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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大学的逻辑：张维迎访谈录之三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Mon Dec  8 23:45:28 2003), 站内信件


　　大学的逻辑
　　———张维迎教授关于“大学及大学改革”系列谈话录（之三）

　　本报讯，《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已于本周最终定稿，北大各院系
正根据方案的原则制订实施方案。

　　１　终身教职的设计：选拔优秀人才还是保障学术自由？

　　赵晓：终身教职并非随便给的，它更多地应被理解为激励机制，即形成一种压力：你
只有表现得特别优秀，才能获得终身教职。
　　张维迎：这个制度非常重要。终身教职并不仅仅是有些人所理解的为了“保障学术自
由”。终身教职制度加上“末位淘汰制度“，更重要的是可使在位者有积极性去选优秀人
才，否则人人都搞“武大郎开店”，没人愿意费心去选优秀的人。特别是当他新招的人可
能威胁到他的位置时，他就更没有积极性去选比他更优秀的人。
　　事实上，在招聘和晋升中有发言权的一定是终身教授，不可能是没有拿到终身教职的
人。这是法律上“回避原则”的一个应用。这个话反过来说，一定要有一部分人是终身教
授，他才有积极性和有压力去选聘优秀人才，才能保证大学不断地新陈代谢。但要做到这
一点，完全取决于合理的大学制度安排。
　　赵晓：必须设计一种激励相容的制度，使得在位者选人的激励和大学目标相一致，才
能保证大学目标的实现。保障学术自由，即终身教职可保障教员不受到非学术的干预。那
么你认为，在终身教职的制度设计中，选聘优秀人才与保障学术自由何者更重要？
　　张维迎：选人更重要。保证选上优秀人才，保证选人的人不“武大郎开店”，这是最
重要的。
　　学术自由当然重要，但学术自由并非一般人所理解的那么简单。计划经济时代，中国
的大学都是铁饭碗，但是有学术自由吗？没有，甚至还谈不上言论自由。显然，并非位置
终身了就会有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涉及很多因素。
　　注意：不要把这里的“终身教职”与“铁饭碗”等同，前者是给合格者的特权（priv
ilege），后者是每个人的权利（rights）。
　　对于大学或任何一个创造知识的地方来说，学术自由都非常重要，伟大的思想无不源
于自由的探索。现在大家都强调学术自由，无非是感到学术自由受到了威胁。那么我们要
问：我们的学术自由究竟受到哪些方面的限制？从大的方面说，它跟宏观制度、环境有关
，或者来自行政部门的管制，或者来自大学当局的某些限制；但是大家可能忽视了一个非
常重要的方面：对于学术自由的限制也可能来自教授队伍自身。
　　这怎么可能呢？事实就是如此！洪堡说过：“学术自由不仅会受到政府的威胁，还会
受到学术组织本身的威胁，这些组织一开始有一种特定的观点，然后就倾向于压制其他观
点的兴起。”对科学创造最大的阻碍常常来自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因为他们已经有
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框架，容不得新的思想冒出，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对他的挑
战。这在我国许多科研机构都是这样，在“家族制”普遍化的大学尤其如此。
　　你能想象吗？在现有的制度下，即使没有政府的限制，没有大学当局的限制，也还有
“家长”的限制。你想想，在婆婆面前，你老是个小媳妇，你能自由地思想和进行学术研
究吗？自由创造的前提是自由思想。当你在你的老师面前，想提出一个跟他不一样的观点
时，你预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十有八九会不喜欢你，甚至可能限制你或跟你闹翻
。
　　中国大学目前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很大一块来自这个。这是我们必须破除“近亲繁殖”
的原因之一，因为“近亲繁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有些人热衷谈论学术自由，
但又反对不留自己的毕业生的改革。这是自相矛盾！
　　至于有人把学术自由理解成乱喊口号，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的经历和观察使我相信
，目前外界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可能小于大学体制内部本身对学术自由的限制：除外界限制
外，更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束缚自己拿不出研究成果来。
　　那么从大学来讲，怎样来创造一个制度保证学术自由呢？就要靠Tenure－track制度。
当你拿到Tenure后，除非你有明显过错，大学当局不能因为不同意你的观点而解雇你，这
样你才有学术自由。但终身教职制度的目的，首先在于选聘最优秀的教员队伍。
　　龙希成：大学不能留本校毕业生，原来还有学术自由的考虑。
　　张维迎：对。学术研究只有在开放与竞争、打破“家长”垄断的环境下，你才会有真
正的自由。

　　２　学者的学术水平与学术自由

　　赵晓：除“家长”垄断以外，学术自由还与什么有关？
　　张维迎：学术自由也与学者本人的水平有关。追求学术自由是智者的天性。中国有句
古话“艺高人胆大”，就是只有武艺高的人胆子才会大；武艺不高，胆子就大不起来。我
们都知道北大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是一个敢讲真话的学者，为什么？因为他水平高。如果
我们有一半的教授能达到类似钱理群教授那样的水平，你要让他不自由也不可能。水平不
高的人不仅自己胆子小，而且往往给喜欢别人扣“帽子”，用不正当的手段与人竞争。所
以，有利于提高教员学术水平的制度客观上都有利于学术自由。
　　当然，我们不能把“学术自由”理解成学者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任何行业都有行规，
学术自由不是说教员想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全世界没有一个大学说教员想开什么课就开
什么课。美国的大学的许多课程编号甚至几十年不变。你要开新的课得要有一个程序，这
个课要经过一个委员会（faculty）的讨论，系主任的批准，你才能开。因为你必须对得起
学生，而不是自我欣赏，自己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学术自由也不能违反学术的基本规范。好比说，人家都讲1＋1＝2，你说我要自由，非
要1＋1＝3。这不能叫自由。
　　赵晓：光讲学术自由不讲学术规范，实际上是对自由的滥用。
　　张维迎：我有挥拳头表达言论的自由，但我不能打着你的鼻子；学术规范也是这样。
如果一个学者不承认大家认可的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规范，这样的“学术自由”便是伪学术
自由，是对学术自由的滥用。
　　赵晓：学术自由的目的不是因为“自由”这个词好听，而是为了更好地思想与学术创
造。
　　张维迎：这个很重要。学术自由与大学的逻辑相一致，是为了创造知识，为社会创造
价值，而不是为自由而自由，大学也不能追求自由最大化，而应该追求创造知识、为社会
贡献最大化。
　　赵晓：学术自由的氛围能使学者更好地创造，但要辅之以学术规范。
　　张维迎：我们为什么强调学者要有更多的自由，这个自由比一般的行政官员要大得多
？学者一般上下班都比较自由，行政官员、公务员上下班能自由吗？不行。学者自由，不
是因为学者的知识水平高，就可以搞特殊，而是因为知识生产的特殊性，学者自由上下班
更有助于他的学术研究，即是说，自由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按照大学的逻辑，实现大学的
功能和理想。
　　赵晓：这头让学者比行政官员更有自由，但是那头严格要求学者创造知识产品。这里
，自由仍然是相对的，因为权利须与义务相对应。学者的自由越大，其学术规范必然越严
格。
　　张维迎：没有没有约束的自由，也没有没有自由的约束。

　　３　学术水平与中国大学的“官本位”

　　赵晓：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官本位与学术自由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大家都关心这个
问题。你怎么看？
　　张维迎：在中国，行政本位、官本位相当严重。中国历史上长期只有一个Hierarchy（
官僚）的激励制度，“官位”成了惟一度量个人成就的标尺。分房子、发工资，什么待遇
都是按照行政级别来划分的。
　　但是，我想强调，大学的官本位，除了激励制度的扭曲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它是内生的，与学术规范有关，与学者水平有关。
　　在中国，因为缺乏好的学术规范，学术成就不能有效地比较，学者之间就不可能相互
欣赏。这样一来，做学问的人常常感到很无聊。到头来评价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只能寻
求学术之外的标准。毕竟，人家官本位还有一个序列，还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可比较，而学
术却没有标准，那就只能套“官衔”来比较了。
　　在大学，什么样的人最重视当官？什么样的人官本位思想最重？普遍看来，越是学术
水平低的人，官本位思想越严重。反过来，高水平的学者通常很自信，很欣赏自己的学术
成就，对当官反而不“感冒”，他更喜欢以自己的创造、自己的学术成就来衡量自己的地
位。
　　在大学，在一个系或学院中，真正高水平的教授，他还会在乎当什么系主任、院长吗
？像北大的季羡林教授，他才不在乎当什么官呢！在美国的优秀大学，担任系主任常常要
靠轮流，因为谁都不想干那个活。因为那是服务别人、伺候别人的事，会影响自己的学术
研究，没人愿意干。
　　但是，低水平的学者就不同，他在学术上竞争不过别人，就拼命找一些其他的关系来
压制别人，比如靠行政级别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如果一个系里，大家水平都低，社会上
就只能根据“头衔”来推断学术水平，认为谁当了系主任“谁的水平就高”，大家就会拼
命去争当系主任，这样一来就更没有人搞学问了。
　　在我们中国的大学，好多教授喜欢“占摊”，所以大学里各种研究中心、研究所林立
，但是很少有做出出类拔萃的研究成就的。其实这部分地反映教师队伍学术水平低的状况
，没有研究成就奉献社会，就只能用“头衔”闯江湖。
　　我的研究发现，几乎任何组织都是这样：一个组织越是水平低的人多，就越是着迷于
内部权力斗争。水平越高的人忙着去创造价值，水平越低的人忙着去分配。大学的官本位
损害学术研究，它只能把大家的精力引向分配，而不是创造价值。
　　因此，破除中国大学的官本位逻辑，必须回归到大学的逻辑，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提高
教员的水准，而这正是我们这次改革的目的。相信北大的改革会对破除官本位非常有益。

　　比如说，不直接从本院系招聘应届毕业生当教员，就会对官本位产生很大的冲击。在
现在的体制下，导师的官越大，学生留校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最容易招到学生的一定是
有官位的人，而不一定是学术水平最高的普通教授。这样，就激励教授当官。在新的体制
下，比如说，当有10个外校的博士竞争一个本校职位的时候，学术标准，而不是导师的行
政职务，就会成为学校聘任的主要标准，一个人要找到好学校，就要有真才实学，就要跟
真正有水平的教授，而不是当官的教授。这就会大大降低教授当官的积极性。

　　４　内生的学术标准与“教授治校”

　　程序公正是为了防止内部人操纵，因为难免存在裙带关系或情面问题。所以全世界学
术评价有一个重要规范：引入外部人评价。说你是否一个优秀的教授，不能由院系几个教
授说了算。因为学术的标准是统一的，我们要看校外的教授和同行怎么评价你。这是北大
改革方案中非常重要的原则之一。

　　赵晓：要提高专业水准，建立起学术自由的氛围，首先要树立学界自己的专业标准，
提高学者的自身水平。
　　张维迎：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学术标准的建立过程，因为学术标准是内生的。学者的学
术水平不高，就不会有什么像样的专业水准。学术标准一定是高水平的、伟大的学者建立
起来的，在街上随便找个人来建立学术标准是不可能的。但若是大学里低水平的人多了，
那大家就没有办法在学术上比高低，只有靠“官衔”、靠行政序列来分高下，因为那“官
衔”毕竟还是一个序列。

　　我们中国的人文学科普遍存在这个问题，社会科学领域也很严重，就是学者之间没有
办法进行比较，自己拿不出学术规范，所以只能挂靠行政评比。像什么国家级科技奖、省
部级科技奖等等，其实都是官本位、行政评比的表现，也是学术水平不足的反映。
　　评价学术成就和评价普通产品不同。市场上产品的评价最终是消费者来评价。你不能
让几个电视机厂家凑到一起来评谁家的电视机最好，这没有意义。但是学术的规范、学者
的标准要学者自己来评价，即同行评议。
　　为什么是同行评议？是因为知识产品的特殊性。学者们在大学里产生的知识和思想尽
管对人类长期发展有价值，但短期不一定看出有效果。许多学术研究当初很难看出有什么
价值，但后来发现价值很大。类似的学术研究在市场上是没有办法显现其价值的，只有同
行才有可能作出评判。
　　我们当然不能指望让学生去评价老师是不是优秀的教授，学生最多只能评价老师是不
是一个讲课优秀的老师，没有办法评价优秀的研究型教授，因为学生本身还在学习，知识
有限，所以由同行来评价才是最优的选择。如果整个专业有100个教授，就由这100个教授
评价谁是最好的，才有意义。
　　这时候，问题就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制度，让这100个教授有积极性说真话，真正评出大
家都认同的最好的学术研究来。由此就引出学者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训练等问题，这些问题
对于学术评价非常重要。当然学术自由也很重要。
　　从学术的行政管理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尽量做到程序公正，以此保证最终评价的公正
，但没有办法提出具体的要求，像规定发表几篇论文就够格当教授等等，这只能由教授们
自己去评价。
　　程序公正，是为了防止内部人操纵，因为难免存在裙带关系或情面问题。所以全世界
学术评价还有一个重要规范：引入外部人评价。说你是一个优秀的教授，不能由系里的几
个教授说了算。因为学术的标准是统一的，我们要看外部的教授他怎么评价你，所以引入
外部评价机制非常重要。这也是北大改革方案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改革到位后，今后
谁能当北大教授，不能仅由北大教授说了算，还要听外部同行怎么说。
　　龙希成：这个“外部”包括北大校外甚至国外，是不是？
　　张维迎：都包括。在我看来，有条件的院系应该扩大范围，多邀请一些国外的教授来
评价。我再三强调，学术标准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跟做企业不一样，做企业就是
我这企业我有我的文化，而学术一定是有共性的。你自认为是一个好的教授，结果国内外
同行都不认你，那不行。
　　但是在中国，由于这么多年破坏了学术规范，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几乎完全谈
不上学术规范。有人建议说中国要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院士，我看实在是不好选，因为
没有一个规范和标准，你怎么选？这个规范和标准不是说大家吵吵嚷嚷、提出一个口号就
能建立的，只能通过不断提高学者的水准、不断引入外部评价机制才有可能建立。
　　有人可能不信，认为选择好某些“科学”的指标就可以了。其实任何硬性指标规定都
会导致扭曲。试想，作为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他本身的学术水平就不高，他怎么来评高水
平的学者？还有些人经常自称某项研究填补了我国空白，有什么重大创造等等。他自己能
评价这个吗？不能！所以学术标准是内生的，我们只能保证程序上做到公开、透明，引入
外部竞争，来保证尽量树立一个好的学术标准。但不要期待一天就能建立硬性的学术标准
。
　　另外，每个学科的学术标准都不一样。比如说，有的理工科教授发表的论文特别多，
他任何一个小实验都可以写一篇论文去发表。在美国，一个高产教授一年在SCI上的论文可
能有几十篇，他带领一大帮人去做这个研究。但是，文科显然不可能。那么，到底发表几
篇论文才够格当教授？发表在什么样的杂志才算够格？这些都不能硬性规定，只能靠本学
科自己来定，同行评议。
　　北大的改革目标之一，就是希望以后按照学术贡献和学术水平来评教授而不是按照发
表的论文数量来评。所规定的标准只是抽象的，如你必须在本领域达到最优秀的层次，并
没有规定你要发表几篇论文。但接下来各个院系肯定会增加一些数量方面的要求。为什么
还要增加具体的规定？这就又回到前面讲的，如果你没有定下一个具体的标准的话，操作
起来就会造成困难，容易产生学术腐败。
　　我常想，一流的大学是看质量，三流的大学是看数量。北大现在还不是世界一流，但
北大想成为世界一流，所以我们既看数量又看质量。当我们已经达到一个程度，使得我们
不看数量就可以选出最好的教授的时候，我们绝对已经成为世界一流。一位著名华裔教授
写文章说，他曾问在芝加哥大学当经济学教授要发表几篇文章？回答是“没要求！”不写
文章行不行？“也可以！”但你要说话，要让人家服气、知道你有思想。若是达到了那个
境界，那就是真正的一流大学。北大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因此必须从建立硬的标准
、保证优秀教授的筛选入手。这也算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吧。
　　赵晓：有人说大学改革的方向是“教授治校”。如何理解教授在大学的权力问题？

　　张维迎：大学是创造知识、教书育人的地方，它和企业在好多地方都不一样。企业有
一个所有者（owner），但是大学不能有所有者。最优秀的大学一定是非赢利性的，而不能
是赢利性的。大学的理念决定它追求的是一种更长远的对全社会的价值，而不是短期的可
以在市场上出售、变现的价值。
　　当然大学有不同的学科，有些学科情况有所不同。像商学院，我叫它为“垂直一体化
组织”，上游有博士，那你就要给他大量奖学金养活他搞研究；下游则有短期培训、MBA，
你可以收费。但总体来讲，大学是非赢利性组织。
　　那么大学，究竟该由谁说了算？教授还是行政人员？学生还是校友？还是政府？
　　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会有问题！理想的大学的基本治理结构，理论上可叫做“利益相
关者（state－holder）治理结构”。在这个团体中，教授应该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
，它作为一个组织，又不应该是我们简单讲的“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是什么概念？现在并没有很清楚的定义。在国外，“大学”有些已经被
叫做multi－versity，而不被叫做university了，即它是一个多学科的组成。你说“教授
治校”，可是不同学科的教授的想法大不一样，你听哪个教授的？
　　大学是一个社会组织，怎么治理？不可能是教授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要听听社会对
你的需求，听听你的校友和学生对你的要求，当然也得听教授的意见。但是大学最终作为
一个组织，有自己的逻辑，它要有效率，又要实现自己的理念，就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强的
校长来lead（领导）。校长对大学的成功很重要。欧洲的大学教授的权力很大，但效果并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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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的伴侣，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如此而已。

※ 来源:．哈工大紫丁香 bbs.hit.edu.cn [FROM: 220.174.66.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