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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交锋---当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记实(三十八)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8月20日10:33:38 星期一), 站内信件
作者:马立诚 凌志军
军事与泥巴 整理校对 http://mm.xxinfo.h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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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复苏运动席卷全国
在第四份”万言书”的作者看来,几乎所有重要的报刊都不再
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了,甚至还有不少舆论机构已经被”资产阶
级自由化分子”把持。但是,在国外新闻媒体上撰写文章的一些人
却认为,中国国内的舆论宣传不仅没有“自由化”,而是”向左转”,
其最突出的证明是,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一场社
会主义道德复苏运动。
在1996年和1997年相交的这个冬季,我们国家的确渡过了
一个“精神文明的冬季”。
1996年10月召开的党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主要的议题不
是经济,而是建设精神文明。但是,由全会通过井全文发表的《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
经济建设仍然居有“中心“的位置。“决议”里面反反复复地申明。
今天我们所提倡的精神文明,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认定,我们
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文明的敌人,而是文明的推动
力。明眼人应当可以看得懂,强调经济的内容,是本次党中央关于
精神文明的决议中的最突出的特征。 ·
不过,尽管有了这些说明,在这个冬天里,主张“精神治国”以
及“主义优先”之人,还是会自认为有了卷土重来的机会。
《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发表了各省市地区学习贯彻这个“决议”
的消息,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武汉、三明、荆沙、张家
港、烟台和石家庄。应该说,这在我们国家,是舆论宣传的既定程
序,并不过分。
然而,公开的宣传方面似乎并没有拘泥于这些程序。在中央
的决议颁发前后,报纸电台电视台还在弘扬着一场道德复苏的运
动。有首都以及全国各地报纸发表一系列评比来阐明精神文明建
世的重大价值:有北京举行会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江泽
民总书记发表讲话、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有首都举行大型
文艺晚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有《人民日报〉发表江泽民视
察〈人民日报)的讲话,全篇阐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有中央军
委举行红军老战士座谈会;有江泽民等军队领导人为纪念红军长
征胜利60周年的题词;有《人民日报〉发表的江泽民总书记的文
章:《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法律知识〉对先进模范的宣传也开
始第二轮高潮……
相形之下,广交会的开幕尽管也被舆论方面说成“隆重”,但却
不闻更多的消息。”中国21世纪议程“第二次高级圆桌会议在北
京召开,只有邹家华副总理的一句话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会议的主
旨,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今后乃至下个世纪发展的战略选择。
也许,经济方面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股市的飘升和前任人大委员长
万里论述农村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两本专辑出版。这让人们多
少想到,经济毕竟是“中心”,而且是个最活跃的因素。而改革的推
进正是社会文明的最重要的动力。
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待的新书《亚洲大趋势〉.在德国、
英国、美国和中国相继出版。像他以往的许多著作一样,这本书在
相当大的范围里引起了震动。书的主要部分,描述了亚洲发展的
八千趋势,但在这一年的冬季,令中国人真正感兴趣的却是,这个
典型的美国人对东方的价值观念倍加推崇,并且不掩饰其对西方
利益至上面道德沦丧的现状的失望。
约翰·奈斯比特是由一个故事生发出他的这一番感想的:在震
惊全球的汉城三丰百货公司崩塌事件中,20岁的韩国青年崔明松
在瓦砾中埋了10天后获救,被全国奉为英雄。于是。许多企业便
想以金钱来交换英雄的形象,用作广告一类商业之途。但韩国青
年拒绝了。他说:“他们满脑子只是钱,而我不信奉这个。约翰·奈
斯比特感叹,在西方某些犯罪、暴力和自然灾害中,也会闪现出英
雄主义的行为,但那往往是受利益的驱动。“所以,我们应该认真
考虑一个问题:是否应以这种亚洲式的个人与家庭价值观来带动
全球的道德复苏呢?“
有意思的是,中国人现在开始叹惜自己的道德沦丧,也在设法
“带动”自己的”道德复苏”。
90年代中期我们国家的道德复苏运动,是由一些模范人物的
被推出为契机的。先是孔繁森、然后是李国安、李素丽、徐虎,等
等,总计有14个先进个人和10个先进集体。宣传模范的办法。乃
是经由统一的部署,国内若干报纸电台电视台派出记者,组成庞大
的采访团,在既定的时间里联合采访,又在既定的时间里同时发
表,一个接着一个,接踵而至,并且伴有一连串的评论、文件、号召。
领导接见、报告会和座谈会。所以,在过去了的1996年里,各级宣
传部门就成为最繁忙也最有成就的部门。
最新的模范人物徐虎,是上海市一家房管所的房修水电工。
《人民日报〉的评论说,“我们的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徐虎。”中宣部
和建设部召开会议,讨论“徐虎精神”。山西省要求各界人士推荐
身边的“徐虎”,然后评出山西的“徐虎”来。上海由于自己是徐虎
的所在地,所以分外自豪。,市委发出通知,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和全
市人民,进一步学习徐虎同志的先进事迹和高尚精神。,当地的报
纸上紧接着宣布,已经出现一群“徐虎”。
徐虎其人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按照报纸上的报道、他的职
业是“掏马桶、通管道”.连续21年,无怨无悔无私无畏地为老百姓
做事。毫无疑问,政府的鼓励徐虎,乃是在鼓励一种精神,也即敬
业、奉献和把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
依靠利害得失还是依靠道德观念来驱动人们的行为,这是西
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的一个区别。不过,赚够了钱的西方人现
在有些崇尚东方的“价值观念”,就如同听厌了“道德”的中国人现
在热衷于仿效西方的“利益机制”。现代经济理论已经摈弃了把道
德、精神、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截然分开的传统,甚至越来越倾向
干将其归结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如此,大多数经济学家
仍然认为,道德的激励和约束力量,只属于制度中“无形的”和”非
正式”的部分。
就一种制度的有效性来说,“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部分似乎
都是不能缺少的。有时候,“无形的”和“非正式的”规则要比“有形
的”和“正式的”规则更加有力量,比如我们已经有了“破产法”.可
是大多数本应依法破产的企业却不能破产;又比如我们三令五申
禁止用公款大吃大喝,终究不能遏制这种社会现象的愈演愈烈。
这便是因为有无数“非正式”的规则在起作用。但是,“正式的”制
度却能够为人们提供确定的行为准则,减少随意性。所以,专家们
倾向于认为,在更多的时候,中国必须依靠”正式的”的制度,制度
越是正式,越是有正规的机构来监督奖惩,也就越是能够有效地约
束或者激励人们的行为。
用这样的逻辑来衡量目前我们的”道德复苏”的努力,就不能
简单地作出”是”或“否”的结论。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教导
所有的人都做孔繁森或者徐虎,而是在于我们对非正式的制度太
刻意,而对正式的制度太随意。试想,在法律都可以当作儿戏的情
况下,道德的感召又能有多少力量呢?
把话说回来,不论亚洲的大趋势有多少,中国改革目前最重要
的趋势是一个,即“制度的创新”.或者叫作“制度的建设”,应当说。
这主要是指“正式的”和“有形的”制度,而不是指“非正式的”和“无
形的”制度。
经济作为一种文明,决不仅仅只有物质的价值,它也包含着深
深的精神方面的含义。所以,物质的文明和精神的文明是一面二、
二而一的事。说到底,不是两件事,是一件事。正是由于这个道
理,我们才说,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受到任何事情的干扰。倘若
我们不能够透彻地理解这件事,就有可能让潜伏着的“左”的思潮
酿成大气候。
口诛笔伐厉有为
伴随着第四份“万言书”的出现, 1997年早春发生的另外一件
事,就是对深圳市委书记厉有力的批判。这一次,批判的矛头不是
特区“该不该继续’特”这样的问题,而是针对厉有力在中共中央
党校写的一篇文章。
这是自“文革”结束以来对一个领导干部的最严厉的政治批
判,其方法仍然采取了以往发布“万言书”的办法,写成书面的材
料,并且附加厉有力的文章作为“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打印成
册。广为散发。
这份材料中批判厉有力的一段话,全文如下: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力在中央党校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
讨会上、作了一篇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唱反调的报告,这篇
被广泛散发的报告,决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
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
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要求党
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
过地表明,经过18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
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屈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
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申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
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厉有力的报告,是一份及时而难道(得)的反面教材。它
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同七
十多年前列宁批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
袖之一奥托·鲍威尔时所说:“鲍威尔的书是共产主义教科书
有益而独特的补充物。如果要‘测验’是否领会了共产主义。
出下面这样的试题是最好不过的:试分析奥托·鲍威尔书中的
任何一节或任何一个论点,指出其中的孟什维克主义,指出他
背叛社会主义以及与克伦斯基、谢德曼等等同流合污的思想
根源。要是你解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你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
者,你最好不要加入共产党。”
可以说,对这份报告的态度,是当前改革的关键时刻,检
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清醒地认识到真假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金
石。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自觉地起来与反马克思主义
的修正主义浊流作坚决的斗争。
文字虽简短,但却极为严厉和不留余地。作者的文笔老辣,读
过马列的经典,深悟政治批判之诀窍,并且满怀着致人于政治死地
的义愤。令人想到“文革年代”的口诛笔伐。
然而还有更加严厉的事。
1997年2月10日,某研究会的通讯刊登了进一步批判厉有
力的材料:〈厉有力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力同
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
由这个题目可知,这一回,已经不是一个人的辣笔,而是一大
批很有地位的学者的声音。
此次行动时为1997年1月8日。据组织者说,大约20多位
教授、专家和学者参加了这个会议。他们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通讯〉说,厉有力的文章“包含有严重的理论错误和极有害的
政治主张”,“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关注和震惊人“丈中提出的问
题重大,事关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要不要坚持,事关我们党和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加之这些话出自他这样的
领导干部之口,并在筹备党的十五大期间散布,因而具有非同寻常
的意蕴,绝不能等闲视之。”
但是,《通讯〉并没有列举这些“教授、专家和学者”或者“有识
之上”的姓名,全文所叙述的对于厉有力的批判,均用“首都理论界
人士”或者“与会专家学者指出”。批判的要点集中于四个问题。
摘录如下:
第一,厉文说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的社会主义,是“资本
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我们搞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则是
“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
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也是为他主张要毁掉我国
的全民所有制,搞私有化,编造理论根据。
第二,厉文抹煞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其
经济基础上的本质区别,宣扬“趋同论”.以为其在我国推行私
有化的主张;制造舆论准备。
第三,厉文提出的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私人股份
化的方案,是一个道地的私有化方案。就是要用劳动人民的
血汗,通过搞非国有化,化公为私,去培植和养肥一个新的资
产阶级。
第四,厉文公开要求改变我们党的性质。这在我党的历
史上是罕见的。明显带有纲领性和鼓动性。所代表的是那些
己拥有私产和企图拥有大量私产与私人股权的一些人。
“大批判”进行到这个人候,《通讯》终于说出了最关键的话:
与会的专家学者建议并要求反映:像厉有力同志这样的
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更不适宜
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不适宜担任任何
一级党政组织之重要的领导职务。
由于有了这样一些“批判”和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建议”我
们就有可能做出一个大致的估计。本次行动的组织者选择厉有力
力攻击的对象、似乎有看相当慎密的策略上的考虑:其一、厉有力
其人官职不小不大;其二,厉有力所领导的深圳在90年代已经远
不如在80年代那样走红;其三,厉有力提出的“所有制理论“在今
天中国的改革理论中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且有破绽可寻;其四,
攻击一人而对大多数人施加影响;其五,就算还不能在理论上影响
党中央的决策,也可以在十五大的组织安排上给党中央施加压力。
现在来看厉有力的遭到严厉批判的文章到底说了些什么。
厉有力的文章的题目是,《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顾
名恩义,他是在集中谈论所有制的问题。按照他在7个月后的解
释,他写作此文的总的看法是,所有制问题还在束缚我们生产力的
发展。我们的所有制模式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和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也“对不上号”。所以,他就从深圳改革开放的实践出
发,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厉有力说,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中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摘要
如下。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言不妥,还是我们目前尚
未达到他们预言的条件?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的社会主人叫作资本
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是资
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一一一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初
级阶段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为的去改变生产关系
——财产占有方式,实行全民所有制式的公有制,就类似于拔
苗助长,违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
显然这样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还离我们很远。
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从1979年到1991年我国造成无
效的投资高达6800亿元,新建大中型企业有三分之一不能正
常发挥作用。去年国有企业亏损461亿元,比1990年增加
182亿元。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不情愿的对比,足以使我
们猛醒。而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和计划经济
体制不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十几年前
就已经提出把经济工作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可是
十几年过去了,为什么国有企业效益越来越差,亏损越来越
多.总是转不过来呢?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二、什么所有制最先进?
我们以往的传统的看法是越“公”越先进。还有一个传统
观念,就是认为公有与私有是水火不能相容的,是有我没你,
有你没我的关系。实践已经证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公有
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共存、相
互依存和融合的一面。
什么所有制最能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什么所有制
就最先进。
三、从生产资料占有上怎么样来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
义? ”
我们设想,在我国显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有没有可能
是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占有形式。
全民所有制的占有形式对我们日前的历史阶段来说是理
论上的,理想化的,不是实际的占有形式。如果对全民企业的
职工来说,他们对国有资产是体现占有的话,那么对全民企业
职工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没体现占有,他们和国有资产的
利益关联度极低。他们的所有权是没有任何财产处置权和收
益分配权的空洞的、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所有权。我们所
说的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是指确确实实、实实在在的占
有,这种所有权是既有财产处置权又有收益分配权的实际占
有。
四、除了公有制和私有制以外.有没有第三种所有制形
式?
从有国家开始,就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公有制经济
是各种国家都有的一般所有制形态。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
在于公有制所占比例多少,而在于要多数人实际上占有多数
生产资料,多数人实际享受到所创造的多数剩余价值。
有第三种所有制存在形式。它介乎于公有制与私有制之
间,既有私有制属性,同时又具有公有制的性质。它的特征
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
是若干私人资产的集合;组成不可能分割的集体资产,但是并
没有剥夺私人资产的所有权,只是使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
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它为全体资产所有者谋利益,
因而它具有公有制的性质和社会的属性。我们可以称这种所
有制为社会所有制。
五、什么是“私有化”?什么下是“私有化”?
90年代初批判“私有化”之空气甚浓。有的写文章批判
道,股份化是私有化的潜行。但是,当他们大批“私有化”的时
候,他们根本没有说清楚什么是“私有化”,什么不是“私有化”
的问题。
我的理解,把国有企业无偿地或者以有价证券形式分配
给职工和居民个人的行为可以称为私有化。在我国国情的情
况下,“私有化”的路于是走不通的。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弄明白什么不是“私有化”。
首先,股份制经济不是“私有化”。
其次,私有经济的发展不是私有化。
再次,国有资产的产权经过市场流通和交易,有买有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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