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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arling (阿土), 信区: Feeling
标  题: 回国散记（转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Mon Jun 11 19:27:08 2001) , 转信

今昔何年？
　　　　　　　　　　　　　　－－回国散记（二）

　　　　　　　　　　　　　　－远　东－

　　　　　　　　　　　　　　　曾几何时…

　　国内的变化，即使和五年前相比，也是明显的。用奇迹两个字形容一点也不过
份。有谁在一九七八年时相信，中国将很快从短缺经济痼疾变成需要刺激消费来刺
激生产？当时有谁充份估计到了“改革开放”的口号在今天产生的改变？八十年代
初听说日本从六十年代起飞到八十年代，二十年的时间经济年增长率平均在百分之
十左右，心里是又羡慕，又不相信这奇迹可能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重演。然而今年
五月十四日的美国《财富》杂志说，日本在１９５０到１９７５年间人均收入增长
了６倍，而中国人的收入自从１９７９年以来增长了７倍。还记得二十年前我们家
里三个大个子男孩被粮食定量限制的滋味，还记得父亲为让我们吃饱自己忍着饥饿
时胃痛的情景，那时候有谁相信十二亿人的中国会粮食过剩？如今再穷的人，也还
是有饭吃的。还记得当时议论外国的高速公路，说是每公里的造价以数千万美元计
，心想咱们还是别奢望了。现在我们的高速公路里程已经是世界第三位。

　　还记得就是在十年前，出国回去能带的“几大件”，是英语培训班里的重要话
题。记得在八九年初，时值国内刚刚被抢购风洗劫，在英国，我和一帮在牛津大学
培训的国家体改所的经济研究生们争论。当他们声称国内生产能力已经“过剩”时
，我无可奈何地摇着头，由衷地感到对这些华而不实的家伙们编的天方夜谭实在不
值得嗤之一鼻。

　　而现在，我们怕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而这个词我在五年前从未听说
过。一切记忆似乎还如同昨日。

　　对一个回乡者，最直观的变化是城市面貌和人的生活。二十年前我们都认为，
现代、发达的象征就是纽约式的高楼大厦群。现在北京上海深圳不用说，就是武汉
，特别是汉口，一个高过一个的商场、酒店、银行大厦批挂着广告彩带和霓虹灯，
耸立在立交桥的缠绕中。我甚至发现武汉的“准”色情区也形成了“规模”。一次
路经武昌的一大街，一些水红色的霓虹灯管作的“茶社”招牌一排好几家，已经形
成了竞争关系。为了避免人们对它们的营业项目产生误解，那些小蹄子们不但此起
彼伏亲切地高声邀行人进去“坐一坐”，还竟然真敢在门口上挂一盏小红灯。这使
我回想起二十年前日本电影《望乡》中日本姑娘在南洋街头向水兵拉生意的情景。
那是刚开放时的一部电影，曾引起了不小的争论，给人印象很深。

　　年前一位从北京到多伦多来开会的年轻人告诉我她对多伦多“很失望”，那些
灯红酒绿繁华景色不过如此，那些名服装店高级化妆品柜“也就那样”。多伦多自
豪的电视塔对她毫无吸引力，她口中吐出来的一串名牌和西方名店的名字我是一个
也没听说过。因为这些在北京都有。这些见多识广的新一代，和二十年前对着一张
西方街景照片而发呆的我们相比，真是换了人间。中国和西方的双向交往的广度和
深度是超出想象的。网巴这样的地方不仅有大学生还有打工妹。小报上更是大量地
从网上转抄新闻、谣言、逸事、色情故事、反美高论、自由呼喊和影视花边，五湖
四海五花八门。国内一样处于信息爆炸时代。如果认为国人还是处在封闭、单一的
社会中，他们目前对西方的想法和立场是因为“资讯封闭”（意思就是“无知”）
，无疑是该接受毛泽东的教导：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
的。

　　有许多人，也是普通人，的确过得不错。和许多朋友相比，突出的感觉是自己
这一辈子再怎么翻身也是穷相。国内人的生活水平要比手上钱的数目要高。一个大
学教师如果能够拿到三万人民币的年收入，日子就很有饱暖之余的想头了。这三万
人民币实际上比在加拿大三万加元过日子强不少。现在衣食住行的费用降低了。请
一桌颇有面子的酒，也就五、六百元钱。小摊上的饭菜更便宜。有回和小弟去汉口
的ＣＤ集市，下了出租车，顺便在路边饭车摊上买四元钱一份的合饭，配上四、五
种肉、豆腐、青菜等，再加上一瓶啤酒，两人共十元，十分钟之后感觉十分充实。
一想在多伦多，五加元的水平线上不但没有这样的好事，而且还有那富有加拿大特
色的百分之十五的销售税，单纯的资本主义优越感一下子复杂化了。

　　所以用汇率计算的中国人均收入完全不能表明实际生活的情况。我知道在加拿
大的中国人，许多挣得比三万加元多得多，但我从没见过有几个能够有多潇洒自在
地享受生活。国内虽然公费消费依然十分严重，但上餐馆吃饭出门旅游等等的人很
多是花自己的钱的。初夏的武汉入夜时，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形形色色的餐馆、酒店
都川流不息地挤满人。有名一点的还要好几天前定座才能保证位子。据说现在流行
健身，打保龄球之类运动十分热。在武汉，保龄球收费按不同时间不同天从一局几
元到几十元不等，几个人打几局下来总要花个两三百元，但宽敞明亮气派的保龄球
馆里常常要很早去才能有空道。打球的人看上多半是年轻人，职业看来不错，倒没
有特别神气象大款的。和家里人去打了有生的第一场保龄球后，第二天全身各部份
都痛苦地“反省”，但心里还说象这样过真不错。小时候，如果见到了或玩到什么
新鲜玩意，就说是“开洋荤”，现在这普通的保龄球还是我在中国开的“洋荤”。


　　　　　　　　　　　　　　　艰难岁月中的“地下党”

　　不过，两三百元一次的保龄球费，又是许多人的一个月的全部工资或退休金。
通货紧缩，也反映许多人的购买力低和内心不确定感。通货紧缩和国营企业关停并
转，大批工人下岗的局面是互为因果。在国内真正吃惊的时候，是到同学原来工作
单位去找他们时，听说已经“内退”或者下岗了。我自己好像工作才开始，怎么当
年高中或者上山下乡的同学就已经退休了？他们好多人因为当年分手后一直不见，
在我的记忆中依然是短寸头、扎小辫、明眉皓齿的小伙子和姑娘，很难把他们和“
老年退休”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后来知道退休还是不错的，可以拿几百块的退休金
，很多倒闭下岗的还没这个长期保证。现在都讲“买断”，就是工厂给你一笔钱回
家，以后你和国家就两清了，工作工资劳保生老病死一切都由你自己作主。自由倒
是自由了，可原来本看不起的那点工资福利一下子变得象骨髓一样珍贵。所以听说
当年我们一起下农村的一位知青现在已经每月拿六百元从工厂退休了，我们都半真
半假地告诉她这可真不错，坐在家里白拿六百元，自己再找点什么事做就更强了。


　　话是这么说，自然大多数人是不会热爱这么从悬崖抛下去的自由的。武汉是一
个重工业和国营企业集中的城市。许多大型国营企业日子艰难。有同学告诉我，往
武重（武汉重型机械厂）的那条街，看得叫人太沉重：全是下岗工人摆摊，艰难度
日。

　　这样的结果是把每个人都推上了拼杀之路。基本上现在只好看各人各显神通了
。时而你可以看到店铺的门口玻璃上贴着招工广告，上写“招店员一名，要武汉户
口”，半西方半东方的就业行规。很多人自己创业。我因为买音乐ＣＤ，和一些店
主有些额外交往，发现他们许多是下岗职工。有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几句话就和
我熟了。他当过兵，当过工人，现在只好帮他姐姐一家守着这么个几平方米的小摊
子。我问他姐姐给他多少钱，答道六百块，而且这还是亲戚价，因为这里不是闹市
不赚钱，前两天旁边又开了一店，又占去一些客源。她姐姐原来和我同年，原武汉
第Ｘ纺织厂车间党支部书记，多年的劳动模范，看在这个份上，厂里给她办的是退
休而不是“买断”，每月还有几百块钱，现在开这个店，指望接济几家人的生活。
说话间他姐姐来了，其神态自然、平稳，话不多，微笑，说话时眼睛直视你，没有
什么拘束之处，看来其弟说得不错，应该是当过干部，是新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主
人”。然而现在她手上遮掩着的是一包从家里拿来的影碟，那几天正逢武汉大张旗
鼓打击盗版，激光盘市面上空空荡荡，但熟客或者是“真顾客”还是可以买到好东
西，这不，等弄清问货的人不是便衣“探子”之后，昔日的党支部书记从衣襟下拿
出刚取来的“密件”，悄悄交给等在店里的买主。无产阶级的党又一次成了地下党
。

　　生活，是无可奈何的讽刺剧。

　　　　　　　　　　　　　　“麻木”的运动

　　表现今天武汉的发展的特点，还有一个好的视角：看看它的“运动方式”－－
在路上行。二十多年前武汉的发展战略叫“两通”：交通和流通。今天的交通当然
是大不相同。让我先引一段最近中新社五月二十五日关于武汉的“另一面”的新闻
报导：

　　　…（武汉）“另一面”之二：行人“路上窜”，“麻木”满街转，的士抢道
欢。　武汉拥有人口八百万之多，还有众多外来人口，他们给武汉带来经济繁荣　
的同时，也给武汉制造了许多“麻烦”。其中之一便是行人违反交通规　则，几乎
没有多少行人遵守交通规则走“斑马线”过马路的。许多人对划　在马路中间那道
被视为“命线”的不可逾越的黄线视而不见，悠闲横穿，　“胜似闲庭信步”，导
致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机动三轮车，武汉人俗称　“麻木”。这些在大街小巷肆无
忌惮，乱窜一气的“麻木”，成为武汉交通的“麻烦制造者”。行驶在市区的万余
辆的士，更是蛇行狂奔，逢车必超，逢道必抢。在小东门等不少交通要道口，只要
一遇红灯或是塞车，的士们总是“奋不顾身”抢道，本来只有三车道的马路，他们
硬是挤出四车道、五车道来。交通更为拥塞，事故频发。有关人士指出，武汉市所
发生的交通事故，的士肇事占大半。

　　……

　　据我的观察，以上情况多半属实。武汉人之所以俗称机动三轮车为“麻木”，
据说在于这些车夫都面无表情，近乎麻木。他们本来的定位是，在狭巷和其它车辆
不去的地方，为行人省个一两公里的步，但是实际上他们遍布大街小巷，如同蝗虫
，对身边的一切车来车往均“麻木”无睹。取缔他们似乎比北京取缔小巴要难，这
些车夫多是下岗人，所以“麻木”代表的是生存危机问题，是武汉在变动时代中争
扎的喜怒哀乐的总和，是今天城市的痛苦的面容。

　　但是，做无规则运动的，不仅仅是“麻木”们，也不都是生存极端所迫。据说
上次朱熔基到武汉来评价它是“县城式的城市”。这正是我多年对武汉地域风土人
情的总结。虽然在抗日时三十万人的武汉已经被称为“大武汉”，其实这个城市的
心态，眼光、思维、趣味，颇象一个群山环绕的中小城市。它和乡村的距离，大于
它和现代世界文明的距离，至少在人心中是这样。武汉人的特点，应该由它的郊县
人的特点和传统来定义。那些纯朴、暴躁、讲义气、针头线脑上自我得计而得意、
过简单快活小日子、被老婆和丈母娘追得团团转的小伙子们，多少年还是这样，一
切类似于如何一望二看三通过之类的规章制度的教育基本上是白费蜡。对飞奔的车
辆麻木无睹的不仅仅是“麻木”们，几乎每个人都敢站在大街中央让左右车贴着前
胸后背飞过，寻机在最小的车流间隔中插到街对面去。这种把自己生命完全交给司
机们的仁心和状态的轻淡举动，时常叫我想到我们自己的一些特点。这里的信赖，
勇敢和服从全都是在不应该的方位上，它们的并存结合，形成我们称作一种叫作国
民“素质”的东西，在高楼大厦下面，其实我们离所谓的现代化还有比看得到的更
大的距离。

　　所以，可以想象，在市区坐出租车出行，对外来不适应的人，不时会有点探险
的刺激，有时竟让我回忆在洛杉矶好来坞电影乐园中坐的“回到未来”飞行游戏，
好似在火山峰巅和坠谷间上升俯冲。为了符合当今的生存竞争环境的需要，中国的
出租车司机敢说世界一流，个个都身怀绝技，一律采用临界撞车的边缘技术打开前
进的道路。他们行路有如枪林弹雨中抢山头，讲究遇险而上，在车流人流中左右穿
梭，在绝对不可能的状态下插入和换道，时时提防有如流星般斜射过来的行人、“
麻木”三轮、卡车、以及同样也高度警惕着乱窜的同行们，不过他们总能把精神饱
受刺激的乘客安全准时送到目的地。我多次在高峰期穿乱市赴酒，却还没有迟到过
一次。

　　实际上，和上面报导的“事故频发”相反，在武汉的两个星期里，不但没有看
到车祸，甚至连堵车的时候也比想象的少和短，至少和我在加拿大４０１公路多伦
多区间碰到的堵车相比是这样。车祸我只看到一次，后面的出租车没急煞住，膨的
一声抵到前面的出租车屁股上。前面的那位歪着嘴下来说“你是么样开的车？”，
看看自己的车屁股，似乎没什么大溃烂之处，先把一块大概早就悬挂在那里的什么
板子推上去（对武汉的神龙富康车的结构没有多少了解，看不出是什么东西），然
后将后挡杠踢了两脚，看踢下来的只是一大帮灰，便头也不回上车走了。我想，这
要是放在北美，少不了两人要首先渡方步细细检阅车子，看外表、思考除了表面油
漆是否车的整体结构框架也受了内伤的问题，商量是自己了结还是找保险公司，然
后交换电话号码、驾驶执照号码、保险号码，以便日后好商量。而在这段公务期间
，交通将更恶化，每个人都得小心翼翼地绕过他们，常常一大批遵守规矩的车堵在
后面回不了家。

　　武汉现在的进步是路上有黄线、白线标明规则。据司机说，考车时都说好了，
黄线是不能过去的。但实际上小车大车公汽的司机们不但一有机会就在黄线这面开
，而且还公然鸣笛让迎面来的车躲开。我一看到自己坐的车的这种高昂的架势就哭
笑不得。我发现武汉出租车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还大都能按时到达的诀窍就是，造
乱、乘乱前进。当一个方向的车堵上了，如果黄线那边对方方向道上空空的，在北
美，每辆不能动的车都会老老实实在线这边呆着等着，黄线那边有如雷池。而在武
汉，没有人会犹豫不把车开到对过去利用闲置的空间前进的。这样反而“更有效地
”“合理”利用了资源，堵车自然常常更快地缓解了。回来之前，听说武汉市政府
下一步任务就是强化司机们对黄线的权威性的认识，过此线将如同过了三八线一样
性命不再有保障。我听了自然是又高兴又害怕。暗地里有点希望政府在这上面的效
率有些“合理的滞后”。

　　　　　　　　　　　　　　对立矛盾统一的中国

　　今天的中国是这样一个复杂状态，在其中既有乐园也有炼狱，乐园和炼狱各自
都拥有一大批“该在那里的”和“不该在那里的”人。努力的和游手好闲的，有能
力的和无能力的，读了很多书的和没读什么书的，读这种书和读那种书的，在机关
的和下海的，在这个机关的和在那个机关的，“好人”和“坏人”…乐园和炼狱里
都有。面对同样的人不同下场，我不断想起的一个词就是运气。处在这样一个创造
性和历史的时代，说“适者生存”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或指导意义。一切都只能根
据结果才能知道原来什么叫“适”。在理论上，大家都知道，自由经济、市场、法
制、知识、技术等等是发展和发财的基础，在目前的中国，这个逻辑多半指的还是
理想状态，即使它发挥作用，也常常是“非自由”力量推动的结果。最近这一年，
知识分子的饭碗普遍比较香了，多半是因为国家大幅度提高教育经费和教师工资，
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在市场上直接创造了多少生产力。在中国，新的希望和方向
，和旧的历史和力量之间，并没有简单的正面或负面的关系。“集权”的中央政府
是中国走向经济自由化和世界接轨的带路人。内容和形式之间的错位可以毫不在乎
，也就是不搞争论，过瘾再说，不用深切。这不由得让我回忆上次回国时留给我的
另一个有趣印象。家门口不远刚开了一个银行分行，开张那天请来了两排礼仪小姐
，和一个铜管乐队，站在门口迎接贵宾祝贺。礼仪小姐们个个身材高挑，红颜浓装
，穿紫红底绣金龙的旗袍，身上斜披红色条幅，在花蓝锦旗中间，颇丰旖美丽，笑
容可掬，叫人浮想连翩。不一会儿，指挥一声令下，铜管乐队开始奏乐，第一个曲
子，你猜是什么？－－“大海航行靠舵手”。当时你想不乐也不行。

　　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腐败和环境压力。一个大学同学，在酒桌上激动说起他最
近看了一本书，描述清末国家乱象、面临崩溃的情景，暗喻当今，非常象，非常叫
人感叹。一时间同桌人皆肃穆谙然。然后我问他这种“崩溃趋势”的最主要的原因
和标志是什么，答曰：“腐败”。我想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青年时代的一个熟
人，当年文弱书生一个，身子可真叫单薄弱不禁风。大学毕业分到政府部门管事，
十多年后见他，几乎每一个熟人都大吃一惊，身子骨架还是那么细小，所以全身的
肉都挂不住而下坠，坐下来时，呼吸已经是喘状…一副疲惫病势的酒囊饭袋样本。
这些年他怎么吃成…过成这样？养尊处优至于这样吗？

　　短期回家，见的都是同学，骂贪官，但不知道谁是贪官。谁也不敢问这位当年
的“撇撇”如今是怎么回事，可能把他当贪官形像处理是冤枉，至少在西方，真正
的资产阶级都比较瘦，无产阶级才胖。可是见他第一面的一霎那，我就是觉得小时
候漫画中脑满肠肥腐化堕落垂死挣扎的大资本家来了。简直叫人难以置信一个小官
的位置能把一个胆小慎微的人变成这样。

　　不过，玩笑话放一边，我还是抱乐观的态度看待中国未来，或者说是谨慎的乐
观。原因有很多，除开我们因为多年不见，对进步之处容易感受之外，以前提到过
的“微观积极性”是一个。每天清早，路边的摊贩和歪歪斜斜的小饭馆都忙开了，
生火的，就着水沟杀鸡割鳝鱼放血的，脏稀稀乱糟糟灰蒙蒙热腾腾。晚上深夜十二
点之后，和弟弟们出去试“大排档”，到那里看，几里地一片灯火，各家搭的棚子
连绵不绝。那些脸上涂着不成样子的胭脂的业余招待们远远看见我们，就象戏里的
乡亲看见八路一样，冲上来（绝不夸张）抓住我们胳膊就往自家的棚子下面拖。常
常是几家争抢一群顾客。我们在初夏深夜的凉意中喝着白酒，尝着只有咸和辣两种
味道的炒菜和硬帮帮的田螺，度过了我们骨肉兄弟多少年没有在一起自在的难忘时
光。生活，对我们，和对周围这些陪笑脸争顾客的“乡亲”们，过法不同，但都是
一言难尽。这些人给我的一个感受是，今天中国老百姓已经在自己打点自己的活法
了。这些忙乱的人们，不管是因为下岗绝路所迫，还是因为至富的欲望所驱，他们
已经走出了过去依赖国家安排生老病死的命运，他们很可能曾经对国家把辛苦半辈
子的他们推出去满腔悲愤，然而现在，他们放弃了悲天怨人，开始了自己的－－是
的，自己的－－冲杀。

　　这些人在悲痛和屈辱中转变、奋斗，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种微观的积极机制，形
成了一种经济和财富的活动细胞，如同我在长白山原始森林中走过的弹性有机土壤
。这些老百姓是在为中国孕育新的社会结构，新经济，和独立人格时代。他们做出
的贡献的重要性，需要足够的再认识。这是我为何在中国的乱象中看到有序和光亮
。它是更根本的社会力量。中国正在上升，因为她的良性变革正在深入。

２０００年八月草
２００１年五月３０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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