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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eer (上帝无语), 信区: Chess_Bridge
标  题: 超越自我第二十章重新获得世界（5，6，7）�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0年09月16日15:28:20 星期六), 站内信件

    尽管我早有预感，但这一天真的到来我又感到如此突然，如此不能想
象！对于死亡，我想得很少，而且我从来不感到死亡有多可怕。生老病死，
是每个人均要遇到的，不可避免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陈祖德是为围
棋事业活着的，我已下了近三十年围棋，我不能离开纵横的棋盘和黑白子！
    一会儿，成都的一位副市长带着几位医术高明的内科医生来给我会诊。
这位热心的副市长听说我病了，马上驱车到几位医生的家中，把他们从被
窝中请了出来。这几位医生给我认真地做了检查，由于查不出其它症状，
就初步诊断为急性胃炎。
    急性胃炎，对于吐血病人来说没有比这再好的结论了。但我觉得有些
奇怪，我在20岁左右确有胃病，后来很多年我的胃一直不错，怎么无缘无
故得了急性胃炎？不去管他，反正这次诊断出胃炎是好事，这次“新体育
杯”虽然参加不了，但不久我就能重返棋坛。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为了让我得到较好的治疗，这天上午我将转到四川省医学院附属医院。
当人们一定要我躺在担架上抬上救护车时，我真哭笑不得。我想自己便血
了二十多天，还不是把全国赛下完了，如果被医生知道，早就禁止我比赛
了。医生的话有时要听，有时可听不得。
    还真巧，附属医院负责我的周医生是个围棋爱好者，成都市的围棋活
动非常普及，走到哪儿都能遇上围棋爱好者。周医生与我一见如故，对我
关怀备至。我深感围棋爱好者对围棋手和对围棋事业的热诚。
    就在这天下午，当我躺在病床上休息时，忽然敏之走了进来。太出乎
意料了。我凌晨被送往医院，才十来个小时，她就从北京赶来了。我心里
不免埋怨一些同志太大惊小怪，当然人家是一番好意，我又是感激他们的。
敏之的眼睛有些红肿，我问道：“你哭了？”她不回答，也不用回答。我
由于失血过多，脸色苍白，但人还是胖胖的，食量依然和平时一样。医生
已诊断是急性胃炎，敏之总算放心了些。但她心里在嘀咕，她想我好端端
的一个人，这次发病有些蹊跷。她一面跟医生商量如何给我进一步检查，
一面找了些医书和我一起翻阅。我对医书毫无兴趣，但她那样认真，我只
得奉陪。于是我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胃窦炎、萎缩性胃炎等医学名词。
    我虽然不愿看医书，但我是个爱读书的人。人们知道我有这方面的爱
好，就给我找来不少书籍杂志。躺在病床上看书真是一大享受，人的一生
中只要有下围棋好看书这两个爱好，那保证一辈子不会寂寞，生活永远充
实。
    在众多的书籍中，有一位日本哲学家叫做中江兆民的一本哲学著作《
一年有半》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中江知道自己患了癌症，医生跟他说他
的生命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他并没有忧虑重重，而是认为“一年对我来说
已是寿命的丰年。”他带病坚持写作，终于完成了这本《一年有半》，这
之后，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已无法讲话。但他又写了一本《续一年有半》。
他的生命之光虽然已极其微弱，但又是那样的强烈，那样的光彩夺人。我
欣赏中江的人生观。他不怕死，面对死神那样的坦然；但他又极其珍惜生
命，使短暂的生命展现了不可估量的价值。
    是呵，人生在宇宙中是那样的短暂，不要说三十多岁，即使一百多岁、
三百多岁，不也是一刹那。从这点来说，生命是短促的。真正明白了这一
点，就不再唉叹生命的长短，而只着眼于人生的价值了。
    中江的启示，使我躺在病床上兴奋莫名。中江写这本《一年有半》时
恐怕也未能料到80年后在邻国有一位病人深深地向他致以敬意。
    我向敏之介绍了这本著作，我说：“如果我得了癌症，你一定要告诉
我，我会正确对待；如果隐瞒我，我要生气的。”
    后来我作了胃镜检查，在几位医生极其认真的检查下，终于发现了在
贲门部位的一个恶性肿瘤。医务人员瞒了我，又怕病人的家属控制不住感
情，也隐瞒了敏之。
    但我和敏之并不那么糊涂。我做胃镜检查用了足足四十五分钟。怎么
检查这么久？几位医生为什么总是嘀嘀咕咕，似乎是发现了什么问题。不
过医生们既然不愿跟我说，我又何必追问呢？
    敏之的性格与我截然不同，她是进攻型的，她不断地向医生发起进攻，
而且多次提出要亲自看病案。医生们尽量打“守球”，但却愈来愈难守住。
    我早已有不祥的预兆，事到如今我已作好最坏的准备，我是坦然的。
关键的是现在我应当做些什么？在棋坛上厮杀恐怕是不行了，但我也可以
和中江兆民一样拿起笔来。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了，三十年下的棋不是要好
好总结一番吗？我有很多心得不是应当认真整理出来吗？还有我国的古谱
不也应当花工夫研究一下吗？我要干的事情太多了，但我所剩的时间或许
不多了。如果我确是得了癌症，也许和中江一样，尚有一年半载，也许还
到不了这么长时间。我该怎么办呢？

    我躺在病床上思绪万千，不由回想起自己的一生。我是刚解放时学的
围棋，我个人的成长史和新中国的围棋史紧密相连。我所走的路也就是新
中国围棋事业所经过的路。这条路崎岖多难，这条路又阳光灿烂。我是新
中国围棋史的见证人。这一切我最清楚，我有责任把这一切写下来，我不
写是罪过！
    我自然要写陈老总，没有陈老总新中国的围棋史就要改写了。虽然陈
老总对围棋事业的作用和贡献有口皆碑，但如今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棋手大
都从未见过陈老总，他们只是由于老师们的叙述和一些文章的介绍才有所
了解。可以想象，如果像我这样的围棋手不把我所知道的这一切记载下来，
不把陈老总对围棋事业的功绩给以应有的颂扬，那么几十年后、几百年后，
人们怎样来发现、发掘这些历史陈迹呢？
    记得1979年12月中旬，《新体育》杂志社举办了“陈毅杯”老同志围
棋赛。为了筹备这次比赛，我征求了很多老同志的意见，这些老同志为了
缅怀陈老总，都欣然参加了比赛。开幕式那天，包括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政协副主席、部长、军队的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科学家、教授等五十二位老
同志端坐在棋桌旁，开始了一场令人动情的围棋赛。这次比赛每逢星期天
进行，这些老同志没有特殊情况总是准时出席。最后由海军司令员叶飞同
志捧走了“陈毅杯”，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同志居第二。比赛共进行了两
个多月。是什么力量使这些德高且年高的老同志有始有终地进行了这场马
拉松似的比赛呢？很清楚，那就是大家对陈老总的深厚感情。
    想到陈老总我不由微笑。作为一个围棋手，我是幸运的、幸福的。但
围棋事业的发展真是多灾多难－－1970年，被林彪一伙强行撤消；1975年，
遭到了“四人帮”的毒手；谁料到1980年初围棋事业又几乎受到打击。那
次敏之参加了全国体工会，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说国家围棋集训队要被撤
消了。我大吃一惊，无法相信。1975年也是敏之告诉我围棋要被撤消，那
对我是个晴空霹雳，但当时正是“四人帮”横行之时，我还想得通。这次，
是“四人帮”早已被粉碎的1980年，有什么理由使围棋事业再受劫难？
    敏之特意赶回来，把文件给我看。白纸黑字，我不能不信。说实在的，
我至今还不清楚究竟是谁为了什么要这样对待围棋。我出于无奈，马上找
了围棋协会的名誉主席方毅同志。
    “围棋事业不但是周总理、陈老总生前关心的，现在邓小平等很多领
导同志也关心。围棋是广大群众所爱好的，是最高级的娱乐，要撤消是不
对的。”方毅同志看了围棋手给他写的信，明确地表示了态度。
    方毅同志的批示使围棋事业免遭又一次打击。
    想起来真可怕，如果围棋集训队再一次被撤消，其后果岂能设想？！
每当围棋项目遭到劫难，其它两项棋－－象棋和国际象棋也跟着遭殃。三
项棋总是同命运共患难。在我国的体育事业中，棋类项目经常处于被人歧
视和排斥的地位。我在念小学时看了《青年近卫军》一书，该书中有人说
了这么一句话：在体育的阶梯中，棋是最高的一级，举重是最低的一级（
大意）。此话自然是在贬低举重，但也说明棋在苏联体育中的地位。我深
信，凡文明发达的国度定会重视脑力和智慧的竞技。不幸的是十几年来我
国棋类事业的命运有时由几个人随意摆布，他们不顾多少领导同志的关心
和提倡，不顾千万群众的爱好和愿望，也不征求围棋工作者的意见，而凭
个人的偏见轻率地对待祖国的事业。
    一项事业，到底应该由不爱这项事业的个别人来裁定它的命运，还是
应该由热爱这项事业、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们来设计它的前程？
    十几年来，作为一个围棋手，我能有多少太太平平的日子集中精力钻
研棋艺？这每隔五年的一次次打击不但给围棋事业、也给作为棋手的我留
下难以治愈的创伤。难道这是周期性的灾难吗？难道这和秋天过了冬天终
将降临、白昼结束黑夜必定到来一样吗？一项事业本身得不到保障和一个
人的生命缺乏安全无异。苍天呵，什么时候围棋手们能和其它体育项目的
运动员一样不用为事业的生担忧和操心呢！
    “敏之，我要给邓副主席写信。”
    “你想写什么？”
    “我要谈我们围棋，我要说说我的心里话。”
    “好，我支持你。”
    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向领导同志倾吐自己的心声了。从我开始学
围棋不久，就得到一些领导同志的关心。但是一开始就有人对此相当忌讳，
他们顾虑我会向领导同志随意反映情况甚至告状。有的基层领导曾明确告
诫我和其他棋手：“陈老总接见时，你们不能随便发表意见。”害得我们
在陈老总身边显得不应有的沉默和拘谨。其实我根本不是个在领导同志面
前随意发表意见的人，虽然我的确告过几次状，但那是在忍无可忍并且不
如此则只能眼看围棋被取缔的情况下。我始终很坦然，因为我从未向领导
同志为自己个人的利益提过一点要求。我也并非无畏的斗士，我一向认为
人与人的关系应当和睦融洽。但是，当围棋事业的生存面临威胁的时候，
如果只为顾及自我的得失、自我的安危而不敢站出来说话，那还算是个围
棋手吗？
    其实，中央领导同志是很愿意倾听各方面各阶层包括普通群众的意见
的，很希望更多地了解民情、国情。作为各级领导也应当让群众有机会向
中央倾吐心声、反映意见。如果广大群众能够心情舒畅、各抒己见，那么
我们的民智就可以大大地开发，我们的国家就可以迅速地发达。
    人民畅所欲言的程度往往和国家兴旺发达的程度成正比。
    信写好了，这是我给邓副主席的第二封信。五年前“四人帮”要对围
棋下毒手时，我和几位同志联名给邓副主席上书。这五年中发生的事很多，
然而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那封信上邓副主席鲜明有力的批示。这
次我在病床上写信并不是告状，而是一个围棋手向中央领导倾诉衷肠。我
只是希望我国的围棋事业今后再也不要多灾多难，再也不要有生存危机了。
    此时，我自身已真正地面临着人生危机－－癌症。我还被人瞒骗着，
但敏之已经知道了，知道了这一她最怕知道的消息。敏之平时像其他女孩
一样爱哭，关键时刻又像男子汉一样具有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她一方面
“伙同”医务人员一起向我施着“瞒骗术”，一方面马上返回北京替我作
下一步的安排。事后我回想起来，她奔忙于成都、北京的时候，天知道她
流了多少眼泪！她第一天知道我病危时，24小时没合过眼。她一宵睡不着
－－也就是流了一宵的泪。
    数天后，我由罗建文陪同回京。建文的年龄比我大将近一岁，在新中
国的围棋手中，他和我都属资格最老的。他平时落拓不羁，坐着没个样，
站着也没个样，甚至公开讲棋时人也站不直。但他恰恰正直、豪爽、狭义、
始终如一。
    离开成都真有些依依不舍。那些对工作负责而又热心的医务工作者，
那些真心诚意为我焦虑、操劳的围棋工作者和四川的一些领导干部使我对
成都的感情更深了。我想自己一定还会到成都来的。在这个城市中有那么
多竭尽全力帮助过我的人，我要好好答谢他们。

    9 月29日，我躺在北京首都医院的病床上被推往手术室。医生们编造
了一些理由说我要挨一刀，并且是不小的一刀。我怀疑他们说话的真实性，
不过既然说要开刀，那总是有必要开的。我不愿胡思乱想。我多少有些相
信命运，如果注定我不行了，那着急也没用。反正到了医院我就把自己交
给医生了。我躺在手术床上，由着护士们给我输血、打麻药，人有时竟是
这样无能为力。再伟大的人物也可能有这样的时刻。我们实在不必把生死
看得太重了。我现在是什么也不用干，什么也不去想了。我自己也不明白
我怎么这么平静，这么超脱。我像一个旁观者似的打量那些围着我忙个不
停的医生和护士。他们身穿蓝色手术服、戴着蓝色手术帽和大口罩，他们
只露出一双眼睛；而我呢？什么都没穿，连眼镜也早被摘除。众多的“武
装到牙齿”的人在对付一个暴露无遗的不能动弹的人，真是有趣之至。
    开刀当然不是有趣的事。亏得给我做手术的医生们医术和人道都是最
佳的，每每有人指着我胸上那一尺多长的刀疤说：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漂亮！
我再也忘不了这些赋予我生命的医生们。十天后我能站起来了。我往磅秤
上一站，好家伙，二十斤肉不翼而飞。然而这些对于一个以前显得胖了些
的人来说也不算是坏事。
    手术后我才知道，很多人在为我的生命担忧。手术那天国家体委的王
猛主任和李梦华副主任等不少同志始终在医院办公室等候消息。手术的全
过程不断传向这间办公室。当恶性肿瘤被切除下来并基本上判断为早期癌
症时，多少同志为我松了一口气呵！尤其是训练局的副局长张钧汉同志像
听到捷报一样欢呼起来，其真挚的情感令我感动不已。敏之还告诉我不少
中央领导同志也关心着我的病情。邓副主席看到了我的信后不但对围棋事
业十分关心，而且还对我的健康情况作了批示。方毅同志在我被送进首都
医院的当天，就来看了我。我深知这一切绝不仅仅是对我陈祖德个人的关
心，而是体现了党中央对围棋事业的关怀，想到这里又很感欣慰。我的很
多棋友在我手术后轮流守护着我，还有很多围棋爱好者从全国各地向我表
示慰问。
    一个围棋手生一场病能得到这么多的温暖！
    人们这样的关心，也使我感到自己的病可能不轻。有的人免不了会露
些马脚，首都医院有一位热心的医护人员在看望我时说漏了嘴：“你的手
术动得好，瘤子切除得很干净。”
    “这个瘤子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我提了个理所当然的问题。
    他一看苗头不对，支支吾吾地离开了病房。
    清华大学一位患了癌症的教授到医院来探望我，在言谈之中他这么说
了一句：“你的病和我是一样的。”旁边的护士大吃一惊，马上找借口把
这位教授拉了出去。首都医院善良的医生护士们不忍心让我面对癌症的打
击。“敏之，我的病情你一定要如实告诉我！我还有工作要做，你是理解
我的。”
    终于一位医生来到我的身边，手里捧着我的病历，源源本本地介绍了
我的病情。为了让我确信，他还要我亲眼看看自己的病历。我不看，已无
此必要了。我发自内心地说了声：“谢谢！”
    此时我又想起了中江兆民，我可真的要好好向他学习了。当年医生明
确跟中江说他只能活一年半；而我显然不止这些时间，我比中江幸运多了。
    这年年底，我到上海去疗养。我随身带了些必要的资料和稿子，一种
崭新的生活在等待着我，这种新生活对我充满着诱惑力。
    谁知死神对我并不罢休，它的阴影紧紧地伴随着我。抵达上海的那天
晚上，我感到浑身乏力，不思饮食，还不时恶心。第二天我立即被送往上
海市的瑞金医院－－转氨酶高达1000。是输血引起的黄疸性肝炎。
    在瑞金医院里我躺了足足五个月，在这期间死神向我发起了猛烈的攻
击。我一天瘦似一天，周身的皮肤一天黄似一天，两眼居然变成绿色，我
照了镜子不免联想到荒野中的饿狼。我的黄疸指数几乎上升到极限了，随
时可能告别人间，当我想到儿子，心里就痛苦不安。单式我随即又会想到
未竟的事业，想到还未动手的《回忆录》，我怕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写了，
真是揪心呵！于是我立刻从各种纷乱的思绪中超脱出来，只觉得自己好比
一个战士在战斗的紧要时刻，突然发现自己的弹药已所剩无几，而可恶的
敌人却蜂拥而来！
    “孩子他妈，我并不怕死，但我那本《回忆录》一定要写出来。如果
我快不行了，没有时间写作了，那你找个录音机，把我想讲的录下来。”
    现在我可羡慕中江兆民了，他有一年半时间，而我呢？天知道！如果
某位医生在此时对我说：“陈祖德，你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我定会跳起
来拥抱他。
    死神终于被击退了，与死神对阵的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肌体，而是由
很多力量组成的一支壮观的队伍。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体委对我这个上海围
棋手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尤其是上海的医务人员日以继夜地奋战，传染病
科的王主任五个月来几乎所有节假日，包括元旦、春节和“五一”，总要
来到我的病房，认真地察看我的病情。我的亲人们、朋友们都尽到了自己
所能尽的努力。还有很多素不相识的人们寄来了大量鼓励我的信件，提供
了各种治病秘方以及热心地要为我输血。我得到了各种紧缺的而又十分重
要的药物，我还得到了比这些药物更为可贵的精神上的慰藉和鼓舞。
    我真正地意识到我的生命并非只属于陈祖德个人。仅仅是不怕死，那
只是初级阶段的超脱，有时甚至只是对病痛的一种解脱。我要坚强地活下
去。仅仅为了爱我助我的人们我也得活下去！我知道这种“存活”决不是
轻松的。今后我活着就得不断地和癌症作斗争，不断地自我战胜。老子说：
“自知曰明，自胜曰强。”隋代思想家王通说：“自知者英，自胜者雄。”
人类正是在不断地发现自己的弱点、缺点，从而在不断地战胜自我、超越
自我的过程中得以进步的。一个人拼搏的过程就是忘却自我、超越自我的
过程。眼看着后起之秀要跑到前面，同样需要超越自我才能大度地欢迎别
人战胜自己。作为一个围棋手，我的运动生命是结束了，但这绝非我的终
点，而是我新的起点。陈祖德可以不是围棋手，但陈祖德永远是一个围棋
工作者。
    我活了下来。我终于出了医院的大门。看到了那原来是司空见惯而如
今一切都那样新鲜、动人、充满生气的街道、商店、行人....我想起美国
盲聋女作家海伦。凯勒写的《假如我能看见三天》。我总不止看见三天吧？
我从死亡线上又回到了这个世界里。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体味过失
去这个世界的滋味，我充分地享受着重新获得这个世界的欢乐！
    我的心脏在我虚弱的身子里强烈地跳动着....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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