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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ibyl (庵主@恐龙家族), 信区: Single
标  题: 杨绛：《我们仨》（中）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10月25日14:09:08 星期六), 站内信件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家雇用一个小阿姨名阿菊。她妈妈也在上海帮佣，因换了人家，
改了地址，特写个明信片告诉女儿。我叫阿菊千万别丢失明信片，丢了就找不到妈妈了。
阿菊把明信片藏在枕头底下，结果丢失了。她急得要哭，我帮她追忆藏明信片处。圆圆在
旁静静地说：“我好像看见过，让我想想。”我们等她说出明信片在哪里，她却背出一个
地名来──相当长，什么路和什么路口，德馨里八号。我待信不信。姑妄听之，照这个地
址寄了信。圆圆记的果然一字不错。她那时八岁多。我爸爸已去世，但我记起了他的话：
“过目不忘是有的。” 

　　所以爸爸对圆圆头特别宠爱。我们姊妹兄弟，没一个和爸爸一床睡过。以前爸爸的床
还大得很呢。逃难上海期间，爸爸的床只比小床略宽。午睡时圆圆总和外公睡一床。爸爸
珍藏一个用台湾席子包成的小耳枕。那是妈妈自出心裁特为爸爸做的，中间有个窟窿放耳
朵。爸爸把宝贝枕头给圆圆枕着睡在脚头。 

　　我家有一部《童谣大观》，四册合订一本（原是三姑母给我和弟弟妹妹各一册）。不
知怎么这本书会流到上海，大概是三姐姐带来教她女儿的。当时这本书属于小妹妹阿必。 

　　我整天在“狗耕田”并做家庭教师。临睡有闲暇就和大姐姐小妹妹教圆圆唱童谣。圆
圆能背很多。我免得她脱漏字句，叫她用手指点着书背。书上的字相当大，圆圆的小嫩指
头一字字点着，恰好合适。没想到她由此认了不少字。 

　　大姐姐教圆圆识字，对她千依百顺。圆圆不是识完一包再识一包，她要求拆开一包又
拆一包，她自己从中挑出认识的字来。颠倒的字她都已经颠倒过来了。她认识的字往往出
乎大姐姐意料之外。一次她挑出一个“瞅”字，还拿了《童谣大观》，翻出“嫂嫂出来瞅
一瞅”，点着说：“就是这个‘瞅’。”她翻书翻得很快，用两个指头摘着书页，和锺书
翻书一个式样。她什么时候学来的呀？锺书在来德坊度假没时间翻书，也无书可翻，只好
读读字典。圆圆翻书像她爸爸，使我很惊奇也觉得很有趣。 

　　辣斐德路钱家住的是沿街房子，后面有一大片同样的楼房，住户由弄堂出入。我大姊
有个好友租居弄堂里的五号，房主是她表妹，就是由我父亲帮打官司，承继了一千亩良田
的财主。她偶有事会来找我大姊。 

　　一九四○年的暑假里，一个星期日下午，三姐也在爸爸这边。爸爸和我们姐妹都在我
们卧室里说着话。忽然来了一位怪客。她的打扮就和《围城》里的鲍小姐一个模样。她比
《围城》电视剧里的鲍小姐个儿高，上身穿个胸罩，外加一个透明的蜜黄色蕾丝纱小坎肩
，一条紧身三角裤，下面两条健硕肥白的长腿，脚穿白凉鞋，露出十个鲜红的脚趾甲，和
嘴上涂的口红是一个颜色，手里拿着一只宽边大草帽。她就是那位大财主。 

　　我爸爸看见这般怪模样，忍着笑，虎着脸，立即抽身到自己屋里去了。阿必也忍不住
要笑，跟脚也随着爸爸过去。我陪大姐姐和三姐泡茶招待来客。我坐在桌子这面，客人坐
在我对面，圆圆在旁玩。圆圆对这位客人大有兴趣，搬过她的小凳子，放在客人座前，自
己坐上小凳，面对客人，仰头把客人仔细端详。这下子激得我三姐忍笑不住，毫不客气地
站起身就往我爸爸屋里逃。我只好装作若无其事，过去把圆圆抱在怀里，回坐原处，陪着
大姐姐待客。 

　　客人走了，我们姐妹一起洗茶杯上的口红印，倒碟子里带有一圈口红印的香烟头（女
佣星期日休假）。我们说“爸爸太不客气了”。我也怪三姐不忍耐着点儿。可是我们都笑
得很乐，因为从没见过这等打扮。我家人都爱笑。我们把那位怪客称为“精赤人人”（无
锡话，指赤条条一丝不挂的人）。 

　　过不多久，我带了圆圆到辣斐德路“做媳妇”去──就是带些孝敬婆婆的东西，过去
看望一下，和妯娌、小姑子说说话。钱家人正在谈论当时沸沸扬扬的邻居丑闻：“昨夜五
号里少奶奶的丈夫捉奸，捉了一双去，都捉走了。”我知道五号的少奶奶是谁。我只听着
，没说什么。我婆婆抱着她的宝贝孙子。他当时是钱家的“小皇帝”，很会闹。阿圆比他
大一岁，乖乖地坐在我膝上，一声不响。我坐了一会，告辞回来德坊。 

　　我抱着圆圆出门，她要求下地走。我把她放下地，她对我说：“娘，五号里的少奶奶
就是‘精赤人人’。”这个我知道。但是圆圆怎会知道呢？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还小，
才三岁，不会解释，只会使劲点头说：“是的。是的。”几十年后，我旧事重提，问她怎
么知道五号里的少奶奶就是“精赤人人”。她说：“我看见她搀着个女儿在弄堂口往里走
。” 

　　圆圆观察细微，她归纳的结论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正确。“精赤人人”确有个女儿，但
是我从未见过她带着女儿。锺书喜欢“格物致知”。从前我们一同“探险”的时候，他常
发挥“格物致知”的本领而有所发现。圆圆搬个小凳子坐在怪客面前细细端详，大概也在
“格物致知”，认出这女人就是曾在弄堂口带着个女儿的人。我爸爸常说，圆圆头一双眼
睛，什么都看见。但是她在钱家，乖乖地坐在我膝上，一声不响，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 

　　这年一九四○年秋杪，我弟弟在维也纳医科大学学成回国，圆圆又多了一个宠爱她的
舅舅。弟弟住在我爸爸屋里。 

　　锺书暑假前来信说，他暑假将回上海。我公公原先说，一年后和锺书同回上海，可是
他一年后并不想回上海。锺书是和徐燕谋先生结伴同行的，但路途不通，走到半路又折回
蓝田。 

　　我知道弟弟即将回家，锺书不能再在来德坊度假，就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得一间房。
圆圆将随妈妈搬出外公家。外公和挨在身边的圆圆说：“搬出去，没有外公疼了。”圆圆
听了大哭。她站在外公座旁，落下大滴大滴热泪，把外公麻纱裤的膝盖全浸透在热泪里。
当时我不在场，据大姐姐说，不易落泪的爸爸，给圆圆头哭得也落泪了。锺书回家不成，
我们搬出去住了一个月，就退了房子，重返来德坊。我们母女在我爸爸身边又过了一年。
我已记不清“精赤人人”到来德坊，是在我们搬出之前，还是搬回以后。大概是搬回之后
。 

　　圆圆识了许多字，我常为她买带插图的小儿书。她读得很快，小书不经读，我特为她
选挑长的故事。一次我买了一套三册《苦儿流浪记》。圆圆才看了开头，就伤心痛哭。我
说这是故事，到结尾苦儿便不流浪了。我怎么说也没用。她看到那三本书就痛哭，一大滴
热泪掉在凳上足有五分钱的镍币那么大。 

　　她晚上盼妈妈跟她玩，看到我还要改大叠课卷（因为我兼任高三的英文教师），就含
着一滴小眼泪，伸出个嫩拳头，作势打课卷。这已经够我心疼的。《苦儿流浪记》害她这
么伤心痛哭，我觉得自己简直在虐待她了。我只好把书藏过，为她另买新书。 

　　我平常看书，看到可笑处并不笑，看到可悲处也不哭。锺书看到书上可笑处，就痴笑
个不了，可是我没见到他看书流泪。圆圆看书痛哭，该是像爸爸，不过她还是个软心肠的
小孩子呢。多年后，她已是大学教授，却来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苦
儿的流浪如何结束等等，她大概一直关怀着这个苦儿。 

　　锺书带了女儿到武昌探亲之前，一九五六年的五月间，在北京上大学的外甥女来我家
玩，说北大的学生都贴出大字报来了。我们晚上溜出去看大字报，真的满墙都是。我们读
了很惊讶。“三反”之后，我们直以为人都变了。原来一点没变，我们俩的思想原来很一
般，比大字报上流露的还平和些。我们又惊又喜地一处处看大字报，心上大为舒畅。几年
来的不自在，这回得到了安慰。人还是人。 

　　接下就是领导号召鸣放了。锺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
的号召鸣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 

　　所内立即号召鸣放。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
解。“三反”之后曾批判过俞平伯论《红楼梦》的“色空思想”。接下是肃反，又是反胡
风。一个个运动的次序我已记不大清楚。只记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后，提升为一级研究员，
锺书也一起提升为一级。接下来是高级知识分子受优待，出行有高级车，医疗有高级医院
；接下来就是大鸣大放。 

　　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我们自从看了大字
报，已经放心满意。上面只管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地引诱催促。我们觉得政治运
动总爱走向极端。我对锺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
说话。”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
确。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不觉得。”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沦陷上
海期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正当的，我都做，哪有选择的自由？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
放。我老实说：“对不起，我不爱‘起哄’。”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起哄”，也就不相
强。 

　　锺书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时，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果然，不久就发动了反右
运动，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运动开始，领导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内部矛盾终归难免的，不足为奇。但运
动结束，我们方知右派问题的严重。我们始终保持正确，运动总结时，很正确也很诚实地
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也就逃过了厄运。 

　　锺书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不知我的公公是“准右派”还是“漏网右派”，反正运动
结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锺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
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
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一九五六年或一九五七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
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锺书一九五六年
底完成的《宋诗选注》，一九五八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
起了“拔白旗”运动。锺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
，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锺书于一九五八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
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
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重，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
。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锺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
遁身”而已。 

　　许多人认为《宋诗选注》的选目欠佳。锺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要选的未能选
入，不必选的都选上了。其实，在选本里，自己偏爱的诗不免割爱；锺书认为不必选的，
能选出来也不容易。有几首小诗，或反映民间疾苦，或写人民沦陷敌区的悲哀，自有价值
，若未经选出，就埋没了。锺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选文天祥
《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 

　　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锺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
个助手，我只是“贤内助”，陪他买书，替他剪贴，听他和我商榷而已。那么大量的宋诗
，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
理会到。 

　　《宋诗选注》虽然受到批判，还是出版了。他的成绩并未抹杀。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
值，不过大量的书，我名正言顺地读了。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能这样大模大样地
读书吗？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
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全心
全意愿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
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 

　　我曾和同事随社科院领导到昌黎“走马看花”，到徐水看亩产万斤稻米的田。我们参
与全国炼钢，全国大跃进，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散三处。我于一
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放农村，十二月底回京。我曾写过一篇《第一次下乡》，记我的“下放
”。锺书当时还在城里定稿，他十二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阴历年底）回
京。阿瑗下放工厂炼钢。 

　　钱瑗到了工厂，跟上一个八级工的师傅。师傅因她在学校属美工组，能画，就要她画
图。美工组画宣传画，和钢厂的图远不是一回事。阿瑗赶紧到书店去买了书，精心学习。
师傅非常欣赏这个好徒弟，带她一处处参观。师傅常有创见，就要阿瑗按他的创见画图。
阿瑗能画出精确的图。能按图做出模型，灌注铁水。她留厂很久，对师傅非常佩服，常把
师傅家的事讲给我们听。师傅临别送她一个饭碗口那么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见的像
章中数这枚最大。 

　　锺书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怜。我曾到昌黎“走马看花”，我们一伙是受招待的，而
昌黎是富庶之区。锺书下放时，“三年饥荒”已经开始。他的工作是捣粪，吃的是霉白薯
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他阴历年底回北京时，居然很会顾家，带回很多北京已买不到的肥
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蜜饯果脯。我至今还记得我一人到火车站去接他时的紧张，生怕接不
到，生怕他到了北京还需回去。 

　　我们夫妻分离了三个月，又团聚了。一九五九年文学所迁入城内旧海军大院。这年五
月，我家迁居东四头条一号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
五小间。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居然都住下，还有一间做客厅，一间堆放箱笼什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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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光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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