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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ugang (浩然天地::正气长存::::), 信区: Green
标  题: 交锋---当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记实（三十三）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8月20日10:32:32 星期一), 站内信件

作者：马立诚 凌志军
军事与泥巴 整理校对 http://mm.xxinfo.h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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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苏共垮台的再认识。
    1989年3月26日．莫斯科举行苏联人民代表选举。这时候。
共产党领导的苏联还活着，还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但是，已有明显
的征兆表明，危机已经来临。
    鲍里斯·叶利钦击败了他的竞争对手——利哈乔夫汽车厂总
经理布拉科夫，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其获得的选票为全体投票者
的89．44％，可以说是“压倒多数”。在这同一次竞选中，共产党的
相当一批党政要员落选。《人民日报》在3天之后报道了这个消
息，还刊登了一幅照片。照片并不出色，但那上面的情景令人感到
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叶利钦离开他的办公室，坐进汽车里的时候，微笑着向选民们
招手致意。
    世人均知，叶利钦本是共产党员，后来给自己选择了一条与共
产党背道而驰的路，所以他宁愿不当共产党的部长，也要竞选人民
代表。
    共产党内出了异己，本非怪事，怪的是他竟能得到老百姓的拥
护。
    我们在前边已经叙述，在1995年以前的几年中，不少人对苏
联作为一个国家的懈体以及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抱着怨天尤人的
心情。要么是指责苏联共产党内出了“叛徒”，或曰“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拿他们的所谓“改革”和“新思维”去颠覆党和破坏整个
国家；要么是抨击西方列强的“西化”和“分化”，好像共产党所遭遇
的一些危机均为外人之强加。
    到了1996年，情势渐变。中国人开始回过头来打量自己的所
作所为。
    《真理的追求》在1996年第11期上发表了署名“晨钟”的文
章。作者注意到苏联解体过程当中的许多细节，而这些细节恰恰
可以说明一些重要的问题。
    苏联共产党试图发动“八·一九”事变来结束国内危机，有如晨
钟所说，这是苏共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但是，在
这个关系生死存亡的时刻，苏联共产党却未得到苏联人民、甚至党
员的积极响应。军队分裂，派去攻打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军队拒绝
执行命令，甚至倒戈。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救国委员会”瘫痪
了，连共产党本身也因组织了这次行动更加威信扫地。此后，解散
共产党便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
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甚至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自惭
形秽，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
    晨钟描述的这些事实，在过去中国国内的报刊上极少提及，但
是他的文章的意味还在于事实后面的结论。
    晨钟说：
    “苏联共产党经过70多年的执政岁月，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
的道路，严重地脱离苏联人民群众，人们从失望到不满，最后，当它
面临崩溃的时候，几乎是‘不堪一击’，像颓废的大厦一样轰然而
倒。
    “共产党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苏共崩溃诸因素中影响最
大的应当是长期以来党和政府的官员蜕化变质、官僚主义和腐败
成风，使党完全丧失了群众基础。”
    “背叛了人民的官员或党，就会被人民所唾弃。”
    京城里面，但凡对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真理的追求》这
家刊物的政治倾向。它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一直致力于揭露西方对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西化”和“分化”的阴谋，并巨不遗余力地批
判中国内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现在，它居然能够由苏联
的失败当中意识到共产党本身的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变
化。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到了1997年，人们对苏共的垮台又有
了新的认识。
    “苏联这个地跨欧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了70
年之后为什么解体了呢？”刘大年说，“真正看到了实情的是亚洲一
个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他说，冷战不是西方外交官和将军们打胜
的，是西方工人阶级用他们生产的狩猎牌豪华汽车、货物丰富的超
级市场和购物中心打赢的。事情正是这样，六七十年代以后的苏
联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社会生产不振，物资匣乏，内部矛盾加深，于
是倒退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一切说明，不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与发展。
    刘大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也是中国著
名的学者。他是在1997年秋季说这番后的，他说，邓小平的理论
早就阐明了这个思想。
    但是，刘大年的这一番后，仍然包含着一些新的寓意：
    第一，苏联的解体和倒退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苏共的垮台，是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的一个例
证；
    第三，导致圩台和倒退的最主要的责任者，不是别人，正是共
产党内阻碍改革和阻碍经济发展的那些人。
    能够这样来认识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比之1995年流行
的那些观点，应当说，已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我们知道；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是诸多因素造成的。西方敌
对势力的渗透和影响自然是苏联垮台的原因之一。但一个有近百
年历史的大党竟然经不住外部势力的“颠覆”，不是有点令人费解
吗？事过六七年之后，我们可以体会到当年邓小平处理这一突发
事件的深谋远虑：抓自己的事，发展是硬道理。
    现在回到本章的开头，倘若中国人真的“以俄为鉴”，又将怎样
评价自己的改革？又怎样推进自己的改革？

所有制：改革能冲过这个险滩吗
          江泽民说，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
    1996年，中国改革的形势怎样？
    其一，改革已经取得极大的进展：
    其二，改革正面临很大的困难，似乎是一个越改难题越多的局
面：  ”                                  
    其三，改革在各个领域里摆出加快推进之势，但却欲快而不
能。
    三者合而为一，构成我们国家改革的大形势。
    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问题。
    首先是，既然取得了进展，为什么还会“越改越难”？
    其次是，既然“越改越难”，为什么还要“迎难而上”？
    改革的实际进程在全力推进着，问题却依然连肩接遗：调整工
业结构，压缩纺织行业乃是必行之举，可是下岗工人全在那里发牢
骚；企业改进管理，降低了成本，可就是赶不上原材料的涨价：农村
劳动力要转移要流动要进城，这就挤占了城里人的就业机会；在企
业内部建立新的机制，就牵涉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问题：要转向效
益的轨道就要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就会增加下岗的职工，安置下岗
职工牵涉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又牵涉政府的职能，这
是企业改革的" 链条”；住房的商品化牵涉着公房的房租制度，房租
的多寡牵涉到职工的收入，提高收入便牵涉企业的成本，成本牵涉
效益。效益问题又牵涉企业改制，这是住房改革的“链条”。
    “牵涉”二字，在人们的嘴里频频出现，这意味着这样的“链条”
有很多很多。
    改革发展至今，已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局面。解决一个老问题
的同时，又常常会引发一打新问题。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感到“越
改越难“的原因。
    改革当然很难，但是不改革就一定更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
为，我们看中国的问题，是不能关起门来看的。许多事情，你不做，
别人要做。许多机会，你不抓，别人要去抓。1996年初夏，中国人
和美国人的“贸易战”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再早些时候，台
湾海峡的上空弥漫着一层紧张的气氛。而国际市场上大量的资金
正绕过我们东南沿海，流向其它的地方。亚洲“四小龙”已经不用
再说，新的投资热点包括泰国。曼谷年收入：万美元的家庭，在
1986年还只有16万户，而现在已经超过100万户。越南正连续
保持着接近大约10％的年增长率，并且已经成为商家竞争之地。
甚至它的宿敌美国人也在争相来投资。在印度，居民购买能力的
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这个数字在总体上不次于中国。一向内
乱不止的菲律宾，现在则雄心勃勃池想要成为亚洲的一头经济“猛
虎”。
    我们的情况又如何，自说自话，也许不能作数。也是在1996
年初夏，美国国际集团做了一项调查，调查题目为《上海作为一个
杰出金融服务中心：对当前上海金融服务状况的评估》。 2000多
位中外知名人士对上海目前以及今后5年的投资环境给予的平均
分数，前者是67分：后者是79分。
    大家知道，上海在90年代一反其长期的萎靡之势，经济发展
的动力陡然高涨，很有独占全国之鳌头的样子。就是这样一个地
方得到的分数，目前是及格，今后也只是接近良，都不算高。
    投资当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是投资的流向却可以
看出经济活跃的程度。在这样的局面中，中国如果还是没有实质
性的改革、能行么？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形势，江泽民总书记说：
    “改革当前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他是在1996年春夏之交说这番话的。5月3日和4日，江泽
民连续两天召见了四川、河北、辽宁、山东、上海企业界的人士，和
江苏、浙江、山东、上海4省市的领导人，宣讲改革的问题。一下子
面对7个省市，不能算少，但他的讲话显然还不仅仅是对着这7个
地方。而是针对着全国。
    我们国家第三代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自从80年代未以来，几
乎天天有，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如此激昂的改革的呼声。
    表面听来，这话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和实质性的倾向，但
是，联想到多年以来中国政坛上的种种情形，就可以认为，这是江
泽民就任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所发出的最为强烈的改革
之声。
    江泽民的这句话是在上海说出来的。在今天，这座城市是被
国内的人们当作改革前沿来看待的，就如同若干年前的广东一样。
    平心来论，广东和上海，或者更广泛一些说，整个中国，确实正
面临着一个关键时刻。
    江泽民的这次讲话，有一句意味最长：
    “等是等不来的／
    这话的意味长在何处？
    也是在江泽民讲话的这一天。京城里面几个朋友聚集一堂，把
酒对青天，笑谈天下风起云涌，自然也说到我们国家许多人现在的
心态。大家说、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等。
    等什么呢？也许是等新一轮改革高潮？也许是等经济方面的
放开一马？也许是等新政策出台？也许是等大局的变化？也许是
等人事的更迭？等党的十五大的召开和全国人大的换届？
    现在，江泽民说：“只有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改革才有正
确的方向，才能不断深化。”然后又说：“要鼓励探索，允许试验，坚
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去试，大胆去闯。”接着就是那句意味
深长的话，”等是等不来的。回避问题，退缩不前，只能无所作为。
    消息是新华社在5月5日统一播发的首都和各地的报纸都
一律在第二天“照本宣科”，但是，明眼人著能细细品味，使会发现，
不同报纸上面的标题有着微妙的差别。
    北京的《人民日报》．标题是。“坚定信心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加
快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步伐”。
    上海的《解放日报》，标题是，“国企改革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命
运，坚定信心加快步伐大胆试大胆闯”。
    “大胆试，大胆闯”．让人几分欢喜几分忧：改革正处在一个非
常关键的时刻，大胆的人大约不会没完没了地等；可是，中国的改
革已经17年了，怎么还是摆脱不了“胆大”还是“胆小”的问题呢？
    这一个春夏之交，出来呼吁改革的中国领导人真是不少，除了
江泽民，至少还有李瑞环。
    5月中旬，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川鄂两省沿长江作了一番
考察之后，发表了一个并不太长的讲话，其中连续五次提到“特殊
性”．看来他对这个概念有着一种特殊的关切。
    李瑞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各个阶段以及各个方面都具
有特殊性。我们要承认这些特殊性，重视这些特殊性，下大功夫研
究这些特殊性，根据这些特殊性决定我们的工作方法。”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李瑞环说话，仅仅这一个事实，就可以
使我们格外关注他的声音。
    中国人一向喜欢对别人说“特殊性”。比如我们对美国以及对
整个世界，总是说中国的特殊性以及亚洲的特殊性，对于别家想要
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我们的企图、也总是抱着极大的警惕。
    不过，李瑞环现在所论，显然是国内的改革大势。
    如此高层的领导人如此来讲“特殊性”的，这些年中并不多见。
我们已经承认每个地方的特殊性，所以有“因地制宜”和”把中央的
方针和本地实际相结合”之类的做法广为应用。现在，按照李瑞环
的意见，“特殊性”所能涵盖的范围就更加广泛。看来我们有必要
承认经济的每个领域、每个产业、每个行业的特殊性；承认改革的
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的特殊性。
    按照李瑞环的解释，中国必须从三个方面来看待“特殊性”。
    第一，它承认多样性，而下是“大一统”；
    第二，它鼓励创造性，允许你去做一些别人没有做、或者不敢
做的事，而下是去做人家都在说都在做的事；
    第三，它是我们国家的逐渐务实的过程，改革初期是农业的务
实，接着是工业的务实，然后是金融以至整个经济的务实，最后，是
建立起一种彻底务实的社会意识。
    “特殊性”是我们整个改革当中的一个特征。了解它的最佳途
径，不仅是懂得物的差别以及时间和空间的差别．还有更加重要
的，这就是从事改革的人。由于人的不同而使改革的内涵和节奏
发生变换，这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并不罕见。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中国以外的地方讲“特殊性”多；对中国
国内的事情讲“特殊性”少。正是在这个背景中，李瑞环的声音极
堪注意。
    但是，我们紧接着便听到了不同的声音——第二份“万言书”。
    第三份“万言书”：“抓大放小”是私有化的主张
    第三份“万言书”的题目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
理论和政策问题）。这是这一系列“万言书”当中作者唯一注明写
作日期的一个文本：1996年9月拟定大纲，1996年10月至12月
20日写出初稿，1996年12月21日至1997年1月20日修改定  
稿。                                                    
    尽管作者说这是“内部征求意见槁”，但是，其中主要观点已经
在1996年第4期（当代思潮）杂志公开发表，该文以“本刊特约评
论员”署名，文题：《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标志及怎样才能坚持公
有制的主体地位》。
    “万言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
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
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其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近年来。在我们的不少书报刊物上频繁地出现私有制优
      于公有制这样的宣传。对这些宣传决不可轻视，因为它从思
      想深处动摇着人们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中国近二十
      年来的高速发展并不是起源于私有制。从粉碎“四人帮”到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977年和1978年，史称“徘徊中前进的
      两年”。在这两年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年递增率分别为
      14．3％和13．5％，与1979一1992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
      13上％的速度相比还略高一些，而这个时期根本没有提出私
      有经济的问题。
          到1988年就提前两年超额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
      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而1988年私营企业法刚刚公
布，各种非公有工业的产值总和起来只占工业总产值的7％。
这说明翻一番主要是公有经济的产值翻了一番。而这期间我
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居世界之首，而且远远高于各主要资
本主义国家。
    一些私营企业是靠非法手段获得发展的，而绝非其本身
比公有经济优越。如果国家对其非法活动严密防范和坚决打
击，建立其正常的经济秩序，私营经济就绝不可能有现在那样
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
    多年来，国有企业以廉价能源、材料和交通运输，并从税
负和各种社会负担等多方面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付出了巨
大的代价，这实质上是国有企业的利润被分割和转移。正是
这种利润的分割和转移造成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之间的
矛盾。十多年来，国有企业的价值指标全都是成倍地下降的。
而它们的实物指标却又是成倍、成儿倍地增长的，这表明，国
有企业并不是低效率的。
    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坚持公有经济
的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和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就是坚持
了公有制主体地位。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它的确
抓住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外部标志，抓住了公有制主体地位
的必备条件。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看来，他还没有
抓住问题的实质。
    现在让我们静心凝神，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所有
制理论吧。
    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谈论改革问题，有那么一些人把所
有制说成是“无关紧要”“只是手段”。实际上所有制既是目
的又是手段，但这种手段不是无关紧要，而是非常重要。……
回头上说所有制无关紧要，实际上是把所有制看得最关紧要。
所谓无关紧要，其真实意图就是要人们放弃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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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有一点动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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