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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1999年-2000年大陆重要学术译著漫谈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Wed Aug 10 12:30:36 2005), 转信

1999年-2000年大陆重要学术译著漫谈

王倪

对于一个真正想要进入世界历史的民族，翻译不仅仅是不同文化的交流，更是运用自己的语言来重述世界文化的一种尝试，是使世界历史成为自身历史的过程的一部分。而在一个民族重构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学术的译著尤为重要，它体现了一个民族能否和世界一起思考，使自己的国家拥有世界的头脑，也使自己的语言在思考中变得更加丰富。换句话说，学术译著在使一个民族能够通过超越的眼光来更深刻地理解自身的命运和使命方面，具有和独立创作同样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回头来看，90年代大陆的学术翻译，尽管取得许多重要的成就，但整个90年代思想界在借助所谓"地方性知识"模式来摆脱立法者的"变法"模式的同时，使自己也日益局限在自身文化的牢笼中，翻译的出发点与其说是为了在世界中探寻增进自身的力量，为了通过进入世界来汲取更多的力量，并进而担负世界的责任，不如说是为了证明自身有力量来无视世界，通过逃离世界来避免世界的沾染。而在这方面，译著的使用，更能说明问题。民族主义的、本土取向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使用和解释，成了译著的主流。

当然，这与80年代，乃至更早的对翻译的潜在态度是一致的，那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在翻译、使用和解释西学著作的过程中，充满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谓的怨恨，经常以悖谬的方式夹杂着智识、伦理和政治诸多方面的自卑与自大，恐惧与钦羡，而由于汉语学界与西方学界之间交流的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进入到学术的世界体系中，这一点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越来越多的学者只是将翻译看作一种了解学术信息的手段，是一种能够借以和国际学界对话，或者用以建立在国内学界的知识霸权的手段。而这样的手段，自然是有时效性的，因此，翻译、使用和解释西学著作，成了一个彼此追赶的产业。当众人都在热火朝天的讨论某位学者的研究的时候，无论是在阅读方面还是研究方面，其实都没有多少真正的文本基础，这些"先知先觉者"只不过是在"炒作"一些概念而已，而当出版界急忙将这位"大师"的著作翻译过来时，聪明的炒作者早已移师他向，转而吹捧别的你不知晓的人物。这样，在90年代后半期开始，就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我们可以概况为，当一个人的主要著述被翻译过来之时，也是他在汉语学界"寿终正寝"之日。试问当今天《曙光》、《真理与方法》，《结构人类学》和《忧郁的热带》，《实践与反思》翻译出来后，又有几个人还在读尼采、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或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呢？但也许大家稍微回想一下，就会知道这些人当年都曾或多或少地"红"过一阵，有些还就在一、两年前。这样看，随着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卢曼(Niklas Luhmann)、福柯(Michel Foucault)、德勒兹(Gilles Deleuze)、施米特(Carl Schmitt)和施特劳斯(Leo Strauss)著作的翻译出版，他们也就快进入中国学术的名人祠堂了，留给学生来瞻仰、拜读，而照旧，那些"老师们"还在忙着给我们找新的偶像。

为什么？因为汉语学术的翻译，除了少数一些领域（如哲学，尤其是现象学和俄罗斯思想）至今仍沉溺在译著中去搜求若干称手的概念和理论，却无心关注著作本身所在的研究传统和基本的问题域，以致于直到今天，西学的翻译仍处于零打碎敲的状况，难成系统，与研究结合在一起的翻译更是凤毛麟角，倒是不少职业或是业余的"翻译家"，在毫无基本的学科常识和研究传统的准备下，一本接一本地进行翻译，在这个版权时代给我们留下了一批难以补救的学术创伤。

一、

尼采在中国学界的命运，本身大概就值得有识之士进行专门研究。而就世界范围来看，尼采对现代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对晚期现代思想的影响，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的结构就可以看得出来，更不用说对韦伯(Max Weber)、洛维特.、施特劳斯等德语系学者的广泛影响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尼采是整个现代性的一块试金石，能否面对尼采，是一个民族在思想和政治上是否足够成熟的标志。但在汉语学界，由于翻译的选择和介绍的侧重点（如《悲剧的诞生》这本较早翻译过来的著作就对尼采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许多读者将尼采仅仅当作一个怪僻的格言作家，或至多是带有审美主义倾向的哲人，而忽视了尼采思想更深的意涵。近来的翻译，得以让汉语学界更全面地了解尼采的著述，有助于读者对尼采思想的深刻性和根本性的认识。其中特别是《曙光》和《善恶的彼岸》这两本重要著作的翻译，对我们理解尼采的重要学说"上帝之死"的复杂意涵，会大有帮助。但中译本却有些"小小"的古怪。华夏出版社出版、程志民翻译的《善恶之彼岸》和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宋祖良和刘桂环先生翻译的《善恶之彼岸》（与《论道德的谱系》一同刊行），在2000年1月同时推出，文字几乎完全相同，甚至一些译名的错误都一模一样（如圣伯夫译为圣·贝费，勒南译为雷纳恩），而之所以说"几乎"，只是因为华夏的译本比漓江的译本要多出几个译者注而已。宋祖良先生已经过世了，我们希望能有别人出来澄清这件事的原委，至少对那些和我一样不幸地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译本的读者有个交待。其实，两个一模一样的译本仍不够，和另外一个不同名的译本（《超善恶），张念东、凌素心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一样，都存在许多问题，翻译方面的欠缺大概就是薄弱的尼采研究的一个反映，我们盼望能够有至少接近当年徐梵澄的《苏鲁支语录》的译本，大概那时我们的尼采研究也会达到一个真正成熟的高度。

比起尼采，克尔凯戈尔(S?ren Kierkegaard)在汉语学界的命运就更加"不幸"了，尽管近年来他的著作有一些零散的翻译，但他的思想对整个学界的影响却确实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德国著名思想史学者洛维特在《从黑格尔到尼采》中，把克尔凯戈尔视为黑格尔(G.W.F.Hegel)之后与马克思同样重要的一个重要思想家。在他看来，"要么马克思，要么克尔凯戈尔"，是黑格尔的"综合"瓦解之后思想界面临的"非此即彼"的选择。现在，克尔凯戈尔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所谓"处女作"）终于翻译出版，可以算是汉语学界的一件幸事。然而幸中的不幸是，译本的质量却难称上乘。封宗信的译本是节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相对来说，倒比较流畅，也比较准确，尽管仍有一些因为理解的问题和不够仔细而产生的纰漏（当然，是和英译本"比较"而言，笔者不懂丹麦文，而且这两个本子也都是从英译本转译而来的）。而阎嘉等先生的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似乎借助的本子注释更全，但翻译的质量，却不由得令人叫苦。克尔凯戈尔说，我"宁愿做一个被猪理解的猪倌，也不愿做被人误解的诗人"，译者却译为"宁可被猪理解，也不被一位诗人所理解，不被人们所误解"。译本中其他类似水平的错误更是不胜枚举，数不胜数。译者在译序中对所谓的"物化时代"大发感慨，开篇就说，"在一个实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盛行并甚嚣尘上的时代，在金钱崇拜和物欲横流的环球热潮之中"，翻译克尔凯戈尔是多么不合时宜。可惜在我看来，这个物化的时代就是由这些粗制滥造的译本构成的，为了赶进度，占市场，多个人进行的翻译不仅术语含混不清，而且句子晦涩难解，错误百出。甚至出版社连这个译本所依据的英文版本都忘了交待一下，可真是"时间紧迫"，冀望这样的译本来昌盛汉语文化，活跃汉语思想，恐怕是南辕北辙了。近年来，缺乏研究支撑的拙劣翻译的"盛行并甚嚣尘上"，倒正是浮躁的学术与腐败的社会的一个小小缩影。

俄罗斯思想本来不算是一个过热的领域，但近两年却推出了一大批相当重要的著作，特别是舍斯托夫(Lev Shestov)、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iaev)、索洛维约夫(B.Soloveyv)，以及弗兰克(C.Frank)和洛斯基(Nikolai Losskii)等人的许多代表著作。但也许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最贴近的倒是一本小册子，《路标》。

如果说19世纪末是俄国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诞生岁月，那么，1909年3月在俄国出版的这本《路标集》（基斯嘉柯夫斯基[B.A.Kistiakovskii]等著，彭甄、曾予平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就标志着俄国知识阶层裂变的开始。在经历了1905年的革命后，俄国知识阶层对自身的救世情结和革命情结产生了质疑。用别尔嘉耶夫的话来说，就是"在这场并不完全成功的革命之后，实际上，知识分子的英雄时期已经结束。"（《自我认知》）以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C.Byrgakov)和弗兰克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和思想家开始自觉地反思俄国知识阶层与真理、知识阶层与革命、知识阶层的法律观和伦理观等一系列既关乎知识阶层自身命运也关乎俄国社会命运的重大问题。这样一本重要著作被引介到中国来，本该使我们对俄罗斯思想史的深入理解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身反思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现在这个中文译本的质量却不能不使这种作用大打折扣。且不说读者一眼可知、尚可原谅的那些植字之误和前后不一，也不说那些让读者感到十分别扭、但尚可猜想的译名之误，但读者无论多么聪明，都很难弄明白俄国知识阶层的"卫生"和庸俗的"性问题"是以何种方式在思想上与革命性交织在一起的？（实际上，所谓的"卫生"应该译为"萨宁分子"。《萨宁》是俄国作家阿尔齐巴舍夫[Mikhail M.Artsybashev]在1907年出版的一本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所谓萨宁分子是指那些在革命之后主张反道德主义、追求性解放、厌弃社会理想的人。）而读者无论多么博学，恐怕都难以想起一本由奥斯卡尔·维特所著的《社会主义和人的灵魂》实际上作者就是王尔德(Oscar Wilde)。而读者无论多么富于想象，也无法设想"皮萨列夫反对美学的暴动"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应该译为"激烈地反对审美的皮萨列夫主义者"。）此外，该译本在书名和文题上的翻译也不无可商榷之处。如把《路标集》更译为《路标》可能既显简洁，也可避免某种误解。又如，将译者所译的"哲学的真理与知识阶层的现实"改译为"哲学的真理与知识阶层的真理"，也许会更贴近别尔嘉耶夫的本意。（别氏文章的主题不是要说俄国知识阶层的现实与哲学真理的相对，而是要批判俄国知识阶层所持的某种狭隘的、实用的真理观。）

译事之难，人所共知。我们既然有勇气去承担此项工作，尤其是象《善恶的彼岸》、《非此即彼》和《路标》这样重要著作的翻译，就理应以更虔敬的态度去对待它，否则，我们不仅要象《路标》的译者一样惊呼"哪里有我们的《法律魂》"（译者将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的《法的精神》自译为《法律魂》）。

二、

在国内学界的各个专门领域中，现象学一直是一个研究相当深入细致的领域，但是现象学原典的翻译却一直面对着相当的困境，因为正如现象学研究者自己指出的，专业的现象学者，很少有兴趣去读中文的译本，而非专业的学者，却又很难读得懂。如果现象学只能对区区二、三十人的小圈子有影响，那就不仅是现象学的遗憾，也是整个中国学界的遗憾，毕竟现象学之所以在二十世纪称得上最有影响的思想运动之一，就是因为现象学不仅对哲学界，而且对整个当代社会科学都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而现象学要在中国学界发挥类似的作用，不仅要靠现象学家的介绍，还要靠信实、流畅而又能让普通读者能够读得懂的翻译。

"生活世界"这个概念在欧美社会科学界以及国内学界的流行，大概正表明了现象学的这种影响力。但可能是受哈贝马斯和国内学界流俗解释的影响，"生活世界"仿佛变成了"公共领域"或"日常生活"的代名词。无论这算是曲解还是创造性阐释，也不管这种解释是否合法，但毕竟不是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本意，而且也遮蔽了现象学反思现代社会的独特视角。胡塞尔晚期代表著作《经验与判断》中译本的出版（邓晓芒、张廷国译，三联书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1999），为国内学界澄清"生活世界"的意义提供了可能性。但翻译的辛劳和贡献并不能抵消翻译本身的诸多严重错误。由于对胡塞尔其他主要著作（《逻辑研究》和《大观念》等）过于生疏，译者把一些现象学核心概念译得不知所云：nominalisiert（名称化）译成了"在名义上"，fundieren和Fundierung（奠基和奠基关系）在《经验与判断》中是个最核心的概念，而译者把这样一个核心概念做了一词多译，分别译成"植根"、"根基"、"基础"等，让读者根本意识不到它是《经验与判断》一书的思想主旨。如果说术语翻译的错误还可以归咎为思想的理解，那么语言上的错误就更不可原谅：译者在把Seit译成"书页"时，显然不知道它的现象学含义（"[物件的]一面"）；在把sonder ein in der Art Immannentes"（"而是这种意义的'内在物'"）译成"而是一个'内在于'那种性质的东西"时，显然不清楚胡塞尔在《现象学观念》中对两种"内在"与"超越"的区分。这也表明，错误的翻译不仅不能在"误读"中创造新的思想，相反还遮蔽和窒息着思想本身。(邓晓芒对这些概念的译法持有与笔者不同的意见，曾写有两篇短文，做了一些解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2000年5月至7月的《中华读书报》。)

历经黑格尔的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再加上卢卡奇(Georg Lukács)给他贴上了非理性主义之父的标签，谢林(F.W.J.von Shelling)在中国的哲学研究中已经有些销声匿迹了。然而海德格尔(Matin Heidegger)却认为谢林是整个德国哲学的黄金时代最富创造力，最有远见，最深刻的思想家，是德国观念论形而上学的巅峰，这绝非偶然。事实上，克尔凯戈尔、尼采、马塞尔(Gabriel Marcel)、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巴特(Karl Barth)、蒂利希(Paul Tillich)、哈贝马斯，更不用说海德格尔本人都深受谢林的影响。1809年谢林发表的这篇论文，连黑格尔也承认其不同凡响。它浓缩地反映了谢林早期的自然哲学、中期的德国神秘主义一系的思想及晚期的意志论和启示哲学。在一篇短短的文章涉及了恶、自由、神义论、泛神论、个体化原则等诸多哲学关键问题。谢林和海德格尔都不易翻译（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谢林，《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与之相关联的对象的哲学探讨》，薛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薛华能够将他们结构复杂的德语比较恰切地翻译过来，足见译者的功力，但有些浅近的句子倒译坏了，便有诸如"今日物理学与化学能够许许多多，大家应该小心"的妙文。

在世人的眼里，舍勒(Max Scheler)首先是一位与胡塞尔、海德格尔齐名的现象学家。他以《形式的和实质的伦理学》开创了价值现象学，以《知识的形式与社会》奠定了知识社会学的问题视域，以《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确立了哲学人类学的主导范式……；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舍勒作为一位哲学家在本世纪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除此之外，出于对时代和社会问题的极度敏感，舍勒还发表过诸如《论怨恨》等深刻的论文。中文版的《舍勒选集》（刘小枫选编，倪梁康、曹卫东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世纪思想家文库"，1999）力求将舍勒的诸多思考转化为中国学人的思想资源和财富，相信汉语学界由此收益非浅。与诸多以"选集"之名拼凑而成的译本不同，该书译者均浸淫现象学和德国哲学数载；他们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出色的外语水平，保证了《舍勒选集》的翻译质量。更为可贵的是，该书对舍勒诸多译名的翻译，对国内的舍勒研究起了一定的规范作用。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1967年同时出版的三本书中，《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1999）大概是最"明白"的了，它可以视为是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中第一研究的一个批判性导论，也可以视为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符号论的研究导论。最后，当然也可以把它视为德里达本人的书写学的一个导论。这本书由法国哲学专家杜小真教授来翻译当然很合适，全书的译笔比较流畅，但有一些错误，令人遗憾。而更遗憾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这一新版本几乎完全以简体字照印了1994年香港社会理论出版社版中的所有错误，丝毫未加更正。如误将"把对符号的反思至于逻辑学之下"译为"把逻辑学置于对符号的反思之下"。有些关键概念的翻译也不够统一（如indication，指示）。而除了第III页上将《逻辑研究》的"第一研究"翻译正确外，全书其余各处均误，或为"第一卷"，或为"一开始"之类，而有时"第六研究"又译成了第六章，此外其他许多现象学名词也翻译得不够准确，值得商榷（如"事实性"译为"叙述性"），似乎译者对现象学颇有隔膜之感。当然，书中有些错误，似乎这家百年老社的编辑也应该负些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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