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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再谈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序言)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Wed May 8 13:52:58 2002) , 转信
再谈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序言)
一、序言
本人文章《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自前年8月在某军事论坛上发表以来,引起了较热烈的
讨论,本人也就相关问题予以集中回答。近日偶然获知网上对我文章反驳的帖子铺天盖地
,并以我之“哑口无言”而洋洋得意;又我寄予厚望的军事科学出版社的5卷本宏篇巨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一批军史巨著令我大失所望,却居然宣称代表了我国军史研究的最
高水平;加上近日网上对抗日战争的讨论日益热烈,遂促使我再次提笔,以期进行正常的
学术讨论,澄清一些疑点,并就一些深层次的思考就教于方家。
《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一文的主要观点,我早在十年前就已形成,但认为以自己门外
汉的水平,专业史家肯定更为高明,岂敢班门弄斧。但十年下来渐觉不对劲,有关抗日战
争的书籍和文章多则多矣,但形而上学之观点十分突出,集中表现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
被拔高(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和战胜日本的主要力量)和国民党正面战场作用被过分
夸大(所谓抗击中国战场日军的主力,一次会战就毙伤日军数万乃至二十余万等)。一次
次失望后,我终于提笔发出了《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等“战争三部曲”,与网友交流
心得,不料却遭“封杀”之厄运。
但该文还是被部分网友转载,以致竟化名为“社科院研究员张忠义秘密研究报告”。本人
并非专业研究人员,从事的工作与历史研究也毫无关系,与广大网友一样,只是普通的军
史爱好者,只能在工作繁重之余挤出时间翻翻史书,不过偶有心得而已。从网友回复看,
不赞成者居大多数,可惜意气用事者多,客观探讨者少,真正以史料进行驳斥者,只有《
疑义相与析》等少数几篇。因此本文也集中就该文之疑问进行回复。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有关史书可用“汗牛充栋”形容,按道理这么多
年研究,早应形成共识,没多少研究余地了。但是且慢。由于各国史家观点之不同甚至偏
见,对同一事件之认识仍有大相径庭之处。从战败国看,有德国的为希特勒翻案(新纳粹
兴起)以及日本否定侵略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从战胜国看,有美国、苏联都自称对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有“决定性作用论”等。但世界研究“二战”的主流史学中,一个重大
缺陷就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地位和研究的忽略,洋洋洒洒的二战巨著中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
,不是寥寥数言就是甚至根本不提,其观点、史料也充斥谬误。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我
国史学界痛感必须改变现状,重新确立中国抗日战争的正确地位,以正视听,并确立中国
军事史学研究在世界的应有地位,因此为之进行了锲而不舍的努力。遗憾的是,由于指导
思想的偏差以及方法论上的不当,二十年来我国二战和抗战史研究看似热闹,实际上一直
没有取得真正的突破,形而上学之史观反有愈演愈烈之势,结果不但没有赢得应有之地位
,反而损害了我国军史研究之形象。
集中表现在抗日战争研究上,就是对中国抗战地位认识的矫枉过正,片面夸大中国战场的
作用,如上述的“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和歼灭日军主力、战胜日本的主要力量”等论
断;还有就是为宣扬所谓大量歼灭日军的战果,从国民党档案史料和台湾出版的有关书籍
中无鉴别地摘取资料,大肆宣扬国民党军正面战场抗战的“辉煌战果”并津津乐道。
要分析上述观点存在的原因和为何不正确,就牵涉到历史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历史研
究应遵循什么理论指导和怎样运用史料?如果如胡适所说历史研究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的实用主义史学观的话,那也就无话可说,大家各自按照自己喜好对历史涂脂抹粉好了
。但历史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当今世界各国都有历史研究机构,大
学普遍设有历史系,都说明历史研究是有规律可循的科学。是科学就有它自己科学的理论
和方法论,我们正确运用之,就能无限逼近历史的真相(当然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相
反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历史真相也会得到歪曲的反映。
历史研究包括军史研究无非包括两大块,一是历史观,二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就中国抗日
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而言,中国史学界的“中国对战胜日本起了决定性作用”和日本右翼史
学家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属于前一层次,至于战争如何进行和哪场战役死了多少人、
损失了多少武器则属于后一层次。前者太大,本文着重探讨后者。
什么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资料?就文字记载而言,每一个专业人士都会说:“档案”。除非
时光倒流,否则档案就是我们研究历史、探讨真相的首要基础。回忆录等史料虽然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但就史料价值而言就次于档案了。但是军史研究要记住一个大原则,即:
“每一国的档案只有在记载其自己军队行动方面才具有头等意义”。因为一般来说战争档
案记载自己一方的资料是相对准确的,但记载敌方的资料就多属当时的推断,只有参考意
义。只有将交战双方的档案会聚一起,才能拼出一场战争或战役的完整画面。这也是军史
研究的基石。否认这一点,军史研究就无从谈起。这个道理正如要研究中共党史就必须主
要依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档案而不是台湾国民党的档案一样浅显。
但是要得到敌国的档案是十分困难和罕见的,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却有着罕见的机
遇,那就是战败国的档案,无论德国的或日本的,大多被盟国完整缴获(多数被美国拍成
缩微胶卷后退回)。如日本战时大本营的机要记录虽然在战争末期被下令销毁,但一部分
仍被执行的军官“象做小偷一样”保留了下来。这一方面既使二战研究有了可遇不可求的
得天独厚的条件(不必象研究古代史一样为了挖掘一点史料而皓首穷经),也使战败国的
历史研究无法伪造、隐瞒史料。因为一般来说,战胜者需要掩饰的较战败者为少。
二战研究中,美英、德国等西方国家和日本史学家依据双方的档案资料,撰写了丰富的史
书,可以说二战中西欧、大西洋战场和太平洋战争的具体研究已基本定型。权威的14卷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军作战史》的作者莫里森教授深有感触的一点就是:“眼见不一
定为实”。他作为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亲身参加的一场海战中,亲眼目睹了“两艘日本军舰
燃烧、沉没”,但通过战后查阅日军档案,发现真相是“一艘日本军舰断成两段后燃烧、
沉没”。这对莫里森触动极大,因此他仔细对照双方档案的细节,严谨地撰写出14卷本的
巨著,从而赢得了世界性声誉。
战后日本军史研究官方主要机构是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在防卫研究所西面小楼内有
一个独具特色的军事历史图书馆,其前身是卫生福利部的战争史办公室,主要收藏有自日
本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868~1945)期间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军事图书和档案
资料,包括各种作战命令、电报、参谋作战日志、军用地图和军事图书等实物资料。二战
结束后,美国从1956年开始将部分从日本缴获并带回美国的日军档案资料交还给日本,它
们被保存在防卫研究所的军事历史图书馆内。该馆陆续回收不少散落世界各地的日军档案
资料,目前该馆共存有日本陆军档案资料81000余卷,日本海军档案资料31200余卷。日本
军史专家主要依据这些本国的档案资料,撰写了许多巨著,尤以战史室编写的102卷《战史
丛书》、芙蓉书房出版的近70卷《昭和军事史丛书》等最有价值,是有关二战中日本军事
战略和军事行动的权威史料,也得到国际史学界的肯定。1979年世界军事史学会会长霍斯
兰德评价说:“日本的军事史学会具有非常高的水平”(日本:《军事史学》,15卷,第
3号,7页)。
相反整个二战研究一直存在有“盲点”,例如苏联卫国战争史。由于战后苏联一直不开放
档案,出版的有关卫国战争书籍提到苏军失利的战役都轻描淡写,对己方的伤亡数字更是
讳莫如深,对德军的记载也只根据己方的资料而不引用德国档案和研究著作,这在70年代
12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最为典型。不过苏联解体后大批历史资料终于公开,一
批高质量军史著作终于问世,代表作有克利沃舍耶夫的《新解密材料:苏联武装力量在历
次战争、战斗和军事冲突中的损失》(1993年莫斯科版)等,从而使二战东线战局的全貌
终于显现。近期Mars网友依据俄罗斯新解密材料和德国等西方国家的档案、书籍在网上发
表的《东线战役系列》,得到了广泛好评。
改革开放后,我国军史学界既有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理论为基础,又承载中国史学的深厚
传统,依据东西方丰富的史料,完全可以写出一部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二战巨著来。
但事与愿违,我国二战史著作,长期未能摆脱“苏联史观”的影响,对二战的整体把握和
叙述,基本上成了苏联70年代12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缩微版”,缺乏自己独到
的见解。其实,客观地比较各国史料,加上深厚的专业修养和扎实的外文功底,我国军史
界早就有一批高水平的专家,例如研究解放军战史的权威、国防大学的徐焰教授,对二战
苏联军事战略思想有深刻研究的余伟民同志,对德意志军事思想(包括二战德军军事思想
)有深入阐述的军事科学院的戴耀先同志,还有对日本侵华战略研究颇有心得的北京大学
徐勇同志,以及对二战海战有精深研究的宋宜昌、何京柱、赵振愚、翁赛飞等诸同志。他
们在各自的领域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集合他们完全可以写出一部为中国军史界真正赢
得应有地位的二战巨著。可惜,他们的研究在我国并未进入主流。充斥坊间的,大多是一
批四平八稳、呆滞呆板、味同嚼蜡的剪刀加浆糊作品。
在抗日战争研究领域,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先入为主”,即一切为了证明“中国战场是抗
击日本法西斯的亚太主战场、牵制和消灭了日军主力”服务,就是先有观点,后找论据,
结果出现了千奇百怪的种种论据和数据,其中颇有偷龙转凤、鱼目混珠嫌疑;对日军的行
动和损失,也“以我为主”,根本不与日本史料核对,自说自话(我在后面详细列举)。
因此中国抗战史研究是戴上了“紧箍咒”,谁要是越雷池半步就必遭打压,这就是中国抗
战研究始终无法突破的根本所在。另外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二者的
互动关系就研究日本如何战败极为重要,但我国史学界基本上割裂了两者关系,片面强调
前者的地位,结果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研究出现“两张皮”问题,这一根本问题也长
期没有解决。
因此中日两国的二战研究就出现了怪圈,日本因其具体的战史研究得到国际主流史学界肯
定而洋洋得意,进而大肆散布否定侵略和屠杀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东方民族解放
者论”、“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中国虽然对“南京大屠杀”、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和细
菌战等侵华日军罪行作了大量艰苦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有力证据,但由于二战和抗战整体
研究水平低、没有遵循基本的历史研究原则(连最简单的档案对比也不做),结果得不到
国际主流史学界的肯定,因此我国关于侵华日军罪行的控述始终在国际上声音微弱。最后
,我国的二战和抗战研究只能是关起门来孤芳自赏。
本文就抗日战争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除了探究历史真相外,目的还在于揭示我国
文化和民族性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八年抗战无法战胜日本,除了国力和具体的战略战术外
,有没有传统文化糟粕的积淀这一因素?鲁迅关于国民性的研究,我们究竟认真对待了没
有?纵观历史,我国抗战研究中出现的“精神胜利法”,倒是承载了历史的包袱。有宋以
降,中原正统遭受北方游牧民族欺侮的多,官方和民间人士不从体制上找问题,一味以虚
幻麻醉人民。杨业本是一普通将领,只有两个儿子,北宋对辽也输多赢少,但说书人却幻
化出“杨家将”七郎八虎(还有八姐九妹)大战辽兵,甚至什么“十二寡妇征西”,“穆
桂英大破天门阵”,最后打破幽州逼死萧太后,真是扬眉吐气!其实自从北宋初两次攻打
幽州惨败后宋军连幽州的影都望不到。然而更离奇的是《说岳全传》中南宋的岳家军最后
直捣黄龙府,“笑死牛皋气死兀术”,实际南宋军连黄河也过不了,这厢却飞到东北去了
!即使岳飞此人事迹,也疑点颇多,其北伐多数时间,是和刘豫的伪齐作战,收复襄阳的
大捷也在此期间,此外就是镇压洞庭湖的杨幺起义,这些史实确凿无疑,但无非说明岳飞
“内战内行”。至于其唯一与金军作战的大捷,也就是堰城之战,情形是十分可疑的。其
最早记载,是岳飞孙子岳坷编写的《鄂王行实纪年》以及随后的《金陀粹编》等,成书已
是在岳飞死后60-80年,奇怪的是之前整个宋朝居然没有关于堰城之战的丝毫记载!早期
秦桧的压制固是原因,但秦桧死后数十年岳飞早已“平反”,但此时无论官方和民间也无
堰城之战的任何记载。据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考证,岳坷除无限美化其先人外,堰城之战
情形大多系抄袭之前的顺昌之战战况,其余则为虚构,其大肆渲染的岳飞以长斧、麻札刀
大破金军披铁甲、三马连环而进的“拐子马”,其实就是普通的两翼骑兵,完全是张冠李
戴。何况金军中,相当一部分是“河北签军”(伪军)。至于兀术哀叹“我自起兵以来未
尝此败”、“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朱仙镇“岳少保以五百骑破我十万骑兵”等,完全是
毫无根据的编造(以上参见《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种种类似
的演义、说书,在明朝中后期达到顶峰,但也只能麻醉自己而已,改变不了土木堡之变皇
帝被擒、最后大明也亡于辫子军的事实。如果当前中国的抗战研究始终坚持“中国最终逼
得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杨家将”、“岳家军”史观,那就谈不上真正的历史研究态度。
我的《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一文只有1万字,只是骨架似的概述,原希望引导大家思考
并有针对性地查资料以对照,产生自己的心得,而不是全面代替网友研究、思考。但有人
指责我的资料来源,我这里就将部分资料来源公开,为方便网友查阅大多为中文资料,尽
量不引用日文资料(也有部分)。部分大众化随手可得的资料就不一一列举了。出于网友
理解的原因,我也保留了部分资料来源。这次发表的文章,可以视为是《八年抗战中国并
未取胜》的扩大版。
以上这篇序言绝非多余,实际上阐明了我正文的依据所在,否则如果不按历史科学规律开
展研究、各自“打扮小姑娘”的话,我们就不能真正地吸取历史教训。回忆过去并不是为
了沉湎过去,而在于用宝贵的历史财富指导我们的今天和未来。本文总结的中国八年抗战
战胜不了日军以及二战日本如何战败的教训,相信对我们今天的国家战略、军队建设的方
向乃至民族精神建构等,仍然有着现实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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