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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hangcjj (屠夫), 信区: Green
标 题: 原张国焘卫队长何福圣口述：带刀侍卫 7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Feb 5 09:57:16 2004), 站内信件
第七章：血泊中的红五星
川北根据地就算是换成李国焘，王国涛，同样会搞大肃反，因为，“左倾”路线统治
着中国所有的红色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在洪口关帝庙的后院里，我亲眼目睹邝继勋被
吊死……张国焘巧设鸿门宴，将红三十三军指挥员一网打尽……不久前深入虎穴击毙杨仙
长的大英雄任俊卿也被杀害。
1、严峻的敌情
红军连战连捷，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但是，正当红军羽翼丰满
之际，张国焘又在川北开展了一场较之鄂豫皖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解放后的许多党史文章，千篇一律地把张国焘搞的川北大肃反全盘否定掉了。认为这
场大肃反肃掉的的全都是好人，纯粹是张国焘借肃反为名，翦除异己，而且肃反和张国焘
的个人品质有直接的关系。
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值得商椎的，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不妥
当的。
我作为川北大肃反的一个亲历者，再加上半个世纪的时光巳经使历史多少显露出一些
曾经被人为的掩饰掉的东西，所以有理由认为，中国红色根据地的大肃反与领袖人物的个
人品质并无多少直接的关系，这股滥捕滥杀之风的源头远得很，它在莫斯科，在斯大林身
上。
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事实就可以使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张国焘并没有在瑞金，可是
，中央苏区同样搞了大肃反，湘鄂西没有张国焘，可他们在大肃反中杀掉的红军官兵绝对
不比川北根据地少，连贺龙这样的人物，不是差一点也被夏曦肃掉了么？
所以，结论只能是，川北根据地就算是换成李国焘，王国涛，同样会搞大肃反，因为
，“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国所有的红色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
在那样一个时代，指导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并不是由中国人制定的，它的制定者是共
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一个“支部”而巳。而共产国际惟谁的马
首是瞻？那就是斯大林。那时候的斯大林，正在苏联大搞肃反，杀得党内军内苏维埃内天
昏地暗，日月无光！
上行下效，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各国共产党，无一遗漏地都搞起了大肃反运动。
另一方面，在当时阶级斗争激烈到你死我活的情况下，张国焘他不搞肃反行吗？
那时候严峻的现实是，在川北苏维埃各级地方政权和根据地区域内的确有一些公开的
或秘密的反革命分子在猖狂的活动，反动豪绅组织的“盖天党”、“白扇会”，更是利用
封建迷信，公然进行反革命武装活动。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这些活动在我们根据地区域内的敌人有多么猖狂。
赤北县解放不久，县苏维埃的干部们正在城中心的土台子上举行宣传活动，动员老百
姓踊跃参加疏通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支援红军后勤运输。突然间枪声大作，混在老百姓
中间的“盖天党”分子掏出枪来，向着台上的县苏干部猛烈射击。与此同时，另一彪人马
冲进了保卫局赤北县监狱，与犯人里应外合，将县保卫局长与十三名守卫斩尽杀绝，救出
了被关牢里的犯人。
一九三三年八月，在新成立的红二十九军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与外敌勾结，发动
了震惊全根据地的“马儿崖事变”，将军长周其均、政委胡甫庸等将领几乎斩尽杀绝后率
部投敌。
在这次事变中，军级干部生还的仅有一人，即当时的二十九军副军长、当今中央统战
部副部长刘延东之父刘瑞龙。
还有我前面提到的德汉城我军后勤军火基地被杨永生的神兵彻底破坏的重大事件。
面对如此猖獗的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手段予以镇压是完全必要的。
问题并不在于张国焘该不该大搞肃反，而在于这次肃反仍和以前一样搞得来漫无边际
，不少坚贞的革命者仅因被无端猜疑，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更为荒唐的是，有的保卫干部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巴、皮肤是黑是白，来判断
好人坏人，吓得读过书的人装着不识字，皮肤白的拿土往脸上抹。
而且，张国焘本人刚愎自用，完全容不得半点不同的意见，凡在重大问题上稍与他相
逆，便被视为异己，而大肃反便成了他翦除“异己”的良机。像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
、张琴秋等就是他的眼中钉，因为他们都曾公开反对过张国焘 。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小河口，张国焘强咽下了一口气。可是，红军进入川北站稳
脚跟后不久，他便开始对反对派下手了。曾中生、余笃三被投进了监狱，邝继勋先被夺去
兵权，将其调往赤江县任空头的指挥长，不久又派保卫局的一队士兵赶到赤江，以“通敌
罪”将这位红四方面军的创建人之一的英勇战将逮捕，五花大绑押送到通江洪口乡关帝庙
关押起来。
2、目睹邝继勋蒙难
而所谓的邝继勋“通敌”的内幕，我是完全清楚的。
就在我作为张国焘的信使到鹰哥咀面见敌师长罗泽洲之后不久，张国焘也亲临邝继勋
师视察。在离开师部张国焘准备上马时，他对邝说：
“看来我给田颂尧写的信不起作用，你过去在川军中当过旅长，军营中袍泽故交多，
你是不是也给他们写封信？即使不能动员他们倒戈，能争取他们保持中立也是好的。”
邝继勋想了想说：
“谢德堪过去在成都时与我拜过把子（结拜弟兄），这次也带兵来了，我可以给他写
封信试试。”
可是，这样一封写给川军旅长谢德堪的信件，却莫名其妙地落到了张国焘的手上，成
了邝继勋通敌的“铁证”。
依然是黄超监斩，依然是我们警卫排的人跟随。我们吃过晚饭后从通江骑马出发，赶
到洪口乡巳经是九点来钟，天巳经黑透了。
作为政治保卫局关押重要犯人的监狱关帝庙，孤零零地立在场头。
监狱的负责人简单地汇报了解决邝继勋的手段，便带领我们和早巳准备好待命的执行
队员，来到了东厢房。
在昏黄的马灯下，我一眼便看见了在木栅栏里关着的邝继勋。他没戴军帽，头发又长
又乱，像一蓬荒草，一件破旧的没有领章的深蓝色军团装，空空荡荡地笼在他那瘦削不高
的身子上。
邝继勋一眼看到黄超深夜里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红军来到牢房里，便明白大限巳到。
他身子震了一下，赶紧站起来，向墙边的一张破桌子前走去。
执行队长打一牢门，大声喝道：
“邝继勋，张主席叫你去一下。”
邝继勋回过头来，满面怒气地说：
“同志们，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看在我过去为革命出生入死的份上，请给我一点
时间，我留下几个字再走。”
执行队长不耐烦了，催促道：
“不要罗索，出来！”
站在木门外的黄超开口了：
“等一下，他要写什么，让他写。”
邝继勋得到许可后，在破桌前坐下来，铺开一张给他写交待的纸，拿起毛笔，想了想
，挥笔写道：
“中生、琴秋同志，我先走一步了。请
你们多加保重，如活到胜利，请向党中央报
告，邝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
写到这里，他把笔在墨碗里蘸了蘸，似有很多话要写，可是，他没有写下去，愣了片
刻，他毅然将笔一丢，起身说道：
“走吧。”
几个执行队员一拥而上，把邝继勋的双手反捆上，推到了关帝庙后面的院子里。
这里栽有许多高大的树木。处决进行得干净利落，两个执行队员上前，用绳子套住邝
继勋的脖子，将绳头抛过树桠，另外的执行队员抓住绳子使劲一拉，邝就被高高地吊起在
空中。他的身子挣扎着、抽搐着，一只鞋子掉在了地上。不一会儿，便一动不动了……
黄超没有把邝继勋留下的纸条带回去，当邝继勋被带出去时，我进屋去把他留下的遗
书拿出来，交给了黄超。黄超看了看没有任何表情，马上将其撕碎，扔进了墙角的尿桶里
。
我当时并不知道，以“右派集团头子”、“托陈取消派”等罪名被张国焘下令抓起来
关在保卫局监狱（今通江中学）中的曾中生、余笃三此时也被转押到了这里。
而余笃三只比邝继勋多活了五天。
大约一年后，我奉张国焘的命令，到那座庙里去找负责人取曾中生写的书稿。书稿是
用毛笔写在“金壳纸”（一种土制的草纸）上的厚厚的一摞，题目是《与‘剿赤军’作战
要诀》。
不久，这部书稿就印刷成册，发给全军排以上的干部学习。书的第一页上有张国焘写
的一段话：
“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手一册
再三探讨之，并提出书中需要讨论之点来讨
论。”
不久，曾中生又写出了另一本《游击战争要诀》。张国焘依然如法炮制。正因为曾中
生有利用价值，所以直到一九三五年九月在卓克基时，张国焘才下令将他处死。
重赏之下
张国焘既然是川北红军中的第一号人物，当然也就成为四川军阀们的眼中钉、
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想把他除掉。
一九三三年十月，刘湘出任“四川省剿匪总司令”后，即在全川各地城镇乡村
通衢渡口广贴告示，悬赏十万大洋买张国焘的脑袋。
告示贴出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保卫局就接连破获了两起企图暗杀张国
焘的案件。
一起是张国焘前往巴中检查工作时，路经通、巴两县交界处小场双鸡岭时，被
埋伏在旅栈中的杀手从楼上扔手榴弹伏击。卫士胡学柱，倪锐锋牺牲。幸张国焘无
恙。
一次是杀手装扮成菜农混进通江公园，藏于树上，深夜潜至总部，幸被起床小
便的参谋周世岳撞见。
所有落入红军之手的亡命之徒，一律被处以极刑。
张国焘的安危，成了总部首长最为关切的问题。在一次由黄超主持的保卫工作
会议上，连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陈昌浩、徐向前也特地赶回来参加。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陈昌浩、徐向前以及刚接替周纯全周调红四军任政治委
员担任总部保卫局局长的曾传六四位首长外，就是总部警卫排排长我、分局警卫
团团长皮信义、总部特务营营长徐泽明。
曾传六局长就前一段时间里连续破获的两桩谋杀张国焘案件的情况作了详细的
介绍。陈、徐二位首长当即决定，从第九军中抽调一个团分散驻扎在通江县城，白
天黑夜上街巡逻，并在码头、城门设立多处哨卡，检查过往行人。保卫局派出大批
侦察员，以各式各样的身份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而总部所在地的中山公园，共设
置了三道防线，将总部木楼围得像铁桶一样。警卫团负责围墙以外，特务营负责围
墙以内，最后一道防线，则由我们警卫排组成。
但是，虽然作了如此精心细致的安排，刺杀张国焘的行动却仍然在我们眼皮底
下发生了。
那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四名刺客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张国焘开了枪。张
虽然大难不死，但枪声一响，可把我们这帮警卫吓掉了魂事后得知，谋杀张国焘
的主凶，是刘湘军中的武术教官，江湖上人称“贺神腿”的贺朝正。
贺朝正在巴蜀武林中不是一个无名之辈。二十四岁那年，他曾在成都青羊宫举
办的首届“全川国术擂台赛”上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在决赛中败给荣昌县人蓝伯兮，
夺得了一枚银章。此后二十年，贺朝正杀过人坐过监，出狱后先给熊克武当卫士，
孙中山逝世后，熊克武率三万川军子弟长征上万里前往广东，却被蒋介石、汪精卫
等设鸿门宴囚禁于虎门炮台。川军被打散后，贺朝正逃回四川，又被刘湘聘去担任
二十一军军官教导团的武术教官。
这次贺朝正率队潜入苏区，是因为悬赏公布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他听到前去
刺杀张国焘的人均未得手。十中有九未能生还，不禁起了冒死一搏的念头，既贪图
那白花花的十万大洋，也想在刘湘面前露上一手。
贺朝正主动向刘湘请缨，刘自然同意。贺朝正知道仅凭自己的力量断难成此大
事，遂将三名过去的弟兄招来，组成一个小组，前往苏区。
这三名弟兄也全非等闲之辈，会武功，精射击，胆大心狠，得着这样一个发大
财的机会，欣然随贺前往。
一九三四年底，红四方面军苦战数月，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攻克川北重镇绥
定，占领著名的盐城南部后，十二月十一日，川陕省第三次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
在通江县城里的列宁小学召开，到会代表一千五百多人。因为刚打了大胜仗，会场
上充满了喜庆气氛，还特地邀请了绥定的洪祥戏班来为会议演出。
洪祥班在接到红军的邀请，收拾衣箱准备前往通江时，却有四名不速之客登门
拜望班主金泰合与名角金童儿。
杀手混入红都
来人正是贺朝正与他的三个兄弟。他们化装成采购银耳的成都客商，从杨森控
制下的南充进入红区绥定，原准备次日潜入通江，却听说洪祥班第二天也要前往通
江为红军演出。贺朝正一想，既是为红军演出，很可能张国焘也要出席。而且演戏
时人多，枪响之后全场必然大乱，脱身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于是他们便找到了金
家父子，称有要事前往通江，望能混在戏班里进入，并许诺事成之后给他们每人一
千大洋。更令金家父子心花怒放的是，贺朝正当下掏出一根金条，作为定金。
金氏父子虽然并不清楚他们此行是去刺杀张国焘，但却明白肯定是干与红军作
对的事情。也知那可是九死一生的买卖，但抗不住黄灿灿金条和白花花银元的诱惑，
便答应帮忙。
十二月十日，洪祥班来到通江，住进了南门口曹成贵开的客栈。红军通知金泰
合，洪祥班次日晚间为会议演出。夜里，贺朝正与三名刺客关在屋子里商量。金氏
父子见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不知要捅出啥大祸事，心中也难免发虚，越想越害怕，
最后，父子俩拿定主意，得先为自己寻条退路。而在通江城里，能为他们帮忙的，
就只有袍哥舵把子张国隆了。
事不宜迟，金童儿换了件竹布长衫，出门喊了一乘轿子，就往张国隆家中赶去。
张国隆，绰号“莽脑壳”，长得膀大腰圆，横眉粗如扫帚。此人出生于贫苦人
家，自小性情暴躁、豪强霸道，话不投机便要拔刀拼命。
后来，张国隆领着一帮兄弟，专事拦路抢劫、打家劫舍等各式“文”抢武掠，
并四处招兵买马，网罗各地土匪，势力渐渐扩大。
辛亥革命时，张国隆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了两百多人，也顺应潮流，参加了由袍
哥组成的“同志军”，向清王朝政权进攻。通江的国民政府刚一成立，张国隆就被
任命为分管军事的最高指挥官。张国隆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头戴博士呢帽，腰挂德
国左轮，上穿墨青大褂，下着紧口缎裤，带着队伍得意洋洋地开进城里。
张国隆此后又出任了通江袍哥舵把子的角色，在官匪之间、红黑两道上左右逢
源。
红军到来之前，通江城中有权有势的人物都吓得往绥定、南充跑。张国隆不仅
不跑，红军进城后，他竟然设下宴席，邀请张国焘等首长赴宴。张国隆向张国焘丢
了个“拐子”，大大咧咧亲亲热热地说：“红军主席你看，这通江城里有钱有势的
人全跑了，就我留了下来。为啥﹖就因为你我都姓张。主席你叫张国焘，哥子我叫
张国隆，只可惜不是一个妈屙出来的亲亲两兄弟。你说，我两个拜个把子好不好﹖”
如此一个臭名昭著的黑道人物，竟然提出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磕头烧香同结金
兰之交，弄得陪同张国焘前去赴宴的黄超、傅钟、曾传六等首长，以及我们几名卫
士，在一旁气也不是，笑也不是。
金童儿眼下去找张国隆，是因为这个龙头大爷是个典型的川戏迷，尤其喜欢看
金童儿主演的《皮金滚灯》。
金童儿当然不敢把贺朝正等人混进他的戏班进入通江准备谋事的内幕向他透露
半分，他只是说他这次来通江为红军演出之前，母亲突患重病，他心里放心不下，
请张大爷帮忙给他在宕水河边准备一条小船，明晚演完戏后，他和父亲马上登船，
连夜顺江而下，赶回绥定。这等小事还不容易，张国隆动动嘴皮子，吩咐手下的红
旗管事一声，就算成了。
一场小雨救了张国焘的命
那晚洪祥班演的是大戏《白蛇传》，刺客们本来打算演到“水漫金山寺”，锣
鼓齐鸣，闹闹腾腾，鱼兵虾将一齐上台的时候，四名身穿戏装的刺客便拥上台去，
一齐向距台口仅咫尺之遥的张国焘等红军高级首脑开枪，然后击灭煤气灯，在黑暗
中趁乱逃出。
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帮了张国焘的忙，让刺客们自以为万无一失的计
划泡了汤。
看过川戏《白蛇传》的人都知道，全戏要演近三个钟头，到“水漫金山寺”时，
已经是要结束的时候了。
而那晚开戏后还不到一个钟头，天上就下起了雨，雨虽不大，可毛毛雨能湿衣
裳，加之时令已入冬季，风雨交加，冷得很。我把预先带去的一把红油纸伞撑开，
替张国焘遮雨，张马上回过头叫我把伞收了，还低声说了一句：“再看一会儿我们
就回去，反正这川戏我也听不太懂。”
我见他头发全淋湿了，有些着急，说：“要走现在就走嘛，淋狠了，会生病的。”
张国焘眼镜上的玻璃片让雨水打湿了，他不停地用手指在镜面上揩。大约又过
了十来分钟，首长们都起身离去，我和尹中富，还有傅钟的警卫员小田紧紧跟上。
刚出人群，我又把伞撑开，罩在张国焘头上。
就在这时候，只听“嘭嘭”几声枪响，和我们走在一起的小田一下子倒了下去。
原来，身着戏装画上脸谱的四名刺客看见张国焘等红军高级首脑突然起身离去，
一时没了主意。
为首的贺朝正一咬牙，说道：“这么好的机会，不能让他走了。弟兄们，打”
他掏出手枪，一把撩开耳幕，对准红油纸伞下便打。
枪声一响，满场顿时大乱。紧跟着，两盏煤气灯几乎同时被击灭。
离我们不远的卫士像闪电一样蹿上来，用自己的身体组成屏障，将几位首长簇
拥在中间。所有的卫士都将手枪提在手中，机头打开，一边保护着首长快速向大门
走去，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大喊一声：“有刺客”然后将伞扔掉，抽出手枪，拉
着张国焘的手疾步向大门口疾跑。
我心里非常清楚，子弹是冲着张国焘打来的，我唯一的任务是保护张国焘尽快
脱离险境，回到总部。
黑夜里，枪声响得像爆豆子一样。值勤的战士发现是身着戏装的人在开枪，便
呐喊着不顾死活地冲了上去，戏班子的人全成了红军射杀的目标。
我们簇拥着张国焘等首长刚出大门，布置在四处流动警戒的卫士们也都跑拢了。
一看见张国焘活着走在我们中间，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这场枪战的最后结果是，四名刺客当场被击毙三名，贺朝正开枪自杀时，枪中
已无子弹。洪祥班三十六人，除金氏父子在开戏前以回客栈拿演出道具为借口，离
开学校逃脱外，当场被打死二十六人，剩下八人，也全部被抓获。
天还未亮，保卫总局便来电话向张国焘报告，金泰合父子均已抓到。
原来金氏父子借故离开学校后，马上去江边上了小船。谁知船到小庙沱一带，
却被红军的巡江船抓获。巡江的红军怀疑二人是敌军探子，就把他们弄到岸上审问。
开初金氏父子嘴巴很硬，到了下半夜，金泰合的烟瘾发了，难受得直往墙上撞。红
军就把在船上缴获的他的鸦片和烟具拿出来，摆在桌上，还故意烧了颗烟泡子，让
他闻闻那香味，告诉金泰合，几时说实话，几时就让他抽个够。没过一会儿，金泰
合为了抽烟，就啥都吐了。
那一晚，张国焘守在电话机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报告。他不睡，我们谁也不
敢闭一下眼。
得到贺朝正被生擒的报告后，他猛地一拍桌子，拿着话筒对担任主审工作的曾
传六吼道：“押赴市曹，公开大辟要杀出我们红军的威风来，要让刘湘知道，我
张国焘是杀不死的”
既然张国焘明确指示“押赴市曹，公开大辟”，贺朝正的脑壳这下就绝对保不
住了。
可是，砍个人的脑壳很容易，要“杀出红军的威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了。
如此下场
为追求这威风，保卫局确实也动了一番脑筋。他们像翻老古董一样，好不容易
才打听到前朝时候在通江县衙门里一个专门砍了二十年人脑壳的职业刽子手至今还
活在人世，不仅活在人世，而且如今仍住在通江城里这人叫袁占山，虽已近花甲
之年，却天生一副出色的身架、出色的脸膛子，和一大把堪与关公媲美的长胡子。
尤其是那一大把油润黑亮，全无一根杂毛的美髯，在胸前拂摇飘洒，更活脱脱地显
出一股令人敬畏的神气。
袁占山在县衙门专司砍脑壳的活儿时，还带了两个徒弟，一个叫肖国明，一个
叫韦中英，民国以后实施新政，不用砍脑壳了，所以就被砸了饭碗。肖国明回到老
家万源开了家木器行，后来参加了川东游击军，在战斗中牺牲了。韦中英则在通江
南门口开了家肉铺，由杀人为业改成了杀猪谋生。
我师兄黎清财那时已在保卫局当上了局机关保卫连连长，一大早，他亲自到河
街去把袁占山请到保卫局。讲定酬金。袁占山脚还没跨出保卫局大门，红军保卫局
的布告已经贴上了街。
布告一上街，已经沉寂了二十来年的袁占山重新又成为了通江城里的头号新闻
人物。
且说袁占山从红军保卫局回到茶馆，立即把他徒弟韦中英叫来吩咐，马上去找
一吊铜钱，顺便去米市街面馆预订三十个馒头备用。之后，袁占山叫堂倌白老幺打
开铺板，自己泡了一壶浓茶，在堂口正中那张桌子的位上坐下，一面喝茶一面对白
老幺发话道：“老幺，你马上帮哥子我放出话去，明天要砍那贺朝正，可不是个等
闲之辈，过去在成都青羊宫擂台上打个银章的，还当个熊大将军克武的卫士，
再不济也算得条好汉哩。就说我袁占山要卖这好汉的人血钱和人血馒头，事完之后，
哥子我赏你两个大洋作酒钱。”白老幺连忙作揖说：“兄弟我谢了，跑腿算我的。”
第二天上午，城里城外的老百姓把通往通江河边的几条街都挤满了，由我师兄
黎清财率领的红军警卫队、监斩官、从前进剧团调来的四名号手早已在保卫局院内
的坝子上列队站好。
袁占山也带着挎着装上铜钱和馒头的大口袋的徒弟韦中英早早地赶来候差。两
人均从衣箱底翻拣出当年做职业刽子手时的装束，全身披挂，看上去与旧戏舞台上
的刽子手一般无二。
那一天张国焘并未露面，我们一帮不当值的警卫都出了中山公园，聚在下河坝
的街口等着看稀奇。
不到十点钟，满城百姓忽听得保卫局方向吹起了长号，犹似有人在喊“挨刀—
—”“挨刀——”号声由远而近，前面两名红军战士各举一块高脚牌子，一块
上写着“贺匪朝正”一块写着“如此下场”。高脚牌后面四面战士手持军号，不断
吹奏出凄厉的声音，再后又是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中间的站笼里则是赤裸上身五
花大绑背插斩标的贺朝正，笼车后面就是挺脑凸肚、大摇大摆迈着步子的袁占山。
他头上缠着青丝帕包头，左耳边吊起“指天恨地”的包头尾子，上穿密门对襟紧身，
下穿蓝色兜裆裤子，脚缠裹腿，脚蹬满耳红花草鞋。身后，则是双手捧着拐子刀的
徒弟韦中英。后面又是一排持枪士兵，最后还有个骑马的监斩官，一路缓缓而来。
这时，河滩上的法场上早已布满武装士兵，将闲人驱散。队伍终于顺着陡峭的
石阶下了河坎，来到了法场上。在河边铺上了一块红毡。
这时，只听骑在马上的监斩官一声令下：“成散兵线散开”随队伍下到河滩
上的士兵便齐齐地散开像梅花桩一样站起，端着步枪警戒，法场上顿时杀气腾腾。
两名士兵上前打开站笼，将贺朝正挟持着走到红毡中间，士兵抽掉了他背上的
斩标，那贺朝正竟冲着袁占山咧嘴一笑，说道：“大哥，兄弟只求你给我做利索点。”
袁占山点了点头，一个箭步上前站在贺朝正身后，左手掌一拍贺朝正后颈窝，
说声：“贺哥是值价的，我不会让你尸首分家的。”
话音未落，右手一拐子刀“嗖”地过去，只见贺朝正脑壳向前一耷，已挂在了
胸前。
血从颈汩汩涌出后，韦中英赶紧把散穿起的铜钱在血滩里几丢几滚便糊满了鲜
血，然后把馒头往血滩里一倒一铺就全成了人血馒头。
当警戒撤除后，河坎上的老百姓犹如开闸的洪水般涌向河滩，有看热闹的，有
恭维袁占山的，也有不少人围着韦中英抢购血钱和血馒头，一会儿工夫，便一抢而
光……
结婚奏鸣曲
红军越战越强，使正在亲自挂帅向江西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心惊
胆战，又于七月急任刘湘为“四川剿匪督办”，拨给他军费二百万元，万余枪支和
五百万发子弹，督令刘湘发动对川北红军的“围剿”。
而此时的刘湘，正与他的叔叔刘文辉争夺主川大权。他坚持“剿赤必先安川”，
百般推诿，迟迟不肯就职，蒋介石除了干瞪眼，也真拿他没有办法。
直到九月刘文辉败走西康，刘湘见“安川”目的已经实现，这才以四川军政大
权集于一身的霸主身份，唱着“统一政令”的高调，在成都就任“剿匪督办”。接
着就调兵遣将，准备向红四方面军大举进攻。
刘湘将川中各军编为六路，十月十五日，他任命邓锡侯为四川“剿匪”军第一
路总指挥；田颂尧为第二路总指挥；李家钰为第三路总指挥；杨森为第四路总指挥
；王陵基为第五路总指挥；刘存厚为第六路总指挥，纠集全川大小军阀兵马，分六
路向川北杀来。
六路围攻阵线，西起广元，经蓬安、岳池，东迄城口，长逾千里，使用了二十
余万兵马，另外还出动了拥有五架飞机的飞行队助战。
刘湘以为稳操胜券，不料各路纵队各怀鬼胎，步调不齐，行动参差，红军抓住
这一契机，突然于十月十九、二十两日攻占宣汉、达县，顿使刘湘慌了手脚，立即
飞往重庆为参战部队打气。
面对三倍于我之强敌，红军仍然采取了“收缩阵地，保存军力，创造机会，待
机歼敌”的战略思想。
战斗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旬刘湘发起第一期总攻开始，一直打到第二年的六
月，红军才在万源县的大面山最终与敌血战七十余日，彻底改变了战场态势，然后，
集中兵力发起全面反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四川六路军阀，刘湘在一败涂地之
后，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请罪”下台。
粉碎刘湘六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后，红军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红四方面军兵
强马壮，根据地也扩展到二十二个县，成为川北根据地的鼎盛时期。
鼎盛时期，却出现了新问题，许多从老苏区入川的红军干部，想趁战事稍停时
成个家。当时的情况也确实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红军以不足万人之旅，连战连
捷，战无不胜，仅一年多时间，便打下了一大块地盘，兵多将广，粮弹充足，在广
大苏区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形象。另一方面，在有着浓厚封建迷信思想的老百姓看
来，凡人的军队要取得这样了不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只能从神的角度去找答案，
张国焘不是经神仙点化后脱胎换骨回来的“真命天子”吗，那么，“真命天子”麾
下的兵马，自然就是一支“神兵”了。正因为如此，当时被查处的一些包括恋爱在
内的“桃色案件”，大都是女方或是其父母居于主动地位。鉴于胜利后出现的这一
特殊情况，总部为了淡化老红军的思乡情绪，稳定部队，也为了更好地维护红军的
形象，索性变“堵”为“疏”，将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增进军民间的感情，遂
下发了允许红军指挥员与当地群众结婚的文件。并在年龄、军龄、职务上作了一系
列严格的规定。这个文件一下达，顿时在军队和地方上同时掀起了一股结婚的高潮。
红军中的年轻未婚军官们一下子成了“抢手货”，地方上的姑娘都以自己能成为一
名红军家属而自豪。
陈昌浩就是那段时间里和张琴秋结婚的。张琴秋原来的丈夫沈泽民是她在莫斯
科学习时的同学，留在鄂豫皖打游击，牺牲了。当时像陈昌浩这样的大首长结婚，
也简单得很，买点糖块，称点茶叶就行了。各路大军的首长们赶来贺喜，也不兴送
礼。那晚上陈昌浩和张琴秋还站起来唱了两首苏联歌曲，用俄语唱的，一句我也没
听懂，可大家全鼓掌，图的是个热闹劲儿。
千古之“谜”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刚刚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却
主动放弃了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川陕根据地，再一次踏上了长途征战之路。
由于建国以后极不正常的人为因素，使这原本清清楚楚的事实，几乎成为了中
共党史上的一个千古之“谜”。
众所周知，川陕根据地大发展的时期，是在遵义会议之前，而那时候，毛泽东
同志正遭受到排挤，把持中央大权的是博古、李德等人。
如果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历史将成为后人的笑柄。事实上，川陕苏区一
直被四川军阀重重包围，外面的消息很难传进来，而通、南、巴更是四川最偏僻落
后的地方。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由东三省扩展到华北，而一般川北的老百姓还懵懵
懂懂地啥都不知道，存在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共产党，要不是四方面
军宣传，老百姓仍然闻所未闻。在四川人看来，四川就是一个大国，他们关心和谈
论的，都是关于四川的人和事，莫说毛泽东，甚至连“国民党”、“三民主义”、
蒋委员长是谁也都搞不清楚。在他们眼中，刘湘、刘文辉、杨森、田颂尧的官就是
最大的了。
这是群众的一方面，而当时川北的军队和共产党，是在张国焘的绝对领导之下，
他是党中央派来的“天字第一号人物”，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正因为他的权力太
集中，而这种权力又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制约，所以便使他原本就已十分顽强的自信
心，更加迅速地膨胀起来。
了解这一点，才能进一步了解以后的张国焘，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大撤退。
当时在川北群众和红军中确实存在只知张国焘，而不知党中央其他领袖——自
然也包括毛泽东的现象。换句话说，张国焘就等于是党中央。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红四方面军主动撤离川北苏区，并不是张国焘个人的意志。
因为，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刚刚经蔡泽贞主任修好的红四方面军的无线
电台收到了遵义会议之后新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给红四方面军发的一封电报，这份
电报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解密。电报明确指示：“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
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的进攻。”
正是这份电报，才使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们得知江西红军和中央已经脱离瑞金根
据地，正向西行动。而在此之前，由于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台损坏，很长一段时间
已与党中央失去联系。
这一消息令总部首长们大为震动，立即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应对措施。
由于首长们认定中央苏区的丧失是整个苏维埃运动遭到沉重打击的表现，是红
军的惨败，所以红四方面军刚刚取得的这一场大胜利也难以使首长们的心情振奋起
来。
而且，就在这次会上，责怪中央的情绪很大。我听见陈昌浩在会上气愤地吼道
：“博古这家伙，怎么连招呼也不给我们打一个就跑了﹖”
张国焘建议检讨红四方面军今后的方针，他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
这里要求大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央苏区丧失后，川北红军即成众矢之的，蒋介
石的嫡系部队和四川军阀肯定会联合起来，向川北进攻，以红四方面军目前的力量，
是保不住苏区的，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保存力量，主动撤走，西出接应中央红军，
与之汇合。
入主中枢
当时的情况也的确不容乐观，中央红军的失败，被国民党大肆宣传，还用飞机
向川北苏区撒传单。被打败的各路军阀也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纷纷卷土重来。
蒋介石亲自主持制订的“川陕会剿”计划已着手执行，除组织庞大的参谋团入川监
督，协调并参予指挥川军进攻外，并调集胡宗南、萧之楚等嫡系部队和西北军孙蔚
如部进入川境，对川北苏区形成了四面包围的态势。
这次会议并没有形成决议，但是，张国焘的意见就是“最高指示”。
会后，总部各部门便开始为撤离作准备。总部要求对中央红军失利以及中央苏
区已经丧失等消息严密封锁，强调中央红军是远比川北红军强大得多的部队，为寻
求更大的胜利，正在进行战略大转移。红四方面军必须采取行动接应中央红军，川
北苏区可能暂时会忍受敌人的骚扰。
张国焘不惜放弃地盘转战千里去支援中央红军，张国焘可以在会上举出若干冠
冕堂皇令任何人也不能反对的理由——而且他实际上也正是这么做的——可是，我
从张国焘离开川北急于与中央红军汇合的表现，却隐隐地产生一种感觉；张国焘当
初是以戴罪之身到鄂豫皖走马上任的，最终鄂豫皖根据地却丢失在他手里，红军主
力也丧失过半，他当然不好向中央交待。到了川北后，却连战皆捷，红军变得兵强
马壮，根据地飞速发展，而恰恰在这样的时候，中央红军却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被
迫离开了根据地，有着强烈领袖欲的张国焘此时率领一支如此强大的军队去与长途
跋涉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汇合，既可表现“勤王”之意，又可以救世主的身份入主
中枢，以军队作后盾加强他在中央的分量，提高他的地位。以张国焘的个性和思想，
他是不会甘心于独处一隅，拥兵自重的。
当然，张国焘从未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明确地表露过这样的意思，但是，他
在后面的种种表现却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
红四方面军中的下层官兵和苏区群众不具备我这样的条件，他们更多的宁愿把
领袖人物想像成神而不愿把他们当成人。而在我这样的警卫员眼中，特别是高级首
长的内卫心目中，这些领袖人物既伟大，也平凡，人所共有的优缺点他们也都有，
只不过凡人百姓的优缺点不碍大事，而领袖人物则不然。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七日深夜，总部撤出通江县城，当我随着首长们回首那一片
粼粼黑瓦时，大家都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毕竟，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两年
多时间，这块土地上浸透着我们的鲜血，也留下了我们无尽的思恋……
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红四方面军总部一方面发起陕南战役，以迷惑敌人，
隐蔽我军的战略意图，一方面积极投入强渡嘉陵江的准备工作。
三月二十九日，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第二梯队两个团陆续渡江，扩大战果，旋即
兵分两路，向敌师部所在地东岳庙（今东青场）进击。与此同时，红三十一军一部
在鸳溪口、石锣湾强渡成功，从侧右向北进击，红九军主力在苍、阆交界处涧溪口
强渡成功，沿八庙、盘龙、东岳庙向剑阁方向进击。到三月二十九日中午，红四方
面军大部队架浮桥过江，迅速向敌阵地两翼席卷。至此，国民党军阀惨淡经营三个
多月的六百里江防，一夜之间被我红军彻底突破了！
红军渡江以后，势如破竹，一天就向敌纵深挺进近百里，红四方面军由此挥师
北上，踏上了万里征程。建国后，塔子山下的渡口被命名为“红军渡”，并立碑记
事，一九八○年七月七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定“红军渡”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
九八四年，苍溪人民在塔子山上重竖丰碑，永昭后人，由已八十三岁高龄的徐向前
元帅亲书“红军渡”碑名。
大撤退
红云崖上的巨幅石刻“赤化全川”模糊了，转眼间隐入一片大火与烟雾之中。
火是红军放的，一场通天大火喷吐着火舌，舔着大巴山，在熊熊地燃烧着，火
焰呼啸着贪婪地吞食着草舍、竹林，又漫过青石板小路，朝着人口密集的乡场、镇
子扑去。
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以“坚壁清野”
为名，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烧掉。
就这一道命令，使千佛岩到威州这一百七十余里的民房全都被烧光了，造成人
民群众对红军的极大不满。这一决策上的重大失误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也直
接导致了奉命留在川陕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的刘子才部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轻易地
被敌人斩尽杀绝。
而执行这一任务的，就是大巴山人民多年来不惜用生命来捍卫的自己的子弟兵
——过去的川东游击军，现在的红三十三军。
这支军队的军长是王维舟。
身为一军之长，王维舟接到这样的命令时也曾震骇不已，也曾冒死向张国焘建
议取消这样的命令。
可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在川陕苏区，张国焘金口玉言，他的任何一
句话都是天条圣旨，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稍有违逆，轻则削去兵权，重则人头落
地。
巍巍的大巴山是他和战友、部下们的家乡，他们已经在家乡的莽林深涧里和敌
人战斗了九个年头，可张国焘一纸命令，无数战士流血换来的川陕根据地，就这样
白白断送了。久经考验的三十三军，难道就这样听任张国焘的摆布？带着团团疑虑，
王维舟不得不率军撤离这血肉相连的红土地。
广大的指战员同他一样，也是一步一回头，抽泣声此起彼伏……
红三十三军为全军殿后，可令王维舟愤怒与尴尬的是，张国焘把烧毁民房的任
务交给他的部队来完成。张国焘不会不清楚，红三十三军是巴山人民的子弟兵啊，
他们怎么下得了手？
可是，军令如山倒，作为下级，他别无选择。
命令最终是由王波的九十三师去执行的。
那是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最为独特凄惨的一幕，红军战士们手持火把，泪流满面，
不忍动手，老百姓嚎哭连天，跪下一大片，苦求红军不要放火。
王波心如刀绞，一抹泪水大吼道：“烧！先把值钱的东西搬出来再放火！”
火烧起来了，红军退到哪里，哭声响到哪里。
王波脚一跺，跑到副军长面前诉苦。
“妈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咋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哟！”
罗副军长说：“这是方面军总部的命令啊，上级说得很清楚，为了推迟敌人的
进攻，给进入苏区的敌人制造困难，有利于我军安全撤退……”
王波吼道：“我不同意这种做法，烧毁的大多数是贫苦农民的房子，豪绅地主
的房子并不多，也不顺路，我们烧了，走了，穷人怎么办？敌人还会以此为借口，
大肆宣传我们共产党杀人放火，在政治上只能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我军呀！”
罗副军长说：“你讲这些道理，王军长都在电话里对张主席说了，可结果反倒
被狠狠地刮了一顿胡子。”
王波说：“我们不能公开反对，可是……也有办法对付上面啊。”
“怎么对付？”
“反正张主席他们已经走得老远了，我们一路上只烧些草堆堆，掩人耳目，能
向上面交差就行了。”
罗南辉完全同意，而且说他和王维舟都是坚决反对张国焘的放火政策的，只不
过处在他俩的位置上，提提意见可以，不敢不执行命令。他还说：“张国焘一直对
我们三十三军有偏见，王军长和我在很多事情上也只有委曲求全。”
分裂前奏
一九三五年三月底，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后，一月之内连克昭化、
剑门关、梓桐、青川、江油、北川等地，打通了西行的道路。
此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无日不战。五月中旬，红军解放了茂县、汶
川地区，还发动群众建立起一个个乡村苏维埃政权机构。
尚在江油时，张国焘就以中央红军已遭惨重失败，存亡未定，中央政府已经完
全丧失了领导职权的能力为由，提出，建立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取代名存实亡的中
央政府，独立地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职责。
在汶川召开的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张国焘的这一意见被通过了。
五月十八日，西北联邦政府在茂县宣布成立，由红四军政治委员周纯全出任这
个政府的主席，并制定了政府纲领，布告各地。三十日，张国焘又发表了《西北联
邦政府宣言》。
这件事，很快给张国焘带来了麻烦，也成为后来他与中央分裂的一个重要发端。
这时，总部和西北联邦政府均已移到了北川县城，在这里住了十来天。
这地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川北本就算得是个荒凉闭塞的地方了，可和北
川比起来，就如同天堂一样。这里满眼都是长满树木的大山，人烟稀少，而且是藏、
汉、羌等多民族混居区。藏族占一半以上，当时称他们为“藩族”，能说汉话，生
活已趋于汉化的，被称作“熟藩”，保持着原有部落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则被称为
“生潘”。“生藩”大都散居在高寒山区。北川境内，山势险要，雪山林立，道路
多是顺着山壁的走向凿石而成，蜿蜒奇险，行军时常有战马掉入谷底摔死。这一带
地处高寒，只产青稞和包谷。
我们到了北川，犹如到了外国，生活很不习惯。尤其是红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官
兵吃惯了大米，现在改为吃糌粑，都感到头痛。
曾传六领导的政治部赶紧在全体红军中展开了教育活动，要求战士们严守纪律，
不许擅杀牛羊，务必遵守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与他们和睦相处，争取
他们不与红军为敌。而教会战士如何吃糌粑也成为政工人员的重要工作。陈昌浩就
多次亲自向战士们示范。
五月底，张国焘接到了中央红军偷渡金沙江成功的电报，即派余天云、李先念
率领红三十军西进迎接。总部也离开北川县城，前移到杂谷脑（今理县政府所在地）。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在
夹金山下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达懋功，会见了余天云和李先念等四方面军的指挥员。
驻地一片欢腾，四方面军的各部队陆续送来了早已准备好的慰问品，主要是粮
食与牛羊。
当天，一方面军在四方面军的安排下，吃了一顿可口的会师饭，菜很别致，有
牦牛肉、羊肉、马铃薯片，饭是青稞、玉米面疙瘩。这是难得的美餐，大家吃得十
分香甜，几乎忘记了雪山途中的疲劳。
当天晚上，双方在达维村的坝子上召开了会师联欢大会。熊熊的火焰映红了天
空，映红了指战员的脸膛。大家同声欢唱着四方面军红军剧团刚刚写出的《两大主
力汇合歌》。歌声震荡，掌声雷动。
同日，余天云、李先念电告总部，他们已与红一方面军在达维会师，毛泽东等
中央领导人也到达达维。
张国焘当即在杂谷脑召开了一个只有几名高级首长参加的会议，统一了向中央
报告的口径，然后由黄超起草，张国焘致电中央，对两军会师表示祝贺，报告了当
前敌情和所属各部队位置，提出了两军会师后红军应向西或向南发展。并表示，红
四方面军全体官兵正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但是，
张国焘的主张被否定了。第三天，中央即回电张国焘，明确指出：“今后我一、四
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提出了向东向北与张国焘的想法截然相反
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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