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en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trijif (比干湖), 信区: Green
标  题: 我的维和生活之三——与东帝汶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Wed Jan 24 15:32:46 2007), 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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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帝力机场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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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工作日只有一瓶饮用水 

 
 
                                 范创新

    以下是中国第一批维和警察——来自天津市公安局的李明海描写的一段他们2000年首次来到东帝汶时的景象：

    “走下飞机的那刻，我看到了被战火洗劫后的东帝汶。很奇怪，这里的机场很小，许多人在机场内悠闲地走着。看上去并不像是这里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行李被用铲车胡乱地堆在了地上，我们只好自己寻找自己的行李，这里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种闲散和无序。……城市里没有广播，没有报纸，连食品和饮用水全部需要从澳大利亚进口。更可怕的是，这里连基本的公共秩序也已瘫痪，满大街上全是没有工作的闲散人员，没有牌照的破旧汽车和一点也不怕人的野狗、野猫。……在这里，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什么都没人管了，人人都自由了，那就意味着谁也没有自由。”

    三年后的今天，当我走下飞机，发现今天的帝力机场虽然设施依旧简陋，但不失整洁、美观，工作人员也是忙忙碌碌、举止得体。跟三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以及重建计划，已经开始让东帝汶旧貌换新颜。

    走在机场的道路上，正是正午时分，滚滚热浪扑面而来，闷热潮湿的空气在热带阳光的照射下蒸汽一般地包裹着我们的身体，刚走两步，全身就被汗水湿透了。一年多来耳熟能详的东帝汶气候特征，就这样扎扎实实地降落到我们身上。

    头顶上的阳光强烈得让我无法取掉墨镜，一旦没有墨镜，眼睛几乎无法睁开。在日光的暴晒下，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了机场大厅，同行的其他联合国乘客对我们中国警队整齐划一的举动不断地投来赞许的目光，我听见不止一个人发出称赞的声音——“Chinese police, professional”(中国警察，有职业水准)。

    因为工作需要而延期两个月的上一批中国警队的十二名战友早已在机场大厅等候，与他们站在一起迎接我们的是中国驻东帝汶大使邵关福。邵大使热情与我们握手，战友们则抢着拿过我们的背包，嘴里连连说道：“太好了，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

    刚一到任务区，我们就领教了联合国紧张的工作节奏。这里没有国内的那种让远道而来的同志休息一下的惯例，午饭后，我们立即被接待我们的美国警察白头戴尔和光头杰夫（我根据他们的形象起的外号）告知：中国警队必须在包括当天下午在内的五天里，接受总部各个主要部门负责人以及专家的induction training（就职培训），然后还要再一次进行考试。考试的内容是警察业务、左行驾驶和任务区常识。驾驶要在帝力的公路上进行，其它考试均分别由除中国人以外的资深的联合国警察业务专家与每个人面谈后打分。

    我们在国内接受联合国考官甄选的时候，光头杰夫是考官之一，他在监考我们驾驶的时候曾说过一个赋予人性化的比喻，至今令我印象深刻。当考试用的锥形障碍物被放置在预设路线上时，他清晰地对大家说：“这里的每一个小障碍物就是一个孩子，就像你们每个家庭中的孩子一样。下面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 正是这个比喻，使我对联合国驾驶要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我们还得知将“有幸”与总警监面谈，原因是她老人家主动提出要亲自与这批中国维和警察见面。大家不禁捏了一把汗，因为上周有一个菲律宾警察和一个葡萄牙警察就因为面谈时没有通过，现在正准备回国呢。

    来到任务区就又要准备考试，这是我们原本就知道的，而且我们这一帮人在国内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了大小七、八次考试以后才冲出来的，联合国的考试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但是，不知怎么回事，当这一切真的来到眼前的时候，大家还是有些紧张，生怕在这个以严厉著称的女总警监面前露怯，因为中国警察还没有被遣返的先例，我们可不希望打破这个零的记录。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一边聆听联合国各部门专家的教诲，一边体验着东帝汶恶劣的天气。在这里，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赤道。首先是烈日当头、酷热难当，地面温度近50度，我们还必须着装整齐、装备齐全。我们每个人都被安排住在一个集装箱改装成的不足4平米的房间里，狭小憋闷。由于天气太热，大家身上的警服不到十分钟就汗透了，泛着大片的盐花。联合国要求警察着装必须干净整洁，否则给处分，所以我们每天必须抓紧时间洗衣服，好在阳光充足，洗完了干的也快。

    联合国出于安全的考虑，不提倡我们饮用当地的水，因此我们只能喝联合国统一分配的瓶装水，但我们每人每个工作日只能领到一瓶饮用水。谁都知道，在我们还没有适应气候的情况下，每天一瓶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水是最珍贵的。好在先发下来10天的水，大家纷纷提前透支，顾不得以后的日子了。关键时刻，那些延期的同志们听说我们饮水不够，便立即组织到一起，将他们节省下来的饮用水及时送到我们手中，有的还驱车几个小时，从偏远的地区赶过来，见了面一个劲地说：“你们刚来，一定要多喝水，否则容易生病。这是我们的经验。”放下水之后，他们又赶在天黑之前返回地区。

    看，一家人就是不一样，弄得其它国家新来的警队羡慕万分。在外国人眼中，中国警队就是这么团结！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来自不同国家的英语。这些给我们上课的专家们来自全世界不同的角落，讲的英语也是南腔北调。

    给我们讲《任务区维和警察任务、现状及发展》的是来自尼泊尔的操着一口浓重的南亚英语口音的帅“小伙”。一身海蓝色的尼泊尔皇家警服配上金光闪闪的尼泊尔皇家警察徽标，穿在他身上显得特别合体。他是任务区资深的警察管理专家。说他是小伙只是因为他面相很年轻，但从警衔上看，他的年龄应该在40岁左右。他那言简意赅、理性务实的授课内容和自制的电脑幻灯教程以及流畅、丰富的英语表达，让我们明显感觉到他是一名资深的高素质警官。

    听惯了标准英语的我们，对他的口音感到有些不太适应，但是，大家都清楚，这就是现实，是实实在在的国际语言环境，每一个人都必须迅速适应，没有任何其他选择，英国人、美国人能听懂，我们中国人也必须能听懂。我们没有借口要求别的国家的每个人都讲出标准的英国英语或者美国英语，只能靠自己再更进一步地去揣摩、体会，在实践中再学习。“学无止境”这四个字没有谁比我们现在体会得更加具体、深刻。

    好在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就养成了收听联合国广播的习惯，因为联合国的广播都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英语播音员播送的，所以我们对这些口音有过一些经验。在这个基础，大家很快也就进入了角色。

    让我们没有料到的是，他讲完课以后，并没有像一个职业警察那样右手贴近帽沿敬礼，而是双手合十微微鞠躬，以佛教礼仪向我们致谢，一时间弄得我们手足无措，甚是尴尬。后来得知，在联合国任务区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比如尼泊尔、泰国都是佛教国家，他们的警察大多是佛教徒，因此他们在任务区行佛教礼与国际上警察通用的敬礼具有同样的意义。

    这，就是联合国。

    接下来几天分别由来自赞比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以及我们中国等各个国家的其他专家，为我们讲授了医疗保健、人权保障、车辆应用、社区警务、法律法规、维和纪律等许多相关的知识。

    来自赞比亚的乔伊斯（世界卫生组织的女雇员）在讲解《艾滋病传播与预防控制》的时候，生怕我们领会不深，甚至动用了人体敏感部位的仿真模型，辅之以大量图片和形体动作。居然一度使我产生了接受反面教育的错觉。其中讲到一个重要环节时，乔伊斯力邀我们的“警花”——35岁，来自中国武警学院维和中心的少校女警官康焕华——上台配合示范。毕业于河北大学英语系的康焕华，站在台上强忍羞涩，竭力镇定，她那一口漂亮的英语在这场心理挣扎过程中发出了几个难得的颤音。

    笑声四起，她清秀的脸颊布满红晕……。

    每上完一节课，我们都要在一种表格上签字，证明我们已经清楚地领会了每一项内容。

    紧张忙碌了五天之后，我们终于被总警监“召见”了。那天下午2点，我们被通知到当地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开的酒吧，那是为我们临时租用的培训场所。走到酒吧门口的时候，我看见在门外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年约五十岁的瘦削、挺拔的女警官，穿着笔挺的暗白色澳大利亚警服，手中夹着一支香烟。她，就是总警监，珊迪-佩斯丽———联合国东帝汶任务区维和警察的“总头目”。时间到了两点整，只见她掐灭了香烟，耸着瘦削的肩膀疾行几步，像一阵风一样地走进酒吧，举止间透着干练、敏捷。

    见面的过程是例行的，一分钟的致敬、问候之后，她开始逐人听介绍，要求每个人说出自己在国内擅长的领域和来到任务区的目的。我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介绍完自己的情况后，按照国内的习惯谦虚地说：“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要向其他国家警察多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珊迪一直没有做声，我注意到，她听到我的战友孙新铭介绍情况时，用笔写下了他的名字。毕业于吉林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孙新铭，是个31岁的壮实东北小伙子，他是来自广州黄埔公安边防检查站的一名副科长。板寸的小平头、憨厚纯朴的面容与他的性格如出一辙。在介绍自己时，他讲到：由他参与编写程序并开发的中国边防检查软件系统，已经录有2亿多条信息，目前正在应用于中国150多个边防检查站。正是他的这一番自我介绍，引起了珊迪的注意。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介绍了自己在国内社区警务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

    结束了自我介绍之后，珊迪用她那略带沙哑但是清晰纯正的英语讲道：“在我的印象中，中国派出的维和警察在所有国家中是平均学历最高的。正像刚才我听到的那样，你们中间也有着各个领域的专家，甚至有硕士。但是，让我失望的是，你们无一例外地讲到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是向其他国家警察学习。你们有着如此丰富的警务经验和专长，为什么首先想到的不是为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贡献什么，而是自己向其他国家的警察学习什么呢？

    这个苦难的国家年龄只有一岁，它的警察在印度尼西亚占领的25年期间被灌输了大量的军政意识而缺少法制意识，许多可怜的人民的善良愿望曾经遭到亵渎。我们来这里首先要教会他们的警察如何尊重人权，如何保护人权，如何打击犯罪，如何学会并应用各种知识技能，例如：计算机管理、刑事侦察、社区警务、情报收集、法律应用等等。我的伙伴们，用你们良好的警察素质直观地让他们理解联合国所倡导的原则，好吗？

    请记住，重要的不是你们能从其他国家警察那里学到什么，是你们能教会东帝汶警察什么！……我说这些，不代表我对你们不满意，只是让你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们从不同的国家走到一起来的目的。我和其他国家的同仁对中国警察的印象都是一样，中国警察非常出色，非常敬业，希望我能够在任务区看到你们更加出色的表现！”。

    这就是珊迪，直率、干练，一语中的。事后，大家在一起议论的时候发现，我们现在还沿用国内的工作思路，时时处处讲谦虚、讲不足，看来，面对老外太谦虚了还真不行。

    珊迪讲完之后，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队长罗振寰代表我们警队向她赠送了一枚大大的、精致的中国警徽，她显得非常高兴，说：“谢谢，谢谢，它很有意义，我会把它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你们要去我办公室的话一定会看见。”一听到这话，坐在我身边的，来自武警辽宁丹东边防检查站的中校警官赵国丹悄悄地对我说：“但愿看不到。”我问他：“怎么了？”这个东北大汉幽默地说：“你想，到她的办公室要么就是好事，要么就是犯了错误，不去她办公室至少说明没有事，所以还是不去为好。”听到这话，我也乐了。

    几天后，我们参加了面试，由于大家准备充分，非常顺利。11月3号那天，白头戴尔和光头杰夫这一老一少两个美国哥们拿来了我们的分配名单。我和另外两名同志被分配到东帝汶最偏远的奥库西地区警察局工作，而且，出于安全原因，我们将被直升机送到那里。

    我就要见到奥库西美丽的海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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