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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我是国军(z)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8月08日09:03:02 星期五), 站内信件

发信人: syp (客座教授),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我是国军 
发信站: 一塌糊涂 BBS (Thu Aug  7 19:42:40 2003), 本站(ytht.net) 


  

我是国军 


  

今天的台军还是那支“国军”吗？   

  

　　作者简介：黄仁宇，于一九一八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天津南开大学肄业（1936-38），
成都中央陆军官校毕业（1940），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1947），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
学博士（1964）。曾任陆军少尉排长（1941）、中尉参谋（1942）、驻印新一军司令部上
尉参谋（1943-45）、少校参谋（1946）、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1949-50），纽约州立大
学纽普兹（New Paltz）分校教授（1968-80）。二零零零年一月八日去世。 
　　 
　　中国内陆 
　　 
　　二十七岁的我，是个没有职业的人。多年来我自认加入军队牺牲很大，其实也不算错
。但同时军队也充当安全网，让我不必去思考个人的前途、婚姻、经济独立或职业。我深
受教条洗脑，总觉得战争结束后，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现在战争结束了，我第一次
有机会去面临横在眼前的问题。 

　　战事于一九三七年爆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从军。但我的父亲劝我，他认为，没有
宣战的战争，可能随时会被好战分子所终止。既然我才在南开大学念完一年的书，终止学
业去从军相当不智，可能穿上军服后才发现战事已经告终。多么巧合啊！九月，教育部要
南开、北大与清华—中国北部的三所著名学府，校园已被日军占领—合而为一，在我的故
乡长沙成立“长沙临大”，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这真是奇妙的情势，战争把我的学校搬
到我的家乡，我们一分钱都不用付。相反地，政府还负担我们的食宿。此外，政府还发给
我们一件棉大衣以御寒。我听父亲的话，决定继续学业。 

　　事实上，很少人在那个学期念到书，许多同学及教职员很晚才到长沙。等到一切安排
妥当，靠近上海的大前方防线却已崩溃。十二月，日军进入南京，长沙临大奉令再撤到昆
明。负担起费用的人走海路，从香港及海丰到昆明的后方。同时走陆路的步行团也组织起
来，两个月期间的食粮，由政府配给。 

　　我没有签名加入任何一种方式，至少有一段时间算是终止大学学业。我从来没有想过
，十四年后，我会在美国继续我的学业。我在一九三八年年初下了决定，父亲和我长谈了
一次。如果我一定要去从军，他认为我应该去念军校，取得正式的军官职位。大规模的战
争将是延长的战事，我必须想到远期的后果。战事如果拖延十年以上，对我会有何影响？
我的父亲多么深谋远虑，不幸的是，他活得不够久，看不到他的许多预言成真。如果他活
到抗战胜利，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劝告，不过我也可能不会听。 

　　但是在一九三八年年初时，我并没有和他争论很久。我们达成协议，我并没有被强逼
去昆明，加入军队的决定也延迟了半年。到了夏天，情势应该比较明朗。如果到我二十岁
生日时，战事仍然持续，我就可以依我自己的选择行事。我因此进入报界数个月，结识了
廖沫沙。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在长沙等待半年的缓冲期满，无事可做，毛遂自荐去《抗战日报
》工作，以求换得食宿，他们也接纳了我。这是一份爱国报纸，社长是剧作家田汉。报纸
是采半开大小的画报形式，所有报导都刊在一张纸上。 

　　事实上，田汉忙着其他的抗日活动，编辑工作落在廖沫沙身上，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来
帮忙。但是，有一段时间只有廖沫沙和我是全职工作，床就放在办公桌旁。当时我从未想
过，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名人。他当然就是以“三家村”笔名写作的廖沫沙，和其他两位作
家共用这个笔名，在北京的刊物上写专栏，不时讽刺毛派分子。三个人都在一九六六年下
狱，其他两位作家就因此毁于大革命，只有廖沫沙幸存。至于田汉，在中国的地位就像美
国的尤金·欧尼尔（EugeneO'Neill）或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也死于
狱中。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结识田汉及廖沫沙之前，他们已当了好几年的共产党员。不
过对当时的我来说，不论知不知道，都没有多大差别。在战争开打的头一年，没有人在乎
谁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当时的共产党员一派乐天，充满温情，和叛变压根扯不上任何
关系。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和他们起争辩。他们会追着你到天涯海角，从戈壁沙漠跑到
海南岛，直到你同意他们的论调，他们才放你走。 

　　我还在《抗战日报》工作时，就声称要加入国民党的军队。我的一些朋友虽然不见得
是共产党员，却建议我改去延安；当时是毛泽东的根据地。他们设立了一所“抗日军政大
学”，林彪是校长。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学在那里，因此我对当地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在
抗日军政大学，他们显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餐歌，有演讲前唱的歌，有演讲后唱
的歌。铺路挖坑时都有歌，连上厕所都有歌可以唱。 


　　此外，他们还有一大堆的“主义”。在延安，人人每个月领两元的零用钱。如果把钱
花在买烟草上，就是享乐主义。如果说了个不该说的笑话，就是犬儒主义。和女生在外头
散个步，就是浪漫主义。一马当先是机会主义。看不相干的小说是逃避主义。拒绝讨论私
事或敏感的事，当然就是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这是最糟的。毛主席又增加了“形式主义
、主观主义及门户主义”，全都不是好事。不过那是后话了。在一九三八年，我个人反对
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口。当时我暗地里心怀壮志。多少受我父亲
的影响，我觉得如果要当职业军人，就应该领导军队进攻，并采取防御策略。我甚至想当
拿破仑。躲在暗处放冷箭，然后快速逃走，听起来可不光采，不是我要做的事。 

　　因此我下了决心，延安就此出局。如果不当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员了。不跟从毛泽
东，就追随蒋介石。这就是当时的情势，也刚好发生在我身上。我考进成都的中央军校，
校长就是蒋介石，虽然他一年不过来视察一、两次。人人都可以称他是“委员长”，但在
军校中的我们，不论是学生或教师，都必须说“我们的校长”，说者或听者都要立正致敬
。 

　　受训时间长达两年。学校的确教我们如何进攻及防御，但必须先经过数个月的枯燥练
习。大抵而言，可以说共产党要求你和他们有同样想法，但不关心你的外在，至少在战时
是如此。毛泽东自己总是一副没理发的样子，衣领也弄得绉绉的。国民党刚好相反，只要
你表面效忠，内心怎么想，没有人管你。 


　　如果军校想要锻炼我们的心智，也是透过不断的操练来训练我们，颇有禅宗的味道。
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在操场上，演练如何立正。我们的军官解释，当一个人确实在立正时，
他的观察力也跟着凝结。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命令我们长期处在这种不舒服的姿势中。有
一名军官会伸出一只手在我们前方，测试我们是否眨眼。另一名军官会藏在我们身后，突
然伸出两只手指，掐住某人的后颈，看他蹦紧的身体是否会像袋鼠一样，用脚趾头往前跳
。如果是，就表示他仍需练习。教官说，如果一个人确实立正站好，头盖骨底部有压力时
，身体会直直地往前倒，就像一截木头一样。这时我们已经练习太久，全身酸痛，害怕再
被罚，因此不敢要求长官示范。 

　　我们的立正练到差强人意后，就学习如何敬礼及转弯。训练的目的在专心一致，不受
外在干扰。我们必须无视于眼前潮湿土壤散发的蒸气，虽然鼻子可能觉得不舒服。我们假
装没注意到邻近甘蓝菜田里的蜜蜂，虽然其声嗡嗡颤颤，回响在春天的成都郊外。我们接
下来就忘了自己身处中国，忘了自己在这个打着败仗的国家，在这个每两个月就沦陷一个
省的国家。这个步骤完成后，接下来就练习踢正步。 

　　踢正步的优美之处，不在于踢得有多高，而在于踢得有多慢。我们的长官告诉我们，
要“半天一步”。在正常的行进中，我们每一分钟可以走一百一十四步。如果慢到一分钟
不到一百步，场面会更加壮观动人。有一连可以做到一分钟九十步，简直美得令人屏息。
不过，为达此目的，军乐队必须做特殊安排，重新调整节奏。 

　　芭芭拉·涂克门女士（Barbara Tuchman）曾说，我们是“展览用军队”。说得没错，
我们的确常表演给来宾看，穿着制服和皮靴，戴着闪闪发亮的头盔，配备闪亮的现代武器
，观者无不印象深刻。有一次，一组美国新闻影片记者拍了我们三天。四个兵团集合时，
一字排开，占了好几英亩。对他们而言，我们军容壮盛，铁定可以改写中国数百年来的形
象。但是，我必须要说明，我们无意欺瞒。 

　　多年以后，经过不断的阅读和反省，我才了解到，国民党对统治的心态，具体呈现了
中国传统的政治手腕。我们必须了解到，古代的皇帝无从知悉所统治百姓的数目，不清楚
实际税收，也无从掌握军队的确切人数。统计数字不过是粗略的估算，其准确度有多高，
官员也不会太当真。在这种情况下，将所有公共事务都转变成数字，再进行处理，是很不
切实际的。为维持中央集权统治，另外一个解决之道是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理想模式，将之
标准化，再令各阶层从而效法即是。如果产生实务上的困难，忠心耿耿及足智多谋的官吏
必须绞尽脑汁，设法加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个人的牺牲在所难免。无可避免的是，理
想和现实之间一定有落差。但在古代，中国在世界上具有无需竞争的地位，即使理想和现
实有出入，也无关紧要。如果人人默不吭声，缺陷就会缩到最小。只有在失调扩大到无法
管理的规模时，才有必要进行改朝换代，历史的曲线重新再走一次。 

　　国民党的难题是，它打算在二十世纪再重复这个过程，但中国的地位今非昔比，缺陷
也无处可隐藏。将所有事物一一加以测试后，没多久我就觉得理想破灭。 

　　军校毕业后，我取得任命状，首先担任排长，后来代理连长。不过我的这一连只有一
名少尉及三十六名士兵。我隶属于国民党的第十四师，奉命驻守云南边界，紧邻日军占领
的越南。 

　　第十四师一度拥有全国民党最精良的武器，配装最新的步兵装备、德国头盔、防毒面
具、帐篷等等。但这样的装备原本是为了从中国沿海的都市出发，沿着铁路移动。国民党
军队被赶到内地之后，失去了现代化生活的支撑，必须在明朝的生活条件下过活。许多美
国人很难了解此话何解，在美国，从华盛顿的政府到乡村地带，有许多的联系，如公路网
、法庭制度、银行、电台、报纸、执法单位、民间团体、包括趸售及零售贸易在内的商业
服务等。 

　　在战争期间，上述种种都可动员为军方所用。不只是牧师的训道及教师的演讲，连营
建工人的炉边闲谈及理发店、酒吧中的谈天，都传达了全国一致的关怀，即使目的各有不
同。美国军方还拥有自身的运输及通讯系统。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
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枝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至于邮政，要
送一封信到邻近的省分，必须耗上一个月的时间。我必须慎选辞汇，才能让村民听懂我说
的话。 

　　战争过了四年，快要迈入第五个年头时，军队只剩骨架般的架构，居然还能维持战斗
队型，真是奇迹。事实上，越野行军、医疗设备及复健中心付之阙如，欠缺足够的工程、
后勤与运输服务，这些因素所折损的人力，超过对日本人的实际作战。当前的问题不在如
何改进，而在如何避免进一步的恶化。 

　　对我来说，生为战地军官有不少不便及苦处。我必须睡在用门板改装成的硬木板床上
，至于勤务兵如何去找到这片门板，我决定不予过问。我脚上穿着草鞋，但没袜子穿，草
鞋总是磨着光脚，让脚起水泡或磨擦成伤，长时间走在泥泞路后，更可能引起感染。我们
大都吃玉蜀黍，这可不是香甜的玉米，而是比较粗的品种，每一粒都像是坚硬的石块，外
皮硬到必须被磨成粉后，我们再就着水勉强吞下。饮食情况如此，我必须盯紧我的属下。 

　　只要有机会，他们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干净。我的警戒并
非出于道德、伦理、公共关系或甚至军纪的考虑，而是出于实际而自私的想法。只要一有
机会，他们就会大吃大喝，可能因此生病，更可能就此病亡。丢了一名士兵，从此就永远
少一名，再度行军时，他所留下来的步枪和设备，就必须由我们来扛。步枪尤其重要，山
头上的土匪开出每枝枪七千元的条件，而且保障携枪逃亡者的安全。我们的兵士每月薪饷
十二元，身为上尉的我，月薪也不过四十元。土匪甚至还出价买机关枪和军官的手枪。 

　　有一次，团里有一名勤务兵企图带着两把手枪潜逃，但在逃到山头之前被逮捕了。他
在军团前被判死刑，而且当场执行。我们的团长用朱砂笔划掉写在纸上的姓名，随手把笔
往肩后一抛。逃犯被带往山丘的另外一边，我们静默等着，忽闻一声枪响，响彻空中与群
山之间，结束这个鲁莽逃兵的一生。这次事件后，有些连晚上把步枪锁起来，军官睡觉时
把手枪放在枕头下。 

　　除了物资缺乏以外，我们还面临严重的运输问题。云南南部的山区人烟稀少。雨季时
，拖在身后的一包一包军备，不是无故消失，就是掉进及膝的污泥中。从村民中征召来的
驴子数量有限。一九四一年夏天，我们这一师，包括司令部及三个团，驻扎在村落中，彼
此相隔二、三十哩。师部决定优先供给盐与蚊帐。至于夏季制服，军政部已经发给每人一
套，发放地点在火车站，我们再自行送到驻扎地区。这一套制服，就是军人所拥有的全部
衣物。前一套早已磨坏，军方高层从来不关心军人有无内衣可穿。 

　　有一段时间，我们洗衣服的唯一机会，就是在晴天时把整连人带到溪边。人在洗澡和
玩水时，制服放在一旁晒干。万一敌人抓住正确时刻突袭，会一举捉到光溜溜的我们。夏
天过了一半，情况多少改善了些。军政部终于拨给师足够的钱，让我们可以在当地买第二
套制服，但到那时，通货已大幅贬值，资金缩水，而附近也没有供货商。我们的师长运用
想像力，让后勤官打扮成商人，从日本占领的越南购买骡子运来的白色布料。回到国内后
，布料再交给当地的染工处理。颜色是否接近正规的草绿色，甚至没有人去怀疑。其后数
星期，所有师可以找到的缝衣机都派上用场，做的是短裤短袖，以节省布料。此时士兵才
有第二套制服可替换。 

　　战争的第四年，我们的征兵制度和村长征用骡子时差不多，都是将命令交派给职务较
低的人，去欺压弱势者。我们连中有一个“落后五码的唐”，我搞不清楚他为何被迫入伍
。唐有点驼背，肩膀显然歪一边，骨瘦如柴。然而他的主要问题似乎在心理方面，因为他
左右都分不清。我接管这一连没几天，才发现他的习惯很奇怪。我们行军时，他总是落后
，但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超过五码。我们速度慢下来时，他也不会试着追上来。但我
们加快速度时，他也设法加快脚步，因此始终保持五码的距离。有一天我决定停止他的这
项特权。我对他喊：“加油，跟上来，唐！我不想让你装做后卫。” 

　　他没有加快脚步，反而索性停下来不走了。他带着乞求的神情望着我，喃喃自语，仿
佛在哀求我：“脚很酸呢！” 

　　“胡说，如果你可以在队伍后头走那么快，没有理由不能走在队伍里。” 

　　他仍然动也不动。我失去了耐性，挥舞着拳头对他吼：“笨蛋！你必须走在队伍里，
要不然我就揍你！” 

　　听到我的威胁后，唐开始嚎啕大哭，一瞬间泪流满颊，哭得像小孩子一样。我愣住了
。忽然之间，我想到我的前一任长官想要改变他并没有成功，他的浑名并非凭空而来。我
将那五码距离认定成绝症，纳闷军中养这样的废物有什么用。 

　　赖中尉是个红脸年轻小伙子，受过中学教育，担任营里的副官，他有好多故事可以说
。他对我说，他的老家靠近洞庭湖，有一次一枚打算用来炸日本战舰的鱼雷漂到岸边。这
枚怪东西长了很多触角，吸引一大群好奇的群众，其中也有小孩。一个勇敢的人走过来，
手上拿着一把螺丝钳，自称知道如何拆除鱼雷，结果是轰的一声，震动镇里所有房子。当
天晚上，哀悼至亲的哭声从街头传到巷尾。赖中尉叙述故事时，心平气和，仿佛他就在场
目击。我从来不曾问他如何得以不受影响，但是，我认定他很有智慧，神经比较粗。他看
我和唐这样的士兵过不去，有一天对我开骂：“你们这些军校来的人老是自以为是！想把
这种人改造成军人？门都没有！”他摇摇头。 


　　接着赖副官跟我解释，唐这种兵是用来充数的。作战时，大半要靠受过射击训练的人
，也许他们的技术不是很高超，但至少他们可以进行瞄准训练。师里设立训练队，让他们
熟悉步枪、手榴弹和自动武器。我这一连就有四个人曾经受训。难怪他们举止和别人不同
，有时几乎要反抗我的命令，让我很生气。他们知道自己的特殊地位，因为未来我还要仰
赖他们。至于其他人，最好还是不要在他们身上浪费子弹。只要他们射击时大方向抓对，
就算不错了。至于“落后五码的唐”，我大可自行决定。他不过是个小孩子，我之前为何
没想到呢？ 

　　想通了后，我顿觉解脱，不必再去尝试不可能的事。但我也觉得很沮丧，只要当大学
生，我就不必当兵，可是我却自愿从军。在军校待了两年，更多时间花在行军上。我很想
对国家有所助益，却一点忙都帮不上。不论我是否在军中，情况都没什么差别。我曾经幻
想当拿破仑，但是眼见这样的局势，如果拿破仑大军从莫斯科撤退时，我能置身后卫，就
很荣幸了。 

　　这样悲观的想法让生活更难忍受。我们与世隔绝，没有任何读物，唯一的报纸是师里
的政治部门用油印机印的一张纸，消息来源是收听广播，重申我军在前线表现有多优异，
尤其是和英军、法军相比，更不用说俄军，当时苏联军队也败在希特勒手下。 

　　一九四一年雨季，我们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雨没完没了，无穷无尽地下着，有时
是倾盆大雨，有时是蒙蒙细雨。如果能停半天，就相当不错了。我感染了虱子。在亚热带
的云南南部地区，夏季和秋季的白日很暖和，但夜晚气温陡降，山区更是如此。士兵穿着
冬季的棉袄绻缩身体入睡，用蚊帐、毛毯或帆布当被子，抓到什么就盖什么，甚至几个人
合盖一床被。地板上则铺着稻草，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虱子的天堂。我们的除虱行动从来不
曾大获全胜。有一天，我看到士兵把棉袄内部翻出来，在缝线中寻找虱子，找到后就用大
拇指掐住虱子柔软的腹部，哔啪作响。不久后，我也拿出母亲给我的羊毛衫如法炮制。一
名中国作家曾发表一篇短篇故事，描写掐虱子时，看到拇指上沾着挤出来的血，不禁涌出
复仇的快感。他一定有亲身的体验。 

　　我感染过两次轻微的疟疾。我们从来不把疟疾当一回事，医生会给你几片奎宁药丸，
认定你服了后就照样活蹦乱跳。我的一些军官同僚认为，治疗疟疾的最好方法就是吃狗肉
，我深感怀疑。这些人似乎找到了使军中饮食多样化的医学借口，结果我并没有听信这派
的医学理论。 

　　雨季快要结束时，我们准备接受第九军司令官的视察。我们尽心尽力清扫驻扎地所在
的农庄。但是关麟征将军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成果。我们师里的射击手在他和随从军官
前表演技艺，他再对我们进行一番小小训示后，视察就结束了。 

　　约莫在同时，我发现前线一些作为令我心烦。第十四师夹在两大军团之间。西翼是第
九军，东侧第一军是由军阀龙云率领的云南省军队所组成。他们都戴法国头盔，装扮也胜
过我们。部分原因是他们和当地的联系较好，驻扎地区的公路也较好，因此状况较佳。但
是，他们的军官从事走私贸易。骡队通过他们的前线往返越南，一定要经过他们的默许。
骡子运载桐油、水银及锡块到南方，这些都是日军需要的战略物资。回程时就载了鸦片、
纺织品和香烟，不难想像他们从交易中取得暴利。对日本间谍来说，这也是很好的掩护。
数月之后，我在重庆遇见老友卢益（音译），在他催促下，我用化名将我的见闻写成文章
，由他替我发表。现在卢仍是上海两所大学的新闻学教授。 


　　在我们获悉珍珠港事变前一周，我的父亲过世了。因为当时邮政缓慢，我收到妹妹写
的信时，已经过了一个月。信中她只提到父亲病重，我把信给长官看，获得第十四师批准
“长假”，几乎等于退伍令，我不用再回来服役。美国参战时，我们觉得胜利在望。先前
我方急着把军队派到云南，认为日军一定会从越南入侵。然而，太平洋战事扩大时，日军
却移师他处，越南前线顿时清静了不少。在那段期间内，我和弟弟将父亲安葬在湖南，将
母亲和妹妹送往重庆。我不再返回第十四师，反而在首都卫戍总部从事文书工作。我还是
穿着军装，执行着旧式官僚的工作。这是国民党的另外一个层面：在上方的庞大指挥部中
，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形式，而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因为缺乏组织的逻辑运作，必须遵从旧
的格式。 

　　军校的一位同学来看我，建议我：“我看你已经成功了，有了陶壶和朱砂印，已经步
向绍兴师爷的后尘，真是美事一椿。你现在只要把指甲留长就对了。不过，如果我是你，
我会换掉那身哔叽制服。穿这种衣服对你没好处，最好还是改穿丝袍，加上刺绣补钉就更
完美。” 

　　我根本不需要他来嘲讽我。我的心意已决。在总部不到一年，我无聊得要命，就像水
手辛巴达一样，心痒难挠，一心等着上战场。一九四二年正值多事之秋。外在世界发生许
多事，菲律宾、中途岛、史达林格勒等等。隆美尔还驰骋在北非；杜立德（Doolittle）已
飞到东京。我们的西方盟军表现不够出色，顿时显得我方还不算太差。这也影响到我的心
理。即使我不是当拿破仑的料，但至少我不必手持陶壶当绍兴师爷，一直等到战争结束。
我可以找点刺激的事来做。 

　　因此，在一九四三年二月的一天清晨，我和一群军官飞过“驼峰”到印度去。我们是
先遣部队，到蓝伽（Ramgarh）去设立新一军的总部。 

　　印度与缅甸 

　　在一九四二年，中国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缅甸，是由第五军和第六军组成的，这是蒋
介石所能调度的最好军队，但结局十分凄惨。刚开始国军和英军发生争执，延误了入缅的
时间，等到进入缅甸时，一切已经太迟了。打仗的时间少，撤退的时间多。日军在盟军后
方实施大规模的迂回包围战术，国军和英军只好忙着撤退。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发现
自己的退路被敌军切断，于是烧掉卡车，焚毁辎重，企图在雨季穿越陌生的那迦山（Naga 
Hills），到达西北边的印度阿萨密省。但是只有少数人到达终点，其中有一位是美国将军
，名字是史迪威。 

　　又经过一番争执后，决定设立一支新部队，就是中国驻印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
师的残余人马，在印度心脏地带比哈尔省（Bihar）的蓝伽重新整军。英军负责粮食和衣服
等后勤事务，美军负责供应战略物资及提供训练。飞机运送来整补的中国军队，不只要强
化两个受损的师，还要成立第三个师，此外还有三个野战炮兵团、两个工兵团、数个坦克
营、以及运输与通讯单位。三个步兵师组成新一军，由中将郑洞国率领，接受驻印军总指
挥史迪威的管辖。 

　　在不幸的缅甸第一次战役中，蒋介石犯了一次很可惜的错误。他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
队的总指挥，却没有充分授权。这次任命多多少少出于外交的考量，以为史迪威会满意这
样的头衔，因此军队补给将不虞匮乏，而且史迪威还代表第三方的势力，可以和英军维持
较好的关系，保障中国的权益。但是，一方面遵行中国军队的传统，一方面也出于个人的
习惯，蒋介石从来不曾放弃直接指挥属下的权力，并没有透过总指挥来传达。这样无异于
以国家元首来执行军事否决权。在过去，由于中国将领背景迥异，军人的来源十分复杂，
这种做法有其必要。但是这种暧昧不明的运作手法，却激起史迪威很深的怨恨，他觉得自
己被“出卖”了。 

　　一九四二年春天，史迪威想在缅甸集结大军，他的中国属下却看到英军逃离，暴露国
军侧翼，日军快速冲向后方，想形成陷阱，因此属下无意充当英雄。高阶指挥官要不就忽
略孤单的美国将军，要不就吼回去，史迪威不曾忘却这次屈辱。他建立驻印军时，决定算
清两笔帐：一是必须在被迫撤军的同一地区打败日军，二是必须在实质上成为中国军队的
统帅。为达成第二项目标，他将第一次战役中的资深中国军官全逐出蓝伽。选择新一军的
指挥官，这一度成为重庆高阶将领的话题。 

　　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个人交情是很重要的。身为下级军官的我，常在司令部进进出出
，因为凭着推荐信函，我得以拜访将军，被他们接见。基本上来说，军政部并没有能力处
理所有的人事公文，也不可能提供后勤支援，安排所有的运输事宜，因此必须容忍我们不
按正规的举动。军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实施一套严苛的升等制度。我们全受限于从军校
毕业的日期，除非学长升官，否则轮不到自己，在高层就比较有弹性。在打造国民党军队
及铲除军阀的初期，蒋介石对军阶的授与不可能太严苛，不过，这并不代表资历不受重视
。此外，高阶军官的内在向心力，是由一个非常小的团体间亲如手足的关系凝聚而成的，
那就是黄埔军校早期的教官与学生，成都中央军校不过是其延伸。 

　　中国军队的创造，可以说比时代早一步。军队和社会缺乏联系，就像异物飘浮其上。
其间的危险之处在于，资深高阶将领占据同一地区太久，就会想透过个人关系和军队的资
金建立与该省的关系，这就是军阀的起源。对日抗战时，国民党军队仍然需要若干旧军阀
的协助。但国民党无意培养新军阀。“黄埔系”所以赫赫有名，要归诸于环境，尤其是黄
埔第一期，学生是校长蒋介石亲自挑选，六个月的训练也是由委员长亲自督导。毕业后，
这一批不到五百名的学生并没有全部担任军官，有些不过是班长，不到一年，许多人死于
战事。他们对国民党的忠贞奉献，成为人尽皆知的特色。郑洞国就是黄埔一期生。 

　　此时的郑洞国看起来内向保守、温文儒雅，但很少有人知道，年轻时的他曾带领士兵
冲锋陷阵，攻城掠地。他行动缓慢稳重，不能免于安逸舒适的诱惑，休闲时喜欢下跳棋。
西方并不熟悉他的名声，但他在中国将领之间以谦逊知名。他从来不曾邀功，听任长官和
同僚决定游戏规则。他对部下很是慷慨，放手让他们行事，总是替他们说话。蒋介石派他
去统率新一军时，似乎找到在史迪威手下做事的适合人选。 

　　数年后，我担任郑洞国的副官，有机会更加了解他。他的长处在于坚忍不拔。他是昆
仑关一役的英雄，对我解说在一九三九年冬季时，如何从日军手中攻下这个高地。当时两
边人马对峙已久，双方都筋疲力竭。他统领的荣一师，前线上只剩下四、五百人，包括他
自己和三个团长在内。敌军之所以没有歼灭他们，是因为他们自身情况也很糟。这时我方
补充了一师，带来进攻的命令。两团人马从师的所在位置奋力进攻，但损伤惨重。参谋长
舒适存少将判断昆仑关会被攻陷。他对了。我军发起另一波攻势，剩下的两、三百名士兵
成功攻顶，此役存活的日军并不多。 

　　舒将军也是新一军在蓝伽的参谋长。郑将军不愿浪费他的才华，后来推荐他担任别的
职务。郑将军提到他时，总是说好话。“像舒适存这样的人可以算是成熟的。”这时我已
经知道，对郑来说，成熟是很高的赞语。舒将军不是黄埔的毕业生，他毕业自省立军校（
校案：应指各省的武备学堂或讲武堂一类的学校），因此只好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不起眼的
职位做起，慢慢往上爬。在他晋升到目前的地位前，坎坷不断。他的军队曾经溃败，他被
迫逃生。有一次他受军法审判，被判死刑，虽然撤退是前线的事，他并没有下命令。他终
究被赦免，有机会带罪立功，继续他的军旅生涯，并没有因为运气不好或委曲而受到一丝
一毫的影响。郑将军把舒的失败经历视为良好的资历，这点必须站在国民党军中的观点才
能了解。众所公认的是，在特定时点中，任何军官都可能时运不济。通过考验后，舒仍然
勇往直前，证明自己身经百战，可以成为优秀的将领。 

　　在金钱的诚实方面，我和郑将军意见不同。国民党管理军队的方式是，在缺乏军队的
地区，军政部会给当地的高阶将领一大笔整数的金钱，让他们自行解决问题。因此，资金
运用的诚实与否，其间分际就很模糊，有时差异不过是程度上而已。然而，我还是直截了
当说出自己的看法，表达下级军官的意见，指出高阶军官贪污腐化。“你们年轻人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郑将军会轻轻斥责我。他为他的一个长官辩护，说这位前黄埔军校的教
官“几乎无米可炊”。这段话当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郑将军要说的是，虽然该将领表面
上经手很多钱，但他必须养活部下，其中有的失业，有的家有急难，还要尽种种特殊义务
，剩下的金额不足让全家维持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准。就这个特殊案例来看，我没有被说服
。不过将军言语直率，让我从新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高级将领的生活及挣扎。我开始了解
，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没有人有太多的行动自由。一旦成为高级将领，就必须去做自己不
想做的事，不能做想做的事。你无法顺自己的心愿，将想要的军官网罗成部下。更糟的是
，你必须将不想要的人纳入属下，有些甚至是你想踢掉的人。 

　　我多次受惠于郑将军的亲切善意。我们在重庆时，他让司机把车停在山脚下，自己走
上一百英尺的泥泞路，到我们家的简陋小屋探视我母亲，后来他要夫人致赠三万法币（约
十八美元）。但更重要的是，郑将军让我自由发挥，我可以做许多不符合军事传统的事。
例如，看到很多将军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不是依官阶向他们行礼，而是随我自己对各个将
军的敬意而定。“黄参谋，”将军有一次提醒我：“最近你在高阶将领前的态度不是很好
。瞧你窝在沙发上的样子。”他接着说，如果我不是在他手下做事，我会大大惹祸，这倒
是真的。抗战胜利后，我们在东北，他推荐我去美国进修，我担心可能过了期限。他说不
用担心，两天后国防部长白崇禧会来，他会对他提这件事。他说到做到，不过后来我们才
发现，根本没有必要，原来野战部队的期限已经延后。 

　　郑在东北时，接到最糟的任务。他攻下长春，奉命守城，时间几达三年。他的司令部
彷如北大荒中的孤岛。在最后数星期，在连小机场都没有的情况下，军队奋力守城。共军
以高射炮围城，封杀空投物资的任何可能。他的两位将领投降。司令部拼命打了半天仗，
最后只得败降，但将军坚持绝对不投降，最后被共军俘虏。多年来我不知他的下落，文化
大革命结束后，他的照片刊登在《中国画报》上。图片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封他为“爱国
人士”，我深感欣慰。 

　　但这是后话。在一九四三年二月，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去他在重庆的旅舍客
房见他，谈了数分钟。在我们飞往印度时，我被派到他的营区当参谋，官拜上尉。在我和
总指挥之间，有无数的层级。那时我们根本不在乎总指挥是谁。我们先遣部队有十八个军
官，都很年轻，才二十多岁，只有于上校例外，他是师级以上的副官，年龄约三十五岁上
下。当时能够走访外国是很大的震撼。在四个小时的飞行途中，我们看到白雪覆盖的山头
，最后总算看到印度。当C-47开始降低高度时，布拉马普特拉河的风貌完整呈现眼前。大
河漫延无边，直通天际，之间必定有无数的水道、小岛与沙洲。我们一度只能见到沙和水
，倾斜在机翼尾侧，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景观真是动人。即使到了现在，我仍然觉得
，这样的景色只适宜出现在《国家地理杂志》闪亮耀眼的彩色画页中。 

　　我们早已得知，印度这个国家拥有无限的大自然魅力，但却非常肮脏。这样的描写并
没错，不过同样的说法也可以用在其他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印度中部的干燥气候对
我反而是新鲜事。到了晚上，繁星密布，整个苍穹显得更深邃，想必已激发许许多多诗人
和小说家的想像力，难怪会诞生神圣牧羊人和转世马车夫的传说。 

　　印度人使用色彩的能力，也同样吸引住我们。在中国，绝大部分的人穿蓝衣服。庙宇
的柱子总是涂上一层特别的红漆，称作“朱砂红”。除此之外，街道上并没有太多色彩。
在印度，颜色的组合喧闹放纵，绿配紫，橘色滚蓝紫边，再穿插金色条纹，即使是农妇，
照样穿得多彩多姿。另外一件我们觉得奇怪的事，就是当地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头上。在
中国，较轻的东西用肩扛，重物也是用肩扛。在印度，水罐和轻巧的提篮用头顶，盒子和
箱子也是用头顶。 

　　在我们到达不久前，印度人才发起“退出印度”运动，让英国人很是尴尬。因此，我
们在蓝伽营地时，英军谨慎观察我们，担心民族主义旺盛的中国人会有新的举动，重新点
燃当地人的民族主义情操。其实，这个顾虑是多余的。我们唯一接触的印度人，就是在营
区流浪、白天时睡在树下的贱民阶层。我们才到达，军中的厨师就立刻雇用他们。懒散的
厨子让他们整理厨房，洗碗盘，用剩菜当工资。从此以后，依照印度教的正统习俗，我们
已经里里外外被贱民污染，毫无翻身的可能。在军营的裁缝店中，偶而可以看见服饰奇丽
的印度妇女，但她们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多年后，我读到西方作家写的文章，指出在训练营中，我们多么感激享有物质上的福
利。这话既对也错。最满意的当属战地军官。排长和连长不用再担心士兵会脱逃，他们都
吃饱穿暖，身体健康。军官不可能像我在云南时一样烦恼：当时一名士兵眼睛发炎，第二
天整排士兵的眼睛也跟着红肿，泪眼婆娑；脚上的坏疽永远好不了，因为雨天时必须不断
踩在泥泞路上。衣着方面，我们发配到印度式的陆军制服。后勤部队的军官会定期收走穿
旧的制服，送到营本部，换取新衣。 

　　对我们来说，食物就不甚精采了。经历过云南的军旅生涯后，我实在不该这么说。不
过营养不等于美味，饮食无聊乏味，晚餐绝对不值得期待。任何人只要连续三个月吃白饭
配腌牛肉丝，就可能了解我的意思。制服也让我们显得很可笑，衬衫上的纽扣是橡胶做的
，裤子上则是铝扣。奇怪的是，裤子上没有扣环，腰带无从安放。靴子和袜子永远大上很
多号。因此，为了美观和舒适起见，我们开始自掏腰包，去买量身订作的制服。对我们的
卢比津贴而言，这是不小的开支。 

　　我们也把橡胶处理过的床单拿到裁缝店，改成中国式的军便帽，再别上国民党的大齿
轮徽章。理论上，这些橡胶床单似乎应改装成南美式的大斗篷或吊床，以利丛林作战，改
成帽子既未经过核准，更在史迪威将军的禁令之内。不过，防水的军便帽十分有用，不久
后史迪威自己也戴了一顶。他战时的照片正可证明，他违反自己颁布的命令。 

　　在我们抵达蓝伽的头两星期，我们无法分辨美国人和英国人有何不同，他们都是穿着
卡其军服的白种人。但到达营地已好几个月的老兵，却对我们的无知很是愤慨。“你们为
什么看不出差别呢？”美国人的卡其军服比较闪亮，甚至连士兵的制服都上过浆，熨得服
服贴贴。更不要说中士的臂章尖端朝上，不像英军的臂章翻转向下。英国士兵比较粗野，
衣服总是皱成一团，和我们没有多大差别。 

　　很多英国兵二头肌上刺着刺青，更常讲脏话。邻近蓝溪（Ranchi）的歌舞杂耍厅总是
挤满了英国兵，一名肥胖的白种妇女扭着臀部唱“喔，我的战舰”时，士兵哄堂大笑。美
国人比较喜欢把钱花在休假上，去加尔各答和大吉岭。最大的不同是，美国大兵的薪水是
英国兵的四、五倍。 

　　我们和驻印军的英军参谋团军官混熟后，他们邀我们吃晚餐。我们才开始了解到，我
们的盟友之间简直有天壤之别。英国军官彼此以军阶相称，但只到上尉为止。中尉是“先
生”，而士兵则是“其他层级”，共同的友人是“老兄”。他们对每件事都有正确的应对
进退之道。如果我们觉得吃东西很难不发出声音，正可以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可以让最
坚硬的食物在口中溶化，同时保持一派从容的态度。他们说的英语也不一样。他们紧抿着
嘴唇说出：“我也这么觉得”（Aye Sirpboose Soo）时，和我们在电影上听到的很不相同
，和其他层级及美国大兵的英语也不一样。 

　　我不知道是否是自己的自卑心态作祟。在蓝伽，我的军阶多少有些尴尬。只有英军参
谋团门口的印度卫兵，会用前后一致的态度表示重视。他们总是向我敬礼，而且夸张用力
地举起手臂，因此手停在印度头巾边缘时，还不时晃动。但在军营另一边的美国卫兵，只
会瞪着我衣领上的徽章瞧，仿佛是不可解的谜。他会让我进去，但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敬礼
，所以我也默默走进去。 

　　有一天，我原先预期受到同样的对待，却发现站岗的卫兵换了。他突然立正敬礼。由
于事出突然，我毫无准备。偶而会有美国兵走近我，指着我的徽章说：“嗨，老兄，你是
什么官阶？上尉吗？”（Hey,man,wot”s yoorank, lootennit?） 

　　美国人对蓝伽的训练课程很引以为傲。同样地，要看从哪一面来看。就基本的战略而
言，他们的授课内容和我们在军校所学只有小小的差异。基本上来说，我想无论是哪一国
家，所有军校内教的陆地作战战略，都有相同的来源，其中德国人的贡献不少。如果你翻
开美军、日本皇军或国民党军队的步兵操典，你会发现有许多相同的章节，甚至词汇用语
都是相同的。我们所欠缺的，正是操典所提的构成现代战争的要素。 

　　美军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正是战略物资，不只是因为其充分，还包括他们用有系统的
方式去处理。许多我的军官同袍都充分善用此一良机，去上坦克驾驶课程及野战炮兵训练
。由于我在总部服役，我错过了这类机会，但我至少参加汽车班，学习如何驾驶卡车。在
当时的中国，即使脚踏车都很少见，没有人知道如何开车。 

　　蓝伽驾驶课程开放给中国军官时，有些上校就和年轻的中尉一样热心学习。我们的课
程是由一名美国下士督导，一些中国兵充当助理教练。课程一早就开始，持续到下午，接
连好几天。最有趣的课程是倒车，大概有三十部两吨半重的卡车排在一哩长的场地中，一
起倒车时彼此间隔很近。课程结束后，每个人的脖子都很僵硬。 


　　另外一项刺激的事，是骑兵营中的阿拉伯马穿过果园。这些马身高腿长，骑着奔驰在
成排的果树间，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马都被驯服地妥妥贴贴，有时仍然野
性未改。有一次一名中士（事实上还是驯马师）被摔出马鞍外，但他的一只靴子太大，卡
在马镫上。他被马拖着跑，马更加惊慌，甩不开骑士，决定跑回马厩。马跳过一个木篱，
不幸的中士一头撞在横木上，头颅因此破裂。这次意外对我们多少有些吓阻作用，至少持
续了一阵子。 


　　我们和美国下层军官的关系或许还算和睦，但和上层就没有机会称得上满意。首先，
整个国民党深信，中国事务只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来处理，西方人永远不可能了解个中因由
，甚至也没有必要加以解释。这样的态度大错特错。即使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想通，我还是
要说，中国并没有如此神秘。国民党的所有问题在于，它打算动员过时的农业社会，打一
场现代的战争。 


　　中国的军队需要现代工业的支持，但事实上在我们背后的，只有村落单位的庞大集结
。我们的上层组织，无论是民间或军方，有许多漏洞和罅隙，必须以私人关系及非常手段
去填补。要用这样的解释让不耐烦的美国人同情，的确令人存疑。但是，如果不去解释，
我们所暴露出的弱点只会招惹所有的道德谴责。任何外国观察家都可以说，我们贪污无能
。我们愈想遮掩，情况就愈糟。我们似乎明知故犯，恶习难改，种种恶行包括攀亲拉故、
浪费物资、侵占资金、乱搞关系及明目张胆地偏心。更糟的是，我们还全盘接受，认为这
些是必要的罪恶。 


　　同样地，我们对美国人的观念也很奇特。我们认为英国人对自己人很绅士，对其他人
就不然。我们相信美国人又大方又天真。所谓的天真，就是没有被破坏的纯真，这是一种
好的特质，但这又是错误的想法。美国让我们开走全新的吉普车，又提供汽油及零件，的
确很好，但目的绝不在于展现他们如何大方慷慨。我们这两国是在联合对抗共同敌人。战
略物资的运用，是为了赢得战争。当时美国的考量在于让中国持续应战，因为如果中国阵
线一垮，美国所花的战争代价会更大。我们如果缺乏实力，也很难和美国盟友交涉。但是
如果以为他们乱撒战略物资给我们，是出于慈善的目的，可就是不切实的期待。 


　　至于我们必须接触的美国高阶军官，既不大方也不天真。他们很清楚我们对他们的刻
板印象，因此决定反其道而行。他们也感觉到，美国政府对我们太大方，他们忠于美国纳
税人，因此随时准备对我们严苛。而且，天真并不是美国的美德，在外交上，天真的人可
能送出一项优势，却没有要求对方回馈，这种做法几乎等于无能。像史迪威及其助手等中
国老手，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对任何想占他们便宜的中国人，他们随时等着要让这些人失
望。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盟友，但每一方都盘算着对方的弱点。 


　　史迪威将军和身边军官的心态，可以形容成“戈登情结”。军事史家可能觉得，被指
派到中国来的美国将领多少有些自我牺牲，因为他们错过在欧洲上演的“大戏”。这种说
法值得讨论，因为即使奉派到别处，他们也必须赢过同袍，以求实现自己的野心。然而，
对职业军人来说，中国仍具备相当特殊的吸引力。不管传说是真是假，中国似乎有丰富的
未开发资源，如果加以妥善运用，可以帮助这些将军取得名声及财富。事实上，这些资源
可能对全球规模的战争贡献良多，却只花美国微不足道的成本，尤其是在人力资源方面。 

　　中国农人是好士兵的素材，这样的想法由来已久。他们坚忍不拔，刻苦耐劳，愿意服
从，性情开朗，有自树一格的勇敢风格，却仍然够聪明，可以吸收基本的军事技术。他们
所需要的就是领导，而对外国人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产生领导人。对和蒋介石交涉的美
国将领来说，这正是绝佳机会，可以用租借的物质来换取在中国的领导权。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是英军少校。他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在一八六
三年加入中国军队，他旗下的四千名中国兵穿着西方军服，配备西方武器，军官都是欧洲
人。镇压太平天国叛乱时，戈登的部队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从此他被称为“中国人戈登
”。八十年后，史迪威将驻缅军视为他的“小成本军队”，有一天会“扩大到相当的规模
”，他想以同样方式再造历史。 


　　在第一次缅甸战役时，史迪威将军无法发挥中国部队总指挥的功能，原因就在于他缺
乏可以指挥的幕僚。在蓝伽，他靠巧妙的手法来加以弥补。我们到达营地后不久，发现将
军的总部—所谓的“指挥部”——不过是枚硬币，一头印著“美国”，另一头印著“中华
民国”。 

　　大致而言，这是史迪威中国—缅甸—印度剧场的印度办公室，隶属美国管辖。但由于
史迪威也是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他同时要动用美国及驻印军的幕僚时，不必有额外的授
权。因此，其中各式各样军阶的军官，大多数不曾去过中国，不会说中文，也不熟悉中国
事务，但全担任国民党军队中的指挥及幕僚工作。他们所需要的，不过是不同的文具，以
便从一国换到另一国去服务。在实务上，在重庆的军政部送来许多军官，担任史迪威的幕
僚。除非这些人靠个人的努力，让自己对美国人有用，尤其主要是口译及笔译方面，否则
不如将这趟印度之旅视为研究印度文或梵文的大好机会。没有人会向他们请教军务。 

　　史迪威将军去重庆时，由他的参谋长柏德诺（HaydonBoatner）准将掌理指挥部。在郑
洞国的参谋长舒适存到达后不久，柏德诺派了一辆橄榄褐色的轿车来，让新的部队长使用
。新二十二师提供一位司机给我们。次日，司机打开引擎盖检查引擎时，吸引了一群好奇
的观众，因为没有人能分辨汽化器和帮浦的不同，也无法解释风扇如何连接电力系统。司
机于是大大炫耀了一番，我们都大为佩服。对旁观者来说，我们正嬉嬉哈哈在拆解车子。
柏德诺将军正是其中之一，他刚好经过，看到我们，当时却什么也没说。 

　　不久后，舒将军坐着这辆轿车到指挥部去做礼貌性拜会，受到柏德诺将军热诚的接待
。然而，等到舒将军起身道别时，表情严肃的柏德诺说，他必须走回去，因为汽车已被收
回，重归指挥部管辖，随后会补送备忘录说明这件事。 

　　我们的参谋长就此结束礼貌性拜会，之后走了一哩路回来营区，既感震惊又觉得被羞
辱。正如柏德诺所言，美方送来备忘录，提到为显示对新司令官的善意，指挥部送来轿车
，方便他的使用。不过，由于轿车显然并没有得到妥当的照顾，因此车辆必须送回美方的
车库。舒因此回了一封道歉函，解释那一天早上发生的事。这时柏德诺将军态度才软化，
让轿车回到我们的总部。这事件落幕后，舒将军召集我们，念出他和柏德诺的往返信函。
这时郑洞国都还没有到印度。 


　　数天后，我们首度得知，新一军的总部没有指挥权。我们的总指挥郑将军只要负责维
持中国部队的军纪即可。他不只负责三个步兵师的纪律，连所有支援单位也包括在内。指
挥部送来一份备忘录，明确告诉我们这一点，而且说，我们已经有太多军官，不能再要求
从中国空运更多军官来。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理解，是谁和美国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总
指挥毫无指挥权，只能充当宪兵司令，而总司令部也只能充当军法官的办公室。郑将军很
不赞成，我们也有同感，不过，所有的意见与抗议全部无效。后来指挥部让郑将军带来第
二批军官，是他从以前统率的第八军之中抽调而来的。 


　　但在指挥权方面，美方立场坚定，绝无退让余地。郑将军于印度及缅甸执勤时，唯一
可以有效指挥的军队，只不过是一整排由中尉统领的卫兵。第二次缅甸之役开打时，中国
兵投入战场，事先都没有知会他。起先，指挥部的先遣司令部直接下令给各团及各营，后
来战事扩大，命令才下到师长级。命令都以英文下达，而且都打了字。美国人有一套联络
官和口译人员的联络网，遍布中国军队中，可下达营这一级。我们都是透过下层单位，间
接知道指挥部的指令。 

　　在《史迪威文件》（Stilwell Papers）中，郑洞国被形容成“那个白痴”。这位尖酸
刻薄的美国将军所以达成这样的结论，和某一事件大有关系。郑洞国在蓝伽安顿后，两个
师的师长都邀请他去校阅军队。我们先去新二十二师。他们选给将军骑坐的马很是高大，
但却不太习惯中国号角声。号角手在军队第一列前方大吹号角，声音又大又响，正对着领
头的这匹马。它眼睛突出，忽然跳了起来，将新的部队长摔在地上，一只短靴还甩在空中
。我们全都吓呆了，全场悄无声息，将军努力站起来，穿上靴子，再度骑上马。执勤的营
长派了一名士兵来，抓牢马鞍，让马继续走在部队前方。这次事件并没有呈报，不过后来
英方及美方军官在场时，郑将军仍然由一名安全人员抓着马鞍，史迪威不禁笑了。说来讽
刺，这次事件姑且不论，郑洞国将军的马上功夫并不坏。 


　　郑将军虽然看起来安静随和，却相当坚守某些原则。我两次劝他，身为高阶中国将领
，他应该多出现在前线。但我这两次劝告，都只惹来他的生气。对他而言，他的指挥职责
只要从将军的营地发出即可。只有在战事吃紧，例如前线有相当比重的人马陷入危局时，
才需总指挥亲身抵达现场，他的在场才有意义，才有分量可言。除此之外，高阶将领如果
太常到前线去视察，只会打扰下属的指挥。如果说史迪威鄙视郑，郑同样也瞧不起史迪威
在前线“炫耀”，看不惯他老是出现在前线，对下层军官定期施压。事实上，郑将军在缅
甸数次探视前方的营队，还有一次搭乘L-1联络机飞到敌方阵地，但他对这样的作为向来没
有太大兴趣。 


　　郑将军和史迪威及指挥部的关系愈来愈恶化，他飞回重庆两次，要求蒋介石解除他在
驻印军的职务，有一次还声称如果不换他，他就不离开中国。（我是后来从郑夫人处听到
的。）蒋介石大骂他一顿，但又安慰他，只要他继续和美国人周旋，对抗战就是一大贡献
，他的努力会受到肯定，不论他是否实际指挥军队。一九四四年夏天，他被升为驻印军的
副总指挥，进一步确定他是个没有实责的将领。当时在缅甸北部的驻印军，已扩大成两个
军团。而指挥部还是直接指挥部队长，就像以前直接指挥师长一样，再度绕过中国高阶将
领。史迪威被召回美国后，继任者索尔登（Daniel Sultan）毫无意愿改变现状。新的美国
总指挥从来不曾请副总指挥开会研商。 


　　郑将军的幕僚只缩减到一小群军官，在雷多（Ledo）设立办公室。驻印军的野战将领
都前来诉苦，并透过高阶长官重申对蒋介石的效忠。美国人可能以为，由于他们的企业化
管理，阴谋与政治会远离驻印军，不可能像在中国军队中一样猖獗。就短期和当地来说，
这种想法不能说错，但治疗的功效只限于表面。 


　　在史迪威的小成本军队中，军源十分复杂。新三十八师在转变成国家军队以前，是财
政部税警总团。在盐税还是国民政府重要财源的时代，这个单位是用来巡逻产盐地区，以
防武装走私，因此这部队被称为“财政部长的军队”。将领是孙立人中将，毕业自维吉尼
亚军校，和黄埔军校没有渊源。新二十二师来自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他就是在第一次缅
甸战役中对史迪威怒吼的那位将军。师里的许多军官毫无疑问仍然效忠于杜，因为他们以
往都因他的推荐而获得派任或晋升。目前的指挥官是廖耀湘中将，毕业于黄埔第六期，又
到过法国的圣西尔军校。新三十师原先是补充兵训练处，师长胡素少将是赫赫有名的黄埔
一期生，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战争开打后，直接从中国飞来的两个师也一样，
背景及人事都很复杂。 


　　史迪威将军遵照美国陆军的惯例，在密支那（Mitkyina）战役结束不久就解除胡素和
旗下两个团长的职务，要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回中国。接着他论功行赏，晋升数名野战军
官。依据国民党的惯例，这些举动必须经过蒋介石的核准，而委员长自己在进行如此重大
决定前，也会衡量大众的反应及政治上的可能冲击。就这方面来说，史迪威的指挥权比蒋
还要有权威。 


　　（作者：黄仁宇，译者：张逸安，本文节选自《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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