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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goes (从头再来), 信区: Football
标 题: 风雨六载90
发信站: 紫 丁 香 (Fri Mar 10 14:48:32 2000), 转信
4.量变与质变
我当了十几年运动员,又当了十几年教练,看得多,经历得多,也常对中国足坛的
一些事情进行总结。如对中国足球的现状和教练员运动员的水平进行过分析,有一些看
法,也有一些探索。
1998年世界杯十强赛结束后。足协秘书长王俊生在总结中国足球职业化道路6年来
的水平时说:"中国足球虽然在职业联赛中取得很大成绩,但是没有质的变化。"
1998年7月6日于上海东亚富豪酒店中国足协召开的全国俱乐部主教练会议上,我针
对王俊生关于没有质的飞跃的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其中讲到了中国足球要有质
的变化,必须要有高水平的教练员和天才的运动员。在这个观点里,我讲了由量变到质
变的哲学原理。会后王俊生还表扬我用哲学的观点分析中国足球,并说我们的教练员都
要用辩证的方法来看待中国足球。
1999年甲A联赛开始后,大家对我的观点说法不一,有同意,也有反对。但我还是
坚持我的观点,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亲身的实践经验和体会。我从少体校培养高洪波
开始,一直到在山西执教取得全运会前八名,到国二队和国奥队带年轻的"第三世界"
球员,形成国内足坛独特的风格,以及职业联赛后我带了上海中花队一批年轻球员取得
的进步。这批年轻球员基本上是起点比较低,我带他们的全过程,便是从起点低到有很
大的进步,然后到保持这样的水平到最后定下坡路,这整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事物发
展的过程。
讲到量变到质变的问题,我不得不牵扯到外国教练员。对于外国教练员到中国来执
教,我从来没有持反对态度,因为我自己就是最早和外国教练合作的。1991年带国奥队
时,国家体委请来了德国教练鲁迪,他曾经带过西德慕尼黑俱乐部队,取得过甲级联赛
前三名。1974年中国第一批去德国考察的苏永舜、任彬在联邦德国与他接触过,知道他
在联邦德国很有名。我与他工作了半年多,对他非常尊重。从他到队的第一天,我就把
教鞭交给他,让他带国奥队,而当时国家体委没有对我有过明确的指示。
鲁迪带了一年多。在与香港奥林匹克队比赛1比1平后,他又把教鞭还给了我,对
我说:"徐,还是你带吧。"
我们合作了半年,我发现他的确有很多长处,也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尤其是他
带队训练初期时一些方法。
我后来又与施拉普那合作过,我当他的助理教练。
在施拉普那身上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1993年施拉普那率领的国家队在世界杯外围赛上失利后,加快了中国足球的改革步
伐。第二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开始了。从那以后,中国足坛引进了不少洋教练,尤其
是第三年后,聘请的外国教练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一些媒体称中国足坛出现了洋
教练与土教练争夺战。洋教练与土教练在职业联赛中出现,本来是很正常的,在国外根
本算不上什么,就如同中国北方的教练到南方去执教一样。
来了许多外国教练,一些媒体说是洋教练抢了中国教练的饭碗,我对此说法一直是
反对的。当年我是国家队的主教练,但施拉普那来了,那是来抢我的饭碗?但我从来没
有想到过这一点,还是给他当助手,而且我们关系还不错。这也证明了我从来没有对外
国教练有过抵制或者敌对的心理。
今年(1999年),上海申花队和山东鲁能队请来了世界级的教练,记者在昆明采访我
时,问我对外教的看法,我说我们第一要竞争,这是为生存;第二,在竞争中向他们学
习。他们有过辉煌的经历,证明他们的水平。外国的足球水平比我们高,对足球的认识
比我们深刻,足球强国还不致于让庸人去执教国家队。外国教练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
最关键的是看他能否把他们的足球理念和经验渗透到中国足球的实际中来,这是最重要
的。
我还讲过,外国教练过去带过的运动员和我们带的运动员是不一样的。他们带的都
是世界一流水平的运动员,而我们带的却都是三流水平的。如果他能把我们三流的球员
带成二流,我就服了。这其中,我还讲了一个观点,目前的中国足球教练员水平不高,
需要外国教练来给我们"充氧",但也有球员素质的问题。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说中国
的球员是二流的,中国的教练是三流的。
过去带国奥队时,我对此体会最深。郝海东、范志毅等球员,开始时起点都比较低,
经过我的训练和比赛以及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不断提高对足球运动的认识,后来达到
了一定的水平。在哲学上讲,这是一次飞跃。
我承认,我带这些年轻球员第一次飞跃是比较容易的,这是量变的过程。申花队的
吴承瑛、朱琪、谢晖等,之所以能在一两年里,从无名小卒到人们心目中所谓的球星,
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第一次的飞跃,这个变化是比较容易的。
从内因说,他们当时还年轻,有新鲜感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再加上自身有一
定的能力,谦虚好学,这就具备了完成第一次飞跃的很重要的内因条件。从外因上说,
我从带高洪波开始,就有了带年轻队员的经验。我要求严、训练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
训练传接球技术上,再加上有职业联赛这么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些年轻球员便迅速成长
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内因和外因都具备了条件。
申花三年,出了一些球员。但这仅是第一次飞跃。但要取得第二次飞跃,取得质的
变化,却比第一次飞跃要难得多。在这方面,我自己确实有许多需要提高的地方。因为
在内因和外因上,都要发生变化。
拿内因说,取得第一次飞跃后,这些球员都有名了,地位变了,物质待遇上也有了
变化,自行车变成了轿车,走到哪里都受到追捧,名和利必然会产生思想上的变化。如
果处理不好的话,自认为了不起,听不得意见,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一旦没有了
竟争时,便会对自己没有要求,最后影响他们的进步。运动员如此,教练员也是如此,
我认为这是影响中国足球进步的最致命问题。这是思想意识上的。
就个人潜力、个人能力来说,经第一次挖掘后,第二次的潜力有多大?不可能如第
一次那么大。我们搞运动队的知道,在没有训练之前,100米跑13秒,经过一段训练后,
能够达到12秒甚至于11秒,这个飞跃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再从11秒进到10秒多,再
提高零点几秒,这就非常难了。
运动员和教练员都需要继续学习和提高,而且都有这种提高的必要性。我的水平还
远不够,还需要提高。在带领球员进行第二次飞跃时,我感到非常困难。我想,中国足
协和俱乐部请外国教练,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帮助中国足球提高水平,就是希望他们把国
外先进的东西带来,就是希望能使足球有质的变化。但是由于时间和其他一系列的原因,
我们现在还很少有这种第二次飞跃的实践。
我讲这些并不是否认外国教练的水平。一个教练水平如何,无非取决于这几个方面,
一是组织能力,能否把这群人很好地团结在身边;二是煽动能力,能不能把队员在比赛
和训练中积极性调动到最高。这两个方面,施拉普那绝对是一流的;三是教练员的训练
水平;四是合理的战术安排;五是临场的调度指挥。
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万达队时给他们上了一课,讲过关于量变到质变的问题,
讲内因和外因的问题,讲一次和两次飞跃的问题。记得孙继海临去英国之前,我对他说,
环境是很重要的因素,在英国这种环境下,你可能还有一次飞跃。他说他希望自己的水
平在英国能再有一次跳跃。孙继海到英国后的环境,就将是促成他第二次飞跃的外因。
外因的教练因素,环境因素,都是对运动员量变到质变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现
在的教练已经不是六七十年代的了,当时他们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尽管我们没有亲
自参加过世界杯决赛,但世界杯的比赛我们能够每场都看,世界一流的球队,也与我们
较量过,这些外部条件我们都有了。如果说那时马罗斯基给我们上课,讲足球场的宽度
和渗透还能让我们感到新鲜的话,现在早已经不是了。
我认为有些外国教练的战术打法是先进的,训练水平也是先进的,如霍顿在挖掘队
员的潜力上,在挖掘整体的潜力上,如组织整体攻防上,很值得学习。前一段在万达队
执教时在战术组织上,对阵形认识和使用上,确实有问题,万达队在联赛中连连受挫,
与这些错误不无关系。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的确有提高和改造的需要,应该在挖掘队员
的潜力时,也应该不断挖掘自己的潜力。
但是,高水平的教练未必能马上见效,这里面有许多原因,有些是我们队员的能力
有限,比如韩国的车范根、李章洙和巴西的拉扎罗尼,他们都是好教练,但是由于球队
能力的限制,使他们没有达到他们本来达到的高度,这不是教练员的责任。而我们这里
往往有一种偏见,教练员是万能的,成绩不好的主要责任都在教练,这是片面的,不客
观的,不科学的,也是不实事求是的。
我承认,我们中国教练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就拿我本人来说,我在战术打法上,在
用人换人上,经常出现致命的错误。比如说,我不能坚持自己四三三阵容和打法,往往
在遇到挫折时,在关键时候,把自己的"快抢前"的指导思想变掉。从国奥队开始,到
申花队、松日队和万达队,都犯过这些错误。1994年申花队主场1比6输给太阳神队,
在用人问题上,在三条线的组织结构上很有问题,因此造成这样的惨败。1992年在吉隆
坡与韩国国奥队决战,没有用硬朗的球员去拼,而是教条主义地把小组赛对朝鲜队取胜
的阵容用上去,结果大败。这些深刻教训,将永远记在我的脑子里。
高水平的教练员,加上高水平的运动员,珠联壁合,才能取得完满的结果。如衰伟
民时代"三连冠",那时女排正好出了一批有潜力的、天才的运动员,如郎平、张蓉劳、
周晓兰、陈招梯等,加上袁伟民的执教水平高,因此中国女排登上了世界顶峰。中国足
球如要有质的飞跃,必须有高水平的教练和有天才的运动员。只有这样,中国足球才可
能有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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