则是为现代遗传学的开山鼻祖孟德尔平反
昭雪。这年恰逢孟德尔诞辰100周年。 把孟德尔当作科学撒旦油炸炮轰
了整整三十多年的苏联，终于在全世界面前认错，当局派出了一个高规
格的、比任何外国代表团人数都多的代表团，前往孟德尔的故乡、捷克
斯洛伐克布尔诺市参加孟德尔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苏联科学院也为
孟德尔100周年诞辰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 用中国首席遗传学家谈家
祯先生的话来说，苏方的这些举动是“表明苏联将纠正过去的错误方向，
重返国际学术界，致力于真正的遗传科学的发展。”苏联当局的这种转
变是真诚的，但仍不免闹了个大笑话——派往布尔诺的苏联代表团，领
头两位一个是瓦维洛夫当年的战友、为捍卫孟德尔学说而受难几十年的
著名遗传学家杜比宁院士；领头的另一个却是和李森科并肩剿杀孟德尔
遗传学、同谋迫害瓦维洛夫的打手齐钦院士。捍卫孟德尔的杜比宁和反
对孟德尔的齐钦在布尔诺纪念大会的主席台上并肩而坐，双双获得捷克
斯洛伐克当局授予的大孟德尔奖章。这真是对孟德尔的一个莫大讽刺。 

　　孟德尔恢复了名誉，孟德尔所代表的现代遗传学随之在苏联学术界
大规模登陆。不仅是生物学研究机构，生物学教育也开始全面回归孟德
尔。有关部门根据现代遗传学理论制定了新的普通生物学教学大纲，编
写了新的中等学校生物学教科书，修订了农业大学、农业教育研究所和
大学物理系的课程设置。影响了几代苏联生物学家的“米丘林生物学”，
在神圣的科学殿堂中再也没有立足之地。苏联生物学研究体系和生物学
教育体系趋向完备。 
　
　　生物学革命必然要求相应的行政措施。1948年八月会议之后，为了
贯彻领导权必须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的原则，苏联学术界的
几乎所有重要职位都向李森科的同党敞开了大门。现在，李森科垮了台，
形形色色的小“李森科”却仍然独霸一方。作为李森科的近卫军，他们
对现代遗传学抱有强烈的敌意，因而构成生物学革命的阻力。为此，从
1965年起，在苏联学术界进行了一系列改组。撤消了一批最顽固的李森
科同党的的研究所所长职务，但还是保留了他们在实验室和部分研究室
的领导职务。李森科长期把持的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宣告解散，另
行组建普通遗传学研究所。李森科的舆论阵地《农业生物学》杂志停刊，
另行创办《遗传学》月刊。其它生物学和农业科学杂志的编辑部也都大
换血。同时进行人事调整的还有科学学位授予委员会，李森科的同党不
得不让位于真正的遗传学家，学位授予标准相应地作了全面修改，一批
原来因为纯粹的政治原因而未能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这时终于戴上了
博士桂冠。苏联生物学界的李森科近卫军尽作鸟兽散，生物学革命有如
浩荡长风，荡涤着沉积几十年的污泥浊水，逐渐恢复了科学殿堂本来的
清洁和庄严神圣。 

　　李森科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从前位极人臣、在苏联呼风唤雨的李
森科，现在只能在自己的庭院中，在落花流水中，在无边的孤寂之中，
回忆他昨日的辉煌了。在形式上他并没有失去一切他再没有任何显赫的
官职，但他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他的院士称号，根据苏联法律，
他是终身享有的。但他在形式上的这些拥有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谁还
会把他的那些头衔当回事呢？无论他还拥有什么样的头衔，他的科学叛
徒的真相，他的邪教教主的真相，他的骗子真相，总而言之，是他的小
丑真相，他的恶魔真相，已经举世公认了。他本来以为可以通过出卖科
学、出卖良心和人性而成为人上人，但最终，他却非但没能作成人上人，
反而连作人的资格也丧失了不把人当人的人，是不可能指望人把他当作
人的！这对李森科来说，该是一种怎样可怕的刑罚啊！毕竟，这个世界
还是属于人的，是人的世界；一个不被当作人的人，怎么能够在这个世
界上混迹呢？更何况，李森科并非匹夫之流，而是学者出身，他的学者
出身使他分外看重自己的人格尊严。但是，分外看重人格尊严的他，却
因为失落了人的灵魂而丧失了人格尊严，没有了人的灵魂，没有了人格
尊严，他纵然是学者出身，纵然还拥有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院士头衔，
也仍旧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法律对他网开一面，但良心和理性的法庭
却没有宽恕他，良心和理性的法庭在精神上处他以死刑！他被永远钉上
了历史的耻辱柱，无论是斯大林同志，还是赫鲁晓夫，无论是什么样的
人，什么样的力量，也无法解救他。他名字从此就和犹大这个名词一样，
永远成了背叛、卑鄙、无耻的同义词！昔日的辉煌已遥不可及，遥不可
及的辉煌无从掩盖今天的惨淡。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曾经那么精神抖
擞的李森科，现在迅速地衰老了。 

　　但是，李森科不甘心，他还要挣扎。苏联《十月》杂志在批判李森
科的大潮中琵琶反弹，先是发表了李森科盟友、哲学家普拉托诺夫的文
章，紧接着又发表了为李森科鸣冤叫屈的另一篇万言书。这些文章的作
者再也无法否认现代遗传学的重要意义，再也不敢确认李森科对现代遗
传学长达三十年的残酷迫害是正义的。他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捍卫“
特·杰·李森科所作出的无疑有重大价值的发现”；从来都不知道什么
叫平等的李森科帮派，现在也要为平等而斗争了，反复强调李森科的所
谓“米丘林生物学”与现代遗传学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因而应该受到
同等的待遇。但这些“大作”在苏联舆论界没有激起一点波澜谁也不理
会它们。孤苦伶仃的李森科帮派只好转而向“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其他
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出呼吁，长期迫害瓦维洛夫的好友、著名学
者科斯托夫的保加利亚科学院院长托多尔·帕夫洛夫马上响应。当时保
加利亚的政治气候甚至比莫斯科的政治气候还要严酷，因而帕夫洛夫比
苏联的李森科帮派走得还要远。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达尔文学说和
遗传学的辨证统一》。在这本小册子中，帕夫洛夫从“党性立场”而不
是从理性的立场向李森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借助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
辞典，援引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语录，论证李森科的所谓
“米丘林生物学”不仅从生物学角度，而且从达尔文学说和辩证唯物主
义的角度来看都是正确的。对李森科的清算因此背离了正确方向。他据
此对全面清算李森科的苏联学术界进行了严词谴责。但仅仅一个帕夫洛
夫，在国际学术界微不足道的帕夫洛夫，当然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的影
响力。他的微弱的声音很快就被国际学术界对李森科的轻蔑的嘲笑所淹
没。 

　　在轻蔑的嘲笑中，李森科走完了他人生之旅的最后一段、实际上也
最艰难的一段。1976年，苏联科学院科学实验研究基地实验室主任李森
科终于遗恨绵绵地走向了另外一重世界。他的棺材停放在苏联科学院主
席团的大厅里，供他的喽罗们前往吊唁。那些喽罗自然要在悼词中对自
己的导师大加吹捧，说死者对苏联科学乃至世界科学作出了多么多么伟
大的贡献。但公众对此完全不予理会。在公众眼里，这不过是“米丘林
生物科学工作者”上演的最后一出闹剧而已。 

　　李森科及其“米丘林学派”从此销声匿迹。伴随着李森科及其“米
丘林学派”的覆灭和苏联生物学向孟德尔的全面回归，李森科的头号天
敌、孟德尔在苏联的传人和殉难者瓦维洛夫再度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李
森科垮台的当年即1966年，苏联生物学界已经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瓦维
洛夫之春”运动。这年5月，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名生物学家聚集在鲜花
盛开的科学院植物园中，召开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家协会成立大会。当
列宁格勒代表列别杰夫提议以瓦维洛夫院士的名字为协会命名时，会场
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列别杰夫的提议以全票通过并得到苏联科学
院主席团的批准。7月8 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作出第476号决议：“鉴
于与尼·瓦维洛夫院士的生平和活动有关的著作和材料对于发展科学具
有重大意义，兹决定：在普通生物学部设置保存和研究瓦维洛夫历史的
瓦维洛夫科学遗产委员会。”连苏联作家协会都设立了瓦维洛夫纪念委
员会。报刊热衷于谈论瓦维洛夫，电视节目热衷于谈论瓦维洛夫，导演
和编剧们在筹备拍摄以瓦维洛夫为主人公的电影片。甚至是瓦维洛夫的
敌人，这时也纷纷装扮成瓦维洛夫的朋友，对瓦维洛夫大唱赞歌。和李
森科并肩剿杀瓦维洛夫的御用学者齐钦，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热
情洋溢地歌颂瓦维洛夫的伟大。向当局告密的著名犹大教授什雷科夫，
也公开宣称自己是永志不忘瓦维洛夫的瓦维洛夫最忠实的学生。李森科
当然是没有可能扮演瓦维洛夫的朋友了，但他也还是想方设法“改善”
他与瓦维洛夫的关系。他毫不为难地断言：“我始终认为瓦维洛夫院士
是位具有世界声望的学者”。至于他对瓦维洛夫的残酷迫害，他解释说：
他与瓦维洛夫之间的争执是纯学术性质的，他从来也未曾逾越学术规范，
从来都只是要通过纯学术性质的讨论，来“弄清生物科学领域中的真理”。
 他们竭力要让世人忘掉他们的罪行，似乎他们从来不曾出卖过谁，从来
不曾压迫过谁，似乎瓦维洛夫的遇难和苏联遗传学的几度毁灭，与他们
毫无联系。他们渴望恢复他们的人的形象，渴望回到人的世界。又要当
婊子又要立牌坊，这是科学叛徒之区别于普通叛徒的最显著的特征。在
这点上，李森科帮派也没有能够免俗。但是，他们的这一切努力都是徒
劳。人兽之间永远是悬若天壤，他们已经被永远从人的世界放逐了出去，
永远只能在精神的苦海中无望地漂泊。 

　　1967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苏联科学院特使在萨拉托夫的墓群中
找到了掩埋瓦维洛夫遗骸的大致方位。至此，瓦维洛夫已经在荒冢中日
晒雨淋了整整二十五年。又过了三年，即1970年9月25日，在萨拉托夫的
沃兹涅先斯基墓地里，举行了由于饥饿死于萨拉托夫监狱的生物学家尼·
瓦维洛夫院士纪念像的揭幕仪式。他的带有金属标牌的尸体当年被扔在
一个公共埋尸坑里，所以已经不可能搜寻到。设立纪念碑的倡议出自尼
·瓦维洛夫的儿子尤里，资金则出自瓦维洛夫的学生、助手、生前好友
和其他苏联生物学家。纪念碑安放在墓地的入口处，和车尔尼雪夫斯基
的纪念碑并列在一起。苏联科学院、全苏农业科学院、全苏作物栽培研
究所和地方党政负责人参加了揭幕仪式。那块雕有瓦维洛夫头像的灰色
花岗石，既是瓦维洛夫的纪念碑，也是李森科等苏联生物学恶神的耻辱
柱，同时更是摧残科学的政治强权的耻辱柱！它昭示着后人这样一段至
理，这段至理出自瓦维洛夫1923年编辑出版的一本著作：《科学的发现、
目的和意义》： 

　　如果科学研究追求的目的是物质利益，那它们会具有利己主义色彩
……如果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追求权力，那它们甚至会成为一种社会危险
并导致学术上的野蛮行为！ 

　　殷鉴不远，可惜，历史的教益所能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科学完全
走出政治强权的阴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的阴影，这在今天仍然是人
类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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