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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北大:当开风气之先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Wed Oct 29 13:45:16 2003), 站内信件
编者按:
2003年5月12日,《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下发到北大
各院系,旋即引起轩然大波。6月16日,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出台,海内外学者也纷纷介入讨
论,褒贬不一。北大校方宣称,第三稿将在今年秋天推出,将来也可能还有第四稿。舆论
普遍认为,改革是必需的,但就如何改才能标本兼治,各方莫衷一是。本文作者跳出既有
的分析框架,提出北大应该砍掉大量的博士课程,建设多层级的大学集团;应该把吸收弱
势阶层、普及精英教育作为未来发展战略的核心。这两点应该说都具有超前性和大视野,
值得北大改革的参与者垂注。
北大:当开风气之先
□薛 涌(美国纽黑文)
大学不是脱离社会的空中楼阁。大学的建设必须回应时代与社会面临的挑战。21世纪中国
将面临一系列脱胎换骨的巨变。比如,中国会成为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就像美国的移
民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一样,中国急剧拥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将对大学的精英主义传统提出
挑战。其次,比照当年选举权的获得使美国妇女高校入学率剧增的经验,中国基层村镇选
举若能够健康发展,更多参与政治过程的农民也将产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再次,遵守
WTO规则将产生大量期待再培训的转岗工人,也呼唤着终身教育、成人教育的普及。更重要
的是,所谓“小康社会”,终究要以中产阶级为基础。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中产阶
级,主要依靠大学来创造。
遗憾的是,目前关于北大改革讨论的基本预设,还是精英教育的理念,似乎博士生的培养
是衡量大学教育的标准。目前中国的大学生大多来自重点学校,在转型时期不断分化的各
个社会阶层,在校园里缺乏代表性。学生成分如此单一,不仅使社会底层的子弟没有进身
之阶,即使是那些“精英”,其观察社会的视野也变得越来越狭隘,想“以天下为己任”
也难。反之,北大如能作别骨子里那种德国传统,借鉴美国在上两个世纪的经验,利用现
有剩余师资,兴办专门为本科生服务的“人文学院”和更加初级的“社区大学”,从而向
多层级的复合大学集团迈进,将不啻于开启一场教育革命,引领一次文化转型。作为中国
现代文化的先驱,北大责无旁贷!
美国的大学集团
说到美国经验,首先要了解美国大学集团体制的生成史。
美国的政治重心在地方,大学建设在初期没有全国性的政策指导。为了地方的荣耀,不仅
各州要立大学,甚至许多镇也纷纷兴建大学院,就如同兴建博物馆、歌剧院、图书馆一样
,颇有些炫耀性的味道。但是,19世纪末的经济恐慌,使一些好大喜功而建的地方大学无
法维持。为了节省费用,许多大学把课程压缩到两年,成为初级大学或社区大学。这样做
的结果,为许多弱势阶层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如今,30%的25~30岁的美国人有大学文凭
,而日本是24%,德国只有14%。
同时,一些在德国训练出来的大学校长,开始寻求为美国的大学确立标准,并瞄准欧洲的
研究性大学,提高美国大学的档次。这些人包括密西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
的几位校长。他们特别致力于将研究性大学和一般的大学分开。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威廉·
雷尼·哈颇要求当地一些大学院把课程压缩到两年,然后把进一步深造的学生送到自己的
大学来完成学士学位。经过这番重新组合,美国大致形成了研究性大学、专注于本科教育
的人文学院和为基层社会服务的社区大学这样的层级体制。
人文学院是美国大学的灵魂。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刚创建时,都是只提供本科教育的
人文学院。如今这些学校都已经是世界著名的研究性大学,但是其校园的核心,还是由若
干人文学院集合而成。这些人文学院不追求拓展知识的新边疆,也并不刻意培养专门家,
而是注重所谓核心课程,传授人类的基本价值。在这里,教授和学生关系密切,合作交流
的机会多,课堂人数少,学术共同体的气氛要强于规模大的研究性大学。另外,由于没有
研究性大学那些好大喜功的学术工程,办学费用也低。今天美国已经财大气粗,纷纷转向
研究性大学。但许多名校,仍然坚持人文学院的传统。
一直到19世纪末,美国办大学量力而行,不和欧洲攀比。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建
立“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事实上,上述那些主要是德国培养出来的大学校长,在19世
纪末就开始致力于挑战欧洲的大学,建立本国的研究性大学。不过,他们的步骤十分谨慎
周密。1861年,耶鲁授予了美国第一个博士学位,哈佛在1873年才开始授予博士学位。这
距1636年哈佛本科生学院的创立已经快一个半世纪。1876年,以研究和研究院为核心的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才开张。1892年,改头换面的芝加哥大学才提出和欧洲一流大学竞争的
计划。此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全面赶超欧洲。
上面已说明,19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重心在本科而不在研究院。当美国的人均国民产值超
过欧洲20%时,美国才开始生产本土的博士。19世纪末美国经济已经是技术含量最高的领跑
者,美国也产生一大批代表美国文化精神的文化巨子,但本土的高等教育基本上还是本科
教育,建设研究性的大学严重依赖“海龟”。中国目前人均产值仅仅是美国的1/40强,完
全处于跟跑地位,文化上也是大病初愈,元气远未恢复。在此情况下,不集中力量推行教
育普及,而生产那么多本土博士,是否明智呢?
低层次与高层次
综观世界教育史,中国现在要发展的是低层次的高等教育,而非高层次的高等教育。换句
话说,应该大砍博士课程,省下钱来办社区大学、人文学院。既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有
机会出国读博士学位,而中国没有那么多的资源用于博士的培养,也没有那么多合格的博
士导师,因此,博士(包括未来的教学人员)的培养,主要应该放在海外。比如,以30万
人民币的价格,雇用一个欧美一流名校的博士(国籍不限)来中国教西方的文学和历史已
经是很现实的选择,我们为什么要设这类科目的博士呢?
而低层次的高等教育,却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中占有远为重要的地位。法国经济学家米
歇尔·阿尔伯特曾写过一本《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把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分成以德
、日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和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具体到教育体制上,莱茵
模式的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分途,其中普通教育水平整齐,导致其劳动力素质甚高。德国
的大学生在人口中的比率虽然只有美国的一半,但高中最后两年,常常讲授美国大学的课
程。另外,既然企业如家庭,企业对职工的培养,如同家长对自己孩子的教育那样,就舍
得下本投资。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梭罗称日本企业不解雇职工,结果是积极培养职工
,使日本劳动力素质甚高。即使是在大学,莱茵模式也更强调专业教育而非通才教育。大
学本科生常常都是学有所长,能够胜任相当专业化的工作。
美国则不然。普通教育两极分化,程度不齐。大学教育博而不专,学生干什么都有点“二
把刀”。企业对职工缺乏责任,不肯下本培养。然而,通才教育使学生有一个广泛的学术
基础,虽然一门不专,但八面玲珑,学什么都快。社区大学为一般劳动阶层提供了短平快
的教育机会。受教育者可以根据职业机会的变化,迅速获得新的知识。所以,当技术更新
、产业结构调整之时,不仅企业可以迅速解雇员工,提高效率,雇员们也可以见机行事,
利用充分的教育机会,自我更新。最近一位朋友神出鬼没地帮助修好了令笔者一筹莫展的
计算机。她没有任何计算机学位,竟在一家公司顶起半个计算机部门来。可见美国的体制
,有时实在灵活得没有了规矩。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工厂”,在世界经济中还属于“跟跑型”,莱茵模式中的
许多因素,如整齐的劳工素质等等,非常适合中国之国情。中国过去受苏联体制影响的专
业化教育,也与莱茵模式有相通之处。但是,21世纪对中国而言远非守成的时代,而是要
经历脱胎换骨的变革的时代。许多变革,很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想之外。因此,在制度的灵
活性、机动性方面,就需要向美国学习。比如,社区大学要承担起下岗工人的成人教育、
进城民工的职业训练等等的责任。只有提高这些人的素质,使他们迅速上升为中产阶级,
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创造中产阶级
让下岗的工人和盲流上大学,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然而放眼未来几十年,这些人很可能
就是中国经济的主动力之一。他们能否成为中产阶级,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
中产阶级的诞生,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常常借助于国家特殊的政策倾斜。即使在美
国这样一个自由放任的社会,中产阶级也是国家特殊政策的产物。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
就是美国二战后立即实施的《退伍军人法案》。二战时,美国年轻的男人几乎都去打仗,
国内一些重工业的劳力也都由妇女充任。战争结束,这些保家卫国的年轻壮士回了家,有
立即成为无业游民到处惹事生非之虞。幸而,罗斯福总统早在1944年就签署了《退伍军人
法案》,为1600万美军战后的退伍安置提供保障。法案规定政府为退伍军人提供四年大学
的全部教育费用,为他们买房、买农场、兴办个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结果,这一代年轻
人出生入死之后,赶上了“一美元买栋房”、一文不名进哈佛的好时代。
在二战前,大学是富人的专利,特别是哈佛、耶鲁,更为上流社会所垄断。但是,法案签
署后,穷人的孩子和富家子弟一同进哈佛念书,1946年,100万退伍兵上大学,占当年学生
人数的一半。在二战前,独门独院的房子根本不是中产阶级可以奢求的。但战后,退伍的
穷光蛋跑到银行缴一美元抵押金,银行就必须提供他买房子的低息贷款。这一法案改变了
一代美国人的命运,塑造了整个美国战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15年内,这些退伍军人形
成了中产阶级的核心。他们不仅还清了贷款,而且通过自己事业的成功给政府缴的税,偿
还掉了这个法案在他们身上的所有投资。在“法案”实施前,美国无所谓房地产业,但这
一法案缔造了一个买房阶级,使得房地产成为战后美国经济最大的支柱之一。所以论者指
出,即使从纯粹做生意的角度出发,这一法案也是一笔最佳的投资。
这段历史给了我们重要的提示。这不仅仅是个战后如何遣散军队的问题,从更大的意义上
说,是如何把社会的弱势阶层、边缘分子、不安的、不稳定的因素,提升到中产阶级,成
为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如果美国像过去那样,给这上千万的退伍兵每人60美元外加一张
回家的车票,这些人回去后立即变得一无所有,就可能成为一股颠覆现有体制的力量。《
退伍军人法案》实际上防止了一场社会革命。但是,这一法案绝不能解释为乱兴福利,给
穷人一笔钱让他们别闹事。法案的实质是让这些人受教育,接受新的挑战。换句话说,这
是美国战后一笔最大的基础投资:对人的投资。
当今中国的弱势阶层,那些年轻力壮的盲流、下岗工人,是社会最不安定的因素。在怎么
对待这些人的问题上,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上。如果还像过去对待农民那样,把他们视为
贱民,极尽歧视、盘剥之能事,他们将像美国的许多黑人一样,因为被奴役盘剥而丧失掉
基本的尊严和对社会的责任,成为社会的包袱。如果能够通过对他们的投资向他们提出挑
战,让他们有条件为迎接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而自我更新,他们就有可能迅速上升为中产
阶级,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和主动力。
重构人文精神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大应该砍掉大量的博士课程,建设多层级的大学集团。政府也
不应该把巨额经费一味交给北大,应该把钱交给需要接受教育的“受教育者”,即教育的
消费者手上,让弱势阶层手中有资源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教育。如果一味给几所重点大学追
加经费,而这些学校并不因此多培养学生,等于提高了人均教育费用,影响大学教育的长
期发展。因此,教育投资应该与大学所培养的人才总量直接挂钩。资源要向那些能够以低
成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的地方流动,刺激大学间的竞争。也只有这样,北大才会在竞争中
优化结构、改变“最高学府”固步自封的心态、面向社会各阶层的需求。
北大本校,经过精简后,可以作为一所研究性大学而运转。但是,即使作为研究性大学,
本科教育也应该是大学的核心使命。北大本校应该考虑把本科生分成几个或十几个学院,
在研究性大学中保持人文学院的特色;使学生和老师们能够在规模甚小的学术共同体中建
立更加密切的纽带,以“对话”而非灌输的方式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也只有这样,人与
人之间的沟通,而非以系为代表的专业,才能成为学术共同体的基础。同时,一部分过剩
的教师,应分流建立一所专门从事本科教育的人文学院。甚至可以考虑成立一所女子学院
,开女子大学的风气之先。
更重要的是,北大应该把吸收弱势阶层、普及精英教育作为未来发展战略的核心。不要一
谈“通俗”、“普及”就色变,就讥之为“黑色幽默”。要知道,美国的大学,是在二战
后跃居世界第一的。《退伍军人法案》把大量下层人士引入一流名校,使精英大学变色,
塑造了整个美国战后的高等教育。如前所述,当时的《退伍军人法案》使1946年的大学生
中有一半是退伍军人。这些人进大学,学术准备当然不充分。有的人跑到大学招生站,甚
至连学什么都不知道。更重要的是,战争结束时哈佛一年的费用是400美元。退伍军人却能
从政府领到500美元。有这么优厚的条件,这些“下里巴人”当然就大量拥入常青藤盟校。
结果,仅哈佛的在校人数半年内就翻了一倍。
原来的哈佛,是上流文化的中心。学生是优雅的年轻绅士。从饭厅到宿舍,从建筑到家具
,每个细节无不体现着精致的文化品味。但退伍兵一来,不仅带来了下层社会的“鄙俗”
气,而且他们那些缺乏文化的妻子、管教不严的孩子也跟着蜂拥而致。大学宿舍爆满,上
流社会的天堂一下子变得像个贫民窟。一些著名的大学校长,如哈佛校长詹姆斯·柯纳,
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开始时都反对《退伍军人法案》,生怕精英教
育的水准因此无法维持。但是,就是退伍兵把真正的生活经验带进了象牙之塔。到了1947
年,《时代》周刊就欢呼退伍兵已经成了美国高等教育的财富,而不是“问题”。《生活
》杂志称这些退伍兵是哈佛历史上最好的学生。美国精英教育从此变得更加多元化,更能
包容各阶层的利益、价值和创造性。退伍兵的出现不仅提高了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改变
了学生的构成,为战后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做好了文化上的准备。
北大要开的,就是这样的“风气之先”!中国几千年官本位的体制,使基层社会缺乏自治
的传统,草根式的制度建构动力不足。面对当今前所未有的教育挑战,基层社会恐怕短期
内难以修补普通教育的破败。因此,像北大这样的精英学术机构,应该“以天下为己任”
,不是一味向上攀比,而是主动向下层社会伸出救助之手。北大应分设几处附属的两年制
社区大学,授予准学士学位(Associate)。这不仅普及了北大教育,而且对北大的精英教
育也大有好处。如果北大能够利用剩余的师资和行政人员,招收一些盲流、下岗工人、甚
至乞丐,这些人两年内有了一技之长,就能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这些社区大
学,又可以成为北大本校重要的招生站,把这些弱势阶层中的优秀分子,选拔送进四年制
大学,改变通过高考的单一渠道选拔学生的方式。一个从小上重点学校的“天之骄子”,
和一个当过盲流、乞丐的人,在世界观、人生经验、对社会的认识等方面当然有天壤之别
。这些多元背景下出来的人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求学,才能真正互相激发出创意,才能让
学子对社会有全面的了解,传统中国士大夫那种狭隘的世界观才会被打破,一种包容各阶
层的普世主义人文精神,才可能孕育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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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爱人,人恒爱之;有礼者敬人,人恒敬之 ——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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