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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qpcwth (独翅鸟), 信区: Chess_Bridge
标  题: 我所了解的顾水如先生（三）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9月02日20:58:24 星期天), 站内信件

六  顾水如先生二三事
    毫无疑问，在近代中国棋坛上，顾水如是负有盛誉的代表人物，他才
气横溢，棋理清晰，自有不少令人钦佩的长处，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又不
可避免地受到旧习俗的种种影响。不过无论他的长处抑是短处，都是在漫
长的旧中国棋界的特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某种典型意味。他驰骋棋
坛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旧中国棋手乃至围棋发展史的丰富资料。
    顾水如的围棋理论师法日本，但他对日本棋法从不迷信，敢于提出自
己独到的见解，这堪称是他的一大优点。记得早在20年代后期，顾水如就
曾去信日本，对当时正在进行中的铃木为次郎与野泽竹朝十局棋的某一着
法提出质疑。铃木、野泽是当时日本屈指可数的高手（铃木被誉为“旭将
军”，野泽被誉为“常胜将军”），他们之间的决战在日本棋界有不小的
影响。至于当时中国棋手，对此恐怕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了。可是顾水如
的看法也确有见地。因此日本《棋道》杂志作为参考意见给予披露，可见
顾水如对当时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日本棋法并不盲从，而是有批判地加以
吸收的。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笔者就曾几次看到顾水如对流行的日本着法提出
这样的异议，可见他这种“大胆怀疑”的精神是一贯的。作为老一辈棋手，
具有此种精神尤为可贵。
    另外，顾水如对年轻棋手在棋艺方面的大胆创新，一般总是采取肯定、
鼓励或支持的态度。
    记得60年代初，国内有两位青年名手合写了一篇《定式变着的研究》，
在《围棋》月刊连载，这篇文章在技法上容或有这样那样的欠缺，但不囿
于日本“定式”（指经高手研究认可的常见套子）变化，希望创造一些中
国自己的东西这一角度来看，是有可取之处的。不过在那个时代，日本定
式多半被视为金科玉律，中国棋手对它进行推敲变化是否自不两力呢？
    对此，作为《围棋》副主编的顾水如亲自写下《读后感》，指出：
    “....围棋变化繁多，着法日新月异，自不能永远尽善尽美。我们应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加以发挥改进，看到××二同志这几期作品，
    对他们敢想敢做的精神表示钦佩....”
    不难看出，顾水如对围棋的认识是辩证、积极、科学的，是提倡敢想
敢做的。正因为顾水如的“围棋观”胜人一筹，所以他在围棋理论方面超
越同时代的许多棋手。真正懂得围棋精髓的国手绝对不同于食谱不化的围
棋学究。
    为棋界培育新人方面，顾水如成绩显著，他曾辅导过少年时期的吴清
源，又是国手陈祖德的老师。而事实上，从顾水如的漫长围棋生涯，经他
指点过的棋手不知有多少，较早的有过惕生、胡沛泉等，至于建国以后成
长的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青少年棋手，都或多或少地受过他的教益。
    五、六十年代，上海地方开始重视培育棋界新手，但当时编制有限，
重视“成分”的倾向也比较严重。顾水如为推荐青少年棋手，难免要向领
导上据理力争，有时他成功了，有时也不免碰壁，从中多少可窥顾水如对
培育新人，始终怀着满腔热忱。
    顾水如有很多值得称道的长处，但人无完人，他也有欠缺，其中最明
显的就是他不善于与平辈棋手平等相处，以致不少沪上名手都对他有意见。
记得50年代间，上海名手十之七八都在“品芳茶楼”交流，与顾水如不相
往来，这就使顾在棋界陷入孤高而又寡和的境地。按理说，多数老一辈棋
手在振兴中国围棋的大方向上和顾水如是一致的，他们同样为围棋界作了
很多有益的工作，无奈双方隔阂已久，说穿了，这是不健全的旧中国棋界
状态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某种延续与反映，不利于围棋事业的顺利开展。
    棋界不够团结，原因是复杂的，但作为顾水如本人，不能说他没一定
责任。他出名早，名气大，资历深，留过学，捧场的人也多，棋艺当然也
是第一流的，这就使他产生了很强的优越感。他经常小觑同道，用老眼光
看人，不承认同辈棋手棋艺上的进步，有意无意中挫伤了对方的积极性。
一旦轮到棋界“排名位”的时候，他总喜欢翻“老皇历”，认定自己按资
排辈理当高人一头，有时，就显得有些想不开了。以下，笔者择录顾水如
前后两封公开信，为了便于读者见仁见智地进行分析，对当时棋界的有关
状况笔者将作简单的介绍。
    第一封信写于1928年 6月25日，这是顾水如针对日本棋家濑越宪作《
支那棋界之现状》一文写的。
    当时的情况是：1928年5 月，濑越宪作在日本《棋道》发表《支那棋
界之现状》一文，将中国知名棋手按水平高下分为九等：其中吴清源列榜
首为“九”；王子晏、刘棣怀二人列为“八”；顾水如、汪云峰、雷溥华
等五人列为“七”；另有陈藻藩、王幼宸等三人列为“六”；张澹如、林
贻书等四人列为“四”；其余还有“一”至“五”若干，合计34名。
    顾水如阅后，对将王子晏评在他之上，对将成名比他约晚10年的刘棣
怀排列在他之上，大感不快，于是就致书濑越：
    “....顷阅六月号《棋道》，内载《支那棋界之现状》，有先生评定
    中国南北弈手比较表，其间程度高下，迥非真相。姑以”六“之陈藻
    藩、”四“之张澹如而论，陈、张之程度均不在”八“刘昌华（棣怀）
    之下，其余品评，亦不相符，无待赘述。....将此函付登《棋道》，
    藉当更正，无任伫盼....。”
    濑越收到后，将此信在《棋道》公开发表，标题为《顾水如氏之抗议》，
甚为醒目。
    顾水如指责濑越的评定“迥非真相”，那末，顾自己提出刘棣怀的棋
艺与陈、张伯仲的见解又是否公允呢？其实也不尽然。濑越对刘的对局谱
是留意的。早在1926年 8月，刘棣怀就在被让二子的条件下战胜过日本岩
本薰六段，证明刘已步入中国第一流棋手的行列；稍后，刘棣怀和吴清源
之间的对局，濑越也曾亲自加以评解。而顾对刘的进步似乎估计不足，所
以持论多少也失之偏颇。只是濑越文中将顾评得偏低，使顾水如感到屈辱，
这也是事实。
    笔者不了解刘棣怀看到这封公开信后作何感想，但类似的情况屡次发
生，双方关系逐渐疏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另一封公开信写于建国初期，由顾水如寄给当时唯一围棋刊物《围棋
纪录》（油印）编者胡沛泉。这封信表面上是通知《纪录》不得再提及顾
水如的“段位”，但从时间来看，信是针对上海刘棣怀等名手组织比赛和
王幼宸升段而写的。
    1951年间，上海地方名手举行春季及秋季围棋比赛，参加者有刘棣怀、
过惕生、胡沛泉、王志贤及由北京迁到上海的名手王幼宸。比赛采用升降
制，目的是为了产生中国的段位棋手。其中刘棣怀1942年间曾被日本棋手
认可为四段，又是当时常下对子棋的一线高手，因此以刘为“标准”四段，
用以衡量其他棋手达到的水平，王幼宸、过惕生则暂定为三段。至1951年
9 月，王幼宸因在春、秋两次比赛中均获得第一名，晋升为四段棋手。在
当时国内仅有几名四段棋手的情况下，王的升段，被视为棋界的大事，《
围棋纪录》对此当然要加以宣传。这样，王幼宸就成为和顾水如、刘棣怀
同等级的棋手了。
    就在王幼宸晋升段位稍后，11月16日，《纪录》编辑胡沛泉突然收到
顾水如的来信，信中写道：
    “....鄙人在三十二年前日本人本因坊秀哉来华，曾以四段相赠，但
    生平从未用此名义。贵《纪录》论及鄙人往往冠以四段荣位，获诵之
    余，殊称愧汗。务请以后论及鄙人迳称某某，勿以此相称....”
    这封信用意明显，若说顾水如不重视“名义”，那又何须追述秀哉赠
他段位的往事？信中所以要这样提及，目的在于说明自己段位的正宗与资
历之深：1919年获得的段位与1942年经日方认可的段位在资历上已大有差
别，更何况迟至50年代由中国棋手自发组织比赛中产生的段位？如今《纪
录》将王幼宸与顾水如同列为四段，这对顾水如来说就难免要感到“殊称
愧汗”了。在顾眼中，王幼宸棋才平庸，怎能和顾平起平坐？可是这次顾
水如却看走了眼，王在建国前的棋艺确实比不上顾，但他弈棋专心致志，
至60岁后终于跻身中国一线棋手行列，不久，他就成为两届全国围棋亚军
的得主。王以战绩证实他获得段位可谓实至名归，而顾水如对他此时的实
力显然是低估了。
    顾水如的信发表后，首先不快的当然是王幼宸，至于组织与参加比赛
的其他名手也多少感到扫兴，因为顾水如的表态无异于不承认他们的棋力。
后来，王幼宸几次走访顾水如，希望与顾切磋棋艺，通过棋盘上的胜负来
证实自己的进步，但顾对王的要求置之不理，双方关系渐渐僵化了。
    以上两封信，说穿了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是非问题，但读者对顾水如
的个性已多少可窥一斑。按理，优秀棋手自尊心强是不难理解的，只是顾
水如表现得比较“外向”而已。自尊心强有其优点，那就是他每以振兴围
棋为己任，站得高，看得远。仅从培育新人角度来看，顾水如的优点就得
到充分的发挥。自尊心强也有欠缺，那就是“文人相轻”的旧习气较重，
不能心平气和地与同行相处。围棋是竞技项目，与同等级棋手切磋得少了，
理论与实践就容易脱节，对此，顾先生也难以免俗。
    记得笔者少年时期，对顾先生的评棋极为钦佩，他说理清晰，能启迪
后学的思路，就理论而言，在当时是第一流的。后来，笔者又到“品芳茶
楼”等处学棋，才发现其他国手也各有所长。如果顾水如先生能和他们互
相之间取长补短，对中国围棋水平的提高肯定大有裨益，可惜这种机会在
当时是太少了。中年以后，笔者无意中涉猎了部分围棋文献，才逐渐认识
到，作为时代棋手，顾先生既有他的幸运，也有他的不幸和难处。
    顾水如青年时期就接触到刚输入中国不久的日本先进围棋技术，使他
成为当时我国学习“新法”的前驱，他的棋艺也理所当然地超越了他的前
辈如张乐山、范楚卿等名手。这些成就都是在当时中国棋界发生新旧变革
的特定环境中才能取得的。由此看来，顾水如也是“应运而生”的幸运者，
他比他的前辈学棋的条件要优越得多。
    然而旧中国时局多变，围棋不可能得到应有的提倡。如果当时也像今
天这样有种种比赛，那末，以顾水如的才能，他无疑将是奖杯、奖状的有
力争夺者，他完全可以用实实在在的战绩来证明他的真价，可是，那个年
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不只是顾水如一人的不幸，也是旧中国众多高手
的共同不幸。
    既然没有竞赛，技术上的固步自封与名分上的按资排辈等情况也就难
以避免了。作为资历最深的顾水如，则更有他的难处，特别到了晚年，资
深反而成了包袱。他不愿被人们遗忘，可是竞技场上又很难见到他的身影。
    当时，笔者曾隐约感到：作为老一辈棋手的代表人物，顾先生正徘徊
于重温往事与发展的棋界潮流之间，他有豪气、有壮心，又有某种不为时
人所理解的失落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尽管那双智慧的眼
睛还是那样的清澈有神，不过迎着围棋昌盛时期的到来，他已经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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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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