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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hangcjj (屠夫), 信区: Green
标题: 我在黑暗中 46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Fri Aug 1 16:47:49 2003)

我在黑暗中第46节在那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二）

当《关于实现党内民主的宏观规划》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后，中国国内的不稳定因素渐渐
地平息下来。这多少冲淡了民间对白克锐政权的怀念情绪，在很多地方出现了比以往多的
多的申请入党者，其中很多是那些曾经苦苦寻找改变社会道路的年轻知识分子。在党内，
对于《规划》的态度也渐渐趋于一致，几乎所有的基层党员都表示出了对它的支持，当然
也有很多人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特别是取消乡镇党委这一条，由于可能导致上百万公务员失业，以及削弱党对农村的控制
能力，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这些意见直接向上转达，成为了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焦点。
由于对于削减财政赤字和解决农民负担过重有很大兴趣的总理等人对这一提议表示了支持
，这一条没有被打入冷宫。当然，作为对于那些主管意识形态的党的高层领导的妥协，我
们决定把取消乡镇党委修改为取消乡镇党委执行委员会，在乡镇建立党员代表大会，以监
督未来的乡镇一级的自治机关的工作。但是对于是否将《规划》交由全国党员投票表决这
件事情，政治局中间出现了比较大的分歧，一些同志认为没有必要搞这些官样文章，形式
主义，由中央委员会做出决议就可以了，而且搞公决花费太多，劳民伤财。
列席会议的我，对于这点表示了反对：既然我们要决定这份关于实现党内民主的文件是否
产生效力，那么今天迈出的这一步就应该是带有民主色彩的。至于花费的问题嘛，我可以
保证，这次公决的花费不会超过1000万，取消乡镇一级的行政机构设置就能给国家和人民
每年省上百亿元，我觉得这点钱我们还是应该可以拿的出的吧。
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笑地回应我：小江啊，既然你这么说，我提议这
件事情就交给小江办吧，如果超过一千万，由你个人自己解决啊。
我：我正有此意。…… …… ……
很快党内就对于我个人的理财能力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这可以说是我在特殊战线上形成
的一种习惯，给情报员的钱从来是紧巴巴的的。我从中直机关调来了300个人（我已经事先
讲好，他们的工资和加班费不能算在1000万里）。30多个省区和计划单列单位各派6-10人
，在全国范围内找印刷厂印刷机读卡。那种只有三个填写项目的机读卡（赞成、反对、弃
权）成本只要一分多钱，一共花了100多万，就印好了一亿张机读卡（这个数目其实不大，
中国每年各类考试要耗费的机读卡就比它多好几倍，更何况它们的成本更高，因为要填写
的项目更多）。接下来，就是动员全国各地的党支部，把这些卡发到每一个党员的手里，
好在党员参加组织活动是不需要加班费和误工费的，这方面我基本分文未掏。由于党员们
的热情很高，再加上找印刷厂一般是就近取材，把卡运输到各个地方的成本不算很高，整
个过程仅仅持续了12天就完成了全部卡的回收。和找印刷厂相似，我们充分利用了中国学
校和考试众多的优势，各地的教育部门在我们的指令下，把在高考和其他考试机读判卷时
用过的机读卡读取机全部动员起来，日以继夜地整理和读取卡上的信息。各地完成信息读
取后，将数据经网络汇总到北京，做最后的整理。除了给各地教育部门负责读取卡上信息的工作人员中的非党群众发了几百万补贴以外，整个公决过程基本上�
ǚ巡欢唷�2012年11月，最后的结果出来了，中国共产党8190万党员中参加投票的有7900万
，其中赞成《规划》的7200多万，反对者290万，弃权者430万，《规划》得到通过。而最
后的整个公决的花费是958万元（实际花费当然不止这个数，因为各级地方党委和一些党内
同志把很多花费自己承担了）。
实际上，我坚持要求实行全党公决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单纯搞个民主的标签，我和我的战
友们已经意识到，在中国推进任何形式的损害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改革都会遭遇很大阻力
，只有当全国党员表决通过这一提案之后，我们才能名正言顺地反对一切企图以任何借口
终止党内民主改革的图谋。实际上，这种阻力很快就出现了，由于各地县一级党委要在20
13年就完成改革，2012年底，一些地区，如浙江、广东、河北、北京、山东就开始了试点
，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因此实现民主的尝试早就已经开始，改革也比较容易
实现。其他一些省区也挑选了一些先进县，开始试点。
但是很快一些杂音便出现了。广东省粤北山区的几个县，原先的县委书记、县长几乎全被
基层党员用自己的选票给赶下了台（县长被罢免党内职务后，只好辞职，由人大常委会任
命了一个代县长）。浙江省的一个县级市，成立党员代表大会后，三个月撤了四个公安局
长，湖北省试点某县更是罢免了执行委员会的几乎所以干部。对于这些事情的发生，基层
党员虽然拍手称快，各级官员却普遍表示抱怨。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也对党内民主《规划》实施后的一些问题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总书记受到了压力，不过强力部门的领导人无一例外地站出来捍卫他，使得政治局会议没
有通过任何对《规划》实施不利的决议。不过为了减轻中央的压力，我又开始我的“唱白
脸”的工作了。作为12·16工作组副组长，我还拥有追查白克锐集团问题的职责，于是我
部署了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追查白克锐叛党集团余孽”的任务，同时我马不停蹄地跑到
广东、浙江、福建、河北、山东，开始解决问题。在各地，我无一例外地先向各级官员表
示了中央对实现民主改革的坚强决心，“任何试图阻碍全体党员所做出的决议实施的人”
都会被党这个整体所抛弃。在一些地方，我留下了一些国家安全系统的工作人员，以清查
白克锐集团余党为名，为改革保驾护航。另外，我还去和新选出的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座
谈，向他们传达中央的意见，劝导他们不要对不满意的官员“大开杀戒”：改革是一个过
程，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希望各地在改革初期以保持稳定为第一目标，做事情要慢慢来。

在国家安全系统和军队的坚强支持下，中央领导层还是顶住了压力，各地的试点工作逐渐
铺开。但是多年的积弊也暴露出社会形势对中共执政党地位的巨大威胁，腐败和官员昏庸
的问题已经积重难反。到2013年6月，各地县一级党委完成了第一批试点工作后，经统计，
有将近一半的县市的党委执行委员会班子比原来的县市党委有了较大的调整。另外，一些
党的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还出现了上级党委干预过多的问题，使得党内民主的实现遭遇了
不少的暗礁，但是总的来说，中国人在长期以来的政治人事斗争中所展现出的巨大热情和
丰富经验在投向民主选举的过程中后，中国的政治情势和官场旧习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改变
。人民群众对于党内民主模式的适应能力也是我们所没有遇见到的，如果说“中国人民智
未开，不适合参加民主政治”，则是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中共党内，组建了由若干名党内左派理论家和鼓吹改革的人士为基本人员构成的党内民
主改革协调小组，由总书记担任小组负责人。
当党内民主改革终于走到正常轨道上来后，我从这项工作中脱身之后，在总书记的授意下
，开始作国家安全部门的重组工作。由于，民主改革和反腐败进程这两项对中国共产党来
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的解决必然遇到很大的阻力，而党的纪委监察系统因为白克锐的原因
需要整顿而无法短时间内恢复元气，现在需要一支强大的队伍来暂时接替他们。另外，军
队在白克锐政权的上台和倒台中表现出的巨大力量和独立性已经让他感到了威胁，他十分
需要一支队伍来监视这些现在的同盟者，国家安全部正是最好的选择。由于国家安全工作
的特殊性，国家安全部的重组自然不需要在中共党内做太多的协商，很快国家安全部的基
本框架就建成了。
国家安全部共分五个总局，每个总局都是正部级设置，这抬高了国家安全部在中国政府各
部委中的地位：
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总局，兼并了安全部），主管对外情报搜集工作。
第二总局（国内安全局），主管国内的反间谍、反恐怖、反暴乱和政治保卫工作。
第三总局（军队事务局），这个总局的设置没有对党内公布，因为它是负责对武装力量内
部的监视工作的，其中很多成员在整顿几大军区和北京的四总部时进入军队系统，成为着
军装的文职官员。
第四总局（反腐败和渎职事务总局），负责国内的反腐败工作，对外称中纪委特别调查室
。
第五总局（技术情报总局），负责国内外的技术情报（卫星侦察、信号情报搜集、电讯监
听）搜集工作，在后来的整编军队的过程中，它吃掉了很多由总参三部控制的部门。
乘着改革的东风，总书记为首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都在随后举行的党的第十
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当选政治局常委或者委员，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政治局的构成上基
本和上届一样，但是还是出现了几大变动：十七大时的中央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不再担
任党内领导职务，原安全部副部长胡文飞（老胡！）担任中共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时
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苏锐生成为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萧阳接替在白克锐政治风
波中健康状况严重受损的王菊，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身份出现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位次排在中共政法委书记之前，宣示法院不在受各级政法委控制
）。
此外，中央军委的人员构成也有所变动：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长全部易人
，分别由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华成文、副政委柳劲风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杨俊哲接任。军
队内的人事变动实际还要更大：原广州军区的副参谋长刘汉明接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原
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梁海军和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何培民扶正，原38军第6装甲师师长仰成栋升
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38军军长……由于有很多军内将领参加了白克锐的军事政变，他们
被捕或者逃亡后腾出了很多的位置，足够为在军事行动中建功的人提供升职的空间。这使
得军内的权力洗牌变得尚比较顺当。
中国的事情办起来是比较有意思的，尽管官员们的工作效率大抵不高，但是在一些随时能
够将他们从权力舞台上赶出局的人的督促之下，事情却有能够极其高效率地办成，这可以
说还处处显现出人治的阴影，但是不关怎么说，2013年年度的政治工作还算是在磕磕碰碰
中基本完成了。
全国范围的县级党内民主改革基本进行到位了，尽管很多基层党代会还难以摆脱上级党委
的影响而无法对执委会进行有效的监督，老百姓控诉无门、受到行政机关侵害的事情还在
发生，腐败问题还很严重，但是事情多少还是有了改观。
在执行委员会中，法院院长和政府机关首脑成为了行政上和党内职务平级的干部，某种程
度上，他们还是未来执委会书记的竞争对手。因此法院院长在对待民告官（行政机关）的
问题上便不会再偏袒政府机关，在执行上也会更果断（实践中发生过，某县基层人民法院
院长曾经因为该县县长阻挠行政诉讼判决执行而把他告到了当地党代会上，结果该县党代
会给了县长严厉的警告，还撤消了他手下一个涉及此事的局长的党内职务）。
在人事制度上，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的职务任免已经从过去完全取决于上级党委，而转变为
既需要上级党委提名（也可以由一定数量的党员提名），又需要基层党员投票通过（或者
党代会通过），这一定程度上促使官员们转变执政作风，改变原先那种对上不对下的状态
。
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因为要求将这些事情交由党代会讨论，这使得那种拍脑袋上项目的
政绩工程的出现变的比原先困难了。

2012年8月，我和我的妻子RAIN通过电话后得知，我即将作爸爸了，但是由于国内政局不明
，我让她呆在我的父母那里。2013年2月，我的儿子瑞明降生。几个月后，我的父母和妻儿
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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