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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Vbn (热), 信区: Green
标  题: 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非精帖不转）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6月29日19:39:09 星期天), 站内信件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地理格局就像一个不规范的围棋盘。在这个不规范的围棋 
盘上，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是其四边，中原为其 
中央腹地。 

中国的地域虽然辽阔，但在历代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却主要是上述九大地域。大体 
上分布在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上。这里所说的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是指在历 
代战争中，上述九大地域的重要性往往关系到天下的统一与分裂、关系到一朝一代的兴盛 
与衰落，或者，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关系到中原政权的生存与灭亡。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并不全是按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来划分的，而主要 
是考虑到它们在军事地理的格局中以其地形、地势的原因构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 
元，它们在历代战争中也的确显示了它们作为一个个独立单元的地位。其中，关中主要是 
指陕西省的秦岭以北部分，汉中地区则因其相对独立而单独作为一个单元，东南主要指江 
苏、安徽两省的中南部，中原主要指河南，其它几地则基本上同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 
在称法上，关中和中原都沿用了古代的称法，因为这种称法本身就极富战略色彩。在上述 
九大战略要地的外围，有一些地域山川形势也很险要，如岭南、闽南、浙江、辽东、河西 
等地。这些地域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地位也很重要；但由于位置的关系，这些地域险要的 
山川固然保护了自己，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防碍了它与外部联系，防碍了它对于全局的全面 
介入，因此在历代兴亡中，对于全局未能显示出决定性的意义。当然，近代以后，中国的 
国防形势发生变化，它们在军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也有所变化。 

古人惯讲“山川都会”。一般说来，在那些既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又有江河水道可 
以流通的地方容易形成战略要地。 

几列东西向的山河与几列南北向的山河纵横交错，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区 
域。中国地势三级阶梯大体上呈东北――西南向分布。其中，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的 
一系列山脉――北起燕山，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再 
转向鄂西、湘西山脉而接云贵高原――为中国的东、西部之间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南北之 
间也分出几个层次，其主要的分界线则为长江、黄河、淮河及秦巴山地，此外，中条山、 
大别山也起到了补充作用。 

这几列纵横交错的山河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些地理单元的腹 
地一般都有一定的空间容量，外围有险要的山脉或者江河为之险阻；有大大小小的江河周 
流内外，既是这些地域内部流通的运输线，又将不同的区域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乃是区域 
之间战略关系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 

山脉和江河的战略意义各不相同。山脉的意义重在阻隔，而贵在有孔道可以通行；河 
流的意义重在流通，而贵在有据点可以扼守。一般说来，山地的断层地带或者江河源流穿 
切山岭所形成的河谷低地作为穿越山地的交通孔道。如关中四塞、太行八陉所扼通道及穿 
越秦巴山地的几条栈道便是如此。江河主要是作为人力、物力运输的交通线。以江河作为 
险阻，还须在那些重要渡口或支流与干流的交汇处建立据点，以确保对这些江河的控制。 
如黄河的孟津和蒲津渡口、长江的瓜洲渡和采石渡、淮河的颍口、涡口、泗口等处，便都 
伴随有重要军事据点的形成。 

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则易于在纷乱的局面中建立根据地，形成局部的秩序，积蓄力 
量；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则便于向外部投递力量，便于向外扩展，也便于介入全局。上 
述九大战略要地大都拥有这些条件。 

在这个棋盘形格局中，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分处其四角。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 
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一般都有比较优越的山河形势，有相对稳固的后方和可以凭恃的山川 
险阻，能够保持一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态势；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足以供养、支撑起 
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易于形成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势 
力兴起之初，占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可以建立根据地，形成局部的秩序，从容经营，积 
累力量，为日后进取天下打下基础。 

关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崤山及晋 
西南山地，更兼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地势上，关中对东部平原地带呈 
高屋建瓴之势。关中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其地位 
重要者，有函谷关、武关、散关和萧关，控制着关中地区几个主要方向的出入通道。其中 
，函谷关扼崤函之险，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往来通道；武关控秦岭东段之险，扼守着 
关中东南方向的进入通道；散关扼秦岭西端之险，控制着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交通咽 
喉；萧关扼陇山之险，守备着关中西北通道。四塞险固，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以进取。 
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从而使关中具备一种能进能退、可攻可 
守的态势。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北游牧民族南下的屏 
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居庸关、山海关、松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峰 
口等关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脉的几条交通孔道。太行山脉为河北的右侧翼的重要屏障。紫 
荆关、倒马关、井陉关、滏口等关隘扼守穿越太行山脉的往来通道。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 
一些东西向的河流，如拒马河、滹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 
，也能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对于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河北尤其 
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地区与游牧经济的塞北联系起来。这种 
联系在它们的统治受到来自中原的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 

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南北对抗，南方主 
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长江上通巴蜀，中 
经荆襄，下连吴越，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 
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 
是瓜洲渡，分处建康（今南京）的上下游。建康方面也加强对这两处渡口的防守。在这两 
处渡口的南岸，分别有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北岸分别有广陵（今江苏扬州）和历 
阳（今安徽和县），都置兵戍守，立为重镇。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 
。经营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战略意义。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 
唇齿关系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南方在淮河一线也 
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与淮河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钟离（今安徽凤 
阳）和寿春（今安徽寿县），在淮东，主要是山阳（今江苏淮安）和盱眙。寿春正对颍口 
（颍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颍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涡河与淮河的 
交汇口），挡涡河之冲。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泗水，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 
淮河。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水运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泗水 
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随着南北力量的消长变化 
，其攻守之势也随着而变化。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 
退守长江；南北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前沿。 

四川居长江流域的上游，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都是崇山峻岭 
，其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 
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孔道。两个方向的往来孔道俱极险要。大抵东面为水路，行 
江道；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个方向又分别归重于两大重心：重庆和成都。由重庆东 
出，经三峡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节（古夔州）为其门户，瞿塘关（亦称江关、 
捍关）即在此处；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大抵 
以剑阁为其门户，剑门关即在此处。在重庆与成都之间，又有几条江河水路连通。 

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四角地位得以形成，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条件，即有利于经 
济发展的优越的自然条件。自然条件优越，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够储粮养兵，供养 
、支撑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 
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古代河北的农业 
生产条件虽不如现在，但河北特别是河北北部拥有一种比较好的在内地与塞外之间、在农 
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进行贸易的条件。这种经济特色跟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之间的一个 
重要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东南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随着江南的开 
发和发展，到南朝时，在《禹贡》中称为“厥田下下”的东南扬州地区已呈现出相当繁华 
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时起，东南财赋便为关中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 
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必仰仗东 
南，也经营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四川盆地在历史上每被称为“天府之土”。 
四川腹地是长江及其众多支流冲积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里，宜于农业生产；加上四川及 
其周围地区物产丰富，因此，四川地区被称为“民殷国富”。 

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业。但要统一天下，仅有地理条件还是不够 
的，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才能整合出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 
。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是进取天下的社会基础。在分处四角的几大战略要地中，建立 
于关中和河北的政权都曾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历史上的全国性政权也大多定都于此二 
地；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对峙之局，而少有统一天 
下的（除明朝朱元璋外）；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则没有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究其根源， 
都可从这些政权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中探寻一二。 

一个地域能否兴起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这个地域的民风、社会文化特色及其发展水 
平有很大的关系。关中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自商鞅变法，秦人以耕战为本， 
遗风流披，影响深远，形成了与东部地区迥然相异的社会风尚，秦汉时期即有“关东出相 
，关西出将”（《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的说法；北朝后期，鲜卑军事贵族与北方 
汉姓士族结合，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 
基础。河北自战国时起便一直是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劲悍习战民风的形成 
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自赵武灵王改制，胡服骑射，河北精兵为天下雄。另一方面，河北 
的政权相当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游牧民族所建，这些生长、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男 
子皆精于骑射，是天生的战士，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打仗；而且，那些入据塞内的游 
牧民族大都能够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这样，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宜于征战的 
天性和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结合，所形成的力量至少在军事上令汉族人 
难与争锋。东南政权多为侨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 
者，这样，在东南地区与中原之间没有那种地方文化与中心文化区之间的差距。中原先进 
的社会文化遂构成东南政权的重要基础。在北方沦亡之后，侨迁到东南的政权大多能凭借 
这一点整合南方社会，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此外，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迁徙往来之地，流民 
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潜在的武装 
力量。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强敌的北府兵即是这种力量的显示。但另一方面 
，侨迁政权本身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所以， 
立足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四川的政权大多为客 
籍集团所建，客籍集团是他们割据四川时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客籍集团与四川本土人之间 
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成为历代据蜀者一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 
掉了川中政权的内部力量。此外，四川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历代据蜀者易于养成一种政治上 
的“盆地心态”，安于偏霸，安于割据，不思进取。这大概是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从没有完 
成过统一天下大业的重要原因吧！ 

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分处四边。四边之地，一般也有比较险要的山河形势，但这 
些地域综合条件不如四角。它们都夹在两角之间，彼可以来，此可以往，既是双方联系的 
纽带，又是双方对抗争夺的焦点。其地形特点也与它们的地位相符，既有供双方出入的交 
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险要；而且，它们与中原之间有比较捷近的通道。兴起于四角的 
政治势力，要想摆脱割据一隅的偏霸局面，向外扩展，必先争两翼，控制夹该角的两边。 


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具有枢纽性的地位。山西地形的主体是由东西两侧的山脉夹中间 
一系列珠状盆地构成的。东面太行山脉构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吕梁山、中条山与黄河一 
道构成关中的东部屏障。山西境内山河分布错综复杂，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珠状盆地。这些 
盆地地形都相对封闭，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在这些小区域内，分别形成了一些 
军事重镇和重要关隘。它们分别面向不同的方向，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山西的山河形 
势使山西具有一种极为有利的内线作战的地位。山西地势高峻，足以俯瞰三面；通向外部 
的几个交通孔道，多是利于外出而不利于入攻。这是山西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也是山西 
在北方枢纽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础。匈奴刘汉灭西晋之战、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和五代 
政权的频繁迭兴均能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 

山东地形的意义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显得尤其突出。山东地形的主体是鲁中南低山 
丘陵，三面都是平原，东面为渤海和黄海所环抱。山东的一些重要军事据点基本上分布在 
鲁中南低山丘陵的四侧，大都依山临河，控扼一方。黄河在北方地区东西纵贯，为东、西 
部之间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开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稍加开凿，便能连通长江和黄 
河，从而起到沟通南北的作用。山东便处在这两条大动脉交汇的位置上。另外，胶东半岛 
为古代海上运输的一大中转地。山东在南北之间尤居枢纽性地位。南北对峙之际，山东常 
是争夺的焦点。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连接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 
正处在山东的监控之下，所以山东地位举足轻重。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东而打开大都 
门户、“靖难之役”中朱棣以跃过山东而南下金陵，尤能显现中国政治重心东移之后，山 
东在南北争衡中的地位。 

湖北居长江中游，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性地位。湖北外围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 
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从而形成它“用武之国”的战略地位。从湖北沿长江上溯，穿越 
三峡，是古代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游之间对抗，则湖北可阻遏川中势力之东出 
。湖北居东南之上游，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但在江南政权内部，荆 
襄地区却每每成为一个隐患。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常给东南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 
时期，据荆襄上游拥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另外，从湖北藉汉水北上，还可经略中原 
，进图北方。襄阳、武昌、江陵为湖北境内的三大重心，犹如鼎之三足，撑开湖北形势， 
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顾祖禹在谈到它们的战略意义时精 
辟地论道：“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 
荆州。”（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 
镇，以屏护上游。自古未有失荆襄而保有东南者。西晋灭孙吴、隋灭陈、北宋灭南唐、蒙 
古灭南宋，局面均自荆襄上游打开。 

秦岭和大巴山脉夹汉水河谷构成汉中地形的主体，两列山脉平行耸立，东西延绵，汉 
中便夹在它们之间。秦岭东端有武关，西端有散关，另有三条谷道，可为汉中与关中之间 
的通道，它们是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在汉中与四川之间，也有两条谷道穿越大巴山 
脉：金牛道和米仓道。汉中夹在关中和四川这两个上游地区之间，利害关系的胶着程度远 
非东部的淮河所能比拟。淮河南北尚有广阔的地域可作回旋，在汉中地区则没有什么回旋 
余地，南北双方在汉中地区一时的得失往往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蜀汉从开国到灭亡一 
前一后在汉中地区经营的得失，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汉中在南北之间地位的轻重。 

汉中地区南北利害关系如此胶着，东西伸展的天地却非常广阔。西汉水河谷低地提供 
了一条由汉中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四川，自关中、四川 
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四川却较易。这就给在汉中、关陇一带的角逐者们提 
供了一个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 
利态势。蜀汉北伐多出祁山即是出于这种思路。若由汉中地区向东伸展，两侧地形呈现一 
种惊人的对称。秦岭向东延伸然后向北包转，与熊耳山、崤山、华山等山相连，形成潼关 
险要。这些险要是川、陕二地形成“天府之国”的地理基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川、陕 
势力的东出造成困难。这样，当东、西方之间在三峡或潼关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时，西部势 
力可以出汉中从侧翼打开僵局，出汉中从侧翼打开潼关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战例是蒙古攻金 
之战；出长江与出汉水相互配合以打开三峡正面僵局的典型史例是战国时秦攻楚之战。 


无论是哪个角的政治势力，在两翼经营的得失，都足以决定其兴衰，足以决定其能否 
摆脱偏霸格局，向外扩展。经营好两翼，以守而言，可以巩固其防守态势；以攻而言，可 
以包圈中原，进取天下。 

对于关中来说，汉中和山西为其两翼，尤以山西的经营为关键；对于河北来说，山西 
和山东为其两翼，亦以山西的经营为关键。因为北方的争雄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 
雄，山西像一个楔子楔入关中与河北之间，双方在山西的角逐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 
东南来说，山东和湖北为其两翼；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 
保据东南的最好态势，其中，湖北以其据长江上游之势而尤为关键。对于四川来说，汉中 
和湖北为其两翼；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才称稳固；据江陵可全据巫山之险， 
守汉中可全据大巴山之险，其中，汉中以其据地势之上游而尤为关键。 

中原处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势。中原四通八达之地，为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 
原趋周围地域、由周围地域趋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势与周围地域息息相关。中原有事， 
必波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响中原。中原安定，四方才可能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 
形势必致散裂。但是，天下纷乱之初，因为中原四面皆可受敌，四方分崩的离心力足以撕 
裂中原形势，而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荡的交汇之地。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 
力。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地者难。 

在历史治乱、分合的交替变迁中，在从治到乱、从合到分的阶段，据中原四战之地者 
常难，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常易；而在从乱趋治、从分趋合的阶段，只有走出四角争中 
原者才有机会争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则终难摆脱偏霸局面。在任何全面性的角逐中，中 
原都是必争之地。进取天下，中原为必取之地；安定天下，中原为控御中枢。只有中原才 
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 


就本身的地理形势而言，中原地区大体上又可分为四个区域，分别凭借不同的地理条 
件，显示不同的战略意义。这四个区域是：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 
、东北河内地区。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北面黄河横亘，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洛阳城即位 
于其中。山脉环绕，形成险阻；河流上下周流，可与外部联系。洛阳周围的关隘大都是依 
三川河谷的山川险阻而立：潼关拒其西，扼崤函之险；虎牢阻其东，扼嵩山北麓与黄河之 
间的通道；伊阙（今洛阳龙门）阻其南，扼嵩山与熊耳山之间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 
，扼黄河渡口；另有广成关（今临汝西）控制经由汝河河谷的往来通道、?辕关（今巩义 
西南）控制由颍河方向来的通道。三川河谷在东西关系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关中，往往 
藉三川河谷为控制东方的前沿；立都河南，则往往藉三川河谷以衔接东西。南阳盆地像是 
关中、汉中、湖北与中原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从全局 
的角度看，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襄阳和南阳分处于盆地的南北两端 
，南北双方往往各据襄阳和南阳而分享南阳盆地。这两座重镇的形成代表了南北双方在这 
片地域内利害关系的对峙和胶着。在东西之争中，无论是入攻关中，还是自关中东出，南 
阳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河南东南部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主要是淮河及其支流 
。在黄河与大别山之间，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涡河、颍河、汝河及淮河上游主干等河流 
成扇形展开。这些河流的源头都深达中原腹地，下流汇入淮河，因而成为中原与东南之间 
的主要交通线路。南北相争，这些河流每为双方战守之资。自中原南逼江淮，由汴、泗二 
水南下，可趋泗口，略淮东方向；由涡、颍二水南下，可趋涡口、颍口，略淮南方向。此 
外，这片地域南倚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屏护着中原的南侧翼。河内地区处 
太行山与黄河之间，北倚山，南阻河。山地关隘为往来孔道，黄河渡口为南北津要。太行 
八陉中第一陉轵关（在今济源市西北），为山西西南部与河内之间往来必经之路；太行第 
二陉太行道，上有天井关，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为山西上党与河内之间的咽喉。河 
内与洛阳之间的主要通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河内地区在山西与河南之间、在关中与河北 
之间都是往来的要冲。在河内与山西之间，太行关隘是攻守的要点；在河内与河南之间， 
河阳孟津是攻守的要点。 

在整个棋盘型的地理大格局中，如果说中原是其中央腹地的话，那么，洛阳则是这个 
围棋盘上的天元。历史上，许多政权曾以洛阳为都城。洛阳虽号为四方之中，其形势之重 
却在其外围。所谓洛阳的外围，可从几个层次去说，第一个层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围诸险要 
，如成皋、崤函、孟津、龙门等；第二个层次即为河南的四境，即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 
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再加上三川河谷西北崤函之险，这些地域是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 
系通道；若将视野再放大些，则其外围可延及关中、河北、东南及荆襄等大的战略要地。 
洛阳便处在这几层外围的包围之中。中原的位置和地理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原攻守 
形势的特点。攻取洛阳、进取中原是一种由外向内的层层递进；中原防守的经营则是一种 
以洛阳为中心、由内向外的层层辐射。 

至于在一种大型的对抗如东西之争和南北对峙中，中原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 
处。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横 
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 
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对峙的中间轴线是淮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 
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因此，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西 
北对峙，中原都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历史治乱更替，天下大势也随之分合变迁。通常，一个统一的王朝因积弊太深而瓦解 
，天下便随之分崩，而演成群雄逐鹿的局面。历史遂在混乱中酝酿新的统一。逐鹿虽在中 
原，真正能参与逐鹿的群雄，却多不起于中原，而起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 
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起于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先据有一到两个角，积累力量，继之以 
向两翼扩展，然后，向中原发展，进取天下。 

秦、西汉、隋（隋因袭的成资可追溯到西魏和北周）和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 
的。由关中进取天下，以秦的统一开其先例，且其进取天下的历程亦最典型，西汉、隋、 
唐的统一，大抵循秦之故辙：其根基在关中，扩展在两翼，决战在中原。 

东汉刘秀则开创了由河北进取天下的先例。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帝自立，先据河北、 
河内作为根基，次取河南，据洛阳，立以为都，然后，遣将四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 
元和清都起自塞外，入主中原后，也以河北为其根基。 

明朝朱元璋开创了由东南统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 
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平定江南之后，兴师北伐元朝，先攻山东，由山东包 
卷河南，取河南之后，再才北上攻取大都，驱逐蒙古势力，统一天下。 

据有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据一方，称雄 
一时。当统一的条件不成熟时，据四角之地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业。以魏 
晋南北朝这段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例，这段时期内建立的割据政权大多是在关陇、 
河北和四川，尤以关陇、河北为多。 

建立于关中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秦、西汉、新（王莽）、隋和唐外，还有 
绿林更始政权、赤眉政权，十六国时的前赵、前秦、后秦、夏（赫连勃勃），南北朝时期 
的西魏和北周，唐末的大齐（黄巢），明末的大顺（李自成）等政权。此外，在丧乱之中 
，东汉和西晋政权也一度迁移关中。更不用说那些更小的短暂割据的群雄，如唐末的李茂 
贞、元末的李思济等等。 

建立于河北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元、明、清外，以燕、赵命名的政权就 
有多个。以燕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燕、秦末的燕（韩广）、西汉初的燕（藏荼）、东汉 
初的燕（彭宠）、十六国时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和后燕、唐末的燕（刘仁恭）等等。 
以赵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赵、秦末时的赵（武臣）、楚汉之际的赵（赵王歇）、十六国 
时的后赵等等。此外，还有十六国时的魏）冉闵、南北朝时期的东魏和北齐、隋末的夏窦 
建德等等。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有春秋时期的吴、越，三国时的孙吴，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宋、 
齐、梁、陈，唐初的吴（先后由李子通和杜伏威所建之吴）、宋（辅公），五代十国时的 
南唐、吴越、南宋，元末的周（张士诚）、明（初期）和太平天国等等。 

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中，虽未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但是，没有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 
时期四川地区会不出现独立的割据政权。在四川建立的政权有战国时的巴和蜀、东汉初的 
成家政权（公孙述）、三国时的蜀汉政权（刘备）、西晋末的成汉政权（李雄）、东晋时 
的蜀（焦纵）、五代时的前蜀政权（王建）、后蜀政权（孟知祥）、北宋时的蜀（先后有 
李顺和王均所建之蜀）、元末的夏（明玉珍）等等。 

四边之地虽综合条件不如四角，但纷乱之际也易于凭借其地理形势形成割据势力，建 
立割据政权，而且，因其与周围地区联系便捷，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像山西 
、山东这样的地方。山西处关中、河北之间，俯瞰中原，且其地接塞北，少数民族容易透 
入，造成影响尤大。山西的割据政权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所建。历史上，在山西 
建立的政权倾覆中原政权者屡见不鲜，如匈奴刘汉之亡西晋、后唐之亡后梁、后晋之亡后 
唐，等等。山东地处南北之间，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更是政治重心经济重心之间联系的 
衔接地带，割据山东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 


随着历史大势的演变，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是有变化的。中国政治重心自西向 
东的移动趋势即说明了这点。政治重心处于关中的时代，关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后来，在 
经历了一段摇摆之后，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关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 
位上升。这一变化给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如在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 
湖北是西北与东南之间衔接的纽带，地位比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后，随着关中地 
位的下降，湖北的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东则成了南北之间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的枢 
纽，地位举足轻重。 

这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实际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都不是 
固定的，而是随着当时政治、军事整体形势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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