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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hangcjj (屠夫), 信区: Green
标  题: 《我在黑暗中》26-30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May 29 19:02:13 2003) , 转信

第26节 莫斯科的三个月(上）
在情报界，高级间谍的知名度并不像他们在民间拥有知名度那样有危险性。实际上，在和
平时期，敌对双方尤其是大国在使领馆中的间谍大多为对方保安机关知晓，这是不奇怪的
。关键是即使让对手知道你的身份，你还能在监视下游刃有余地工作，那就是真正的本事
了。
因此尽管我作为一个行动特工的可能性在减小（我的“名气”的确有点太大了），但是我
也许会像CIA的哈唯和安格维尔那样成为圈内有名的人物并且担当某一个情报站或者某一个
部门的负责人，不管怎么说，对于我今后工作的前景，我还是很乐观的。回到北京后，我
听到传言，说我很受安全部常务副部长老胡的赏识，甚至还有人夸张地说我和他有亲戚关
系（实际上，我唯一一次和他的近距离接触还是那次在我的婚礼上，可能也是因为那一次
他来参加我的婚礼，别人才会如此认为）。虽然和高层根本没有什么裙带关系，但是这并
没有妨碍我进入高级间谍的行列，在母校的在职研究生学习很顺利，我在“电审”和“消
防员”的岗位上的成绩也算不错。
即使在安全部这种高度保密的单位里，对于新的人事安排这种事情来说，也几乎是无秘密
而言的。我的同僚们略带调侃地指出我以后的职业轨迹----有可能去莫斯科站工作，也可
能留在部里作胡部长的秘书。虽说作首长的秘书以后很可能官运亨通，但是在干部司的人
找我谈话的时候，我还是选择了去俄罗斯工作，我成为了中国安全部在莫斯科的联络官。
我不喜欢俄罗斯的天气，但是那里的工作环境却很不错。我的朋友瓦西里·卡赞采夫现在
是对外情报总局反恐怖部门的高级官员，我在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边防局都有自己的朋
友，对于一个高级特工来说，这种环境能让我顺利地和俄国佬打交道。当然除了作“外交
官”的角色以外，我还负责对莫斯科站的我国情报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防止天高皇帝远
的地方出一些诸如滥用经费和编造情报的漏洞。
在莫斯科之行以前，我结束了我在母校的研究生学习，虽说着实没学什么真东西，但是我
的几篇混杂着我在实际工作当中接触的“敏感材料”的论文却博得了导师的赏识（我不用
担心我的老师会泄密，因为那些圈子里所谓“敏感材料”因为已经过期，实际上已经没有
价值了。只不过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加上没有信息披露的法律，官府衙门里的东西大
都是保密的）。我拿到了晋升的通行证--硕士学位。
在俄罗斯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夏季，我和我的夫人来到了莫斯科。我的老板也就是我们莫斯
科站的站长是一位正司级干部，相比之下，虽然我只是站里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处级干部，
但是我的年轻却足以让他们感到震撼（我的晋升据说在部里存在很大争议，因为我是安全
部近很多年当中，任命的最年轻的正处级官员，实际上部里还有好多年过30，还只是副处
级的干部。不过后来我的“保护人”老胡说了话，现在不是论资排辈的时代了，要让能者
居高位。很多地方已经有30多岁的省部级干部了，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革命战
争年代负责中央特科的陈庚同志当时就很年轻，谢洛夫当上KGB主席的时候也只有30多岁。
最后这项提议终于通过）。
我的掩护身份是使馆文化处的一等秘书，当了那么多年的文化官员，说句实话，我的这方
面的技能已经不比真正的文化官员们差了。我是联络官员，因此我用不着在我的同行面前
掩饰自己的身份，瓦西里·卡赞采夫还专门为我举办了一次晚宴，把他们的强力部门的一
些头头脑脑介绍给我。我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我们同俄罗斯人交换一些对大家都有意义
的情报----反恐怖方面的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关于西方的，有时候我还要操心一些中国籍新
疆人的引渡事宜。
俄罗斯人在日本、欧洲的情报网很强大，在日本他们能够接触到日本防卫厅和外务省的绝
密情报，而在欧洲，特别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这样的传统欧洲强国，他们的谍报
网的能量是我们的情报网难以企及的。
不过我们要想和他们做交换，也要有自己的本钱，否则他们不会愿意冒暴露自己的情报渠
道的风险。我们的电讯情报搜集能力要比他们的强一些。在冷战期间，俄国人破译的对手
电报往往需要内线的帮助，而美国人则是靠强大的计算机和丰富的经验对抗自己的对手，
而中国人当时既没有敌人阵营里的鼹鼠，也没有美国人那样的超大规模计算机助阵，硬是
靠那些优秀的数学天才们顽强地破解对手的密码。在这一点上，当初和中国人一起在新疆
监听前苏联电讯情报的美国NSA专家也赞不绝口。除此之外，我们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情报网
的搜集能力并不比俄国人的差，在澳大利亚，我们的谍报网的实力应该更强。
在作着小贩似的情报交易的同时，我还会进行一些所谓的反监视以及指导“菜鸟”特工的
工作，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监视能力是很强的，他们在中国大使馆周围的监视哨至少有10
个（在美国大使馆附近的应该有30个以上，我们还在使馆里发现了一些窃听器），外国人
经常去的酒吧、剧场也有他们的眼线。
为了不被他们的特工发现，我们和我们的情报员接头时，往往只是在擦肩而过时交换一个
情况、一个胶卷或一句鼓励的话。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会让我们的一些级别比较低的工
作人员去约定地点去取他们事先放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这些反跟踪经验丰富的“老鸟”
在他们行动时观察是否有特工跟踪他们，必要时也关注一下我们的情报员，看看他们是否
有危险，以及他们是否已经被俄国人逆用。
冷战期间，我们对在苏联的情报工作是很重视的，但是我们策反的俄国人大多在苏联的亚
洲地区，在防范严密的莫斯科很少有自己的力量。随着苏联的解体，我们策反的一些人利
用私有化和民主化的混乱局面，成为了俄罗斯的新贵，还有的在俄罗斯的几路黑手党当中
混成了头面人物。中国人在莫斯科的活动能力也较以前强了很多。虽然一些脑满肠肥的新
贵对我们的钱已经不敢兴趣，但是对于我们掌握他们的把柄却不无忌惮。因此他们还情愿
、不情愿地为我们工作。在那些新政府清洗KGB的过程当中失业的前KGB间谍当中也不乏与
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共鸣，愿意为我们工作的人。在俄罗斯的失业大军当中也涌现出
一批很有价值的情报员。
比如我接触过的一个情报员尤里·诺先科，他曾经是KGB第二总局的一名资深特工，专门从
事监视和策反在莫斯科的外国人的任务。苏联解体后，因为反对叶利钦执政初期的亲西方
政策，尤其是不满巴尔金将俄罗斯部署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窃听器位置图交给美国人
的做法，他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转行做了进出口商人。1995年，他向我们提出充当我们的
情报员以换取在和中国人作贸易时的适当照顾，由于他对俄罗斯进行反间谍工作的方法极
其了解，因此为我们工作了15年之久，他都没有失手。他向我们提供了前苏联时期KGB在中
国大使馆部设的窃听装置的位置，还供出了一个曾经为他们工作的中国人的名字。尤里·
诺先科在俄罗斯的一些强力部门有自己的亲戚朋友，特别是他的弟弟彼得·诺先科因为在
俄罗斯总参谋部工作，他为我们带来了他去职后俄罗斯的很多极其有价值的情报。尤里·
诺先科和我们接触的方式相当的有创意，他的侄女在联邦安全局工作，她的掩护身份是外
交官员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因此作为中国大使馆的雇工能够出入我们使馆，尽管那个女
孩子的任务是监视我们的外交官，但是实际上她还为自己的叔叔向大使馆里的我们传递情
报。
当然有时候向我们“投怀送抱”的俄国人也有一些很难缠的，在俄国有很多酒鬼和骗子，
他们有一些会跑到我们这里，向我们提出要为我们做情报工作。当然也会有一些联邦安全
局的特工会试图用这种方式试探我们，或者向我们传输假情报。我就接触过一个自称是阿
纳托利·戈利钦的人，他曾经在一个早上跑进了我们使馆签证处，向签证官提出要见情报
官员。我让一个不是情报人员的签证官会见了他，他向那个签证官胡说八道了一通，表示
他能够向我们提供俄罗斯间谍名单，在问到他的名字和履历时，他的回答完全没有逻辑性
，自相矛盾。最后他问接待他的人能不能给他一点钱买伏特加。我毫不犹豫地命令把他赶
出了使馆，后来听说俄国人逮捕了他，两天后就把他放了，一个圈子里的朋友告诉我那不
过是个酒鬼，关起来也没任何意义。
 
第27节   莫斯科的三个月（下）
    在上大学时，我曾经在迈尔斯·科普兰（美国人，曾经在CIA工作过）写的《新谍报学
》当中读到，通常的间谍案例主要分为四种形式：
    1 “埃米丽”式——这种情报员被间谍机关的招募者看中，他或她的潜力受到赏识。
于是会有人接近他们，作他们的好朋友或者是情人，在生活上帮助他们，逐渐地让他们的
“良心范围扩大，最后让他们能够问心无愧地去做你让他们做的事情”。
    2 “米基”式——他们是“不招自来”的情报员，由于他们所特有的知识和经验，得
以与谍报机关接触并为之效劳但不被反间谍机关发现。
    3 “菲尔比”式——在未进入特定目标前就已经被发展，长期潜伏，若干年后进入指
定打入的目标。
    4 “威利”式——这些情报员实际上为某一个谍报机关工作，但是他的负责人使他认
为自己在为另一个什么机关工作（如某个工业情报组织、信贷调查组织，或者某一个报纸
专栏作家）。
    在我开始在安全部工作后，我接触到的案例大抵如此，在莫斯科也是如此，只不过现
实生活当中的案例要比这些抽象的概括显得更有血有肉也更复杂一些罢了。
    作为联络官兼所谓的监察员的我在莫斯科短暂的任职期间并没有主导参与很多案子，
虽然我在审查一些案子的经费使用和情报价值以及谍报运作的时候，会比较多地接触一些
细节。处在所谓的钦差大臣这么一个尴尬的角色上，莫斯科站的高官们对我主要还是采取
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过一些年轻的特工干部因为年龄的原因再加上利益关系并不冲突之处
，却和我相处的很不错。
    在我接手工作岗位还不到1个月，我的站长把一个任务交给了我，因为国内正在考虑引
进俄制特种钛合金生产工艺，总部希望能够弄到俄国人的底牌。之所以交给我这项任务，
是因为我过去处理过的伊尔库茨克那个案子牵扯的就是这方面的任务。当初，我们的特工
在和俄罗斯的一位权威专家的助手接触时没有能够掌握那个人，尽管给他开出的价码很高
，但是这个生活很困苦的人很有民族气节，他最终决定将这件事报告了当地的安全官员，
结果我们和他的交易失败，还让联邦安全局对我们打钛合金生产工艺的主意已经有了解。
显然再要在这里面做文章的难度已经很大。我不仅对这个任务比较了解，而且在我看来，
把这事情交给我，还因为我也不是他们司（东欧司）的人，就算完不成任务，板子也打不
到他们身上。
    我接受了这项任务，于是我开始搜集这方面的公开和涉密资料，找准突破方向。像这
种核心的情报，它的来源不可能很多，能接触到钛合金项目的除了俄罗斯国防技术进出口
公司和俄罗斯国防部的官员以外，就只有俄罗斯图曼斯基设计局下属的特种材料研究所和
伊尔库茨克附近的钛合金生产厂了。不过我很快发现，其实我要搞到的情报并非都集中于
这些高度保密单位的保险柜里，国内要求的情报支持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第一，要搞清
俄罗斯方面是否愿意将这些技术工艺转让给我们，他们的要价会有多高，主要决策人是谁
；第二，俄罗斯在这个领域的实际进展和专家名录，防止他们在转让时，以次充好。特种
钛合金主要用于飞机机体和发动机叶片、潜艇外壳、航天器材外壳加工制造等领域，因此
实际上在俄罗斯的一些飞机设计局和其他一些军工单位肯定有这方面的资料。因为是外单
位的资料，他们在保密方面肯定不如保护自己的技术资料来的仔细，这就给我的工作带来
了方便。
    莫斯科站的情报员当中的确有能够接触到这些设计局机密资料的人，我让站里他们的
负责人向他们传递了我的命令。不久，我们的一个情报员从他们的设计局尘封依久的档案
柜里找到了8年前他们研制SU-37型战斗机的时候，图曼斯基设计局向他们提交的发动机叶
片的性能资料以及他们自己的测试报告。更大的收获是我们一个在北德文斯克造船厂工作
的情报员找到了最新的钛合金材料的资料，以及俄罗斯主要专家的名录。因为俄罗斯经济
复苏乏力，给军工企业的拨款杯水车薪，他们的很多研究项目都已经下马，因此这些技术
资料大多被随便地放在仓库里等待销毁，我们的情报员很容易地就弄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
。虽然这些材料和真正出自特种材料研究所的资料比起来肯定不那么详实，但是对于国内
的专家来说，从这些“旁门左道”当中了解俄罗斯的实际技术水平已经不难了。
    真正的难事是找到第一方面的情报，因为俄罗斯国防部的专门项目官员是不那么好策
反或者贿赂的。我向尤里·诺先科的情报网发出了指令，让他们给我弄清外围的一些情报
，他们很快从俄罗斯总参谋部得到了消息，空军的人反对这项交易。现在国防部正在平衡
来自军方和厂方的意见（可以从常理推断出，俄罗斯军队肯定不愿意中国人在发动机领域
取得很大的进展，俄罗斯的军用飞机出口单位甚至图曼斯基发动机设计局也会反对这项交
易，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在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将摆脱对他们的技术依赖，唯一将从这件事情
当中受益的只有钛合金工厂和研究所）。我还了解到尤里·诺先科的一个哥们，一个在军
队供职多年后来又在国防部工作的前俄军少将（俄罗斯国防部在普金时期已经开始文职化
，国防部主要高官由文官担任，这是西方国家的惯例）是一个坚决的反对这项交易的人，
但是他并不主管这个项目，在和诺先科聊天的时候，他还很生气地骂负责的官员是肮脏的
受贿分子。我决定由他入手，摸清他们的底牌。
    在我们的情报员序列当中有一个叫B·聂菲多夫的人，是一个专门写俄罗斯军队和俄罗
斯军事技术现状的军事记者，因为在文章当中总是站在军队的一边，对军方官员又多有吹
捧，他在俄罗斯军界当中很有人缘。我于是命令他拜访那位老少将，从他口中套出一些有
用的东西。聂菲多夫和他还是个熟脸，当聂菲多夫很客气地在和他喝了一通伏特加后，问
到对于钛合金项目的态度时，有点头沉的老家伙对中国人和“那些只知道自己腰包从来不
管国家死活的人”大骂了一通。聂菲多夫问他是否愿意阻止这场肮脏的交易时，他点头称
是，于是聂菲多夫很诚恳地告诉他也许舆论的压力能让俄罗斯人清醒来自东方的威胁，他
邀请老少将为他的专栏写稿，揭露这场交易的内幕。被爱国豪情充溢得有些飘飘然的他很
自然地答应了，他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内幕搜肠刮肚地倒了出来，写作高手B·聂菲多夫很
快依据他的材料，写出了一篇极具煽动性的文章，并请他过目。渐渐清醒的老少将意识到
这可能涉及国家机密，于是改变主意请聂菲多夫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我们的作家当然同意
了，这样不仅他们因此成了好朋友，我们也就得到了单独品味文章内容的特权。
    我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整理出了一份关于钛合金项目的报告交回国内。后来，国内
显然采纳了我的意见，对俄国图曼斯基发动机设计局和苏霍易技工贸公司施加了压力，并
且开始认真考虑在钛合金技术方面和南非公司的合作，在发动机技术引进的动作也开始转
向西方。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原先反对交易的俄罗斯的军用飞机出口单位和图曼斯基发动
机设计局转变了态度，俄罗斯国防部最终在军方和军工企业的利益上做了妥协。他们对钛
合金项目的主要技术工艺交易放了行，但是要求技术转让的速度和水平不能过快以及过高
，主要的技术专家不能去中国参与工作指导，以防止中国在材料工艺方面的发展水平过分
接近和达到和俄罗斯平齐的水平。
    当然这些动作都是在我离开莫斯科以后进行的。并非是国内有意保护我，而是当我刚
刚开始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久，俄罗斯的秋天让我吃了苦头。因为温和的夏季而被麻木的对
恶劣天气的警惕性使得我在一次突然的变季降温时，患上了感冒，之后感冒居然转为了伤
寒和肺炎（当然是典型的肺炎，不是那种有传染性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已经在2003年下
半期有关的疫苗问世后被逐渐消灭了）。我在卧榻上躺了几天，由于显然不适应俄罗斯的
寒冷天气，刚刚退烧不久的我，被总部召回了。
 

 第二十八节 绝密任务 本章长：2829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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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回到北京后，我才知道并不是莫斯科的严寒阻断了我在俄罗斯的任务。身体刚刚
好了一点，我的“保护人”安全部常务副部长老胡召见了我，他告诉我急急忙忙把我从莫
斯科换回来是因为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要由我来完成。
    2008年，民主党人汤姆·唐宁入主白宫，约翰·内斯成为了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2011年9月，这位美国第四号人物的高级助手斯蒂芬·彭罗斯在一次中国大使馆的招待
会上，将一个纸条塞在了我们即将卸任回国的华盛顿站站长的手里：请将此列为最高机密
，尽快派个人来，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他。不要在你们大使馆谈论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当然
被作为最高机密处理了，那位站长提前回国向老胡报告了此事。整个部里也只有老胡、部
长、部党委书记和我们的站长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由谁来担任这个极其重要的情报员的“负责人”却让这些高级官员们犯难了，因
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在他们国内的监视能力很强，我们在美国使领馆的每一个
特工人员都肯定被他们识别出来。如果我们新派人去，他一到美国也会受到监视；而动用
“非法”的特工人员（也就是没有外交豁免权的间谍，他们在美国以普通居民的身份出现
），则他们根本找不到和斯蒂芬·彭罗斯接触的合理解释，而且一旦被监视，我们在美国
的间谍网会受到很大的损失，这对于即将面临人事调整挑战的高官们（即将召开中共十八
大），也是一个很危险的选择。介于我们很难安全地在美国国内和他完成接头，本可以在
加拿大或者拉丁美洲国家和他进行接触，但是作为一个安全级别很高的官员，斯蒂芬·彭
罗斯是不能随随便便地到境外旅行。
    最后部党委还是决定由国内派出一个由新人组成的小组以外交官身份去美国，而我将
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得到指令后的我考虑多时后，向老胡提出了一个建议：只派我一个
人去，而且是以中国安全部门驻华盛顿的联络官的身份去（9·11以后，中国和美国达成了
互派反恐怖情报官员的协议，见诸于公开媒体的说法是美国派三名FBI特工常驻北京）。
    我的理由很简单：我对窃听技术有一定的了解，我一个人去就能解决反电子跟踪的技
术工作；一下子派很多的人去容易引起美国人的怀疑，而且几个人要一起商量行动方案比
较容易暴露；我在莫斯科和塔什干还有香港认识了一些美国情报官员，他们知道我的身份
---反恐怖工作方面的专家级特工，所以我去出任这个联络官他们反倒不会怀疑我另有目的
。经过部里几位高级官员的讨论，这个修改的方案通过了。我开始对以后的具体行动计划
进行策划。
    这次任务和我以前的工作不一样，我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保安机构，虽然他们的
效率并不是很高。而我以前执行的任务或是在安全力量薄弱的小国，或者是在少有敌意的
友好国家，即使在俄罗斯，我也是在执行“项目管理”的工作，而非直接“抛头露面”，
因此不会有被成百上千双眼睛盯着的感觉。
    为了掌握住这个斯蒂芬·彭罗斯，我和那位前华盛顿站长一起研究这个人的履历和心
理。
    斯蒂芬·彭罗斯，1969年出生在纽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90年毕业于霍普金斯大学
国际政治系，1994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成为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国
际战略研究人员。1999年，斯蒂芬·彭罗斯离开中央情报局，在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战略研
究所工作。2001年，进入国务院工作。2006年，他的好友约翰·内斯竞选参议员，彭罗斯
辞去国务院的工作，成为他的竞选工作的外交事务顾问。在约翰·内斯竞选失败后，他继
续在民主党竞选总统班子当中担任外交事务顾问。2008年，民主党人汤姆·唐宁在总统竞
选当中获胜，约翰·内斯成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蒂芬·彭罗斯成为了他的高级幕僚和
助理。
    斯蒂芬·彭罗斯是一个典型的好美国人，父母是新英格兰移民的后裔，没有吸毒、滥
交、酗酒的习惯，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小在星条旗下长大，每星期高喊一次上帝保佑美
国”。要知道，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有时候比我们的还要肉麻和“说教”，普通美国人对
于上帝要求美国拯救世界的民主和和平深信不疑。很难想象这样一位美国上层社会的活跃
分子会提出要为他们的敌对国家--“共产党中国”工作。不过他还是这么做了。
    我和站长都认为彭罗斯不可能是伪装投效，像他那样的高级官员（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是CIA的直接上司，他可是“老板的红人”）是不可能为老东家CIA搞这种低层次工作的，
更何况他当初说不定还和中情局有矛盾。另外，彭罗斯并不缺钱，据说这个人有点清教徒
的作风，对于奢华的生活不感冒。他的收入虽然不多，但是他的妻子琳达的父亲曾经是华
尔街的经纪人，去世后留给他们近百万美圆的遗产。显然他是不会为了钱来投靠我们的。
余下的可能只能是他“喜欢游戏本身”或者“意识形态的原因”（后者我和站长都不太相
信）。
    对于美国的反情报机关，我不是很了解，不过老站长认为美国佬的人力监视能力并不
比俄罗斯的强，如果我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手段很了解，那么对付联邦调查局也不是什
么问题。我苦思冥想了几个晚上、翻了几遍《孙子兵法》后，想出了一套欺骗那些美国侦
探和如何与彭罗斯接头的腹案。在得到几位领导的首肯后，我开始做准备了，先去部里的
研究所学习熟练操作几种反窃听仪器的使用，然后向我们的研究人员说明了我要求的仪器
的性能指标，由他们负责制作，另外和我们研究电子技术的专家探讨了对抗NSA技术手段的
方法。在后来，就是和RAIN说明到了美国后的一些注意事项，为此还专门训练了她（尽管
我很不想把她卷进这些事情当中来，但是有些事情的确需要我的夫人配合，训练她总比让
安全部那些老爷们给我派一位“夫人”好）。在一切准备停当以后，安全部向美国驻北京
大使馆的安全联络官员做了通报，将派一名官员接替已经在华盛顿驻节3年的***联络官。

    当我和我的妻子手持红皮护照，从外交人员通道免检踏出国门的时候，我感到我居然
像第一次执行任务时那样，紧张、兴奋又有点茫然。对于前方的道路，我知道很多，却对
另一些可能带来危险、带来血腥、带来恐惧的东西毫无觉察。在10多个小时的飞行旅途中
，妻子倒在了我的怀里，甜甜地睡去，而我却一时一刻感觉不到睡意。
    我在思考，思考我的童年，思考我的学生时代，思考我的充满艰险的特工生涯。莫名
其妙地，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此去美国，将牵扯着两个大国的生死较量和我深爱着的民族的
兴亡。做了很多年的特工，工作已经让我的思考局限于和某几个敌人的战斗，而从来没有
想过我战斗的意义和价值，想过我的工作在中华民族复兴历史道路上的某一种作用。我不
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不然以我的才能和学历，我也许会选择和我的同学们一样去轻轻松松
地赚钱。当我想到，我在谍报战场上显露的狡诈和冷酷如果应用于商场，会给我带来什么
样的锦衣玉食和成功的光圈时，我笑了。我爱我的祖国，我随时愿意为她付出自己的一切
。
    当客机伸出起落架，让我们感受到华盛顿机场跑道的质地时，我明白我的冒险开始了



第29章 周旋
    我曾经来过华盛顿，当我故地从游的时候，发现她十几年来竟没有什么改变。华盛顿
还是华盛顿，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来此游玩的孩子了，只是我还得装成一个那个样子。
RAIN很陶醉于美国的山山水水，当然这是她的工作，她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身后的FBI们知道
她是个爱玩的女孩子。
    在莫斯科和塔什干的工作经历让我在联络官的位置上如鱼得水。实际上我们派在华盛
顿的人真的没有什么可干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的冲突让中国和美国的特工们看对方时
总有那么点怨气，因此大家都不会很情愿地把自己辛辛苦苦搞到的情报“交流”给对方。
中国和美国情报界的共同语言只局限于时起时落的恐怖组织，而实际上反恐怖的情报内容
是极其有限的，所以除了和华府的反恐怖部门的头头脑脑们搞搞交际，我基本上都在琢磨
着怎么在CIA、FBI的反情报工作人员面前演戏。
    要说官僚主义和机构臃肿，美国人并不比我们差，尤其在反恐方面。美国负责这方面
的特工部门多如牛毛，除了CIA、FBI和爱搞窃听的NSA以外，还有国土安全部（HSD）、能
源部（负责对付核恐怖分子）、国务院、财政部特工局（他们还负责总统的保卫工作），
甚至DEA（麻醉品管理局，负责反毒品）也喜欢在这方面插手。在这么多部门的官僚当中搞
交际，的确也不算缺乏内容。
    我一到华盛顿就被FBI反间谍处的人盯上了，他们开着车交替着监视着我们。这些人的
手法那位老站长很是熟悉，在他的言传下，我也能一眼就认出他们当中FBI华盛顿分部的中
国组副组长汉斯·沃尔克——跑外勤监视中国外交官的最高级官员。那是一个在华盛顿土
生土长的高个子黑人，通晓中文和俄语，原来他只是FBI的一个普通刑事调查探员，因为F
BI的反间谍处闹出被渗透的丑闻而不得不进行人员大换血，学过几门外语的他才调来当反
间谍特工。据说这个家伙为人很和善，也善于忍辱负重，不然也不可能在FBI这种白人的天
下谋得一席之地。监视我的大约有6个人，虽然对华盛顿的地面很熟，但是还是显露出他们
新手的一面。不需要费很大劲，我就理清楚了他们的行动脉络。
    管理美国反情报事务的部门只有三家，CIA的反情报处、FBI的反间谍处以及NSA的国内
窃听部门。因为CIA获得反情报能力的方式主要是渗透间谍派出国的情报机关，而国内知道
这项任务的人屈指可数，所以我不用担心这方面出问题。而NSA则是通过在中国大使馆安装
一些窃听器，或者截收、破译我们的电报和电子邮件来搜集反间谍情报的，对此我们的技
术人员大多已经察觉，即使是还有残余的装置，我也有手段对付。我和国内的联络是依靠
密码电报进行的，我带了一本一次性使用的密码本，掌握密码的只有我和我们的副部长老
胡。我将文字翻译成密码，由使馆里我们安全部的专门报务员发出。由于密码根本不是有
规律的数字式编码，美国人的计算机是无法破译的（我们中国人的汉字为基础的密码是最
难破译的，因为常用的汉字就有5000个，每一个字重复出现的概率很小，而英文电码只有
26个字母，密码再复杂也是26个字母的排列组合。我的密码本是一本标准内容的书，翻开
第12页，上面有“……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文字，如果我需要写“我……”，那就
是12**（第几行）**（第几个字），如法炮制）。真正麻烦的是，FBI的特工会在离开大使
馆的每时每刻跟踪监视我，如果贸然甩掉跟踪，就会引发他们的怀疑。
    不过熟读孙子和36计的我还是有办法对付这些“影子人物”的。我和RAIN经常去华盛
顿市郊的几个公园长久地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商场没完没了地逛，任凭那些特工先生们陪
着我们。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男人喜欢逛市场的，反正我不喜欢，相信那些工作繁
忙、精神高度紧张的探员们也没有这个心情。但是对于戏耍我的同行兼对手，我却很有兴
趣，因此我充分激发了我夫人的购物或者逛街欲望，让她兴高采烈地耗费大量的时间徜徉
于货架间，折磨着我和我的同行们的耐心及他们脆弱的神经。当然我得承认RAIN的购物欲
望绝对可怕，而且逛商场对这些特工的杀伤力绝对比陪我们逛公园强。陪着我们逛完了华
盛顿每一个稍微有点规模的商场或市场后，我的对手们显示出了我希望的烦躁和懈怠情绪
，一个高个子白人在汉斯·沃尔克身旁小声说着什么，似乎在抱怨着我们的闲情逸致。一
男一女两个在我们周围监视的特工居然开始专注地挑选起超市里的货物，还在我们的后面
排队交了钱。看到那个年轻的女人手里提着的奶粉和纸尿布，我明白他们已经越来越丧失
了职业的敏感性了（后来在和这些监视者的闲聊当中我知道那位女士的确有一个出生不久
的孩子）。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我要让他们对我的出行熟视无睹，产生懈怠。最终产生思维定
式，一看到我们夫妇两人出馆就以为是去采购或者散步。当然这只是我一系列计划的一部
分。有一天，我单独出去办事，回使馆的路上，我看到了一家很别致的小店，于是下车去
看了看。别看店小，但是这家小店出售的钟表但是相当得精美，而且也不算贵。我和小店
的女主人聊了几句，我告诉她，我要买一些礼物送给我的妻子作生日礼物。热情的女店主
给我推荐了几款情侣表，我看中了其中一款，决意买下。不过当我准备掏钱时，却发现出
来的匆忙没有带钱和信用卡。女主人表示没有关系，她可以先把表给我，让我明天再付钱
，不要误了我妻子的生日。我谢绝了，但是请她把这两只表存下，我明天再来取。
    第二天，我如约到了那家小店去走了我的表。我给FBI留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他们显
然已经“按我的要求”在那款表里装了窃听器，这一点我用简单的探测装置就证实了。于
是我对我的同行们的定期广播开始了。我和RAIN是最好的搭档主播，在和她的“闲谈”中
，我系统地阐述了我来这里的目的（当然我没敢说我来这里是为了当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
使者，但是我不是来参加谍报活动的而是以此为跳板最终爬进安全部的高层，这些内容却
反反复复地、潜移默化地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我们的聊天大多集中于家庭琐碎，比如来
美国她能拿多少补贴啊，我可以彻底转正，坐稳正处级的位子啦，很现实、很生活，估计
那些听众们也会产生共鸣的）。当然平时为了防止泄密也免得被我们的技术人员甄别出来
惹不必要的麻烦，我的手表还是锁在柜子里，只有“广播时间”才会拿出来带上。
    当然我不会吝惜在和美国反恐怖部门的官员们交际的时候把它带出来。有一次，我带
着它去CIA的兰利总部参观（这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美国为了做公关工作，CIA也会定
期开放自己总部的非保密区域给民众参观，当然我进的还更深入一些）。我和我的老朋友
帕特里克·盖略特（前CIA塔什干站的站长，现在是CIA反恐怖处的副处长）在接待室里聊
天，一个中年男人突然走了进来，对他耳语了一阵，他摆了摆手让他出去了。他笑地对我
说，那是我们的保密官员，他似乎认为有人在搞我们的情报。这个绝顶聪明的家伙点出了
这一点，虽然语言有歧义，不过我已经明白他的所指。不过我还是我行我素地带着这只表
，大大咧咧地和美国的反恐怖官员谈着各种反恐怖的机密情报。渐渐得，我的那些跟班或
者是因为乏味，或者是因为害怕从我的嘴巴里再知道什么他们不该知道的东西，再或者是
FBI反恐处的人向他们施加了压力，反正对于我的监视渐渐地放松了。这一点在后来得到了
证实，我的表被抢走了。2012年春节前，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我和RAIN在公
园里散步，一个波多立各人掏出手枪，要我们拿钱出来，我给了他50美圆，他还拿走了我
们的手表。之后，两个FBI冲出来把他抓了起来。几天后，他们把钱和处理得干干净净的手
表还给了我们。
    我向国内发了一份报平安的电报，几天后，几个我们的特工来到华盛顿接替几个届满
的官员，FBI的注意力被彻底移走了。现在是和斯蒂芬·彭罗斯，我的情报员接触的时候了
。春节到了，使馆里陷入了一片忙碌当中，我们要按惯例举行最隆重的使馆招待会，这为
一场情报大战拉开了帷幕。


我在黑暗中 第30节  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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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人汤姆·唐宁夫入主白宫后，中美关系总的来说比较稳定。对于蓬勃发展的中
国市场的兴趣替代了对来源于强大的共产党中国的竞争的恐惧，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
。比较和谐的双边关系在驻美使馆里的表现就是美国的高级官员出席使馆招待会的多了起
来，一些地方政客还会出席民间的庆祝中国传统节日的活动。
    2012年是个很有意思的年头，这一年，中国、美国、俄罗斯都将迎来自己国家的最高
领导人的人事变动。中国将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党的总书
记和中央委员。美国将进行新的一轮总统选举，谋求连任的民主党人汤姆·唐宁对呼声很
高的共和党人唐·埃文斯。俄罗斯总统谢尔盖·伊万诺夫也在争取在俄罗斯有史以来第五
次总统选举当中胜出。在这种特殊的气氛当中，各国的国内和外交政策都在发生着各种微
妙的变化。
    尽管政治评论员们在津津乐道于未来的国际政治走势，但是我们的春节招待会并没有
受太多的影响。或许是选举的考虑，唐宁政府的几位高级官员都借故推辞了我们使馆的邀
请，只是派自己的高级助手或者是级别稍低的官员来参加。国务卿理查德·达施勒派来了
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吉米·法戈，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内斯自然派来了斯蒂芬
·彭罗斯，对此我求之不得。春节招待会如期举行，我的夫人因为长得漂亮被管事的人借
去做主持人了，而我因为与筹备事务无关而落得个清净。通常这种招待会上，我是可以请
几个美国特工部门的高级官员来出席的，就像武官们要请美国国防部的人来，踌躇再三，
我还是请了几个人来（这比较麻烦，因为我要借此机会和斯蒂芬·彭罗斯联络，而如果把
那帮家伙弄来，一是担心他们会怀疑我和彭罗斯的接触，二是我还要费心招待他们，但是
如果不请他们来，也会让美国佬起疑心，认为我们要搞阴谋）。我和华盛顿站的站长老何
商量了一下，让他出人招待我的客人，另外我们只请反恐怖部门的人，把美国安全系统的
客人限制在一定的数量和范围（由于肯定要请一些美国安全部门的客人，这对老何也有好
处，这样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不让美国反情报系统的人来使馆，也让他们和那些大大咧咧
的美政府官员交谈时少一点累赘）。
    农历12月28晚上，招待会如期举行，华盛顿使馆的礼宾大厅出奇得大，来自各国驻美
使馆的高级外交官、美国政治经济界的知名人士来了上百人。大使的欢迎致辞后，使馆丰
盛的中国式小点心和美妙的中国古典音乐让来宾流连。我很快找到了彭罗斯，向他作了自
我介绍。当人们开始为台上的节目所吸引的时候（我们请到了一家来访的中国杂技团），
我向他打了个手势，示意他近一步说话。
    我：***先生（和他接触的前华盛顿站长）让我替他向你问好，我们很感动于你对中国
人民的感情，希望我和你能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
    彭罗斯：是这样，我当然也很高兴能遇见你这么一位中国朋友。我知道你是安全部门
的，我也是管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人。当然和你们交流会有一些麻烦，你有什么好的建
议吗？
    我拉起他的手：我们去看节目吧。
    彭罗斯：不用了，我想我应该告辞了。
    斯蒂芬·彭罗斯走出了使馆，上了自己的车。他的手中攥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
你的口袋里有一张软盘，密码是你小女儿的名字。里面有一些我的建议。
    大年初二，我从大使馆离开，前一天下了一场雪，路上没有什么车辆。确认没有人跟
踪以后，我开车去了市中心附近的一家银行。我在自己租用的保险柜里放进了一些东西。
半个小时后，一辆乳白色雪佛来轿车停在银行前，一个白种中年人进了银行，十分钟后离
开了那里。我在原地等了十几分钟后，确定没有哪个神情严肃的探员去银行里问问题后，
就离开了。来的人当然是斯蒂芬·彭罗斯，他从我指定的地点取走了我给他的一台掌上电
脑和一台手机，当然还有他证明它是他购买的收据。
    我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人，这一点也被彭罗斯认同。高科技信息时代给我们的社会带
来了很多的变化，我们间谍的工作方式也呈现出这种变化。我们再也不需要像以前的同行
们那样，在僻静的角落拿粉笔做记号，假装在公园里碰见，把关系自己命运的微缩胶卷藏
在树林深处。当然不仅仅是我们的可用手段再变化，我们的对手的监控手段也在变化。NS
A可以监听任何美国国内的电话，他们把所有需要注意的目标的声音信号记录下来，通过巨
型计算机处理他们截受到的电话，不管目标人物用什么电话，手机、住宅电话、公用电话
，只要出现和目标人物的声音匹配的声音信号就会被定位处理。即使不是事先搜集到的目
标人物的声音信号，如果通话中出现了诸如“爆炸”、“秘密”、“国家安全”之类的关
键词，也会被记录和处理。而短消息是数字代码构成的，如果不出现特定的数字组合（也
就是那些关键字），就不会被跟踪定位。
    我在软盘当中提出了一种更安全的联络方式。斯蒂芬·彭罗斯用那台掌上电脑写“日
记”，我们用两台从未使用的手机互相发短消息来互通紧急消息，确定接头时间。在我们
确定了接头的时间后，大家在同一个时间里出现在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是商场或者是公园
里，当然也可以是相邻的两个街区。到时候，我用特殊的电子设备就能从他的那台电脑里
提取信息，并且录入我的新要求。我做过实验，我的仪器可以在200米范围内接受那些信号
，并且保证信号质量。即使被抓住，彭罗斯也可以将此解释为无意间落入敌人的陷阱，凭
他的地位，没人敢把他怎么着。
    几天后，我和RAIN出现在一个常去的商场里，我的同行们们似乎没有兴趣再和我们一
起逛了，我安心地陪着夫人。我们破天荒地很早就结束了自己的活动，坐进我的别克车，
我发现我的那个看起来很象随身听的装置上的绿灯亮了，任务已经完成。不过让我很意外
的是，我没有发现彭罗斯，这家伙可以啊，还真有点特务的架势，我在心中默念。回到使
馆，我迫不及待地进行了解码，看到了一段让我很是震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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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11日   晴
    今天的天气可真热，汤姆告诉我CIA的报告让他夜不能寐。听说那是一份关于中国的报
告，这些天关于中国的自相矛盾的报告太多了。五角大楼的家伙告诉总统中国人正在制造
新的潜艇，他们对我们在西太平洋的存在的威胁越来越大。FBI的人说中国的间谍正在到处
活动，他们试图劝说一些重要的华裔技术专家去中国。CIA则认为中国近一段时间里不会有
什么动作，他们的领导层正在争权夺利。
…………
2011年8月2日   雨
    天气让人感觉抑郁，汤姆告诉我一个中国部长级的家伙找到了CIA的一个高级官员，让
他给国务卿带口信，要和他谈谈。这件事情上报到了汤纳德那里（汤纳德·吉尔摩，中央
情报局长），汤姆告诉汤纳德可以见他一面。
…………
2011年8月5日  晴
     汤姆告诉我那个中国人带来了一个消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正在策划政变。
他得到了军人的支持，可能就在近期。他希望美国人支持这个政权，因为他会推进中国的
民主进程。他不希望看到美国商人因为恐慌而撤走资金。
…………
2011年9月5日  晴
    全美国知道那个中国人的身份的不超过5个，连理查德·达施勒都不知道。但是这个人
离开了美国后就消失了。中央情报局的人认为他们可能失败了。但是没有消息证明那里有
人被捕或者别的什么。汤姆觉得是他们认为时机不成熟，暂时放弃了。
    谁也不敢为失去这次机会而负责，这可以让一个人拥有里根那样的历史功绩，当然也
可能像杜鲁门先生那样，因为失去中国而蒙羞。
…………
2012年2月3日  雪
    又一个中国人出现在了我们的视线当中，他解释由于一些技术性的问题，预计要发生
的事情没有发生。不过他们还没有被消灭，没有人因为这件事情而受到惩罚。带话的人又
是一个部长级的人，天知道中国怎么有那么多部长。CIA认为新出现在北京派驻到华盛顿和
纽约的外交官员当中的一些人正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他们是一些低级的外交官，但是很可
能是调查叛国者的中国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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