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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ragon (猎鹰), 信区: Green
标  题: 孙子的厄运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0年07月10日14:20:13 星期一), 站内信件

孙子的厄运
《孙子兵法》为中国第一兵书圣典（甚至说是世界第一兵书圣典亦不为过），是伟大的
中华文化的瑰宝，可以说，如果没有《孙子兵法》，就没有中国自己的兵学，甚至可以
说没有《孙子兵法》中华文化就是残缺的，不完整的。现在，我们都为拥有《孙子兵法
》而为我们的民族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这部伟大的兵书圣典在宋至清的千年间，却
遭受了空前的也许是绝后的厄运，它遭受了理学家们尖锐的抨击，在孙子蒙尘的同时，
也正是我们民族蒙难之际，仅仅从“孙子蒙难记”这一条线索，就可以使 我们对历史有
一个更明晰的认知和反思，也为我所说的“理学是精神太监学，理学家们是以朱熹为首
的太监犯罪集团”的观点提供了又一项证据。
且看理学家是如何抨击孙子的：
中国兵学以权谋为第一特征，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与西方兵学以百战百胜为
最高境界，嗜勇杀伐的风格大异其趣。应该说，孙子的杈诈之术是建立在严肃的“慎战
论”基础之上的。这一点，曹操是深得要领的，这位伟大的军事家在《孙子序》中说，
“人故杀人，杀之可也，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圣人之用兵，蕺时而
动，不得以而用之”，对于权诈和“慎战论”的结合，曹操用了八个字“审计重举，明
画深图”。
盛唐之时，即使是文人骚客也对孙子崇敬有加，尊之为武经，“白居易曾称一位官吏是
早习武经，累从军职” 杜牧也有诗云：周孔传文教，萧曹授武经……杜牧曾注《孙子》
,其序中有言：”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几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
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正是唐人已经具有一定的兵
学经典意识，唐朝皇帝才经常有意无意地拿孙吴兵法作为衡量一个将领是否知兵的标准
”（皮明军《关注与超越》，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出自该书）
至赵宋 ，朝廷编撰以《孙子》为首的五经七书，表面上看，孙子的地位隆盛极了，但理
学家们却从思想意识上对孙子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士 大夫对《七书》的责难，集中在兵
家的权谋诡诈理论方面，他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权谋理论对儒家仁义准则的违背。北宋
末南宋初，以苏轼`陈师 道 叶适等 人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学士，纷纷著文立说，对以《
孙子》为首的《七书》中的诡诈理论群起而攻之。苏轼谓《孙子》中的诡道 为乱世之道
，只能使 “天下纷纷乎如鸟兽之相搏，婴儿之相击，强者伤，弱者废。陈师道 公开称
：“孙吴之书，盗术也。”叶适更称：“非诈不为兵，盖自孙武始。”就连称誉《孙子
》为兵家“宝鉴”的戴溪，也没忘记指出孙武的十三篇“有余于权谋，而不足于仁义。
”
这些士 大夫对赵宋武事不举，屡战屡败，国威扫地，军威无存，山河破碎，百姓流离为
雏狗视而不见，倒是铆足了劲向〈孙子〉开火，实为举仁义之旗，行自虐之实，不得不
使 人想起，商鞅的“六虱“之说，只是这时的虱子比之原始儒家的虱子更疯狂，更歇斯
底里罢了。
宋儒如此，明儒、清儒更是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 ，比之前辈 更加自觉地自虐自阉
“明士大夫对《七书》权谋理论的攻讦亦非常猛烈。明人谓《孙子 》“舍正务奇，背 
义任诈，乃战国相倾之说，止于强霸，不如王道”；或称《七书》“间出幻化，即不尽
轨于正义“。清初芮长恤对宋郑友贤将《孙子》与《论语》，《易》并列，而置于〈孟
子〉，〈荀子〉之上大为不满，情绪颇为激动。汪绂称〈孙子〉等知权之制胜，而不及
国家之本，说它”谲而匪正，机诈悉矣”。魏源在〈圣武记〉中表示同意明俞大猷的说
法，认为“孙吴之书，可行于权谲时代，非王者一统所以制四夷，诸 奸宄之法 ”
其实，孙子的恶厄运还远非停留在仅仅被理学家用仁义的福尔马林浸泡上，更为可怕的
是将这样一部博大精深，内蕴旨远的兵学圣典加以实质性的阉割——八股化，格式化，
套路化。仅以清代为例，武闱试题根本不是考察应试者对《孙子》的实质性领悟，不仅
考题是固定的，连答案也是固定的“且答卷的篇幅有限，除去前后套语，正文长不过20
0字上下，答卷是不会有新思想和新理论的。因此，有关孙子学的著作也就有不以发展和
创新为趣旨，而是停留在一般的疏义、讲旨的层面上。”
如果说在1840年以前，孙子蒙此厄运尚可找出种种说相和托辞，在洋人叩关，民族灾难
日益深重之时，士 大夫们面对血淋淋的事实仍然不肯睁开眼睛，继续哼唱着千年迷梦：

“旧的观念的延续，对中国近代军事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程度各不相同的影响。其中
，最为严重的是它使得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缺乏一种全社会的积极的进取精神。有人说，
中国人是被 轰出中世纪的。也有人说，中国的军事近代化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给逼出
来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变革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的非正常现象，关键就在于当时的军
事近代化变革者未能对传统的封建军事文化中的消极面进行改造，因而也未能让全社会
都 来关心军事近代化，尤其是未能激发起近代军人参与变革的激情。也就是说，未能形
成军事近代化的强大的社会动力。
具体说来，以顽固派为代表的大批的封建官绅崇尚道德治国，道德治军。他们认为，“
国之存亡在德不在强”，并以孔子的“能治其国，谁敢侮之”的话为依据，声称此即系
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在分析对外战争时，往往论理不论势，以为理当战就一定要战
，且一定会战胜，“仁义之师 必胜”。张佩纶在中法战争时曾经说过：‘倭，法残人之
宗，夷人之祀，虐用其民。我以仁义之道 ，行壮直之师，兴灭继绝，其理亦可以一战。
由于这种思想观念横贯心中，他们始终坚持认为中国人的最大优势在道德礼义。”
“曾国藩，李鸿章等 人虽然自己亲自组建 军队，亲自统兵作战，但他们从未将自己视
为清军官兵中的一分子。他们是道德的化身，在心理上永远也不会与暴力的化身混为一
同的，正如暴力在价值判断上难和道德相提并论一样。”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更深的体会钱穆的“国家是精神的产物”的论断是有其根据，如果
我们说“孔子著〈春秋〉时，以郑伯克段于鄢”的所谓春秋笔法，开历史学用伦理价值
尺度评价战争之先河”还有某种合理性，那发展到清儒已成了滔天浊浪，：“它可以接
受道德上的巨人，军事上的侏儒，但决不接受军事上的巨人，道德上的侏儒。它排斥伦
理之外的一切价值判断，从而导致史学家们陷于伦理的陷阱中，无法全方位地观察战争
。”（倪乐雄《战争与传统文化》）
可以说，孙子的最后一个厄运是由晚清大儒张之洞完成的，这位熟悉西学，力行洋务，
声名鼎赫的清流领袖，在他的著名的〈劝学篇〉中，给青年人开的〈书目答问〉中，竟
把〈孙子〉这样的煌煌巨著存而不论！
真正结束了〈孙子〉厄运的是甲午战败---以一个前古未有的、巨大深重的民族厄运的代
价换来的——不过这代价太大了一点、太惨重、太沉痛了一点。甲午战败后，喋喋不休
了千余年的理学家们张口结舌，陷入了失语状态，在理学的废墟上，我们的民族终于出
现了新的呐喊，不仅〈孙子〉受到了重视，更进一步呼唤民族的尚武精神，“魂兮归来
，吾祖国之魂兮，盍归乎来！”一批年轻的将领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精神者，军人
之生命”“强权之势，非尚武不足以立国，”因此他们极力鼓荡尚武主义，主张全社会
都来推崇武力，铸造新的国魂。在他们看来，国家的最大的武力就蕴藏在民众的尚武素
质之中”
真正结束了《孙子》厄运的是毛泽东，真正领悟了孙子权谋之学，又兼具尚武精神，而
扫荡理学千年颓废之风，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毛泽东的军队是勇士们的军队，毛泽
东的兵学著作绝非源于马列，而是中华文化自身的逻辑发展，亦是中华文化兵学复兴的
发端。我们的民族将永远以有孙子这样伟大的理论家和毛泽东这样伟大的实践者而深感
自尊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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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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