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eling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sinba (辛巴), 信区: Feeling
标 题: 【冰点】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6月14日19:26:29 星期四), 站内信件
我为何逃出大学
本报记者 吴苾雯
这天刮着北风,北京城里沙尘蔽日。小路骑车赶到约定地点。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是在去年8月。
那天,一位朋友从香港来京,晚上约了几位新知旧友在城东的一家酒楼小聚。席间,
朋友的一位旧友谈起了她的儿子,说:“苦熬了十几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可是没
读到一半他就跑出来了,连文凭也不要了。他的一个同学,以高分考进上海一所重点大
学的计算机专业,只读了一年也跑出来了。还有我老同学的儿子,在北京上大学,也在
闹着要退学。你说,这些年轻人是怎么了?就是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想做自己感兴
趣的事,也得先拿到文凭啊……”
正说着,一位高个儿,梳着马尾辫,穿着大红T恤,背着黑色摄影包的年轻人推门进
来。
“这是我儿子小路。”她马上打住话头,给大家介绍说。
小路朝大家微笑着点头。因为是母亲的老友请客,他坐下来便狼吞虎咽。母亲心疼地
看着他,低声地问:“中午是不是又没吃饭?我知道,给你的钱你都拿去买影碟了。”
分手时,小路母亲悄悄跟我说:“他也许愿意跟你谈谈,你问问,他是怎么想的。”
这之后,我曾多次给小路打电话,都是他母亲接的。他不是在忙着拍电影就是去法语
班听课或是去酒吧看电影会朋友。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我终于在电话那头逮着了小路。他很痛快地答应和我聊聊。
“18岁以前,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人生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上大学”
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都是好学生,虽然初中毕业以几分之差没考上重点高中,但是
高中三年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那些年,我满脑子就想着一件事:一定要考上大学。
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不像我有些同学的父母那样将考大学挂在嘴边上
,但是他们每一点细致入微的关怀,每一句殷殷叮嘱的话语,都能使我感觉到那份沉甸
甸的期望。我还有一位姐姐,她在国内读了大学后,又留学日本,每逢谈起她,爸爸妈
妈总流露出掩饰不住的骄傲。那时,姐姐就是我的榜样,姐姐走的路就是我应该走的路
。
后来我才明白,不管我和我的同龄人愿不愿意,上大学,这似乎是一条规定好了的路
,在我们前面,已有无数师哥师姐从这条路上走过,在我们后面,还将有无数的师弟师
妹从这条路上走过。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你们人生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考
大学。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出息,才会有前途,只有考上大学才能端上金饭碗。而对于父
母们来说,那还是脸面和荣耀。
为了考上大学,虽然我没有头悬梁锥刺股,学习也算是刻苦的。我不喜欢英语课,可
是为了高考不拉分,我不得不硬着头皮背单词,记句型,那些日子我背得昏天黑地。虽
然下了这样的苦功夫,后来进了大学,我对英语也没热爱起来。上课时,我不得不跟着
老师的指挥棒走,因为老师告诉我们,只有跟着他走,才能考上大学。
记得上高中时,语文老师让我们给课文分段,并写出段落大意和课文的中心思想。我
向来就对这种划分段落,总结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作业很反感。一篇好文章,一千个
人阅读,会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怎么可能只有一种答案。况且,划分段落也是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可能只有一种划分。我想,如果请文章的作者来做这样的题,
说不定也会做错,因为,他绝对不会是想好了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才动笔写的。可是老
师告诉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保留,但是考试时,必须按标准答案答题。
一次,化学老师给我们布置课堂练习,我做错了一道题。老师罚我回家后做100道化
学题。其实这种惩罚在不少校园一直盛行,罚读一百遍书的,抄写一百遍课文的,罚去
学校操场跑10圈的。老师也许是恨铁不成钢,可是,这种惩罚在学生心灵留下的阴影和
伤痛也许会伴随一生。
上小学3年级时,我爱上了摄影。开始,也就是拍拍风景照。后来,我进行了一种尝
试,就是将正活动着的人或动物拍成一组,我将这种反映连续动作的照片给同学看,同
学说你这拍的有点像电影。我一下子很振奋,觉得拍电影也许并不是什么难事。
虽然当时的想法很幼稚,但是后来我知道了,我的兴趣和爱好其实早在小学时就开始
潜伏在身上,只是为了考大学我闭目不见而已。因为上大学与玩摄影比起来,前者似乎
实惠得多。一直到上高二,寒暑假时,我还偷空骑自行车出去拍照。那时候,我甚至有
一个很宏伟的拍摄计划,我想将北京城里的胡同都给拍下来,为正在不断消失的胡同留
下一份史照。我陆陆续续已经拍了不少胡同。可是到了高三,一日重似一日的学习压力
终于使我不得不中断拍摄计划。
为了考上大学,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那是我对自己内心欲望的一次妥协。后来
我才明白,那种欲望并不是我自己的,它是外界强加给我的,因为我并没有想过:上大
学以后呢?以后的路怎么走?回想初中到高中那6年,其实是糊里糊涂过来的。我从来就
没有问过自己将来想干什么,从来没有真正审视过自己。因为在那时,上大学似乎已成
为我的终极目标。
这种随波逐流,在我填报大学志愿时可略见一斑。1997年,我参加了高考,总分超过
了重点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填报学校和专业时,虽然我很想上电影学院,可是听说电
影学院不是重点大学便犹豫了。父母建议我报考上海一所重点大学,我很喜欢上海这座
城市,于是,学校很快就敲定了。父母问我想学什么专业,我将那所大学所有的专业都
看了一遍,似乎没什么感兴趣的,后来觉得自己化学还可以,就胡乱填报了“高分子材
料与工程”。
当时我的感觉,就好像一场马拉松比赛终于跑到了终点,我只知道自己是胜利者,其
他我都不关心了。
“进了大学才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
刚进大学时有一阵子兴奋和新鲜。可不到一个月,这种感觉就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
沮丧、失望、苦闷和彷徨。
因为我发现,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我为自己错误的选择而懊悔。最初,我也
曾试图说服自己干一行爱一行,也曾尝试着进入学习状态,但是,我最终不能说服自己
,如果干了一辈子也不爱这一行怎么办?我为这个假设的结果不寒而栗。
不热爱自己所学的专业,也就没有了学习的热情和动力。第一个学期我算是硬着头皮
撑过来了,各门功课勉强及格。可是到了第二个学期我再也打不起精神去听课了,同学
去上课,我就躲在宿舍读自己喜欢的书。那个阶段我读了很多书,尼采的、弗洛伊德的
、泰戈尔的、惠特曼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托尔斯泰的、钱钟书的……有许多书都是
原来我一直想读而没时间读的。我还开始写诗,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想当诗人,而是
宣泄内心的苦闷。在当时,读书和写诗成了我缓解内心苦闷的一种手段。
那段时间我很彷徨,我不知道脚下的路该怎么走。如果就此放弃,寒窗十几年的努力
将付之东流;如果不放弃,学一门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是一种痛苦,也许会是终生痛苦。
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计算机系一年级的S君(请原谅我不说出他的名字
)。
S君来自青岛,虽然他学的专业令许多人羡慕,可他自己并不喜欢,他喜欢的是音乐
,他收藏了1000多张CD,书桌抽屉里,衣服箱子里装的全是CD。自从进了大学,S君就很
少去听课,不是躺在床上听CD,就是趴在桌子上作词作曲。大一上学期,他每门功课都
亮了红灯。我没有问过S君,他为什么要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也许是父母武断的决定,
也许是阴差阳错的无奈,也许是像我这样糊里糊涂进错了门。因为在我的同学中,不少
人就是这样进来的。
如果在大学生中作一个“你所学的专业是你喜欢的吗”的调查,也许会有一半人回答
“不是”。因为当初,大多数人都将考上大学作为底线,而并非将志趣和爱好作为底线
,不管是考前填报志愿还是考后填报志愿,都会有人为了能上大学而作出无奈的选择。
在我的同学中就有些人是因为“服从调剂”被调剂过来的,现在所学的专业与他本人报
考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这个调查结果成立,该是一件多么可怕而又不幸的事啊,也就是说,大学生中有
一半人是在学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不知有没有人对大学生的就业去向进行过追踪调查
,他们中有多少人是在干本行?如果学了4年又干别的去了,对于个人来说,辛辛苦苦拿
到的文凭只不过是一块敲门砖。可是对于教育资源本就短缺的国家来说,却是一种极大
的浪费。
认识S君后,我们常在一起唱歌、弹吉他、聊天,也倾诉各自心里的苦闷,我们觉得
,仅仅为了一张文凭在学校混下去,是浪费生命,不如离开学校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喜
欢做的事。
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明白了,我之所以对所学的专业提不起兴趣,是因为那个在儿时就
潜伏着的梦苏醒了,摄影才是我最喜欢最热爱的。
1998年5月,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态度坚决地提出要退学,并谈了退学的种种理由
,我说,我不愿将生命耗费在我不感兴趣的学习上。我不知道我的信给父母带来怎样的
震惊和不安。
几天后,母亲从北京赶到上海。我以为母亲一定会严厉地训斥我,没想到,她见到我
后平静地说,你不喜欢现在的专业,我跟你爸都能理解,但是,不能不上大学。那天晚
上,我和母亲在林阴道上一边散步一边交谈,母亲讲了许多鼓励我继续上大学的话,她
答应让我转校。
从不求人的父母,几乎动用了他们所有的关系,上海另一所重点大学终于同意让我转
到该校广告专业。
虽然这并不是我喜欢的专业,但我不忍心伤害四处为我奔走的父亲和母亲。1998年9
月,我作为该校98级新生入校学习。
“既然结论有了还是惟一的,还用得着学吗?”
刚进校我就打定了主意,好歹将4年学完,拿到本科文凭后再去干自己喜欢干的。
没想到,不到一年我就坚持不下去了。我的失望是从哲学课开始的。
我对哲学一直怀有好感,如果没有哲学家,人类也许还在黑暗中摸索。可是学校开的
哲学课却让人失望。单一、陈旧的教材,死板、僵化、照本宣科的教学,使这门课变得
索然无味。
哲学本是引发人思考的学问,本是思想火花的撞击,可是我们的哲学教材却已经将自
认为正确的观点和结论告诉你了,不管你同不同意,你只能接受这样一种现成的观点和
结论。考试时,你的回答也只能是一种标准答案。往往在考试前,老师就告诉我们哪些
是重点,哪些内容应该背记,让我们在教材上划出来。没有谁敢斗胆将自己的观点交上
去,除非你不在乎那门课的学分。所以,就是一个学期不去听课,只要考前背两个晚上
也一定能过。既然别人已经代替我思考了,我还需要有思想吗?这样的哲学课培养的只
会是思想的懒汉。
这个世界一刻也没停止过思考,每一个时代都有以思考为职业的哲学家。从古希腊哲
学到现代哲学,从泰勒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休谟、康德,到20
世纪分析哲学家群体,在浩瀚无边的思想海洋里该有多少智慧的浪花,可是我们的哲学
课却视而不见。这样的哲学课只会使我们成为井底之蛙,思想神经萎缩。
大一上学期临近期末考试时,老师让我们写一篇论文,我写的题目是“哲学的末路”
,探讨的是哲学的危机和困境。几天后,老师找我谈话,说:“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但是最后评价你的还是考试,如果考试时你这样答题肯定不行,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
,但是答题时,你必须按标准答案做。”当时我心里就很悲哀,不知是为老师,还是为
自己。既然结论和观点都是现成的,而且还被规定为是惟一的,还用得着我去学吗,还
用得着我去思考吗?从这以后,哲学课我基本上不去听了。
“这一切都让我失望,这就是我十几年寒窗苦读梦寐以求的大学吗?”
大一下学期开了现代诗歌课。这本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可是听了几课后,我再也不
想去听了。诗是心灵与心灵的对话,是思想与思想的握手,诗是一种意境,是一种飘忽
不定的感觉和瞬间的顿悟。可是老师却将诗进行硬性切割,一首完整的诗被肢解得七零
八碎,而且不管什么类型的诗都要归纳出个一二三,都要上升到一定的思想高度。这种
教学常让我有一种强奸诗意的感觉。它使本来很丰满很动人的诗,变成了丢肉失血的骨
架。苍白的骨架,又谈何美感。
记得有一次,老师给我们讲冯至的诗。冯至的爱情诗我读过一些,他的诗一般比较柔
婉并略含感伤。可是老师在讲冯至的诗时,却大谈冯至在写诗时是如何如何想的,他为
什么会这么想。诗人当时想了什么,谁知道啊?除非诗人自己来说明。
那个学期还开了现代文学课。这门课应该是能讲得很生动的一门课。可是老师讲起来
却味同嚼蜡。听课的后果是,失去了看这些作品的兴趣。
当然,也不是每门课都讲得不好。大二上学期开的广告创意课就讲得不错。讲这门课
的老师本身就是一位很成功的广告人,他讲课的方法是一种聊天式,他会用他智慧的火
花撞击你,使你与他一起互动。他会用一种既轻松而又充满睿智的语言激活你,使你不
知不觉地张开幻想的翅膀。但是,这样的老师在大学里确实太少了。
这一切都让我失望,这就是我十几年寒窗苦读梦寐以求的大学吗?我来这里求知,可
是我又学到了什么呢?有的老师十几年讲一本教材,有的专业甚至还在使用六七十年代
出版的课本。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的升级更新,已经在以“月”和“日”计,可是我
们使用的计算机教材还是90年代初的版本。
失望还来自周围的环境。我有一位同学,每天都过着机械、刻板的生活,专业课不怎
么上心,却拼命在学外语。我问他学了外语以后干什么,他回答说:“出国”,我又问
,“你出国以后干什么?”他一脸茫然。在大学里,像这样的同学为数不少。还有一些
同学终日无所事事,经常逃课到校外泡网吧,在网上聊天玩游戏,因为他们太空虚太无
聊。
为了使自己不至沉沦迷失,我开始自学有关摄影的理论书籍,我参加校学生剧社,演
话剧、舞台剧和小品,我还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为盲童录音制作历史故事和中外名
著。
到了大二上学期,爱好音乐的S君已义无反顾地退学回了青岛,快乐地做着自己想做
的事。那些日子,我一次次问自己,仅仅为了一张文凭付出4年时光值得吗?虽然一百次
一千次地认为不值得,但是我怕又一次伤了父母的心,所以一直迟迟不能下决心。
也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老师将经常旷课的学生名单交到了学校,那上面就有我。
有关领导找我们谈话,让写个检查保证以后不旷课。其他同学都写了,只有我没有写。
我想,我该下决心了,如果再拖下去,也许我会失去今天的激情。
去年2月,我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
“离开大学后我活得充实和快乐,父亲说他最欣赏的是这一年里的我”
感谢父母,他们平静地接受了我退学的事实,使我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和压力。他们
每个月给我200元零花钱,他们说,这条路是你自己选择的,希望你走好。
我将父母每个月给我的200元零花钱几乎都花在买影碟上,那些日子,我看了四五百
部中外影片,一些优秀的大片和艺术片我反复看,分析和研究各种镜头的使用。除了看
电影,其他的时间几乎都放在阅读有关电影摄像、电影导演的书籍上。
去年4月,一位朋友告诉我,北京电影学院后面有一家黄亭子酒吧,每周六、周日放
电影,在那里看电影的大都是一些电影爱好者。从这以后,黄亭子酒吧几乎成了我每个
星期必去的地方。在那里,不但能看到在电影院难以看到的欧洲艺术片、亚洲的新电影
,还能看到很多独立电影、纪录片、留学生短片、“实践社”社员的DV作品。“实践社
”是一个由喜欢看电影和拍电影的年轻人组成的民间组织。
北京城里还有几处放电影的酒吧,有三里屯的“燕尾蝶”酒吧,北大东门的“雕刻时
光”酒吧,北大西门的EveryDay酒吧,中央美院附近的“风向标”酒吧等。不过,我去
得最多的还是黄亭子酒吧。因为那里没有最低消费,常常不用花钱就能看一下午电影。
在那里,我认识了许多像我一样做着电影梦的年轻人。
去年4月,我随父母去日本探亲时带回了一台小型数码摄像机。拿着这台摄像机,我
急不可奈地开始了尝试,急不可奈地要将自己的电影理念用镜头语言表达出来。
我的处女作是一部实验片。讲的是两个年轻人甲和乙的故事。甲在一家机关上班,每
天都过着机械、呆板却很平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似乎将甲变成了一个中规中矩、四平
八稳的人。乙是做音乐的,喝酒、打架,有点玩世不恭。可是这两个有着不同生活背景
、不同性格的人,内心却有着几乎相同的苦闷和压抑。我将两个人同时表现在一个画面
上,屏幕一分为二,这一半讲这个人的故事,那一半讲那个人的故事。拍完素材给圈内
人看,有人说看了很新奇很震撼。
去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黄亭子酒吧看电影,有人将电话打到酒吧找我,是一位电影
发烧友,说他写了一个剧本,想请我做摄影。这是一部19分钟的故事片。故事情节很简
单,一位在公司上班的男人,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相同的生活,为了排遣苦闷,每天下班
了便去泡酒吧。一天,当他百无聊赖地随手翻阅酒吧的留言簿时,发现了一位女大学生
的日记,那是对远在国外留学的男友的刻骨铭心的思恋。从此后,男人每天都能在留言
簿上读到女孩留下的日记,日历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一天,男人又来到酒吧,可是这天
留言簿上没有女孩的日记,有人看见她坐在街边哭泣。拍完后,我们拿到黄亭子酒吧放
映。
去年国庆节,我一天都没休息,日夜赶拍一部新影片。剧本写的是一个没有开始也没
有结局的故事,通过一对青年在恋爱中相互躲藏又相互寻找,表达了人们对于爱情不可
把握的困惑。影片中,我采用双镜头相叠的手法,强烈地营造出一个或虚或实的意境。
白天,我背着摄像机乘公共汽车从一个外景点赶到另一个外景点,晚上进行剪辑,常常
忙到天亮才回家。片子拍完后,我们拿到北大、清华和三味书屋放映,受到欢迎,网上
还出现了评论文章。
前不久,我与一位朋友合拍的一个短片,获得了数码专题片优秀奖。这个短片还被推
荐参加纽约短片节,最近,我们已得到了入围通知。
这一年,我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可是却过得充实和快乐,每一次创作的过程都是
一次神秘的游历,充满了探索、困惑和喜悦。那天,父亲笑着说,他最欣赏的是这一年
里的我。其实,在这23年的人生中,我最欣赏的也是这一年里的自己。
目前,我正在学习法语,我想去欧洲学习电影摄影或电影导演。可是我一定会回来,
因为,我想拍的东西是中国的。
“学习的自由是一种基本权利。成功的标准应是人生的幸福圆满”
在北京理工大学,我向长期从事教育研究的杨东平研究员讲起了小路和他同学的故事
。杨东平告诉我,近年来,大中学生退学的案例时有所闻,似有增多之势。
据了解,相当多的在校大学生并不喜欢所学的专业,在有些学科高达三至四成。他认
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大学资源短缺,大部分学生的第一选择是考上
一个大学,而个人兴趣则被降到了最低点。这种无奈的现实,使许多人不得不学习和从
事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这种对个人兴趣和爱好的压抑,其实是对个性和创造性的扼杀
。
杨东平说,学习的自由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人有权去学习自己所喜爱的专业,有权
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式。过去在计划体制下,人的这种权利被剥夺了,个人选择的自由被
取消了。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生转系转专业的自由重新出现,
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在高达数万元的转系转专业费用面前,大部分学生仍望而却步
。要使学生拥有更多的学习的自由,一是要继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培养能力;二是
要进一步改革教育教学制度,增加学制的弹性、灵活性和学生的选择性,给学生提供更
大的选择和发展的空间。只有充分尊重、张扬人的个性,使人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从而使学习成为一件乐事,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种热爱正是创新的
心理基础和动力。
杨东平说他在与一些大学生的交谈中发现,不少学生走进大学后有一种失落感,这在
重点大学的优秀学生中更为突出。他说,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大学教育在很大程度
上仍是以往传统的延续,死记硬背、考试中心、读死书、死读书、理论脱离实际、教学
内容和方法陈旧落后等现象十分普遍,而我们长期提倡的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以及
国外那种以解决问题为主、鼓励不同见解、极具挑战性的研究型学习基本还没有确立。
这种工厂化的、大规模培养标准件的人才培养方式,对那些具有创造潜质的优秀学生是
一种伤害。但教育教学的改革艰巨复杂,其过程往往比较缓慢。在目前高校教学尚未大
面积改善的情况下,他认为至少有一件事是可能做到的:为学生留下更多的时间,给他
们自我发展的空间。大学本科教育应该更强调基础性、通用性和综合性。大学之大,原
本意味着广博、综合,自由开放,应在大学的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学习领域,而不应将学
生的知识和视野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专业领域之内。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的名言之一,
是告诫新生不要说自己是某某学院的学生,每一个进入哈佛的学生都是哈佛大学的学生
。
小路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逃出了大学,可是不少大学生虽然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
业却只能硬着头皮坚持着。杨东平说,虽然我们都明白学力不一定等于学历,能力不一
定等于文凭,但在当前这种重学历、重资格的社会环境中,在现行体制之外的自我发展
,无疑极其艰巨、充满风险,只有那些真正具有实力、具有创造性潜质、个性比较发展
的人才敢尝试。他们在对愈演愈烈的惟学历、惟文凭的世俗风气发起挑战,他们同时也
在挑战世俗的“成功”观念———成功并非等同于成名成家(否则就意味着社会上绝大
多数人注定是失败者),更不意味着获得许多高级标签的“包装”。教育的根本目的是
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使人获得圆满幸福的人生。
虽然小路没有大学文凭,可是如果他在获得自由、获得快乐的同时,不断进取并最终
自我实现,以自己的创造和所热爱的职业服务于社会,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
呢?
近日,我接到小路母亲的电子邮件:
说实话,这一年里他很努力、很辛苦。我与他父亲同感。很欣赏这一年里的他。现在
经常有地方来电话或电子邮件请他拍东西,但是为要学外语,争取出去学习自己爱好的
电影,他毅然忍痛割爱。从前他不喜欢外语,现在自觉学习;他以前痛苦抑制爱好欲望
,现在自觉抑制。从中我们真正感到电影对他的重要,理解他说过的电影将成为他的生
命的含义。同时也看到他的成熟。现在才意识到退学对他来说是一种积极追求的开始。
现在我们后悔自己没能早一点从世俗中走出来,没能早一点给他以更多的支持。我们也
已经不会在乎人家如何看我们,不会在乎脸面问题。
有朋友对我说:“他敢于放弃重点大学的辉煌,一定会创造更大的辉煌。”我想辉煌
不在于名利,而在于人要有目标,在于对目标做最大限度的努力和追求。对父母而言,
又有什么能比孩子有所追求,生活得充实、愉快而更感欣慰和幸福的呢?
(文中“小路”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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