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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auri (灿烂阳光), 信区: EduInfo
标  题: 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6)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4年02月03日14:27:12 星期二), 站内信件

 
2 中国历史上的学术腐败 

    其实，“术”士的行径在最初虽然让人不齿，但经过长期的进化并且逐渐吸收
“学”士们的思想和道德，他们最终还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的。“修身者
，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
，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讬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也。”(司马迁：报
任安书)。也就是说，“术”士经过修身、施爱，在取予间见道德，在荣辱间显勇
气，最后扬名立万，才能够成为君子。明朝时，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阮大铖。阮大
铖才华盖世，所写传奇被后人赞誉为“尽善尽美”，“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
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但同是这个阮大铖，又是士林中的败类典型：他投
靠阉党权奸魏忠贤，官至兵部尚书，崇祯皇帝曾将他贬斥。后来他被南明小朝廷起
用，立即竭力迫害自己的对手东林党及其后身复社。清兵南下，他又率先投降。著
名戏曲《桃花扇》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贬损阮大铖，称颂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女支
李香君宁死不与阮大铖合流。由此可见，士林在当时羡慕的并不仅仅是高官厚禄和
才华盖世。他们还有自己的正义感。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学术界专门
继承前辈的糟粕，而摈弃他们的精华呢？ 

    从另一方面看，历史上中国学术界的大规模腐败莫过於科场舞弊。有清一代，
科场案频频发生，著名的就有顺治十四年的顺天乡试案和江南乡试案、康熙五十年
的江南乡试案、乾隆十七年的顺天乡试案、咸丰八年的顺天乡试案，等等。而清王
朝对科场案的制裁手段也步步升级，在这几个大案中，共处死了三十多人。清朝康
熙五十年，在江南江南贡院举行的乡试中，主考官收受贿赂，阅卷人通伙作弊，实
际上是把举人的功名卖了出去。事情泄露后，江南举子群情激愤，把“贡院”二字
改写成“卖完”，并且把财神爷的泥像抬到了孔子的庙里。康熙闻讯，立即派员到
江南查案。几经周折，最后撤了两江总督的职，而参与科场舞弊的案犯一律斩首。
咸丰年间，“上召廷臣宣示戊午科场舞弊罪状，依载垣、端华所拟，主考官大学士
柏葰坐家人掉换中卷批条，处斩。同考官浦安坐听从李鹤龄贿属，罗鸿绎行贿得中
，均处斩。” (《清史稿·文宗本纪》)。堂堂正一品大学士主考官只是因为调换
“中卷批条”、考官因为受贿、考生由於行贿，同时被砍掉了脑袋。是不是太狠了
点儿？不过，不这么整治，科场舞弊之风只能是愈刮愈烈。不论清王朝整肃科场的
目的是什么，其客观效果却都是保证了考场的干净，考试的公正。 

    反过来看看中国现代的科场舞弊案。参与上海交大和海南大学招生黑幕的要员
受到法律制裁了么？没有。不仅法律的铡刀没有落到他们的脖子上，连党纪和政纪
的鞭子都没有抽到他们的身上。人类历史前进了二百多年，中国的文明到底是进步
了还是退步了？ 

    3 逆向淘汰，劣胜优败 

    应该说，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几十年间，由於留学欧美和日本的中国知识分
子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那时的学术界颇有一番欣欣向荣的气象。尽管也曾有过
钱钟书笔下的三闾大学和方鸿渐之流，但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些学术大师多数诞生于
那个时期，这却是无法否认的。1949年之后，中国虽然没有出现几个学术大师，但
学术界人士大多都还能够秉承前代的衣钵，专心于学术，洁身自爱。可是，为什么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他们突然间从谦谦君子一下子变成了小偷强盗了呢？笔者曾这
么分析：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曾用四个“S”总结了自己的后半生：Surrender，
Submit，Survive, Succumb (投降、屈服、活命、死亡)，而这四个“S”与新中国
的历次政治运动相对应：“投降”发生在“思想改造运动”；“屈服”发生在反右
运动；在反右与文革之间，是苟活阶段；而经过文革，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绝种
了。但实际上，在经过第四个“S”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渣滓中借尸还魂，进
入了第五个“S”：Shameless (死不要脸)。[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三
)：蒙骗政府、愚弄人民的院士]。 

    其实，在第四和第五个S之间，还隔着一个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八十年代
。为什么学术腐败现象“隔代”在九十年代大爆发，并且能够一直延续到21世纪？
由於学术界的主体是人，所以必须从人员的组成和结构这个线索来进行分析。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间，中国没有出现学术大师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在政治统
帅一切的环境下，真正的学者不敢搞学术研究；第二，在反右运动中，大批有思想
、有才华的学者被赶出了学术界。也就是这两个原因，造成了中国学术界自五十年
代起就由平庸之辈控制的局面。八十年代虽然被称为“科学的春天”，但也同时是
中国学术界最为贫穷的时期，所谓“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
不如操杀猪刀的”种种现象就出现在那段时间。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发生了两次人
员大流失：一次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批学子到国外留学，一次是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的年青学者下海和从政。客观地讲，当时能够留学国外的青年都是学
术界中的皎皎者，远非近年来从新东方语言学校大门走出来的新留学生可比。而那
些下海和从政的学术界人士，在智力上也要比留在学术界的同行高出一截。也就是
说，八十年代的两轮筛选实际上等於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全面的逆向选择，至少在智
力上说是如此。慢慢地，随着文革前的学者全面退休，中国学术界的实权从平庸之
辈的手中转移到了那些被“筛选”下来的碌碌无为之辈的手中。他们掌权之际，也
恰逢“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之时。金钱象潮水般涌入学术界，对於搞不了学术的这
些人来说，搞腐败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尽管从九十年代末起，当年出国留学的人士开始大批回国，但他们其中的很多
人根本就无法进入中国的学术界：茅坑已经被不会拉屎的人占住了。而在少数能够
进入学术界的留学人士中，却夹杂着一些骗子和恶棍，如陈晓宁和朱大海。(亦明
：中国学术界的海龟与土鳖之争)。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学术界目前正在进行着
八十年代以来的第三次逆向淘汰。 

    从思想根源来分析，目前中国的学术界人士，绝大多数是在文革期间受到的中
小学教育。也就是说，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没有受到什么正规的教育。这从陈竺等人
给中国政府关于“构筑我国预防医学创新体系”的公开信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这些院士根本就不具备高中毕业的语文水平。(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
如果从“教育是对人的异化”这个角度来说，这未曾不是好事：没经过正规教育的
人，具有敢想、敢说、敢干，想象力强，不受道德约束等特点。如果在公正、完善
的制度下，他们的才智和胆识很可能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令他们对人类的科学
和文化做出一番贡献。可实际上，中国的学术界当时却是处於一种真空、无序、甚
至紊乱的状态，学术界的当权派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他们利用自己的
绝对权力和无边胆量，造就了中国学术界空前的大腐败。 

    4 劳工神圣？ 

    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之中，有些人从事学术活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
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
子语录》)。明朝年间东林学派首领顾宪成曾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
，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明史·列传第一百十
九)。也就是说，对於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论是从事学术研究也好，还是当官也
好，其最终目的是要为百姓造福。这，应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遗憾
的是，这个优良传统在今天也失传了。 

    近年来，虽然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但伴随而来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最
主要的社会问题就是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这一现象的出现当然与现行政策有关，
但一些经济学学者在其中推波助澜的作用却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比如，以北大经济
学教授厉以宁为代表的一群人，无视中国有数亿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民众这个现实，
恬不知耻地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标志是有第二套住房”这么个理论。根据这个理论
，衡量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失败的标准不是有多少中国人民能够过上衣食无虞、风
雨无虑、老有所终、幼有所养的幸福生活，而是要看北大的教授有没有自己的别墅
汽车。对这些人来说，那些一家人靠五元人民币过年的农民(陈桂棣、春桃：中国
农民调查)，那些靠救济金维持生计的下岗职工，好象都算不上是中国的公民。岂
止不算是公民，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他们连人都算不上，因为按照厉以宁的说
法。“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那些穷得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
，怎么会是“巨大的财富”呢？是谁的财富？在“经济学家”网站上，有这么一条
横幅：“凯恩斯说，政客大抵都是经济学家的思想的奴隶。因此，治国、平天下这
些小事就让政治家们干去吧，你的任务仅仅是在‘经济学家’网站当好奴隶主。”
(见www.jjxj.com.cn)。明白了吗？连政客都是他们的奴隶，那么那些农民和下岗
工人更不在话下了。奴隶是奴隶主们的财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不再是劳动人
民了，而是这些混帐经济学家！ 

    就是这帮经济学家，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大张旗鼓地提出了“经济学是不讲良
心、不讲道德的”这么个口号。实际上，世界上除了伦理学，哪门科学是讲良心、
讲道德的呢？讲良心、讲道德的应该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那么，这帮家伙提出这
么个口号，岂不是在说毫无意义的屁话吗？他们的目的何在呢？说穿了，他们是在
用“经济学是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这个幌子为自己不讲道德和不讲良心做铺衬
，然后好去明目张胆地干“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坏事。他们都干了什么坏事？
这伙人干的最大坏事就是鼓吹“教育产业化”，结果把一个在人类近代历史上通行
的公益事业在中国转变成了一个吃人的产业。他们干的其它坏事还包括：鼓吹扩大
两极分化，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厉
以宁语)；他们还要瓜分国有资产，搞“新公有制”(厉以宁：“新公有制”是大势
所趋)。据一位某省党报的主编在酒后透露，在中国，最赚钱的买卖有两个：一是
倒卖国有资产，一是办报纸──比它们还赚钱的买卖也有，但肯定都是非法的。原
来如此。怪不得这些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们不愿意干“治国、平天下这
些小事”，他们要干修身(养肥自己)、齐家(发家致富)这些大事。这些人的精明之
处就在於：先把干坏事合法化，然后再干。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奸贼也没有他们精明
。 

    在现在的中国大地上，“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教授学者除了那些“主流”
经济学家，还有一些“主流”法律学家。2003年8月15日，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死
刑案被辽宁省最高法院改判为死缓。据报道，改判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由北京大学
法学教授、刑法学专家陈兴良等十四位“一流法学家”的一份《沈阳刘涌涉黑案专
家论证意见书》。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蒲红果：北大教授为刘涌改判叫好 遭到
网友“责难”)。最后，中国人民最高法院破天荒地主动介入此案，再次把刘涌定
为死罪。问题是，这些法律专家的观点为什么与公众的观点相差这么遥远？据说，
陈兴良教授认为辽宁最高法院改判刘涌死刑为死缓是为了保障人权，因为“根据有
关证据，在刘涌案件中有刑讯逼供的可能。”(引文同上)。这真是天大的笑话。陈
教授难道是从月球上来的吗？刑讯逼供是今天才有的吗？是只限於刘涌一案妈？孙
志刚被警察无辜地活活打死，陈教授怎么没有写什么意见书呢？你们的的屁股怎么
总是坐在有钱人的炕头上呢？有人指出，陈兴良等人受犯人之托拟定那个“意见书
”，是“打着程序公正的旗号，破坏程序正义。”(佚名：刘涌案，中国法学界的
耻辱还是光荣？)。真是一语中的。 

    为了替自己的行径找借口，陈兴良还写了一份近万字的辩护书，再次高谈什么
人权之类的论调，同时还说中国的法官水平比中国的法学教授低下，民愤不能够代
替法律，等等。(陈兴良：关于“刘涌案”之刑事司法论坛)。这和那些主流经济学
家的腔调几乎完全一样：主流经济学家要当政客的奴隶主，主流法学家要当法官的
太上皇。你们干脆把这个国家直接接管过去算了，还这么羞羞答答地干什么？其实
，这些“主流学者”既不是什么奴隶主，也不是什么太上皇。他们是典型的走狗和
奴才，他们是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俳优“术”士的直系后代。他们的主人名叫“权贵
”。 

    早在80多年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曾喊出过“劳工神圣”的口号：“我们
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
的军官！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不要羡慕那领干饷的顾问谘议！他们虽然
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平安的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80多年后，就在蔡先生掌过舵的北大，却出现
了这么多败类学者。劳工神圣？对这帮人来说，简直就象是痴人说梦。从这一点来
看，中国的学术界堕落了何止80年！它简直是跳回了满清王朝！ 

    写到这里，我是否可以说，中国目前的学术腐败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学术界的
当权派是否还有脸继续唱什么“净土”的高调？ 




八 中国的学术腐败是世界罕见的

    (一) 国际学术界真的象中国学术界这么脏吗？ 

    对中国某些人学术界人士来说，他们搞学术腐败的最大挡箭牌就是：腐败现象
在国际学术界也存在，所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外国人能搞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搞？按道理讲，这个逻辑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错的是这个逻辑
的使用：他们只把这个逻辑用在了腐败现象上，至於外国人的优点，如洁身自好，
如勤奋努力，如奉公守法，以及人家大把大把地拿诺贝尔奖，这些中国人是不会使
用这个逻辑的。这样一来，其结果就是，只要外国人能干的坏事，中国人都有权利
去干，而面对外国人干的好事，他们却装聋作哑，假装看不见。用老百姓的话说，
这就是“不学好”。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堕落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问题是，国际学术界真的象中国学术界这么脏吗？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吧。 


    首先，在个体学术行为腐败层面，邹承鲁先生总结了中国学术界内目前盛行的
七类现象，其中只有第三类(伪造成果，纂改数据)和第四类(剽窃)在国外学术界时
有发生，其它的，几乎根本就看不到。比如说，“伪造学历、工作经历、论文”这
类现象在欧美学术界几乎就不存在。这倒不一定是他们不想干，而是没有这么干的
可行性。在欧美，学术圈子就那么大，求职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2-3人来推荐，而
绝大多数欧美人士写推荐信，都是比较实事求是。仅此一条，那些心怀不轨之徒，
即使想伪造学历也没有可乘之机。就算有人能够得逞，一旦事发，也就前功尽弃。
两年前，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的橄榄球主教练乔治·欧列瑞(George O'Leary)跳槽
到圣母大学，但由於他的简历中虚构的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校队打球以及在1972年从
纽约大学得到硕士学历的事情被人发现，结果上任仅五天就被迫辞职。在辞职声明
中，这位教练说：“由於多年前的自私无知，我使圣母大学，他的校友和球迷蒙受
了耻辱。”(Anonymous. O'Leary out at Notre Dame after one week)。实际上
，蒙受耻辱的更是他个人。不仅如此，这个有三十多年教龄的名教练还丢掉了工作
。一个体育教练伪造学历就会得到如此的下场，可想而知，在学术界伪造学历实际
等於玩火。 

    中国学术界第二类学术行为腐败现象是抹煞别人成果，自我吹嘘。谁都明白，
这类把戏能够得逞，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那就是，第一，吹牛人的狂妄和无耻，
第二，听众的无知或愚昧。应该说，在欧美学术界，狂人不少，但无耻之徒不多。
而既狂妄又无耻的人则更为稀少。即使是这些既狂妄又无耻的人，他们面对的却是
专业知识非常扎实的学者。吹牛皮，谁买你的账呢？至於“为商业广告做不符实际
的宣传”和“一稿两投”，完全违背一个学者的基本道德，不用谁去规定，绝大多
数学者都会自觉抵制。少数无耻之徒，根本就找不到市场。“搭车”署名现象倒是
有，但颇为少见。可以说，在欧美学术界，问题最严重的腐败现象(他们叫“学术
犯罪”)就是伪造数据和抄袭剽窃。这些，留在下面详细介绍。 

    其次，再看看集团学术权力腐败。欧美学术界与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区别就
是前者为纯学术机构，不谋求物质利益。中国的学术界则不然，他既要求名，还要
谋利。比如，北大清华都建有自己的公司，而这些公司的主要利润都来自股票市场
和房地产业，而不是来自本校教师的科技研发。[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三)
：北大商人(1)；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四)：北大商人(2)]。上述这个差别造成了
一个这样的效果：欧美学术界将自己的名誉和信誉看得与自己的生命等同，因为他
们追求的学术成就就是建立在信誉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的学术界则不然，虽然名
利他都想要，但如果他控制了权力，他就把利放在第一位，什么名誉，什么信誉，
他都可以牺牲。这就是在中国学术界腐败分子受到保护的原因。除此之外，在欧美
学术界，很少看到学者抢夺行政职位的现象，这是因为，第一，行政权力在那里几
乎不能够作为谋取私立的途径；第二，行政官员的选拔都已经制度化了，象中国学
术界那些肮脏阴暗的勾当，在那里根本就行不通。当然，欧美学术界并不是白壁无
瑕。八十年代，哈佛大学医学院爆发“达西丑闻”，而哈佛大学就涉嫌掩盖事实真
相，它的所作所为受到了同行的猛烈批评。(下详)。 

    第三，让我们看看欧美学术界是如何对待学术原则的。前面提到，所谓学术原
则就是对真理的强烈追求和信仰。在欧美学术界，他们最崇尚的一个原则就是学术
自由(academic freedom)。什么是学术自由呢？根据“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
(AAUP)《1940年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的原则声明》，学术自由就是从事研究和教学
的自由。为了保护这个自由，“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最终在1940年迫使美
国的大学建立了所谓的“终身教职”制度(Tenure System）。(舸昕：漫步美国大
学)。 

    实际上，“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就是一个行业工会，而它们搞的这个“终身
教职”制度，如果说在六十多年前还有必要的话，到了21世纪的今天则根本就没有
多少存在的理由。因此，这个制度近年来在美国社会受到了极为猛烈的抨击。因此
，如果要在欧美学术界寻找制度上的腐败，“终身教职”制度首当其冲。(舸昕：
漫步美国大学)。但奇怪的是，这个制度却是中国的大学极力要效仿的。 

    无论如何，学术自由也好，终身教职也好，它们所反映的是大学教授在大学中
地位的提高和上升。换句话说，美国的大学由行政当局治校，慢慢地向教授治校转
变，尽管这个转变还没有彻底完成。虽然目前尚且无法断定行政治校与教授治校的
优劣，但由从事学术活动的主体来自治，至少听上去比较合理。当然，教授治校的
一个前提就是，他们有自治的能力，并且他们能够把公众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美国最早由教授自治的大学是托马斯·杰弗逊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Virginia)，但这所学校在教授自治了几十年之后，也不得不在
20世纪初放弃这个传统。(舸昕：漫步美国大学)。同样，在20世纪初，由於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校长压制学术自由，一些大学教授在纽约市建立了“社会研究新学校”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学校由教授自治。但这个状态维持了仅两年
，“社会研究新学校”就不得不聘请校长。(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 

    现在，美国的大学可以看成是由行政当局与教授共治，教授的“权力”更偏重
于学术方面。共治的好处就是能够互相监督，互相控制，使绝对的权力变成了相对
的权力。1954年，美国杜克大学董事会决定要授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荣誉博士学位
，可是杜克大学的教授对尼克松在五十年代初参与极右派的反共狂潮记忆犹新，就
是不通过这个议案，结果尼克松这个杜克法学院的校友一生都没有得到这个荣誉学
位。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欧美大学很难制造那么多菜教授，那么多水博士，更不
会出现那么多烂校长。 

    目前有人主张在中国通过实行教授治校来治理腐败，其实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而已。因为即使真的能够实行教授治校，靠中国目前的这些教授，主要是些学阀和
学霸，只能够把学校越治越糟，而不是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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