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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ugemouse (爱谁是谁), 信区: Green
标 题: 中苏关系内幕纪实 5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8月27日15:05:15 星期一), 站内信件
第四章 论战的加剧(下)
(1962年~1963年)
中国使馆官员被苏联驱逐
(1963年6月)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1963年6月18日开幕。当天,苏共中央委员会
宣布,由于中共中央的信件对苏联“毫无根据的攻击”,因此,“目前”在苏联将不予
以发
表,其他共产党要求:“作出公开的答复,这会使论战进一步加剧。”6月21日,苏
联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公报驳回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对二十次、二十一次、二
十二
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对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没有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
1963年6月27日,苏联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召回在苏联散发中共中央复信的复制本
的三名中国使馆官员。但这一要求被中国外交部说成是“毫无理由的和不友好的。”苏
联外
交部7月14日的声明说,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置苏联外交部的两次抗议于不顾,在莫斯
科和
苏联其它城市散发了大量用俄文印刷的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件。中国于7月5日发
表的
一个照会对这一驱逐提出了抗议,坚持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驻另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的
正式机构及全体人员散发自己的政府和党已经发表的文件是完全正常的。”
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
(1963年7月)
1963年7月5日,中苏两党的会谈于莫斯科在绝密的条件下开始举行,邓小平、彭
真和伍修权代表中国共产党,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尤·安德罗波夫、鲍里斯·波诺马
寥
夫、列昂尼德·萨丘科夫、斯捷潘·契尔沃年科(苏联驻北京大使)代表苏联党。会谈
于7
月20日结束,没有正式达成协议;次日发表的公报说,根据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已经
决定
“双方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再过一些时候,继续举行会谈。继续会谈的地点和
时间
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苏共对“二十五条”的答复
(1963年7月)
7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件和苏共中央一万八千字的复
信。
苏共中央的复信采取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
信的形式。这封信谴责了中国领导人正准备在核战争中牺牲数以亿计的生命;谴责中国
领导
人拥护恢复斯大林的领导方法和在一些共产党内组织破坏活动;这封信暗示,中国领导
人被
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激励,而不是被共产主义的原则所激励。苏共中央的复信概述如
下:
引言。“中共领导人的公然的不友好行动,他们要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论战的顽
固企图,对我们党的立场的明显歪曲,对我们暂时不发表的动机的不正确的解释,促使
我们
发表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的信件,并对这一文件作出评价。读到中共中央信
件的
每个人,都会在关于一致和团结的响亮词句后面看到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不友好的和
诽谤
性的攻击……
“还有什么对苏联和苏共直接的和隐蔽的指责没有包含在这信件中呢?信件的作者竟然
说出了‘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
产阶
级国际主义’这些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体面的和侮辱性的谰言,暗示‘在帝国主义面前
胆
怯’、‘历史的倒退’,甚至说,‘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了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
的武
装’等于在我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关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谈到中国领导人“最近企图贬低苏联援助的意义”时,信中回
忆
说,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了198个工业企业和其它项目;建立了汽车、拖拉机、飞机等
等新
的工业部门;向中国提供了1400多份大型企业的设计资料;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国
专家
和工人。而且现在苏联还正在对中国的88个工业企业和项目给予技术援助。
关于论战的展开。信中说,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当绝大多数共产党拒绝了中共
的观点时,中国代表团“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特殊观点,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
胁的
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此后不久,他们就“利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作为传声
筒”,重新开始宣传自己的方针。后来旨在改善两国关系的一系列呼吁没有得到北京的
响应。
信中声称,中国领导人通过缩减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
系,把各兄弟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扩大到国际关系中。“由于中国政府的主动,中
国同
苏联的贸易额在最近三年里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二,成套设备的提供减少到原来的四分之
一。
”从1961年年底起,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开始公开要求把苏联代表和欧洲各
国共产党的代表排除出亚非会议。
关于战争与和平。苏共中央的信说,“(中共中央的)这封信的许多论点乍一看来,可
能令人不解;中国同志究竟在同谁争论?例如,难道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不认为进
行反
帝斗争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自己职责的共产党人吗?
……第一,中国同志……把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未表达过以及同他们格格
不入的观点硬加在他们身上;第二,他们竭力用口头承认从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拿出来
的公
式和方针的办法来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立场)伪装起来……
“而事实上,争论的中心是涉及到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的问题。这就是战争与和平问
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的问题,这就是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问
题,
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宣言和声明中,都把争取和平与防止世界热核灾难的斗争作为头
等任务向共产党人提了出来。
……虽然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发生战争的危险性没有消除,但是在当前的条件下,
以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为主要支柱的和平力量,可以通过联合努力来防止新的世
界战
争……
“(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共产党人有
权无视这种危险码?我们应不应该把关于热核战争的后果的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呢?
我们
认为,毫无疑问是应该的。这不可能象中国同志说的那样对群众起‘麻痹’作用。相反
地,
关于现代战争的真实情况正在把群众的意志和精力动员起来为争取和平,反对……帝国
主义
而斗争……
“中共领导采取的立场是怎样呢?它宣称这样一些论点:
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就消灭不了战争,和平共处是幻想,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
策的总原则;争取和平的斗争妨碍革命斗争,这些论点能够表明什么呢?……他们不相
信有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对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对帝国主义力量估计过
高,
实际上是忽视动员人民群众同战争危险进行斗争……”
关于热核战争。“中国同志显然对热核的全部危险性估计不足。他们断言,‘原子弹是
纸老
虎’,它‘并不可怕’。他们说,主要的是尽快消灭帝国主义,至于通过什么途径,以
怎样
的损失来达到这一点,似乎是次要问题。试问,对谁来说是次要的呢?是对一但爆发热
核战
争时便注定要遭到死亡的亿万人呢?还是对这种战争的最初几小时就会从地球上消灭的
国家?
“某些负责的中国领导人也说过在战争中牺牲数以亿计的人的可能性”。(这句话指的
是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发表的声明——作者注)“在中共中央赞同的《列
宁主
义万岁》的小册子里断言,‘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其
迅速
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试问
中国
同志:
他们是否明白,世界火箭——核战争会留下什么样的‘废墟’?……他们直截了当地
说,‘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换言之,由于发动战争的结果,‘将创造起美好的
将
来’。如果同意这样做,那么,和平共处原则……的确用不着了……
“我们自己在制造热核武器,并生产了足够数量的热核武器。我们对它的破坏力非常清
楚。
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我们就毫不踌躇地对侵略者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
但是,如果别人不进攻我们,我们不会首先使用这种武器……
“请问建议把‘美好的将来’建筑在毁灭于热核战争中的旧世界的废墟上的中国同志:
他们有没有就这个问题同帝国主义统治着的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商量过?……原子弹不
会辩
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
“中国同志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会使人产生理所当然的怀疑。这里已经不是用阶级的态度
来看待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怀有某种完全另外的目的。
如果在旧世界的废墟上,既埋葬剥削者,又埋葬被剥削者,那么将由谁来建设‘美好的
将来’呢?在这方面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同志不是采取表现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
’这一口号中的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态度,而是顽固地宣传没有阶级内容的‘东风压倒
西风’的口号”。
关于古巴危机。信中继续说:“中国同志断言,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我们把火箭运到
古巴是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而后来我们从古巴运走火箭则是向美帝国主义‘投降
’。
这种断言是根本违背事实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拥有确凿的材
料说明,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武装侵略眼看就要开始。……从保卫古巴革命的必要性出
发,
苏联政府和古巴政府商定在古巴设置火箭。……苏联和古巴方面的这种坚决措施引起了
美帝
国主义者的震动,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一旦他们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他们中
国的
领土就会受到毁灭性的回击。
“由于问题不单单地是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最大的核国家的冲突,加勒比
海地区的危机会由局部性的变为世界性的,产生了世界热核战争的实际威胁。在当时的
局势
中有两条出路:受‘狂人’……的支配而走上发动世界热核战争的道路;或者,利用形
势所
造成的可能性,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就和平解决所产生的危机达成协议,不许对古巴共
和国
进行侵略。大家知道,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为交换美国政府作出不入侵古巴……的保证而达成的撤出火箭武器的协议……使得有可
能粉碎准备蛮干的美帝国主义极端冒险分子的阴谋……
“中国同志认为我们关于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危机过程中也表现了一定的明智和现实态度
的说法是‘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难道他们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
丧失
了任何明智吗?……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是绝对信不得的,他们一定要欺骗
人
的。但这里的问题完全不是信不信,而是清醒的估计。加勒比海危机消除至今已有八次
,美
国政府仍在履行自己的诺言——没有对古巴的国境进行任何入侵。我们也作出了从古巴
运走
火箭的保证,并履行它。但是也不能忘记,我们还对古巴人民作出过保证:如果美帝国
主义
者食言而入侵古巴领土,我们就会要进一步援助古巴人民……
“中国领导人究竟为什么不满意呢?也许是防止了对古巴的入侵和制止了世界战争的爆
发这点使他们不满吧?
关于裁军问题。“中共领导的真正立场,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它极其低估,甚至故意
无视争取裁军的斗争”,苏共中央的信中继续说。“中国同志千方百计地证明,似乎只
有社
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胜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全面裁军。当世界被军备竞赛压得透不过
起
来……
时,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当袖手等待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他们可以无休止
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把这种观点冒充为自己‘革命性’的表现。但是,实际上,
这种
态度只反映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害怕帝国主义……
关于和平共处。“中共中央在6月14日的信中指责各共产党,说它们把不同社会制度
国家的和平共处引伸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劳动人民群众和帝
国主
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这是(一种)……真正骇人听闻的臆造和诽谤。……当我们谈到
和平
共处原则时,我们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关系而言。和平共处原则当
然绝
对不能引伸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中……
关于个人迷信和无产阶级专政。
“中共领导人扮演了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角色。他们企图把个
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其他党”。信
中接
着引用了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在1956年完全赞同苏共二十大包括对‘个人迷信
’的
指责的决议所发表的那些声明,并且说“他们对我们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来了一
个一
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谈到“恢复党内生活中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准则”时,信中说:“在个人迷信时期毒化人
民生活的恐俱、怀疑和傍徨的气氛已经永远消失了……请问一问那些父母在个人迷信时
期成
了镇压的受害者的人,承认他们的父母兄弟是正直的人,他们自己并不是我们社会的变
节
者,……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苏联人听到中国同志企图辱骂苏共纲领,感到吃惊和荒诞。”信中继续说。“中共领
导人针对我们党宣布为人民争取美好生活是自己的任务时,暗示苏联社会的有某种‘资
产阶
级化’和‘脱化’。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人民穿草鞋和喝大锅清水汤,这就是共产主
义,
而如果劳动者生活得好和希望明天生活得更好,这仿佛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关于革命斗争的方法。分歧中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
命斗争的道路和方法问题。在中国同志的描绘中,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看来是这样:他
们自
己为一方主张世界革命,而另一方——苏共和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则忘记了革命
,甚
至害怕革命。它们不关心革命斗争,反而去关心那些与真正革命者不相称的东西:和平
、社
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这些国家人民福利的提高,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
权利
和切身利益的斗争……
“列宁教导说:‘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但是,有些同
志却认定列宁是不正确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有能力在经济竞赛中
战胜
资本主义吗?或者这是这样一些人的立场,他们一碰到了社会主义建改中的困难就灰心
失
望,看不到有可能用自己的经济成就,……对国际革命运动施加主要影响?这些人想通
过另
一些在他们看来更为便利的途径来更快地实现革命。但是,胜利了的革命能够以人民的
劳
动,并且只能够以人民的劳动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
越
性……
“中国同志高傲地和侮辱性地指责法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说他们
不折不扣地是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是‘议会迷’,甚至说它们陷入了‘资产阶级的社
会主
义’。有什么根据呢?根据就是:这些共产党没有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
虽然
中国领导人也应当解释,没有革命形势,是不能这样干的……
“在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的问题上,中国同志也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分
歧。……中国同志把(是否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地方)
都承认武装起义看作是衡量革命性的基本标准。因而中国同志实际上否认了利用和平方
式进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的可能性,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共产党
人应
当掌握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形式”。
关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信中继续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
争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系问题……(亚洲、非洲
、拉
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当代的伟大力量。它们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是战
胜帝
国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
“中国同志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从他们的新理论中可以看出,根据这种理论,我
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
主义
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
际工
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同志这样做,看来是想用最轻易的办法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当中赢得
声望。然而,但愿这种理论谁也欺骗不了。这种理论的实际意义,不管中国理论家愿不
愿
意,在于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中国同志竟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
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
争中
的领导……”
“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怎样解释中共领导在现代一些根本问题上的不正确方针?或者
是,
中国同志同实际现实完全脱节,用教条主义的,学究式的态度对待战争、和平和革命问
题,
而不理解现时代的具体条件。或者是,在中国同志掀起的关于‘世界革命’的大肆宣嚷
的后
面藏着同革命毫无共同点的其他目的……”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指责中国人“旨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
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实际活动”时,信中说,在最近三年里,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的贸
易额下降了一半以上,由于中国破坏协定,使其中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到了严重损失。信
中继
续说:“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见中共中央6月14日信件中的第
22
条——作者注)这一公式下掩盖着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这一概念,对这种经济来说
,同
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仅限于贸易。中国同志力图把这种态度强加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
这种政策不能把它看成别的,只能看成是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的企图……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信中还指责中国领导“策划和支持各国共产党的各种变
节者的反党集团”,这些反党集团有比利时、美国、巴西、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和
锡兰
等国的共产党。信中说,“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分子企图利用中国党的立场来达到自
己的
目的,中国领导人用许多种语言发表文章,辱骂性地攻击苏联、法国、意大利、印度和
美国
等国的共产党,“企图要其他兄弟党从属于自己的影响和控制”。
关于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问题。信中说,中国领导人“尽力利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作
为自己的传声筒”,并且“把他们推上了公开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
道
路”。
信中否认了中国关于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并引用了1955年《人
民日报》的一句话:“南斯拉夫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苏共中央
的信
问道:“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如此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呢?他们把
这看
作是他们认为有利的借口,用来污蔑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策,此外很难
作别
的解释。”
信中继续说:“在苏共与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
歧。但是,象中国领导人所做的那样,根据这一点便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
是不
正确的。……现在世界上有十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所遇到
的问
题,范围日益扩大,而且每一个兄弟党都在不同条件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各兄弟党
对解
决这些或那些问题可能出现不同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我们仿效中国领导人的榜样,那么,由于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们的严重
分歧,我们不是早就该宣布阿尔巴尼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但这是对解决问题的不正确的、主观主义的态度。尽管同阿尔巴尼亚领导有分歧,苏联
共产党人认为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从自己开始采取措施,不使阿尔巴尼亚脱
离社
会主义大家庭……”
中国对苏联声明的评论
(1963年7月)
1963年7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人对苏共中央7月14日的信第
一次进行了公开的评论。他说,苏共中央信件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
们不
能同意的”。这位发言人的声明,语调具有讽刺意味,声明宣布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再一
次发
表其6月14日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的复信,并且还要用多种语言广播这两份文
件。
他说:“我们广播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则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中
国人
有过两句诗: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劝告尽可能多的人来学习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因为
它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7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苏共中央信件的全文,并附有一篇编者按,断言“这
封信采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方法”。《人民日
报》
指责苏共领导人“恶意地指责所谓‘中国的好战态度’特别是攻击毛泽东同志”。
苏共中央的信件指责中国领导人完全改变了原来对苏共二十大决议的态度,为了答复这
封信,《人民日报》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全盘肯定”苏共二十大。《人民日
报》
继续指出:“对苏共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而片面强调和平过渡,我们从
来没
有同意过。……我们一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同样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
共中
央也多次向苏共中央提出了我们不同的意见。……但是,当时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
团结,为了照顾苏共和苏联的威信,我们在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上没有公开批评
过苏
共领导人”。
为了答复苏共中央关于中国已经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断言,《人民日
报》指出,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给中国的经济、国防、科学研究工作造成了不可
估量
的困难和损失,成为中苏经济贸易联系减缩的主要原因。中国是受害者。苏共中央在公
开信
中反而责怪中国缩减了中苏经济贸易联系,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颠倒
是非
竟然达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吃惊”。
中国对禁止核试验协定条约的谴责
(1963年7月)
1963年7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个措词激烈的声明,谴责7月25日苏联、
美国在莫斯科草签的部分禁止核试验协定条约为“肮脏的骗局”。
声明说,这个条约“与爱好和平人们的愿望完全相反”,它没有阻止美国进行“核讹诈
和核扩散”的政策,并且表明了一种美国、苏联和英国保留自己的“核垄断”的企图。
条约
的范围不包括地下试验,这被看作是有利于“美帝国主义进一步发展核武器”。苏联政
府被
指责为“心甘情愿地听任美帝国主义夺取军事优势,”“出卖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人
民”,包括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联合战争力量反对和平力量”。中国声明宣称,世
界人
民需要真和平,而不“假”和平,条约映出了“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丑恶面目”。
1963年8月2日,周恩来向各国元首发了一封信,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
议,讨论“彻底、全面、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问题。
除阿尔巴尼亚外,接受这个建议的国家仅仅有:北朝鲜和北越(当时,这两个国家对中
国在意识形态争论上的观点持赞同的态度)以及巴基斯坦。
近年来,这些国家采取了与中国保持亲密友好的政策。
刘少奇在1963年9月18日讲话中,把原子弹说成是“纸老虎”。谈到“战争的决
定因素是人,而不是新型武器”时,他断言,“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看来,……活着就是
一
切。活命哲学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
苏联政府为了答复中国政府7月31日的声明。于1963年8月3日发表一个长篇声
明。苏联政府把中国声明说成是“充满失望和悲观情绪”,它表达了自己的诧异:任何
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发表这样一个声明。苏共对中国政府作出的“无耻的”断言起了强烈
反
应,把中国的态度说成是“实际上等于对鼓吹世界热核战争和反对解决国际圆桌会议争
论的
问题的那些人的纵容”。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与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
平共
处的原则背道而驰”的态度,中国领导人“把自己置于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公开
反对
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公开反对欧、亚、非、拉美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活动之中
。
苏联1963年8月21日的一个声明坚持认为,中国领导人反对这个核禁试条约的真
正动机,就是他们希望不惜任何代价得到他们自己的原子弹。9月1日,中国政府在答
复中
指责苏共把1957年有关核武器的秘密协定的细目传给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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