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en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trijif (比干湖), 信区: Green
标  题: 我的维和生活之二——途经澳洲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Wed Jan 24 15:30:49 2007), 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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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中俯瞰美丽的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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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乘坐的联合国运输机 

 
 
                                    范创新

    经过一夜的飞行，当地时间中午12点15分，我们的飞机飞临悉尼上空。从空中俯瞰悉尼，一座美丽的现代化大都市的轮廓清晰地映入我们的视线。郊区那些呈块状的私家豪宅星罗棋布，每家院落中的游泳池远远地看起来像是散落一地的水珠。从机舱窗口我们还看见了著名的悉尼歌剧院和悉尼奥运会建筑。 

    在悉尼国际机场着陆之后，我们十六人排到报关队伍之中。队长罗振寰——这个以野外生存经验丰富而著称于中国警队的来自四川省公安厅的35岁的胖大汉子，礼貌地将我们十六人的护照递交给悉尼机场负责入境审查的警官，告诉他，我们来自中国，是过境前往东帝汶的联合国维和警察。那名瘦高的警官立即做出了反应，他快速地将我们的护照和行李分发给其他警察，迅速审查。

    由于我们出国前知道澳大利亚对入境携带物品有着很严格的规定，所有的动、植物制品和有可能沾染灰尘的物品都要经受额外的严格检查，既费时又费力，所以我们非常注意自己携带的行李物品，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这名警官又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入境检查通道，让我们得以很快通过，他对我们说经常有维和人员过境前往东帝汶，他们对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总是尽可能地提供最大的方便。我们向他致谢，他微笑地说了声：“good  luck  ,  my  friends!”(祝好运，朋友们！)

    就在我们说话的同时，安静的大厅一角传来一阵粗声大气的吵闹声，仔细一听，发现是中国的南方口音，扭头一看，有一个身穿白色衬衣、足蹬黑色布鞋的满头大汗的上了年纪的老人扛着两个大大的纤维包装袋正在接受通关检查，其中一个包装袋已经被打开，从袋中翻出各种各样的我们在国内非常熟悉的小商品，有很多内衣、鞋袜、毛巾被、纽扣以及手工织物……，发生争吵的原因很明显，他不愿到旁边拿出所有的行李接受额外的检查,始终站在入境通道处挡住了其他人。

    一个厨娘般身材的澳洲女警在老人面前解释，但是老人似乎听不懂英语，而是始终固执着地讲中国话。我想如果他们要是这样讲下去，一天的时间都不够用，于是便走过去想帮老人翻译一下，但此时我发现我们已经通过了检查通道，按规定已经是不能返回去的了。这一刻，我突然直观地感觉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海外的一言一行该有多么重要！我们随时都在代表着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中国人在全世界的形象正是由我们每一个个体组合而成的。

    刚出机场大门，正遇见中国驻悉尼领事馆的同志们在门口迎接我们，原来公安部和外交部的领导已经提前和悉尼领事馆联系好了，请领事馆为我们提供方便。一阵热情握手之后，我们登上了领事馆的两辆“奔驰”面包车。车上，领事馆的同志说，胡锦涛主席头一天刚刚离开悉尼前往新西兰访问。从他们疲惫的神情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这两天的辛苦。领事馆的同志热情地将我们带到市中心的一家饭店，用自助式西餐招待我们，这对尚不熟练于刀叉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次绝好的实习机会，大家在填饱肚子的同时也熟悉了西餐的若干规则。

    席间，我跟领事馆的同志谈起了在机场看到的那一幕，他们说，你碰巧看见的这个老人还不算什么，现在华人在澳洲面临着很多问题。

    据他介绍，目前在澳洲现有的2000多万人口中约有100万外来移民，其中有近50万是华人移民，在这近50万华人移民中约有四分之一左右，即13万为中国大陆移民。而仅在10年前华人移民还不到5万。加上正在留学和通过其它非正常渠道滞留的华人，实际在澳大利亚境内居住的有近80万华人，很多人语言不通就千方百计地来到澳大利亚，通过各种途径艰难维持生活。近几年，自费赴澳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剧增，有些从国内高中直接来澳留学的中国学生在澳大利亚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诸如卖淫、拉皮条、吸毒、非法移民甚至暴力犯罪等等，已经引起了中澳两国政府的关注。

    2002年，中国驻澳使馆曾对留学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语言差距、孤独、出现问题无人求助成为困扰留学生的三大心理障碍。留学垃圾，这是个非常刺耳的词，但是，对部分留学生，尤其是部分高中出国的留学生，也只有这样形容才准确。留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思想不成熟，甚至一些处于“危险年龄”的孩子在家长身边都不能受到很好的管束，却被送出国门。这些学生本身的基础较差，2至3年后仍然不能通过语言关，便感到前途渺茫，自暴自弃，沦为真正的“社会垃圾”。

    中国有庞大的留学需求市场，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出国留学，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真正有资格去留学。目前，国内盛行的说法是，学生出国可以很快适应当地的语言环境。然而，事实却相反，不仅不能很快适应语言反而因为语言的巨大差距产生心理阴影。再加上众多的学生出国留学都是报喜不报忧，没有客观地把自己在国外留学的实际情况传达给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甚至对自己的不幸遭遇难以启齿，总是给人在国外留学很风光的印象，造成大批不明真相的人一次次重复那种不幸的留学故事。领事馆的同志们还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以后我们遇到的涉及中国留学生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听了领事馆同志们的客观陈述，我觉得深有同感。想想我自己，参加工作13年，花了7年的业余时间自学英语。先是在自己原先较好的高中英语基础上攻读完大学英语的所有课程，后来的几年又大量地收听英语广播、攻读高级口语、撰写英文报告以提高自己的高级运用能力。而这些小留学生们连国内的大学英语还没有接触，仅凭借着自己尚不完整的高中英语底子直接进入国外大学，还要在课堂上听懂外国教师的带有口音的英语授课。恐怕对于国内的尖子生也是不可思议的。

    午餐后，领事馆的同志陪同我们在悉尼参观游览……。

    由于联合国要求的时间紧迫，我们不敢耽误，当晚就转乘飞机经布里斯班到达了澳大利亚北部著名的海港城市达尔文。一路上，澳航班机的乘务员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似乎没有“空姐”的概念，几乎全部都是“空哥”，年龄都在30—50岁之间，动作轻快熟练，脸上总是挂着真诚的微笑，每当我们有需要时，他们都非常客气礼貌地过来问长问短、有求必应，亲切而友好。由于是夜间飞行，许多乘客睡着了，他们就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大家盖在身上的毛毯，耐心而又细致，比“空姐”有过之而无不及。

    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市由于最接近东帝汶，一直都是联合国东帝汶任务区的后方基地。自从2000年首批中国维和警察出征以来，所有中国维和警察都是从达尔文进入东帝汶的。以往这里驻有东帝汶任务区主要的办事机构，目前已经迁移到东帝汶的首都帝力市去了。我们选择的这个时间非常不合适，但由于第二天就有联合国的运输机飞往东帝汶，按照联合国最省时、最经济路线的原则我们只能选择这个时间到达，否则联合国将不负担我们的路费。虽然到达的时间已是深夜，但由于罗振寰和陆敏敏提前联系了一家华人经营的旅店，我们很快就住了下来。

    陆敏敏一直忙前忙后地帮大家安排房间、搬运行李，直到满头大汗才回到房间休息。这个39岁身高1米85的天生篮球好汉，是来自浙江省公安厅的刑事技术专家，也是早年毕业于中国刑警学院的高材生（我戏称他为“三高”：个子高，业务技术高，英语水平高）。

    我从房间走出来，想呼吸一下达尔文清洁、湿润的空气，忽然间，一阵热浪劈头盖脸地袭来，这时我才想起，达尔文也是一个地处热带的城市，只是由于我们深夜到达，感觉不明显罢了。

    我似乎已经嗅到东帝汶炎热而潮湿的气味了……。

    次日凌晨，大家迅速整装出发，换上了短袖的警服夏装，从达尔文机场登上了飞往东帝汶的联合国运输机。

    登上这架联合国的飞机，立刻感受到了浓浓的联合国气息。整个机舱里坐满了肤色各异但全部都佩戴有UN ID （联合国身份卡）的乘客。他们中有来自斐济和日本的维和士兵，有来自泰国的军事观察员，有来自尼日利亚的联合国人权事务官员和来自美国、法国、埃及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坐在我和罗振寰对面的是两个澳大利亚人，从我们上飞机就开始不停地聊天，他们两人中的一个是为联合国工作的30多岁的律师，来自墨尔本，名叫博尔，非常幽默，他跟我戏称兄弟，说他小的时候跟我打架，把我鼻子打瘪了，造成现在他的鼻子大，我的鼻子小，引起我们一阵哄堂大笑。另一个是穿着花衬衣的五十多岁老头，名叫戴恩，来自堪培拉。戴恩指着我胸前的五星红旗问我们是不是刚刚从中国来的警队，然后又询问了我们警队的人数和组成情况，包括我们在国内做警察时具体从事的工作。我惊讶于他的专业程度，进一步询问后才知道，原来他是SPECIAL  ASSISTANT  FOR  COMMISSIONER（维和警察总警监的特别助理），来到任务区之前是澳大利亚联邦警官大学的教授，刚刚结束休假，从家里返回任务区。

    我跟他开玩笑说：“原来你是我的领导啊！”他却很认真地回答：“我不是你的领导。”我说：“按照中国的规矩，你的职务比我高，就是我的领导。”他依然礼貌而委婉地说：“我的职务和警衔虽然比你高，但我只是有可能成为你的领导，如果我不直接管你，就根本不是你的领导。”

    嗨！这老外真是，叫什么真儿呀！不过，这种观念代表着严格的一级对一级负责，他的职位高，大家都尊敬他，但这与真正的具体领导的观念不同，这种观念的好处是让每一级下属都享有充分的管理权威，从而实现功能型、效率型的管理体制。

    一路上，戴恩跟我们谈了很多任务区的新情况，其中多次谈及今年才到任务区任职的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总警监——珊迪-佩斯丽，他评价珊迪是极为敬业并且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的正直的女强人。老头自豪地告诉我们，正是珊迪看中了他的能力而且亲自点名要他担任特别助理的。他还劝告我们千万不要酒后驾驶，因为珊迪宣布：一旦发现有维和警察酒后驾车，将立即遣返回国。我和罗振寰不禁对视一眼，会心一笑，用汉语互相说道：“公安部发布五项禁令的周永康部长在联合国居然找到了知音。”早已习惯于遵守五项禁令的我，装作不知情而故意惊讶地问他：“Oh, is that true ?（是吗）？”他面带真诚地做了个毅然决然的手势，用小孩子发誓一样的表情，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Absolutely true！(绝对是！)”……

    就这一下子，差点没把我俩乐趴下。老头呈现出的无奈的表情显然误认为我们把这当成了玩笑，于是罗振寰便正儿八经地对他说：“我向你保证，决不会有任何一个中国警察会因此违纪！”

    老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听说罗振寰和我都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尤其是罗震寰还是毕业于公安大学法律系，戴恩显得格外兴奋，他不停地在他身体的前方划拉着他的两只大手，说澳洲联邦警官大学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有着良好的关系，双方在很多领域都有合作，而且还经常派人互访，遗憾的是他至今还没有机会去中国。正当他高谈阔论的时候，飞机广播中传来元音极为夸张的澳洲英语：

    “帝力机场到了，飞机准备降落，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窗外是一片陆地与海洋的结合部，湛蓝的海水轻拍着漫长的海岸线，我们乘座的飞机沿着海岸线慢慢降落，最终在大海边简陋的帝力机场跑道上停了下来。

    机场里醒目的黑黄相间的东帝汶国旗正在迎风飘摆，仿佛是这个仅有一岁的年轻共和国伸出的欢迎的臂膀。

    我们到达了东帝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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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崛起的过程中，力量会赢得尊敬，也会让别人警惕。唯有文明的创造，才会获得真正
的尊严。文明复兴的中国梦，不仅仅是把产品卖到全世界，更应该是让中国价值为世界文明
价值增添浓重的一笔。
　　任何秩序从来不会自动建立，也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两分选择。秩序是在不同价值观的
融合中产生，在动态的平衡中获得延续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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