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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聂卫平的围棋人生(1)——我的童年
发信站: 紫 丁 香 (Thu Oct 21 09:43:34 1999) WWW-POST



　　我是一个天生的"赌徒"，尽管"赌徒"这个词不大好听，但确实说出了我性格中的最大
特点：争强好胜，而且是极端的争强好胜。
　　我于1952年出生在北京，在五个孩子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
。我的父母很早就投身于中国的革命解放事业，解放后成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是很幸福的。可不幸的是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进行激烈
的运动，从小学到初中我都是免修体育课。像我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男孩子，在学校里自
然成了被人欺负的对象，为了免受欺负，我不得不经常向班上的"大王"进贡点小东西，如
铅笔啦、橡皮啦等等，以表示"臣服"之心。那时候，我对那些跑得快、跳得高、力气大的
男孩子简直羡慕得要命，不止一次地幻想过自己突然之间长得又高又壮，好去教训一下那
些欺负过我的"大王"。可惜幻想成不了现实，一有了好吃的东西，我还是得乖乖地给他们
送去，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总之，这些事极大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我把精力转移到
凭智力取胜的活动中去，并对所有能比出输赢的游戏产生兴趣，这使我从小养成一种极强
烈的争强好胜的性格。后来一位朋友曾半开玩笑地说我是一个天生的"赌徒"，尽管"赌徒"
这个词不大好听，但确实说出了我性格中的最大特点：争强好胜，而且是极端的争强好胜
。
　　在所有的功课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数学。我认为数学最能让人比出智商的高低来，数学
题的答案从不模棱两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所以看谁能又快又准地解答一道难题，本
身就是一种激烈的竞争。记得那时，我常常把解数学题当作一种游戏，这使我在上数学课
的时候，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出不少难题，这常常引来许多同学羡慕的目光，于是我的好胜
心便也多少得到了一些满足。
　　我喜欢数学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努力用功，几乎每次数学考试我都能得100分，而班
上那些欺负我的人恰恰是数学成绩最差的，每当公布考试成绩时，看到他们垂头丧气的样
子，我就会暗暗地幸灾乐祸。这种情景往往让我很开心，使我感到自己的优势。
　　在少年时代，我从未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棋手，如果不是那场"文革"浩劫，我很
可能成为一名数学家。当然，我从来没有为走上围棋之路而感到后悔；相反，当初对数学
的爱好，对我以后在围棋技艺上的提高起了极大的作用。
　　我学围棋完全是一种偶然，不像现在的孩子由父母带着刻意去学。我的父母和外公都
是热心的围棋爱好者，而且瘾头都不小，一有空就要摆开棋盘杀上几盘。每逢这种时候，
平时不苟言笑的大人们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忽而喜笑颜开，忽而摇头叹气，甚至还会争吵
起来，这让我感到非常好奇。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目中，棋盘上星罗棋布的黑白子充满了一
种神秘感，尽管什么也看不懂，但仍不肯离去。
　　严格地讲，我的父母并没有教过我们下围棋，但经常看他们下棋，久而久之，自然也
就看会了。大概是在我9岁时，我弟弟继波便常常趁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把围棋拿出
来，学着大人的样子下起来。尽管那时我只是刚刚学会了"吃子"，但围棋所具有的强烈的
胜负感一下子迷住了我，和下围棋相比，我感到其他的游戏全都索然无味了。
　　继波也是个好胜心很强的人，他下棋的兴趣并不在我之下，无形中我们都把对方当成
自己的竞争对手。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同时起步的继波竟然很快就超过了我。
　　在那段时期，我下围棋已经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连做梦也是满脑子的黑白子。每
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继波挑战，好斗的弟弟当然也是有战必应，因为把我这个当
哥哥的杀个落花流水使他感到乐不可支。
　　有一天，我们从清早开始，一盘接一盘连续不断地一直下到傍晚，不知是由于疲劳过
度，还是屡战屡败后急火攻心，我忽觉眼前一黑，竟然休克过去。这一来，可把父母吓坏
了。本来父母并不支持我们下围棋，只不过他们自己也热衷此道，知道围棋是一项陶冶性
情、有益思维的活动才未加反对。不过让自己的儿子以下棋为终身事业，简直想都不曾想
过。
　　大概是1965年，由于当时我在北京棋界已小有名气，北京棋社便有意加以培养。棋社
的负责人曾到家中征求我父母的意见，结果刚一说明来意，就遭到我父母的断然拒绝。这
其中的道理，至今我也没弄明白。
　　在我10岁的时候，我和弟弟的围棋水平已远远超过了父母，外公为了让我们长长见识
，便带我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棋艺室去玩。当时文化宫有一个少年围棋训练班，由张福
田先生在那里当辅导员。我们去的那天正逢训练班在活动，外公便向张先生说明来意，希
望找两位少年棋手和我们随便下下，也好知道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因为那时除了爸爸
、妈妈和外公这些"家庭棋手"外，我和弟弟还从来没有和外人下过棋。而训练班的少年棋
手和我们不一样，都是经过正规训练的，即所谓的"科班出身"。
　　张先生欣然同意，随便点了两名少年棋手和我们下起来。我和继波虽说是第一次和外
人下棋，但毫不怯阵，兴奋之余便使出了"家传本领"。开始他们对我们这种"野路子"很看
不起，但走上几步就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大概他们受的都是循规稻矩的正规训练，从来
没有碰到过我们这样不守"规矩"的下法，结果双双败下阵去。于是乎训练班的少年棋手轮
番上阵，我们也杀得兴起，经过一场场混战之后，"正规军"居然被我们这支"游击队"杀得
全军覆没。
　　张先生颇感意外，当他得知我们学棋还不到一年，并没有良师辅导时，更是大为惊讶
，当即表示将我们收到训练班加以培养。就这样，张福田先生成了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张先生是当时的棋坛名手，曾作为中国围棋代表团的成员去日本参加过比赛。他在围
棋教学上颇有独到之处，不仅是我，北京现在的高手程晓流、谭炎午、吴玉林等，也都多
多少少地受过他的教益。
　　其实我当时的水平简直连"雕虫小技"都称不上，可战胜训练班的少年棋手后，却神气
十足，飘飘然起来。如果用"夜郎自大"来形容当时的我，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记得张先生
和我下的第一盘辅导棋是让我17子，我心里哪肯服气，拼命想杀败他，可他好像故意气我
一样，东下一着，西投一子，弄得我手忙脚乱，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这下我可领教了高手
的厉害，赶忙把逞强之心收敛起来。
　　训练班活动时，张先生通常是给大家讲解，并不常下辅导棋，惟独和我下了不少局。
后来我才知道，张先生是有意这样做的。
　　尽管张先生教我的时间不长，可是在他的培养下，我的棋艺进步很快。可以说，张福
田先生是第一个把我领进围棋大门、并使我看到那变化万千的围棋世界的人，我对他永远
怀着感激之情。
　　另外当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伯伯也经常叫我去下棋。我妈妈原是第一机床厂
党委书记、一机局局长、北京市委委员，可能是这种关系他知道了我。不过他很怪，他自
己从来不下，而是叫我和他的秘书宋妆棼下，他在旁边观看。那时我家和宋汝棼家挨着，
他们家在胡同口，我们家在里面，刘仁来了，打个电话，我就过去。
　　每年春节，北京市委都要在人民大会堂搞联欢，刘仁就叫人把我请去下棋，算个表演
项目。有一年国庆节，他把我叫到北海公园，他当时负责指挥天安门的庆祝活动，指挥部
就设在这里。那天不知为什么事他心里生气，秘书过来告诉他那边的游行开始了，他说"
我不管"，继续看我和宋汝棼下棋。
　　刘仁特别喜欢我，曾经把一副日本人送他的围棋转送给我，后来这副棋在"文革"抄家
时丢了。刘仁和我的关系在"文革"初期给我们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我在后面再谈
。
　　为了下棋，我真是没少让父母操心，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难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65年，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比赛，刘仁伯伯送给我一张请柬，可一
看日期傻了眼，两场比赛的时间都不是星期天。是去看比赛还是去上学，我犹豫不定。观
看日本棋手的比赛对我的诱惑力真是太大了，我实在无法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于是我给
学校打电话说我病了，不能去上学了，然后偷偷直奔赛场民族文化宫。
　　逃学，这在当时可真是胆大妄为的行为，对一个学生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事。可为
了看围棋，我还是犯了"天条"。第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第二天我去看复盘，仍然没有
被发现，第三天我又抱着侥幸心理去看第二盘比赛。老师见我连着三天没来上课，就给家
里打电话询问我的病情。正巧是我妈妈接的电话，这下露了馅儿。我妈妈立刻就想到那张
请柬，二话没说就追到民族文化宫。
　　当时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看尾原和陈祖德的那盘棋，罗建文过来告诉我"你妈来了"。我
一听马上意识到不妙了，因为家里对我们管教很严，特别是我妈妈，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肯定要挨打。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躲起来，可那个大厅里躲都没处躲，慌乱之中就
躲到男厕所里。其实躲得过初一还躲得过十五？当时就是孩子的心理，能躲一会儿是一会
儿。
　　我妈妈找遍赛场也没找到我，于是就气冲冲地叫国家围棋队领队李正洛把我交出来。
李正洛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情况，再说一个孩子他也不会注意，就说没有。我妈妈不信，还
和人家大吵了一顿。等我妈妈走了，人家来告诉我，我这才从厕所里出来。回家后就被我
妈妈用鸡毛掸子痛揍了一顿，屁股都打肿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逃过学。

（摘自新民体育报，感谢网友方方的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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