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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天津发现日军“杀人工厂” 刑罚手段惨无人道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Sep 19 14:08:59 2002) , 转信

昨天，天津市河东区政协原秘书长姚士馨老先生的三女儿姚今丽找到本报记者，称其父生
前曾指证，日军当年在天津设立“杀人工厂”，迫害抗日志士。据介绍，姚士馨老先生是
当年少数几个在“杀人工厂”中幸免于难的爱国人士。

　　他从1937年11月底至1938年冬，在占领天津的日本宪兵队关押了一年多时间，受尽非
 
人折磨，并落下终身残疾。姚今丽含泪向记者讲述了她自小从父亲那里听到的故事。

　　日军狼行二姐夭亡

　　1937年11月的一个夜晚，伸手不见五指，父母带着我的两个姐姐住在旧特一区三义庄
，也就是现在的河西区南昌路附近。忽然，从院墙外翻进来20多个日本宪兵，他们不由分
说将父亲五花大绑起来。灭绝人性的日本宪兵从母亲怀里一把将刚满周岁的二姐抢过去，
狠狠地摔在地上。可怜的二姐仅是闷哼了一声，当即夭折。父亲被几个日本宪兵强行架走
。

　　历尽酷刑备受折磨

　　父亲那时是学校的教员，时常油印和散发进步文章，后被人出卖随即被捕。据父亲后
来回忆，他被带走后，先押送到了设在原日租界伏见街的日本宪兵队审讯室（即今天的万
全道与陕西路交口）。从那一刻起，父亲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非人生活。

　　父亲被带入审讯室后，宪兵使用各种刑具对他进行拷打，但看到从他口中挖不出什么
，便把父亲送到了位于香取街（即今天的和平区林西路）“水牢”里。

　　水牢黑狱险遭毒手

　　“水牢”是一座终年浸泡在腥臭污水中的地下室，其中分割为5间大小不一的牢房。父
亲被送来时，发着高烧、尚未恢复知觉。父亲双腿溃烂，裤子被脓水烂肉粘在腿上。幸亏
难友脱下身上的小棉袄给父亲，还帮喂食喂水，才使父亲慢慢醒转过来。

　　一天晚上，父亲所在牢房的“犯人”全被蒙了头、钉上脚铐拉到野外。一阵枪响过，
父亲又被安然无恙地拉回了牢房。后来父亲得知，有汉奸到监狱里卧底。汉奸暗中通报日
本人，把和汉奸发生冲突的人全都给杀了，而父亲则是被拉去陪绑的。

　　大难不死逃出魔窟

　　从1937年11月底至1938年冬，父亲已被日本人囚禁了一年 。一晚，一个日本军曹走进
牢房， 面无表情地说：“今天放你的假，回家看看，有事我们再找你。”说罢，打开一扇
小铁门，将父亲推到了街上。这时父亲才明白过来，他侥幸逃生了。父亲拖着伤残的身子
，天亮才爬到家。

　　 “杀人工厂”刑罚揭秘

　　姚今丽听父亲说过，宪兵队的刑具和行刑手段都很多。犯人过一次堂不知要昏死多少
回，80％无法生还。

　　灌水 灌水的刑罚是过堂中经常使用的。行刑者把“犯人”缚在一条长凳上，再把长凳
一边垫高，脸部正对着一个大水龙头。然后打开水龙头，把“犯人”头部淹在喷出的水里
，强迫其喝水直到昏死过去。

　　跪铁三角 “跪铁三角”是让“犯人”跪在一段三角铁上，膝盖最敏感处正好压在三角
铁的棱角上。“犯人”手举一个木凳，并在凳子上放一只装满水的碗，如果水洒出来一点
，日本宪兵就要用鞭子抽打。

　　电刑 行刑者把电线绕到“犯人”胳膊上，另一端通到手摇静电发电器上。一个宪兵用
力摇动发电机的摇把，将电流通到人体上。这时的感觉好像是一件钢铁衣服穿在身上，心
脏好像被一只铁手紧紧攥住，不久人就昏过去了。

　　人体粉碎机 曾有传言说，日军在天津期间制造一种“人体粉碎机”，形状类似于磨盘
，不同的是其为钢制。在“人体粉碎机”上有一个半人高的斗，把人放入斗里，磨成血水
肉泥。还有的传言称，“人体粉碎机”其实就是一个放大了的绞肉机，用电力驱动把人绞
成肉酱。据说，当年“海河浮尸案”的受害者就是因为参与建筑了这个杀人的“工厂”而
被日军杀害的。对此，天津史学界人士认为这种东西存在的可能性不大，但传言不一定是
虚言。

　　滚笼 政协文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方兆麟认为，“人体粉碎机”的可信程度相当低， 
最有可能的是他在沈阳“九·一八纪念馆”中见过的一种名为“滚笼”的刑具。这种刑具
约一人高，边条全部是用铁片制成，呈大竹笼状，有一个活动的顶盖。每条边条上都密密
麻麻地钉满了约15厘米长的铁钉，把人放进去后，“滚笼”一滚动，受刑者必死无疑。

　　“杀人工厂”到底在哪？

　　记者来到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想从这里查找有关“杀人工厂”的资料
，当该室主任方兆麟听说记者的目的后，对记者说：“‘杀人工厂’的地址可能有出入。
据我了解 ，应该是现在的百货大楼新厦附近的日本宪兵队在天津设立的宪兵队监狱。同时
包括了日军其它几个宪兵队的监狱、拘留室，如在现在建设路74号、林西路、多伦道与新
华路交口等地的中小型监狱以及陕西路万全道交口的秘密审讯点等。”

　　他接着说：“据目前已知的资料记载以及一些曾经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老同志们说，在
百姓中流传的‘杀人工厂’最有可能的就是日本宪兵队花园分队，当时的驻地就是现在的
八一礼堂附近”。据方主任介绍，根据以前的资料，花园日本宪兵队门口不挂队牌，只有
一名武装日本兵持枪站岗，行人无不避而远之，里面有各种牢房和刑具。拘留所中有一种
水牢，凡是用尽了各种酷刑依然不肯屈服的爱国人士，便被投入水牢，使下身长期泡在水
中。所以最可能成为‘杀人工厂’的就是宪兵队的这些魔窟。”

　　耄耋老人指证日本魔窟 津城确有日军“杀人工厂”

　　昨天，记者得到线索，天津一位名叫周恩玉的87岁老人，是目前健在的、曾经在日本
宪兵队“杀人工厂”里呆过的惟一幸存者。一见到记者，老人就肯定地表态：“天津在日
占时期确实有杀人工厂，当时日本宪兵队的监狱就是杀人工厂，我被抓进去过，亲身经历
了在这个魔窟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我要把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犯下的罪行告诉后人。”

　　据老人介绍，他是1938年被当时的日本宪兵旧城厢宪兵队（又名东马路宪兵队）投入
“杀人工厂”——日本宪兵队监狱的。“就因为生意上的事得罪了日本人，所以就随便给
我加了个罪名抓了进去。沦陷时期日本宪兵抓人是常有的事，只要认为你有问题就会把你
抓进宪兵队监狱，一旦进去了，十有八九不能活着回来。”据记载，东马路宪兵分队当时
管辖的是天津的繁华地带，商店林立，人烟稠密，管界面积较大。当时的队长是一个名叫
井尾的日军少佐（相当于少校），此人是个中国通，能说流利的中国话，与投机倒把分子
往来甚多，无辜商民遭受他迫害者极多。

　　老人说：“在宪兵队里，最普通的就是用打火机烧烤皮肤，再重一点就是背口袋，几
个宪兵把人像口袋一样背着摔来摔出，直到昏死过去。他们还把我撂在一块2米长、1米宽
、4个角钉、中间有个牛皮环的板子上，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刑具叫‘好汉架子’，几个施刑
人轮番举起鞭子抽打我，直到他们打累了，打得我血肉模糊才停手。等我醒来，他们又用
木刀再次殴打我，后来见问不出什么东西，竟然拔出一把真的东洋刀刺进我的腹部，我一
下子昏死过去。再次醒来时，我已经躺在街道上，原来，日本兵以为我已死去，随便把我
扔在了外面。”

　　周恩玉老人的说法在天津历史博物馆干部魏伟处也得到了印证。据他介绍，现在的解
放军二七二医院就是当时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日本宪兵司令部。据他回忆，20世纪70年
代，当时二七二医院附近还没有进行大规模改造，在医院的一个角落里曾有个日军建立的
宪兵队监狱和一座炮楼，他当时还小， 经常到那里去玩儿。老人们告诉他那里原来是日本
人的监狱，过去进到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没有活着出来，被称为“杀人工厂”，而且里面就
放有传说中的“人体粉碎机”。他说，据传这台专门用来杀人的机器一端有一根大管子直
接通向当时的墙子河，人体被粉碎后的碎块就是通过这根管子流向河里。当时，天津市警
备司令部还派出解放军战士对这个地区进行了重新布置和整修，打算建成一个爱国主义教
育区，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现。本报记者 王志辉

　　看守罪证五十年：记者专访日军侵华遗址守护人

　　在连续几天的寻访中，记者又得到消息：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在日军东马路宪兵分队
旧址一直住了半个世纪，她将日军侵华的证据整整看守了50年。

　　昨天，记者在现位于东马路的中央制药二厂见到了韩老太太。“我今年已经70多岁了
，这座房子里，有我50年的记忆。这里的一切我都十分熟悉。这些年天津发展太快，周围
环境几经变换，不过这里的建筑一直没有什么大的改动。”韩奶奶操着略带山东口音的津
腔，向记者道出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1949年，她跟着解放军进入天津，当时还是20多岁的姑娘，进入天津后曾在别的地方
住过一段时间，1953年，她任书店经理的时候，就搬进了东马路这个建筑，从未想到，这
一住就是将近50年，也从未想到，她守护了这座刻满了日军累累罪行的见证将近50年。

　　从大院的拱门开始，韩奶奶像导游一样为记者讲起了过去的故事。“其实，这个大院
子下面是一个地下室，地下室的大部分可能是水牢。”

　　韩奶奶带着记者绕到正面一座二层办公楼的右侧，指着那青草葱葱、鲜花盛开的花坛
说，“以前，这就是地下入口，早已经被封死。现在下面应该还是空的，当时封死入口时
并没有把地下的房间填死。”据老人们讲，日军还有一部分刑房，她估计也是在地下室。
韩奶奶告诉记者，以前在大院的前后围墙上还能看到一个个装着铁栏杆的小窗口。

　　“那座二层的办公楼在60年前还仅是一大间平房，作为日军军官的俱乐部。我的家就
在俱乐部的左侧，是原先的拘押室，刚搬进来的时候，房子没有屋顶，据老人们说，那是
怕犯人上吊自杀。”拘押室由坚硬的水泥板构成，屋内污泥遍布，韩奶奶入住之前将屋子
彻底翻修一遍，青砖铺地，红瓦加顶，才像一间能住人的房子。

　　这间屋子里，留有日军太多的罪恶，她希望这间屋子能够永远地保留下来，成为历史
无法磨灭的一部分。本报记者 王志辉

　　青报声音

　　一个年轮一般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日子，一个流着泪、滴着血、聚集着激愤、储
蓄着自强的日子。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
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流浪，流浪……”这段凄婉有力的旋律，像一声警报，盘
旋在南京30万遇难同胞立起的黑色墓碑上，盘旋在白山黑水、黄山黄河的上空，惊醒着我
们有可能迟钝的神经。

　　历史无法忘记。你听，九死一生的老人，回望曾经栖身的水牢，用身上的伤疤讲述着
日本侵略军当年超乎人们想象能力的残暴；你看，看守罪证半个世纪的老人，用活生生的
实物印证着人与鬼抗争的血雨腥风——抓人无需理由，打人成为娱乐，杀人“流水作业”
——一个民族，一旦失去校正的准星，良民就会变成魔鬼。

　　纪念是为了防止忘却，纪念是为了拒绝悲剧，纪念是为了着眼未来。

　　怎么能够忘记呢？家仇国耻最难忘。亲人背上的鞭痕，志士牢中的呻吟，不仅痛彻肌
肤，更是刻在心灵深处。

　　怎么能够忘记呢？失去尊严的滋味最难忘。那年那月，沦陷的不仅是有形的宝贵国土
，更是无形的同样宝贵的自由与尊严。

　　怎么能够忘记呢？松花江上我的家最难忘，饱受蹂躏的大中华最难忘。我们无法忘记
的还有：靖国神社前总能听到的匆匆而来的朝拜脚步，日本教科书里经常游荡的篡改真实
、否定历史、粉饰战争的幽灵……这一切，都让我们须臾不敢懈怠，因为，和平的前提，
除了寄望于别人的反省，最主要的就是自己尽快强大。 宇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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