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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ugang (浩然天地::正气长存::::), 信区: Green
标  题: 交锋---当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记实（三十五）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8月20日10:32:55 星期一), 站内信件

作者：马立诚 凌志军
军事与泥巴 整理校对 http://mm.xxinfo.h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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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800多万家企业当中，有32万家是国有企业，也即政
府所说“抓大放小”的对象。
    国有工业企业中，列为“大中型”者只有1．4万户，其余均为小
企业。
    即使是1．4万家大中型企业，也不全在“抓”的范围。根据中
央政府的计划，所谓“抓大”．只是1000家大型骨干企业。言外之
意，其余都是“小”都可以”放”。
    已经实行的种种办法证明，所谓”放”，其实就是放开“所有
制”。
    从经济的局面来看，这是一条不得已而为之的路；但是，从意
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就成了是否要化“公”为“私”的问题。
    捍卫“传统之道路”，还是开辟“新兴之道路”．两种思想就这样
短兵相接了。
                “流失”和“消失”，哪样更坏
    政府公布了1997年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的统计报告：目前中国
32万家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86601亿元。《中国工商时报》评论
道：”这是全民几十年辛勤劳动的积累，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
    反对“抓大放小”的最有力的理由，就是“命根子”流失了。有
如“万言书”所说，”每天流失一个多亿”，甚至是“每年流失1000多
亿”。言外之意，改革正在使国有的资产一天天减少。
    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人说，国有资产没有减少、而是大大增加
了。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张皓若列举的事实如下：在改革开放18年
中，国有资产总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4．5％，特别是1990年到
1996年间，平均增长17．1％。
    张皓若特别提到“1990年到1996年间”，很明显地具有针对
“万言书”的味道。因为，“万言书”说，  1992年以后，国有企业比重
“是改革开放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并且以此证明了一个“相关性
原理”，“国有工业比重的下降与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快慢密切相
关。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速发展，必然冲减国有
经济所占份额。”
    一方说“减少了”：一方说“增加了”。针锋相对。
    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
    首先是、我们以为国有资产有根多，其实没有那么多。囵为。
国有企业的债务增长比资产增长要快得多。1985年企业负债车
大约40％，  1994年便成了78．9％。假如这个负债率到今天还能
维持，那么，国有企业资产统计中的大部分，实际上已经不是国有
企业的资产，而只是国有企业的债务。国有企业实际的资产是多
少呢？只有大约18272亿元。
    其次是，资产为什么会迅速地演变成债务？不是“流失”了，而
是“消失”了。即便“万言书”所描述的“流失”全部属实，它同”消
失”来比较，仍是”小巫见大巫”。
    国有资产“消失”的最明显的特色，是神不知鬼不觉。从来没
有人去作全面的调查。无论是指责国有资产”减少了”的人，还是坚
持国有资产”增加了”的人，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政府主持的“清
产核资”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
    所以，我们只能对“消失”的状况作一个大致的估计。
    ——国有企业在过去十几年间，每年亏损数百亿元。这是“明
亏”．还有更多的“潜亏”．也就是实际上存在而账面上下记载的亏
损。至少12000家国有企业从“大跃进”以来就亏损，资不抵债，扭
亏无望。不但不能盈利，而且它们多生存一天，就多赔一夭钱。
    ——国有企业的债务，在过去10年中，以每年数百亿元的速
度增加着，如今已有数千亿元不能如期归还，甚至永远不能归还。
    ——国有企业的资产，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部分不能开足马力
甚至全部闲置。资产闲置，仍然会消失，这就是所谓“折旧”。按照
企业一般的折旧率计算，每年由闲置而消失的资产当以千亿元计。
    ——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因卖不出去长期置于仓库者，每与
亦有数百亿元。
    将上述种种计算减去重复的部分，并且留有充分的余地之后。
可以发现，国有资产的无形的“消失”．每年有数千亿元。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消失”比“流失”后果更恶劣。
            局外人要破产，局内人怕破产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最严厉的“流失”．是破产。破产也就是
“搞死”。
    曹恩源是一个“搞死”国有企业的专家。
    他是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因为他曾经参与
了中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以后这十多年更不遗余
力地为“破产”说好话，所以人称“曹破产”。
    “曹破产”到处贩卖他的“破产理论”，有人说，“你要破社会主
义之产，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首先就打倒你。”
    更多的人说，破产之方针，就算不是破坏社会主义。至少也是
对国有企业“落井下石”，让人家“雪上加霜“。
    让国有企业破产，究竟是不是“大破社会主义企业的产”．或者
是不是“落井下石”？
    实际上，不论有没有“破产论”有没有破产的方针和法律，企
业的破产早已发生，自己本来就“破”了。按照“曹破产”的说法，所
谓”破产”，其实是对已经发生的破产状况（即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的了种事后的认定和处理。
    “曹破产”还拿外国的商人来为自己的“破产论”作辩护。他
说，外商在中国投资的顾虑之一，就是中国没有健全的破产制度。
    在外国人看来，“该死的”死不了，“该活的”就活不好。
    反对“破产”的一大理由是，国有资产流失。比如、贷款收不回
来：再比如，国有资产低估。
    其实、不”破产”不仅收不口贷款，而且还要贷更多的款。债权
人的损失更大。
    凡该”破”的企业，都是资不抵债，也就是说，根本无资产可言，
何来”低估”？
    正因此，“曹破产”说：”企业破产法不是可怕可恨法，而是可亲
可爱法：不是为企业送葬的法，而是为企业催生的法，不是消极的
法，而是积极的法。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曹破产”的看法。
    我们国家1986年颁布了第一部破产法，当年9月，一家城市
集体企业，沈阳防爆器材厂，第一个宣告破产，拉开了新中国公有
制企业破产的序幕。
    但是，  10年来，国有企业破产工作进展缓慢，总的形势是几起
几落。
    1988年11月1日生效的破产法，在1989年前5个月，全国
共受理89件破产案，达到一个小高潮；
    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国有企业的破产转入低潮，  1990年
受理仅有32件：1991年，117件；               ·
    这以后，伴随着改革和发展的高潮，国有企业的破产也开始多
起来，  1992年达到428件；1993年，  710件。到1993年底，全国破
产企业总共940家，而且绝大多数是中小型集体企业。
    1995年；企业的兼并破产工作开始加快步伐，这一年破产立
案总计2387件。
    1996年，全国企业破产立案总数为6232件，是上年的
261．3％，超过了1989年一1995年企业破产立案总和（5395件）。
可以说，  1996年是我国企业破产立案的高潮年。
    破产立案并不等于真的破产。即使如此，这个数字同目前全
国工商注册登记企业的总数相比，也只有0．06％。所以，“曹破
产”说，中国企业目前的破产率与市场经济的正常破产率万分之十
比较，“还低得很”。
    为什么“还低得很”？不是无产可“破”，而是人们不想“破”。
    我们的国家一向将“破产”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象征，
是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受资本主义之害的同义语。我们不是社会
主义国家么？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么？断不该有“破产”之虞。否
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何体现？所以，我们永远是“从胜利走向更
大的胜利”：奠基、建设、剪彩、开工、增产……都是社会主义兴旺发
达的证明，“破产”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们的体制也不能允许“破产”。企业的老板是政府，政府是
国家的代表，所以，在理论上，国有企业是无限责任公司，它的债务
可以全部由国家兜着。国家是不会破产的，因此国有企业也不会
破产。
    问题是，国家是谁的？是全体老百姓的。所以，说“国家兜
着”，其实是“老百姓兜着”。  
    更何况还有利益方面的问题。从长远的进程看，意识形态的
影响越来越小，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
    “曹破产”毕竟不是企业中人，难能真正体会企业中人的酸甜
苦辣。
    职工为谋生计，不愿破产：
    政府和官员担心国有资产流失，折了面子，毁了政绩。不愿破
产；
    银行怕丢掉债权，无人还钱，不愿破产；
    企业经营者怕失去权力，承担责任，不愿破产；
    所以，尽管局外人整天说“破产”，局内人却大都怕破产。
                  “无产”与“有产”
    80年代后期，一位市委书记到北欧考察，感触良多，归来后说
了一句话：
    “我们搞社会主义，是消灭有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无产者；人家
搞资本主义，是消灭无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有产者。
    他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这番话的，但是，这番话却能够激发人
们生出强烈的政治联想：“无产”是不是真的比“有产”好？
    1996年5月，也即“国际劳动节”过后不久，“严打”成为报刊
电台电视台上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其目标，是针对那些不劳动
而又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者。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军队
警察者百姓……同仇敌汽，协同作战。报纸频频报道破案多少，抓
住要犯多少。看来，说此次“严打”乃是深得人心之举，并非过甚之
辞。
    不过，有一个问题，在迄今为止国内公开的舆论当中很少谈
到，而由一个美国人说了出来。        “
    杰里米·里夫主在他的新书（工作机会的终结：全球劳动大军
的萎缩与后市场时代的来临）中说，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是就业与
犯罪。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失去工作机会导致“出现一
个无法无天的阶层”．这个阶层以犯罪为最后的手段。
    里夫金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仅从就业
问题来看，他持有极端悲观的论点。我们的国家虽然还不至于真
的像他那样悲观，但是，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显然与日益严重的
就业问题有着某种关联。                    ”
    电视里面不断出现的这些手戴铁铐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人。
一望而知是来自乡下。警方不断证实，城市里面的刑事案件多是
农民所为。这些农民之所以挺而走险，显然不仅仅是道德方面的
原因。
    情况大约是这样的。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政策，是将城市与乡。
村分开来的。中国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都市中
国”：一个是“乡土中国”。每一个普通的市民和农民，都能够感受
到城市和乡村的不同。从生产的能力来讲，80％在城市，20％在农
村。人口的分配则相反，勿％在城市，80％在农村。这种生产能力
大小与人口数量多少的不相协调，在世界各国中，以中国为最。其
直接的后果，就是乡下人口的多余。虽然政府统计失业率的时候
不将这些人包括在里面，但是，这些多余的人正越来越多地涌进城
市去谋生，这就把农村的失业问题，带到城里。
    城里人为了自己的就业，设置重重的障碍抵御乡下人的进城，
令农民在城里就业屡受挫折。中国人在和西方人辩论“人权”问题
的时候总是说，最重要的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不错，人总要生
存，总要做事，这是天性使然。正途不通，便难免去寻歪道。60年
代后期，城里的犯罪多为学生所为，因为那时学校“停课闹革命”，
学生无事便生非。现在，那么多农民不能安居乐业，你仅仅拿着刑
律和手铐，能够让他们永远地安分守己么？
    老实说，城里人的压力不比乡下人的压力小。
    国有企业的苦无出路，正在使无产者更加无产。
    我国劳动部门登记表上的城镇人口失业率是逐年上升的。
1993年，2．6％：1994，2．8％：1995年，2．9% ，  1996年，2．98％。
    据官方公布的数字，  1996年年底城市的失业人口是530万。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
    截至1996年6月底，全国破产企业人6万个，涉及下岗职工
754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说，如果把那些国有
企业下岗工人也计算在内，那中国失业率将达到5％一8％，即有
12oo万人至1400万人失业。
    看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仅不能增加就业岗位，反而在大
批地减少就业岗位。1995年，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减少了146万
人；国有企业职工减少了25万人。
    增加就业岗位最多的是城镇私营个体企业：增加了500万人。
然后是其他类型单位职工，增加了99万人。然后是政府机关和国
有的事业单位，分别增加12万人和64万人。
    7000万乡下人进城，2000万城里人下岗。有人估计，企业里
多余的人还有3000万。
    如果“无产者”还是依靠“国有”，那就只能全都跑到政府机关
里面去上班。同时政府也就要准备再借更多的国债，来给他的各
级机关里面的更多冗员发工资。
    就算那些没有下岗的“无产者”，也感觉到自己的每况愈下。
    北京市劳动局有一项调查，结果证明，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
工资水平差距拉大。集体经济、国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职工工
资收入比，在1989年为1：1。 2：1．4，到1996年，就变成了l：1．4：
1．8。
    非公有企业职工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公有企业职工的收入。
    1994年10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国家统计
局社会司合作，在全国10个省市的27个大中小城市进行问卷调
查。被调查者有2万人，包括城市人，也包括乡下人。结果证明，
城里人对一些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不满情绪，超过了乡下人。
    工人阶层，即我们的无产阶级所感觉的经济压力最大。他们
人为自己是改革中获益最小的阶层。有25．1％的工人确认自己
的实际生活“略有下降”，另外11．01％的工人则认为“下降较多”。
这两个数字均高于其他阶层公众的确认。比如农民，有69．1％的
农民认为自己的实际生活水平“基本持平”．23．69％的人认为“略
有下降”和“下降较多”；机关干部当中，则有62．51％的人认为“基
本持平”．21．73％的人认为“略有下降”，8．67％认为“下降较多”。。
    仅有5．46％的工人感觉自己生活“增长较快”。
    36．75％的工人对未来一年的形势持“说不清”．高于其他阶层
6个百分点。
        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
    经济决策层和经济理论界当中，进行了一场中国经济是“太
热”还是“不热“的辩论。
    这场争论从80年代以来，时起时代，旷日持久。到1995年秋
季，仍然众说纷坛。没有定论。
    与此相关的一个争论，渐由窃窃的私语俘上表面：政府对经济
的控制是应该继续“从紧”．还是应该放开一马？
    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是因为，经济的舞台上有了一个新鲜背
景。
    在这个秋天里，人们对于全年的情势似已尽在掌握之中：经济
增长速度大约10％，涨幅回落1．6个百分点；金融形势平稳，政府
要将全年零售物价上涨控制在15％的目标大约能够实现，较之年
初的通货膨胀幅度，至少回落了6个百分点；固定资产的投资更是
大规模地下降……
    自从1993年夏季以来，政府虽然一直不肯公开承认“经济过
热”，但却从不讳言要对经济的温度加以控制。现在看来，一切都
是走向既定的目标，乐观的情绪正在上升。
    然而，如前所述，企业的困难似乎更甚。
    既然“软着陆”的目标已经接近，而企业的运转又是如此艰难。
所以，人们便很自然地提出了今后一段时间里面“该紧些还是该松
些”的问题。又由于，以往所颁行的”紧缩”，尽管中央政府言之凿
凿，但是，地方政府中谁先人着胆子自我“放开一马”，谁便似乎占
了很大的便宜，谁若胆小听话慢一步放开，谁便似乎注定吃亏，比
如1989年的治理整顿。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所以现在“该紧些
还是该松些”的问题就显得更加急迫。
    看来，中央政府的“从紧”的决心没有动摇。北京在1995年
10月召开了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重申治理通货膨胀
是一项艰巨而又长期的任务，所以，不仅在1995年剩下的几个月
中，而且在整个“九五”期间，中央银行都将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货
币信货政策。
    “适度从紧”的方针坚持不变，至少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因眼前的金融形势。虽然现金投放比1994年同期大
力减少，但是计算实际流通中的现金存量，除了现金的投放之外，
还要加上企业的存款和居民的储蓄。考虑这所有的因素在内，则
1995年里全部的货币供应比1994年至少多30％。所以，中央银
行认定，现金投放的减少并不能证明银根过紧。
    其次是，积多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可知，我们的经济虽然在总
的路线上是持续快速地增长了，但是却始终未能摆脱“一热就紧，
一紧就冷。一冷就松，一松又热”的循环，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
起大落”的由来。90年代中期的中央政府比80年代末期的中央
政府聪明一些的一个证明，便是懂得了，想要“降温”的时候不可过
分紧而是适度紧，想要”升温“的时候不可过分松而是适度松。
    是否可以据此认定此后中国的经济方针就应当是”从紧”？
    不是的。
    事实上，对于“该紧还是该松”的问题，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如
果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金融的环境仍应从紧，改革的环
境应放松；银行的钱应从紧，人的思想应放松；买高级轿车应从紧，
盖老百姓的房子应放松；给国有企业堵亏损的窟窿应从紧，有效益
又能开创就业机会的私营企业应放松；土木建设应从紧，政治空气
应放松；讲空话、讲大话、讲套话、讲没有错误也没有用处的话应从
紧，讲实话、讲真话、讲有用处但可能会有错误的话应放松；劳民伤
财兴师动众听不到真情看不到真相的视察下乡应从紧，不劳民不
伤财不惊动百姓却能看到百姓疾苦的视察下乡应放松……
    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在一些重大的领域当中，政府正在努力
造就着放松的气氛。全国企业改革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青岛召
开。与会者提出企业改革的步伐必须加快，其所使用的诸种词汇，
如“紧迫感”、“危机感“、“创造性思路”、“实质性突破”等等，显然意
味着进一步的放开之势。上海则开列了一个企业改革题目的清
单，共计10项：怎样降低资产负债率？怎样“抓大放小”？怎样开
拓市场？怎样建立法人体制？怎样开拓“再就业”的路子？怎样提
高管理水平？怎样完善资产责任制？怎样拓展兼并破产？怎样壮
大科技进步？怎样建设企业家队伍？想来如果不是造就一种放松
的环境，不要说10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也会叫人无所适从。
    不过，目前我们国家经济环境中的最大问题，是该紧的紧不起
来，该松的又松下开会。这中间麻烦，既有利益方面的纠葛，也有
意识形态方面的缠绕。
    吴敬琏说过一句话：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
因为，现在经济发展的关键不是“热”与“不热”的问题，而是“改”与
“不改”的问题。如果你不加大改革力度，而是用行政的方法将“过
热”的现象压下去，过了一阵，还得热起来。加大了改革力度，就可
以让该热的热起来，不该热的想热也热不起来。
    “成套的改革方案已经设计出不少”，吴敬琏接着说，”就看有
权拍板的人下不下这个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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