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en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trijif (比干湖), 信区: Green
标  题: 我的维和生活之九——充满欢乐的“微缩世界”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Wed Jan 24 15:37:36 2007), 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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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快乐的小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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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尔斯向当地小朋友赠送小礼品 

 
 
                                     范创新

    为联合国工作，自己以前没有经验。

    幸好在国内参加联合国维和警察培训期间自己比较用功，再加上中国武警学院在这方面也具有一流的师资和设备，所以在来东帝汶工作之前，我还是奠定了一些基础。

    即使这样，开始的时候仍然是忐忑不安，神经绷得紧紧的，每接一个电话，每写一个报告，每参加一项行动，自己都要投入百分之二百的精力，全神贯注。刚开始工作的第一个月，每天晚上都感到筋疲力尽，全身疲乏。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电脑前字斟句酌地修改一份关于整理档案工作的报告，乔尔斯像往常一样手持一听“可口可乐”慢慢悠悠地走进办公室。这个时刻，是他最快乐的时刻，因为他正准备给地球另一端的爱妻打越洋电话。看见我在写报告，他很诧异地问我：“范，这个报告你今天下午不是已经写完了吗？”我说：“是的，但是我总觉得不放心，反正明天才要上报，我晚上再仔细改一下。”乔尔斯有点不太理解，他说：“你的报告我看过，没有问题的。”他为了加强语气，甚至还用了“perfect（完美）”这个词。

    我说，我愿意把工作做到最好。

    乔尔斯坐下来很认真地跟我说：“范，我注意到你在工作的时候比较投入，我很欣赏，但是，要知道，我们都不是小孩子，我当警察有二十多年了，你也是有着十多年经验的警察，这些规律性的警察工作，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很大的问题，没必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这里条件这么差，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减轻自己的压力。”我很感动，说：“谢谢你的关心。你知道，我们中国是不用英语工作的，所以我现在工作起来总是不放心。”他微笑着说：“范，英语是你的工具，别让工具影响你。”

    他的话确实也有道理，过于在意某些方面，反而容易使自己裹足不前，可能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道理吧。后来随着逐渐适应环境、熟悉了游戏规则，我也慢慢开始在工作中放开了手脚。

    从这个角度上讲，只要跨越了语言障碍，为联合国工作与在国内工作没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由于大家来自五洲四海，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也经常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笑料。

    下面所讲的就是何庆雨的“何”字的暴笑故事。

    何庆雨的“何”字，汉语拼音是“HE”,但是在英语里面就念成类似“嘿”的音，也就是“他”的意思。外国人只认识英语发音，不知道这是汉语里“何”的拼音，所以大家都叫他“嘿（HE）”。

    我刚到利奎萨工作不久的一天下午，我的战友马学忠路过利奎萨地区，顺便来看望我们。

    马学忠比我年长一岁，跟我一样，生长在湖北省，从武汉体育学院教育系毕业以后，他被广东江门海关公安缉私分局录用，使他圆了自己儿时的梦想，成为一名从事海关缉私侦查工作的警察。这同时也使他大学时期的英语特长得以发挥。后来由于他好学上进、作风过硬，又考上了维和警察，被单位任命为缉私分局侦查科的科长。

    话说马学忠来的时候正好遇见乔尔斯，便向他打听，看我们在不在。那天，我恰好到帝力总部去办事，而何庆雨在我们的办公室里等他。于是，乔尔斯说：“Fan has gone to Dili. HE is in his office.”这句话的原意是“范去帝力了，何（指何庆雨）在他办公室里”，但是，乔尔斯把“何（HE）”像平常一样念成类似“嘿”的音（“他”的意思），把马学忠搞了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马学忠想：“范去帝力了。他在他的办公室。范到底在哪儿？

    乔尔斯望着眼前这个一脸迷茫的大个子中国警察，也感到很纳闷。

    幸亏后来何庆雨出现，才弄清楚了一切，大家捧腹大笑。

    我们平时也喜欢开一些其它的玩笑。有一次，我开车到玛巴若分局去检查工作，乔尔斯和弗瑞德正好也有事要去办，就坐我的车同行。这两个家伙一开始就“没安好心”，商量好了要跟我开个玩笑，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

    他们坐到车里以后，我像往常一样，发动汽车、倒车，然后准备开出院子。正在倒车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把我吓了一大跳，他们两个也大叫：“怎么回事？”我以为车后有东西被撞。连忙停车，下车检查。他们两个也吃惊地下车跟我一起绕着车子走了一圈，但是什么也没看到。我便纳闷，究竟是什么东西响？于是，又上车发动，这回我倒车的速度更慢了，突然又是“砰”的一声。我开始怀疑是汽车轮胎有问题，于是下了车对他们说：“不行，得检查轮胎。”

    这时，我看到乔尔斯的表情有点诡秘，再看看弗瑞德，表情也有点不正常，他还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对，检查轮胎。”我突然感到有点蹊跷，便又改口说：“上车，我再试一次。”这一次，我在倒车的时候一直观察他们两个，还好，没有任何响声，我更加怀疑了，于是便把眼睛盯着驾驶室内的反光镜。果然，没走几步，又传出来那个响声。这回我可看清楚了，原来是弗瑞德坐在后排，把手放在车窗外，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猛拍一下车门。

    还没等我说话，弗瑞德又开始假装吃惊起来，说：“不行，范，检查轮胎，UN的财产，咱们可赔不起。”联合国对财产使用与保管非常严格，如果不按照规定检查，赔偿数额常常是物品价格的几倍。

    我停下车、转过身，伸手狠狠拍他那亮光光的黑脑袋，说：“OK,检查轮胎，我先检查你的脑袋。”他一边用胳膊挡，一边狂笑不已，乔尔斯也是捧腹大笑。

    从那以后，弗瑞德和乔尔斯一见我开车就跟我说：“范，检查轮胎！”我每次就回答他们：“先检查你脑袋。”

    后来，我和弗瑞德又对阿普罗娜开了类似的玩笑。那一次是利奎萨警察局总部搬到原葡萄牙维和部队兵营，我们用车帮助当地警察运送文件柜，我和弗瑞德两个人商量好了以后自告奋勇地站到后车厢上，让阿普罗娜开车，路并不远，但是我们两个轮流用手疯狂拍打车顶棚，到达地点以后，阿普罗娜走出驾驶室，说：“你们这两个坏家伙，我已经脑震荡了。”

    我俩笑得弯了腰。

    由于身处联合国这个大环境下，大家难免也对各种政治事件格外关心，闲暇的时候，经常谈论时事政治。

    2004年4月18日这天早上刚上班不久，我正在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地看网上发布的总部最新文件，黑小子弗瑞德呼啦一下拉开我办公室的门，然后又连忙说：“Sorry, sorry。”我看他不太正常，就问他：“怎么了？”他冒出一句：“范，你不会因为我跟你探讨台湾问题而一枪把我嘣了吧？”我当时一愣，说：“你小子疯了？怎么会有这种古怪的想法？”他大笑，说：“开个玩笑，我今天早晨在美国新闻网上看到，在科索沃维和的两名美国警察被一名约旦警察枪杀，事件发生之前，他们在探讨伊拉克问题，双方发生过激烈争吵。”

    我当时也大吃了一惊，这种维和警察自相残杀的事情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于是我一边上网查找新闻，一边对弗瑞德说:“你看看你们美国干的破事，大老远地去打伊拉克，连身处伊拉克之外的美国警察都要受到牵连。”我刚说完，弗瑞德立刻假装做掏枪状，然后冲着我挤眼睛，那意思是说：“你就不怕把我激怒后开枪吗？”我看见他故意装出的滑稽样，忍不住笑着说：“好了好了，关于你那美丽富强的美利坚合众国，我从今以后再也不会在你面前说一句坏话了，免得咱们兄弟翻脸。”他哈哈大笑，然后说：“范，我实在是想不通，难道政治问题对有些人来讲真的有那么严重？我们不是挺好的吗？”

    弗瑞德说的没错。来自波黑的左让-切特科维奇调到我们这里工作以后，我们四个人经常在吃完晚饭以后，坐到阿普罗娜住房的门口聊一些天下大事。大家各抒己见，争论经常有，但从来没有因此闹翻过。

    弗瑞德最惨，他往往因为美国攻打伊拉克的事件，成为众矢之的。有一次，大家把他质问得透不过气，他干脆耍赖，像个小孩子似的说：“反正我们美国已经这样了，你们想怎么着？要不，你们的国家也攻打美国吧。”他这话一出口，我们纷纷摇头，说：“不讲理了，没法说了。”

    这个时刻，同为黑人的阿普罗娜大姐在弗瑞德面前最有说服力。我记得她那次她对弗瑞德动感情地说：“弗瑞德，你姓托马斯，但是你知道吗？这不是我们非洲的姓。那些国家占领了非洲，将我们的祖先掠夺到欧洲、美洲，他们连拥有自己姓名的权力都没有。”她见弗瑞德不吱声，又继续说：“我们作为非洲人的后代，有什么理由支持这些战争呢？我看见战场上的美国黑人死亡，就好像是看见了另外的一种奴隶制度在继续。”

    她的话终于将弗瑞德打动了。后来随着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事件被曝光，弗瑞德对待这场战争的立场彻底发生了转变。

    由于阿普罗娜与弗瑞德都是黑人，因此他们之间便有着更为亲密的关系。阿普罗娜的好朋友马修－贡达经常来看望她，每到这时候，弗瑞德就顺理成章地去“蹭饭”。马修也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黑人警察，在帝力工作，他为人耿直，但彬彬有礼，而且他知识丰富，嘴巴快，反应也快，口才好（英语是津巴布韦的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他们从小就说英语）。每次马修一来，我们的“饭后辩论”就格外激烈，弗瑞德也就格外被动。

    有一次，大家谈到了盗版问题，弗瑞德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他说，据他了解，中国是现在世界上盗版最严重的国家。

    我不得不承认盗版现象在中国比较严重，同时我也很诚实地向他解释了中国政府和警方正在为反盗版做出努力，但是由于弗瑞德经常在我们的辩论中处于“苦大仇深”的境地，所以他不依不饶地抓住这次机会，居然在那里扳着手指头跟我算起帐来，想看看中国会因此占多大的便宜。

    这时马修说话了：“你要先算算中国以前被其它国家盗走了多少资源和珠宝，看看那些东西价值多少钱。”（因为“盗版”——PIRATE一词来源于早期的“海盗”，所以这个词同时还有 “海盗、掠夺”等意思。）

    听了马修这个一语双关的解释，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三伏天冲了个凉水澡，爽透了！后来我跟马修说：“我代表所有认识我的中国朋友感谢你。”他说：“我的国家被英国殖民统治上百年，他们掠夺走了无数的资源，所以我理解中国。”

    阿普罗娜是津巴布韦的警队长，每当她跟我提起马修，就流露出一脸自豪的表情，说马修聪明能干，是她们津巴布韦警察的骄傲。

    阿普罗娜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是她做的“番茄煮豆”，香滑甜软，乃人间美食！卡尔调走了以后，还多次打电话给阿普罗娜，诉说他对“豆”的“相思”之情。

    有一次，我看见阿普罗娜打电话，只见她对着电话听筒嗔怒道：“看来你不是想念我，是想念豆子。”过了一会，她又浑身乱颤、大笑不止。打完电话，她告诉我说：“我刚才跟卡尔通电话，卡尔在帝力想起我做的豆子了。他还说，我和豆子一样对他具有吸引力。”看见她高兴的样子，我自己偷着乐，没好意思打击她，心想：这是夸你吗？

    她兴冲冲地哼着非洲小曲连夜做了一小锅“番茄煮豆”，第二天托人给卡尔捎去……。

    与我们不同，乔尔斯很少参与时事政治的讨论，他属于比较含蓄、比较谨慎那一类人，很看重感情，凡是有可能伤害朋友之间感情的事情，从来不做。

    2003年12月5日，也就是乔尔斯离开东帝汶的前一天，他买了很多啤酒、可乐，然后放在一大桶冰块里面冻着，又从帝力买了大量的冻鸡翅和冻鸡腿，晚上在门口支起了大烧烤架，准备开告别晚会。他请来所有利奎萨总局跟他共事过的东帝汶警察，加上我们联合国的维和警察一共约三十来号人，大家都很高兴。

    晚会由卡尔－克拉克主持，卡尔在晚会开始之前请乔尔斯说几句道别的话。乔尔斯端着一听啤酒，环顾四周熟悉的面孔，只见他眼圈发红，鼻孔抽搐，刚说了一句：“今天……。”两行热泪扑簌而下，言语哽咽，无法继续。卡尔连忙搂住他的肩膀在他耳边轻声安慰了两句，我也走过去一把搂住他，他轻声地哭了一会儿才缓过劲来说：“对不起，我最恨自己动感情，可是今天实在忍不住……。”

    后来随着晚会的进行，大家又唱又跳，气氛终于又活跃起来。

    晚会以乔尔斯向当地穷孩子赠送礼品告终，临近午夜，大家散去之后，我看到乔尔斯仍然在门口静静地坐着，仿佛在深情追忆着我们这个充满欢乐的“微缩世界”历史上的每一个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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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在敲打我窗，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           是谁，在敲打我窗，
  是谁，在撩动琴弦，           不停地打在我窗。            是谁，在撩动琴弦，
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只有那沉默不语的我，        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
渐渐地，回升出我心坎。        不停地，回想过去。        渐渐地，回升出我的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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