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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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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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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格林沁是清王朝"倚为长城"的蒙古王公，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统帅清军和蒙古骑兵
抗击英法侵略军起过重要的作用。1825年(道光十五年)，僧格林沁袭爵科尔沁札萨克博
多勒噶台郡王后，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先后曾任御前大臣，兼管火器营，并以御前大
臣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后扈大臣、总理行营大臣和兼管虎枪营等武职，是道光帝身
边的一位"亲近重臣"。进入咸丰年间，僧格林沁又以"御前大臣署管銮仪卫掌卫事"重要
职务，颇得咸丰帝的信赖和重用。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北伐，清廷为防御京师和镇
压太平军，命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督办京师巡防等军务。至1855年北伐军失败，清
廷因僧格林沁"督兵剿贼，叠著勋劳"，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博得科尔沁札萨克亲王的
爵衔。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在"国家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7）的严峻形势之下，起用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会同礼
部尚书瑞麟(置直隶总督)，前往天津一带，加强海口防务。

　　1858年6月2日，清廷"颁给僧格林沁钦差大臣关防，督办军务"（《清文宗实录》卷2
52，第3页；卷251，第35页）。僧格林沁接任官防后，立即率京营及蒙古马队各一部，
自通州前往天津，并调察哈尔官兵1000名，"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军营，听候调遣"。
僧格林沁到达天津后，便会同瑞麟亲往海口查勘，决定加强大沽、双港等地海防设施。
他认为大沽是天津的门户，首先需要重建大沽炮台。到1859年11月，经过他重建的大沽
口炮台，由4座增至6座，每炮台守兵约400人，海口南岸炮台3座，高三丈至五丈不等；
北岸炮台2座，一高五丈，一高三丈。6座炮台共安设大炮60门。其中，一万二千斤铜炮2
门，一万斤铜炮9门，五十斤铜炮2门，西洋铁炮23门。所有炮台周围均坚筑堤墙，堤墙
之外开挖壕沟竖立木桩。又在海口排列三道拦河铁链，配置铁戗，安设木栅，连成巨筏
，以便阻拦敌舰。整个大沽海口地区共有防兵4000人。

　　此外，僧格林沁还在双港设防。双港距天津30余里，他鉴于双港地势较高，河身狭
窄，便于阻击敌人，故在沿海两岸设兵营9座，驻兵6000人，修建炮台13座，共安设一万
二千斤以下大小铜炮81门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第1177页)。除在大沽口和
双港两地设防外，对大沽至山海关一线的众多海口，本着"择要分布"的原则，分别在北
塘海口、丰润县的涧河口、乐亭县的清河口和老田沟、昌黎县的浪窝口和蒲河口，以及
山海关内的白塔岭、秦皇岛、小河口等处，布置了相应的兵力。僧格林沁还重用民力，
在天津道府及沿海各县，招募了乡勇、团练共5万余人，保卫天津海防前线。

　　僧格林沁在加强天津防务的同时，为增强防兵的战斗力，非常重视京营和蒙古骑兵
的战斗作用。1858年7月14日，他由天津返回通州大营，对各处防兵作了"通盘筹划"。他
上奏清廷："现拟遴员随同瑞麟前往，在天津迤东海河两岸，相度地势情形，恐垒安营，
以备先行移兵进扎。"根据他的"移兵进扎"天津驻防计划，驻通州地区的防兵，"除分扎
通州运河两岸，内外火器营、炮营、健锐、技勇、巡捕等营官兵一千五百名，密云、热
河兵各五百，宣化镇兵一千名，共计三千五百名，应请照旧分扎毋庸裁撤外"，可将"京
旗二千九百名，全行裁撤回旗"。并将察哈尔2000蒙古官兵，"挑留一千兵"驻扎通州（《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9，第1067页）。驻天津海口地区的防兵，他认为"天津郡城
应为重镇"，咨令直隶提督托明阿(曾任绥远城将军)，除酌带本省绿营官兵"缜密防守"外
，应将"现在扎采育绥远城官兵一千名，交该提督一并统领，赴天津迤东驻扎。"此外，
从1859年初开始，不断从察哈尔、绥远和内蒙古东四盟征调大批蒙古骑兵驻防天津海口
。3月20日，据僧格林沁奏报："除由吉林、黑龙江调来二千名马队，驻防在天津海口至
山海关一线外，还有蒙古骑兵二千名驻防天津海口。其中：副都统成保，统带哲里木盟
官兵五百名，在新城驻扎；头等侍卫布尔和德、二等侍卫舒明安，统带昭乌达盟官兵五
百名，在新河地区驻扎；郡王衔扎赉特贝勒拉木棍布扎布、头等侍卫札精阿，统领哲里
木盟官兵五百名，在双港西岸驻扎；围场总管常山，统带昭乌达盟官兵五百名，在双港
东岸驻扎"（同上，卷35，第1306页）。与此同时，清廷谕僧格林沁将前调锡林郭勒盟马
二千匹，"以一千匹解天津军营，一千匹解山海关军营"（《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
9，第1307页）。

　　至同年6月，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两岸严密设防，共设兵营9座，驻兵共达6000人
。其中，驻守在天津海防前线的蒙古骑兵和绥远城马队共达3000人，加上驻守在通州的
察哈尔蒙古马队1000名、总共约为4000名。这些蒙古骑兵，在抗击英法联军入侵的战斗
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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