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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uperHelios (Sunny), 信区: Football
标  题: 董路纪实连载：《米卢 一本难懂的书》(二)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8月28日10:46:19 星期二),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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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rts.sina.com.cn 2001年08月07日09:43 青年体育-北京足球
　　我记得米卢听罢，抬眼看了看，不曾想到，他的回答竟是那样的出乎我的意料。
　　“NO！哪里都不是我的归宿。”米卢摇着头，表情若有所思，“博拉的归宿只有一
个——足球场……”
　　众里寻他千百度
　　1999年，虽然地球并没有像一干没事吃饱了撑的“巫师”们预言的那样走向毁灭，
但一种不可按捺的“世纪末情绪”仍然让一切都变得动荡不安。
　　至于中国足球，因为一直以来都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所以具体到1999年，只
不过又加上了一个“更”字。
　　对于几十年如一日“粗茶淡饭”的中国球迷而言，如果说“冲进世界杯”是一道“
熊掌”的话，那么，“打入奥运会”可说是一盘“鱼”。总之，“二者不可兼得”或许
可以接受；但“二者可以兼失”却是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的。
　　然而，现实却是：中国足球在1997年世界杯外围赛十强赛将“熊掌”失去之后，19
99年奥运会外围赛九强赛又将“鱼”放飞了。
　　11月5日，曾经被英籍主教练霍顿称为我们还活着的中国国奥队，因在九强赛最后一
场比赛中客场0∶1败在巴林国奥队的脚下而终于宣布“正式死亡”了。
　　已经持续了足有半年之久的“保霍派”与“倒霍派”之间的争斗瞬间升级，酷似一
场“你死我活”的比拼。当然，最焦头烂额的仍然一如继往地属于中国足协，属于王俊
生。
　　交待一下我自己在那个时候的状况。1999年3月，我毅然决然地辞别了培养过我的《
精品购物指南》报社，去了一家叫《中国合作新报》(简称《新报》)的新报纸，任《新
报.北京足球》专刊的主编。
　　在我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之下，这张不是“足球报”的“足球报”在北京很快就站
稳了脚跟，发行量一度达到9万1千5百份(此乃实数，对外宣称过20万份)。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是一个坚定的“保霍派”。我曾经在广州《足球》报头版
发表文章公开与“倒霍派”代表人物、能言善辩的国产教练陈亦明进行论战；在我主编
的《新报.北京足球》上，我撰写的“保霍”篇章几乎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
　　一年之后，我又被许多人认定为是“保米派”。一位网友曾经在网上对我进行过无
情彻骨的鞭笞：“懂(董)路可能是中国吃得最开的足妓(记)——霍顿在时他‘保霍’；
米卢上台他又‘保米’。整个一个‘兜里揣副牌，逮谁跟谁来！’！”
　　关于我“保不保米”是后话，姑且先放一放，还是先说说霍顿吧。
　　虽然作为记者，我与霍顿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可谓少之又少(除了随大流的采访，我只
是对其进行过一次严格意义上的‘独家专访’)，但我对霍顿的战术思想以及绅士风度却
推崇备至。
　　即使国奥队在当年10月29日上海主场1∶1被韩国队逼成平局，出线的机率比天上掉
馅饼的机率还小一百倍，国内“倒霍”浪潮空前高涨的时候，我对霍顿的最终幸存仍然
抱以极大的信心。
　　信心的来源主要是因为以郝海东、范志毅、徐弘、张恩华为首的一批国家队中坚骨
干都纷纷公开表达了对霍顿的支持。
　　我觉得，国奥队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接下来的任务，便是国家队冲击2002年世界
杯。既然国脚们都信赖霍顿，足协是不会，也不该将霍顿弃用的。
　　然而，当国奥队最后一仗军无斗志、形同一盘散沙地被“弱旅”巴林队击败，而中
国足协也拟以国内26支甲级俱乐部主教练“集体公决”的方式，来决定霍顿的去留之后
，我知道，霍顿完了。
　　那真的是一段舆论格外混乱的日子——1999年的11月初至12月中旬，有关霍顿是否
下课以及由谁来取代霍顿执掌国足帅印的讨论，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一种或几种新的说法
。而且，因为说法太多，所以每一种说法只要见诸报端便如同是“真的”一样。
　　为了帮助您回忆那段往昔，我列出一部分当时先后流行的新一届国家队主教练的“
候选人”名单。名单包括——迟尚斌、金志扬、徐根宝、朱广沪(此乃土产教头)；桑特
拉奇、科萨诺维奇、比拉尔多、帕萨雷拉、福格茨(此乃外籍教头)。
　　总之，我为当时的那种众说纷纭、各抒己见的舆论状态所下的定义是：“有奖竞猜
”。
　　在外部一片“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形势之下，中国足协一刻都没有停止过紧
张而秘密的行动。
　　“公决”之后，霍顿下课已成定局；体育总局的领导给足协下达了“尽快寻找一名
有丰富执教经验、适应中国足球风格特点的‘欧洲拉丁派’外籍主教练”的明确指示。

　　随即，足协派出了李晓光、陈成达以及马克坚、蔚少辉组成的两支“小分队”，在
11月24日兵分两路，直取武汉和济南，现场考察两位人气极旺的南斯拉夫教头——科萨
诺维奇和桑特拉奇执教的武汉红金龙队与山东鲁能泰山队的甲A主场比赛。
　　与此同时，一些中间人也不断地将当时赋闲的国际知名教头的资料呈报给中国足协
决策层……
　　国际足坛每天都要发生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在那一年的11月初，当所有关注中
国足球的中国人都把所有的视线集中在为国奥队的失利痛心疾首、为霍顿的去留据理力
争的时候，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足坛，一位享誉世界的名帅黯然交出了手中的帅印——
这就是中国人听说过、但没见过的博拉.米卢蒂诺维奇。
　　关于米卢蒂诺维奇率领的纽约地铁明星联队，在美国职业大联盟的联赛中究竟是连
续12场失利还是连续13场败北，因说法不同现已无从考证。但不论是连败12场还是连败
13场，都无疑是足球场上一项“惊人的纪录”。
　　熟悉足球的人都了解：如果一支球队在联赛中连败十余场，其难度是不会小于一支
球队连胜十余场的，概率基本上都与中“六合彩”头奖相当。
　　“米卢下课了”这样一则本具有一定爆炸性的国际足坛的消息并没有引起中国媒体
与球迷过分的关注；即使是正在为寻找国家队新帅费尽思量、各方奔走的中国足协上上
下下的人士，也因为集中精力于“思量”和“奔走”，而忽略了那则消息本身所具有的
一个潜在提示：可归为“欧洲拉丁派”的“神奇教练”米卢正闲着呐！
　　当然，中国足协最终还是发现了米卢蒂诺维奇在万里之外的“存在”。
　　中国足协究竟是如何将原本离散的目光转而聚焦在相隔遥远的米卢身上的呢？这里
必须提到一个人，原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现北京国安俱乐部副董事长兼著名足球评
论员——张路。
　　自1999赛季甲A后半程开始，国安俱乐部决策层便已经秘密就寻找下赛季外籍主教练
的工作行动起来了。
　　一位名叫奥德扎克维奇的南斯拉夫足球经纪人，成为了国安俱乐部的“上上宾”。
他受国安俱乐部的委托推荐外籍主教练人选，而与之频繁接触的国安方面的代表便是张
路。
　　在奥氏为国安举荐的6名南斯拉夫籍“知名教头”的候选名单中，国安方面经过反复
衡量，最终初步锁定了当时尚担任南斯拉夫国奥队主教练的乔利奇。
　　有趣的是，到了当年的11月，在奥氏推荐名单上的教练人数却由6人增加到了7人；
而增加的一人正是刚刚在美下课的米卢蒂诺维奇！
　　原来，这个常常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且时刻衣冠楚楚的奥德扎克维奇同时也是米卢
蒂诺维奇的经纪人。
　　后来发生的事情便是很自然的了，国安义无反顾地确定了乔利奇为新任主帅，而管
俱乐部的张路也顺势将米卢蒂诺维奇主动地推荐给了管他的、正在如无头苍蝇般乱撞，
苦苦寻找新外教的中国足协。
　　如果说中国足协与米卢像一对原来陌生的青年男女最终步入了婚礼圣殿的话，那么
，张路无疑是这桩婚姻的“媒人”。
　　作“媒人”的究竟成功与否，不仅仅在于是否促成了这桩婚姻的实现，而更要决取
于所促成的婚姻是否能够拥有一个幸福而美满的结果。
　　这一点，在后来的一个机会里，我半开玩笑地对张路说过。我记得，当时张老师先
是愣了一小会儿，然后便发出了一阵类似他在解说评球时常能听到的那种爽朗的笑声。
当然，笑声过后，他是带着一脸的“严肃表情”走开的……
　　在中国足协原定的两位“霍顿接班人”中，率武汉红金龙队在联赛尾声呈现后劲不
足之势的科萨诺维奇很快就被足协否定了；带山东鲁能泰山队在联赛、足协杯赛两条战
线上愈战愈勇的桑特拉奇虽被足协相中，但双方在谈判过程中却意外地陷入了僵局。老
桑就未来执掌国家队所提出的诸多条件之苛刻在足协官员眼中形同“无理要求”，难以
接受。
　　当时已是11月底，由于一个月后，国家队就将参加已经定下的广州四国邀请赛；紧
接着便要角逐亚洲杯预选赛小组赛，集训名单已经确立发布了，新任主帅却迟迟不见结
果，科萨、老桑两名候选者又相继“夭折”……
　　中国足协的头头脑脑在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重压之下，像形势被动又进入读秒阶
段的棋士一样如坐针毡。
　　还好，正是在这个“一寸光阴万寸金”的时刻，张路拿着米卢蒂诺维奇的简历笑呵
呵地敲门而入了……
　　这是一根“救命稻草”——在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的中国足协来说。
　　现在，我必须习惯地重复使用我的一种“命中注定理论”了。
　　我觉得，中国足球与米卢蒂诺维奇之间，或许“命中注定”就要度过一段“一起走
过的日子”。
　　如果当年8月，米卢接受了巴拉圭足协的邀请，提前与美国地铁明星队终止合同赴巴
拉圭执教其国家队；如果地铁明星队不是十余场连败或者说不是在那个时候十余场连败
；如果韩国足协不是仅仅给米卢一个国奥队技术顾问的职务而是一步到位地将主帅名份
授于他；如果桑特拉奇对待中国足协官员的态度再平和一些，条件提得再低一些；如果
北京国安那个时候不决定寻找外籍教头；如果北京国安委托的经纪人不是奥德扎克维奇
而是另外一个人；如果张路不是一个“想中国足球(足协)所想，急中国足球(足协)所急
”的热心人；如果“四国赛”和亚洲杯预选赛能再晚上哪怕一个月；如果……
　　在上述所有的“如果”中，哪怕有任何一条，干脆说只需一条成立的话，那么，米
卢蒂诺维奇都极有可能与中国足球失之交臂。
　　然而，是的，然而，上述所有的假设恰恰“一个不能少”般地全部成立了！就好像
是一块一块的基石，一块又一块地彼此连接起来，最终在远隔重洋的中国足球与米卢蒂
诺维奇之间铸就了一座“海上桥梁”，仿佛两者不想往一起凑都不能够似的。
　　以上我用了很多的笔墨为您叙述了1999年的那个初冬季节里中国足球的状态，看上
去多少有些“离题万里”。我也曾经想过将这段复杂与繁锁的日子一笔带过，直接从米
卢登陆中国开始写起。
　　但是，我总觉得那些背景还是应当做一番回忆的——毕竟，那不仅为米卢的中国之
旅起到了铺垫作用，更为米卢执教中国队后所发生的许多故事打下了伏笔。
　　顺便说一下，米卢当然是我正在写的这本书中最主要的写作对象；但我也非常希望
在忠实纪录下米卢的足迹的同时，能够或多或少地忠实纪录下中国足球的一段历史。
　　历史是由人去创造的；而人又无时无刻不处于“历史”之中。我想，您或许可以理
解我的意思。
　　我不曾想到的是，米卢蒂诺维奇真的就这么来了！来得是如此之快，犹如“神兵天
降”！
　　12月3日晚，米卢从美国飞抵北京，在北京冬季萧瑟的夜色中进驻了五星级酒店昆仑
饭店。
　　在国内足球记者这一行中，我始终称不上是一个“消息灵通人士”。不瞒您说，我
还是在第二天的电视新闻中知道“米卢蒂诺维奇来京与中国足协进行接触”的。
　　说实话，我当时的反应是：震惊＋兴奋＋不解＋懊悔。其中，前三种很好理解，也
比较普通；我所以感到“懊悔”，还是因为我竟然错过了这一价值连城的重大新闻。
　　那两天中，不断有同行给我打电话，对我说“走，咱昆仑逮米卢去”！但我一一予
以回绝。
　　我之所以没有紧急出动顺应形势去“逮”米卢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当时觉得米卢
在我心中是那样的“神圣不可占有”，中国足球这只“癞哈蟆”又怎么能吃得米卢这块
“天鹅肉”呢？
　　不管去或不去，米卢是根本不可能趟中国足球这盆浑水的；二来，我这个人有一个
毛病，就是再好的东西(也包括人吧)，如果我没有能及时地赶上“第一拨儿”，那我就
会索性将其完全放弃。
　　我到底没有融入在昆仑饭店里里外外苦苦守株待兔“逮”米卢的一大群同行之中，
我只是在家里甘当他的忠实读者或是观众，了解着米卢抵京后的动向。
　　为了不丢下这段无论对米卢本人还是对中国足球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我选择了
1999年12月5日《北京晚报》上的一则相关报道帮我填补这块空白。该则报道的标题是《
为了寻找快乐——访米卢蒂诺维奇》。全文如下——
　　昨天(12月4日)下午1时左右，在北京昆仑饭店一楼芳林厅，中国足协国家队管理部
主任李晓光、中国足协顾问马克坚与刚刚抵京的南斯拉夫籍传奇教练博拉.米卢蒂诺维奇
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秘密会谈”。
　　在紧闭的会议室大门终于打开之后，李晓光、马克坚、米卢蒂诺维奇以及米氏经纪
人奥德扎克维奇都面带笑容地走了出来。记者随即对米卢蒂诺维奇进行了即时采访。
　　记者：请问您此次来华的目的是什么？
　　米卢：我有很多要好的朋友在中国，我很高兴有机会来这儿看望他们。
　　记者：听说不久前，韩国足协已经请您出任韩国国奥队的技术顾问？
　　米卢(表情非常惊讶)：技术顾问？不，我现在仍然是一个“自由人”。不过，如果
你愿意的话，我以后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再一次接受你们的来访，但现在有些话不便讲。

　　记者：您对中国足球的了解有多少？
　　米卢：我听说中国有不少优秀的足球选手，但也听说中国足球存在不少问题。
　　记者：您如果来华执教，薪金要求是多少？
　　米卢：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执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快乐。
　　记者：问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您愿意接替英国人鲍比.霍顿吗？
　　米卢：主教练战绩不好，“下课”是很自然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现在这个问
题我还不方便问答。
　　记者：请问，您刚才与中国足协的官员都谈了哪些问题？
　　米卢：我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广泛地交流了对足球运动的看法。
　　记者：谢谢，希望这不是我们在中国的最后一次见面。
　　米卢：我也希望如此。
　　这篇报道被我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当时，我觉得米卢对付记者的经验实在是太
丰富了，几乎与其带球队打世界杯的经验一样的丰富。
　　我想起来了，米卢在国际足坛原本就拥有两个光荣的称号：一个是“神奇教练”；
另外一个就是“老狐狸”。
　　我在电话里对上海的同行姬宇阳说：“如果米卢真的执教了中国队，我会在报纸上
重新给他起一个绰号。”
　　“什么？”小姬问。
　　“神奇的狐狸”，我笑答。
　　坦白地讲，仅从这篇枯躁文字堆砌成的报道中，我便认定米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所以，我开始为自己没有抓住机会见到米卢，也很可能今后很难再见到他而感到“若
有所失”了。
　　然而，这样的机会几个小时之后就降临在我的头上了。
　　邪了！
　　工体，面对面相隔5米
　　1999年12月5日，星期日。也就是米卢蒂诺维奇此番神兵天降于中国大地的第三天。

　　那是一个标准的北京冬日，凛冽的北风呼啸地刮着，天空在晌午便变得阴暗起来，
仿佛太阳也“冷”得着急要提前回家似的。
　　午后，我却提前出门赶往工体去做工。因为，那一天是1999赛季甲A联赛最后一轮的
比赛日。
　　下午4∶00钟，北京国安队将在主场与辽宁抚顺队交锋。这可不是一场走形式、无关
痛痒的比赛，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当年的甲A冠军究竟会是土教头张引执教的辽宁抚顺
队还是洋教练桑尼统率的山东鲁能队。
　　就在比赛开始之前半个小时，我在场地中间的跑道上与迎面走来的马克坚“狭路相
逢”(马是当场比赛的比赛监督)。
　　这位“退而不休”、老资格的顾问是当时足协寻找国家队新任外籍主教练的主要操
办者，也是足协此番与米卢接洽的代言人。我当然不想放弃这一主动撞上门来的“独家
”采访的机会。
　　“马指导，足协和米卢蒂诺维奇谈得怎么样了？”我单刀直入地问道。
　　“不怎么样。”马指导的回答差点把我给噎个半死。
　　“那——那米卢蒂诺维奇现在是否是足协惟一的候选者呢？”我硬着头皮继续顽强
地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不能这样讲。”马指导的表现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那种半笑不笑，“候选者多了，
桑特拉奇也是候选者。”
　　“那——”在我还想再问下去又正想着应该如何再问下去的当口，马指导却轻轻地
摆了摆手，迅速地转身走开了……
　　马克坚轻描淡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8年前作为中国国家队首位外籍主教练，德国
人克劳斯.施拉普纳便是他出面给“办”来的，结果办砸了。马克坚当然害怕在同一个地
方摔倒两次——压力之大可想而之。
　　我漫无目的地在场地中间闲逛了一阵，反复回忆着老马刚才说出的两句话，一共23
个字，从中努力寻找着“蛛丝马迹”。
　　我当时得出的结论是：足协与米卢蒂诺维奇的第一次接触似乎远说不上什么“亲密
”。
　　没过多会，京辽两队的队员已经从各自的休息室中走出，准备列队入场，我也走上
了工体主席台的下层看台，在几乎可以把屁股冻僵的塑料位子上坐了下来。
　　比赛开始了，京辽两支球队一个为了“清白”，一个为了“冠军”，转瞬之间便进
入了一种殊死相拼的状态。
　　我忽然想到，应当看一看北京国安这样一场全年收尾之战，究竟会有哪几位市委、
市政府或者市人大的“大领导”莅临观战。于是，我微微欠身，转头朝身后不足十米的
主席台望去。正是这样的一个简简单单的回眸一瞥，我竟然发现了另一个人的存在——
米卢蒂诺维奇！
　　是的，那果真是真的、活的米卢蒂诺维奇，就坐在主席台前排主座后面的第一排贵
宾席上。他的左手边是李晓光，右手边是他的经纪人奥德扎克维奇。
　　老米穿着一件黄褐色的、半长不短的皮夹克，一头因为被风吹乱了而显得更乱的头
发，整个身体坐在那里看上去有一种蜷缩感——但，惟有一双眼睛，显得生机盎然，正
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枯黄的球场上所发生的一切。
　　我像一个经验不是很丰富的年轻猎人突然发现一头猎物近在咫尺时一样，心情既兴
奋又紧张。整个上半场的45分钟时间里，我大概平均每3分钟便要回过头去望一眼米卢蒂
诺维奇，好像是担心他会随时消失不见似的。即使在辽宁抚顺队19号曲圣卿率先攻破国
安队球门的一刹那，我的目光也迅速地背离球场转向了身后的米卢。
　　中场休息，当米卢蒂诺维奇从寒风中起身的时候，主席台旁边的几个看台上，有球
迷也突然发现了他的存在。一传十、十传百，人们纷纷地站起来，齐刷刷的目光齐刷刷
地投向了他。
　　“米卢蒂！”“老米！”“哈?！”……各式各样的喊声夹杂在掌声中，米卢蒂诺维
奇的脸上带着小姑娘般羞涩的笑容，他没忘记向四周热情的北京球迷挥了挥手，然后，
便在李晓光、张路等人的引导下，走进了主席台上方的贵宾休息厅。
　　那个时候我去球场采访是从来不带照相机的，但偏偏那天临出家门时我神差鬼使地
把一部傻瓜相机塞进了背包。就像是一个原本手无寸铁的战士手中忽然有了武器一样，
我迫不及待地要冲杀向前了。
　　在被空调熏烤得暖洋洋的贵宾厅里，米卢蒂诺维奇知冷知热地脱去了皮夹克，露出
藏蓝色的一件毛衣，坐在沙发上正在与经纪人奥德扎克维奇兴致勃勃地说着什么。
　　在我距离他还有至少5米的距离时，米卢蒂诺维奇已经异常警觉地意识到了我这位不
速之客的逼近。他中止了与身旁人的交谈，但他的脸上仍然保持着那标志性的微笑，看
着我。
　　“Photo?照张像?？”我本有能力用一句更完整的英语来更完整地表达我的意思，但
或许是紧张所致，我的嘴里只挤出了一个单词。
　　“OK！”没想到米卢蒂诺维奇居然听懂了，他很随和地表示了同意。
　　于是，我的“傻瓜相机”里便留下了这位恐怕是世界上最“聪明绝顶”的教头的影
像……
　　这就是我与米卢蒂诺维奇第一次的面对面接触。我们相隔的距离始终没有少于5米，
我们相处的时间没有超过30秒，我们之间的言语只有两句话——“Photo”和“OK”。
　　仅仅3个月之后，当我和米卢蒂诺维奇两人在香港繁华的街头，边逛边聊了整整一个
下午，中间我问他是否还记得他第一次来北京看第一场中国甲A联赛，中场休息在贵宾厅
里有一名记者曾闯进来给他拍照时，老米连想都没想地回答道：“NO！没有人给我拍照
。”
　　米卢的记忆力是一种“神秘的记忆力”，也是一种“矛盾的记忆力”。比如，他可
能会异常清晰地记得几十年前所发生的事情，也可能会全然忘记一天前所发生的事情。

　　总之，我在很长时间之后才逐渐适应这一点，并且给其记忆力的特征下了如下的定
义：相隔时间的长短并不是其“记住”或“忘却”的决定因素，他只会记得那些当时在
其看来感兴趣、有意思、有价值的事情或者人，简单一句话表述便是：选择性记忆。
　　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的叙述中会为您列举更多、更明显、更有趣的例子。
　　实际上，就以1999年12月5日为例。米卢蒂诺维奇那一天视而不见、全然忘记的人还
有很多。
　　比如，张玉宁。京辽一战，身披10号球衣的张玉宁代表辽宁抚顺队在场上拼杀了90
分钟，并且先后司职了中锋和后腰两个位置，但在当时米卢蒂诺维奇的记忆里，他仍成
为了一片空白。
　　顺便说一下，当天在米卢蒂诺维奇眼皮底下厮杀的京辽两队上场队员中，一共有6名
球员在日后一年多时间里先后被召入过“米家军”集训、参赛。
　　他们分别是徐云龙、商毅、曲圣卿、李金羽、李尧、张玉宁(当时在两队效力，日后
也入选国家队的李铁、王亮、李毅、徐阳、杨璞则因停赛、伤病、状态等原因没能出场
)。
　　然而，对于米卢蒂诺维奇来说，他那天的记忆里只保留了一名球员的印象——国安
队的10号、司职左边前卫的商毅。
　　后来，名不见经传的商毅果然很快便入选了国家集训队。由于商毅当年随中国健力
宝少年队留学过巴西，并且能说一口很流利的“巴西话”(葡语)，所以，米卢曾经给其
起了个绰号：“巴西人”。当然，这也是后话了。我还会给大家讲述米卢反反复复选秀
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那一天京辽之战自始至终都非常激烈，只是狂风大作和坑洼不平的场地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双方场上球员的发挥，所以难谈精彩。不过，在不时的回眸中，我还是看到了
米卢专注的眼神。
　　我不知道，当时端坐于北京工体的老米在第一次亲临赛场观看第一场中国甲A联赛的
过程中，是否已经对自己即将出任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有了足够的把握。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曾经几次想过把这个问题向他提出来，但直到今天那仍是我脑
海中的一个谜。
　　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老米在后来曾经给出过我一个原则性的答案。
　　“人有的时候不能想得太远、太多。”他对我说，“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比如，有的人一坐上飞机就会想，万一飞机掉下来那该怎么办？我从来不去想这些，
每一次上了飞机，我就开始安心地睡大觉，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每一次都平稳地飞在天
上……”
　　我记得我当时听完之后笑了。但我猜想老米恐怕没有搞懂我为什么会笑，我笑是因
为他说的话道理没错，但逻辑上有些混乱——每一位上了飞机就睡觉的人，一觉醒来是
不太可能发现飞机已经从天上掉到地上了的。是吧？
　　那一天北京国安与辽宁抚顺最终战成了1：1平，后者痛失了几乎到手的甲A冠军，而
在几百公里之外的济南，桑特拉奇执教的山东鲁能乘势荣登了联赛的王座。
　　在离全场比赛结束尚有5分钟时的又一次回望中，米卢连同身边几个人的身影已经消
失不见了。我当时不知道，米卢在观看比赛中提前几分钟退场离去的做法在其执教中国
队之后成为他的一种习惯的。
　　需要说明的是，那一天是米卢迄今为止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坐在工体的主席台上。

　　以后的日子里，他每次来工体，如果是观看联赛国安队的主场比赛，他便会躲进主
席台旁边的电视转播间；如果是看中国队参加比赛，自不必说，他只能坐在场地中的教
练席上。
　　那天比赛结束之后，我便回报社写稿、出报纸，给米卢蒂诺维奇拍的那张照片洗出
来了，谢天谢地，没照“虚”，这让我很是高兴——那毕竟是一个“独家”。
　　在第二天(12月6日)报纸头版的下方，我发了一篇不是很长的稿子，标题是《“神奇
教练”微笑工体》，稿子的最后一小自然段是这样写的——
　　“米卢蒂诺维奇突然出现在工体以及他脸上露出的灿烂微笑，似乎都在表明其出任
新一届中国队主教练的前景正在变得一片光明起来……”
　　那天夜里，米卢连同他的经纪人与中国足协两位代表马克坚、李晓光在昆仑饭店挑
灯夜战，继续着有关的谈判工作。
　　关于谈判所涉及的内容，当时国内媒体有一些报道，但看上去大部分只是合理的想
像。比如，薪金问题以及执教的思路。
　　实际上，当时以王俊生为首的中国足协在聘请新一任国家队主教练的问题上的态度
是慎而又慎的，毕竟，这如同是一桩“一锤子的买卖”，不可能轻易匆忙地做出决定，
尤其是在已经有了施拉普纳、霍顿两个“反面教材”的背景之下。
　　也许中国足协原打算把选帅的对象范围再扩大一些，把选帅的工作再做得细致一些
，但中国足坛在12月5日那天，一个重大事件的突然爆发却让中国足协无力再集中全部的
精力去选择、寻觅新人选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米卢登陆中国的进程。
　　那个重大的事件就是后来旷日持久、影响极大的——“渝沈假球风波”……(未完待
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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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天才，我也不是一个强者，但是我不愿示弱于他人，所以我惟有努力
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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