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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pippen (思想格式化), 信区: Green
标  题: 二战通史-西班牙内战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ue Jul 22 21:04:55 2003)



西班牙内战不仅仅具有通常的意义，因为它实质上是把两种战争合在一起——一种是由西
班牙社会的腐败和紧张局势引起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冲突，一种是由思想体系的冲突和大国
利益的冲突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

20世纪的西班牙截然不同于16世纪的西班牙。16世纪时，这个国家是欧洲最强大的，最令
人生畏的国家。在16世纪至20世纪之间的几个世纪中，西班牙衰落的象征是1898年从西美
战争，美国轻易地夺走了西班牙的大多数剩下的殖民地，使西班牙丢尽了脸。这场战争不
仅暴露了西班牙军事上的弱点，而且暴露了统治这个国家的，已处于牢固地位的寡头政治
集团的腐败和无能，构成这一寡头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分有三种：大地主、军队和教会。


大地主由旧贵族和购买了许多地产的富裕的中上层阶级组成，大约35000名这样的地主占有
了全部可耕地的50%左右。占地情况各省之间大不相同，土地占有量最为不均的是南部和西
部。相形之下，北部地区几乎没有大地产，不过那里的农民由于他们的土地面积很小，只
能勉强维持生活。整个国家的农业生产率很低，占总人口70%的农民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农民
一样贫穷，地主都为在外地主，住在马德里或外国首都挥霍他们的收入，没有为生产作出
任何贡献。

西班牙军队是值得注意的，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军官人数与士兵数相比多得惊人，二是军
方常常干预国家的政治。实际上，军官们认为他们有权利监督政治事务，并照着这种看法
做；明确地说，这意味着保护现状，反对所有的挑战者，不论他们是赞成共和政体的中间
派还是左派各政党。

定为国教的罗马天主教教会是一个极为富有的，极有影响的机构，虽然它在19世纪初叶和
中叶已失去其地产，但作为补偿，它获得了工业股票，并从政府那里得到大量津贴，这些
津贴在20世纪20年代中占国家年度预算的2%。西班牙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颇类似于俄国东正
教会与沙皇专治政权之间的关系。主教由国王提名，他们中有些人还是参议院议员；但最
重要的是，教会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教育。西班牙不像西欧其它国家，没有完整的国家教
育体系。因此，现存的学校大多数都在教会的管辖之下。

此外，教会通过某些重要的报纸，劳工团体和各种世俗组织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正如在天
主教组织起类似作用的其它国家里发生的情况一样。这在西班牙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
教权运动。普通地攻击教主和修女，内战期间大革命地破坏教会财产——这类现象在西班
牙历史上决不是绝无仅有的。

1902年阿方索十三世登基时所要统治的西班牙就是如此。从1902年到1923年德里维拉独裁
政府建立这段时间里，西班牙除多次发生罢工，兵变和暗杀外，还换了3次内阁。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西班牙保持中立，从而带来了相对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仅维持到大战结
束；随着和平的到来，长期的不安和动乱又重新出现。这些不安和动乱在20世纪20年代因
西班牙军队在摩洛哥惨败于里夫人之手而变得更为严重。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为1923年9月
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军事政变铺平了道路。

这位新“独裁者”崇拜墨索里尼，学他的样消灭残余的立宪政体，审查新闻报道和限制各
大学，他还以这位“领袖”为榜样，建筑公路和举办国际展览。但是，这些仅仅是表面的
东西，因为潜在的，传统的西班牙社会已因它的不公平现象和落后过时而运转不灵。最后
，德里维拉失去了军队和国王的支持，不得不于1930年1月辞职。

随着这位独裁者的辞职，公众的不满情绪转而对准了国王本人。大萧条使形势变得更加不
稳定，直到阿方索最后决定恢复宪法，于1931年4月举行国内选举。投票结果对现政权极为
不利，共和党人获得了50个省会中46个省会的选票。公众舆论已很明显，阿方索像1789年
以来他的四位前任一样，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国家。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宣布成立共和国，随后举行了立宪会议即议会的选举，当这一立宪
会议于7月召开时，其成员分成三大派：右派、中间派和左派。右派代表贵族、军队和教会
的利益。它要求维护现状；如果改革证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至少应朝着独裁主义的方向
进行。中间派主要反映了中下层阶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观点。他们多半是共和党人
，拥护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原则，其中包括反教权主义、个人自由和适度的社会
改革。

左派则由形形色色的社会党人、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托洛茨基派的共产党人和工团主
义者组成，工团主义者人数特别多，通常不愿意同其他党派一起工作。尽管这些左翼政党
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但它们都一致认为需要进行制度上的根本改革，即社会、经济
和政治上的改革。

在立宪会议中占绝大多数的中间派和左派联合采纳了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的宪法。宪法
宣布西班牙为“各种劳动者的民主共和国”，不论男女都有普选权，内阁对一院制的会议
负责。此外，这一宪法还宣布，宗教信仰绝对自由，政教分离。教育世俗化和教会财产收
归国有。

在这一新宪法下产生的第一任总理、能力出众的共和党人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还得到了温
和的社会党人的支持，他们迅速通过了种种法律来履行宪法的各种规定：废除政府给教会
的津贴，明令取消修道院的某些等级，将农业工人每日的工资提高到通常的20美元以上，
以给大地产所有人部分补偿的情况下将少数大地产分配给农民，让数以百计的军官退役，
准许加泰罗尼亚省自治。这些典型的中间路线的改革引起了右派和左派的反对。事实上，
政府不得不动用武力来镇压何塞·圣胡尔霍将军在塞尔维亚发动的军事暴动和工团主义者
及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和其他城市发动的起义。

随着1933年年底立宪会议的解散，第一次正规议会的选举选出了一个保守的多数派。随即
进入了教士派议员复辟的”黑暗“两年。加泰罗尼亚的自治被取消，有关教会和土地的分
配的许多法规不是被废除就是没有得到实施。此外，武装抵抗突然爆发，尤其是在阿斯图
里亚斯的矿工中间，最后只是因为动用了摩洛哥军队才将他们镇压下去。

为了替1936年2月的大选作准备，左派和中左派的各政党这时联合起来，组成了与刚刚在法
国出现的人民阵线类似的人民阵线，这一联盟赢得了勉强的胜利，阿萨尼亚组织了左派政
党所支持但未参加的共和党新内阁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得到了恢复,反教权措施和温和的社会
改革一起也得到了恢复.回想起来,共和党人强调反教权主义而不是强调土地改革，那似乎
是一个大错，因为土地改革是大多数西班牙人所接受的。

这种政策使热情的天主教徒和中间阶层的许多人开始持敌对态度。同时，大萧条连同它所
带来的普遍的失业一起增强了极端分子的实力，削弱了温和派政党的力量。为了控制因绝
望而不顾一切的工人，社会党人只得不断地向极左派靠拢；中间阶层的许多人作出相应的
反应，使自己与极右派结成同盟——因此，不断高涨的思想上的激情和政治生活的两极分
化达到使议会制政体变得日益脆弱的程度。

在这个时候，西班牙的右派分子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纵容下，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的
领导下，举起了反革命的旗帜。1936年7月17日，摩洛哥军队发动叛乱。第二天，本土上的
许多将军拿起了武器。叛军即自封的民族主义者迅速占领了西班牙南部和西部的地区，这
些地区在整个的长期的斗争中一直是他们的主要基地。佛朗哥曾希望他能出其不意地迅速
占领主要城市和要塞。从而控制全国。然而，斗争却延续了近3年，其残酷程度使人联想起
16世纪的宗教战争。

在叛乱的头几个星期中，忠于共和政府者失去了大约一半国土。之后，他们重振旗鼓，设
法控制了中部地区的马德里。北部地区的巴斯克诸省和高度发达，拥有巴塞罗那和巴伦西
亚这样的大城市的东南沿海地区。忠于共和政府者这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在他们的
背后有工业中心，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和拥有非常巨大的黄金储备的首都。然而，尽管有这
些有利条件，忠于共和政府者最终还是被打败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未能获得与民族主义
者所得到的同样多的武器。

事态发生这样的转变似乎是有悖常理的，因为忠于共和政府者建立了这个国家的合法政府
，他们不但有钱进口武器，而且有权利根据国际法这样做。不过，英、法政府不允许向共
和派政权进口武器。它们受到各自国家中有关内战的极不一致的舆论的约束，它们担心，
武器无限制地流入相斗争的各党派手中会引起欧洲的战争。因此，英国和法国率先提出不
干涉协定，这个协定既为几个较小的国家所接受，也为德国、意大利和苏联所接受。

这一协定规定，签约国不应该向西班牙运送武器，然而，德国和意大利从一开始就违背了
它们的誓约，苏联不久也这样做。意大利不仅向西班牙运送武器，而且向那里派遣正规军
队，其人数随着战争的继续迅速增加。根据意大利的官方资料，在1936年12月到1937年4月
的4个月中，墨索里尼向西班牙派遣了10万人，连同4万吨军需品和750门大炮。

俄国同德国一样，虽没有派地面部队，却提供了各种军用物资，外加技术顾问和飞行员，
忠于共和政府者还得到了国际纵队的援助，国际纵队于1936年11月为保卫马德里首次参加
了战斗。它由自愿兵——绝大多数是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和来自意
大利和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流亡者组成。大多数人入伍时并不是共产党人，但少数幸存
下来的人多半确已加入共产党，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们的亲身经历，同时也由于它们政
委的教导。20世纪30年代后期，西欧知识分子普遍地对西班牙共和国抱有强烈的同情心，
支持这种同情心也许是国际纵队的主要意义。

外国的干涉从两个重要的方面影响了这场内战：它无疑有利于民族主义者，是他们取得胜
利的决定性因素；它还有助于使民族主义者更接近法西斯主义、使共和党人更接近共产主
义，而后一种趋势更加明显。开始时，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在共和派中占优势，整个
内战期间，温和的社会党人担任了共和政府中的各种最重要的职务。

但是，由于忠于共和政府者对苏联军用物资的依赖，共产党人变得越来越居支配地位，到
1937年末时，苏联控制的国际纵队，苏联飞机和西班牙的共产党将领正领导着共和派军队
，支配着它的政策。这不仅意味着共和派的力量更为有效，还意味着非共产党团体，尤其
是曾拥有大批追随者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灭亡或黯然失色。

如果忠于共和政府者获胜，新的内战说不定还会发生，因为共产党人站在反对社会党人、
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一边。结果表明，轴心国提供的地面部队和军用物资是不
可抗拒的，尤其是在斯大林决定放弃西班牙共和国之后。在过去的两年里，随着民族主义
者控制以农业为主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忠于共和政府者控制更加发达的北部和东部地区以
及惹人注目的马德里，双方处于僵持状态。但到1938年中期时，由于西方民主国家仍不愿
结束不干涉的闹剧，苏联政府决定减少它的损失，停止给西班牙的援助，从而使佛朗哥的
军队能打破这一僵持状态。

1938年12月底，民族主义者开始向加泰罗尼亚大举进攻，一个月内，他们占领了巴塞罗那
。马德里和巴伦西亚这时已孤立无援，不过它们仍坚持了两个多月。随着3月底马德里和巴
伦西亚的沦陷，内战宣告结束。

对西班牙来说，这种长期的苦难使2500万人口中有75万人遭受伤亡。每7个未受伤害的人中
有一个已无栖身之地。对西方列强来说，这场内战是又一次令人吃惊的失败。正如在埃塞
俄比亚的情况下一样，面对轴心国的侵略，它们再次表现出自己的软弱和优柔寡断，这种
情况也出现在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时候，德国正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吞并奥地利的。

吞并奥地利

1938年是轴心国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导致这些重大发展的中心人物是内维
尔·张伯伦，他于1937年5月接替斯坦利·鲍尔温出任首相，并逐渐地接手确定英国对外政
策的方向，尽管安东尼·艾登是他的外交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已对这位在这一关键时刻
如此决定性地影响了欧洲外交进程的人物作了其特有的尖锐、深刻的评论：

内维尔·张伯伦......机警，讲究实际，固执且非常自信。他与鲍尔温不同，认为自己能
够了解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我们当时从他所奉行的政策中看到的不是一种模糊的但仍
然根深蒂固的直觉，而是一种有限的、锋芒毕露的能力......他已对当今国内外所有的政
治人物都作出了明确的判断，认为自己对付得了他们。他的全部希望是使自己作为伟大的
和平使者载入史册；为此，他准备不顾种种事实而不断奋斗，使自己和国家冒着很大风险
。不幸的是，他碰到了他无法估量其力量的潮流，遇到了他无法在其面前退缩但又对付不
了的飓风。

希特勒的译员在描述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灭亡和中欧均势发生根本转变的重大的慕尼黑会
议时，对张伯伦作出了类似的评价：

张伯伦老是问，谁肯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赔偿同苏台德地区一起转让给德国的建筑物和各
种设施？这显然不是首相和政治家，而是前财政大臣和商人在说话。希特勒变得越来越烦
躁。“这些建筑物和设施是苏台德的德国人纳税的结果”，他愈益不耐烦地说道，“这里
决不存在赔偿的问题。”但是，这未能打消张伯伦对财产会受到影响这一问题的疑虑。希
特勒终于暴跳如雷。他对张伯伦大声叫道：“我们的时间太宝贵了，不能浪费在这样的小
事上。”正是在这时，张伯伦又另外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将家畜留在苏台德区，是否
可以不把一些牲畜赶到捷克斯洛伐克所剩余的地区。”

在与墨索里尼打交道应奉行什么政策的问题上，张伯伦与其外交大臣首次发生了冲突。张
伯伦决心抚慰这位“领袖”，诱使他退出新结成的轴心国，回到西欧阵营中来，他希望通
过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统治权而达到这一目的，但他的想法遭到了艾登的反对，艾
登仍然支持集体安全的观念和国际联盟。1938年1月，这种争执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当时
，罗斯福总统派人给张伯伦送来了一封私信，建议有关国家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日益
恶化的国际形势。丘吉尔写道：“这是非常艰难，无法估量的一步。”但是，张伯伦未和
他的外交大臣商量就送去了冷冰冰的答复，建议推迟所提议召开的会议，因为这个会议也
许会危及他与意大利就埃塞俄比亚问题所进行的谈判。

这件事导致了艾登于1938年2月的辞职，揭露了当时决定英国外交政策的那些人的动机。艾
登写道：“事实是，内阁中我的一些前辈......不能相信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象我所描述的
那样靠不住。归根结底，墨索里尼不是打败了共产党人，使意大利的火车准时运行了吗？
此外，他们作为老派的保守党人，不太赞成罗斯福，本能地认为他有点像蛊惑人心的政客
。”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轴心国这几年获得惊人胜利的原因。

保守派认为他们可以与独裁者交往，并认为这样做比与罗斯福总统合作更可取，因为与罗
斯福的合作只是局限在以集体安全原则为基础的一些“模糊的”，“空想的”计划内。同
样，法国的保守派也宁愿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打交道，不愿求助于名义上与他们结盟的俄
国人。这种思维方式的直接后果是牺牲了奥地利，阿尔巴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独立的国
家——这种牺牲并没有带来人们所天真地想象的“我们时代的和平”，而是导致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第一页上写道：“德属奥地利必需回到伟大的德意志母国。......
一个血统要求一个帝国。”依照这种哲学，奥地利一伙纳粹分子试图于1934年7月控制这个
国家。他们刺杀了陶耳斐斯总理，占领了维也纳电台。但民众却没有起义，这一暴动失败
了。两年后，为了打消墨索里尼的疑虑，希特勒与奥地利签订了一个协议，答应尊重奥地
利的独立。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希特勒极力主张和平和友好，但与此同时，德国正以极快的速度重整
军备。1937年，德国用在军备上的开支为45亿美元，而英法两国的军备开支合在一起还不
到20亿美元。第二年，这一巨大的差异依然如故，尽管双方的军备开支都比以前大。这种
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连同1936年莱茵的重新军事化的成功，大大地加强了德国的军事地位
，致使希特勒能满怀信心地朝自己的目标进发。

1938年2月13日，希特勒把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舒施尼格召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尼伐利亚高
山别墅进行会谈。在那里，博学、谦虚、虔诚的舒施尼格受到了长达几个小时的拍桌子打
板凳的指责和辱骂：

我只要一声令下，一夜之间，你所有那些可笑的防御设施就会被炸得粉碎，你并不确信你
能阻止我甚至拖延我半个小时，是吧？......一刻也不要认为地球上有谁会阻扰我的行动
。意大利吗？我与墨索里尼的看法完全一致......英国吗？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帮一点忙。
法国吗？是的，三年前，我们曾派小股部队进军莱茵，那是我事事都要冒险的时候。那时
，如果法国出来阻止我们，我们只有撤退。......但是现在，对法国来说已为时太晚了。


希特勒说完话后，德国的将领和德国及奥地利的纳粹领导人又重新开始软攻。这样，舒施
尼格被迫接受了种种要求：如：赦免被囚禁的奥地利纳粹分子，任命纳粹分子担任各种职
务，包括内政部长的要职。但是，舒施尼格一回到维也纳，就在电台上发表讲话，阐明他
维护奥地利独立的决心。

“我们完全知道，我们曾能到达，也的确到达过那条边界线，在边界线的那边，清楚而又
明确地标出了几个大字：‘到此为止，不能再走’。”然后，禁止悬挂纳粹党的党旗，禁
止穿纳粹党党员的褐衫，禁止纳粹分子举行游行示威。这些坚定的措施得到了人民大众的
充分支持，舒施尼格更大胆地规定于3月13日就以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你赞成一个自由
的、独立的、日尔曼人和基督教的奥地利吗？”

这一挑战激怒了希特勒，他开始把军队集中到边界。在随后的危机中，希特勒随舒施尼格
提的大国不会帮奥地利一点忙的警告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法国当时正处于两届内阁交替之
时，根本没有政府。墨索里尼是不愉快的，愤怒的，尤其是他的独裁者伙伴没有事先告诉
他，但是，他因“罗马—柏林轴心”而被捆住了手脚，因此，他只好告诉舒施尼格，他“
 这种情况下不能提供任何意见。”

张伯伦也在2月22日对众议院的讲话中宣布了他的不干涉政策：“在坐的各位有谁相信，象
今天这种状态的国联能够提供集体安全？......如果我说国联......不能为任何人提供集
体安全是说得对的话——我确信我说得对——那么，我要说我们不可设法欺骗自己，更不
可在我们知道集体安全毫无指望时，去设法骗得弱小国家相信国联将反对侵略并采取相应
的行动来保护它们。”

3月11日，面对两份最后通牒，舒施尼格被迫首先取消了公民投票，然后把总理位子让给了
纳粹内政部长阿图尔·冯·赛斯·因克瓦特博士。赛斯·因克瓦特过去一直同柏林保持着
电话联系，这时，他发布了一项由柏林授意的声明，要求德国政府“尽快派遣德国军队..
....来维持和平和秩序......制止流血事件。”

实际上，军队因误解而在要求提出的前两个小时就已越过边界。3月13日，来自柏林和维也
纳的法令宣布奥地利为德国的一部分。第二天，希特勒耀武扬威地进入了他的出生地。这
样，德国通过电话就接管了奥地利，这一事件在国际联盟中竟未被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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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爱变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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