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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trijif (比干湖), 信区: Green
标 题: 我的维和生活之十二——小小地球村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Wed Jan 24 15:39:46 2007), 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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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在给东帝汶教师上培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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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行女侠——珍妮
范创新
在东帝汶工作的外国人,除了我们维和警察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国际人士。他们使得整个东帝汶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地球村。
第一次认识乔治,是在乔尔斯临行前的告别晚会上。那天晚上,我意外地发现了三张新面孔,一男两女,男的就是乔治。
乔治-塞瑞杰罗,是来自葡萄牙的教师,今年30岁,短粗身材,卷曲黑发,铜铃大眼,外加一张胡茬子大脸,活脱脱一个南欧冒险家重现人世。
那天他穿着一条肥大的短裤,一双旧凉鞋里脚丫子脏了吧唧地,像淘气包刚刚结束土堆里的疯玩。他喝起啤酒来简直像一部机器,完全没有我平时印象中西方绅士的那种温文尔雅,看着不像是教师,倒像是穿着工装裤在森林里臭汗横流的伐木能手。后来我才知道,他平时不修边幅,但是每到上课的时候还是穿得很讲究的。
跟他一起的两个女孩子,一个是他的妻子安娜,另一个是他的同事玛瑟。
跟乔治交谈起来,我才知道什么是“人不可貌相”,他讲着一口葡萄牙人难得的标准英语,谈吐不凡,走过很多国家,见识很广。乔治毕业于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文学系。他和玛瑟,用我们的话说,是积极响应号召,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葡萄牙教育部的合作计划,来东帝汶做教师。葡萄牙的教师在东帝汶非常实用。由于东帝汶在历史上长期作为葡萄牙的殖民地,因此葡萄牙语在东帝汶有着深厚的基础,以至于独立后的东帝汶仍然将葡萄牙语列为官方语言。乔治他们在东帝汶总共工作五年,主要任务是培训当地的教师,偶尔也给学生讲课。
跟乔治熟悉了以后,他有时候到我的办公室里上网,也隔三岔五地邀请我到他家去喝咖啡、品尝杜松子酒。他的妻子安娜做得一手好蛋糕,经常创造性地在蛋糕中添加当地水果成分,时不时地“逼”我说出水果的名称,害得我在急于开吃之前先傻闻半天香味,其结果往往是我随口说出一个水果的名称,换取她一阵满足的笑声和唠唠叨叨的解释。
他们两口子都是烟民,抽起烟来一个赛一个凶,我把自己从国内带来的中国香烟给他们抽,他们抽了一次,不习惯,安娜委婉地跟我说:“范,你可以抽,我们不介意你抽中国烟的烟味。”
嘿,这话说得多巧妙!
安娜原先在葡萄牙从事建筑设计,为了陪伴乔治,她辞了工作来到东帝汶。原以为东帝汶刚刚经历过战乱,会有很多的建筑需求使她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但是事与愿违,最终她只能在葡萄牙驻东帝汶大使馆找一份闲差,勉强算是有了一个临时饭碗。
乔治两口子与另外两名葡萄牙女教师玛瑟和卡拉同住在一套东帝汶罕见的“豪华别墅”里。这套住房是用组合建筑板材拼装的,有储水大罐和发电机。整个房子包括铺着地毯的大客厅、五间卧室、整体厨房、两个卫生间以及精致的前后院,空调、洗衣机、冰箱、卫星电视……应有尽有。乔治说,政府为了让他们在这里安心工作,要求葡萄牙驻东帝汶大使馆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条件。
遇到休息日,乔治就会约上我到海滨去游泳,每当我看到他甩开膀子在大海里游出标准的自由泳动作,总让我联想到那些闻名世界的南欧远航水手们“浪里白条”的形象。
有一次,他跟我比赛完长距离蛙泳,坐到沙滩上喘着粗气问我关于中国古诗的问题,我指着天边的夕阳给他解释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瞪着俩大眼直勾勾地看着我,极力想从我的陶醉中悟出妙处,不解地问我:“古代中国诗人是不是完全以描写自然规律为美?”
我顿时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问他:“兄弟,难道你不懂得比喻吗?这不光是描写,更是比喻啊!”
他傻笑着说:“这两句太短了,这个诗人应该继续说下去。”
我当场晕倒在海滩上。
……
2004年4月25日这天,是葡萄牙的“自由日”,乔治到我办公室,用我的电脑和打印机像模像样地制作了几张请柬,然后写上我们所有人的名字,发给我们。他在家里准备了晚餐,请我们到他家一起庆祝。
晚上一见面,他就跟我说:“范,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个‘T恤’,上面有中国字。”我仔细一看,果然在背面写着“吉祥”两个汉字。他一个劲地问我是什么意思,而我的眼睛此时正被长条桌上的种种美食吸引着,于是我心不在焉地把所有英语里能靠上的词全端了出来,什么“你好”、“好运”、“幸福”、“美好”、“欢乐”……,他惊讶道:“哇,有这么多意思,那能不能在跟中国人见面的时候说?”我说:“当然可以了。记住,念JI XIANG。”
他口中念念有词……。
过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到我办公室上网,一见面,上来就冲我喊了一句:“机枪!”
当时把我吓了一大跳,我问他:“你说的是英语吗?”
他说:“这不是你教我的那句中国问候语吗?”
然后他铆足了劲来了一遍:“机枪!”
……
我真后悔自己后来笑成那个样子,差点把我自己笑得憋死。
更重要的是乔治永远也弄不明白“机枪”和“吉祥”之间的天壤之别,反倒被我那笑得浑身失去平衡的模样搞得一头雾水。我没办法给他解释,因为我一开始张口说出“机枪”二字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狂笑。
……
就要结束任务回国了。在离开利奎萨的前一天晚上,我到乔治家向他们道别。安娜冷不防地过来一把搂住我的脖子,说:“我们都会想念你的。”边说边把脑袋蹭到我脖子上,然后又使劲地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从未遭遇过这个阵势,差点出一身冷汗,暗自庆幸自己刚洗完澡。
乔治也过来用两个粗胳膊紧紧地箍着我,说:“保持联系,我将来到中国,一定会去找你的……”
乔治、玛瑟和卡拉三个人非常敬业,除了在学校里上课,还经常为当地老百姓放电影。有一次他们正在放映葡语配音的美国大片《绿巨人》,下起了大暴雨,当地观众顿时不见了踪影,他们三个人忙着收拾设备,淋了个落汤鸡。第二天,卡拉发烧了,乔治请我帮忙开车将卡拉送到利奎萨医疗站去找杰瑞医生,不巧,杰瑞到帝力办事去了,不在。我见乔治他们没有体温计,而我有两个,就送给他们一个。下午,杰瑞回来,听说卡拉发烧了,亲自上门给卡拉看病。
乔治后来跟我说:“我真希望杰瑞能留在东帝汶时间长一点。可惜,他只能在这里半年。”
我与杰瑞相识也是因为我生了一场病。
2004年2月5日这天,我刚从澳洲结束了12天的休假回到东帝汶,突然感到腹内剧痛不已,难以忍受。左让-切特科维奇开车把我送到就近的利奎萨医疗站。当时没有翻译,左让站在那里跟当地不懂英语的医生连比划带喊叫地说英语,周围也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我在一旁腹痛钻心,别提有多着急了。
正在这时候,急匆匆地走进一个年轻医生,矮矮黑黑的,他张口就是标准的英语,让我立即看到了希望,居然产生了疼痛有所减轻的幻觉。他向我问明症状后,伸手在我腹部按压检查,然后又像我们中国人用筷子一样熟练地用听诊器给我检查。最后他告诉我:“有可能是胆囊发炎,我先给你消炎止痛,但是要尽快到帝力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他就是杰瑞,来自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年29岁,是国际红十字会志愿工作人员。杰瑞在给我输液的同时还说:“等疼痛疏缓一些再去帝力,否则路上颠簸,会更痛的。”
医疗站的条件比较简陋,病人也多。杰瑞给我挂好吊瓶以后让我到他的住房里躺着,他说那里比较宽敞,还有电风扇。说完,他把我带去。
躺在杰瑞“家”里宽大的床上,我的心情好了许多。他还给我煮了一杯热咖啡,说:“热咖啡也能起到一点缓解作用。”
从那以后,我们便成了好朋友。
我当天被送到位于首都帝力的泰国维和部队医院,又去日本维和部队医疗队做B超,日本老军医牟田直最后给我确诊,果然是胆囊发炎,于是我在泰国部队住院四天。
住院期间的一天下午,我坐在院子里饶有兴致地看几个泰国军人玩泰国传统运动——藤球,他山-奈(来自泰国曼谷,是负责治疗我的军医)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范,你好多了。你应该感谢那个菲律宾医生,他当时判断很准,让你少受了不少疼痛。”
我听了直点头。
痊愈之后,我回到利奎萨,第一件事就是感谢杰瑞。我送给他一枚“中国结”。杰瑞接过中国结,非常高兴,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让我在他家里吃晚饭。我说:“算了,以后有机会再来。”
他说:“我会做一道中国菜,你肯定喜欢吃。”
说实话,我压根就不相信这个菲律宾小子会做中国菜,但是出于礼貌和我的与生俱来的“品尝欲”,我决定留下来。
原来,他说的是“清炒空心菜”,他将当地出产的一种空心菜加上姜蒜爆炒,放辣椒,加少许印度尼西亚出的酱油,别说,味道还真是跟在国内吃的差不多。
两罐啤酒下肚,他对我说:“我很喜欢华人。”
我微笑。
他接着说:“我在菲律宾工作的那家医院,院长就是一个华人,姓谢(音)。他对我很好,经常叫我到他家里吃饭,这道菜就是在他家里学会的。我这次申请为国际红十字会工作六个月,他舍不得,但是没办法,最后还是希望我回国以后继续在他医院里工作。”
杰瑞还告诉我,他的谢院长曾经带他到香港和深圳去过,他说,那里真美,两个城市就像姐妹一样,非常现代。说着说着,他开始在自己钱包翻找,说:“我到现在还保留着中国的钱币。”然后真的掏出来一张五元的人民币。
他接着问我:“你看我是不是有运气?”
他用的不是“LUCK”而是“FORTUNE”这个词,有着“财富”和“运气”的双重意思,我误以为他是让我猜他的财产。但是他接着说:“看看我的耳朵。谢先生告诉我,根据你们中国人的说法,有我这样的耳朵应该有好运。”
我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用“FORTUNE”一词在这里指“运气”。他的耳垂又大又厚,确实是个福相。
从那以后,有几次,我炒几个中国口味的菜,邀请杰瑞和乔治到我的住处吃饭。乔治完全是礼貌性地品尝,过后偷偷地满嘴塞面包,而杰瑞却吃得津津有味,就着辣乎乎的炒菜,他能把米饭吃掉两碗,辣得直淌汗还叫“好吃”,看来他是真喜欢吃。我还偶尔还炒一盘花生米,邀上他和乔治在晚上一起喝啤酒、赏月、聊天。
杰瑞也经常拿一些好药给我,我要是不在办公室,他就会通过阿普罗娜转给我。阿普罗娜知道我们两个要好,就故意说:“你的私家医生给你的。”
说完我们都大笑。
一转眼,杰瑞回国了。
让我吃惊的是,我居然不知道他经常在东帝汶报纸的英文版上发表文章。他从来没有提过。直到他走后一个多月,我才从来自澳大利亚的女孩子珍妮嘴里听说。
珍妮来自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的一个单亲家庭,今年27岁,她为一个名叫“INTERNEWS”的民间国际组织工作,这个组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普及和发展基层广播,因此,珍妮在东帝汶具体的工作就是指导各社区广播站,普及社区广播。
她是在我临走前的一个月才从玛丽安娜地区调到利奎萨地区来工作的。那天,她被玛丽安娜地区的西班牙维和警察开车送来,一到利奎萨就先停在我们的院子里,跟我们见面。她的性格倍儿开朗,话也很多,所以大家一下子就熟悉了。
在我的眼里,珍妮简直就是一个独行女侠。她休息的时候喜欢独自骑着一部单车,双肩背着背包,在利奎萨东游西逛,似乎总能找到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珍妮身上有许多中国女孩子所没有的特殊之处。她胆子大,16岁就开始自己单独出远门,跑到欧洲去了整整四个月。那期间,她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卖过报纸,在马德里闹市的咖啡店里煮过咖啡,在法兰克福的“背包客栈”做过清洁工,甚至还在意大利北部的一家农场挤过牛奶。当她第一次挤牛奶的时候,农场的主人歪着脖子盯了她半天,根本不相信这个自称来自澳洲农场家庭的女孩子曾经挤过牛奶。珍妮露馅以后,好说歹说地让人家留下她。最后她给人家叉了一个星期的干草垛。
1997年,珍妮20岁,正是大学二年级,她第二次出远门,又是先去了欧洲,然后在欧洲萌发了到中国旅游的想法。她当时从伦敦飞北京。直到下了飞机,她才认识到这个世界有多大,因为她说在北京的大街上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她的意图。我听了之后哈哈大笑,说:“你以为所有国家的人都说英语吗?”她笑着摇头说:“那时候我小嘛,比较天真。”
她原打算在中国打工旅游的念头一下子就放弃了。后来她又坐火车的硬座车厢去了上海和广州,不仅遭遇跟北京一样,而且在长长的旅途中还招引了大量中国民工的目光。虽然硬座很便宜,但是她说,她真是不习惯人挨人、人挤人的感觉。
我问她为什么不买飞机票或者软卧票,她说在机场买不到票,而在火车站只能买到硬座。
作为中国人,我当时比较尴尬。
她说,她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基本上是在火车上,时间太短,什么也没有玩到。最后,她把她原计划花在中国的时间花在了泰国。
她希望以后再去中国一次。
我说:“如果你全程坐硬座火车在中国旅游,我可以想象会有多糟糕。以后你一定不要这样旅游了,到了中国之前先跟我联系吧。”
珍妮现在从事的工作是有合同的。她自己事先提出,每工作六个月要有一个月的假期,她的上司同意了。因此,她打算在今年下半年到非洲去一个月。
说起她的愿望,她说将来想当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好母亲,这是她的最大愿望。
我问她:“你就不打算攒点钱吗?”
她两手一摊,说:“我的钱只要够自己抽烟、喝酒、生活就行了,我连多余的衣服都不买,四处旅游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珍妮年龄不大,酒龄和烟龄却不小,她住的地方跟我们几个人很近,晚上经常看见她喝得小脸通红,走路打晃。但是一到白天,她又开始精神焕发,说起话像打机关枪。
在我临走前,珍妮找我,让我出面推动利奎萨警察局与社区广播站合作,请警察局定期安排人到广播站,向全体居民通报地区安全情况。珍妮和我两个人商量了好几天,拿出了一个6页纸的详细计划。我最后把这项工作布置给了负责警察局指挥中心的当地警察曼努埃尔。就在我离开利奎萨的当天,该节目首播。
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正在回国的归途中。一幕一幕仿佛重现在眼前。
我认识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如此和谐相处,正是大家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共同合作的结果。
要是整个地球上的人们都像这样,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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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生下来都是王,而大多数人却在放逐中死去 —— 王尔德(英国剧作家)
如果人被迫只顾眼前的目标,他就没有时间去展望整个的生命 —— 雅斯贝尔斯(德)
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多于应该藐视的东西 ——《鼠疫》阿尔贝.加缪(法)
仁者爱人,人恒爱之;有礼者敬人,人恒敬之 —— 孟子
应该热心地致力于照道德行事,而不要空谈道德 —— 德谟克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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