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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dox (坎烟), 信区: Feeling
标题: [转]我在北京当了两个月“地老鼠”－底层生活散记 4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Wed Jul 30 10:42:30 2003)

　　我把经过跟露露的那姐妹说了,那姐妹倒也镇静,只是有些疑惑:没听说最近要扫黄啊?
这个露露,准是证件又出了问题。她就是粗粗拉拉，屁眼大得把心都丢了。那姐妹想想，说
问题不大,马上就能办,捞得出来捞不出来,得看运气.说完就跑到楼上门口，猛打了一气手
机,自去忙着“捞人“去了。
　　这一夜，我在忐忑不安中度过，凌晨四点才昏昏睡去。小宋和露露的影像，交替在梦
中出现，构成一段段古怪的情节。早上醒来，却又一点儿都回想不起来。第二天，又在期
待与失望中捱过，两人都是音信皆无。老板吩咐电工，把小宋的东西收拾了，暂存在电工
房里。他一整天铁青着脸，总觉得是做了件得不偿失的事。若小宋真的跑了，这花脸乎哨
的几件行囊又又何用？我并不太担心露露的命运，她掉脚恐怕不会是这一次，估计自能应
付。却猜不透小宋到底出了什么事。跑了，是绝无可能，唯一的可能是失去了自由。不过
，他又能犯什么事呢？
　　地下室里猛然少掉这两个特色人物，一下就失去了生气。我心理上尤其不能适应，觉
得同甘共苦的伙伴好像就此不会再见面了。他们两个虽然势同水火，但苦熬无奈之状又何
其相似，实是一棵藤上的两个苦瓜。我与他们仅仅认识二十来天，却似共事了许久的同事
，他们突然一走，连起居坐卧都变得索然无味了。往日相处的平常细节，丝丝缕缕，都让
人怀念。
　　趁着这个空当儿，好像我应该讲讲我自己了。往事很多，那只是我的一个背景，与地
下室实不相干。但有些事，是决定了我今天这种命运的原因，不可不提。我十二年前南下
深圳，从一介书生变成公司白领，卖命多年，辗转流徙，终于在海南一家房地产公司站稳
了脚跟。老板器重自不必说，而且由于性情投契，两人的关系已不是主仆关系，几经荣辱
沉浮，已成兄弟一般，公司产业有我一份，已是笃定之事。
　　古人常讲“满则溢”，“物极必反”，这鱼龙变化的事真是无道理可言。那几年，海
南的房地产盛极而衰，我们无事可做，又没有像潘石屹那样果断移师北上，结果就在原地
蹉跎着。炎夏日长，我无以消遣，千金买笑、笙歌宴饮的事，也不多了。一是鼎盛期已过
，诸事要顾及长远，不能有今天没明天的胡来；二是经济萧条下去，三陪素质也大不如前
，有的竟就是三家村的野雏儿，放下锄头就进了欢场，令人无甚胃口。忽然一日，路过书
店，进去逛逛看，竟有久不见汉官威仪之感。随手购得几本，回来后竟读了个昏天黑地。
想我当年也是嗜书如命的人，读得痴了，竟不知外面世事已经变化，人人都在捞钱，我居
然能关门写诗，想着做捞什子北岛顾城第二。直到老婆忍无可忍，移情别恋，与一笃实汉
子定了山盟，要去共创小康，跟我摊牌谈离婚了，我才如梦方醒。男人之痛，莫过于此啊
。我激愤之余，胡里胡涂就下了海，从此手不碰卷，只拜孔方。一晃儿十年过去，我既视
婚姻为畏途，又把那读书看成是天下第一蠢事。虽未自己打下一片天下，却也享尽浮世繁
华。中间妙趣，这里已不宜再说了。总之是孑然一身，花天酒地，就这么做了个快乐的王
老五。
　　待伤痛渐愈，十年后重新拾起书本来读，竟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尤其那日本的小说，
委婉细腻，韵味深长，伴我度过了很多无聊时光。我在公司是元老，半个家由我当着，行
事古怪已无人敢于指责。即使老板对我，也格外宽容。于是我身在曹营心在汉，重新做起
了文学梦。上班时间，堂而皇之，或写小诗，或写散文，试着到当地媒体一投，竟每发必
中。我欣然面有得色，不知这不过雕虫小技耳，却以为是天生我才。偶有斩获，便向职员
吹嘘一番。那些年轻职员懂得什么，又惧于我的权势，自然附和说好，我便越发的不知斤
两了。
　　直至有一次，我浏览报纸，忽见大作家退之先生要来给文学青年讲课，便头脑一热，
想去一睹名人风采。当下打听好了时间地点。某晚，命司机载我去学院，混在青年学子当
中，聆听了退之先生的一堂文学讲座。不想，先生的一席慷慨之辞，竟造成我命运天翻地
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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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之先生侃侃而谈,不因听众大半是年轻人而轻慢半分。话题不知如何,就转到有偿报
告文学上去了。先生语气骤然激愤,他说:自古以来,文章乃担道义之事,谁见过有拍马文章
能流传下来？诚然古人也有干谒权贵事，但就是诗圣杜甫的《大鹏赋》，也难以流传。至
于给富人写拍马文章，更乃骇人听闻。文章书册堕落到此，不如直接去印钞票。古今中外
，名著万种，诸位听说哪一部是为富翁唱赞歌的？文人既然从文，当是不屑于龌龊事，如
要龌龊，又何必舞文弄墨，直当婊子去算了。
　　先生虽不是在说我，不知为何，我在底下听得如坐针毡。忽然觉得文人之伟大，简直
顶天立地，只逼出我那西装下面的“小我”来。先生演讲完，学子们蜂拥而上，东问西问
。我两手空空，无以为敬，只好挤上去，双手递上名片一张。先生接过，看了，貌谦而实
倨，微笑道：对不住，我从来没进过什么公司，也就没有什么名片可送你。我听了，顿时
无地自容，以为眼前就是鲁迅再世，红了脸，支吾两句，便落荒而逃了。
　　那晚回来，我失魂落魄，晚上竟一夜未眠。先生之高风亮节，衬出了我的渺小。不要
说那些狭伎风流的事，就是我洋洋得意的办公室谋略，也不过都是小人的龌龊。现下的所
谓公司，大多其实是小朝廷，老板坐上大班椅，感觉就是在做皇帝。而职员就是一群没有
脊梁的臣子，靠溜须拍马谋碗饭吃。我历练多年，已深谙此道，知道老板的痒处在哪里，
知道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先是鞍前马后，夹着尾巴做人，其实不过是办好了差，不忘表功
；办砸了，则死不承认，能推责任就推，推不掉就强调客观。老板生性粗疏，懒得过问细
事，竟事事都交给我办。我小心从事，决不违拗，总哄得老板高兴。也有那个把耿直的职
员，觉得老板的某些决策，实在低智，免不了要发些牢骚，传到了老板耳里，下场就是走
人。而我韬晦有术，几年间就做到了一人之下。有那不知深浅的后来者，以为取我而代之
易如反掌，视我为晋升途中最大障碍，每每为了邀宠，便向我发起攻击。我则先行忍让，
从不逞匹夫之勇。待挑衅者以为我不过尔尔，则不免大意，行事必然乖张，露出些破绽来
。我则无意间向一二同事稍稍提起，有那好事者，便会跑去向老板报告。老板来征询我的
意见，我这才施展反击，痛陈此人之不可靠，对手的结局可想而知。如此，屡试不爽。久而久之，职员都知道我一手遮天，想邀宠是不能绕过我的，于是纷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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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种种，现在想来，都是我年轻时最痛恨的小人行径。现在，我不以为耻，反倒沾
沾自喜。人要堕落，为何竟如此之快？想了一晚，早上，我叫来司机，载我至海滨，看了
大海碧涛良久，终于问自己：人，怎样才不算枉活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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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那以后,我订了《读书》杂志和《中华读书报》，开始了思想回归的历程。九十年代
的后期，有几个词是知识分子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比如“人文关怀”、“精神家园”
、“坚守理想”。这些东西，打中了我的思想软肋。我想，我的精神，确实脱离了家园，
游荡得太远了。我们这个公司，在九十年代前期，曾在三年内，折腾光了2700多万资金，
最后换来的是一片荒草地。这些钱，没有一分钱是劳动创造出来的，都是公司通过各种乌
七八糟的手段借贷来的。当我跳出了商界这个圈子来审视我们这群人的时候，确实惊出了
一身冷汗。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寄生虫。2700万不可能是银行凭空
印出来的，而是有人一元一元地用劳动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变成了银行呆帐，变成了杯
盘狼藉，变成了一片荒草。我们当初的注册资金是假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假的，我们的
经济活动整个都是假的。在挥霍掉2700万的日日夜夜里，只有荒淫无耻，才是真的。
　　退之先生唤醒了我的良知，一种人文主义情怀在我心中滋长。我每天仍在上班，做计
划，发指令，职员们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但思想的风暴始终在酝酿。直到有一天，我在电
视里看到一则公益广告，得知只要肯出手捐助200元钱，就可以使一个失学的乡村孩子上一
年学。风暴终于摧枯拉朽地袭来。我拿过了计算器啪啪按了几下，得数让我目瞪口呆：我
们挥霍掉的2700万足可以使13万5千个失学的农家子弟读一年书。我是个因为文革而少年失
学的人，又是个在穷乡僻壤呆过的人，精神上嗷嗷待哺的苦难滋味，终生难忘。我知道那
意味着什么。有那么一段时候，我耳边总是恍惚能听到13万个孩子的饮泣声。我知道那是
不可能的，但就是挥之不去。我无法想象2700万变成现金能有多大一堆，我只知道：我们
已经罪恶如山！
　　终于，我跟老板摊牌了：我要走。既然我已知道了罪恶，我就再不能与它共处哪怕是
一天。老板当然无法知道我的思想变化，他掩饰不住惊奇，说：你干嘛要走？这公司不就
是你的么？你要到哪儿去？你还能干什么？我说：我要去北京，我要去搞文化。老板说：
在公司你有房有车，我待你像亲兄弟。这两年是不大景气，但我们的艰难期马上就要过去
，好运就在眼前。我问你，你到底要什么？我说：人各有志，并不是你对不起我。我此去
决不是为了钱。我私人帐上还有若干，实际上是你帮我赚的，公司现在需要钱，我还给你
，只留下机票钱就够了。老板拍案大怒：你疯了！你到北京靠什么生活？我说：北京我有
朋友。老板气得站起来又坐下：你，你，你老糊涂了，朋友还靠得住吗？我说：我相信靠
得住，我们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老板无言良久，突然爆发了：好，你走吧！走啊！我
不要再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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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南那段生活的最后一年半,我思想上的冲突和对人生意义的考虑,远比上述的要复
杂得多。在九十年代，受人文主义感召而放弃商界位置，甘冒清贫生活的风险投入文化事
业的，不能说绝无仅有。但我知道是极其少见，且不能为人所理解。
　　我走的时候，完全是低调处理。老板未再挽留，也未在公司宣布我的离开，一切都像
只是出一趟长差的样子。我遵守了我的诺言，把我的存款转给了财务部，作为我临时借给
公司的钱。直到最后一天临下班时，职员们还在频繁地向我请示工作。是啊，多少年来我
已是公司里的灵魂人物，是机器上的主轴，所有的人都无法想象，没有我，办公室该怎样
运转。最后一晚，我坐在别墅凉台上，听着芭蕉树叶在暗中悉簌作响，许久不能入眠。

　　第二天一早，我只叫了司机来送我，他憨厚寡言，跟了我多年，这次似乎察觉到了什
么，一路上闷闷不乐。在机场，托运完了行李，我跟他作别，他问：什么时候回来？我说
：说不上了。他欲言又止，最后终于问了一句：副总，你没有什么事吧？我忽然有些伤感
，握了握他的手：兄弟，回吧！
　　带着近乎悲壮的绝决心情，我飞向了北京。我知道，这一次是净身出户了，前程多有
不可预测处。我所有的财富，就只是心里火一般炽热的人文主义信念了。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到了北京还不到一个月，就陷入了绝境。不要说实现人文主义
理想，连容留我的寸土之地都很难再找到了。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在北京的两个朋友，老黑和老白。他们是我在八十年代认识的
，当年都是年纪相仿的文学青年。我在南下深圳之前，曾去北京试探过出路，与两人过从
甚密。这两人，可说是“老北漂一族”，那时我们共过一段患难，试图用文学换饭吃。我
们给当时还健在的大诗人艾无双、冯独秀办过创作生涯研讨会，也去挨门拜谒过各大杂志
的主编大人。我南下后，与他们的联系一直未断。我在海南如鱼得水时，他们还在北京苦
苦地漂着，执着地要在这个文化之都踢开一扇门。两人中我与老黑走得较近，每次去北京
出差，总要去看他，尽其可能为他提供我所知道的用文化能够谋生的线索。到了九十年代
末，情况有了变化，两人突然间暴发了。老黑注册了一家公司，玩了几次资产重组，把河
北一家奄奄待毙的国资老矿收归名下，成了个有亿万身家的大老板。老白从承包报纸版面
开始，进而做书、买电视台广告时段，斩获甚丰，也是一俨然小富。
　　我在决定去北京之前，他们早就数度在电话里邀我前往，以共襄大计。提起当年我们
借住在单位单身宿舍里，彻夜连床而谈的往事，都不胜嘘欷。老白说：你来吧，我正好承
包了一个文化杂志，你来当主编，咱们搞他个中国的时代周刊。老黑说：你早该来，在南
方混什么，我这里钱虽不多，包下哥们儿吃住不成问题。你我谁跟谁？明天我去方庄小区
，给你租一带钢琴的房子，没事你就弹钢琴玩吧。老黑和老白承诺的两件事，我反复在电
话里与他们核实，直到我认为即使里面有百分之五十的水份，情况也不至于太糟时，我才
下了最后的决心。
　　我的这一赌实际下得是太冒险了。我一是完全低估了他们在北京浸淫多年，所沾染的
八旗遗风程度。有骆驼不说牛，满嘴跑火车，就是对此最形象的说法。二是完全低估了商
业伦理对人心的改造，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不再是当年颇有热血气概的文学青年了。实
际发生的情况令我椎心刺骨，到今天都不愿过多提及。简要的情况是：老白的时代周刊根
本还没谈下来，而且即使谈下来，他也只占小小的一股，左右不了人事权。从我到北京之
日起，就没见过这周刊编辑部的大门是什么样子。老黑的态度也很古怪，把我接到一个二
星宾馆，说：这老板是咱哥们儿，你先住着，我已经交了半月房钱，完了你让他找我要。
方庄的那房子，嘿嘿，我这两天周转有点问题，你先绷一阵儿。然后两人就踪影全无了。
老白说，他正抓紧“跑部”，争取把周刊拿下来。老黑说，河北的老矿工人情况不稳，他
要去安抚安抚。把我一个人撂在二星宾馆，天天看窗外的永定门车站过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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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开始完全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机，即使我事先设想了一万种可能，也决不会想到
是这种状况。头几天，我还优哉游哉地到处访亲拜友，有时候去故地重游，看看八十年代
住过的老地方。十几年过去，物是人非的感觉很强烈。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在本文开头
提到的那个姐们儿，她叫潘婷。当年只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报社记者，后来到英国牛津去
晃了一晃，回国后干起了一个好行当，专门培训CEO。眼下已颇有知名度，即便大集团的老
总在她面前，也要虚心聆教。潘婷早年是清清秀秀的一个女学生模样，现在已经变得异常
干练，商界的机巧似乎都在她的股掌之中。她现在诸事顺遂，为人妻母，豪宅别墅置下各
一套，自己开了辆宝马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走运的人。潘婷有一天请我吃饭，连带着
叙旧，席间她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是我先客套了一句：如今你是大忙人了。潘婷淡淡地
说：可不是，下了班也要应酬。都是国际大公司的老总，不去总不好。我问：活动很多吗
？她摇头：一般的我不会去。想跟我交往的人多了，我都对他们说，不开奔驰的，不要来
找我。我不由一怔，潘婷笑笑说：你当然不同，我们永远有共同语言，我愿意跟你聊文学
。我叹道：潘婷啊，咱们是两个阶级的人了。潘婷就说：什么阶级？我不这样认为。不开奔驰，确实就不在一个档次，没法儿谈。谈到我此行的目的，潘婷很羡
慕：搞文化，写作，多好啊！我现在还停不下来，不过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
能安心写作。我说：那好，但写作也要不了多少物质基础啊。潘婷略想了想说：人哪，上
去就下不来了，我不能想象靠一千多块钱怎么过日子。告别了潘婷，我在想，在我们这时
代，像她那样幸运的人能有多少？
　　我在永定门宾馆窗口数了无数辆火车，给老白打了无数个电话。回答永远是：再候候
，快啦。老黑好像始终在河北老矿没回来，手机时开时关，不容易联系。有一天，我从外
面回来，叫服务员开门。服务员说，你这房早到期了，我们老总说，没他的话，不能开门
。我打了宾馆老总的手机，问他：你什么意思？撵我走吗？撵我也得让我拿出东西来呀。
宾馆老总说：不是那个意思。老黑只交了十天的房钱，这人就不露面了，怎么回事啊？我
这宾馆是有上缴利润指标的，时间长了我也受不了，你还是催催吧。门马上就能开，可明
儿又怎么办？我给老黑打电话，手机关机。给老白打电话，老白说：老黑这事儿怎么办的
，等他回来我跟他碰碰，你再忍忍。我挂了机，明白自己是掉进陷阱了。两个朋友，谁也
不会对我的现状负责了。只是我搞不明白，既然如此，当初为何热情邀请我来？难道说话
是不用通过大脑的？或者是他们纯粹想让我来看看他们今日的发迹，就算完了？
　　这一夜我想了很多，海南公司老板的话始终在耳边回响：你疯了，朋友还能靠得住吗
？是啊，我的弃商从文，竟是这样一个结局，问题出在哪里？
　　第二天一早，我走到永定门桥上，望着上班的汽车和人流，终于明白：在这个一千万
人口的都市里，我已经被遗弃，无人可以再帮助我了。我当初放弃了公司，实际是放弃了
我自己争到的一席生存之地。它无关道德，只是个现实问题。现在，我的脚下不再有那一
片坚实的土地了。我现在是站在了流沙上，沙子随时要把我吞没，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
，只有我的意志与七尺之躯。对文化的膜拜，是因为我长期在商界混而产生的一种错觉。
文化是不是有那么美好是一回事，但像我这样把生存的问题忽略了，把前程寄托在所谓友
情之上，才是不可原谅的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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