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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ugang (浩然天地::正气长存::::), 信区: Green
标  题: 交锋---当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记实（二十八）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8月20日10:31:41 星期一), 站内信件

作者：马立诚 凌志军
军事与泥巴 整理校对 http://mm.xxinfo.h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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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年代初期，共产党在夺取了大陆中国的政权之后
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义不容情地消灭了原有的私营经济。这个
步骤由1950 年对官僚资本的大规模的没收开始，到1956年对小
企业主的强制性的兼并最后完成，整个的过程，被共产党叫作“对
城乡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57年，大陆中国的工业
生产总额中间，属于私营经济的部分，只余0．1％，所以共产党能
够宣布其‘改造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又经过60年代的“文
革”．私营经济在中国大陆上已经绝迹。
    私营经济的死灰复燃，是30年以后的事。80年代，共产党再
一次承认私营经济的存在，从表面上看来，乃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实
际进程令意识形态的压力大大减少，“资本主义”在中国人的心中
已经不再是一个魔鬼。不过，从政府官员的立场上来看，令他们对
私营经济又痛恨又无奈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经济本身的两
个大问题，非由私营经济不足以缓解：一个是整个中国日愈膨胀的
失业率；另一个是国营企业中普遍的低效率。
    前者，依据官方后来的统计，在70年代未，失业率为5。3%
以中国城镇之总劳动力来计算，则当日失业人数约为数百万。然
而这还不是全部的统计，由于人多地少的局面以及农业的季节性，
中国农民一年之中的工作时间不足100天，换句话说，他们一年之
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不能生产的，或者叫做失业。若将这
一部分人口计算在内，则大陆中国的失业者可能会在1亿人以上。
如果坚持公有经济一统天下之初衷，则须由国家以足够投资来解
决失业的问题。据国家工商管理局的一位官员估计，每年至少要
拿出400多亿元，为国家财政所不能负担。这表明共产党在经过
了40多年的努力之后，终于明白，仅仅依靠公有经济无法解决中
国大陆的失业问题。
    而国有企业中弥漫的消极怠工和化公为私行为，成为最令人
头痛的一件事。这种局面造成了至少30％的企业亏损，每年的亏
损总额当在数百亿元人民币。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国有经济失
去了信心，所以有人说，“什么国营（赢）．分明是国输。人们期待着
更加活跃的经济因素成长起来。“我们的新战略就是开辟新的经
济生长点。辽宁省的一位官员这样说。这里是中国北方国有工业
的大本营，过去几十年中曾有过无数的辉煌，而今天，他们却深深
感叹自己为”国有”所累。所谓“一个新的经济生长点”，就是私营
经济。
    尽管如此，私营经济在我们国家始终不能像国有企业那样理
直气壮。随着政治风浪的起伏迭宕，私营业主也在这中间一会儿
耀武扬威，一会儿惶惶不可终日．中国人所说“私营经济是政治风
向的最敏感的晴雨表”，就是在说这种情况。
    论大势不拘细节，私营经济自80年代以来有过两次高潮。
    第一次出现在1988年。就经济的大局来说，那时候正是共产
党第二代领导人发起的改革高潮。前一年夏季，中央政府颁发了
共产党执政以来第一个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文件；这一年的春季，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一次会议上，2000多位人民代表一举将
宪法修正，把私营经济确定为合法。这是共产党对于私营经济方
针的划时代的转变。其结果是使长期隐藏在地下的私营业主一下
子涌到表面上来。到今天，人们仍然认为，  1988年是私营经济的
黄金之年。这一年的年底，整个中国大陆，已有1000多万家个体
企业和20万家私营企业，雇用的工人总计2480万人。
    然而好景不长。1989年，局面为之大变。在中国，政治方面
的变故一向会影响到经济的方面。这时候也不会例外。一种新的
思想占了上风：私营经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基础”，而由私
营经济的拓展导致一个中产阶级的形成，正是资产阶级分子在中
国，‘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部分。种种排斥“大款”和打击“大款”的
行动，亦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大款”纷纷关门卷款而逃。半年
之中，在政府注册之个体户减少了300万家。这局面持续到这一
年年底，私营企业只余不足一半，大约9．06万家。1990年，几乎
未有增加。1991年，稍有恢复，为10．7万家。
    私营企业的再一次转机，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在这一年早
春访问南方数省，一路走一路说，是为了让整个中国摆脱姓“社”姓
“资”的纠缠，把自己的精力真正地用来发展经济。意识形态方面
的是非之争，在80年代未至90年代初本为中国大局之中的主旋
律，邓小平却说“不争论·，，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番话叫中
国人听来，自有云开复见天的感受。私营经济身临其境，亦无例
外。第二年，也即1993年，私营企业迅速地超过1988年的水平，
达23．7万家：1994年，大举增至43．2万家。至于私营企业的注
册资金，在1989年和1990年问几乎没有增加，在1991年到1995
年，增加了大约20倍，达到2400多亿元。1995年12月，国家工
商局排出中国30家最大的私营企业。年销售收入全部超过1亿
元，其中位居第一的是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年销售收入16亿元。
    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可由其上交给政府税额的增长趋势
来证明。1990年，这个数字为120亿；1991年，179亿元；1992年，
200亿元；1993年之后增长得更快。增幅也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
不难设想：掌管国体的某些人一方面兴高采烈地把这些钱装进国
库，承认私营经济正在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另外一方面又屡屡对
私营之超过公有的增长率流露出担忧：倘若非国有经济之增长幅
度大大超过国有经济的状况不加以扭转，社会主义的基础会不会
动摇？
    这多少可以表明中国在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面前所
表现出来的矛盾心情。
          市委书记说，计划体制我搞了几十年
    我们国家对于私营企业的这种“弃之可惜、食之昔涩”的矛盾
心态，即使到今夭也不能说已经烟消云散，所以，即使最为胆大独
行的人，也不能放手去做。          
    在党的官员中间，对私营经济抱着最力强烈的同情心的人，可
能要算浙江省温州市的前任市委书记董朝才。这是一个有着数十
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50年代搞过国营经济，60年代搞过集体经
济。80年代，他来到温州，接任当地党的最高领导权。那时候，温
州的私营经济已经占有工业的40％、商业的50％和交通服务业的
80％，所以也就成了全国最著名的私营经济的大本营。董朝才在
上任的第一天却是用着一种极端不信任的眼光打量私营企业。
“我是带着一大堆的问题到温州来的”，他在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闪
闪发亮，脸上露出一副大彻大悟的神情。他说，他在温州三年，终
于得出结论，要保护发展经济的排头兵，也就是保护私营企业。
“我过去是个最正统的共产党员，一讲到‘私营’就心惊肉跳．就觉
得资本主义要复辟了。我搞了几十年计划体制的‘公，，·总说‘公
有’好，可是怎么样？民不聊生。我们总说’国有’有优势，可我们
搞了几十年的‘国有’，为什么才几年的工夫就让人家‘私营’超过
了？”
    另一个党的干部，中国南部福建省泉州市的前任市委书记张
明俊，在自己的辖区里面发展了大批的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
这位共产党的干部，身穿浅驼色的夹克衫，戴一副花边的眼镜，头
发梳得整齐光洁，看上去更像一个企业的老板。在谈到共产党承
认私营经济为合法的时候，他俯身低声道：“这实际上就是允许一
定的剥削。”
    然而在中国人中间具有这种认识的毕竟是少数，就大多数人
来说，仍然用着一种谨小慎微的态度来对待私营企业。私营企业
的经营者常常由于官员的参观或是记者的来访十分惊慌。好像这
样一来他们的“私”的面目就会完全公诸于世，而这会给他们带来
无穷的麻烦。      。
    在中国，常常会由政府出面来评选优秀的企业家。这些被列
入优秀的人一向属于“公有”的世界。某次评比当中，竟有一个私
营企业主当选。他的家乡在安徽省，这是中国最闭塞、最贫穷的地
区之一。此人奋起于如此困境之中，一呜惊人、，显然有独到的大智
大勇。但是，他在获得奖状的那一天全无得意之情，反有沮丧之
意。多年来、“树大招风”这句古老的谚语时时向他发出警告，他小
心谨慎地避免出头露面，仍免不了种种”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人来找他的麻烦，此后他将名扬四方，他叹到：“恐怕麻烦更多了。”
在更早一些的时候，还有一个相当出色的人。他一个人创办囚家
工厂，个个成功。他叫叶文贵，是温州地区一个很出名的私营业
主。企业家们聚会北京，常常向他发出邀请，对一个私营企业主来
说，这是一种难得的际遇，但他一概托词不至，这使得“叶文贵”这
个名字在与会者的一长串名单中颇显神秘。熟悉他的人说，他对
此类将使他出名的场合一律回避，并且不愿接受记者的访问。他
曾用一种看破红尘的口吻说到他的理由：“名声不会给我带来任何
好处。”
    如果说过去中国私营企业的沉寂是由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压
抑，那么，有了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私营企业主自会在心里
感觉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报刊上重新刊登私营经济的发展，
并且列举出它的种种好处，理论家们也开始大胆地论证私营经济
的必要，还有那些私营企业主与国有企业厂长并肩领取奖状的场
面、那些由国家、集体和私人合股经营的工厂……这一切使得人们
情不自禁地义提出那些久已存在的问题。
        所有制真是越“公”越好吗？           
    “公“和“私”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在实际的经济进程中
间迅速地消逝吗？
    你死我活地争了几十年“公’：与“私”，能否殊途同归，甚至成为
兄弟？
    如果“公”与“私”能够和睦相处，中国是否会更好些？
    1987年，党的十二大之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为一篇
报道作了这样的标题：“融合的世界——不同经济成分之间没有不
可逾越的界限”。                。
    这是我们的认识在80年代后期已经达到的程度。
    谁能想到，在经过了多年之后，我们会重新陷入姓“公”姓“私…
的争论；左突右冲，纠缠不清！
                    温州再遭大批判
    应该不应该给改革划个禁区？
    不论人们口头上怎样来谈论这个问题，在实际的进程中，改革
的禁区有根多。改革者总是要在打破了禁区之后才能前进。换句
话说，改革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打破禁区的过程。
    现在的禁区是“所有制”。
    90年代以来经济领域的滚滚烽烟，大致就是围着这个“禁区”
冒起来的。
    温州冒犯了“禁区”。它在80年代就已经成了私营经济的“天
堂”，也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了中国私营企业的“麦加”。
    但是，90年代开始的时候，到这个“麦加”来的“朝圣者”就少
了，调查组却多了。两年当中，北京那边就来了4个调查组，说是
“取证”，因为不断地有揭发温州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材料上呈中
央。其中有一件说，温州是“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
察，共产党员信菩萨”调查组之“取证”，显然是要取资本主义复
辟之”证”。也许还可以从这里打开一个突破口，来证明“资产阶级
自由化”已不独在知识界中泛滥，还侵入了经济的肌体中。
    第一次调查很快提出报告。结论是，温州经济在总体上是符
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目标的。但是，几个月后，“风波”再起，仍
然源于一件上呈的报告，其中谈到温州的股份合作经济发展很快。
这引起中央领导人的关注。
    两个月后，乔石访问温州。他左看右看，看得高兴，但却什么
也不说。
    又一个月后，李瑞环访温州，说了一些在温州人看来非常痛快
的话。他要温州“从现实出发，不要怕人家议论”。还说：“温州这
件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样，都还可以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
结论。我看你怕人家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
我说你们先不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呜？”
    李瑞环还说：”在对待温州这个议题上怎么办，事实上下管你
叫不叫‘模式’，已成了我们国家对待个体经济的一种态度。对个
体什么态度，人家就看你对温州怎么样；对乡镇企业什么态度，就
看你对苏南一块怎么个态度；开放这件事究竟是卖国还是吃亏了，
或占便宜了，就看你对珠江三角洲怎么看。这谁也没说，不是谁封
的，文件上也没有说，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如此多的高级干部来过间温州、实在是一
件奇事。                                      ，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
    这一年夏季，温州一位干部写信致《人民日报》社，揭发温州的
私营老板如何耀武扬威，以及雇工们如何的毫无保障，并且还能列
举不少事实来证明他的揭发不是虚妄之辞。一位领导看到此件，
异常震怒。他说，这是严重散失革命政权，目无法纪，理当查处，不
然将大乱。
    这样一个批示，对于温州人以及形形色色赞成温州的人来说。
无疑造成了新的压力。
    调查组重返温州，重新调查温州的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报告说，温州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实际比重，比统计数据明显偏
高。报告虽然还是承认个体和私营经济对当地经济有好的作用，
但还是以主要的篇幅描述了其中的“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由此
也就部分地改变了“温州经济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
目标”的结论。                                  …
    不料，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记者访问温州的见闻，居然
对温州的股份合作制大加赞扬，还说温州的改革是“群众的生机勃
勃的社会主义创造”。文章本身平淡无奇，但它却引来了更多的不
同意见。最激烈的意见是指斥这文章有“方向性的问题”。了解中
国政治的人都会知道，所谓“方向性的问题”．也就是政治问题。
    有什么理由这样说呢？
    批评者说，温州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占有的比重很大，其股份
合作制也大部属于私有的性质。中央从来没有说过，温州的经济
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是不应
当来肯定它的。批评者还拿出浙江省一位领导人的话来证明，当
地党和政府也认为温州出现了严重问题。1991年，那位浙江省的
领导人在北京举办的一个理论学习班上说：要从“反和平演变”的
高度来看温州的问题。
    这样看来，对于温州的种种批评，实际上是在暗示，温州的改
革正是社会主义被“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的典型一例。
    然而还有更加严重的问题：从90年代中期开始，温州居然不
仅要成为私营经济的“天堂”还要开辟出“股份合作制”之王国。
在反对温州的人们看来，倘若此例为全国仿效，必会改变我们国家
经济的所有制性质。                      
    我们国家的国有财产有多少呢？就算那些国有财产的“保护
者”也说不清。不能怪他们，在1995年以前，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到了1996年，一次大规模的清产核资终于有了结果：中国有32万
家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86601亿元。有如肖瑞写在《中华工商时
报》的文章所说，“这是全民几十年辛勤劳动的积累，是中国人民的
‘命根子’。”
    这时候，温州所实行的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已经出现在全
国更多的地方。
    如果我们在1991年的时候要从“反和平演变高度”来衡量温
州，那么，现在，在1995年，《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作
者对于全国国有资产惨遭荼毒的判断若能成立，岂不是更有理由
将温州绳之以法。
              为什么要指责“1992年以后”
    现在回过头来，细读《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这篇文
章。
    无论把它叫作“万言书”，或者叫作“左派纲领”，亦或叫作“宣
战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内容之中有六个疑问不能不谈。
六个问题，要点是一个：指责”1992年以来”的改革走向严重威胁
着国家的安全。
一、”多样化”救了国家还是吝了国家？
    “万言书”说：“党中央决定恢复私有制经济成分，使其对社会
主义公有制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执行这一决策以来，我国的所
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且列举了一连串的数字来证明其
所言不虚。这里所列数字，可能会有出入，但由大的趋势看，全都
是事实。问题是，所有制的“多样化”是救了我们国家还是害了我
们国家？“万言书”说：“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
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甚至还会威胁国家的
安全。显然是认定这局面对国家遗害无穷。但是，我们只要考虑
到，较之过去“一元化”的经济，“多样化”在这个几年里所带来的繁
荣以及大多数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就会发现，唯有“多样化”可以救
中国，而“大一统”公有制的误国误民以及只能造福于少数人，莫有
更甚。
二、国家是谁的？                            。
    “万言书”说：“现在，由于股份化改造和法人产权制的推行，剩
下来的国有企业也面临着不再由国家完全占有的可能。”还说，公
有制经济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经济支柱。国有制经济比重的下
降，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必然会削弱党的领导地位、中央政府的权
威、国家处理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我们国家，“国家”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这概念在经济领
域里面的延伸，就是“国有”，也即“国家所有”。可是我们却很少想
一想，“国家”是谁的？“国家占有”是谁占有？“国家财产”是谁的
财产？“国家的钱“是谁的钱？是全体公民的？是政府部门的？是
官员的？还是国家所有的企事业单位的？毫无疑问，是全体公民
的。所以，“国有制”还有另外一个概念来描述，叫作“全民所有
制”。现在的情形，是“党”、“政”、”国”“民”混淆在一起。混淆的
结果，就产生了“万言书”中的逻辑：“全民有”就是“国有”“国有”
就是“政府有”，“政府有”就是“官有”。其实，连官员本身的薪俸都
是老百姓从口袋里掏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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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萃但也不庸庸碌碌，不太玉树临风但也非歪瓜劣枣，不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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