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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hangcjj (屠夫), 信区: Green
标  题: 原张国焘卫队长何福圣口述：带刀侍卫 8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Feb  5 09:58:36 2004), 站内信件


巨人的握手



    这是张国焘与中央分裂的前奏，看起来表现在战略进攻方向的分歧上，而骨子
里则是争夺红军指挥大权的初步试探。



    十七日，张国焘复电中央，再次强调：“我意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
如有困难，暂时亦可向南进攻。”



    十八日和二十日，中央两次电告张国焘，要他放弃西移和南下的意见，和中央
保持一致，合兵北上。



    二十一日，张国焘复电中央，仍然坚持南下。



    最后，中央通知张国焘，要他立即赶往懋功的两河口，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电报发出后，中央即离开达维，移往两河口。



    六月二十二日一大早随张国焘前往两河口的是黄超和几名参谋，一名藏族通司。
我率警卫排随侍左右。



    这是一次异常艰苦的长途跋涉。我们的马队足足跑了两天多，沿途虽大都是对
红军怀有敌意的藏民散居区，但四方面军早已将这一带地区控制，并不担心会遭到
袭击。



    从地图上看，杂谷脑到两河口并不很远，但有时为了能寻找到一处马匹能涉水
过河的地方，不得不跑上半天冤枉路。旅途上到处都是阴暗茂密的原始森林，空气
潮湿，还散发着腐叶的臭味。莽莽的老林子里，当地人叫做海子的湖泊多极了，湖
水瓦蓝瓦蓝的。飞禽走兽也不少。



    我们当时只看到了它的原始、蛮荒、落后，根本就感觉不到它的美，更没有心
情去欣赏这种美。谁知半个世纪后，那地方会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



    马队白天赶路，晚上则借住在藏民家中。藏民的住处，多是石块砌成的楼屋。
底层喂牛羊，屎尿遍地，黑暗又不通风。二层住人，也没窗户，下面的臭味冲上来，
让人难以忍受。第三层最干净，却不是人住的地方，正中供着佛像，两壁挂着经幡，
香案上摆放着祭神用的各种器具和经卷。红军有纪律，知道这佛堂是藏民家中最神
圣最庄重的地方，都不敢去上面睡觉。连张国焘、黄超也只好和卫士们一起，呆在
二层屋里让臭味熏。二十四日下午，天上飘着毛毛细雨，经过长途跋涉的马队突然
看到一大群骑着马的红军向我们迎面奔来。等到近了，才看清是彭杨军政学校的校
长何畏，三十军的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九军的军长王宏坤、政委詹才芳，四
军的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等人与卫士们。他们是特地赶来迎接张国焘的。



    随他们而来的，还有三位穿灰白色军装的人（四方面军的军装是深蓝色的），
为首的是一位年轻人。听介绍后方知，叫凯丰，是中央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央与一
方面军来欢迎张国焘的。



    快到两河口时，我们看见路边冒雨站着数百名红军官兵，高举着庆祝两军会师
的标语牌。路边还立着一个搭着油布的雨棚。看见马队走近，他们立即欢呼起来。



    雨棚里这时也走出了一群红军，大约有二三十人，有的戴着军帽，有的光着脑
袋，显出很随便的样子。他们加快步伐，向着马队迎了上来。还有人大声叫着张国
焘的名字。张国焘在欢呼声中下马，跑步向前，和从雨棚里走出来的那群领导模样
的人握手、拥抱、招呼，双方都显得非常激动。



    我们这帮随从人员虽然过去也听说过“朱、毛”，也知道朱德和毛泽东都是中
央首长，可就是分不出谁是谁来，赶紧向何畏、余天云等四方面军的首长们的警卫
员打听，才认清了谁是张闻天，谁是毛泽东、朱德，谁是周恩来、博古、刘伯承、
邓发等中央领导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没戴军帽，露着很长的头发，身
材比张国焘要稍矮一点，瘦一点，脸色也有些苍白。而且毛的穿着也显得宽衣大袖，
很随和的样子。
 
与朱德的争论



    而张国焘就在这时候开始对毛泽东出言不逊了。



    “我听说老毛这个人在江西时总爱和中央表现得格格不入，以显示自己高人一
筹，不少同志都对他有看法。我不明白，既然如此，你们在遵义会议上为什么又重
新把老毛推出来执掌帅印呢？”



    朱德听出这话味儿不对，严肃地说：“特立老弟，你可不要听别人乱吹风啊。
老毛这个人，想事深，看事准，又不善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再加上一张嘴巴太厉害，
容易伤害人，有的同志对他有意见，是在所难免的。但事实又往往证明老毛是对的。
过去，博古排挤他，把他搞下去了。我们到遵义时，全军差不多快散架了，大家—
—包括一些过去对他有看法的同志——才认识到老毛军事上确实有人所不及的地方，
所以才推他出来负责。老毛挂帅后，队伍活了，我们才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到
这里来与你们会师。要还是让博古、李德他们乱搞，我们恐怕早就垮罗。”朱德这
番话说得非常诚恳。



    “玉阶兄，”张国焘说，“在我面前，你是老大哥了，我也一直很敬重你。有
句话，我不瞒你，我认为老毛这个人有股子霸气。刚才吃饭时，大谈喜吃辣椒者，
必是革命派，虽是玩笑，我也觉得不妥，不吃辣椒的博古认了真，起而驳之，让老
毛着实挖苦了一顿，气得拂袖而去，我看今后和老毛共事，还得练就容天下难容之
事的肚量才行。”



    已近五十岁的朱德敦厚善良，也不会听不出张国焘这话的弦外之音。接下来，
他便有意地把谈话更多地转到了党内团结的问题上。他说，这些年来，中央已因内
部斗争而迭遭挫折，老同志已不可多得，留下来的，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理应倍加
珍惜。如今，我们好不容易才在懋功会合，更应痛定思痛，团结一体才是。而且他
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完全相信四方面军，并不因为这些同志长期没有和中央在一
起而有丝毫的疏远。



    然而，朱德的这番劝告对张国焘完全不起作用。



    “我对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有意见的。”张国焘直截了当地说，“为什么决议上
只承认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犯了严重错误，而继续确认中央的苏维埃路线是完全正确？
丢掉了中央苏区，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当前只不
过最直接地反映到军事上罢了。由此我进一步认为：现在要挽救党，挽救红军，当
务之急检讨的不是军事，而是政治。”



    朱德的两道浓眉紧蹙起来：“我并不认为你们的意见没有道理，不过，现在我
们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是正确的军事策略而不是其它。一、四两方面军会合后，
下一步该采取什么军事行动？至于中央工作检讨，中华苏维埃的前途等政治问题，
只能留待以后缓过气来再讨论。”



    “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中央的意见？”张国焘追着问。朱德回答他：“不
管我个人的意见，还是中央的意见，我认为这样做对整个红军有好处，也可能是当
前惟一明智的选择。”“不敢苟同，不敢苟同。”张国焘脑袋直摇晃，“玉阶兄，
我认为，军事不过是皮毛，而政治路线才是根本。”他们的谈话变成了争论，越来
越激烈，声音也越来越高。到天将破晓时，朱德终于起身告辞。



    两河口，本是两江会合的地方，谁知，两大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历经千辛万苦
刚刚在这里会合后，马上又形成了分流之势。在接下来的一天多时间里，毛泽东、
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像走马灯一样来住所找张国焘谈话。但张国焘和他们
除了争吵还是争吵，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没有一个是愉快而去的。



    第三天中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发前往毛尔盖。张国焘送他们走后，即动身
赶回杂谷脑，随张国焘同行的人马加上三十军、九军、四军及彭杨军政学校团以上
的干部，我们的马队比来时庞大了许多。



    回到杂谷脑的第二天，张国焘主持召开了一个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
 


“杂谷脑黑会”



    这次会上，张国焘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猛烈抨击令许多到会的首长目瞪口
呆！他严厉地批评中央坚持北进的方针是“逃跑主义”。他说中央领导着一方面军
长征，一味避敌求存，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他们人不足一万，形同乞丐，狼狈
不堪”，“每人平均只有三颗护枪的子弹”。他要“四方面军的干部们，拿出爱党
的热忱，拿出英勇的精神，去影响中央这种颓唐绝望的气象，去挽救兄弟的一方面
军战友”。他谴责两河口政治局会议是一个早已策划好的阴谋，是毛泽东这位土游
击专家和张闻天博古等留俄派联合起来对付四方面军。“他们的意图，无非是急欲
控制我四方面军”。他攻击中央“不将四方面军当作嫡系部队，不视张国焘为自己
人”。最后，他要求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紧密团结，统一思想，和中央的错误路线作
坚决的斗争。



    应该承认，张国焘这个人的煽动能力是相当强的。再加上四方面军发展的历史
和长期脱离中央，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一实际情况，绝大多数官兵自然而
然地将张国焘当成了中央的化身。而连番累次地大肃反，差不多已将敢于反对他的
人一网打尽，斩尽杀绝，即便还剩下几个持不同意见者，也是噤若寒蝉。广大的四
方面军战士和基层指挥员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不高，大部分是由大巴山的农民、
猎户和川军投诚士兵与俘虏组成的，在他们心中，中央只不过是个遥远而模糊的概
念，而张国焘则是被党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生活在他们中间并已经被神化了的领
袖。不少人还多少对他保持着几分“真命天子”的敬畏心理，因此张国焘才能够一
呼百应。



    我自始至终“目睹”了这次后来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杂谷脑黑会”的会议过
程。它只有一天半的时间，而且是抢在中央代表团到达杂谷脑之前紧急召开的。毛
泽东等人可能考虑到张国焘在两河口期间所暴露出来的危险倾向，和他顽固坚持己
见，盛气凌人的态度，所以派出李富春、刘伯承、李维汉、周兴组成中央代表团，
前往杂谷脑，向四方面军的官兵传达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然而，张
国焘已经把他所需要做的工作做到了中央代表团的前面。中央代表团到达后，虽然
他们所到之处都有欢迎的笑脸，甚至官兵们敲锣打鼓到离营房老远的地方来迎接，
可是，他们很快便感觉到工作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因为在任何地方听到的都是与张
国焘意见一致的声音：中央根据地的丧失与红一方面军的失败，已经证明了中央政
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错误，所以，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强烈要求改组无能的中央政
治局。到后来，他们甚至常常在夜里受到中、低级军官们的纠缠与威胁，甚至有的
高级指挥员当面口出狂言，要他们把屁股坐到张国焘一边来，否则要撵他们走。有
的部队还真地发生了驱逐中央代表的事件。很快，中央代表团的同志们便发现他们
已经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这样的情绪很快便在士兵中反映出来，四方面军的
战士中出现了对代表团随从人员不友好的现象，如行军中故意抢道，宿营时争抢驻
地，甚至谩骂攻击，有的还发展到拳脚相向……



    在“杂谷脑黑会”上，经张国焘、陈昌浩一煽动，人们的情绪达到了沸点。这
样的情绪也反过来给张国焘壮了胆。会议尚在进行，他就按捺不住地给中央发电，
称“我四方面军官兵强烈要求中央，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同时，又以川陕
省苏维埃的名义提出“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建议由陈昌浩同志担任红军总政委”。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陈昌浩也迫不急待地以个人的名义给朱德总司令发电，建议
“张国焘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中央军委独断决行之权，否则无法顺利灭敌”。




    一日之内三个非同寻常的电报到了中央，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毛泽东等中央
领导至此完全清楚了张国焘的用心何在。但是，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为顾全大局，
中央仍作出妥协，于七月十八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同志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
治委员，免去周恩来同志红军总政治委员之职务。”



    张国焘自然不会满足于红军总政委这个职务，他盯着的是毛泽东的主持军委工
作这个不仅可以指挥全军实际上也能左右全党的位置。但是，中央的这一任命也让
他尝到了一点甜头，毕竟，总政委离军委负责人仅有一步之遥了。于是，张国焘欣
然下令拔寨起程，向毛儿盖方向集中。
 



陈昌浩露宿荒郊



    在移师毛儿盖的路上，张国焘不断地召见各军首长，甚至一些主力师的师级领
导也奉召前来谈话。而所有的谈话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如果四方面军和中央的
分歧公开化，他们将取何态度？总部前移到卓克基时，张国焘又下令各军按兵不动。
他和陈昌浩等人商量后，给已经到达毛儿盖的中央拍发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电报，要
求中央立即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在这次
会议上全面检讨中央的错误。



    中央很快复电，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要张国焘速往毛儿盖参加。张国焘却自
作主张，带上陈昌浩，仍由我率警卫排护送，飞骑赶到了毛儿盖。



    著名的“毛儿盖会议”其实并未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准确的地点是在沙窝，离
毛儿盖有二十多里地的一座喇嘛庙里。张国焘一行在毛儿盖的九军军部吃过晚饭，
然后驱马前往沙窝。到达喇嘛庙前的山口时，天已经黑了，全副武装的中央警卫团
的战士拦住了我们。等候在这里的张闻天说：“昌浩同志怎么也来了？”张国焘回
答：“昌浩同志是候补中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我认为他可以列席政治
局会议。”张闻天说：“这是一次最高级别的会议，陈昌浩同志不是政治局委员，
不能参加。”



    张国焘无奈，只好让陈昌浩和其他的卫士在山口外等候，仅带着我跟随张闻天
走进山沟。



    会议是在喇嘛庙外面一座四面通风的亭子里召开的。会议依然是张国焘和毛泽
东等人争论不休，而且非常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采用少数服从多数
的党的纪律，政治局委员们举手表决。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了。而且更令他恼火的
是虽经他拼命反对，《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仍然被通过了。中央同时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
上。以一方面军一军团、三军团、中央直属纵队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右
路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以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
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组成左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张国焘任政委，刘
伯承任参谋长。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到下半夜，会议才散。张国焘冷淡地和各位参会者握了握手，由我和另一位负
责保卫的同志陪着，步出沙窝山口。



    陈昌浩一见张国焘走出山口，便急不可耐地迎上前问：“主席，怎么样？”



    张国焘阴沉着脸说：“他们以多打少，还能怎么样。”他脚不停步，径直往前
走去，警卫们赶紧牵上坐骑，默默地跟在他和陈昌浩后面，往毛儿盖方向走去。



    陈昌浩听张国焘给他讲了会议的经过后，怒气冲冲地说：“为什么中央会这样
顽固地冷淡四方面军的意见？如果你进一步明确宣布中央的政治路线完全错误，中
央领导破产，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如果我们的态度再强硬再严厉再激烈一些，
是不是会迫使中央让步？”



    张国焘说：“昌浩，你不要冲动，我心中有数，让他们表演，只要军队牢牢地
掌握在我们手里，老毛他们闹得再凶，也是虚张声势而已。”



    我们就这样一直走到东方发白，走回了毛儿盖。露水，把我们的军装，马匹都
濡湿了。



    张国焘无疑以为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了重大挫折，一觉醒来后，又迫不及待地前
去拜望住在这毛儿盖的王稼祥，还特地吩咐我准备礼物：几大块牛肉干巴、两条烟
卷等。



    张国焘带着我进去时，王稼祥正躺在床上。他在突破湘江时被敌机炸弹的碎片
炸穿了大肠，经过手术治疗，用橡皮管接通腹部排泄大小便。他是躺在担架上长征
的。王稼祥是政治局委员，因为有病，头一天夜里的会议他没有参加。张国焘和他
曾在莫斯科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算是老朋友，见了面，都很高兴。
 



毛儿盖“兵谏”



    张国焘先关心他的伤势病情，然后向王稼祥介绍了昨晚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不
厌其烦地谈到了他和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



    “国焘同志，你是打算让我扮演战国时代的鲁仲连这样一个角色吧？”王稼祥
打断他的话，直截了当地问。



    张国焘说：“是的，我听朱德告诉我，你在遵义会议上帮了老毛的大忙。我想
现在只有请你出面，老毛才可能听得进去几句。我跟他没法谈，认识相去太远，昨
晚在沙窝，我们吵得比在两河口还要厉害，都拍了桌子。我看，老毛这人对我成见
很深。”



    “不，国焘同志，”王稼祥恳切地说，“我虽然一直躺在担架上，对你的情况，
我还是很了解的。你今天请我扮演鲁仲连，我很愿意。不过，我要劝的不是老毛，
而是你。我确实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了他，但这绝对不是从私人感情出发，而是经过
比较才认识到，只有老毛才可能挽救红军。我现在仍然支持他，是因为他出任军委
主席以来所做的一切，也确实令大家信服。你认为毛泽东对你有成见，这其实是你
的错觉。”



    接着，王稼祥坦诚地批评张国焘：“在两军会师之前，整个中央，包括毛泽东
本人，对你都是很赞赏的。可会师以来，你都做了些什么呢？你再三坚持要中央从
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作全面的检讨，难道你就不能也检讨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我
坚决认为，在当前，最重要的、事关全体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一是党内的高度团结
与统一，二是树立党中央的绝对权威，任何有悖于这两个大原则的，我都不会赞成。
国焘同志，你是长期肩负重任的老布尔什维克了，忠言虽然逆耳，我想你不至于反
感吧？”



    张国焘满怀希望而来，没想反倒被王稼祥说服开导了一通，只得悻悻告辞。



    就在张国焘停留毛儿盖期间，又发生了一起极为严重的事件：四方面军的几位
高级首长群起围攻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



    事情的开端是，陈昌浩将四方面军驻扎在毛儿盖的几位首长召到右路军指挥部，
商量好以后，然后派人去请张闻天，说有重要事情向他反映。张闻天来后，陈昌浩
却以强硬的口气“劝告”张闻天，要他拿出党中央总书记的权威来，影响毛泽东等
人认真听取采纳四方面军的意见。张闻天见他出言不逊，身边还有将领们助威，心
中虽是愤怒，但为了维护团结，依然压着火气，向陈昌浩耐心解释、劝告。



    不料，何畏按捺不住，“啪”地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向着张闻天大吼道：
“党中央一错再错，到现在还根本不认错，我这个老共产党员，再也不信任中央了！”




    何畏一发难，其余的将领们也全都一哄而上，赤膊上阵，对张闻天展开了围攻。
他们纷纷质问张闻天，凭什么说毛泽东的北上主张就一定正确，张国焘的南下主张
就一定错误？为什么中央对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反而要在《布
尔什维克》上公开发表攻击张国焘的文章？他们威胁说，中央批评张国焘是不公正
的，张国焘领导四方面军，不仅正确有功绩，而且深受全体官兵爱戴，如果中央继
续忽视张国焘同志的意见，将引起四方面军十万官兵的重大反感。



    这时，只有一只手臂的何畏甚至气势汹汹地指着张闻天喝道：“你像个什么党
中央总书记？我看你简直是个汉献帝，曹操手中的傀儡！”



    张闻天大怒：“陈昌浩同志，对今天发生的严重行为，你要负完全的责任！”



    陈昌浩有恃无恐地回答：“我认为这是正当的行为，你们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
见，那就请听听我军高级指挥员们的意见吧。这只不过是共产党员在迫不得已的情
况下，向中央最高负责人表达意见的一种直率方式，我希望你不要介意他们的态度。”




    “陈昌浩同志，我明白了，这件事情并不是孤立的，今天这件事，我会向中央
其他同志通报的。”说完这话后，张闻天拂袖而去。



    陈昌浩在他身后一声嚷：“请便吧，我希望那不是你现在惟一能做的事。”



    这就是“毛儿盖兵谏”的全部过程。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惕，也恶化
了一、四两军官兵的关系。
 
杀机毕现



    在此后两个来月的时间里，毛儿盖地区成了一座庞大的兵营。红军总司令部驻
扎在卓克基，但张国焘在毛儿盖住了一个多月，整天忙于一、四两军的混编工作。
这时候，陈昌浩已搬到设在毛儿盖的右路军总指挥部去了。徐向前也奉命从卓克基
赶来这里出任右路军总指挥之职，和陈昌浩住在一起。



    两军领导之间的矛盾终于传到了下层红军官兵之中。短暂的“蜜月”结束了，
双方的关系突然变得紧张起来。战士们过去见了面亲亲热热，现在却恶语相加。四
方面军的官兵糟踏一方面军是残兵败将，叫化子部队，一方面军的官兵则还击四方
面军是军阀、土匪部队，思想落后，作风恶劣。



    不仅双方士兵公开骂架，甚至还出现了集体斗殴的现象。虽然红军组织了联合
纠察队执勤，对吵架斗殴者一视同仁严惩不贷，但是，这股彼此敌视的情绪依然在
看似平静的河面下暗暗涌荡。



    此时，张国焘的警卫工作已经大大加强了，余天云调来一个野战营，每天在张
国焘住所前面的一块荒地上“训练”。到了夜间，则派了两支以上的巡逻队在张国
焘住所四周游动警戒。



    我也加强了内部的保卫工作。每天夜里，我都要安排卫士轮流通宵值勤，每班
四人。我则搬进张国焘寝室，同住同起。白天有人来访，我也从始至终不离张国焘
左右。



    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周恩来等人都陆续来找张国焘谈
话。他们希望能说服他，而张国焘也同样希望能说服他们。开始都是苦口婆心，而
最后都是争吵一场，不欢而散。只有林彪，张国焘对他印像很好，说他像四方面军
的余天云，人年轻，特别能打仗。林彪来拜访张国焘时，表现得毕恭毕敬，还送了
张一匹好马。张收下了，但从未骑过，依然骑他从川北带出来的那匹青骢马。后来
张国焘在康藏高原创建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以对付泽旺登登和夏克刀登的藏族
骑兵时，把这马送给了四军军长、出任红军第一任骑兵部队司令员的许世友。



    笼罩在毛儿盖上空的这种剑拔弩张、杀机毕现的气氛，自然引起了中央领导和
一方面军首长们的强烈不安。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就说道：“右路军组
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
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
：”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
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么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
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
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
情，他没有做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到晚上，我说，昌浩同志，
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
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在前面，我走在中间，一个警
卫员殿后。我过去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
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
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前不久，我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
牲的。……我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他说，你这是宗派
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与中央的思想
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
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我驳斥他说，
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这次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
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对陈昌浩，我不能不多说几句。因为我对他一直持有一种复杂的感情。陈昌浩
是和张国焘一起被派到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打扮成商号老板，陈昌浩则扮成老板
的“跟随”。而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俩也的的确确像是这种主人与跟随的关系。
陈昌浩对张国焘忠心耿耿，张对他也极为信任。在四方面军中，陈昌浩成了地位仅
次于张国焘的二号人物。
 


“朱毛不能分！”



    这里离朱德、刘伯承的住处不到五十米，眨眼之间便已到了门前。这时，外面
已经响起了喊叫声，那是徐泽明带着特务营正在解决朱、刘首长的卫士和参谋。我
们用力撞开房门，冲了进去。几名战士摁亮了手电筒。我看见睡在门边一侧的白全
宗和刘伯承的警卫员孟继彦已经掏枪对准我们，随我进屋的战士也全都用枪对准了
他俩。我大声喊道：“白全宗，孟继彦，反抗没有用处，把枪放下！”



    这时，朱德愤怒地大吼起来：“白全宗，你把枪给他们，我看他张国焘硬是敢
把我吃了！”



    电筒光的照射下，我看见朱德坐在床板上，眼中充满怒火。



    刘伯承也起来了，盯着我说：“你们还算是红军么？红军打红军，哪个高兴？
我看只有蒋介石高兴，胡宗南高兴。”



    我无话可说，情急间把驳壳枪往枪套里一插，上前敬了一个礼，大声说道：
“总司令，参谋长，对不起了，张主席请你们过去一下。”



    紧跟着发生在张国焘屋子里的这一场大人物之间的对话。



    当我把朱、刘首长“请”进张国焘屋子后，张客气地请他们坐，然后对他今晚
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解释，表示这样做并非他之所愿，而是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
红军而迫不得已之举。心中苦衷，望他们能够理解，并对今晚的冒犯原谅。



    朱、刘火气未消，直截了当地指出今晚的做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刘伯承说：“这是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事件。”



    朱德说了一句很让张国焘难堪的话：“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



    但即使如此尖锐，张国焘依然没有因难堪而“暴跳如雷”，他仍是以请求的语
气劝说他们在这场与毛泽东的斗争中，能够公开站在他这一边。



    张国焘费尽口舌，得到的朱德的回答却是：“天下人哪个不晓得朱毛？朱毛一
分裂，红军就完球了。”



    张国焘退而求其次，要朱与刘与他一起联名通电反对中央的北上决议。



    朱明确拒绝：“决议我是举了手的，我现在来反对决议，不就否定了我自己？”



    张国焘苦着脸说：“玉阶兄，在目前这种危急关头，我们彼此换换位置，你会
把我怎么样？”



    我们在场的人谁都听懂了这是威胁——张国焘式的威胁。



    朱勃然大怒：“你既然敢把我和伯承抓起来，还假惺惺说这些干啥子！要杀要
砍随你，不过，我不会改变我的政治主张的！”



    张国焘脸上露出了不被人理解的痛苦，悻悻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张
国焘得不到二位的支持，只能怪我无能。好，天快亮了，你们送总司令、总参谋长
回屋休息吧，反正，我们还有时间再谈的。”



    朱、刘首长的警卫、参谋等人员此时已全部被解除了武装，集中送去了随军
“劳改队”。



    两位首长则由我派警卫排的战士“保护”——实际上，他俩也成了“囚犯”。



    张国焘对朱、刘首长下手后，又给陈昌浩发去密电，要他采取强硬措施，率右
路军掉头南下，到阿坝与左路军会合，如果这一阴谋不致因一个极其偶然因素遭致
败露而终未得逞，那么，中国的现代革命史或许将会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值此中国革命的危难关头，有两个人挺身而出，改变了历史。



    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毛泽东。
 


改变历史的一刻



    九月九日，张国焘的电报发到班佑时，陈昌浩正在主持一个会议。



    右路军指挥部机要室里，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红军总司
令部发来的密电。



    陈茂生刚译了一半，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走了进来。“吕
科长，你来得正好，快来看看，这份电报很奇怪。”



    机要员出身的吕黎平帮助他迅速地把密电译了出来。他俩看后，大吃一惊！原
来这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电报。电文如下：“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尚不
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
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
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吕、陈都是原一方面军负责情报工作的二局的人，是由叶剑英直接领导的。所
以，吕黎平马上拿着电报赶到了会场，准备送给叶剑英看。



    他看见陈昌浩正在台上讲话，叶剑英、杨尚昆都坐在台下第一排。吕黎平走上
前去，把电报直接交给了叶剑英。叶见电报是发给陈昌浩的，便没有打开，站起身
来，把电报交给正在台上讲话的陈昌浩。



    陈昌浩对他摆摆手：“等一下，你没见我正忙着吗。”



    由于是急电，叶剑英回到位置上便打开来看一看。这一看，顿时惊出他一身冷
汗。叶剑英借口上厕所，马上赶到离会场两三百米外的毛泽东的住所，把电报给毛
看。恰巧彭德怀也在。这段时间，随着张国焘对中央的态度日渐强硬，毛泽东等中
央首长对张国焘的亲信陈昌浩也倍加警惕，担心他搞动作。彭德怀率领三军团抵达
巴西后，立刻派十一团隐蔽在离毛泽东驻地不远的地方，以防万一。彭德怀本人则
每天都陪着毛泽东。此时，毛泽东看过电报，飞笔将电文抄下来，然后叮嘱叶剑英
马上把电报送给陈昌浩，千万不要让陈知道他已经看过电报。叶剑英又立即返回会
场，见陈昌浩仍在台上讲话，叶剑英就把电报交给吕黎平，让他候在一边，等陈昌
浩一讲完话，就直接把电报送给他。



    而另一厢，彭德怀见到这份杀机毕现的电报后，力促毛泽东先下手为强，将右
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抓起来作人质。



    “这是下策。”毛泽东断然否定。



    “那怎么办？我们只有七千多人，他们有三万，陈昌浩真要动手，我们打不过
他们的。”



    毛泽东大口抽烟。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先到右路军指挥部
去探探虚实再说。”



    彭德怀说：“你不能去。陈昌浩说不定会把你抓起来的。”



    毛泽东说：“他真要动手，我呆在这里也是跑不掉的。”毛泽东当即赶到右路
军指挥部，召见陈昌浩、徐向前二人。他装着一点也不知道电报的事，问：“左路
军过葛曲河了吗？”



    陈昌浩小心翼翼地说：“没有。刚才国焘同志发来电报，要我们南下。主席，
你看怎么办才好？”



    毛泽东神色镇定地说：“如果一定要南下，我的意思是中央委员会也应该开个
会统一一下思想。这样吧，我马上请洛甫（张闻天）、恩来、博古他们一起开个会。”




    陈昌浩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使出的缓兵之计，以此赢得时间，金蝉脱壳。
 



胜利大逃亡



    毛泽东回到住所，马上派人通知各位中央要员火速离开班佑，前往彭德怀的三
军团驻地巴西会合。就在这里的一座寺庙中，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毅然采取
紧急措施，决定编入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以及中央机关共七千多人，
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他说：“为了继续麻痹陈昌浩，就说中央已决定南下，
但部队要重返草地，必须多准备一些粮食，所以明天天一亮官兵们就要到地里去收
割青稞。否则一方面军的人大量移动，陈昌浩会发觉的。”毛泽东同时还交给叶剑
英和杨尚昆一个重要而危险的任务，要他俩尽可能把二局的人和地图带出来。杨尚
昆必须确保他领导的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尽量多地出来“收割青稞”。出发的命令是
逐个传达到个人的，官兵们都是半夜里突然被叫醒，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凌
晨两点钟，杨尚昆和叶剑英偷偷溜到指挥部，把钉在情报室墙壁上的军用地图取下
来，夹在行李里带了出来。



    次日早上，陈昌浩、徐向前才知道原一方面军的人马全都跑光了，指挥部的军
用地图也不见了。何畏等人先后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跑了，还对我们放了
警戒，怎么办？打，还是不打？陈昌浩急红了眼，问徐向前：“打不打？”发生了
如此重大的事件，徐向前也慌了神，呆呆地坐在床边，他痛苦地说：“这是怎么搞
的呀，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昌浩同志，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道理呀？无论如何不能打。”关键时刻，陈昌浩也表现不错，他没有行使政治委员
最后拍板的权力，而是完全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但是，陈昌浩还是作了最后的努力。
他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派副参谋长李特率领原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部分学员，飞
马赶到巴西，力劝毛泽东回来。



    毛泽东、周恩来与彭德怀此时正在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里。李特率人拥进寺庙，
高喊要面见毛泽东。出来的却是彭德怀。李特把陈昌浩的信交给他，陈在信中劝彭
停止北上，回头南下。彭德怀看完信，立即拒绝。红军大学的学员举着一条“反对
毛泽东逃跑”的横幅，反复呼喊着口号。要毛泽东出来回答问题。毛泽东高大的身
躯出现在寺庙前的台阶下。看着这些公开反对自己的红军战士，他用浓厚的湖南口
音说道：“红军战士们，党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条件险恶，十分不利，
我希望你们能认清形势，随中央北上。当然，在认识暂时不能统一的情况下，愿意
南下的南下，愿意北上的北上，我不勉强你们。”李特大喊大叫着冲上前去，六七
十名军官也跟着他拥上前来，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赶紧上前，用俄语大声招呼李特
冷静。



    毛泽东神色严肃地说：“我们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对那些暂时不愿意
随中央北上的同志来说，我们只是先遣队。我们先走一步，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等
大功告成，你们什么时候愿意来同我们会合，我们随时欢迎。我相信，我们今天有
分歧，要不了多久，总归会走到一起的。”



    李特跳上台阶大叫道：“同志们，不要相信毛泽东的鬼话，中央的北上方针是
彻头彻尾的逃跑主义路线，他们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错误却始终不认错！他们
丢掉了江西根据地，把八万多红军折腾得只剩下了一万多人。看看我们四方面军，
到川北时只有一万多人，在张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十万雄师，谁
的路线正确？谁是英雄豪杰，实践早已作出了证明，还需要用嘴巴来强词夺理吗？”



    李德见李特的情绪已经冲动得完全失去了控制，于是上前紧紧抱住他。
 


毛泽东被困巴西



    两个钟头后，风波终于平息了，毛泽东处理这场风波的办法同他一九二七年秋
天采取的做法一模一样。那年在井冈山上遇到一帮人闹事，毛成功地平息那场叛乱
的办法就是放不愿意一起干的人回家，然后，率领愿意留下的人继续干。



    张国焘接到陈昌浩发来的急电后，这一次才真的是暴跳如雷气急败坏。陈称：
“毛泽东突然直接下令一、三军团以‘北上先遣支队’的名义，单独向北进发。”
又称：“毛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前未通知右路军前指，不知原因何在？”
张国焘马上意识到是电报上出了问题。但究竟出在哪一个环节上，他也搞不清楚，
此事直到后来在延安，党中央彻底解决张国焘问题时，他听到毛泽东称赞叶剑英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时，才恍然大悟。



    九月十一日，已经安全抵达甘南俄界，与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第一军团会合后
的党中央电令张国焘“即率左路军向巴西、班佑开进，不得违误”，并要张国焘
“立即答复北上具体部署”。可是，此时的张国焘已完全利令智昏，他不仅对中央
的电令置之不理，反而下令所部即刻向阿坝疾进，与中央背道而驰。并电令陈昌浩
率编入右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军以及原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从巴西、包
座一带折头南下，与他会合。陈昌浩果然对张国焘唯命是从，将三万多名不久前刚
刚从大草地上挣扎出去的红军士兵，又带回了充满凶险与死亡的道路。



    张国焘返回阿坝后，为了保证他的政治路线能得以顺利推行，又一次向不和他
保持一致的同志挥舞起了血腥的屠刀。就在这里，他召开了许多表态会，每一个指
挥员必须在会上公开表态，是跟他走，还是跟毛、张、周、博走。对于他放心不过
的人，马上采取措施严厉处置。他下令勒死了自川北被捕以来一直拘押在军中的曾
中生，把川陕省委书记袁克服也送进了随军“劳改队”。“劳改队”里的成员大都
是被张国焘视作政治上的异己分子拔掉扔进来的。他们在红军战士的押送下走完了
长征路。“劳改队”随总部机关一起行动。我见到的有中央派到川北苏区来的代表
廖承志，有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罗世文，有建国后担任过陕
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德生，还有后来当过广东省副省长的朱光。



    九月十五日，张国焘在一座喇嘛庙里主持召开了团级以上的干部大会。会场上
公开打出了“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的大横幅。上午下午都是张国焘一个
人讲。他把四方面军和中央分裂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身上。并
对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和人格进行大肆攻击。张国焘不愧是一个演讲天才，他口若悬
河，声情并茂，有时还做出副饱受委屈恸不欲生的样子。绝大多数干部并不清楚这
场斗争的内幕，以为真如张国焘所言——而且当时一方面军连遭重创，四方面军蓬
勃发展壮大的现实已让指挥员们深信张国焘是正确的，犯错误的只能是中央。



    “同志们，我们红军的道路为什么会越走越艰难？过去是李德、博古的错误，
那么李德、博古已经垮了，现在又是谁的路线错误？很明显，”他指着会场上的大
横幅说：“他们明知道北上走不通，还要逼着我们四方面军跟他们北上，其用心不
是想断送整个红军吗？这样无知无能又一意孤行的人，还配继续做红军的领袖吗？
他们已经把十万人的中央红军拖垮了，现在又企图把我们辛辛苦苦壮大起来的四方
面军带到死路上去，同志们，难道你们愿意跟他们走，和他们一起完蛋吗？我相信
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会勇敢地起来反对他们。现在，他们居然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
悄悄跑了，我认为跑了是好事，迟跑不如早跑，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
的阳关道！”张国焘的演讲极富鼓动力，因为当时四川籍的官兵中确确实实存在着
不愿出川的情绪。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有这“天府之国”才是全中国最好的地方，
他们的家，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根，都在这块土地上，离开四川，他们便觉得自己
成了水上的浮萍。也正因为四方面军中具有这种普遍的恋乡情结，所以张国焘才敢
公开和中央对着干。于是，群情激愤，指挥员们喊出了许多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
拥护张国焘领导的口号。
 阳奉阴违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新任“党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要露一手
给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给已经到达保安的毛泽东等人看一看了。



    十月下旬，八万南下红军兵分数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
山、党岭山，攀援已遭川敌刘文辉部破坏的栈道，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杨森、
刘文辉部发起猛攻。



    到十一月中旬，宝、天、芦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几路大军已形成威逼成都之势。



    在张国焘看来，只要攻下成都，控制了富饶的川西坝子，不仅可以使他立于不
败之地，更重要的是，如此的现实与军事实力也足以影响共产国际对他另立中央的
态度，以争取对他的承认。成者为王败者寇，此话自古皆然。篡夺党和红军大权的
“成功”以及军事上取得的这一连串的胜利，使他陶醉。



    谁知好梦不长，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劝告未能使张国焘清醒过来，蒋介石和刘湘
却做到了这一点。



    而且，正是因为张国焘的南下进攻，危及到四川各路军阀的根本利益，才迫使
一直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刘湘，以及与刘湘勾心斗角的川中各路军头，这一次空前
团结起来，死心塌地投向了蒋介石的怀抱。



    刘湘的头号谋士邓汉祥先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一九三四
年十月中旬，中央红军自江西突围北上，蒋介石为阻截红军，电邀刘湘到南京面商
机宜。刘湘乘专轮顺长江而下，路经汉口时，邓汉祥特地从上海赶到汉口迎接。刘
问邓：“你看这回蒋介石约我去南京，要谈些什么问题？”邓说：“蒋介石会对你
说许多好话，但目的肯定是要利用你阻击红军西进，以期达到他所希望的两败俱伤。
他还可能会借口防堵红军，调派中央军入川，以图控制川局，夺你权柄。”刘湘说
：“我的处境相当困难，但我已拿定主意，红军西来，如果目的是拿下四川，我当
然会与它死拼到底。如果仅仅是过路，则切不可堵截，倘战火一起，蒋必派大军入
川，而我同红军作战，有百害无一利，打胜了，是帮老蒋的忙，打败了，老蒋则有
理由夺我的权。所以说，防蒋，远甚于防共。”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蒋介石接见刘湘时，提出调十个师入川协助刘湘作战，刘
湘坚决不同意。最后，只同意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曾多年与田颂尧、刘湘、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等四川军阀
作战，深知他们为争权夺利而长期勾心斗角，互相拆台。



    一九三三年八月底，红四方面军发起的仪（陇）、南（部）战役狠狠打击了田
颂尧，盘踞在川陕苏区南边的杨森，害怕红军紧跟着打他，赶紧派要员送来亲笔信，
表示要与红军谈判，达成互不侵犯条约。



    张国焘回信同意派人与杨森谈判。



    谁知过了好几天，杨森却毫无动静。他在耍滑头，红军便准备动手打他了。



    就在开完前线黄石林军事工作会议的第二天，杨森派来了一位姓杨的参谋长和
一位姓何的副官长。据说参谋长是杨森的堂弟，副官长是他的内弟。随行的还有两
参谋和一小队卫兵。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杨森还特意让他们送来了一张田颂尧和
一张刘存厚防区的兵力分布图。



    张国焘决定，派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和总指挥部舒玉章副参谋长担任谈判
代表，次日前往巴中。



    傅钟建议，舒玉章是东北人，他虽是四川人，但老家在川南的舒永，对川北的
情况也不很熟悉，是否抽调一位既熟悉川北，又了解杨森部队情况的当地同志参加，
在谈判时可提供一些情况。



    张国焘同意。傅钟进而提出，最好由政治部共青团副书记吴尚德同志去，他过
去是川北地下党的交通员，对情况最为了解。



    张国焘说：“那就派他去吧。”



    傅钟说：“这个人我现在没法派，他被曾传六同志当‘改组派’抓起来了。小
吴是巴中县人，到团委之前是少共国际先锋团的，前期打田颂尧时受了伤，出院后
刚分到团委报到，就把他抓了。这是个红孩子嘛，能有什么问题。”



    张国焘说：“我给曾传六打个电话，叫他把人放了。”
 


百丈关前



    十一月十日，刘湘接到前线“南路告急，匪军大股有直趋成都之势”的告急电
报后，他对担任省府秘书长的邓汉祥说：“军情万分紧急，我亲赴前线，集中全部
兵力与赤匪血战，成败在此一役。”



    随后，刘湘火速调集的五十个旅，总兵力二十五万人相继赶到，投入了与红军
的这一场大决战。



    此役被国民党列入军史，大肆宣传，称为“百丈关大捷”。



    十九日，川军以十旅重兵，集中向百丈关反扑，并组织庞大民工抢修纵深配置
的碉堡群进行封锁。



    二十一日，两军在百丈关展开恶战，仅这一天，我三军、九军、三十一军相继
全部投入战斗，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红军像浪潮一样铺天盖地地向前滚滚涌去，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越
过了丢失的百丈关，攻下了黑竹关。



    但是，敌人的后备部队大量地投入了战斗，在督战队的驱赶下，又向我军前锋
发起了反扑。战至二十三日，红军虽经殊死抗击，仍顶不住敌人强大力量的压迫，
被迫收缩至百丈关一线坚守。



    张国焘向全体红军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命令，“临阵脱逃者杀，动摇军心者杀，
消极避敌者杀，见死不救者杀”。



    张国焘不仅下达了“四杀令”，还下令枪毙了一位团长。



    那是红五军团董振堂的一名部下。他的团已死伤了四分之三，子弹，手榴弹全
部打光，在敌人再次发起冲锋时，他下令放弃了阵地。



    坚守到二十四日上午，形势对我军更为不利，敌人更为强大的增援部队，尾随
中央红军入川的薛岳、李抱冰两支纵队源源不断地赶到了。他们在江西曾长期和中
央红军作战，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远比川军为高，再加上敌人不断有飞机从成都轮
番赶来助阵，在我军阵地上狂扔炸弹，红军处境，已岌岌可危。



    二十五日，由于许世友兵败峡口，张国焘被迫下令全军撤出战斗，退走天、芦。



    打败仗，在许世友的军事生涯中是极为少见的。对兵败峡口，许本人如此回忆
道：“百丈关会战中的峡口一仗，被薛岳吃掉了一个团。这是一个失利的战斗，对
这个战斗我是不负责任的，那是陈昌浩一手布置的。我历来没打过败仗，就是峡口
这一仗薛岳来了七个师，总部要我在峡口扼守。我要放五个团，陈昌浩同意放一个
团。他坚持己见，根本不考虑我的建议。我看争论已成僵局，只好服从命令。这个
败仗，陈昌浩要负责。”许世友快人快语，如同他的为人。



    然而，我们不妨事后假设一下，如果真的陈昌浩采纳了许世友的意见，在布置
兵力以御薛岳时，放的是五个团而不是一个团，结局又将如何呢？



    从决定整个战役胜负的军事力量来比较，敌人处于绝对优势，而且拥有强大的
后勤保障。局部的看峡口之战，针对许世友的一个团，薛岳第一次冲锋就投入了九
个团，红三十五团一下子就被敌人冲垮了。结果，团长、政委及团营两级主要干部
很快战死，全团战士最后全部牺牲。峡口一失，敌人蜂拥突入，红军防不胜防，阵
脚大乱。



    此战红军虽歼敌二万余，但红军的伤亡，竟在敌人一倍以上，使军队元气大伤。



    迫于无奈，张国焘只好放弃了那块看得见吃不着的肥肉——成都，退回到宝、
天、芦一带山区里避战求存，暂作补充和休整。



    而百丈关，更可视作张国焘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因为，他那带有孤注一掷性质
的南下方针犹如一个诱人的梦，在百丈关前破灭了。



    此时的蒋介石则是欣喜若狂，以为我军是江西红军和川北红军的全部，严令川
军各部与嫡系薛岳、李抱冰纵队乘胜挺进，务必将中国工农红军彻底消灭在宝、天、
芦一带，以彻底除掉心头之患。



    薛岳志在邀功，率部单骑突进。刚经百丈关苦战未及休整的我军被迫在天全与
其激战，不敌。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薛岳一鼓作气攻克了天全、芦山。十六日，
又打下宝兴。
 


流泪的夹金山



    张国焘终于尝到他亲手酿下的一杯杯苦酒了。那些胜利的捷报、雀跃的欢呼、
成群的俘虏、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似乎全都已经变成了破碎的气球，而前后相距的
时间，尚不到一百天。



    就在宝、天、芦被敌人占领后，红军开始执行张国焘制定的《康（定）、道
（孚）、炉（霍）战役计划》。



    实际上，这是一场已遭败绩的南下红军的全面大溃败。军事上连遭败绩的现实
像沉重的磨盘一样压在每一个红军指战员的心上。他们没有权利获知四方面军和一
方面军以及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分裂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却目睹了经受了失败，
而失败是任何谎言也掩饰不了的。



    就在夹金山脚下，一千多名好弟兄被张国焘下令丢下了！



    丢弃伤员的事，这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从张国焘开始。我军在鄂豫皖大溃败
时，霍邱城失陷邝继勋丢掉数百。柳林河血战，我军损失惨重，张国焘也只派专人
将脚踝中弹的陈赓师长秘密送往上海医治，其余两百多号伤员，被迫丢掉。西行途
中，一路征战，被丢掉的也为数不少。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写道：“最令我痛心的是，我不得不下令把受伤
的战士丢掉，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那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啊！”



    可是，我想任何一次丢弃伤员，都没有发生在夹金山脚下那一次那样惨痛。虽
然过去已经几十年了，可我每一想起，眼泪就控制不住地流……当时的场面，真是
太惨……太惨了。



    这上千名伤员都是在百丈关、宝、天、芦一带的战斗中负伤的。他们是最勇敢
的红军战士。可是，红军现在却要硬着心肠把他们丢下了。他们肯定会在毫无抵抗
能力的情况下全部落入残暴的敌人之手。



    没有一个伤员的精神承受得住如此沉重的打击！



    没有一个不是伤员的红军战士不被这种惨烈的现实所震撼！



    同时，所有的受伤的未受伤的红军指战员也都明白，这是必然的选择。



    当时的情况的确已经严峻到了极点，一方面，敌人的前卫部队正在和我军担任
掩护的九军战斗，激烈的枪炮声已清晰可闻。我军只有迅速翻过夹金山、党岭山进
入康定、道孚、炉霍地区才能摆脱强敌的追击。而高耸在眼前的夹金山，我们已经
来回翻越过两次了。此山海拔近五千米，山顶终年积雪。上山后冰天雪地，大雪纷
飞，风暴夹着成团的雪花、沙石猛兽般向我们扑来，不少战士连人带物被暴风雪卷
进了深涧，牺牲在这冰天雪地里。饥饿、严寒、疲劳、疾病一齐向我们袭来。在深
及膝盖的雪地中行军，我们冻得肿胀的脚像穿上铁鞋似的沉重难受，每迈出一步都
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样的艰难困苦，即便是身体强壮无病无伤的战士也难以承受，
把伤员抬上去，无异于将他们送进鬼门关，而且必然会有更多的红军战士陪着他们
死去。没有办法的事啊，这就是战争！已经开始登山的红军战士不忍离去。不断地
回头注视着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地上的一大片伤员，那是他们亲密无间的同志、
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啊！他们之间甚至有亲兄弟、亲父子、亲姐妹。



    王心兰就是在夹金山脚下和她姐姐王心诗分手的。心诗是妇女独立团的战士，
一路上背着个奶娃娃长征。在夹金山脚下，经组织动员返乡。心诗一路乞讨，回到
了老家清溪，从此在大巴山上当了一辈子农民。当时才１２岁的红军剧团最小的演
员心兰则是剧团里的郑开先叔叔把她背过了大雪山，才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郑
开先在甘肃会宁抢渡黄河时被敌机炸死了。解放后，王心兰一直不忘郑开先的救命
之恩，托了许多人打听他的家人消息，想给予帮助，可惜均无结果。



    我们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都流着眼泪，百般安慰伤员，尽量让他们安心，如敌人
有杀害伤员的行为，要他们团结起来据理力争。这种安慰是惟一能做的行为，而安
慰者与被安慰者全都明白，它又是完全没有用处的。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哭了，张
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也和战士们一样地流泪。数万名
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那是我何福圣今生今世永远也
忘不掉的场面！
 


张国焘轿夫头的故事



    在夹金山脚下生离死别的，其中还有一对父子。在长征途中，他们先后担任了
张国焘的轿夫头。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为朱德总司令写的那本著名的传记《伟大的道路》中说
：“张国焘是坐着轿子长征的。”



    这话不假，但是，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张国焘是躺在滑竿上长征的”。因为，
轿子是坐，滑竿是躺，躺在滑竿上比坐在轿子里舒服得多。两根碗口粗的长长的楠
竹抬杆一抛一落，人躺在凉椅上面颤颤悠悠，跟腾云驾雾一样，视线也比坐在轿子
里开阔，沿途景致，想看可随意地看，倦了，闭上眼睛，就悠然入睡。即使太阳再
毒，也晒不到，顶上的篷布往前一拉，便遮挡了阳光。



    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总部机关曾招募了大批力夫、轿夫。而分到我
手下归我直接领导，专门抬张国焘的，则是十六名来自南江县的轿夫。轿夫头叫刘
汉章。



    这十六个人全是专业轿夫，他们不仅有力气，而且更有技巧。行路时腰杆要挺
得直，脚动身子不动。换肩要不停步，不能让躺在滑竿上的人有颠簸感，随着起落
之势，抬杆一抛身子一侧就换过来了。行走时，前头出左脚，后头就必须出右脚，
同起同落，快慢一致，步步都要踩得上点子。所以抬滑竿的人必须找好“连手”，
否则坐滑竿的人躺在上面难受不说，抬的人也扯筋扯绊，又累又吃力，走不了多远
就累得趴下了。



    这个轿夫队归我管。每隔十天，我要去后勤部经理处领来八十块银元，按每个
轿夫５元的标准交给刘汉章。而刘汉章分发给轿夫们却有所区别，不搞平均主义。



    因为他们是专门抬张国焘的轿夫，生活也就比一般红军战士要好一些。宿营后，
他们经常去老百姓家中买只羊，或买条狗，宰了打牙祭。



    这十六个轿夫有两大特点，一是全都喝酒，二是全都抽鸦片。



    鸦片由我负责分发，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每次一人一粒，像绿豆般大小的熟
膏。瘾大的刚能过瘾，瘾小的抽不完。



    说起来很可笑，我一边分发鸦片膏给轿夫们抽，一边还得动员他们戒烟。可他
们吃了我发的戒烟丸照旧吞云吐雾，谁也没办法，因为不给他们鸦片抽，莫说让他
们抬张国焘、杨岳卿，连他们自己也得要人抬。



    杂谷脑遭空袭，刘汉章受了伤，炸弹碎片在他屁股上钻了一个洞，动不得了，
按照轿行的规矩，“世袭罔替”，就由崽哥承袭了轿夫头之职。



    当上轿夫头的崽哥很快便在轿夫中树立起了他的威望。那一年他才十八岁，已
长得牛高马壮，力气大，技术也好，还特别讲义气。



    崽哥也是这十五个轿夫中最有出息的一个，到甘孜整军时，所有随队西撤的苏
维埃干部、力夫全都被编入了红军，轿夫们也随之全部成了正式的红军战士，穿上
了军装，但不发枪。



    崽哥仍当轿夫头，他和他的一帮兄弟们把张国焘一直抬到了保安。
 



雪山脚下的小城



    一九三六年二月下旬，我们终于翻过夹金山、党岭山，到达丹巴，再由丹巴西
进，分头进入到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彻底甩掉了尾追之敌。



    总队纵队近千人马翻越了党岭山，下到山脚后，很快便进入了道孚县境内的龙
布沟。眼前是我从未见过的奇特景象，目力所及之处如同远古荒原一般寂静，难闻
鸡犬之声。就在这片对我们来说既陌生而又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地方，却突然出现了
许多冒着袅袅白气的河沟和小海子，在河沟和海子的边上，还凝聚着一堆堆雪白的
石灰质物体。一路走去，我们看到已经有不少官兵在水里泡上了。



    我上前用手在水里探了探，那水居然有些烫手。我兴奋地跑到滑竿前，大声报
告：“主席，那水好热啊，快下来洗个澡吧！”张国焘下了滑竿，四处看了看，说
：“这是温泉，我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上洗过，水里含有多种矿物质，还能治皮
肤病的。”我马上安排卫士们散开，布好警戒位置，然后，首长们就脱了衣服下水
去了。这时候，恰好康克清、李伯昭、何莲芝（董必武夫人）和红军剧团里的人从
山沟里钻出来了。



    我赶紧喊道：“嗨，嗨，女同志不要过来，这里有男同志在洗澡。”



    女战士们叽叽喳喳地叫开了。一会儿，女的全跑了，一窝蜂下到了远处的一个
海子里……



    我和卫士们也下水了，能在冰天雪地的党岭山脚下，突然泡进滚烫的水里，那
滋味，真是妙不可言。只可惜温泉能洗去征尘，却填不饱肚子，热水里多泡了一会
儿，肚子就饿得更是难受。正在洗澡的时候，担任前卫的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
李先念派通讯员快马赶来报告，喇嘛武装妄图阻截红军，已被击溃，红军已经攻占
道孚县城后山上的碉堡，进入了城内，被击溃的喇嘛武装则逃到了灵雀寺里。



    从温泉里爬起来，队伍一路都行走在布满乱石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温泉的河谷
沟汊地方，直到出了龙布沟，才踏上了一条好似公路的大道上。藏族通司说，这是
内地通向道孚的古驿道。



    二月二十八日晚上约十一时，总部机关才进了道孚县城。与此同时，红军的各
路部队也分别进占了道孚县境内的泰宁、玉科、扎则、瓦日等地。



    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大汉族主人的统治和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的煽动下，
民族隔阂很深，汉藏之间经常发生械斗。汉人把藏民大都赶到山上聚居，城镇及山
下的平坝地区则为汉人所占。



    在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南京政府委派道孚灵雀寺的堪布（主持人）诺那活佛
为“康藏宣慰使”，企图利用他的影响和势力，一可剪除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的刘
文辉的地方政权机构，二可组织封建武装堵截红军。诺那活佛去康定拿着委任状，
捧着大印回到道孚，即设下一计，柬请刘文辉任命的道孚县长胡人纪和刘文辉的二
十四军二十一团驻道孚的官长罗玉龙，前往灵雀寺赴宴。等酒过三巡，诺那活佛掷
杯为号，埋伏在两侧厢房里的喇嘛一拥而出，将文武官长擒获，随即以“国民政府
康藏宣慰使”的身份，宣布将诸官撤职，然后再将部队缴械，官兵一律遣散。



    鉴于道孚城中汉民居多，诺那又另委任一汉族商人熊起为县长，重新招募兵勇，
组编军队。经此事变，道孚县城顿时陷入混乱之中，诺那活佛委任的县长和新编的
军队没有正常的经费及粮饷来源，只得强迫向人民摊派，听说红军已到雪山那边的
宝兴、天全的消息后，诺那活佛一方面在全县境内强行征派“乌拉”，集中在县城
后山修筑了一座大碉堡，另一方面积极地组织各地反动喇嘛武装，准备与红军为敌，
还大肆造谣诬蔑“红军杀人放火，男人逮到就宰，女人逮到就奸，小孩逮到就煮来
吃，见了穿红衣服的（喇嘛）就砍脑壳”。老百姓害怕，大都躲到山上去了。但是，
面对空房空屋，红军仍然严守纪律，未经主人允许，不准擅自进屋借宿。当夜，官
兵们全都在屋檐下、空坝上露天宿营。



    天亮后，红军的政工干部分头找群众做工作。留在家里的藏族群众见红军秋毫
无犯，不少人便同红军干部们一起到附近的山上去动员老百姓回家。



    张国焘总部首长则住进了国民党的县政府。



    就在红军进驻道孚的第二天，灵雀寺的堪布诺那活佛却派出敢死队，在该寺四
大根巴（大喇嘛）的指挥下，手持武器冲上后山，妄图夺回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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