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en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ersy (Alan), 信区: Green
标  题: 斯大林格勒的苏军逃兵(转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9月12日08:07:49 星期五), 站内信件

【 以下文字转载自 History 讨论区 】
【 原文由 oversea 所发表 】
在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内务部队NKVD总共处决了13500名军官和士兵，罪名是
叛国！ 
   ――国防人民委员270号命令在1941年8月16日发布，规定所有红军官兵必须战斗到
最后， 但凡被敌军俘虏，无论事前曾否做过抵抗，事后都将被作为叛国者惩治，连同
眷属
在内被送往劳改营。至于1942年7月28日发布的227号命令，则是命令“绝不许后退一步

”，官兵撤退者一律处死。 而同期德军在战斗中共计处决了3000名平民，没有处决自
己士兵的记录，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俄国士兵（排除掉无法忍受集中营而被

迫参军的）宁愿为德军作战而和他们的同胞拼死厮杀直到死亡。 
   出于吹嘘苏维埃联盟包容一切民族的国家性质，政治委员们可能已经透露了一个实
情：第62集团军将近一半的士兵不是俄罗斯民族。但宣传机构却有更多的理由就此话题

保持沉默。对来自中亚细亚的“血肉长城”显然期望过高，“他们弄懂一件事情简直太

费劲了，”一名派去指挥某机枪排的俄罗斯族中尉报告说，“与他们共事真是困难。”

由于对现代技术缺乏了解，他们更容易被空袭搞得晕头转向，甚至吓破了胆。语言困难

以及由此造成的误解自然令情况更加糟糕。第196步兵师某部队绝大多数是哈萨克人、
乌兹别克人和鞑靼人，“损失之巨大，以致于不得不将其从前线撤下进行重组。” 
   政治委员们知道情况的确很糟糕，他们唯一的反应也在预料之中：“在宣传解释入
伍誓词和惩办叛国行为有关法律的过程中，必须把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有

人民这一最高神圣目标灌输给所有非俄罗斯民族的指战员们。”他们的灌输不可能非常

成功，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场战争所为何故。第284步兵师的一个鞑靼人无法继续
坚持战斗，决定逃跑。他趁着天黑从自己的阵地里爬出来，没被人发现，但在无人地带

却迷失了方向。这个家伙丝毫没有查觉，又爬回第685步兵团的阵地，看到一个指挥部
掩体，就钻了进去。他以为自己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并且认为眼前盯着他看的军官一定

是德国人，身上的苏军制服不过是一种伪装。“他宣称过来投降，”报告的记录是这样

的，“这个叛国者被处决了。” 
   政治委员们同样存在官僚之间那种扯皮推诿的作风。“界定非常事件特别困难，”
方面军政治部对莫斯科的谢尔巴科夫解释说，“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不知道这个士兵是

开小差了，还是投到德国人那边去了。”“在战斗条件下，”该政治部在另一份报告中

说，“明确了解特定一组士兵的下落不太可能。第38步兵师一名中士和一名士兵离开阵

地去领全连的口粮，但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他们可能被炸死，

也可能已经逃亡。除非有人看到他们，不然我们只能猜测。” 
   军官们清点士兵人数时也常常出错。一些不在战位的人被列入叛国者名单，然后又
发现他因伤重已被后送到某野战医院。有一名士兵从医院里跑出来，回他的部队继续战

斗，却发现他被列为逃兵并已受到审判。军官们的粗心很多时候都是故意的，为了多领

口粮不向上级报告阵亡情况。这种自军队出现之日起就已存在的古老把戏，如今却被定

义为“扰乱军事编制的犯罪行为”。 
   九月共计发生了446起逃亡事件，而多勃雷宁也承认在数据统计方面困难重重。虽
然没有提到其它方面如“投敌”的统计数字，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内部的集体逃亡报告

还是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例如，连续三个晚上某营就共有23人开小差，结果“在前线

的前面建立了”“一个保护区”，军官们进行“24小时警卫”。 
   自伤事件与开小差一样都是欺骗行为。罗季姆采夫第13近卫步兵师的一个士兵被押
送到包扎所，因为大家怀疑他打伤了自己的手。当德军大炮开火时他想趁黑逃跑，但给

拽了回来。一个医生委员会检查了他的伤口，宣布是自伤。他所在的营挑选了一些士兵

，亲眼看着这个犯人被执行枪决。军官也会因自伤而遭判罪。第196步兵师一名19岁的
中尉被指用冲锋枪打穿了自己的左手掌，他也在同一部队其他军官的面前被枪毙。报告

以并不令人信服的逻辑暗示，此人的犯罪行为是自己暴露的，因为他曾经“试图索要绷

带隐藏伤口。” 
   假装生病逃避战斗同样是欺骗行为。“某野战医院共有11名士兵装聋扮哑，”多勃
雷宁写道，但他随即冷冷地对结果表示了满意：“医疗委员会判定他们适合执行军事任

务，并决定将报告送交军事法庭。这时，他们马上开始相互交谈。” 
   自伤的极端方式是自杀。与德国国防军一样，苏联当局将自杀视为“怯懦的一种表
现”，或是“不健康心态”的产物。怯懦行为有许多种解释。某飞行员飞机被击中，他

跳伞逃生。由于认为自己落到了德军后方，着地后他马上把预备党员的党证撕掉了。虽

然苏联宣传机器一直强调德国人会当场枪毙被俘的共产党员，但他回到基地后，政治委

员还是以斯大林第270号命令指控他有怯懦表现。 
   NKVD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不放过任何“反苏行为”的蛛丝马迹。例如，“带
有德国传单的人要移交NKVD。”捡德国传单是非常危险的事，即使是用它卷makhorka烟

也不行。如果某个士兵发脾气，骂自己的上级，骂红军，他的罪名就是“反革命宣传”

或“不相信我们的胜利”。第204步兵师一名下士K被处决，因为他“污蔑红军领导人，

对他的指挥员进行恐吓威胁。”第51集团军的两名士兵批评苏维埃政权，也被移送NKVD

处理。其中一个“散布法西斯言论，说集体农庄的劳动者象奴隶一样，”另一个说“苏

联宣传机构为了提高军队的士气而撒谎。” 
   “反苏行为”案件经常以“背叛祖国罪”的罪名进行处理，因此在前线相对较少。
军官们基本上遵循着1812年俄国陆军的非正式信条：“士兵嘀嘀咕咕，军官充耳不闻。

”大多数人都承认，在战争中人们面对死亡的威胁，需要把自己的真心话说出来。同处

前线的战友之间并不讳言共产党官员的无能、腐败和欺软怕硬。牺牲的可能性随时存在

，因此他们根本不在乎政治委员和特科的告密者。两军战壕近在咫尺，怎么死都是死，

不管是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还是接受苏维埃国家最后一份口粮，NKVD的“九克铅丸”。


   大部分记录在案的反苏行为发生在后方。新征入伍的士兵如果牢骚满腹，更容易被
同伴检举揭发。在第178训练营受训的某位斯大林格勒市民斗胆说了句冬天一来他们都
会挨冻受饿的话，就马上遭到逮捕。这要“感谢新训士兵K.和I.的政治觉悟”。NKVD的

妄想与偏执在伏尔加河东岸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运输和工程部队中造成极大影响。12名

士兵和5名军官，包括两名高级军官于10月被捕，理由是“失败主义性质的反苏行为
”。“被捕者中有一名少校来自被占领地区”，报告补充说，并宣称有大量证据证明他

们计划“背叛祖国，投降敌人”。 
   新闻报道声称，前线将士们在战壕中热情地讨论斯大林同志英勇无畏的领袖作用，
高喊着“Za Stalina”（为了斯大林）投入战斗，这纯粹是宣传。士兵诗人尤里?贝拉
什写道：“千真万确，战壕中我们想到的，只有斯大林” 
   不管苏联新闻机构如何努力渲染个人英雄主义的伟大事迹，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宣传
却证明当局对个人完全缺乏尊重。报纸上，是崔可夫在军事委员会某次会议上喊出的一

句口号：“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保卫这座城市的一块城砖。”崔可夫的一位部下充满激情

地补充说，第62集团军“好象是活着的混凝土，把这座在斯大林精神鼓舞下的城市的一

砖一瓦牢牢浇筑在一起”。在战后马马耶夫岗上建起的巨大纪念碑上，这一主题得到了

最彻底的宣示，废墟中的士兵形象刻意突出在浅浮雕的砖墙上面。这座纪念碑是为苏联

修建的，不是为士兵们修建的，它最终把这些士兵变成一支陶俑军队，好象中国皇帝的

那些陪葬品。 
   甚至日常行政工作也给人同样的印象，士兵是可以随便抛弃的东西。新皮靴、新制
服和新装备全部留给那些在后方组建的新集团军。斯大林格勒前线士兵的保障物资不来

自于军需部门，而来自于死去战友的尸体。掩埋尸体的时候，任何东西都不能浪费。无

人地带的尸体甚至在夜间会被专门派去的人扒得只剩内衣。倒下的战友，躯体半裸躺在

开阔地里，这情景让许多人心生厌恶。严冬降临，雪地伪装服变得尤其珍贵。受伤的士

兵必须要在伪装服染上血之前把它脱下来。但是很多时候，有些士兵负伤过重无法自己

脱下伪装服，当战友过来扒他们的衣服时，他们还要因其染上了血渍而再三道歉。 
   在斯大林格勒，格劳斯曼仔细地观察着他的同胞，不承认他们早已心硬如铁，对一
切都漠不关心了。“生活对一个俄罗斯人来说是不容易的，”他写道，“但在他的内心

深处，他却相信生活是可以改变的。在前线，我看到对待事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不可思议的乐观主义，和完全的悲观失望。没人相信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但人们也不

相信月复一月的辛勤工作会让我们取得胜利。”事实是，在这场恐怖的战争中，你只能

想着如何活下去，活过这一天，活过这一个小时。抛开这些想别的，就是极其危险的幻

想。 

   可怜的平民 
   尽管寻找栖身之所是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但平民最终的难题是根本找不到食物和
水。每次轰炸间歇，女人和孩子们就从地洞里爬出来，抢在野狗和老鼠之前从死马身上

割些肉下来。食物搜索队的主力是儿童。岁数小，个头小，敏捷灵活，这大大降低了他

们成为目标的可能性。这些小孩子在夜间溜到伏尔加河南岸那个巨大的谷仓――虽已被

烧毁，但德国人最终还是占领了它――把烧焦的麦子装满各式各样的包裹，然后一溜烟

地跑掉。守卫这些谷仓以供己需的德军哨兵打死了相当多的小孩。那些试图偷点德国陆

军罐头的孩子也会被当场打死，不管是在斯大林格勒，还是在后方。 
   德军士兵自己同样利用斯大林格勒的孤儿。日常如为水壶装水这样的工作也是非常
危险的，因为苏军狙击手隐蔽在暗处，准备射杀任何移动目标。所以，只要许诺一小片

面包，他们就能驱使苏联小男孩或小女孩下到伏尔加河河边去为他们装水。苏军一方马

上就察觉了这边的情况，红军士兵也打死过执行类似任务的小孩。这种毫无人性的事情

在列宁格勒围困战的早期也发生过。德军部队用平民当盾牌。斯大林马上向红军部队发

出一道命令，消灭任何服从德军指挥的平民，即便他们是被迫行事也不例外。这一指示

在斯大林格勒同样得到贯彻执行。“敌人，”第37近卫步兵师报告说，“强迫平民去拖

德军阵亡官兵的尸体。不管他是谁，只要想移走法西斯的死尸，我们的士兵就向他开
火。”另外一些儿童就要幸运得多。他们跟随某些苏军部队或指挥机关，许多孩子承担

通讯员、侦察兵或间谍的任务，而更小一点的孤儿，也就是四到五岁的样子，都成了部

队指战员的宠儿。
   “对于斯大林格勒会战，我们俄国人完全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一位退役老军官
说。“首先，我们不抱幻想，愿意承受任何代价。”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苏维埃政权和

绝大多数的战士们对此不抱幻想。但我们也要记住那些极少数的人，那些不愿意，或是

不能够承受战斗造成的极度紧张的人，这不是侮辱他们的勇气，相反，这见证了他们的

勇气。 
   苏联当局是冷酷无情的。“在这座燃烧的城市中，”崔可夫写道，“我们不能容忍
怯懦行为，我们不能给它以任何生存的空间。”斯大林引用列宁的话来警告士兵和有关

平民：“那些不想尽办法帮助红军的人，那些不服从红军命令和纪律的人，都是叛国者

，必须毫不留情地消灭掉。”所有的“温情主义”都不可接受。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如

同前线部队总要冒被己方大炮或飞机误杀的风险一样，军事审判执法不当的事情肯定存

在。 
   执行这种极端残忍的纪律开始是很困难的。直到10月8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
部门才感到可以向莫斯科报告“失败主义情绪基本被消除，叛国事件的数量正在逐渐减

少。”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阵前当场执行与法庭审判后执行的处决案例共计13500
件，表明苏维埃政权对自己的战士象对敌人一样绝不宽恕。包括未经许可撤退，自伤，

逃亡（开小差），投敌，腐败以及反苏行为等等所有罪行，均被政治委员们定义为“非

常事件”。如果看到自己的战友准备逃跑或向敌人投降而没有马上向他们开火，也会被

判有罪。九月底的一次战斗中，一群苏军士兵投降以后，德军坦克不得不迅速向前开进

，以保护这些人免遭苏军射杀。 
   崔可夫最弱的部队是民兵组建的特别旅，主要是斯大林格勒北部工厂的工人。为了
防止他们逃跑，在他们后面部署了装备精良的共青团志愿者或NKVD部队组成的“封锁组

”，他们的政委都穿着黑皮夹克，拿着左轮手枪，令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想起了
1918年的红色近卫军。在北部的里诺克，第124特别旅抵抗着第16装甲师的进攻，战线
后方的“封锁组”迫使那些精神崩溃的人逃向德军一方。多勃雷宁向赫鲁晓夫报告说，

9月25日，包括两名军士在内的十名逃兵投向德军。第二天晚上又有5个人跑了。根据德

军对第一批逃亡者的审讯报告，他们的连队只剩下55人。“在9月18日的进攻中他们损
失惨重，自那以后他们就没有接受新的任务。前线后面是由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的第二

条战线，装备有重机枪和手提轻机枪。” 
   来自斯摩棱斯克的一名苏军上尉却因另外的原因逃亡。他在8月顿河河曲战役中被
俘虏，不久即设法从德军看管处逃脱。但当他向红军重新报到归队时，“他却根据斯大

林的某个命令被视作逃兵抓了起来，”送进第149特别旅所辖的惩戒连。 
   另外一些逃亡的原因令德国人产生了错误的乐观情绪。“俄国人的士气实在太糟了
，”第79步兵师的一名军士写信回家。“大多数投向我们的逃兵都是因为饥饿。也许今

年冬天俄国人会遭受一场饥荒。”苏联方面的记录对这一时期苏军心态做了大量披露。

第178后备步兵团三名士兵开小差，某中尉领命去抓三个人来充数，不管是士兵还是平
民。即便不是大多数的话，逃兵中也有许多人是被征来充数的老百姓。例如，第15近卫

步兵师的93名逃兵中，大部分是“撤退到克拉斯诺阿梅斯克的斯大林格勒市民”。“这

些人完全没有接受过训练，有些人没有军装。由于动员太急，许多人的通行证没有收
回。”这份呈交莫斯科的报告承认，没有收回通行证是严重错误。“换上老百姓的衣服

，手里有通行证，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回到伏尔加河东岸。必须马上将所有战士的通行证

收回。” 
   有谣言说德国人允许住在德占区的俄罗斯和乌克兰逃兵回家，政治委员们对此大为
恼火。“德国特务发现我军缺乏政治教育，他们利用这一点对我军进行腐化，企图劝说

不坚定的战士逃亡，尤其是那些家在德军暂时占领地区的人。”这些因德军推进而沦为

难民的人对他们家庭的命运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有时逃兵会在与其同一个师的数百名战士眼前被当场枪毙。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个
判了死刑的人会由NKVD特科所属警卫部队带到战线后面某个舒服点儿的地方。那里，他

被要求脱掉衣服，这样军装和靴子还可以重新利用。可即便如此简单直接的任务有时也

不能按计划完成。第45近卫步兵师处决了一名士兵，心存疑虑的卫生员发现那个该死的

家伙还有一口气。他刚要喊人帮忙，敌人的炮击开始了。这个被处决的士兵坐了起来，

摇晃着站起身，跌跌撞撞地朝着德军阵地的方向跑去。“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送给

莫斯科的报告说，“他是死是活。” 
   第45近卫师特科射手的枪法之差，简直超乎想象，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他们多喝了
几杯伏特加之后干出的“绝活”。还有一次，他们受命处决一名因自伤而被判死刑的士

兵。象以往一样，那人给脱去军装，毙了，扔在一个弹坑里。尸体上面盖了一些土，行

刑队就回师部了。两小时以后，这名本该被处决的士兵，内衣上全是血和泥，又磕磕绊

绊地摸回了自己那个营。同一支行刑队不得不再次出动第二次枪毙他。 
   很多情况下，逃兵家庭所在地的政府都能得到通知。根据第270号命令，家属会受
到迫害，这是一种额外惩罚，更是一种警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政治委员和特科官员

们将对家属的报复作为绝对必要的手段，来威慑其他心存“溜”念的人。 
   NKVD特科在审讯逃亡案件时，肯定对嫌疑人施加了强大压力令其指控他人。（第51
集团军）第302步兵师的一名新兵被某个同志指控曾经说过“如果我上前线，我就是第
一个投降德军的人”这样的话。“在审讯中，”他据称承认曾劝说其他五个人与他一起

走，并“说出了”他们的名字，但这可能是他在NKVD的压力下编造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

阴谋。 
   政治委员们认为，对于部队中的逃亡事件，“军官们的粗心大意和慈悲心肠”要负
主要责任。但是，“作为一种只针对红军军人不执行命令或从战场撤退的极端手段”，

军官们运用手中权力枪毙下属的事件也是数不胜数。甚至当局也极其罕见地认为军官们

过于严厉了。“10月17日/18日夜，（第64集团军204步兵师）两名士兵失踪。团首长和

政委命令连长枪毙逃兵所在排的排长。”这名十九岁的少尉五天前才来到这个团，根本

不了解那两名逃兵的情况。“连长执行了命令。他到那条战壕，当着指导员的面，朝着

排长的头就是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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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      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干            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              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百万兵，长驱西北边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
   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做钹吹，管我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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