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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hangcjj (屠夫), 信区: Green
标  题: 《我在黑暗中》6-10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May 29 18:55:23 2003) , 转信

第6节  在菲律宾的最后岁月
我在菲律宾一年多的表现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孙SIR告诉我，我回国后就会被提升。由
于，由于一个新手来使馆工作，在使馆招待会上端茶倒水的事就卸给他了。在策反了
罗恩之后，我又将2个人纳入了我管理的情报网。那是真正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一个月
薪500美圆，情报费从优的国防部官员，另一个是个地地道道的小角色，一个外交部的
打字员，靠夹带几页文件来我的手下那里换取钱财。
由于北京总部那里又派来了一个新人，因此端茶倒水之类的事都交给他了。快过春节
时，老孙私下里跟我说，那个小伙子在国内寒窗苦读了很多年，他的语言水平的确不
错，只可惜干活进入角色太慢，像我这样的新手就能就那么“坏”的，纯粹百年一
遇。过完了春节，我就要回国了，所以老孙布置给我一项任务，让我搞掉那个该死的
司法部长。这个雷诺思一向跟中国过不去，从“非法渔民”问题上捞了不少好处，不
仅仅荷包鼓鼓，还捞到了政治上的好处，他可能要在年内辞职，转而竞选参议员（菲
律宾只有20几个参议员，权力很大，当年把美军从苏比克基地轰出去，就是他们做的
决定）。老孙让我设法搜集他的情报，给他制造点政治丑闻，扔到他的对手阵营里，
让他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我立刻意识到，我在司法部里的内线罗恩正是搜集这方面
情报的最佳人选，但是同时，我也可能要失去这个间谍。在世界谍报战历史上，在政
治上搞臭某个人的事例数不胜数，为搞掉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CIA曾找了替身演员
专门拍了一部"他"主演的色情电影,不过由于穆斯林对男人合法地占有女人并不敏感
(除了已婚女子通奸),因而没有掀起什么波澜.又如苏联KGB曾经成功地搞臭了英国的一
位海军大臣,也是用的色情照片的手段,可惜英国人太道貌岸然,让苏联人得了手.不过
在菲律宾这么一个国家里(美国人待了那么多年,繁荣的娼妓业自然已经成型),色情的
手段当然要让位于腐败方面的丑闻.然而由于操作上必然会让你的对手知道你的情报来
源（你把他的机要事情刊载在公开的媒体上，他必然知道是他身边的人出卖了他，一
调查必然会发现你在他身边埋下的钉子），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太愿意干这种事的。
但老孙却对我的忧虑不以为然，因为一旦雷诺思离开司法部，那么他的秘书（罗恩的
夫人）就不可能再接触到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了，罗恩间谍网的作用也就大大削弱了。
与其再养着这么一家人（我们花在他们身上的钱的确比一般情报员身上多，因为他们
要靠这些钱负担他们患病的孩子的医药费），还不如在放弃他们之前让他再“闪光”
一回。
我认同了我上司的决定，尽管这么做会让我很内疚，尤其是在我想到他们那个患病的
小儿子时，我无数次给自己解释：我们自己的国家里也有很多孩子生活在缺医少药的
环境里，我没有必要为别的国家的孩子的医疗问题考虑太多，我们为国家省下的钱也
许会被用在那些中国孩子身上。然而当我看到那个五口之家时，我的所有借口都毫无
效用。我明白这是谍报界的游戏规则，作为这里的一员，我只有遵从规则。我告诉
他，务必在雷诺思离职前搜集一些有分量的资料，最好足够把他送上法庭。他表示他
会尽快完成任务，几乎没有考虑作完这一切的后果。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方面的后
果，我还是用空头支票鼓励他。我告诉他，完成这项任务之后，他们夫妻就不要在司
法部干了，我在一家华侨开的公司里为他们找到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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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出于何种考虑，我的确履行我的承诺，也许是为了让我的内心得以平静。我
通过在当地认识的华侨朋友，为他们在三宝颜找了工作，我甚至命令我情报网里的手
下设法给当地的朋友打招呼，照应他们一家，然而上帝没有给我也没有给他们一个机
会。我接到了老孙的警告：他们被发现了，雷诺思已经对他们动手了。我立刻命令手
下找到罗恩那个在大学里念书的大儿子，把他转移到了安全之所。然而我的努力也只
能到此为止，除了他以外，他们家四口人从此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老孙的内线告诉
我们，雷诺思发现了罗恩的妻子动了他的东西，他认为他们是他的反对派派来的间
谍，就私下找了杀手。
2008年3月3日，我即将结束我在菲律宾的工作，返回国内。我的上司老孙对我的评价
很高，在给国内的报告里，他只字未提罗恩一家的事情。在下午上飞机之前，我特意
去了马尼拉那个从前我们接头的公园，凭吊我的第一位特殊战友。我又一次打开了那
个箱子，然而这一次我收获的不是我想象中的伤感，而是一络文件和几张磁盘。罗恩
把收集到的有关雷诺思的东西放到了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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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了，飞向我魂牵梦饶的祖国，我知道雷诺思的参议员当不成了，然而我是否应该
为了断绝这个小人的政治前途而牺牲他们一家，我得不出答案。从此，我在给总部的
电文中对情报员的称呼一概改成了“朋友”。


第7节 逐鹿中亚（一）

我回到了北京后，过了一段颇安闲的日子。在部机关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像我这
样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既没我的任务也没我的办公室，因此头几天，我是靠在别人的
办公室里读简报、内参打发掉的。我的处长看我实在太闲了，便给了我半月假，把我
打发走了。我在家里睡到日上高竿，便跑到国家图书馆去看书。由于父母都在我国联
合国使团里工作，我在北京一个亲人也没有，只有到这种时候才会遗憾自己的生活缺
少另一半，只是也只能遗憾、遗憾了。抽出时间去游历了北方的名山大川，耗尽了剩
下的假期，我的处长通知我回总部报到。听他的意思，部里仍然准备把我放到一线
去，不过在此之前，我得去参加加强性训练。
起初我认为的加强性训练八成又是语言学习，谁知他们却给我订了去新疆的机票。我
在乌鲁木齐市郊的一处很僻静的深宅大院里和一群新疆国家安全厅的特警一起受训，
以往只能作为课余学习内容的暴力技能成了学习的重点，大概是因为我是安全部近几
年入行的特工中最喜欢舞刀弄枪的，他们选中我这个可塑性比较强的角色。
这方面的课程很难，但比我相象中的中国V处的要求还略差点（V处，KGB第一总局下属
的专门执行暗杀任务的部门）。我的教官告诉我，他们不会派我执行暴力任务，但是
因为要把我派到高风险地区，我的自卫技能必须有所提高。事情确实如此，相比我的
同班同学，他们对我的要求是最低的。我的耐力、爆发力训练指标只有他们的60-
70%，不过令我的教官颇为诧异的是，我的射击水平还略高于班上的平均水平，尤其是
手枪25米环胸靶，带着眼镜的我的成绩居然是全班第一。在训练中，我逐渐打听清楚
我未来的任务，我将前往中亚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负责经营我们在中亚四国与我国
交界区附近的情报网（当然我只是执行官员，我当时的地位甚至比我情报网里的几位
情报员还低）。
长久以来，东突分离主义势力一直是中国边疆的心腹大患，而且随着藏独、民运、法
轮功这“五毒”中的五分之三的影响力日趋衰微，对付疆独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日
益成为中国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911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推翻了塔立班政权，在消
灭了一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同时，却把大批在阿富汗作战的东突恐怖分子赶到了中亚
国家，使得这些地区乃至中国边疆的安全形势大为恶化。由于一些新兴的东突分裂组
织作了疏远基地组织表面文章，而专司对抗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俄哈吉塔乌），
美国人狡猾地放了他们一把，使他们在中亚逐渐作大，最糟糕的是，在这些形形色色
的东突组织中，出现了几个欲将东突整合起来的派别。而这几个组织为了收服其他组
织，首先要做的就是干出几件“大事”（基地组织就是靠在和侵阿苏军以及冷战后的
美国的对抗，逐渐奠定它在伊斯兰极端势力内部的最高地位的）。因此这些组织对华
渗透在2006年后明显活跃起来。为了对抗他们，中国各级政法机关纷纷开始行动。我
们安全部为了维护自己在境外特别行动中的权威地位，积极地开始经营在中亚地区的
情报网。
我们和国家安全部合作，在新疆境内的少数民族人群中寻找忠于中央政权的人，培训
后把他们派往国外，以求学的名义渗透到东突组织中（在新疆的伊斯兰教徒中，很流
行去海外的学校学习伊斯兰教经典，而那些学校多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控制）。然后我
们通过在驻中亚国家的情报站支援和指挥他们。国家安全部门乃至公安部门过去也在
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他们在海外的力量有限，行动往往不十分成功。而我们则可以
通过驻外使领馆内的情报官员以及我们在中亚各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的朋友在海外施加
影响力。
完成了所谓的自卫训练后，关于我的掩护身份的事宜也已经妥当了。我的新身份是中
国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总领事馆的领事官员，外交职衔三等秘书（我的确升官了，
有个普通科员转为正科级干部，换算成军职，我还是个少校）。
不久我回到北京，由那里乘飞机前往阿拉木图（没有哪个外交官会从新疆出国）。阿
拉木图的情报站规模不小，而且有不少情报界的老手。
我们的顶头上司，情报站长老陈（副司级干部，曾是我们亚洲司的副司长）是个有近
30年工作经验的老资格的特工，冷战期间在苏联的远东地区活动过，能说一口极其流
利的俄语，还通晓哈、乌、吉等语言。80年代，他曾经在新疆的情报站工作过，当时
中国正和美国CIA、NSA，以及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MI共同合作，收集分析苏联的电讯
情报，在那段时间里他积累了和美国人、伊斯兰教徒打交道的丰富经验。
我的直接领导是一位40岁左右的“外交官”老楚，之所以他有这方面的雅号，是因为
他极其善于和当地的官员打交道，在当地人中有一批私人关系很好的酒友。

第8节 逐鹿中亚（二）
我到了阿拉木图后，立即开始开展工作（我们和所在国保安机关关系很好，大家知根
知底，没必要“冬眠”）。我的老板老楚一点也没把我当新手，使劲给我“加担
子”，本来由他负责联络的几个情报员通通扔给了我（他自己继续和当地的高官虚以
委蛇，活干的比我舒坦多了）。到阿拉木图后的第19天，我和一个和我职衔相当的小
伙子小梁一起踏上了前往百公里外的雷巴切耶城的道路。实际上这座所谓的城市，以
国人的眼光来看，充其量只是座草原牧业小镇。我们的掩护身份是收购乳畜产品的客
商，我们开了一辆在当地显得很普通的嘎斯越野车，身边还带了自卫用的武器。我们
的座骑的越野性能相当不错，但是舒适性极其糟糕，颠得我七荤八素的。
到了目的地已经是下午，我们坚持到了晚上才进城（黑天后我们的汉族人相貌就不那
么扎眼了），在一家小旅店我们见到了我们要见的人。我们的联系人是一个典型的哈
萨克男人，中等个、黑脸膛。我们给他带来一些现金和货物（实物在当地比现金有
用），他的“礼物”也很丰厚，六个刚刚投奔东突伊斯兰党的新疆人的简历。
小梁介绍说，这位仁兄出生在新疆伊犁，经常在边境线两边转悠，在被新疆安全厅发
展为侦察员后，到当地定居，至今以有十多年。他在雷城经营小旅店的同时，时常前
往附近地区“经商”，为我们的情报员传递情报和经费，他自己也常常能够从爱夸夸
其谈的当地人口中得知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聊了一会天，我们品尝了极具当地特色的哈萨克民族食品，吃饱喝足之后，我们立即
撤离了这是非之地，踏上回程之路。我和小梁轮流开车，到第二天中午时分平安赶回
阿拉木图。这样的旅程如是之过几回，我的神经和身体几乎崩溃。闹得我十分怀念在
菲律宾的时光。不过，在我在哈萨克的广沃大地上疲于奔命期间，我认识了两个在我
的中亚工作期间最为重要的人。
那是在一次取完情报回来，在一家饭店吃完饭后，我们刚要上车却发现周围埋伏了几
个不明身份的人。我们担心是东突恐怖分子，于是我们向周围的两个客商求助，搭他
们的车回了阿拉木图（后来证实那些人是武装抢劫犯）。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巴威尔·
卡鲁金和尤里·德罗兹道夫。
表面上，巴威尔是个40多岁能说会道的商人，而他三十岁前上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间
谍。我在和他聊天时，发现他能流利地说好几个国家的语言，明显受过良好的训练。
我开玩笑地问他，他有这么好的语言水平，该不是KGB的特工吧。巴威尔并没有隐瞒，
他告诉我，他以前的确在KGB干过，供职于第二总局（负责国内反间谍反颠覆工作），
他大大咧咧地吹嘘着曾经在阿富汗培训过政府的秘密警察（苏联侵略阿富汗期间在当
地扶植的傀儡政府），还和本·拉登的手下真刀真枪的干过几仗（算起来当时他也就
20多岁）。在后来，他离开阿富汗，到哈萨克的KGB分部工作，直到苏联解体，KGB解
散，俄罗斯族的他被从哈萨克内务部门赶了出来。他后来跑回俄罗斯，为KGB的后继者
俄罗斯联邦边防局和联邦安全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和“那个狗娘养的上司干
了一架”被赶出了特工队伍（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在俄罗斯他一直只是个非正式编制
特工）。
相比之下，尤里·德罗兹道夫显得沉默寡言，在到阿拉木图之前，他一共只说了2句
话。“巴威尔，你来说吧”和“中国同志。坐稳了”。前一句，是在我问到他时说
的。尤里是个优秀的军人，在苏联解体之前，他在“小恐龙”格鲁乌（TPY，苏联总参
谋部情报总局）下属的特种部队中服役，也曾在阿富汗战斗过，会说几国语言。冷战
结束后，他的部队由于部署在乌克兰，而被解散掉了。他回到俄罗斯作为普通一兵参
加了两次车臣战争。在2002年，他因为负伤而不得不退役，碰到了巴威尔，和他一起
来到中亚经商。
我记住了他们的联系方式，盘算着如何利用他们的背景，为我摆脱糟糕的交通职务出
把力（我们将传递情报经费的人称为交通），如果我能经营一个情报网，就能不做交
通的事情了。我向老陈提出了我的计划，依靠前苏联军人、特工建立一支我们自己的
执行秘密行动的队伍，以弥补我们内部缺乏干湿活的人才，必要时通过他们对危险的
东突势力下杀手。
 

 
第9节 我的“阿尔法小组”（一）
像成批招募武装人员这样耗资巨大而且容易惹出麻烦的事情，是需要上级层层审批
的。老陈对我的设想不置可否，不过他同意向上面汇报。虽然，在批下来之前，我的
计划还只是空想，令我颇为高兴的是，老陈对尤里和巴威尔还比较感兴趣，为此我以
及小梁的交通的活暂时转为发展他们为我们服务。
把两个和我们一样过着苦日子的人发展成情报员是不困难的，更何况他们还是同行
（我记得一位冷战时期的美国情报官员的回忆录里写到，比起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
们，特工更喜欢他们的同行，即使是敌国的间谍。他们之间往往会产生某种默契和生
活方面的交流，谈谈工资，聊赖女人，抱怨一下自己的老板）。尤里憎恨穆斯林，因
为车臣人曾让他断过几根骨头，阿富汗和车臣人的枪弹还夺走过他许多亲密战友的性
命。而巴威尔讨厌现在的生活，他喜欢间谍战的刺激远胜过在原野上为生计奔波。因
此在我和他们在阿拉木图的酒馆里喝了几顿酒后，我一向他们亮明身份，巴威尔就笑
着问我，是不是在打他们的主意，在几句粗鲁但亲切的俄语的沟通后，他们同意为我
干（尤里说只为我干，因为他喜欢我，但不喜欢其他中国人，我想或许当年那些在俄
罗斯的中国奸商把他关于中国人的判断彻底定型了）。几天后，我又一次在酒馆里碰
见他们的时候，他们给我带来了让我们吃惊的“礼物”，im shallah组织（im
shallah，奉安拉的旨意，一句穆斯林经常说的口头语，看来他们很想让别人记住自
己）正在招兵买马，并且大量买入武器装备还在多方寻找爆破方面的专家。据说，要
在2008年给北京的“汉人政权”来个“头彩”（不知道他们干吗用这么个术语，因为
他们穆斯林不允许玩博彩，“头彩”在美军特种部队的俚语中意为炸弹爆炸）。
我高兴地给了他们一笔钱（当时我身上所有的现金），还把我搞到的伏特加和鱼子酱
送给了他们。回到领馆，我把情报汇报给老楚，他立即布置我们的情报员验证这份情
报。几天后，情报得到了证实。从此，我的临时工作成为我工作的主线。随着我们各
个情报网工作的深入，情况变的越来越严峻，我们的几路对手不约而同地把他们扬名
立腕的机会放在北京奥运会上。国内传回紧急命令，立即会同当地保安机关对这几个
恐怖组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正是这一命令催生出了我的阿尔发部队（是KGB时期的
精锐特种部队，在冷战后依然被保留，不过严格地说，只有像俄罗斯信号旗部队那样
的特种部队才会在国外执行特殊任务，不过阿尔发牌子更响亮，我当然用它来称呼我
的小组了）和我在中亚的辉煌岁月。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东突解放组织，这是个老牌恐怖组织，随着形势的变化它的规模
几起几落，近年来颇有东山再起之势。我们计划对他们的首领阿不都拉·艾哈迈德和
集团的炸弹专家阿不都拉·木尼亚孜动手，还准备拿下他们的秘密军火库。我们向哈
萨克内务部提供了准确的情报，而他们按照总统的指令表示将积极地与我们合作（国
内通过外交途径向他们打了招呼）。一切看来都非常顺利，一次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
的成功反恐合作看来就会完成了。老楚甚至拟好了向国内报功的材料。然而在突袭开
始的那天晚上，所有的人的期望都落空了。阿斯塔那的特种部队冲入目标家里时，全
都扑了空。就连那个军火库（内务部的人也认同我们确定的目标）也成为了一个毫无
疑点的储物地窖，唯一看来不怎么跑题的是，内务部的一个小队在途中受了伏击，死
了2个人。老陈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下令让有关的情报员立即撤离原来的岗位，就像哈方
的第一个反应是指责我们情报有误一样，我们也意识到哈方参于行动的人泄了密（尽
管保密程度很高，知道这次行动的人并不多）。更为残酷的是，我们的两名情报员牺
牲在了家里，另外还有一个人失去了联系。我们的四名情报员失去了作用（一名特工
以及四个人的家属被我们转移到了国内），其中一位牺牲者还是老陈当年发展的人。
我们在东突解放组织里仅剩的一名情报员后来证实，在突袭前阿不都拉·艾哈迈德接
到了报警（有人曾提议将这一情况告诉哈方，让他们查出内部的鼹鼠，但对他们已经
十分失望的老陈拒绝了这一提议，他的理由是不想因此再牺牲一名情报员；后来哈方
的确找出了内部的告密者，并处决了他，因为面子原因没有正式通知我们）。
这一系列事情的最后得利者是我和我的“阿尔发”小组。国内在获得老陈的报告后，
下决心在中亚搞一支自己的力量。他们搞了两套方案：一个是我经手的所谓的“阿尔
发”小组，另一个计划是派遣一些当地面孔的特警出境，组成绝对可靠的反恐小分队
（后一个计划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一度搁浅）。
在尤里和巴威尔的帮助下，我们的小组很快成型。21名来自俄信号旗部队、海军陆战
队以及内务部队和安全部队的老兵加入了这个小组。这些人大多是尤里的朋友，很难
相信沉默的尤里有这么多兄弟和战友，看来战争中一起生死与共的确比在酒馆中称兄
道弟要更能了解一个男人的真实品性。不过巴威尔也为我们的小组作出了建设性的贡
献，因为他弄来了自己的表弟——米哈伊尔·叶林，一个极其优秀的窃听技术专家，
他在我们以后的工作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他很年轻，只有30岁。他的父亲曾在KGB第十二局（负责电子窃听）工作，是位在圈子
里小有名气的专家级特工。苏联解体后，他的父亲回家经商（他的父亲因为与8·19事
件有牵连，被赶走），其实是利用他自己的专长，为商界人物窥探别人的商业机密，
以及保护他们不被窃听。他从小和父亲一起鼓捣各种电子器件，耳闻目染再加上父亲
的培养，他也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不过后来他的父亲因为卷进当地黑手党间的恶
斗，遭人追杀，只好全家跑路到了中亚。


第10节 我的“阿尔法小组”（二）
情报界的人一向是很谨慎的，要为我的行为买单的我的上司尤其是如此。他们在我基
本完成小组的组建时坚决要求检验一下我的小组的战斗力。我觉得这纯粹庸人自扰，
再说安全部的特工的军事才能绝对不会比普通的军事发烧友强多少的，难道要让我们
使馆的武官参与进来吗（如果是这样，别说我不愿意，我的上司也会担心他们抢功
的）。不过他们的想象力的确惊人，他们居然从新疆搞来一架飞机把我和我的队员运
到我国境内（我们在当地有很大能量，自然没有会追究我们没办过境手续）。
我们的人到了兰州军区的一个武警训练基地（当地武警归我们政法部门管），他们弄
来了一支军区所属的特种部队。对此我相当恼火，因为这意味着军方有人知道了这支
部队的存在，在情报界，保密是秘密行动的生命，即使是自己人也必须严格保密；不
过老陈安慰我说，在建立另一个小组的问题上，军方也会有份，他们会对此严格保密
的。但是军方派来的人明摆着是想拿我的小组练兵，看着脸色铁青的我，巴威尔笑着
跟我调侃，说我这号脸上藏不住事的人是不适合做特工的。连尤里也笑着对我说，
黄，没事，他们会重视我们的（我脸上的表情完全是给他们看的，我怕他们的自尊心
受伤，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只有叶林不声不响地摆弄着他的电子仪器。
这场模拟对抗的形式很简单，军方提供装演习用的激光模拟器的枪械、一定数量的空
包弹和其他设备。双方在一座小村规模的模拟建筑群内交火。双方人数相等（各22
人，我也想加入，但被尤里拒绝了（他说我们需要裁判团里有我们的人，我则笑言
到，别太狠，好歹他们也是我的同胞）。双方各有优势，我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参加过
战争，战斗经验绝对比那群毛孩子强，但是他们终归已经不年轻了，队长尤里已经42
岁了，其他人也都在30-40岁，巴威尔是最大的，而且只有他和叶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军人。而他们的对手，统统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多年的高强度训练从来没有间断
过。最关键的是，我的组员由于来自不同背景，其协同作战能力似乎不如他们。
我默默地祷告，让我的战友们成功过关。尽管我对我的这群队员有一定的了解，但他
们的表现依然让我十分吃惊，当然不仅仅是我吃惊。战斗打响后，我军特种部队的仪
表伤亡率就迅速攀升。红方（我军特种兵）在试图冲击蓝方（“阿尔法小组”）控制
的2层小楼时，突然遭到狙击手射击，一人“中弹阵亡”；红方人员密集火力击退蓝方
狙击，蓝方狙击手为“榴弹破片所伤”。性急的红方士兵冲入建筑时，“被暗部的爆
炸物炸死一人，轻伤一人”。在双方在逐屋争夺时，蓝方使用“三无”迫击炮发射炮
弹攻击了企图迂回到其后侧的红方士兵，造成他们“一死一伤”（军方的那几位军官
当时脸都是铁青的）。不过，一边倒的战局没有持续很久，红方在控制的那栋小楼屋
顶上使用迫击炮还击对手，击中了一座土屋（造成蓝方“两人阵亡”--巴威尔和叶
林）。随后，蓝方的部署出现了混乱，被红方的狙击手击中2人。
双方势均力敌的混战持续了很久，最终双方以阵亡比4：4打平。伤者中蓝方多一人。
此时，两方首长的脸上也多少有了点笑容，有个总参二部的上校还称赞我选人选得
好。战斗结束，能和我们最好的特种兵打个平手，这当然意味着我的小组顺利通过审
查，尤里他们为自己也为我争了一口气。对抗结束，我说服军方的首长，让特种兵们
一起坐下来吃饭。一群年轻朝气的勇士和饱经沧桑的老兵，虽然语言基本不通，但是
酒桌上也其乐融融，平常在军营中很少沾酒的人们那一天都喝了很多。除了我和叶林
（我有胃病，而叶林从不沾酒）。
后来，我问尤里为什么战局在前后起伏如此之大，是不是他们有意让着那些年轻人。
尤里解释说不是，其实之所以他们开战就占据上风，是因为有叶林的秘密武器。原来
叶林带来一种特种仪器，它通过对电磁辐射的精确测定，可以发现红方战士的具体位
置（红方使用的对讲机辐射虽然不大，但近距离测定的准确率还是极高的），因此巴
威尔在开战之初能够了解对手的位置相应采取对策。但是当红方的狙击手发现对手在
一座土屋房顶上的可疑天线，于是发射迫击炮弹击中土屋，打乱了蓝方的部署。叶林
的这样宝贝是他的独家发明，不过也只能使用于特种战争。
几天后，我的小组在完成了一些合成性训练后，回到了哈萨克斯坦。我们返回后不
久，就接到命令，“处理”让我们遭遇很大麻烦的那个人——阿不都拉·木尼亚孜
（当初行动的另一个目标---东突解放组织首领阿不都拉·艾哈迈德我们在他身边有钉
子，让他活着比较好）。这群中年人对用脑的兴趣显然比杀的昏天黑地高。他们居然
用了极其有趣的方法不知不觉地干掉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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