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ss_Bridge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goes (从头再来), 信区: Chess_Bridge
标  题: 中日围棋擂台大幕内外(4)
发信站: 紫 丁 香 (Sun Dec 26 12:14:07 1999) WWW-POST


棋协理事，国手之友

　　1962年经过国家体委党委甄别，我在1959年反右运动中受的批判处分得以平反，撤
消了原处分决定，恢复了原《新体育》杂志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当时《体育报》、《新体
育》
杂志和人民体育出版社，已经合并为一个大体育报社。我被任命为其领导机构编委会的一

名成员。
　　这个时候，国家体委为加强对各项运动的领导，促使领导干部深入钻研业务，制定
了一项措施。即司局以上干部分工抓一个运动项目，负责一项运动协会。这项措施也贯
彻到体育报社，要求处以上的编辑干部，重点参与一项运动，担任一项运动协会的理事。

　　我由于爱好围棋，便报了围棋，经体委批准，成了中国围棋协会的一名理事。中国
围棋协会主席是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副主席是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廖井丹、全
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宇和一些省市的领导人。
　　1962年，李梦华率领我国围棋代表团第一次访问日本，回来后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
会，他讲日本的围棋何以发展起来，与日本的各大报社举办各种大的职业围棋赛有重要
关系。他在会上呼吁新闻单位能办围棋比赛。
　　在“文革”以前主要体育比赛由体委一家操办的体制之下，李梦华提出这样的呼吁
是颇为开放的，虽然各新闻单位无一响应，但它在我的心中种下根苗。我想有朝一日，
我们或可尝试一下。那时抓阶级斗争的政治喧嚣一浪高过一浪，办报刊的人实在无心办
什么棋赛。我担任了围棋协会理事，自感有了一份责任，不由得对围棋更加关注起来，
那时做的工作仅仅是搞过几篇文章宣传围棋而已。
　　我在体育报社内有两位要好的棋友，每逢节假日都要互访手谈。一位是办公室主任
胡昌荣，后来他到训练局围棋集训队当了领队，并担任过国际围棋联盟的副主席。另一
位是《体育报》编辑部主任王克己。我们三个人在“文革”初期，被造反派嘲讽为体育
报社的“三家村”。到了“文革”后期在山西屯留五七干校，晚上无事，我们在宿舍里又

明目张胆地下起围棋来，当时军管会的人对此并不干涉。
　　我在“文革”一开始便被揪出来“专政”，陪斗、挨斗、拳打脚踢，抄家、关押等，

均未幸免。到1969年底，被军管会宣布解放。1972年《新体育》复刊，我又被任命为
主要负责人，并担任了体育报社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从那个时候起，我常到国家围棋集训队去做客，逐渐与陈祖德、聂卫平、华以刚、
王汝南、罗建文等棋手以及那时的教练竺沅芷、郑怀德、邵福堂等熟识，成为朋友。陈
老总讲过围棋中有辩证法，我则请他们为《新体育》写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譬如讲下
棋的全局观点等。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我又成为报社重点对象，被逐出“新体育”。这并非
只是由于我曾写过文章论述孔子在体育方面的实践和主张，主要是我被视为“复辟的右
倾保守势力”。我的言行反映上去被“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批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
　　我被调到北京体院教务组任副组长，分管图书馆和资料室。我迟迟未去报到，在家
闲居。这一段日子，我仍然常去围棋队，有时候，陈祖德等国手们与我下下指导棋，这
是我那时唯一感到的乐趣。
　　当时国家围棋队面临被解散的厄运，陈祖德对“四人帮”在体委的所为颇为不满，
于是我们谈得比较融洽投机。他在《超越自我》一书中写道，1976年夏唐山大地震期
间，我们在体育馆内下棋消遣，我曾冒着余震的危险去取棋子等趣事。在那一段困难
日子里，大家有着共同语言，这也算是同过一段患难的友谊吧。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从北京体育学院调回国家体委，在清查“四人帮”办公室
工作。1979年回到体育报社任副社长，分工管《新体育》编辑部。1982年新体育杂志社
直属国家体委。我被任命为总编辑。由于不设社长，实际负责全社工作。
　　80年代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促进了体育热。《新体育》的每期发行量突破100万

份。在1982年全国体育记者协会理事会上，我念了写的一首七律感事诗的前四句：
　　“三十二年办一刊，
　　　几番打逐几番还。
　　　驽骀无悔春方好，
　　　狭室有邻火未寒。”
　　我心中未灭的火，第一是办好《新体育》，第二就是要在推动围棋事业方面，做出
点事情，以偿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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