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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克格勃全史-伟大的卫国战争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ue Jan 21 21:20:05 2003) , 转信

1941-1945
    “巴巴罗萨计划”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希特勒认为，德国军队在冬季到
来之前就可取胜：“只要轻敲一下大门就足够了，整个腐烂的宫殿就会土崩瓦解。”他
的军队以每昼夜50俄里速度行进，沿途扫荡一切的速度甚至连西欧的闪电战也无可比拟。

与此同时，苏联面临的还有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佐尔格从东京报告说，里宾特洛甫要
求德国大使馆说服日本人撕毁“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前三个月与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
“做你们想做的事情，--里宾特洛甫写道，一一但日本人应与俄国开战……越快越好。
我们一如既往地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能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和日本人握手会师。”在
日本政府内部展开了“北方”方案（与苏联开战）与“南方”方案（与英美开战）的支
持者的论战。

    由于“南方”方案的支持者占了上风，所以，佐尔格发往莫斯科的情报主要来源于
尾崎秀实。8 月15日他报告，从战争之初到冬季攻势前之所以放弃“北方”方案，是由
于“日本严重的经济形势”。后来佐尔格说，由于人们对他的消息不屑一顾，所以迟迟
才发来了表示感激的回电，而且电文所用的口吻也令人感觉不到丝毫的惬意：“要相信，

苏联在远东敌得住日本的进犯”。总之，佐尔格直到九月末还是未能使莫斯科相信日本
真实意图的严峻性。十月份斯大林把一半军队从远东调往西部战线。在自己的最后一封
信中，佐尔格说由于来自日本方面的进攻威胁减小，他请求召他回国或派他去德国。但
这封信没有来得及发出，因为10月18日佐尔格被捕。在这之后的几天之内，他的小组中
的三十五名成员也都相继被捕。据日本安全部门负责跟踪的军官证实，被捕前一夜，佐
尔格是在德国大使妻子的枕边度过的。

    佐尔格小组在“巴巴罗萨”战役开始后搞到的有关日本真实意图的情报是建立在一
个错误的推断之上的。正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佐尔格发出的情报并非独一无二，同时
还有从日本外交电文中截获的一些东西。而且正是靠这种不同渠道情报的巧合，使佐尔
格在日本安全机构逮捕他三周前赢得了莫斯科的充分信任。佐尔格被捕后，苏联利用其
它手段继续搞到了一些能够确定日本意图的情报。在一封被破译的、 1941年11月27日
从东京发往驻柏林使馆（也许是驻莫斯科） 的电报中写着：“必须与希特勒和里宾特
洛甫见面，秘密地向他们解释我们对待美国的立场……向希特勒解释，说日本的主要力
量将集中在南部，并说我们建议不在北方采取行动。”战时苏联密码破译员最大的功劳
是与破译日本的电码和密码分不开的。1941年2 月，特别部密码破译小组划归国家安全
人民委员部 （后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 第五局（密码破译局）管理。第五局的核心机
构是从事研究国外评码、破码系统的调查处。负责日本方向的主要专家是 C·托尔斯泰，

对他的工作评价要比对其他战时任何一个密码破译者的评价都高--他被授予两枚勋章。
他的主要助手是舒姆斯基教授，日本语文学家上校科捷利尼科夫和卡斯帕罗夫。托尔斯
泰在战争胜利后不久就去世了。正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小组还能够分担情报总局一部分
工作量，主要是破译日本军队的情报。第五局第一小组的一项任务是观察关东军的调动
部署情况，发现日本进攻苏联远东的实证。

    正是因为斯大林从佐尔格和第五局那里得到了有关日本意图的情报，才使他能够将
远东军区的一半兵力调至西部。10～11月间，8 -10个步兵师和上千辆坦克、上千架飞
机一起被调至对德前线。他们是在最紧要关头到达那里的。10月2 日希特勒开始著名的
“台风战役”--攻打莫斯科。他称此役为“战争最后一场决定性战役。”两天后，他
在柏林体育宫沸腾的人群前宣布：“敌人被摧毁了，他再也无力反抗！”然而莫斯科并
没有倒下。保护苏维埃国家成了为祖国--母亲的圣战。斯大林变成了反对阴险狡猾敌
人战争中民族团结的象征。虽然国家机关和外国代表机关在十月中旬被疏散到伏尔加河
的古比雪夫城，  斯大林却仍留在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与我们同在！”--这是莫
斯科保卫者们常用的口号。苏尔科夫在《军人的誓言》一书中十分准确地表达出人民的
情绪：

    “我很清楚……斗争将会充满血腥，步履维艰……但胜利终将属于我们。妇女和孩
子们的眼泪在我心中沸腾。我要让刽子手希特勒和他的爪牙们用他们的狼血来回答……
（出自： 阿列克谢·苏尔科夫， 两卷本诗选，莫斯科，《艺术文学》，1974，第一卷，

131页）”。

    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保卫者无法想到，斯大林在1941年10月时的主要目的不是领
导红军进行英勇的抵抗，而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帮助下寻求与希特勒言和的途径。

    10月 7日，红军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官格奥尔吉·朱可夫被召进克里姆林宫内斯大林
的办公室。办公室内只有斯大林和贝利亚两人。他们都认为红军正在溃败。那时贝利亚
还直接管理着从叶若夫那儿继承的情报和安全机构。1941年 7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又一次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吞并，直到1943年，前者才又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行使职权。战
争巩固了贝利亚的地位，他作为一个安全机构的领导，却掌握着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权力
--他成了希特勒人侵后成立的国防委员会五成员之一，其他成员分别是斯大林、莫洛
托夫、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夫。

    当斯大林对朱可夫说，红军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抗德国对莫斯科的进攻时，贝利亚一
言不发。因为看不到别的出路，所以到了效仿列宁1918年 3月与德国签订耻辱的“布列
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时候了。斯大林委托贝利亚寻找签订新“布列斯特”和约
的途径，哪怕以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和一部分乌克兰作为代价。由贝
利亚物色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选中了保加利亚驻莫斯科大使斯托捷诺夫充当中间人。
斯托捷诺夫同意斡旋，可他的各种努力都被德国人拒绝了。

    就在莫斯科的命运千钧一发的时候，贝利亚还在对军队领导干部进行清洗。10月15
日夜至16日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心机构被疏散至古比雪夫，一起疏散的还有一些当
时正在卢比扬卡受讯的高级领导。由于未能找到合适的交通工具，有三百名犯人被就地
枪决了。对剩余人的审讯在古比雪夫还继续进行。1953年贝利亚被捕后承认：“受讯者
被无情地杀戮。那简直就是真正的血流成河的战场。”除英勇地挺过了所有拷打的A·A
·洛克季奥诺夫将军外。所有人都承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莫须有的罪
名。苏联军事历史学家尼古拉·帕夫连科写道：“成百上千高级军事专家在刑讯室等死。

而与此同时，前线上一个小中尉却在指挥着一个团作战。”一些被疏散到古比雪夫的军
事指挥官在10月28日又被枪决。后来，斯大林突然命令停止贝利亚主持的侦查活动。两
位在被捕指挥官中军衔和职位最高的--前任总参谋长K·A·梅列茨科夫将军和前任军
火人民委员6·R·万尼科夫--虽然他们供认了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最终还是得到平反
而获释。

    内务人民委员部暂缓对高级军官的清洗恰好和战争进程中的转折赶在一起，莫斯科
并没有屈服。自信红军在秋末将被粉碎的希特勒夸下海口：“冬季攻势将不再进行”。
那时他的军队没有配发冬衣，在严寒中死伤人数急剧增加。12月，朱可夫在莫斯科城下
开始反攻，结果德军被击退，并在战争中首次转入防御。这次胜利，使朱可夫成了民族
英雄，但他知道，斯大林正对他的知名度投来白眼。后来朱可夫说：“我属于那些逃避
了逮捕的人，但这种危险一直威胁了我五年。”朱可夫认为，他的战役问题和作战准备
问题助理B·C·戈卢什克维奇少将被逮捕这一事实，就是斯大林给他的信号，暗示他也
逃不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手掌心。

    在苏联有关舒尔采一博伊金和阿尔维德·哈尔纳克领导的德国地下活动的文件中强
调指出，他们提供的情报帮助了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

    从1941年秋开始，英勇的地下斗士向苏联最高领导提供了一些极为珍贵的情报。舒
尔采一博伊金由于在空军中服过役，在军界（包括军事情报部门）有着广泛的交往，常
常得到有关希特勒计划的极为重要的情报。

    8月30日，盖世太保逮捕了舒尔采一博伊金，而哈尔纳克1942年9月 3日也遭逮捕，
到12月22日他们在柏林被处绞刑时，他们手下有80多名成员暴露了身份。虽然最主要的
涉嫌人员是在空军、航空部、国防部和军队辅助部门的关键人士，但宣传部、柏林市政
府、种族政策部和劳动部也有不少工作人员与此有联系。纳粹安全警察局和安全部门以
日耳曼人的精确调查表明，在被捕者中有：

    29％的学者和大学生；
    21％的作家，记者和艺术家；
    20％的职业军人，平民和国家公职人员；
    17％的战时应征入伍军人；
    13％的手工业者和工人。

    在苏联的史料中，为了强调在法西斯德国共产主义的抵抗的重大意义，通常都对舒
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小组提供的情报的价值作些夸大。虽然一些情报，例如有关德
军歼击机数量和实力的预告，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搞到的，而且对形势的评价也很重要，

然而它们对于反击德国人侵并无多大战役意义。纳粹安全警察局和安全部门，将舒尔采
一博伊金向苏联提供的重要情报分为九大类：

    1．与苏联交战之初德国空军数量的报告；
    2．德国航空工业1941年6月-7月间日产量统计；
    3．德国燃料资源情报；
    4．计划向迈科普（高加索）进攻的消息；
    5．德军指挥部部署情况；
    6．在被占地区飞机批量生产的材料；
    7．德国为化学战生产和储备弹药的情报；
    8．德国截获苏联密码的情况；
    9．德国伞兵在克里特的伤亡情况。

    政治抵抗与间谍活动同时进行，使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失败不可避免。舒
尔采一博伊金和他的妻子一道为地下成员和同情反法西斯地下活动的人建立夜间组织，
这就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于了危险之中。身穿空军军官服、掂着手枪的舒尔采一博伊金
在野战排中经常去执行保护张贴反法西斯标语的年轻抵抗者的任务。1942年在柏林举行
反苏的“苏维埃天堂”展览时，舒尔采一博伊金组织了宣传画行动，口号是：

    展览：纳粹天堂
    战争--饥饿--谎言--盖世太保
    能忍受多少？

    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还书写和散发传单，这些传单后来被苏联历史学家评价
为：“反希特勒宣传的光辉典范”。

    德国外交家鲁道夫·冯·谢里哈的冒险程度要小一些。战前和战时他一直与舒尔采
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小组保持着距离。如果不是情报总局在柏林的话务员缺少的话，
他或许能迟一些被逮捕。导致他失败的原因，是他发送情报的话务员在布鲁塞尔被捕。
“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之后，冯·谢里哈与情报总局合作似乎没了往日的热情，他的搭
档伊莉莎·什乔贝也很难从他那儿得到情报。1942年12月，情报总局将间谍亨里希·克
年（前德国共产党代表的儿子）空投到东普鲁士，然后他辗转到柏林以期通过什乔贝与
冯·谢里哈建立起联系。他随身带着向莫斯科发送冯·谢里哈情报的无线电发报机，他
还有一张冯·谢里哈1938年从情报总局领取数额为6500美元的收据--若冯·谢里哈拒
绝的话，这就是恐吓的把柄。德国安全机构对此作出了十分符合逻辑的结论，克年的使
命证明了“莫斯科认为谢里哈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9 月盖世太保逮捕了伊莉莎·什
乔贝，并等着克年与她接头，果然，此事一个月后发生了。

    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小组是情报总局在西、中欧间谍网的一部分。德国中
央安全局称之为“红色乐队”（一些文章误译为“红色御夫座”），向莫斯科发射密码
文件的话务员被称作“音乐家”，“指挥”是利奥波德·特雷伯。特雷伯后来说，1941
年11月12日，布鲁塞尔的一名“音乐家”将舒尔采一博伊金小组有关希特勒“蓝色”战
役开始的情报发往莫斯科--此次战役就是一年之后对斯大林格勒的战略进攻：

    “第三号计划，目标--高加索，第一阶段预计在11月份进行，但要到1942年春才
能实现。5月1日前部队应布置完毕……具体内容晚些时候通知。”

    据德国情报部门的评价，特雷伯的情报给德军带来的损失与舒尔采一博伊金小组最
重要的情报所带来的损失不可同日而语。特雷伯后来说，1942年 5月12日，他的一个信
使带给莫斯科“一条十分重要的有关进攻的情报”。这样特雷伯的回忆就与苏联的材料
不符了。关于“蓝色”战役的第一批材料是从一架被击落的德国飞机上（1942年6月19
日）上获得的。但6月26日，斯大林宣布他不再相信有关“蓝色”战役的一个字，并责
备情报机构上了这么明显的假情报的当。两天之后“蓝色”战役开始，德国人在从库尔
斯克到北顿涅茨的广阔战线上展开了攻势，这再次使希特勒重新燃起了1942年底前战胜
俄国的曾失去过的希望。

    1942年，德国的无线电测向仪测出了“音乐家”的位置，这之后“红色乐队”就逐
渐减少了活动。特雷伯本人是1942年12月 5日在巴黎一家牙科医院的治疗椅上被捕的。
据后来一名反间谍机构的军官说，特雷伯“开始惊呆了，然后用流利的德语说--干得
太棒了”。后来他同意为盖世太保效力，这样就成了一个双料，或许还是一个向莫斯科
发送带有预警的伪情报的三栖间谍。引人注目的是，1943年他逃掉并一直隐匿到战后。

    然而，战时最重要的间谍网是瑞士的“红色三套车”。这个小组在德国有情报源，
其名字的来宙是根据发报员的数量而命名的，小组的头目是尚多·拉多（假名为多拉）。

毫无疑问，其中最有价值的应属德籍瑞士情报机关军官鲁道夫，廖斯勒（别名“吕
西”）。他的情报通过一个地下小组的领导拉舍尔·久边多费尔（别名“西西”）和中
间人克里斯蒂安·施纳杰尔发送给拉多。廖斯勒在德国有四名重要间谍，他分别给他们
取了假名：维特、特迪、安娜和奥莉加。虽然无法确定使用这些假名的人究竟是谁，中
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还是得出了结论：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少将汉斯《斯特--反法西
斯主义者，德军参谋部指挥官，由于后来参与1944年7月刺杀希特勒事件， 与自己的上
司海军少将卡纳里斯一起被处绞刑；汉斯邮恩特·吉泽乌斯--反间谍机构的工作人员，
曾任德国驻苏黎世副领事；卡尔·哈德勒--希特勒反对派保守党领导，谋杀希特勒未
遂之后也被处绞刑；上校弗里茨·别特策利--驻雅典德军东南小组情报分析处处长。

    “吕西小组”的隐秘性导致了许多神话的出现，其中包括下述假想，即该小组只是
个掩护。英国情报机构正是通过它将截获并破译的德国情报转给俄国人，这样就可以隐
瞒真实来源。虽然英国情报机构事实上并未将廖斯勒作为传递信息的渠道，但瑞士情报
机构却完全做到了这一点。诱使廖斯勒从事此项工作的主要是他贪财的本性。拉多1943
年11月向莫斯科报告：“西西说，吕西小组若再拿不到钱就将停止工作。”拉多向莫斯
科所发情报表明，与廖斯勒第一次建立联系不早于1943年9月。

    尽管情报总局的间谍热爱祖国，并且业务精湛，但他们的情报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前
苏军实战并不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形成的初期休克状态中，
“大本营”（战时由总参谋部和最高指挥部组成的机构）经常搞不清德军的位置。军事
情报机构甚至未能及时发现德国人向南运动，结果导致1941年 9月基辅沦陷。10月份，
德军对莫斯科的攻势也令军事情报机构始料未及。1942年夏季“大本营”又一次感到措
手不及：斯大林和“大本营”都确信德国人试图夺取莫斯科，可是德军却在南方展开了
进攻。在德国人进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时，苏军同样感到心中无数，他们不知道德军
下一次的打击目标是哪里。11月，德军的一个集群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大本营”
确信，在“包围圈”中有八万五千人到九万人，而事实上，被围人数至少比估计的要多
上两倍。同样“大本营”当时也没有关于德军解围行动的任何可靠情报，而有关德国从
法国调 6个坦克师之事，“大本营”是在遇到苏联骑兵之后才知道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的伟大胜利。由于德军1943年 1月末～2 月初的投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赢得这场战役
充分证明了红军指挥的高超水平，证明了军事指挥官灵活、随机应变的能力，证明了苏
联战士的英勇。这次胜利的取得并不是靠苏联战役情报的质量，而是多亏没有完全依赖
它们。

    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尤其是头两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掌握
俄国盟国的情况要比掌握希特勒德国情况要好。提供有关英国政策的全部情报的间谍，
看来是“剑桥五杰”中的“第五人”--约翰·克恩克罗斯，1941年 3月前议员亨基的
私人秘书。1941年 7月亨基从兰斯特公爵大臣的职位上被调至权势略逊一些的邮政总局
局长职位，但他却保留了审阅国防部文件的权力，和一系列重要委员会主席的宝座。
1941年前，亨基领导着协调向俄国运送弹药和原料的联合供应委员会。在战争开始的头
九个月里，克恩克罗斯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上吨”的文件。不过在提供给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情报中，他显然是夸大了邱吉尔反对派的力量。亨基是邱吉尔的批评者中具
有毫不妥协精神的一个。有一次，他在私人谈话中直接了当地说：“由清一色赞同者组
成的军事内阁是有害无益的。”1942年初，他以战争进程为依据写了一份“邱吉尔战略
领导分析”，称之为“起诉书”。1942年邱吉尔最终将他赶出了政府。

    自从成立国外处和第四局（情报总局前身）后，苏联情报机构就一直对英国表现出
特殊的兴趣。而美国在战争开始前一年才被列人第二档次中。三十年代，虽然第四局在
美国的行动次数也不少，但它所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美国，倒不如说是利用它来对德日的
重要目标实施战役行动。1938年，驻美国的主要联络员维塔克尔·切姆伯斯的叛变给第
四局带来严重打击。一段时期，切姆伯斯由于担心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第四局的暗算
而转入地下，那时他并不想着手搞那些公开自己间谍生涯的研究。1939年当他再一次出
现时，他已经是一个作者，后来又成了“时代”杂志的编辑。虽然他对苏德和约签订并
不感到惊奇，却异常愤怒。就在9月2日--二次大战开始后的第二天，他就将自己的情
况全部告诉了国务卿助理、总统内务安全事务顾问阿道尔夫·贝利。贝利使他相信，他
的报告将直接上呈总统，他本人也不会因与苏联合作而受到惩罚。然而，贝利并未向他
承诺免于调查。与切姆伯斯会面以后，贝利起草了一份简短的有关“地下间谍”的情况
报告，其中提到了切姆伯斯为他们作联络员的艾德热尔·希斯、加里·德克斯特·怀特
以及其他主要苏联间谍的名字。罗斯福对这份报告却丝毫不感兴趣，他好像否认在自己
的行政机构内有任何间谍行动，并视此观点为谬论。同时有趣的是，贝利则将这份报告
束之高阁，自此他也似乎不再关心希斯之事。直到1941年，他才向希斯的前任领导、美
国最高法官费利克斯·弗伦克福特，和前任外交家丁·艾奇逊提到了切姆伯斯的罪行。
但这两人对贝利亚的指控根本不予理睬。这次之后，贝利不再有任何举动。到了1943年，

美国联邦调查局亲自来索要时，他才将自己与切姆伯斯谈话的材料交了出去。

    其他一些社会活动家--大使威廉·希利特、工党领袖大卫。杜宾斯基和记者沃尔
特·温切尔，都曾向罗斯福讲过切姆伯斯的过去，但总统始终对此不予关注。1942年，
一个过去的共产主义地下组织的战友认出切姆伯斯是苏联间谍，并向有关部门告知，切
姆伯斯“所掌握的情报比其他任何一个情报员积累一年的还多”。因此，切姆伯斯受到
了联邦调查局的审讯。这次，他比三年前与贝利谈话时要小心谨慎得多，并且他只谈自
己从事共运的过去，不谈自己的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古维同样对
长达八页的审讯记录不屑一顾，并称之为“无稽之谈，空想和推理”的报告。后来的三
年里，切姆伯斯没有再受到类似的传讯。在切姆伯桥供出的人当中，联邦调查局只对约
翰·皮特斯进行了一般性立案而这个人早就作为美国共产党的领袖，被列人调查局专案
文件中。

    1938年，切姆伯斯叛变之后，第四局在华盛顿的间谍网归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纽约
的头目盖克、 巴达洛维奇·奥瓦基米扬管辖， 后来，联邦调查局里都称之为“狡猾的
亚美尼亚人”。美国逐渐成了苏联情报侦察的主要目标之一（二战结束前此目标已变为
最主要的目标），而不像从前那样，仅把美国看作对其他国家情报侦察的基地。1938年，

内务人民委员部尚未意识到美国行政机构对待苏联在美国的间谍行动是如此地轻率，所
以，切姆伯斯的叛变，以及接踵而来的联邦调查局的关注，都很自然地使内务人民委员
部对自己在华盛顿的活动有所顾虑。在美国的苏联间谍中职位最高的应属财政部官员加
里·德克斯特·怀特，那时在妻子的干涉下，他也停止了发送情报的间谍工作。

    纳坦·格列戈里·西尔维马斯特（不要把他与他的朋友兼间谍活动的同事乔治·西
尔维曼相混淆），为了重建华盛顿的苏联间谍网可谓劳苦功高。他出身于乌克兰的犹太
人家庭，四十多岁，曾在安全局工作，后被调至经济战争局。虽然感情上无法接受斯大
林时期俄国的残酷现实，可他仍在心目中将革命理想置于不可亵读的地位。他身患慢性
支气管气喘，经常受严重呼吸困难的折磨。可他深信，正因他的日子屈指可数，他应在
死之前无愧地意识到，自己已为别人建立正常生活尽了哪怕是微薄之力。正是西尔维马
斯特说服加里·德克斯特·怀特，在战争开始之后重操旧业。在进攻佩尔一哈伯之前，
他把十几个既为罗斯福军事机构工作又同时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政府官员组成了一
个小组，怀特虽未加人小组，却直接给西尔维马斯特提供情报。西尔维马斯特认为，
“怀特是个机敏的人，是个不愿让右手知道左手在干什么的人。”为了稍稍安慰他，并
使他妻子相信怀特不再从事间谍活动，西尔维马斯特对怀特说，他所提供的情报只提供
给美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西尔维马斯特并不怀疑怀特知道真相，但认为，怀特宁愿
不这么想。怀特在闹楼上藏着一块贝科夫战前送给他的非常贵重的天鹅绒地毯。怀特作
为财政部长亨利·摩根泰的得力助手，不仅可以接触到财政部所有秘密文件，还有可能
看到一些来自其他国家机关的秘密情报。

    从1941年起，毕业于瓦萨大学、住在纽约的伊丽莎白·边特丽小姐开始担任西尔维
马斯特小组的联络员。她在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住过一年，笃信共产主义，并在1935
年加人美国共产党。1938年，她被劝说停止与共产党的公开联系，以保守分子的对外形
象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她的上司、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杰科勃·戈洛斯也是一名乌克
兰籍犹太人，以“吉米”之名闻名于他的下属。他破坏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规矩，引诱
了自己的部下伊丽莎白。后来边特丽借用米尔斯和布恩的话语来描述她和戈洛斯在纽约
暴风雪之夜的罗曼史：“他用手轻抚我，我抬眼看他，突然被他紧紧抱住。然后他吻我
的嘴唇。时间好像停滞不动，然后我感到自已飘向那无穷无尽的迷离恍熄的黑暗中。长
夜过后，边特丽和戈洛斯相拥坐在他的汽车里，抬眼望去，是一生中最美丽的朝霞。”
但戈洛斯之后的一席话却多少破坏了些浪漫气氛。他说，“他刚刚的行为已破坏了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规定，规定禁止我们结交过于亲密的朋友，更不用说相爱了，按共产党员
的要求，我们之间不应有现在这样的感情。”

    受戈洛斯愚蠢榜样的鼓舞，边特丽也把友谊与间谍工作混为一谈，而且她做得使莫
斯科中心也大为震惊：她把精心挑选的圣诞节礼物--从香水到内衣都送给了同事、而
且这些都是用公款买的。l943年当戈洛斯死后新任头目准备严密加强安全措施时，她满
怀遗憾地回忆起“过去那些像好朋友那样工作时的美好时光。”

    但小组中的其他一些间谍不遵守地下工作规定的行为甚至让边特丽也感到不安。约
翰·朱利乌斯·约瑟夫战时曾在战略局当间谍，1942年被招募。“他好像根本就不善于
遵守地下工作的规矩”。他经常干那些让我们不安甚至疑惑不解的事情。比如，有一次
当人们告诉他文件应烧毁或扔到厕所，而他却把一叠正烧着的文件塞进抽水马桶--结
果坐垫被烧着了。前来察看房屋破损情况的房主对此感到费解，从住宅出来时边走边低
声嘟喀着：“简直无法想象，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战时美国对苏联在华盛顿猖撅的间谍活动漠不关心，所以上述这些破坏保密制
度的举动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伊丽莎白·边特丽每两周去一趟首都，她带去的情报越来
越多。起初的情报不过是几页复述秘密材料内容的打印纸或是几份重要文件的复印件。
那时西尔维马斯特小组成员将秘密材料带到他家中--西北35大街第5515号住宅。在这
里，他和他妻子每晚再把材料拍到微型胶卷上，并自己冲洗出来。当时，有三四卷胶卷
（每卷35张）就足够了。可到了1943年春，边特丽每两周都要在手提包中装上40卷这样
的胶卷送走。

    每卷胶卷都附有胶卷内容副本，因为时常会发生个别胶片报废的现象。内务人民委
员部为了不因大批的购买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就亲自为西尔维马斯特提供微缩胶卷。的
确，如果他自己购买，不仅很麻烦，而且对战时的平民来说从经济角度也是件不可能的
事。由于商品紧缺，内务人民委员部有时提供的胶片不合适，感光性能差，拍照文件十
分困难。“如果他们不能保障必需用品，我们如何正常工作呢？”--西尔维马斯特问
边特丽，--“也许国家的‘租借法案’出了什么毛病？”西尔维马斯特这一具有挖苦
意味的推断，指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急于以其它借口得到美国的帮助，以便于它在美国
本土进行间谍活动。事实上，这一推断也并不是荒唐无稽的。1944年。在与美国军事委
员会驻莫斯科长官会见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局局长帕维尔·菲京和他的助手安德烈
·格拉乌尔就曾要求“美国人提供一切现有的有关照像技术和使用轻便设备对秘密微缩
胶卷进行显影的技术信息”。

    尽管存在技术上的难题，可伊丽莎白·边特丽每次带到华盛顿的来自西尔维马斯特
的情报，用她的话说“数量惊人”。1944年 3月，她又成了另一个小组的联络员，该小
组由八名政府职员组成，领导人是那时在军事工业局统计处工作的维克多·彼尔罗。后
来边特丽又列举了11名既非西尔维马斯特小组又非彼尔罗小组的政府职员，他们从国家
专案文件中搞到了大量情报。边特丽认为，西尔维马斯特“最能产的信息源”是五角大
楼。据她不公开的个人看法得知，这个小组提供了“所有的有关飞机生产情况、向作战
地区和国外派遣飞机的计划、技术性能、许多新机场秘密建设情况的情报”。

    毫无疑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打人美国情报部门十分满意。伊丽莎白·边特丽后来
点到了战略情报局总部（战时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七名工作人员的名字--他们也同时
在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而要从被破译的苏联无线电通信资料来看，恐怕人数会更多。

在他们中间，大概最重要的要数内战时罗伯特·利将军的后代敦坎·恰普林·利、牛津
大学奖学金获得者罗德萨和纽约“威廉·约翰·多诺万公司”（恐怕只是个幌子）优秀
的年轻律师。1942年，多诺万当上战略情报局的头子，他很快就将公司的律师利作为私
人助手调到身边。戈洛斯“对利提供的情报评价很高”，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总的来说，

美国战略情报局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况要比内务人民委员部了解它的少得多。

    苏联间谍对战略情报和罗斯福行政机构的渗透使多诺万也无法大规模地反对内务人
民委员部。1944年11月，多诺万从芬兰人手中买到了一本有烧痕、长达1500页的内务人
民委员部密码本。刚开始，一些在华盛顿的苏联间谍担心会露了马脚。伊丽莎白·边特
丽回忆说，当时，罗斯福的行政事务助理、西尔维马斯特小组成员波奇林·卡里急忙跑
到乔治·西尔维曼小组，“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美国人很快就会破译苏联人的密码”。
不久边特丽就弄清了真相。多诺万不愿冒险，也没有把买密码本一事汇报给国务卿爱德
华·斯退了纽斯。但战略情报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把此事汇报给了国务卿，斯退
了纽斯就说服总统，说绅士不应看盟友的信件。于是命令多诺万将密码本还给俄国人。
对此多诺万一直认为是最大的遗憾。然而他把密码本交给菲京时，隐瞒了真实意图，并
说“作为诚实的盟友，当看到密码被出卖时，不得不把它买了下来”。

    “多诺万将军想让菲京将军知道，他们虽然没有研究过手头上的这份材料，也无法
对其进行估价，然而根据推断，他们认为这些材料对苏联意义重大”。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菲京对多诺万在这次“十分重要事件” 中的行动表示他“真
诚的谢意”。应菲京的请求，多诺万把略有烧痕的密码本交给了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安德
烈·葛罗米柯，而使馆其他任何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菲京并没有被多诺万“盟友般的
忠诚”所欺骗。但却为罗斯福和斯退了纽斯的幼稚大吃一惊。1945年5月， 内务人民委
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更换了密码。多诺万当时在退还密码本原件时，还为自己留
下了一本副本，而且在1948年前，他用这本老密码本还破译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
全人民委员会在战争最后一年的一些报文，也正是根据这些报文，美国人在后来才能对
战争年代的苏联间谍予以揭露。如果1944年能将购买密码本一事瞒过俄国人，那么它对
美国无线电截听的价值就要高得多了。

    虽然大部分间谍战时都在西尔维马斯特和由洛小组工作，但也有几名重要人物却是
单独行动。他们中有艾尔杰尔·希斯（化名阿莱斯）。1938年切姆伯斯叛变之后，他陷
入了十分复杂的境地，因为他与切姆伯斯是朋友。1939年夏到1944年 5月，他一直是斯
腾利·霍恩贝克（国会远东局政治问题顾问）的助手。“对艾尔杰尔--霍恩贝克后来
说--我绝对信任，而且我们的看法也一致”。毫无疑问，正是艾尔杰尔向内务人民委
员部提供了大量材料。1942年联邦调查局对他的一项罪行进行了短暂调查，可当他自我
辩解道“只有一个我想推翻的政府--希特勒政府”之后，调查立即停止了。

    或许，内务人民委员部更希望怀特而不是希斯游离于西尔维马斯特和拍络小组之外
进行独立工作。然而由于切姆伯斯叛变带来的震动，怀特除了西尔维马斯特，不想再与
任何人打交道。

    希斯战时的接头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工作人员伊兹哈克·阿卜杜洛维奇·阿
赫梅罗夫。19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出生于巴库。在美国，他以比尔·格伦克、迈克
·格林、迈克·阿达梅茨的化名生活。1938年他在华盛顿的餐馆碰到了剑桥毕业生迈克
·斯特赖特（这也是布兰特极力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的人员），当时，“他站起身，
面带热烈、善意的微笑……伸出手，十分友好地用力握我的手……这是个身材发胖、黑
皮肤的人，厚厚的嘴唇好像随时准备开口发笑。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举止轻松得体。
看起来他对美国的生活很满意。”

    阿赫梅罗夫在第三局的国外机构里曾引起过不大不小的混乱，因为他娶了美国共产
党领袖艾尔·白劳德的外甥女海伦·波莉。但是与戈洛斯的情况一样，这件破坏内务人
民委员部规矩的事情后来居然也就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1943年11月，戈洛斯死后，阿赫梅罗夫（化名比尔）代替他成为伊丽莎白·边特丽
的上司。很快他提出要直接领导西尔维马斯特在华盛顿的小组。“跟着他忙乎一天后-
-边特丽写道--每天晚上我几乎是爬回家的，为了赶紧倒在床上，有时衣服也不脱，
因为我已精疲力尽。”边特丽小姐为阿赫梅罗夫轻而易举就在第一次见面时赢得西尔维
马斯特的信任既担忧又钦佩；

    “比尔（阿赫梅罗夫）总能保持最愉快的精神状态、并极力使格列格（西尔维马斯
特）喜欢上他。他坚持要西尔维马斯特点最贵重的菜、喝最好的葡萄酒。他把西尔维马
斯特捧上了天，并说，西尔维马斯特是苏联的支柱。我一边静静地观看这出戏的上演，
一边在想着友善面具后比尔真正的样子……如果比尔继续与格列格见面，那么肯定会以
将他吞并而告终。”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刚开始工作时，是第一总局三处的工作人员，曾有一次在
卢比扬卡听过阿赫梅罗夫的报告。那时他已年近六十，满头银发。对于希斯，他只是顺
便提了一下。按他的观点，他主要谈谈战时在美国最重要的间谍--罗斯福总统的随身
顾问加利·霍普金斯。报告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与三处的几个同事以及第一总局的几
名美国问题专家又讨论了霍普金斯的生涯，大家意见一致，都认为霍普金斯是一个具有
特殊意义的间谍。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后还得出一个结论，霍普金斯不是一个自觉意识上
的间谍，而是一个非主观意识上的间谍。如果考虑到他的仕途，这种把霍普金斯与克格
勃联系起来的解释更符合逻辑一些。

    根据已知材料，霍普金斯从未与任何人谈起过与阿赫梅罗夫见面的事情。西方对他
们的联系情况也是从戈尔季耶夫斯基那里得知的。霍普金斯善于保守秘密，这也是罗斯
福总统信任他的原因之一。霍普金斯的母亲迹样评价他：“我根本不理解他。他从不将
所思所想告诉别人。”他的儿子罗伯特说，战时他父亲甚至不愿谈论盟国全体会议的情
况。霍普金斯之所以对阿赫梅罗夫感兴趣，是因后者说他带来了斯大林的私人秘密信件。

阿赫梅罗夫像对待西尔维马斯特那样，不无怂恿地把霍普金斯夸奖一番，并成功地使后
者相信在美苏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他扮演的角色将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他对内务人民
委员部间谍的幼稚观念所致，霍普金斯完全把阿赫梅罗夫看作另外一个人，而不把他与
现实中的角色相联系。非常有可能，霍普金斯认为阿赫梅罗夫是斯大林由于不信任正统
外交（霍普金斯对正统外交也持不信任态度）而选择的非正式中介人。有一点是很清楚
的，霍普金斯对斯大林是非常钦佩和信任的。经阿赫梅罗夫这么一“鼓舞”，霍普金斯
一定会因拥有世界两大巨头的信任而充满一种说不出来的自豪感。

    戈尔季耶夫斯基到底也无法从阿赫梅罗夫的报告或者后来在克格勃的谈话中搞清，
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他是怎样与霍普金斯进行第一次接触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在1941
年夏天，德军刚入侵之后，霍普金斯第一次来苏联之前，他们彼此已经建立了联系。
1941年 7月16日，霍普金斯以罗斯福代表身份到达英国与邱吉尔和“军事内阁” 成员
进行谈判。7月25日他电告总统：“敬请告知，您是否认为我访问莫斯科十分重要并有
益无害……我要尽一切可能，使俄国人守住防线，甚至不惜眼下的失败为代价”。后来，

苏美驻伦敦的大使伊万·迈斯基和约翰·怀南特确认说，他们的建议对霍普金斯的莫斯
科之行起了一定的帮助作用。

    “对加里·霍普金斯的接待清楚地表明，--美国驻苏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写道，
--这次访问具有特别意义”。没有一个西方大使受到这样的接待。“我从未受到像在
俄国这样的接待--霍普金斯回忆道。--有时我苦苦思索，是不是要选我当总统了，
虽然我没有亲吻孩子们。”在为他修建的单人防空洞里有酒、食品。更使他吃惊的是还
发现了储备的香槟、鱼子酱、巧克力和香烟。（斯坦哈特曾抱怨说，从未给他提供过什
么防空洞）。每日与霍普金斯见面时，斯大林都使他相信苏联领袖的能力和苏联人民反
抗的决心：

    “他从不重复，他的话语就像狙击手的射击--准确而击中要害。他的欢迎词只有
几个字，然后就是短促、有力而好客的握手。热情的微笑。他从不浪费一个字，一个手
势……、也不阿谈奉承，他不怀疑。他使你相信，俄国在德军的进攻面前岿然不动。他
想知道，你是否也毫不怀疑……”

    霍普金斯从来就不是一党制共产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支持者。但如他的自传所
记述：“他永远是俄国真诚的朋友，他十分敬重俄国对战争胜利所做的巨大贡献”。

    霍普金斯1941年 7月苏联之行的主要任务，是弄清俄国在军事装备上迫切的和长期
的需求。通过与斯大林谈话，他很快得出结论，美国国会和国防部与英国政府一样，大
大低估了俄国的军事潜力。对俄国人来说，霍普金斯的巨大作用在于他极有可能去说服
罗斯福，使后者明白帮助俄国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罗斯福对自己儿子埃利奥特说：
“我知道首相（邱吉尔）对俄国抵抗能力的信任程度，”他边说边弯曲手指比划了个
“零”……“霍普金斯更相信，他甚至能把我说服。”的确，霍普金斯在一定程度上帮
了俄国人一个大忙。因为他坚持在无监督的条件下向俄国人提供援助。而美国武官、少
校埃文·伊通却努力说服霍普金斯，作为补偿，一定要要求俄国同意他们向前线派遣军
事观察员。大使斯坦哈特后来向美国记者透露，这二人（霍普金斯和伊通）在争吵时不
断用拳头敲打桌子，以至盘子都振了起来。看到此景，大使赶快将门关上，“因为他支
持武官的意见，但又不想使总统私人代表受辱。”据伊通说，最使霍普金斯生气的是他
对斯大林的看法：“当我开始向他讲起斯大林的品行和做事方法时，他忍不住粗鲁地打
断了我，说：‘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

    斯大林很清楚，霍普金斯的支持在制定美国对苏政策时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这种
支持，罗斯福未必会这么快答应给予军事援助。也正是1941年夏季作出的援助许诺，为
罗斯福战时与苏联合作的策略奠定了基础。霍普金斯之所以支持斯大林和苏联，目的在
于防止法西斯分子的胜利，而并非出自忠诚共产主义的信仰。无疑，在转交所谓“斯大
林同志的亲笔信件”时，阿赫梅罗夫的鼓励性言辞对霍普金斯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斯
大林的一个热切愿望就是将那些带有“反苏情绪”、破坏苏一美合作的官员排挤出去。
事实也是这样，由于霍普金斯的间接参与，驻莫斯科武官伊通不久就被解职。与此同时，

霍普金斯还特派上校菲利普·费蒙维尔（他1933-1938年在莫斯科居住，深受俄国人喜
欢）前往莫斯科监运援助物资。费蒙维尔上校是个十分轻信而且亲苏的人。当年第一次
到莫斯科，他就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校看作“最重要的联系人”，并将有关欧洲国家
军队的情报交给了俄国人，连最起码的使馆安全常识都给抛置脑后。当军事情报机构反
对将费蒙维尔派往莫斯科时，霍普金斯当即打断说：“可以把他的文件收好，但他人还
是要去的。”更有甚者，霍普金斯还以没有获得斯大林信任为由将大使斯坦哈特也给换
掉了。之后，霍普金斯说服罗斯福将另一个批评斯大林的人洛伊·亨德森退职休养--
当时亨德森任国会苏联处处长--虽然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此持反对意见。

    1943年德黑兰会议时，斯大林与霍普金斯再次见面。为了欢迎他，斯大林特意走上
前来与他热烈握手。斯大林说，霍普金斯是第一个与他“推心置腹”交谈的美国人。即
使这样，还不能说霍普金斯是个无原则的人，他并未放弃美国的自身利益。霍普金斯的
对苏政策首先是建立在对苏联红军潜力的客观评价之上的，虽然这支队伍初期屡遭挫败；

再则，通过他1941年夏的莫斯科之行，以及与阿赫梅罗夫的接触，他逐渐认识到，与斯
大林是可以友好相处的，即使这种相处是从一种并非长远的策略考虑，它对美国的利益
也是无害的。由霍普金斯领导的苏联总统问题咨询委员会1943年8月报告：

    “由于苏俄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所以应向之提供一切可能的合作，并应付出一切
努力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发展与保持和俄国的友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在战胜法西斯后
它无疑会称雄欧洲”。

    虽然在邱吉尔周围未发现有霍普金斯这样的人，但如前所述，苏联在二战期间渗人
英国的程度绝不亚于美国。他们中最杰出的间谍无可否认就是在剑桥被招募的“五杰”，

其中有四人--伯吉斯、布兰特、菲尔比、克思克罗斯打人了英国情报机构。先让我们
来看一看第一位付诸行动的人盖伊·伯吉斯。1938年，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在秘密行动局
基础上成立了D处（来自英文“distruction”的第一个字母，意即“消灭” ）时，他
感到机会到来了。D处的秘密行动被称为“在非和平时期以不使用武力为手段向潜在敌
人进攻” 。英国未参战之前，D处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各种可能性”，它所找到的可能
性之一就是利用无线电电台向德国进行无线电转播。由于具有在BBC的工作经验、 轻而
易举与外国人接联的能力，以及在秘密情报机构的各种关系，伯吉斯很自然就成了新处
的理想候选人。

    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伯吉斯以他的魅力当上了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第一处（政治情报
处）副处长。处长是大卫·富特门，当他1937年第一次发布广播演说时，就是在伯吉斯
的帮助下实现的。伯吉斯对富特门很有用处，因为伯吉斯经常能从他那记性不好的同性
恋伙伴那儿搞到一些信息情报呈送给他。这个同性恋伙伴叫爱德华·普费费尔，据加龙
维·里斯说，他“做尽一切罪恶之事”。省费费尔曾是法国1938年4月至1940年5月法国
总理爱德华·达拉第的办公室主任。剑桥一毕业，伯吉斯就立即在洛希尔财团（西欧财
团，创立人是18世纪法国银行老板M·A·洛希尔，工次世界大战后分为英国支和法国支。

--译者注）觅到一职，1938年他以格希尔财团信使的身份经常来往巴黎。后来他回忆，
那时他经常给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和其他白厅官员传递“普费费尔”的秘密信函。
1951年伯吉斯叛变后，他杜撰出了许多极大夸张自己战前经历的说法。他说自己是英法
首相的秘密信使，用以保障“惊慌失措的爱国者（达拉第）和卖小五金制品的粗俗的乡
下贩子（张伯伦）”之间的联系。伯吉斯并未提到他也曾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联络员，
是他多次把伦敦机构搜集的情报送往巴黎。

    1939年1月，在富特门的帮助下，伯吉斯调人D处工作，并被安插到一家似乎很有威
望的广播公司任德语播音员。德语的这套节目属于宣传、文艺和流行歌曲的综合性栏目，

每当天空没有雷声轰鸣时，他们就开始了节目的播音工作。领导D处工作的是风度翩翩
的少校（后来升为少将）劳伦斯·格兰德。他身材瘦长，长着黑色的唇提，是一个举止
优雅的人，在西装衣襟处总是一成不变地闪耀着鲜艳的纽扣。人们称他为 D先生。无论
在对外国政府和社会舆论施加影响的“积极行动”方面，还是在实施各种暴力形式的
（美其名日为）“特殊行动”方面，格兰德并不具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经验。
根据其手下人员金·菲尔比（曾一度为他工作）评价，格兰德“时常自由地翱翔于自己
的幻想世界之中，不切实际想入非非，他毫不畏惧任何宏大的和疯狂的念头”。毫无疑
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借助伯吉斯提供的详细情报对开展“积极行动”的方案一般都要做
一番认真仔细的研究。但也有一些伯吉斯提供的计划方案常使内务人民委员部陷入十分
尴尬的局面。比如一位专门研究战时英国情报活动的官方历史学家就曾表示过惊奇不解、

显然连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或多或少有这种感觉。问题出在一份关于在德国实施暗中破坏
的计划上，这个计划是由 D处制定的，它被视为破坏“齐格菲南部防线”方案，可是执
行人员却是两名被遣送回国的德国人，他们之中一个人完全失聪，另一个人几乎失明。

    总的来说，伯吉斯两年来在秘密情报机构的最大成就就是将菲尔比也调到了那里。
战争开始的头 9个月，菲尔比以“时代”周刊记者的身份在英军阿腊斯（法国城市一一
译者注）的参谋部度过。1940年 6月，法国投降并从敦刻尔克撤退后，菲尔比回到伦敦，

并利用关系希望在情报机构谋职。“共同的朋友”安排他和弗兰克·贝尔奇会面。这个
人曾任剑桥的历史教授，负责国家通讯密码学校（这实际是一个研究各种秘密文件解密
的组织）的人员招聘工作。菲尔比后来说，贝尔奇未招收他的原因是“他不能付给我应
得的酬劳”。这种解释听起来不是很有说服力--贝尔奇招收的青年学者和专家年收人
为600 英镑，这和菲尔比在秘密情报机构刚开始工作时的报酬相当。实际上，主要是贝
尔奇认为菲尔比不适合破译情报的工作。沮丧的菲尔比只好等待时机，寻求新的应召途
径。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盖伊·伯吉斯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菲尔比突然被召去谈论
“军事工作”（指的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工作）。和他交谈的是马乔里·梅克首小姐，

菲尔比称之为“令人十分愉快的中年女士”。她与菲尔比讨论了“在欧洲反抗德国人政
治斗争的可能性”。几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这次谈话除梅克富小姐外，伯吉斯也
参加了：

    “由于伯吉斯出席，我开始尽我所能地自吹自擂，将我所认识的高层人物-一列举
出来，总之就像这种情形下所有人表现得一样。他们俩时不时交换一下眼光，伯吉斯狡
猾地、又充满鼓励地对我点点头。后来我才知道，我白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因为
一切早都定好了”

    与伯吉斯愉快地度过休息日之后。星期一，菲尔比来到位于萨克森大街伯吉斯办公
室正式报到。伯吉斯的代号为W ，他给菲尔比起名为fiX4。菲尔比的第一项重大任务是
按伯吉斯的构想为 D处的间谍学校制订详细的计划、因为学校很快就要开课了。而伯吉
斯和菲尔比在其中担任教官。

    1940年到1944年，伯吉斯、菲尔比和物桥五杰中的其他人都归安纳托利·鲍里索维
奇·戈尔斯基（安纳托利·格罗莫夫）领导，同事们都称他为“杰里”。他与伯吉斯和
菲尔比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距苏联大使馆不远的肯辛顿花园的一条长椅上。戈尔斯基的外
貌与马雷、杰依奇和其他30年代的地下人员大不相同。他1907年出生，1936年被派往伦
敦任苏联大使馆一个小小技术人员的非外交职位。1937--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伦
敦间谍机构的清洗，给了他完成任务的机会，他因此也升了官。1939年他被召回莫斯科
培训，接着就晋了职，最后以负有外交使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身份被派往伦敦。戈
尔斯基实际上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揭开这个秘密可能一瞬间就能毁掉他的情报生涯。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有表格中，他填的是，他父亲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附近的乡村教
师。然而在1953年，即戈尔斯基即将被任命为莫斯科中心美国处处长之前所进行的调查
表明，他父亲曾是沙皇时期的警察。戈尔斯基立即被免去了职务。

    戈尔斯基的一名间谍是这样描述自己上司的：“个子不高，有点儿发胖，三十多岁，

油光的头发向后梳着，戴着一副无法掩饰那一双敏锐冷漠双眼的眼镜。”这是一个缺乏
幽默感的、残酷的职业间谍。“他穿着一套做工精细的西装，给人一种肥胖懒汉的印
象。”布兰特回忆说，“杰里”给他的印象是“倔强，又不可爱”。1940年 8月，当他
得知伯吉斯和布兰特违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传统，共同住进了维克多·洛希尔在本廷大
街的住宅后，戈尔斯基试图劝布兰特搬出，但当被拒绝后，他十分明智地不再坚持了。

    菲尔比和伯吉斯在间谍学校工作期间，他们感到很乏味，也无法告诉戈尔斯基什么
有趣的事情。“我们无事可做--菲尔比回忆，--我们和校长聊天并帮他给领导写那
些永无答复的报告。 ”1940年夏，D处重新编人“特别行动机构”，伯吉斯被解职。
他气愤地抱怨， 说他成了“官僚互相倾轧的牺牲品。”菲尔比留在了“特别行动机构”
， 并被任命为汉普希尔的比尤里间谍学校教官。菲尔比相信，“特别行动机构”的间
谍“需要一些思想的灌输，以便他们到工作岗位之后，能对英国政府的未来计划有所认
识”。一这套理论促使菲尔比常到伦敦，与一位未来的工党领袖休·盖次克尔（此人曾
任工党经济战争事务部长，休·达尔顿的私人秘书）共进午餐。由于休·达尔顿当时负
责特别行动机构的事务，所以菲尔比认为和盖次克尔交往有利无害。

    1941年 6月22日，当“巴巴罗萨”战役刚一开始，菲尔比无疑是在戈尔斯基建议下，

试图调出“比尤里间谍学校”，在靠近英国知识界的什么地方找份工作。很快，他接到
秘密情报机构二处（反情报）的邀请，因为这个组织在伊比利亚的代表机构对西班牙内
战时当过记者的菲尔比的经验十分感兴趣。

    尽管菲尔比离开了，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特别行动机构的间谍网并未缩小，其中最
引人注目的间谍是麦克林的大学同学詹姆斯·克拉赫曼。战争开始之后，他从一名候补
间谍变为一名真正的苏联间谍。1942年 2月，克拉赫曼进了特别行动机构在开罗的南斯
拉夫处，同时获少校军衔。在开罗的那段时间内，他凭借自己的智慧、懂力和熟练的塞
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获得了超出他的军衔许多倍的东西。他的上司贝济尔·戴维森指
出：“他能以深厚的知识功底生动地谈论任何话题，但最喜欢讨论政治问题。”克拉赫
曼的一项主要职责是给那些即将被派往南斯拉夫的盟军军官下达指示。他不知疲倦地历
数铁托共产党游击队的高尚品德和米哈伊洛维奇王室的罪行。他曾对加拿大的一个军官
小组如是动员：

    “你们要知道，这场战争已不再是单纯地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它已成为更具崇高目
的的战争--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从殖民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1945年4月到8月，克拉赫曼一直肩负军事使命，驻在南斯拉夫铁托的军队中，因为
他无限忠于斯大林，所以，战后不得不对自己说过的许多话后侮。1948年铁托背叛斯大
林后，克拉赫曼写了一本批判他的书。

    值得一提的还有战时在特别行动机构工作的另一名间谍。1943年 4月，英国安全机
构宣布，英国共产党领导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在完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小型任
务之后，又从在特别行动机构匈牙利处参谋部工作的苏格兰年轻军官奥尔曼·乌兰那儿
获取了秘密情报。斯普林霍尔被判七年监禁，但他的犯罪事实却被定为“从航空部搜集
秘密情报”。乌兰后来开玩笑说，如果他不是在剑桥而是在爱丁堡上大学，那就不会出
这事儿。

    1941年9月从特别行动机构调出之后， 菲尔比开始在秘密情报机构二处工作。虽然
二处的地理位置稍差一些，但这个地方也有它的好处，因为旁边就是秘密情报局的档案
馆。由于对杜松子酒和马丁尼酒都有偏爱，菲尔比很快与档案管理员比尔·伍德菲尔德
联系上了。菲尔比不仅向戈尔斯基提供了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专案文件，还复印了两
本详细介绍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战前反苏间谍的书。

    B 处伊比利亚小组搞到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截获并破译的阿勃韦尔（法西斯德国侦
察和反侦察机构一一译者注）的信函，其内容是1942年前德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实施情
报侦察的“概况”。其中有一点引起了菲尔比的极大兴趣，即德军海军少将威廉。卡纳
利斯即将启程前往西班牙，而且还包括了详细的行程路线，菲尔比建议特别行动机构在
马德里和塞维利亚之间，一家不大的宾馆里将卡纳利斯干掉。领导 B处的费里克斯·库
季尔高度评价了这项建议，并转交给秘密情报机构他的上司斯图尔特·门西斯。几天后，

门西斯给菲尔比做了答复。据菲尔比回忆，门西斯写道：“我不希望采取任何反对将军
的行动。”多疑的菲尔比感到这一答复有溪跷之处，其中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门西斯的
希望，它可能证明与法西斯德国存在着某种秘密交易。的确，卡纳利斯后来变成了希特
勒的敌人，他在欧洲战争结束前一个月，由于叛变投向盟军一方而被纳粹处以绞刑。然
而满腹狐疑的菲尔比还是从中看出了与法西斯德国秘密交易的证据，后来门西斯对菲尔
比说：“我总认为，我们能与将军打交道。”

    菲尔比在死前几个月承认，戈尔斯基最感兴趣的是（实际并不存在）英国与法西斯
德国单独搏和的计划，以及改变战争方向把火引向苏联的计划。所以，戈尔斯基指示菲
尔比不仅要汇报这些情况，还要设法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菲尔比此时明白了这项指示
的含义，它不仅说明英国与法西斯分子有所接触，而且还与其它反法西斯分子保持着紧
密的联系。斯大林就时常担心一部分反法西斯者试图推波助澜，想让希特勒与盟国签订
和约，然后同他们一起共同向俄国开战。

    在第二处工作时，菲尔比每周都要到秘密情报机构总部（二处和总部不在一个地
方），尽可能多地拜访老军官。他还自愿要求值夜班--每月一二次一一他认为这“非
常有益。因为夜间可收到来自全世界的情报，也可获得总部活动的最新信息”。戈尔斯
基对夜间值班人员所接触的情报材料十分感兴趣，因为其内容有国防部与驻莫斯科英国
军事委员会使用秘密情报机构的频道进行交谈的内容。

    从1942年到1943年，库季尔扩大了菲尔比的职责范围，将北非和意大利方向交给了
他，后来又任命他为自己的情报事务副手。菲尔比对自己在秘密情报机构仕途上的成功
也充满信心。 1943年，B处迁往伦敦赖德大街，距英国安全局总部所在地仅两分钟路程，

而距秘密情报机构总部也只有15分钟路程，菲尔比对此十分高兴。1941年，两名苏联间
谍--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和奥尔曼·乌兰暴露之后，秘密情报机构“为了研究有关
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专门成立了第九处。起初该处由杰克·卡里领导--后
来就没有合适人选了--因为找不到一个从英国安全局退役下来又未到退休年龄的军官。
1944年末，菲尔比说“领导决定扩编--人员越多，预算也就越多。领导职位按理应归
属库季尔，但那时我必须得到这个位子”。莫斯科中心通过菲尔比的上司对他下达命令：

“不惜一切手段谋到九处处长职位……。他们都很清楚，库季尔该走了。”菲尔比使用
了传统的背后捅刀的做法，让库季尔的死对头、秘密情报局副局长瓦连京·维思参与到
此事中来。于是菲尔比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职位，而库季尔被迫退休。

    菲尔比在战后积极利用“技巧高超的打击”所带来的各种机会，终于成了克格勃
“五杰”中最优秀的一个间谍。除菲尔比外，布兰特和克恩克罗斯在战时的工作也获得
了很高的评价。在克格勃档案馆里，至今保存着有关布兰特间谍生涯的卷宗，它由厚厚
的棕色八卷本组成，其中在第一卷上记载着，当时苏联曾要求他用两年时间打人英国安
全部。1938年末，克制住对马尔波罗大学军事教研室的厌恶、他自愿入伍。后来他承认，

为了进人特别军官预备队，他曾利用其兄弟克里斯托弗在地方军（国家平时保持的兵团
和部队一一译者注）中的关系。但未获成功。二战前他又尝试一次，由于国防部的一片
混乱，他一下竟收到了两封口信，--一封拒绝，另一封--同意。于是，布兰特扔掉
那封拒绝信，于1939年10月来到位于汉普希尔的明利梅诺参加为期五周的培训班，主要
学习一些军事侦察基础知识。几天后他被召回国防部，英国安全局要询问他过去与共产
党员的联系。在与主管军事情报的副局长的谈话中，他兜了几个圈子就开脱了罪责，又
回到了培训班。毕业时，他获得了战地警备队大尉称号，并以英国演习人员的身份率领
一个12个人的排，开赴法国。他的一个下属对他评价是：“他研究的是那种柔和的诱惑
力，可作为一个军官他毫无用处。”

    布兰特从法国写信给伦敦，抱怨他那毫无意思的工作，并请求把他安排进秘密情报
机构或英国安全局。敦刻尔克大撤退和1940年英国演习力量撤回后，他的机会来了。布
兰特的朋友维克多·洛希尔（那时在英国安全局工作）把布兰特安排住在本廷大街，并
把他介绍给盖伊·里德尔-- B局局长（反间谍局）。虽然九个月前英国安全局对他还
存有顾虑，反对他人围，但里德尔这次还是把他留了下来。几个月后，布兰特已经开始
工作：监视中立国的使馆，尤其是那些敌对国情报机构可能感兴趣的使馆、他的出色才
能逐渐得以显露，比如，他很善于将外交信使与其行李暂时分离，以便搜查公文包。罗
伯特。塞西尔写道：“他像块石头那样冷冰冰的--但似乎对所发生的一切又都十分满
意”。布兰特很轻松地博得了英国情报局的好感，后来的英国安全局和秘密情报局总局
长迪克·怀特回忆道：

    “他对所有上司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势’，并使所有人都喜欢上他。我喜爱艺术，
他就常常在餐厅吃饭时坐到我身边大谈艺术。没想到后来他把我们都出卖了。他是个有
教养、令人愉快的人，与他打交道我也感到很愉快。如果不亲自体验，你是无法理解被
一个并肩工作的同事出卖的感觉。”

    至今，每当读到克格勃档案馆中有关布兰特的专案文件，以及记述他向英国安全局
渗透的历史时，人们还会感到津津有味。他到英国安全局的第一年，就在咖啡馆向戈尔
斯基提供了许多情报。可以说，布兰特是克格勃历史上最富有成效的间谍之一。但布兰
特也有使人担忧的地方，最使国外局局长帕维尔·菲京不安的是，布兰特从来都分文不
取。1941年初，菲京坚持要布兰特收下报酬，显然这是一个手段：一旦布兰特有一天不
想继续干下去，可以以此要挟他。春天的一天，戈尔斯基终于说服他收下了200英镑，
这之后每年分三、四次，每次付给他150 -200 英镑。在克格勃布兰特的专案文件中，
至今还保存着能证明他收到汇款的“致谢”条子，而且这些条子就装在他来信的信封里。


    当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翻阅布兰特专案文件时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在1941年夏（或
秋）到战争结束这段时间的材料里，几乎每隔50页就有一条注释：“总参对该间谍表示
真诚的谢意”。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类似这样的注释在一个间谍的专案文件中屡屡出现
是十分罕见的。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太喜欢布兰特，但总参和莫斯科中心不断的“感
谢”使他逐渐承认了布兰特个人的巨大作用。布兰特的专案文件证明，他为苏联情报活
动做出了三大贡献。第一，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他提供了有关英国安全局“最详细的
情报”，其中包括间谍名单，甚至还搞到了二处权限之外的专案文件。第二，布兰特提
供了他本人对中立国大使馆观察的结果。第三，他还不断报告德军的部署、编制情况以
及预计的战役。布兰将可以接触“双重游戏”的详细内容，并借此通过德国情报机构在
英国二次招募的间谍给德国人提供假情报。布兰特有关德军情报杨主要来源是他的学生
利奥·朗。

    1938年，朗毕业于特里尼蒂学院时，内务人民委员都在英图正处于困难时期--它
在伦敦的间谍机构几乎关了门。对未来的朗，莫斯科并未有什么明确指示。因此，1938
－1939年间，朗在法兰克福教书，以便有机会与法西斯德国接上头。战争初期他被划归
轻骑兵，但由于他精通德语，成了情报机关的中尉。1940年12月，朗被调到负责分析比
较德军作战秩序的国防部军情14处工作。这里他可以自由接触绝密情报，这些情报都是
由来自“布列奇利国”（英国高、尖密码技术研究地）的专家们在1940年 5月破译了由
“谜语”密码机建立的密码系统后得到的。1942年，用于陆军的“谜语”密码被破译后，

朗又进一步拓宽了接触材料的范围。1941年初，朗恢复了与布兰特的联系。他后来回忆：

“布兰特于是就又开始了我们中断了的工作，并要求我向他提供任何有利于苏联人的情
报”。他们每周一次，通常都是午饭时，在沙特曼街心公园啤酒馆或位于杰明大街的赖
纳酒吧里会面。朗把“每周强挤出来的收获”（这是朗自己形容的）交给布兰特。“布
兰特从不恫吓或收买我，--因为我们都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

    利奥·朗在克格勃的专案文件可以用来解释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从1945年 9月密码
破译员伊戈尔·古琴柯逃到加拿大握太华之后，曾令许多西方情报机构和侦察小说家迷
惑不解。古琴柯搞到的情报主要涉及情报总局的活动，其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是那些有
关苏联在加拿大的间谍小组以及原子间谍活动的情报。同时他在报告了在情报总局工作
的两个化名埃利的间谍。第一个是英大使馆副档案管理员卡伊·威尔希尔小姐，1946年
3月因犯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刑三年。古琴柯不知道第二个间谍的真名，但知道他就在
英国工作，而且他还提供了许多不充分、混乱的、有时是令人费解的情报。皮特·赖特
回忆道：

    “他说他知道在‘英国安全机构第五军情处’中有间谍存在，这恰是从他朋友--
柳比莫夫那儿得知的。他的这个朋友1942年和他一起在莫斯科主要破译机构工作过……
据古琴柯说，这个埃利和苏联有点儿联系--要么他是俄国人，要么到过苏联。要么会
讲俄语。埃利是个要人，因为他能把安全局专案文件中涉及到在英国的俄国人的情况全
部隐去或删去……古琴柯说，如果埃利来了电报，密码破译处总有一位妇女第一个阅读，

如果有什么重要的话，就由她直接带给斯大林。”

    几年后，在第二次传讯时，古琴柯改变了几处细节，比如“第五军情处”成了军情
五处。但那时嗜酒过度与每况愈下的记忆力已使古琴柯无法回忆起他在一审时讲的第二
个埃利的事了。

    有关第二个埃利的真实姓名人们众说纷云一一从罗杰尔，霍利斯先生到金·菲尔比
都各执已见。而实际上就是利奥·朗。这个化名就赫然印在克格勃朗的档案文件的封面。

这是一本薄薄的。但却不平常的专案文件。按克格勃的规矩，布兰特应在每次与朝见面
后写一份书面材料，但通常不是因为十分疲倦就是因为忙得不可开交，他并未始终坚持
这一做法。即使如此，这本专案文件的内容也足以解释古琴柯供词中主要的一些不明之
处，并因此可以说，古琴柯的错误（也许是皮特·赖特的错误）在于日趋减退的记忆力，

和对内情的一知半解。从朗的专案文件就可以弄清楚，虽然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
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由布兰特领导，但独立于上述机构的情报总局（军事情报系统）

于1943年也与他建立了联系。朗当时不知所措，于是就请布兰特询问莫斯科，他到底为
谁工作。戈尔季耶夫斯基如实把问题反映了上去，中心很快就做出了回答：“为我们。”

情报总局为了将来能由布兰特负责与朗为联系而同意了中心的答复意见。这之后，戈尔
季耶夫斯基与朗就见了一次面，还是为了专门告知他，情报总局不会再打扰他了。而朗
通过布兰特将情报转交给中心这一事实， 在古琴柯的说法中也显得紊乱不堪。 正是布
兰特，而非朗“能够从军情五处的专案文件中将有关俄国人在伦敦活动情况消去”。而
“第五军情处”可能就是“军情五处”的不同说法罢了。从另一方面说，这也可能是把
朗的工作单位（军事情报机构） 给弄错了，而“5”的意思指的是战争期间大名鼎鼎的
“剑桥五杰”，朗与他们有一定的联系。当戈尔季耶夫斯基第一次在朗的专案文件中读
到有关德军布署的细节时，他自问道：“难道英国真有这样富有想象力的间谍？”然后
他又看到摘录的截听内容，才明白朗的主要情报来源就是密码破译。

    莫斯科并非只通过自己的间谍获取绝密情报，德国人侵苏联几天后，伦敦便开始以
隐蔽形式提供情报。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同时领导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的斯图尔特·门
西斯认为，由于俄国人的密码不可靠，所以还不能建议邱吉尔把破译“谜语”而得到的
情报告诉俄国人。因为那样的话，“就等于把布列奇利园破译‘谜语’之事直接告诉了
德国人”。1941年 6月的一则消息表明，德国人‘通过对苏联船员与第17航空军的无线
电通信内容的研究，正在逐渐掌握斯大林格勒周围部署的俄国飞机的信号系统。就在6
月24日；邱吉尔不顾众人反对，命令门西斯在尽可能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将这一情报以明
码形式通过驻莫斯科英国军事委员会告知俄国人。从这之后，凡有关东方战线的重要截
获情报，邱吉尔都要问：“告知他们没有？”对这些情报的真实来源通常都以这样的言
辞掩饰：“据柏林高层情报源报道”，“据德国国防部工作人员报道”。所有能暴露情
报真实来源的代号和其他细节都被略去了。1942年 7月11日，布列奇利国破译了一些被
截获的情报，其内容为：

    1 ．敌军对第二集团军的压力近日会增强。整体考虑到东线集团军的作战情况，希
望在前线遏制住敌人的强大力量。

    2 ．冯·魏赫斯集团军的任务是与匈牙利第二集团军一同遏制地位波士丹河与沃罗
涅日河之间的顿涅茨克防线，并与第二集团军一同守住沃罗涅日登陆场和奥尔霍瓦特．
奥捷尔克．库特什火车站一线（德罗斯科沃）。

    两天后，这条消息便以下列形式发至驻莫斯科的英国军事委员会。

    “给俄国总参谋部的情报。根据来自各方的情报，通知如下：包括匈牙利军队在内
的德军计划将俄国人遏制在里夫内一沃罗涅日一斯沃博达一线，同时装甲力量将移至顿
河和顿涅茨克河之间东南部。”

    1941年夏天，英国空军情报军官给莫斯科带去了战役电码。航空学参考资料和德军
的一些呼联代号。作为交换，英国也获得了类似的材料。紧随其后，英国军事情报军官
又带来了一些截获的德军无线电通信资料、德国警察局手动发报密码破译说明。与此同
时，虽然苏联也给了他们一些情报，但其中却没有一份是截获的文件。白厅为这种单方
面的情报交换开始感到不安。到1942年初，俄国人甚至不愿意交换有关敌人装备的技术
资料。布列奇利国认为，俄国人没有充分利用他们提供的情报。“1942年大规模坦克战
时，我们警告过他们德国人所设的陷讲，可俄国人还是把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投向这个
陷俄”--个密码员回忆，--“如果他们当时能够相信这些警告，就会避免遭受巨大
损失。”

    从1942年夏天开始，英国把破译“谜语”而获得的战役情报在向苏联人发送时大大
打了折扣。当然，特别重要消息是例外。1942年12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关键时刻，
苏联人收到了（也许是他们从菲尔比或布兰特那儿得到）德军手动电码破译书，英国人
虽然是希望从中得到些什么回报，可他们的等待最后还是落空了。

    1942年夏，当英国情报机构以密码形式发给俄国人的情报数量大大减少时，约翰·
克恩克罗斯开始以明码提供情报。几个月之后，他放弃了亨基勋爵私人秘书的职位，并
于1942年 3月成功地尝试了菲尔比两年前未做成的事－－他进人了位于布列奇利国的英
国政府通讯密码学校。他的上司安纳托利·戈尔斯基给了他一笔钱让他买辆便宜的汽车，

以便在休息日时可以到伦敦交付情报。虽然他在学校的时间不到一年，但他在学校的那
段日子正好与东线的战役转折相吻合，并且斯大林和大本营也终于开始利用可靠情报去
指导作战行动。克恩克罗斯的主要任务是截获、分析德军无线电通讯内容。克恩克罗斯
本人认为对苏联红军发起“堡垒”战役，即库尔斯克战役之前--这是德军在东线的最
后一次大型战役，他为俄国人苦干15年后，闪光的时刻终于到来了。4 月30日，英国人
将德军准备进攻库尔斯克高地的情报发往莫斯科，同时还有通过“谜语”截获的德军情
报机构侦察到的在这一地区苏军力量的材料。而克恩克罗斯此时发送的情报不仅有截获
的电文，而且还包括了白厅有意略去的（担心会暴露情报来源）、带有部队和分队部署
的情报。

    战役前最能吸引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是有关德国空军的部署情况。苏联指挥部因为
担心德军会在5 月10日开始进攻（实际上是在7月5日），便在5月6日这一天，在从斯摩
棱斯克到亚速海长达1200公里的地带上，对德军17个机场进行了事先经过绝密（准备的
预警性炮击。打击目标的选择是在克恩克罗斯所提供情报乡树帮助下制订的。许多德国
飞机在地面就损伤惨重，在5 月7日和8日又继续对德军机场实施集中密集打击。尽管这
样失去了突袭的因素，这三次密集轰炸，是二战期间苏联空军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初次
战役： 飞机架次1400次，歼灭德军飞机500架，苏联飞机损1200 架。 后来，戈尔斯基
代表莫斯科对克恩克罗斯提供的情报转达了特别的谢意。然而，就在这之前，把从布列
奇利国搞到的情报交给伦敦已十分困难，克恩克罗斯已几乎无能为力。所以，库尔巴斯
克战役前，克恩克罗斯不顾戈尔斯基让他继续留在通讯密码学校的要求，而是接受了英
国秘密情报局的建议，他先来到五处（德国处），后又调到一处（政治情报处）工作。

    为保卫库尔斯克高地，红军把自己几乎百分之四十有生力量的技术装备都投向那里。

虽然军事情报有误，可红军还是打赢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所以“在库尔斯克摧毁苏军”，

对希特勒来说，是补偿斯大林格勒惨败的最后一线希望。1943年8 月，苏联最高副总指
挥朱可夫元帅向斯大林发出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正确地预测了军事形势：德军在从
北向南夺取库尔斯克高地的同时，还有可能从西实施打击，以便把保卫高地的两个红军
集群隔离开来。当时，连斯大林和大本营也不清楚法西斯开始进攻的准确日期， 因为
希特勒经常改变主意。日期从开始定的5月3日改到了6月12日， 后来又改到7月3日，最
后定在7 月5日。应该说，来自英国的情报（既有官方通过英国军事委员会的，也有通
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间谍搞到的），对保证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联军事侦察在情报收集和加工方面都
有了明显的改善。

    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库尔斯克战役之前和战役之中，斯大林和大本营最重要的情报
源是瑞士的吕西小组。无疑，吕西（鲁道夫·廖斯勒）直到1944年春被捕前，一直为苏
联提供重要的战役情报。1944年2 月22日，情报总局的领导曾用无线电发送了一则指示：

“请向吕西转达我们的谢意，小组工作出色，最近提供的一个情报非常重要、价值很
高。”情报总局经常告知廖斯勒的雇员（情报总局并不知道其名字），他会收到索要的
报酬。1943年11月，情报总局发出电报：“请以我们的名义转告吕西，说我们将按其要
求付给小组工作报酬。我们会对他们的情报作出相应的答谢。”然而，现在一切真相大
白，吕西从未发过有关库尔斯克的重要情报。而且吕西最重要的情报源--维特还犯了
几个错误。比如，6 月23日，正是他推断，鉴于红军力量日益增强，“堡垒”战役将被
取消。

    苏联军事侦察在1943年春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是截听质量的提高。从战争一开始，
国外局五处的研究部门，当然还有情报总局的密码员们就熬费苦心地对机器密码“谜语”

展开了破译研究。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德国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组织--所
有部门都在利用“谜语”编制各自的密码，以适应不同的目的以及不同的地方的需要。
从1941年开始，德国人在工作中同时使用的密钥不下50个，而且它们还每天都在变化。
这样一来，即使对机器密码解密之后，如果又搞到的截获材料具有战役意义，也还需要
迅速地找到新的密钥。在英国布列奇利园，除了继续进行波兰专家早先的工作外，他们
还破译了从1940年一1942年“谜语”的各种不同的密码，并制订出了判定每日密钥的方
法。这大概就是战时情报机构的一大贡献吧。内务人民委员部从克思克罗斯、朗、布兰
特、菲尔比等处获知了这一成功的消息。不能否认他们搞到的几台“谜语”码机和密码
材料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研究工作助了一臂之力。这事大概发生在1941年12月，那时，

德国第二集团军丢失了几台密码机。当然，大部分机器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缴获的。

    在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中至少有26台“谜语”密码机，在被围的情况下全部销毁它
们是不可能的。至少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件事；正在接收总部密电时，俄国人就已跨进了
门坎。其余的“谜语”机可能是在消灭企图突破包围的德军六个师时缴获的。一些主要
密钥肯定也落人了红军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在91000 名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俘虏中，
有发报员和译码员，他们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抵御住向苏联情报机构提供帮助的“坚持不
懈的建议”。

    1943年1 月17日，还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德国通讯局就得出结论：一些事实
“雄辩”地证明俄国人已破译出了“谜语”的密码。于是，他们就采取了一系列完善措
施用来保护自己的密码。德国人还使用不带配电板的密码机，这些机器可在苏联进攻时，

具有更大的机动性，适应性以及抗打击性。

    1943年春，苏联情报截获和破译机构对德国的密码技术予以重创，但这次打击的对
象不是高尖密码，而是一些基础电码。他们主要致力于发现、分析无线电通讯内容，破
译普通手动电码，而不是像“谜语”那样的高密电码。战争初期，由于发报员损失较多，

所以军事截获收效甚微。1942年末，大本营决定成立特别无线电营，这被苏联历史学家
称为“红军在无线电电子战中质的飞跃”。苏联历史学家不打算打开无线电截听这块禁
区，只是在无线电干扰和伪情报战中谈论这些特别无线电营的作用。当时每个营都装备
有18－20台接收机和4个探向器。

    虽然负有特殊使命的无线电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末期才成立，但它们在库尔斯克战
役中却立下了汗马功劳。德国人截获的苏联第一坦克集团军的情报表明，苏联截听机构
在进攻前就发现了德国总部、坦克第二军以及坦克第六、第十一师的所在位置。而从其
他截获的文件中也不难发现，德军坦克第七师师部、第十三军和坦克第二集团军也遭到
了同样的命运。

    苏联无线电截听机构的前线部门工作得也十分出色。在德军进攻初期，位于库尔斯
克高地以北的苏联坦克第四十六军和以南的坦克第四十八军，就拥有战术上的优势。德
军的一些通讯军官丝毫不怀疑这是无线电截听对俄国人的成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
们指出，德军无线电工作纪律的松懈是导致“堡垒”战役失败的原因之一。虽然，在战
争的最后两年里，红军无线电通讯工作的隐密性有所提高，但也比德军好不了太多、所
以，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无线电截听大概成了双方战役情报的最宝贵来源。

    除了无线电截听，苏联还采用了其他搜集情报的方法。空中侦察就是成功的例子，
虽然在西部战线由于无线电截听的运用，空中侦察的作用退居到了第二位。库尔斯克战
线前夕，苏军进行了约6000次侦察飞行。在德军进攻前的三个月内，中央战线和沃罗涅
日战线的部队进行了105 次战斗侦察，2600多次夜间偷袭和1500次埋伏，在这些行动中
被俘的187 名德国士兵是重要的情报来源。根据7月5日夜捉到的开小差士兵和“舌头”
供认，第二天一早德军开始进攻。在库尔斯克战役之前，一种更为灵活的适于前线指挥
官的系统取代了直到1942年还在运转的、以情报作为保障的中央统一系统，前线指挥官
可以直接从前线情报处获取战役情报。

    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苏联军队便开始发起接连不断的进攻，直到1945年5 月，朱可
夫元帅在柏林接受纳粹投降为止。依靠四倍于敌人的有生力量，大量的英、美装备和不
断增长的空中优势，苏联红军虽然承受着巨大的损失，但其攻势锐不可挡。而支持这两
年旺盛攻势的战役情报不仅是大本营、情报总局和前线指挥官努力的结果，内务人民委
员部也起到了自己应有的作用。据苏联最新统计数字，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战时计有53个
师和28个旅（不包括许多独立部队和边防军）共有75万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军人
临阵脱逃，并对“不可靠民族”进行围剿行动。许多小民族的人民--车臣人，印古什
人，克里米亚拨朝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人，卡尔梅克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人
--都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搞的大规模屠杀和强行移民的牺牲品。斯大林本想将乌克兰
人也列为移民之列，但同时又无奈地抱怨说，他们的人太多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对红军胜利所作的主要贡献在于领导了游击运动。战时内务人民委
员部游击运动局由中将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领导（战后他当上了
“专事国外谋杀的特别行动局”局长）。“虽然他的名声不是特别显赫，但苏多普拉托
夫的行为、优雅的举止和音量不高却使人信任的话语，这一切都使人觉得他是个举足轻
重、有知识教养的人；他很懂得平易近人的价值，因为他知道，只有那些少数的当政者
才可以对此无所顾忌、肆意妄为。”--叛逃者尼古拉·霍赫洛夫这样写道。苏多普托
夫的副手。少将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艾廷戈在西班牙内战时以“科托夫”的化
名在佛朗哥后方领导游击斗争，并为此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中名声颇响，同时他作
为刺杀托洛茨基的组织者，还进入了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纪念室。

    游击队员在情报搜集和破坏活动中的作用，往往被官僚主义的混乱所搅和，以致后
来出现了许多传说和神话。人们说，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是在德军敌后最著名的游击队
员之一（他的肖像就挂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纪念室里） 。1943年4月，他假冒德军中尉
进人到在乌克兰的一个德军军官埃利赫·科赫的办公室。他本应刺杀科赫，但这个德国
军官却开始谈论起“堡垒战役”--德军即将对库尔斯克高地发起的进攻。库兹涅佐夫
于是决定不杀科赫，而是把德军战役计划直接发往了莫斯科。这段故事也许有一部分是
真实的，但正如特里莫季·马利甘博士指出的那样。科赫并不掌握即将发起进攻的确切
材料，尤其是他根本不知道确切的曰期，因为连希特勒本人也尚未作出决定。在不久前
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对游击队员的情报活动评价不高，它指出了一系列的不足之处，

其中提到了诸如经验不足、准备不足、情报的可靠性不足、发报机不足以及游击队员与
军队情报活动协调性不足等。1943年4月19日， 最高指挥部发布了“关于改进游击队情
报工作”的命令，要求游击队与军队间更好地协调一致，并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
总局改进培训游击队领导的工作。

    游击队员在德军敌后与红军协同作战的第一次进攻战役是“钢轨战”。其目的是在
库尔斯克战役进行之际利用空投给游击队员的大量炸药摧毁德军铁路交通、服这次战斗
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虽然用了几千包炸药，但德军赖以生存的铁路线仍未被摧毁。上边
曾提到的那份研究报告指出，能被称得上最成功的举动是在进攻前和进攻时第十一游击
旅的一系列行动， 因为正是这些情报行动，使得被围困880天的列宁格勒终于在1944年
1月得以解围。 当时该旅经常能够搞到，些有关德军沿公路联路布署情况的详细情报。

    在进攻前……游击旅的侦察员们弄到了有关敌军的数量、部署情况、指挥官的姓名
等情报，他们还记录下了敌军指挥部和敌21师调遣情况，确定出了第三十八集团军和第
十八集团军指挥部位置、同时还有4 个机场位置。当苏联军队开始发动进攻时……侦察
员们就掩护进攻人员进入敌后和侧翼。

    由于德军后方存在大量间谍，德军内部简直乱成一团糟。1944年夏，德军反间谍机
构发现了2000名苏联间谍，并推算这个数量会以每三个月10000 名的速度增长。尤其是
那些“流浪儿”更使他们头痛--这些人都是学习过侦察和破坏活动的少年、对他们的
英勇气概就连德军士兵也赞叹不已。在一份报告中记录着一个“少年”的事迹：当他正
在对德军调动情况做标记时遭到逮捕，在审讯时，他拒绝说出是谁派他来执行任务，并
“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话”。于是德国人决定恐吓他一下，先是逼着他观看枪决七名成
人战俘的场面，而后命令他也去见上帝，当把他置于枪口前的最后一刻还告诉他，如果
他讲真话就放他一条生路。

    小男孩当时冷笑一下回答说，他知道，即使他将真情和盘托出，德国人也会杀害他。

审讯室的军官又一次许诺，如果他说出是推派他来的就放了他。小男孩回答：“我很清
楚，并不在于我是否讲真话，你们早晚要杀了我。现在我实话告诉你们--我搞了六次
破坏活动，而且还要搞第七次。”

    报告中未提到小男孩的命运如何，极有可能是被枪决了。

    在卫国战争期间，科技的以及政治和军事的侦察，对苏联政策的制订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在科技领域最重要的侦察是获取有关原子弹的情报。第一份关于美一英签订制造
原子弹协议的情报，是约翰·克恩克罗斯搞到的。1940年10月，由亨基勋爵领导的不列
颠科学委员会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而当时克恩克罗斯恰好是亨基的私人秘书。
1941年夏在“马乌德”（有关核研究的委员会）委员会呈交的秘密报告中曾较为乐观预
估--到1943年末就会制成以铀一235 为原料的“大威力武器”，于是，这个问题就被
重新提交讨论。科学委员会和“马乌德”委员会承认，关于生产原子弹（这个方案的密
码代号为“图布一埃洛伊斯”）的问题以前曾同美国有过秘密的合作，现在还需要与之
进行更为广泛的合作。1941秋，亨基成了“图布一埃洛伊斯”咨询委员会成员。无疑，
借助私人秘书这个便利条件，克恩克罗斯同时也将相关情报发给了莫斯科的“中心”。

    1942年4 月，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化学工业人民委员M·F·别尔乌辛在斯大林的指
令下，拿到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搞到的有关国外原子弹研究的厚厚的资料文
件，别尔乌辛建议把材料给物理学家们看看，以便他们先估量出其价值。5 月份，年轻
的物理学者、空军中尉F·H·弗廖洛夫写信给斯大林：“抓紧时间制造原子弹至关重
要。”弗廖洛夫在翻阅美英科技杂志时注意到，有关核裂变的文章以及这一领域学者的
名宇突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原子弹研究已进人保密状态，因为
美国正在制造原子弹。听到这一消息后，斯大林气愤得不能自已，因为对苏联造成核威
胁的重大发现竟然不是来自科学院，而是来自一个小小的空军中尉。

    1942年末，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发布命令，建立一个隶属于科学院的原子弹
研究实验室、尽管当时许多苏联学者认为，制造原子弹要花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但在
战争关键时刻，他还是力排众议通过了这项决定。很明显，与德国交战用不着使用原子
弹、相反，制造原子弹还要与前线争夺一部分本来已近枯竭的资源。而斯大林在斯大林
格勒战斗正酣时通过这项决定，考虑的绝对不是卫国战争的需要，而是战后世界的需要：

美英有原子弹，苏联也应拥有。1942年末，斯大林似乎明白。即使不完全摧毁法西斯国
家，战争也会结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就有可能面临一个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
战后德国。但只有关于盟国研制活动的情报才彻底使斯大林相信了制造原子弹的必要性。


    克劳斯·福克斯是第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提供英一美原子弹研究科技情报的“原
子间谍”。毫无疑问，在1942年 4月，斯大林让别尔乌辛以及其他物理学家研究的材料
中就有福克斯提供的情报。福克斯出生于一个被德国报纸称作“基尔纽狐狸”（“相克
斯”的德语意思为“狐狸”）的家庭。因为不仅他们的头发，他们的政治倾向也都是红
色的。他的父亲是基督教新教牧师时代的一个杰出的公谊会（贵格会、教友派）教徒领
袖。福克斯1932年21岁在基尔大学时加人德国共产党，并成了大学生共产主义小组的领
导。希特勒上台之后，他以难民身份逃到英国，1933年9月加人德共在英国的地下小组，
主要完成各种宣传任务。1934年。福克斯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准备博士论文，并于1936年
11月通过了论文答辩。在布里斯托尔，他积极参加一个“对苏文化联系协会”的伪组织
活动，在协会组织的戏剧朗读表演会上，福克斯扮演了维辛斯基，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
激情与狂热使自己的导师、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涅德尔·莫特先生大为震惊，因为
“怎么也想不到，这么一个安静、谦逊的年青人会以如此冷漠的敌意去谴责被告人。”

    1937年，福克斯调到爱丁堡大学马克斯·博恩的试验室工作，直到1940年 5月法国
沦陷、“第五纵队”猖极一时、他和许多“遭到敌视的异族人”被抓起来为止。在马恩
岛和加拿大度过七个月后，于年底前他被释放。1941年 5月，德国学者、同为难民的鲁
道夫·皮尔斯（后来获骑士称号．）邀请他到伯明翰大学从事“军事研究”。皮尔斯回
忆道：“在官方允诺之前，我不能告诉他我们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但我解释说，理论知
识是必不可少的，他同意了。”

    过了一段时间，持怀疑态度的英国安全局认为可以给他从事该工作的权力。于是福
克斯开始正式为研制原子弹的“图布一埃洛伊斯”绝密方案工作。1941年末，当“巴巴
罗萨”战役正处于激战时刻、而且看起来德军会占领莫斯科时，福克斯以苏联间谍身份
自愿将成果贡献出来。他来到伦敦，找到德共在英国地下组织的领导尤尔根。库钦斯基，

请求他转告俄国人，说他了解原子弹制造计划。库钦斯基安排他与以驻伦敦苏联武官为
掩护身份的情报总局军官西蒙·达维多维奇·克雷默尔见面（福克斯只知道他的化名叫
亚历山大）。克雷默尔把第一次见面安排在使馆里，很显然他担心其中有诈。后来他几
次试图说服福克斯遵守苏联侦察的一些常规，但只收到了部分成效。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审讯论克斯的记录中写着：

    “亚历山大建议他，为保险起见乘坐出租车并注意甩掉跟腻但（福克斯）认为，这
花费太大、而且也很不保险。他宁愿在人群聚集的地方接头，比如像伦敦地铁站这样有
自动升降梯和普通楼梯的地方。”

    1942年夏，福克斯被安排与另一个情报总局的接线人见面。这个人叫索尼娜，福克
斯恐怕永远也不会猜到，索尼娘就是尤尔根·库钦斯基的妹妹。通常他们在伯明翰与牛
津大学之间索厄娘的住所见面。索尼姬化名为布鲁尔小姐，扮作一名从法西斯德国逃出
来的犹太难民。后来福克斯承认他不知道在为苏联情报机构哪个部门工作，也不知道这
些部门共有多少个。我们可以通过他那出色的科研能力、狭隘的思维。教条式的理想与
天真幼稚所形成的混合性格作出结论，他讲的是实话。

    福克斯提供的情报价值不仅仅在于英国人、美国人深人研究的那些技术细节。到
1942年初，福克斯已被准许阅读美国原子弹研究的秘密报告。和皮尔斯一起，福克斯根
据德国学术杂志材料以及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报告，对德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作出
了评价。1942年 2月，他们得出结论，德国的情报源“没有就‘图布一埃洛伊斯’领域
的工作提供任何新情报”。福克斯的有关英一美研究迅速进展的报告，显然是促使斯大
林开始核军备竞赛的决定性因素。

    1943年12月，福克斯作为“图布一埃洛伊斯”代表团成员前往美国。临行前，他接
到索尼姬的指示，要他与美国的接线人莱蒙德先生联系。虽然福克斯对此事一无所知；
但情报总局不得不将此事汇报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莱蒙德（加利·戈尔德）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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