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ss_Bridge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goes (从头再来), 信区: Chess_Bridge
标  题: 超越自我7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0年05月26日14:41:32 星期五), 站内信件


第七章  因为我年轻

    火车隆隆地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我倚着车窗看着田野和树木旋转般地
向后倒退、消逝。

    1960年的老式硬卧车厢中每一格是八个铺位，每个人所占的空间是那
么的少，从空气污染的角度来说，这里是大大超过标准了。把车窗打开透
透空气吧，大量的煤灰伴随着新鲜空气一起倾倒进来。旅客们在那狭小的
天地中挤成一堆堆的，习惯地、心安理得地甚至悠哉悠哉地喝茶、抽烟、
谈笑、打牌....当人们不知道车厢的每一格可以改成六个铺位的时候，人
们对车厢便别无所求。车厢好似一个在运动着的茶馆，又是一个免费的、
尤其是免去一切等级差别、行业偏见、利害关系的交际场所。各个不同的、
毫不相识的人相聚在一起，彼此中可以了解自己所不熟悉的各行各业，还
可听到形形色色的新闻。这是繁复的社会中的相对单纯的一个空间。人们
的谈话是平和的、自由的、友好的。拥挤的车厢可以使很多陌生人一见如
故，就如孩童们初次见面就成为好朋友似的。然而到了目的地，大家各奔
东西，车厢中结识的伙伴就成为人生旅途中昙花一现的朋友。

    就如战士离不开武器一样，棋手们出门总要带上棋子。火车一开动，
就摆开了"战场"。车冲锋、炮轰鸣，黑白两军杀将起来。一会儿，"战
场"就被旅客们团团围住。棋艺爱好者观战总喜欢指指点点，发表自己的
高见，但当这些观战者知道对局的是一些棋坛名手时，他们就专心看棋，
不再说话，或许是不敢说话，也顾不上说话了。我是酷爱下棋的，在以后
的每次旅途上，不论是火车、轮船或飞机，我都不喜欢闲聊，更不愿玩牌。
但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是我第一次到首都去参加我盼望已久的全国赛。
我无心投入到"战场"中去。涨潮，退潮；涨潮，退潮。我的心田便像一
片湿淋淋的、撒满了贝壳的沙滩，充满了甜蜜的惆怅和梦幻般的激动。

    我把脸掉向窗外，看着那广袤无际的田野，真觉得好似一幅大自然的
风景画。尽管火车声嘶力竭地尽了它们的能耐快速奔跑着，但它总是摆脱
不了这幅没有尽头的风景画，好像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又好像我
怎么也摆脱不了各种思绪的时涨时落。

    我把视线又从车窗外转向车厢内，辽阔、无垠马上变成狭小、拥挤。
我不由回想起我在造船厂那五十来人的大房间，还回想起比那更早的一次
下乡劳动。那回很多同学挤在一节棚车里，连坐在地上的可能都没有，一
个紧挨着一个，犹如火柴盒中的火柴棍。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还放着一个
南方的马桶，好像还生怕这节棚车中的碳酸气还不够味似的。即便如此，
同学们一路上只是说笑，好像天下只有坐棚车的人最快活。

    火车在隆隆地奔驰着。在我们这一节车厢中有上海三项棋的男女老少
众多棋手。在围棋选手中有我的同辈吴淞笙和赵之华，还有我的老师刘棣
怀和王幼宸。二老是我尊重的老师，看着他俩端坐在车厢中，一种感激之
情油然而生。我想，不久徒弟和师傅在赛场上要拼真刀真枪了，如果我输
了，那没话说，如果我赢了呢？我不由又朝二老看去，看着两位将近古稀
的老人，心中产生了歉意。我第一次感到比赛是带有残酷性的。

    本来，上海队中还有一位老棋手，即汪振雄先生。出征前不久，一天
汪振雄先生去襄阳公园下棋，在归途中突然中风。一个棋界人人尊重的棋
艺高超的老前辈说走就走了。这样地突然，这样地出乎意料，这样地叫人
难以相信、叫人不能接受！他才六十多岁，在围棋名手中不算很老，其他
年纪更大的都健在，而他却先走了一步。这可能和他每天喝酒有关系。记
得有人劝他不要这样喝，他笑呵呵地说："我不怕死，为何不喝？"他这
句话一定是得罪了死神，所以死神早早地抓走了他。

    在汪老中风的前一天，我还跟他下棋呢。那盘棋我执白，发挥得较好，
胜了。说实在的，几位老前辈中我感到汪老的棋风最难对付，因此那天赢
了他我特别高兴。然而第二天他就离我而去了，我难过极了，直后悔不该
赢那盘棋。

    值得欣慰的是汪老的棋艺被我们这代棋手继承了下来。汪老轻灵的棋
风使得我原来刚劲的风格活跃起来。今天很多年轻棋手已不知道曾有过汪
振雄这么一位老棋手了，但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这不仅因为他曾是我的
老师，以及他那高超的棋艺和体格上的明显特征，而且因为，或者说尤其
因为他的人品。他作为一个高手却没有一点高手的架子，始终是那么礼贤
下士，那么平等待人。

    我正在怀念汪振雄先生，突然听到有人喊："要过长江了！"可不是，
长江就在眼前。20年前的交通工具较现在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虽然同
是火车，但速度无法相比。那时从上海到北京要花30多小时，与如今的不
到20小时相比，要多耗费一半时间。那时长江大桥影踪不见，火车到了江
边先要化整为零，陆续装上渡船，由渡船慢悠悠地运送到对岸，再化零为
整。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今汽笛一声长鸣，几分钟就跨过天堑，在一
条江面上就节约了两小时。再过20年，恐怕几个小时就能走完这段路程。
那时卧铺也可以取消了，人们摆上棋盘，杀上两局，兴犹未尽，对不起，
就要请你下车了。

    火车隆隆地奔驰着，终于把长江远远地抛在了后边，但还是摆脱不了
那幅大自然的风景画，不过这幅风景画的主要色彩已由绿色边为黄色。这
色彩的变化意味着我们进入祖国的北方了，在不知不觉间已由江南进入了
华北，当时我觉得真快呵！

    的确真快呵，几天前，就是在10月上旬，我国棋界发生了一件大事，
即上海棋社宣告成立。上海棋社是上海市体委领导下的一个独立机构，组
织省市间的交流，筹备国内外的比赛，指导群众性的棋类活动，其性质和
日本棋院类似。在上海棋社中不但设有围棋、象棋和国际象棋的高水平棋
手从事研究提高的场所，还有一个编辑室，即《围棋》月刊编辑社。这本
杂志是我国唯一的围棋刊物，因此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此外，棋社中
收集了很多资料，从全国来看，无疑是收藏古今中外围棋书籍最多最全之
处，其中尤以中国古谱更为齐全和名贵。后来不少日本朋友参观了这些藏
书都表示惊叹。

    上海棋社的成立离不开当时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宋季文同志。他早在
革命年代就是陈毅同志的战友和棋友，和陈老总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是一
位很有魄力的、事业心很强的干部，而且还是一个颇有水平、落子不俗的
棋手。1959年我在体育宫集训时他兼任上海市的体委主任，深得体育界人
士的赞扬。然而得益最多的项目应当说是围棋了。宋季文同志经常找棋手
们谈话、下棋，那时我才15岁。不知道有多少次，他把我找去，象长辈和
老师一样地关心我。15岁的我和副市长的他，逐渐产生了一种友情，这种
友情建筑在他对我的爱护和期望以及我对他的尊重和信任之上。直至"文
化大革命"中最困难的时刻，这种友情也未动摇过。

    宋季文同志在发展围棋事业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做的头一件大
事是筹备《围棋》月刊这本杂志。在纸张紧张的情况下，他那雷厉风行的
工作作风使这本刊物很快就问世了。虽然是那么小小的薄薄的一本刊物，
然而它不但是我国解放后，甚至是我国数千年围棋史上第一本刊物。这本
月刊问世后得到了陈毅同志的关心，他每期都详细阅读，并经常提出宝贵
意见，几次为这本刊物题词。

    宋季文同志深知培养接班人的重要，于是少年围棋训练班成立了。我
的老师顾水如等名家也就成为培育幼苗的园丁。在筹建棋社这件大事上，
宋季文同志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给棋社找了座很美的花园洋房，这所房
子坐落在徐汇区的衡山路和吴兴路的路口，环境之幽静在上海可谓头等。
这所房子共三层，在底层的客厅中透过一面很大的玻璃可以欣赏花园中柔
软的草坪以及环抱这草坪的苍劲的松柏。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下出的棋自
然也会更漂亮。无怪乎一些日本棋手来到上海会情不自禁地说："比我们
日本棋院还要好呢！"（当时的日本棋院是一座日本式的老式房屋，并非
后来的八层大厦。）

    《围棋》月刊的主编由财经学院的院长姚耐同志担任。姚耐同志以前
也是新四军的干部，他的棋艺在新四军中真可谓所向披靡，因此陈毅司令
经常找他对弈。他对陈老总的感情也就不一般了。当有人建议请他担任《
围棋》月刊的主编时，他欣然接受。

    《围棋》月刊设了一个编委会，我的老师顾水如、刘棣怀等均为其中
成员。他们是这本刊物的业务骨干。不知怎的，把我这个小辈也挂上了一
个名。我一直很不好意思，我一无资历、二欠工作能力呵！我总感到不做
工作空挂名是不合适的。"文化大革命"后《围棋》月刊恢复时，又要让
我在编委会挂名了，虽然比起少年时代来现在我多少能做一点工作了，但
究竟还是挂名，因此我谢绝了。

    上海棋社和体育宫一样，也是个人材辈出的场所。但从围棋来说，除
我和吴淞笙在其中得到过锻炼和深造外，还有比我年轻的如华以刚、邱鑫
和曹志林以及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些棋手都在其中受过熏陶、获得教益。我
可以肯定地说，不仅仅是我，很多上海棋手只要想到自己的成长过程，就
必然会联想到上海棋社。

    火车继续隆隆地奔驰着。夜幕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降临。车窗外一片昏
暗。这个时候，我上海的家里一定是两间屋都大亮着灯，因为我的亲人都
该到家了－－爸爸、妈妈、姐姐、弟弟。他们也一定在说：德德现在到了
哪儿了呢？姐姐和弟弟的眼睛里一定又充溢着羡慕和向往。坐火车，这在
我们看来是妙不可言的、不可思议的事呢！如果命运之神向他们预言说：
你们两人将来都要经常和火车大交道，而且坐火车都得坐腻了。这，他们
是决计不会相信的－－坐火车还会坐腻？时间坐得越长越好！他们怎么也
不明白，为什么慢车的票价反而便宜，快车的票价反而贵呢？坐慢车不是
可以多坐一会儿吗？

    姐姐的那对大眼睛是多么富于感情，也许是她太富于激情了。她和我
从小就老是吵架，但每吵一次感情就深一分。争吵的次数之多难以计算，
感情深厚的程度也就无法测量。弟弟和我却是从不争吵，两个相差一岁的
男孩子常年在一起能这样太平，我想世界上也并不多。我俩彼此都珍惜这
种难能可贵的融洽气氛。我想从不争吵的人一旦发生哪怕是小小的口角，
感情上都会受不了的。我姐姐的学业及以后的工作还算顺利，而弟弟就不
同了。他从小就显示出学习上的特殊素质。我的记忆力已不算差，但如要
背诵唐诗、宋词，要赶上弟弟起码得多花几倍努力。可是命运对他太不公
平，他15岁时从同济大学的预科毕业，因为学习优秀本来可以直升同济大
学，但预科毕业进行体检时，发现两肺有严重的结核，医生要他立即卧床
修养。他这学期还评上了劳动标兵，这个不知累的、拼命的弟弟呵！不得
已，只能停止学业在家养病。肺结核是富贵病，但恰逢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自由市场上一个鸡蛋值四、五角，一只母鸡得花数十元！在那个年代，依
靠工资吃饭都困难，怎能给得病的弟弟滋补？于是父母把家中一切稍有价
值的东西都变卖，换来那些本来是极普通的但当时却身价百倍的食品。四
年后，弟弟的病痊愈了。他自己提出要到崇明岛去垦荒。他是崇明岛早期
的垦荒者。芦苇搭成棚就是住房，芦苇铺地上就是床。六年后，他调到铁
路局当了筑路工人。后来，我们一看到他那束之高阁的长统雨鞋和大雨衣，
就想起他那风雨无阻的筑路工人的生涯....如此过了18年，他再回过头来
考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集中复习了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居然夺得了
全国只招一名的古典文学唐宋专业研究生的录取名额。三十多岁的弟弟依
然像二十几岁似地年轻、英俊，一身的学生味，但是，毕竟18年过去了....

    在经济困难时期，我的父母和中国的百姓一样，表现出对困难的极大
的承受力。妈妈上班的中学离家有好几站路，每天清晨做完早餐就匆匆赶
到学校，中午又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家，把全家的一顿午饭对付过去后又以
她特有的节奏迈开双腿，这不是一般的行路，而是竞走！晚上，她要备课，
批改学生的作业，还得操持那永远没有完的家务。她每天从家到学校急匆
匆地来回赶路，经常为了能省车钱而不乘车。她要走多少路才能省下一只
鸡蛋！更不知要走多少路才能换得一只母鸡！但无论是母鸡还是鸡蛋，她
自己一口也尝不到。她的肝肿大了，人浮肿了，而我的弟弟的肺结核终于
钙化了。

    当妈妈知道我要上北京时，至少两个星期前就开始为我准备了。身上
穿的、随身带的、路上吃的，哪一样不是经过妈妈的再三考虑。妈妈总是
不放心自己的孩子，不要说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平时上街，妈妈也总要再
三叮咛。直到如今，我和妈妈分手时，她还常这么说："车钱带了没有？
路上要小心！"我有时听了这些话，未免不耐烦地说："我又不是小孩子。"
但再一想，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叮咛，正是包含了妈妈几十年如一日的不
疲倦的爱、不减弱的爱、不更改的爱。伟大的母亲呵！

    在困难时期，我是幸运的。我因参加围棋集训，所以能享受运动员的
伙食补助，我便不知饥饿为何物。每当我在家吃饭时，我自觉无权吃荤菜。
父母也是实在人，就待我以粗茶淡饭。但由于我较早踏入社会，所以在穿
着方面我较姐弟又得到较多的照顾。那时的青年人不重打扮。妈妈把一件
爸爸的旧西服拿到裁缝那儿，替我改成一件学生装。改动之后，本来在左
边的口袋就移到右边去了。不过这件学生装一直使我很得意。1963年，我
对日比赛取得好成绩，《新体育》杂志社要拍我一张彩色封面照时，我就
穿着这件使我得意的上衣。妈妈又把爸爸的一条屁股后边磨出了洞的毛料
裤，翻了个儿给改了条长裤，改完之后，原先在后面的补丁跑到我的裤管
上了。尽管有个补丁，但毕竟是条毛料裤子，我也感到很是体面。我就穿
着这身"新"衣服上北京。当我看着这身衣服时，就感到父母的温暖。

    爸爸和妈妈似乎在不言之中有了明确的分工－－妈妈关心我们的生活，
而爸爸关心我们的学习。爸爸！是他找来了周已任老师教我棋艺；是他在
襄阳公园紧张地看着顾水如老师考我；是他不知多少次陪伴着我，看着我
和不知多少棋手对弈；是他把我从造船厂中一直拖了出来参加了体育宫的
集训；还是他在每次比赛前以至每次对局前循循善诱地开导我，使我能保
持较好的精神状态去下每一局棋。这次我远离父母去参加重大比赛，父亲
对我充满了期望和忧虑。在我临行前，他把我拉在身边："德德，你每次
下棋前，我对你讲过很多很多话了，这次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讲了，我只有
短短的三句话，你要好好记住。这三句话是：胆大如虎，心细如发，波平
如镜。"爸爸似乎怕我记不住，又重复了两遍。他说只要做到这三条，就
能发挥出好水平。这短短的三距话12个字，要记牢是多么容易，实践证明
这的确是一个优秀棋手应有的修养。但要真正做到，又是多么地不易！

    当爸爸教我围棋的时候，并没想到日后我会成为冠军；当爸爸教我们
背唐诗、宋词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我弟弟日后会成为攻读唐宋文学的研究
生；当爸爸给我们订阅《人民文学》等杂志的时候，也并没有想到我姐姐
日后会成为作家。爸爸在这一点上是可以感到慰藉的，而我们姐弟三人在
这一点上是感到得天独厚的－－我相信，只有少数人才能从父母那儿得到
那么多。

    火车隆隆地向前。我离开家，离开上海，离开爸爸、妈妈、姐姐、弟
弟越来越远了。多少人对我寄予期望呵！我又想到关怀着我的一位位领导
同志，不由得对党生出一种感激之情。当然，某一个人代表不了党，但党
的正确与否、党的伟大与否以及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否优越、是否幸
福，则又是通过每一层的党的干部来体现的。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能遇到
这么些好的领导干部，这是我的幸运。

    火车一声长鸣，将一支实力雄厚的上海队，其中包括上进心很强的、
但棋艺和思想远未成熟的16岁的我带进了北京城。

    参加比赛的人们分别住在崇内旅馆和崇外旅馆。所谓崇内和崇外，即
崇文门内和崇文门外。1960年时崇文门的城墙虽然经过岁月的摧残已相当
陈旧，但他的厚实和高度仍使人感到巍然壮观。这道城墙将两个旅馆南北
隔开，形成崇内和崇外。如今，古老的城墙早已不见踪影，在那里出现的
是现代化的地铁和高层住宅区。崇文门曾名哈德门，我们到北京时，北京
人一般都称其为哈德门。随着时间的流逝，恐怕以后只有老北京才叫哈德
门了。今天年轻的北京人已未见得知道哈德门这个名称。崇内和崇外两所
旅馆是当时新建的，虽然在今天恐怕是不入流的，但在当时是够不错的了。

    比赛场地设在天安门东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天安门西边是中山公园，
这两个很有气派的公园加上中央的故宫以及气势磅礴的天安门广场，形成
一个宏大的游览区，每天吸引着许多中外游客。棋类锦标赛的赛场安排在
文化宫里边的一个大殿里，每天去赛场时我都要在文化宫内漫步游览一番。
历史悠久的名胜、修饰精致的花草以及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雄伟苍劲的古
柏，这是上海任何公园都无法媲美的。

    这次比赛的方法首先采用积分循环制，这是在选手众多而时间不能太
长的情况下一种较好形式。由于是第一次采用这种形式，以至不少棋手不
理解。新事务无论大小，它的出现往往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否则就说明
其并不新。

    很奇怪，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我并没感到紧张，跟几个月前首次参加
国际比赛时的心情大不相同。经过近两年的训练，我的棋风变得锋芒了、
好斗了，再也不是刚集训时那种软弱的书房棋。我的思想也敏捷了，对局
用时很少，当对手落下一只子后，我总是很少思索将将棋子放了上去。由
于我的这种高速度，经常使对手不由自主地跟着快了起来，结果我的对局
往往很快结束。一般棋手要苦斗八个小时的棋，在我这儿老是不到半天就
宣告结束。对此我心中颇为得意，我好像是学校的考场中第一个交上考卷
的信心十足的学生，充满着自豪感。记得一次比赛中我只花了五分钟就把
一个对手击败了，心中很痛快，于是就想进一步突破自己这五分钟的纪录。
这哪是对艺术的态度？这纯粹是虚荣，这是只有未谙世事、未经磨难的年
轻人才会有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大！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这种无所畏惧
的好胜心也正是获取成功的重要条件。

    我的确是在提高，而且是只有十多岁的年轻人才可能有的迅猛提高。
这种速度的提高往往是旁人估计不到、自己也大觉出乎意料的。"人贵有
自知之明"，所以说"贵"，是因为难能。过高地估计自己会遭失败，而
偏低地估计自己会失去本来可以得到的成功。虽然我已经明显感到自己提
高了，可以搏斗了，但我并未意识到自己已跨入全国冠军争夺者的行列。
上海市冠军和全国冠军之间有好一段距离，谁也不曾想到头一年刚得到市
冠军的少年棋手第二年就可能争夺全国冠军。我的老师们无疑都认为我还
嫩了点。的确我是嫩了点，但有一点却是谁都忽视了，即，我所以嫩是因
为我年轻，而年轻本身就是个最大的优势。我才16岁，我的主要对手大多
已经六十多了。年轻意味着体力上的优势、精力上的优势、思想上无包袱
的优势以及技术上的一天天在上升的优势。年轻这一条优势就可以遮掩抵
消很多劣势。可是很遗憾，不仅我的老师，即便我自己也未充分认识到这
个巨大优势。如果我有较充分的认识，那我将会聚集更多的力量、鼓起更
大的劲头、朝着更高的奋斗目标投入到比赛中，从而也就可能取得更出色
的成绩。可惜！我当时根本没想到冠军这个称号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既没
有什么包袱也没有什么压力。我在比赛中过于放松了，除了面临"南刘北
过"这样的谁都不会小看的对手，一般的对局都力图进行速战速决。当我
很快战胜一位对手时，就悠悠然地漫步到中山公园，然后在小吃部里喝上
两杯啤酒，真是心旷神怡。事实上这每一次轻易的胜利和忘形的得意都给
我播下了危机的种子。

    比赛一共要进行16轮，既漫长又艰苦，这是围棋比赛的一大特点。要
取得好成绩，不但要比技术，还要比体力、比精力、比意志、比思想。只
有实力雄厚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又能始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选手才有
可能压倒群雄、夺得桂冠。我具有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敢于拼搏的劲头，
具有旺盛的精力和敏锐的反应，同时也具有年轻人的缺点－－骄傲、浮躁
和轻率。

    我的优点使我战胜了心目中最强的两个对手－－"南刘北过"。在与
他俩的比赛中我发挥得相当好，我所有的长处和优势都跃然盘上，都在那
一个个投下的棋子上体现出来。这两局所取得的胜利令我自己难以相信。
当然，比赛是双方下的，我固然发挥得好，然而我的对手是否充分发挥了
呢？至今我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想象，面对一个16岁的血气方刚的
小伙子，花甲老棋手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包袱。

    我战胜了"南刘北过"，使棋界为之一震。"南刘北过"的时代从此
动摇了。

    我无疑已成为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但是我奋斗来的胜利却被轻率而导
致的失败糟蹋了。我先后败给黄永吉、竺源芷和王幼宸三人。非常巧，每
盘都输一子，三盘的总和才三子，微小的数字却意味着巨大的失败。败仗
是由轻率造成的，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

    第一场败仗的对手是安徽棋手黄永吉。黄永吉体格魁梧，精力充沛，
年龄三十多，虽然比我大一倍，但无疑还是个少壮派棋手。他的棋细腻扎
实，擅长后半盘收束。1960年他的棋艺正处于巅峰阶段，尽管他过去的战
绩和声望都不如"南刘北过"，但其实力显然是不亚于任何人的一员大将。
面临这样的强手，即使全力以赴，还不知结局会如何。全国赛之前安徽围
棋队曾到上海交流过，那时我胜了黄永吉。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年轻人
的自信却使我以为曾经击败过的今后依然会击败。谁都知道"失败乃成功
之母"，殊不知有时成功是失败之父－－轻易的成功会带来轻易的失败，
意外的成功也会潜伏着意外的失败。正因为如此，我在战略上有足够的藐
视，而战术上缺乏应有的重视，没有将种种困难和不利因素作充分的估计。
比赛一开始我较顺手，至中盘局势的天平向我这方倾斜了，我感到又可以
拿下了。黄永吉不愧是位大将，临危不乱，顽强不馁，他在后半盘中把一
子的得失都看成生死攸关的大事，他死命地把一个子又一个子抠了过去。
终于，我震惊了：他这一子又一子的积累，使量变成了质变，我的优势动
摇了、丧失了。意外的突变使我紧张起来，但已经晚了！黄永吉的特长正
好压住了我的特短，他那殊死拼搏的劲头和收官技术终于把局势扭转过去，
赢得了宝贵的一子。一子重千金呵！

    竺源芷是浙江选手。1960年春我随日本围棋代表团去杭州观看最后一
场比赛，当时我只知道杭州有两位有些名气的棋手，一曰孙宜章，一曰张
李源。一次我和孙、张对局，旁边坐着一人观战。他很和气，笑眯眯的，
又有些似笑非笑，很有意思。经人介绍，他叫竺源芷，是浙江大学土木系
的讲师。当时他也就三十多岁，显然是个有修养的聪明人。孙宜章和张李
源两位浙江大将在那时已不是我的对手，而竺源芷的棋艺据说也就和孙、
张两人相仿。因此全国赛中我一看到名单上有竺源芷，就把两分算在我的
帐上了。有了这种想法，比赛时自然不会尽全力。事实上即使平时相差两
个子水平的棋手，如掉以轻心，比赛时也会遭到厄运。何况竺源芷毕竟有
相当实力，这一盘的结果我又以一子之差败北。

    我能战胜"南刘北过"，那是因为我年轻；我之所以输给黄永吉和竺
源芷，也是因为我年轻。

    年轻人有朝气、有闯劲，但一般而言，年轻人多少有些不够老练持重。
而老练持重往往要用年轻作为代价才能换来。一旦年老练了、有经验了，
年轻的优点往往也就丧失了。

    败给王幼宸这局是我这一辈子所有败局中印象最深的几局之一。为了
把事情说清楚，我不得不披露事实。

    我们每个棋手虽然参加的是个人赛，但并不完全代表个人，而又是代
表他所属的省或市。每次出征前，省市体委都会对其选手提出一些要求和
希望。作为我个人来说，自己的成长离不开上海的培养，因此身为上海市
的一名选手，当然也想为上海取得好成绩。我想其他省市的大部分棋手也
会有和我类似的想法。

    在赛前，恐怕谁都会认为刘棣怀先生夺标的可能性最大。可是没料到，
他败在我的手下，之后我又力克过惕生，而刘老在以后的比赛中也并不理
想。这样上海队就把夺标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了。比赛进行了一半，我
将遇上王幼宸先生。一天，王老和我都赛完了，王老把我拉到文化宫的花
园中散步，很诚恳地对我说："祖德，你现在成绩很好，很有希望。我年
纪大了，不会有什么前途了。下一轮我俩就要遇上，我想这局棋就让你赢
了。你好好下，争取把冠军夺过来。"

    我根本没有过比赛中要对手让的思想，更没想到老师主动让学生。我
一楞："那怎么行？"

    但王老说他一定要让！那种让人无可辩驳的坚决，那种使人不容置疑
的真挚。我当时虽然有些不快－－我为什么要他让呵？我不要他让么！比
赛一让还有什么劲？不过我又很感动－－王老是要我好啊！

    这天晚上上海对开了准备会，会上王老又主动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上
海对的领队杨明同志感到王老很有诚意，又对上海对有利，也表示赞同。

    怪就怪我这个人不争气。我和王老比赛时，以为这局棋已经毫无问题
了，因此下得就马虎了。而王老还是按常规在对局。王老的棋如正规部队，
而我的棋却似游兵散勇，没有章法。这下可糟了，不知不觉，形势明显于
我不利。王老没料到他会得到如此优势，好像一块点心已送到嘴边，不咬
上一口实在说不过去，于是他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我突然发现不妙，王
老的架势哪像在让我，那是要把我生吞活剥呵！这下我真急了，全力反扑。
但此时的形势好像两人打架我已躺倒在地，被对手使劲按住。我是极尽挣
扎之能事，局势居然一点点地有所挽回。如果棋盘再大一点，我就有可能
扭转乾坤。但眼看有此希望时，棋已终局。王老终于把优势维持到最后，
以一子取胜。

    这局棋输下来我真有些发呆了，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想：王老呵，
你要赢我，为何要先给我打个招呼。作为你的学生，我输给你也心甘情愿，
毫无怨言！但你为何欺骗我呢？不过，我怎么可以把人想得那么坏呢？王
老一直是爱护我的，他不丹培养了我，而且赛前的一番话也完全真心诚意，
他是希望我获得好的名次的。只是在比赛中我自己轻率，不认真对局，才
使王老临时改变了主意。棋手几乎是本能地要去赢对方的呵！当然，王老
这么做并不能说是正确，但任何人都有犯私心的时候，都有犯错误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就这么一个错误，那这个人还是不容易的。

    我只能怨我自己！我悄悄地对着玻璃窗，默默地流着眼泪。任何侥幸
的心理都可能带来不幸，任何侥幸心理都是可耻的、可鄙的、可悲的！这
次的悲剧是对我的报应，有可能得到手的冠军只因一时的侥幸心理，就拱
手让给了他人。

    教训呵！

    一个运动员，如果只以输赢为目标，而不是想在比赛中从技术、品格、
意志等各方面提高自己，那么，即使他赢了，也未必能从中得到多少提高；
甚至他本来可以赢的，也会因此而输掉。

    16轮的比赛终于结束了，安徽黄永吉以14胜2负得28分获第一。王
老和我都是26分，由于王老胜我，因此他第二，我第三。说实在的，一次
锦标赛中，第一与第二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而第二和第三的差距很不足道。
"北过"排第四，"南刘"列第五，上海小将赵之华获第六。前六名中有四
位上海战将，说明实力之雄厚，但偏偏最重要的冠军被他人所夺，真有些
不光彩。这次比赛共取十二名，较之现在只取前六名来说，能调动更多人
的积极性。

    1960年的全国赛还包括少年赛，河北15岁的棋手王玉才获冠军，上海
11岁的小棋手范玖林得第二，安徽的王汝南当时仅14岁，获第六。

    这次比赛的最大特点是"南刘北过"已不再垄断棋坛了，一批年轻棋
手开始为人瞩目。自1959年初国家抓了围棋运动后，不到两年时间面貌已
有所改观。以前人们认为下围棋非老翁不行的局面已过去，棋坛生机盎然。

    11月4日，在文化宫举行了闭幕式。不知谁说了声："陈老总来了！"
可不是吗，他兴致勃勃地走了过来。在比赛期间他来观战过，但在那种场
合下，无法随意谈话。这次可不同了，围棋手们有好多是他熟识的，他见
了我们可高兴呢。一会儿，他给获得名次的棋手们发奖，当他给我发奖时
亲切地说："祖德，又见到年了，长得这么高了！棋也进步多了。"

    我说："我没下好。"

    "得了第三，很不错嘛。"陈老总笑呵呵地把一块铜质奖章给我套上。

    我想：陈老总呵！如果是赛前说我打第三，我是高兴的，但今天我实
在心中有愧。

    发完奖陈老总又和棋手们侃侃谈上了。他先谈了下棋的好处，说下棋
可以锻炼人的头脑，也可以锻炼人的品德，要好好提倡，要在广大群众中
开展这项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下棋的人多了，人材也就会越多。要注
意培养新生力量。陈老总再次向围棋手们提出：10年后要打败日本，全国
要有一千万人下围棋。半年前，陈老总向围棋界发出了这一号召，今天他
又一次地重申，这是他的殷切希望，是他的决心呵！

    过了三天，《体育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开展棋类活动，提高棋艺
水平》的社论，这是建国以来第一篇关于棋类活动的社论文章，这篇社论
的发表固然和1960年棋类锦标赛的影响有关，但更重要的因素显然是陈老
总的积极提倡。

    比赛是对棋手最好的检验，不但在技术上，也在思想上。通过1960年
的全国赛我感到自己在技术上有了明显的提高，面对众多的老棋手，我意
识到自己年龄上的优势。但与此同时，我也发觉骄傲思想的猛然抬头，骄
傲给我带来了沉痛的教训－－使我终生难忘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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