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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克格勃全史-缓和的停滞和失败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ue Jan 21 21:25:38 2003) , 转信
1972-1984
1972年6 月20日，第一总局搬往位于莫斯科东南、距环行路半公里处的亚谢涅沃总
部大楼，这座大楼是按照芬兰建筑师的设计方案建成的。最初，大楼预定供苏共中央委
员会国际部使用，但是，大楼开始兴建后，中央委员会发现，它离首都中心太远，便转
让给了克格勃。行政主楼呈“丫”形，一边是会议大厅和图书馆，另一边是医院、综合
运动场和游泳池。这里四周是双层围墙，并配备有警犬和持枪哨兵。在院内广场上、供
观赏的人工湖前，矗立着巨大的花岗石列宁头像。1977年12月20日庆祝克格勃成立60周
年之际，又在广场上树立了“无名侦察员”纪念碑。从办公室向外望去，呈现在眼前的
是风景如画的假山、小桦树林和绿草坪，夏季则会有金光闪闪的麦浪起伏涌动。
每天早晨八点到八点五十，车流从莫斯科的各个角落涌向亚谢涅沃，其中一部分幸
运者（在80年代中期其数量不足全国总数的 5％）是驾驶自己的小车而来。或许，第一
总局停车场上的小车比苏联其他任何一个车场都要多。
每天工作从上午9点正式开始。工作人员进人总局大楼要经过3道岗：外门、围墙外
主要入口和主楼入口。此外，在大楼内所到之处，还要多次检查证件。进入亚谢涅沃要
凭克格勃证件，证件上通常印有持有者的姓名。父称、官衔，并贴有照片，否则，请留
步！每个工作人员还都随身装着带有他的（而很少是她的）照片和个人编号的通行证
（上面不显示持有者名字），上面还画有专门的网格，凡是打孔之处就意味着持证人无
权涉人之地。通行证不准随身带往国外，在他国活动的人员要将通行证保存在他所在的
处里。极少有人参观访问总局，如果有，那必然是高层领导人。第一总局的人员如需要
和克格勃其他局的人员、政府官员接头，那么，他们通常是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某个地方
进行。
每天的工作在下午6点结束，所有汽车在6点15分离去。车发动前，司机们要从车上
摘掉线路号牌。当车队驶上归程时，警察要拦住所有的来往行人、车辆，以便这些有权
势的“乘客”畅通无阻地到家。
然而，尽管第一总局装有敏锐、精细的安全系统，但却无法解决食堂存在的问题，
至少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位时是这样。从附近乡村招来的食堂工作及服务人员，对食品的
花色品种和精美十分惊讶，他们总是往口袋里塞一些，以便带回家去。他们在出口受到
搜查时，就扬言辞职。这样，不久以后搜查就取消了。显然，至今为止，第一总局一直
通过食堂的这些外来人员的口袋供给当地居民食品。
大约在迁往亚谢涅沃前一年，总局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离开了他的工作岗
位，这把宽大、柔软的交椅他已坐了15年--打破了历史记录。接替萨哈罗夫斯基的是
早就得到他提拔的、53岁的副手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京。此人除了曾短期
到过国外检查克格勃在那里的间谍活动之外，无任何国外工作经验，他甚至连西方的生
活方式都不了解。然而，莫尔京在亚谢涅沃时却大摆阔气。当然，他和第一总局的其他
高级官员一样，乘坐自己的黑色“吉尔”和“伏尔加”轿车上班。他们进人大楼时走特
别入口，进人自己办公室时乘特别电梯。莫尔京的办公室在二楼，带有卧室和洗澡间，
宽敞舒适。尽管莫尔京曾是萨哈罗夫斯基忠实而精干的副手，但在总局，对他的升迁仍
有不少传言，说这是政治急速发展时期，安德罗波夫需要身体更加强壮的人。1974年，
莫尔京被提升为苏联国家科技委员会科学工业开发署管理总局局长，这个掌管科技发展
的肥缺，通常都是由克格勃军官填补。
莫尔京之后，安德罗波夫提拔50岁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继
任第一总局局长，此人是安德罗波夫的一名得力干将。克留奇科夫在亚谢涅沃工作14年
--和萨哈罗夫斯基在任时间大致相当，1988年，他荣升为克格勃主席。在官方的影集
中，这个鞑靼人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嘴角下垂。此人很少露出笑容，工作起来精力充
沛，他主持总局工作期间，总局呈现出独特的活力。他充满自信，管理技能拥熟，政治
嗅觉敏锐，他以狂热的忠于职守、完全缺乏幽默感而闻名。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印象中，
克留奇科夫从不偏离总局大会所起草的报告，从不漏掉恰当的字眼，从不说俏皮话。
1989年一名记者采访克留奇科夫：“您知道什么是业余时间吗？”“恐怕我根本没有业
余时间”，他答道。
克留奇科夫喜欢强调自己的工农出身，常常回忆起他在工厂工作的年代。他是函授
法学院毕业生，当过侦查员和检察长。后来--正如克留奇科夫本人所言--他的生活
出现了转机：外交学院毕业后，在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工作5 年（1954－1959年），
在那儿受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提拔而成为苏联驻匈牙利大使。1959年，安德罗波夫开
始主持苏共中央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管理部工作，克留奇科夫来到他身边，一直工作到
1967年。后来，克留奇科夫在谈到他生活中的这段时间时说：“如今，挤入党的机关混
饭吃成为时髦，而我却想说，我在那里学到了许多东酉，结识了许多卓越的忠于事业者，
虽然到处都伴有不愉快的意外事件。”他在中央委员会期间，政治艺术和阴谋运用得相
当娴熟。1967年安德罗波夫成为克格勃主席后，克留奇科夫领导书记处的工作，并得以
允许接触克格勃的重大机密。大约在1971年，他升任第一总局欧洲业务部副主任，三年
后又取代了莫尔京。
克留奇科夫不仅是个工作狂，而且热衷于体育活动。他手中经常握着一个小网球，
或是一个轻便拉力器，他的部下常常感到不解。在新落成的管理大楼内，克留奇科夫有
一私人体操厅，内设有按摩台，紧邻按摩台的是他专用的芬兰式蒸汽浴室--有时他邀
请克格勃的将军们来此。一次夜班时，克留奇科夫的一个书记处委员陪同戈尔季耶夫斯
基参观了该蒸汽浴池，浴池之豪华为他平生所未见：浴池用名贵的芬兰板而非俄罗斯松
木板镶包；雅致的灯具及其它附属设备都是在瑞典专门定做的；墙上挂着进口的松软的
浴巾和浴衣。显然，克留奇科夫对于花在私人浴室上的外汇是毫不吝啬的。紧挨体操厅
和浴室的是食堂，但内无酒吧，因为克留奇科夫本人滴酒不沾，并禁止已接到出国命令
的人喝酒，这弄得第一总局中那些嗜酒如命者异常沮丧。
克留奇科夫担任第一总局局长时的最大遗憾是，他对如何在西方生活和从事间谍活
动一无所知。戈尔季耶夫斯基在1972年受政治情报机构指令前往哥本哈根时，第一次见
到克留奇科夫，当时克留奇科夫已是莫尔京的副手。他问戈尔季耶夫斯基：“请问，您
打算如何在丹麦建立联络网？”那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刚从C 局（负责从事地下活动）
过来，于是就信口雌黄，开始说一些幼稚荒谬的话，没说上两句就被克留奇科夫打断了，
他“独白”一通，再也不给戈尔季耶夫斯基以插话的机会。实际上，克留奇科夫把问题
阐述得更糟，因为在有关西方社会情况方面他简直就是一个白痴，他所有的观点都是一
套套的僵死的教条和阴谋理论。第一总局中两个天才的英美政治问题专家奥列格·卡卢
金和米哈伊尔·柳比莫夫，在1980年被迫离职，因为他们正是冒犯了克留奇科夫的这种
阴谋理论。在第一总局，由于克留奇科夫喜欢阿谈奉承，因此在他的周围逐渐出现了一
批批善于溜须拍马者。
克留奇科夫在亚谢涅沃担任第一总局局长时，正值从“冷战”开始到戈尔巴乔夫时
代美苏紧张关系出现重大缓和时期。1972年5 月，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访苏。理查
德·尼克松来访后，勃列日涅夫于1973年6 月对美进行了回访，一年后尼克松又第二次
赴莫斯科访问。这期间，美苏签订的条约和协定比两国建交以来签订的总数还要多。其
中，最大的成果是尼克松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时，两国签署了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
约和第一个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尼克松预言说：“未来的历史
学家们会写道，是美国于1972年第一次把世界从长期战争的沼泽中扶上了和平的高地。”
虽然两个超级大国间竞争仍在继续，但他们都希望两国共同努力，预防核灾难。戈
尔季耶夫斯基回忆道：总部的面孔已经改变，美国终于开始把苏联作为平等对手来对待。
1974年8 月的“水门事件”丑闻和尼克松受弹劾而辞职，颇令人沮丧和怀疑。1975年年
初，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亚库什金成为克格勃在华盛顿间谍活动的秘密负责人，那
时他就确信：尼克松的下台不是由于社会公愤，而是因为他和对手关于缓和的秘密会谈。
犹太复国主义者已成为他们的主要敌人，这些人借助于自己在国会中的欧洲院外活动集
团、甚至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到处暗设圈套。正如亚库什金所认为的那样，美国军事工
业综合体千方百计要求扩大军费开支。
然而，对“水门事件”危机作如是解释，显然是由于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根本不了
解美国的政治体系和生活方式，那些陈旧的思想糟粕束缚了他们的政治敏锐性。习惯于
集权制和指令性经济的克格勃军官们和苏联外交官难以想像，在国家调节无足轻重的美
国，却有高效的劳动生产率和高水平的技术，因此，苏联专家总是要用各种阴谋理论来
掩盖对美国的国家运行原则和运行机制的糊涂认识。苏联外交官、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
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柯（1978年移居国外）这样描写他的苏联同行们：“许多
人都抱有同一种不可思议的观点：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可能有一个秘密指挥中心。”而实
际上，正是他们自己习惯了由隐蔽在某个地方的工作小组来暗中指挥整个系统。显然，
多数苏联专家还在重复着列宁的主张：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垄断资本家的奴仆。“是
的，或许是存在着一个秘密中心”，他们这样设想。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美苏关系有
所松动，这部分应归功于苏联外交官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多勃雷宁异常精明的努
力。多勃雷宁从1963年3 月到1986年3 月是苏联驻美国大使，他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后为美国国务卿）定期进行秘密会谈，这成了莫斯科和华盛顿
沟通的渠道，为缓和开辟了道路。后来，基辛格曾称赞多勃雷宁为改善两国关系作出了
“最伟大的贡献”，并赞扬他深谙完美的外交艺术。但多勃雷宁无力去揭露风行莫斯科
的阴谋，他的反对者在中央委员会和外交部时不时地谣传他“被美国化”了。对于那些
偏见，他只是睁只眼闭只眼，借此以自慰。舍甫琴柯曾说，“多勃雷宁虽对美国国家指
挥系统了如指掌，但‘水门事件’时，他却末对美国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的分权提供确
切分析”。
缓和虽然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但不管怎样， 尼克松下台后缓和仍在继续”。1975
年8 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举行，通过了重要决议。决议宣称，全欧洲边
界不可改变，呼吁东西方各国遵守国际关系文明准则，尊重人权。但是，在苏联建立的
赫尔辛基人权监察小组很快就被克格勃取缔，其多数成员遭逮捕或被流放。
尼克松的继任者、前副总统福特在总部倍受蔑视。和安德罗波夫一起于1973年成为
政治局委员的安德烈·葛罗米柯曾宽容地写道，“时常有人占据显赫位置而只被人们顺
便提及，在总统位子上只坐了两年的贾拉尔德·福特就属此类”。
虽然莫斯科对福特的才能评价不高，却极力帮助他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获胜。比
起没有远见、毫不知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来说，莫斯科的首脑们，更喜欢
以平庸见长的福特，因为他们认为，由福特来执政，多勃雷宁和基辛格的联系可能会继
续下去。随着大选的日益迫近，莫斯科愈来愈紧逼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和那里的克格勃负
责人预测竞选结果。当时，多勃雷宁告诉舍甫琴柯说：几个月来，总部的注意力全在华
盛顿。似乎在这场选举前的游戏中，大使馆和克格勃国外负责人都下了很大的赌注。
吉米·卡特可能是美国整个战后时期最有学识的总统，但在1977年却成了华盛顿的
“外来人”和外交上的“新手”。相对于福特，葛罗米柯对卡特更嗤之以鼻：“卡特很
勤恳。但是，一次在苏联发表讲话时，他竭力想说出苏联几个州和城市的名字，却只吐
出了几个含混不清的音节。更令人担心的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
弄明白美苏关系最主要的特点。”
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之后，卡特试图在高尚的道德原则和尊重人权方面对
国内政策进行改革。当选总统后不久，他收到安德烈·萨哈罗夫的一封来信。萨哈罗夫
是苏联一位持不同政见者、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他在信中要求卡特支持他在苏
联维护人权的活动。令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恼火的是，卡特竟将萨哈罗夫来信的主要内
容公布于众，并给他回了信。不久，卡特在白宫又接待了另一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弗拉
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总部和亚库什金都错误地估计了卡特维护人权的行动。其实，卡
特是试图借此以加强美国在新一轮谈判中的地位--这是1977年10月的限制战略性武器
条约期满后的又一轮关于战略性武器的谈判。
克格勃A 处（积极行动处）对卡特维护人权的行动矛以高度重视，作为回报，它指
责美国在国内违反人权。1977年，A 处给总统夫人罗扎琳·卡特邮去一批信件，内称
“反对美国违反人权”。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时，克格勃国外活动负责人说服一
自由党政治家把那批信件的其中一封寄给了卡特先生。这件事搞得那位负责人很被动，
因为很快就有一政治间谍向作者索要信件副本。可欣慰的是，克格勃预先准备的材料和
那封信的内容完全一致。
美国领导人针对苏联1978年对于人权斗士们所做的一切发表了一系列官方声明。克
格勃把一个反对美国政府的犹太人阿纳托利·夏兰斯基的活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在
一起，立即予以回击。夏兰斯基由于被指控向美国记者提供机密情报而被剥夺人身自由
10年。克格勃亲手捏造了这个事实，但他们自己也竟然相信，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白宫的
协助下，以苏联人权状况为由搞出了一个特别阴谋报告。在这样开放的时代，葛罗米柯
竟还顽固地认为：这件事是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苏联对抗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卡特
亲自参加了这次挑衅行动。
70年代的缓和一直像个柔弱的孩子。勃列日涅夫喜欢重申：间谍活动不应取消阶级
斗争原则。甚至在1972年一1974年间美国仍是苏联的主要敌人。第一总局一处（负责美
国和加拿大方向）一直是最大的地区性间谍组织，并且始终在扩展。在60年代，一处只
有一个副职，70年代又增加了两名，它是唯-一个由克格勃将军领导的、在国外设两个
间谍机构的处（70年代初为华盛顿机构和纽约机构），后来它又在旧金山设立了第3 个
间谍机构。在缓和鼎盛年代，克格勃在美国和在联合国纽约代表团内活动的人数空前增
多：从1970年的120名，猛增到1975年的220名。当时，与伦敦的情报人员骤然削员的情
况相比，在美国活动的人数却增加了一倍。
华盛顿成了政治间谍的活动中心。1975--1982年的克格勃国外间谍头目亚库什金
以自己是十二月党人的后代而引以为骄傲。1982年，《华盛顿邮报》称他是全苏“最有
威望的克格勃军官”，这使他非常得意。然而，他在华盛顿期间，因一个大误会而变得
阴沉起来。一天，有人在距白宫不远的苏联大使馆里偷偷放了一个纸包，内有一些秘密
文件及写信人的姓名、地址和要求合作的建议。亚库什金认为纸包是一种挑衅，有人暗
中离间，便下令把它交给了警察局。其实，文件内容是真实的，而送件人却被逮捕了。
尽管出了这么个令人气恼的“漏洞”，1982年亚库什金回到莫斯科后还是荣升为第
一总局一处处长。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看来，亚库什金领导下的一处的气氛，比总部其它
任何处的都紧张得多，这主要是由于他有强烈的权力欲望--这与在华盛顿鸡尾酒会上
给他带来巨大声望的软弱外交作风毫不相称。亚库什金生气时，在亚谢涅沃的电话中他
叫得比谁都响。一处的气氛紧张还与该处的“威望”有关。许多人都渴望到一处去，而
到那里的工作人员又都竭力往上爬，因此，充斥这里的阴谋家是其它处无法想像的。
坐上第一总局第一把交椅后，克留奇科夫进行了一系列组织变动，借此利用克格勃
间谍创造的一切机会与“最主要的敌人”作斗争。一处专门设置了“北方小组”，以协
调对美国分布于世界上其它地方军事目标的侦察工作。小组的第一任组长是瓦季姆·克
里比琴柯，他以前是克格勃驻开罗的负责人，曾策反了开罗情报机关负责人纳赛尔·萨
米·沙拉夫。驻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克格勃秘密领导者曾得到指令，要他们建立对付
“重要对手”小组以组织“战役”，打击美国布置在那里的军事目标。这些小组通常由
来自政治情报机构、国内反间谍组织、甚至于科技情报机关的军官组成。“北方小组”
的军官经常巡视驻外机构以检查“主要对手小组”的工作情况。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
官僚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大大降低了他们的工作效率，损害了他们之间的相互配合。
随着与西方联系范围的日益扩大，克留奇科夫首先认识到，必须用新的对敌斗争方
法来训练他的人马。基于美国的大量国家机密已经公开，特别是“水门事件”丑闻和耸
人听闻的记者阴谋案败露后，克留奇科夫更加确信，传统的策反间谍的方法已经过时，
许多秘密已为人们所熟知。
克留奇科夫1974年就任第一总局局长后，令老肃反工作者大为惊诧的是他立即要求
驻外机构负责人集中力量建立大量的公开联络网，直接窃取他国国家机密，而勿需通过
繁琐的程序去和被策反的秘密间谍接头。在几次重大的失败后，他不得不又马上放弃了
这种实验，又重新集中精力开始在西方招募大批新的秘密间谍的活动。
70年代初的缓和繁荣时期，克格勃又试图起用早已被人遗忘的天才金·菲尔比。此
人1971年与鲁法结婚，对他所热衷的酒已有所忘怀了。米哈伊尔·彼德罗维奇·柳比莫
夫最先与菲尔比恢复接触。柳比莫夫是总部在英国的主要技术顾问，戈尔季耶夫斯基认
为他是当代克格勃最有才华、最惹人喜爱的军官之一。他精通英国文学，深指威士忌酒
的优劣。柳比莫夫在伦敦活动4 年，1964年被调走去招募密码译员，是年31岁。
柳比莫夫回到莫斯科后的两年内，曾多次安排记者采访菲尔比。70年代初，他开始
撰写论文《不列颠民族的性格特征及其战役工作中的利用》，他和菲尔比详细地商讨了
这篇论文。1974年，论文以极大优势被安德罗波夫研究所审议通过。后来，他把该论文
的材料编写成有关英国情报机构的秘密教科书，这套教材作为克格勃最主要的课本一直
沿用到80年代中期。由于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外交人员，柳比莫夫不得不忘却在伦敦机
构的仕途，1975年被派往哥本哈根。
年轻有为、精力充沛的克格勃K 局局长奥列格·丹尼洛维奇·卡卢金也与菲尔比保
持着密切联系。K 局从事反间谍工作，深入到敌国情报机构窃取机密。卡卢金经常造访
菲尔比，听取他对如何在英国搞间谍活动的建议。他告诉卡卢金，英国外交部除从牛津、
剑桥大学物色人员外，更多的是招收郡立大学毕业生，显而易见，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也
是这么做的。因此，菲尔比认为，布雷德福、布里斯托尔、伯明翰、爱丁堡。埃塞克斯、
赫尔、伦敦、索尔福德、萨立、苏塞克斯等大学，甚至伦敦经济学校、东方学学校都值
得克格勃详细研究。而这些大学学生的交流计划为克格勃招募新的间谍提供了良好机会。
连A处也常找菲尔比寻求帮助。A处主要实施对西方国家的政府和舆论施加影响的积
极行动，专门伪造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其它机构的证件。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印
象中，虽然菲尔比不太喜欢A 处的所作所为，但他对实施积极行动所做出的工作却是高
质量的。每年10月到次年4 月间，菲尔比在克格勃的地下办公室（位于高尔基大街）为
即将到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马耳他岛、澳大利亚--亚地区去工作
的第一总局三局的年轻军官们开办讲习班（他们都是首次到国外活动）。讲课过程中，
菲尔比常安排一些游戏，在这些游戏中，他装扮成政治家、国家公务员、情报人员，或
是企业家，要求学生们设法策反他。
讲习班结束时，菲尔比要给学生们作出鉴定。可以说，他最善于写些令人尴尬的评
语。学员瓦列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基斯洛夫被派往德哥本哈根情报处时，菲尔比给他
的评语是：“勿庸讳言，该同志毫无激情。”基斯洛夫在丹麦时，爱上了一个已婚女人，
常用大使馆的车接送她，常在她市郊住处的窗下溜达，最终被克格勃丹麦负责人遣送回
国。菲尔比给学员维克托·伊万诺维奇·穆扎列夫的评语同样很糟糕，说此人“两度参
加讲习班，却一无所获”。穆扎列夫1984－1985年在克格勃伦敦情报机构工作。戈尔季
耶夫斯基十分赞同菲尔比给穆扎列夫的评语，也准备签字把他打发掉。后来戈尔季耶夫
斯出逃，穆扎列夫也被逐出伦敦。如果他留下，对不列颠人可能更有用处。
克留奇科夫虽然有时也与菲尔比商议一些事情，但他对后者那种非凡的、创新的建
议却持怀疑态度，就像他对待菲尔比的两个主要庇护人卡卢金和柳比莫夫的态度一样。
他们之所以引起克留科夫的反感，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于在总部盛行的粗浅的阴谋理论，
毫不掩饰自己的鄙视态度。1980年，卡卢金在和克留奇科夫争吵后被赶出第一局，派往
列宁格勒担任安全部副部长。大约与此同时，柳比莫夫的婚变被看作“不道德”行为而
被赶出总部。菲尔比随之再次沉人命运的深渊。
整个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和继他之后，总部不再把缓和视为结束东西方竞争之途，
而认为正是缓和削弱了自身力量。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日益觉得自己是西方帝国主义
国家勾结中国这个大包围圈中的一座社会主义孤岛。苏联认为，要打破这个包围圈，就
必须加强它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和与“不结盟运动”的联系。然而，苏联在70年代初就失
去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部分--埃及，它是60年代莫斯科中东势力中的关键部分。1973
年开始的阿以战争起初对埃及极其有利，但结束时却并不那么理想。总部十分清楚，使
埃及和叙利亚免遭失败命运的不是苏联这个“武器”，而是由于美国压制了以色列。戈
尔季耶夫斯基及第一总局内部一致认为：中东地区的战争持续下去，只能损害苏联的利
益。
总部日益怀疑，在如何调停阿以冲突，解决埃及经济的问题上，萨达特总统正把注
意力移往西方，而暗暗地抛弃了东方。1976年5 月埃及方面中止《苏埃友好合作条约》
引起的惊讶，在总部远比在克里姆林宫小得多。就在走出这步棋前3 周，勃列日涅夫公
开讲话时还高度评价这一条约“不仅符合苏埃两国利益，也是苏联与整个阿拉伯世界长
期互利合作的基础”。1976年11月，总部写了一份内容详细的报告，准确地预言到，萨
达特已以美国为基础，进一步加强了同西方的联系。报告引证埃及前总理阿齐兹·西德
基的讲话：“萨达特口说准备和苏联修好是在耍手腕。”然而，克格勃在埃及的活动却
走上了下坡路，纳塞尔时期招募的间谍，有许多拒绝继续合作。由于埃及国家安全部加
紧防范，克格勃人员和剩余的被招募间谍只得在塞浦路斯、贝鲁特和埃及境外的其它地
方接头。
1977年10月1 日，苏美签署了就调解阿以冲突必要性的联合声明。勃列日涅夫认为，
他终于使美国承认了苏联在中东和平谈判中的地位。然而正如苏联官方对外政策所称：
“在以色列的压力下，卡特当局随即便背叛了这一协议。”协议签署7个星期后，萨达
特前往耶路撒冷，与以色列谋求对话。他这次耶路撒冷之行是当代最滑稽的把戏之一。
11月20日，萨达特在特拉维夫机场刚一走下飞机，以色列广播电台记者就对着麦克风说
道：“现在，萨达特总统正检阅以色列国防军仪仗队。如非亲眼目睹，我真难以相信！”
访问结束时，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在谈到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时说：
“诺贝尔和平奖哪行！应授予他们奥斯卡金像奖。”
总部常常受到阴谋理论、特别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人院外集团阴谋理论
偏执狂的狂症的侵袭。当然，萨达特的这次访问就被视作阴谋，而非演戏。普遍认为，
华盛顿在同莫斯科签订那项协议时就已知道，萨达特即将前往耶路撒冷。10年后，葛罗
米柯在回忆录中还掩饰不住对萨达特的愤恨：“他是埃及上空的一朵乌云，就像3500年
前桑托林岛火山喷发后降落到埃及头上的、人类历史上一片巨大的满含灰尘的乌云……
他一生都在追求‘伟大’，当上总统后，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总部不止一次听到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愤怒地说：“该宰掉萨达
特！”虽无任何根据可证明克格勃有暗杀萨达特的阴谋，但他无疑是总部特别行动小组
的主要目标。克格勃强大的驻外情报机关接到A 处指令，四下散布谣言：萨达特上台前
是纳粹分子。纳塞尔在遗书中也称萨达特“心理不稳定，怕老婆、曾雇用过美国中央情
报局的保缥，他本人也是中央情报局的奸细。中央情报局曾许诺，在他不得不逃离埃及
后，会给他提供一座别墅，并有24小时警卫”。1978年9 月，萨达特、 贝京、 卡特在
戴维营签署了中东和平协议。《真理报》立即谑称，这是“以色列、美帝国主义和阿拉
伯反动派为谋求自我利益，背叛阿拉伯人民达成的一项交易”。这之后，特别行动小组
加紧了活动。总部引用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话说，卡特和中央情报局诱惑萨达特落入美国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圈套，借此排斥苏联在中东的影响。虽然广泛调解阿以冲突的戴维营
计划注定不能实现，但1979年3 月埃以却又签订了和平条约。1981年10月，总部欣喜地
听说，狂热的伊斯兰教徒杀死了萨达特。
对巴解组织日益增多的援助，使得克里姆林宫和萨达特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克格
勃军官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萨莫伊连科曾多次与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
接触。萨莫伊连科40年代末期在奥地利从事间谍活动，5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东德活动-
-在那里，他40岁生日时克格勃授予他中校军衔。1974年夏，巴解组织代表团访苏。在
莫斯科敬献花圈仪式上，阿拉法特同萨莫伊连科合影留念。巴解组织代表团访苏期间，
苏联发表的官方公报称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克格勃在
莫斯科郊区巴拉希赫训练中心为巴解组织培训游击队员，并供给其战斗人员大量武器，
援助他们袭击以色列的军事设施。巴解组织情报部的许多军官都参加过第一总局安德罗
波夫学院为期一年的培训班，在那里，其中一部分被克格勃招募。
阿拉法特在60年代末曾请求罗马尼亚对外情报部驻开罗负责人康斯坦了·蒙佳努帮
忙引介。1970年年底，蒙佳努安排阿拉法特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会面，
两人很快便成了朋友。为公正起见，需要指出的是，在7O年代，齐奥塞斯库深受白宫和
白金汉宫赏识。1972年底，罗马尼亚对外情报部同巴解组织建立间谍同盟，借此给巴解
组织提供护照、电子侦察设备及战斗所必需的武器。齐奥塞斯库曾对当时的罗马尼亚对
外情报部部长和后来逃往西方的约恩·帕切帕说：“莫斯科帮助巴解组织积聚武力，而
我给它提供智谋。”
1972年，阿拉法特和齐奥塞斯库共同制定了一个以虚假情报蒙蔽约旦国王侯赛因的
秘密计划。齐奥塞斯库把侦察来的有关巴解组织的情报带到安曼。侯赛因不知道， 这
些情报是阿拉法特的情报官哈尼·哈桑编造出来的 （阿拉法特一直称他是“狡滑的狐
狸”）。作为对齐奥塞斯库慷慨大方的回报，侯赛因回赠他一些涉及巴解组织情报资料，
其中也把在巴解组织中的情报源泄露给了对方。帕切帕证明说，哈桑被罗马尼亚对外情
报部正式收为间谍，化名为安涅特，1976年，定期支付给他2500－10000美元。
莫斯科远比齐奥塞斯库更担心巴解组织的恐怖活动。这些恐怖活动一部分是由阿拉
法特的独立行动小组干的，一部分是由阿拉法特亲手导演的。如西方一些惊慌失措者所
言，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从未扶植国际恐怖主义，相反，克里姆林宫自己也害怕成为
恐怖主义分子的袭击目标。1969年，一名患有精神病的中尉竟潜入克里姆林宫，向一辆
他认为是勃列日涅夫乘坐的轿车开枪射击。一年后，一个犹太人小组试图把一架苏联飞
机劫持到以色列。在70年代曾发生一系列类似的企图劫机事件，其中大部分以失败告终，
报界也只字未提。1977年，莫斯科地铁炸弹爆炸事件引起克格勃极大恐慌，炸弹是亚美
尼亚分裂主义分子安放的。之后，与此事件有关的3 名亚美尼亚人被枪毙。在总部有人
谣传：“克格勃和警察未能查到真凶，最后便把3 个与此无关的亚美尼亚分裂主义分子
拉出来作替罪羊，以此证明，恐怖分子最终逃脱不掉惩罚。”
克格勃虽然不是中东恐怖主义分子的主要源地，但它却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
然袭击非军事目标在形式上受到遣责，但总部异常明白，巴拉希赫中心有一些自由斗士
在活动，他们是潜在的恐怖主义分子。据巴解组织情报人员透露，一些恐怖活动是和叙
利亚、利比亚及其它一些国家驻莫斯科和东欧国家的大使馆共同策划的。委内瑞拉百万
富翁的儿子伊里奇·拉米列斯·桑切斯（即很有名气的卡尔罗斯·沙卡尔）曾在莫斯科
和古巴训练基地接受过训练，他是70－80年代最出名的恐怖主义分子，为巴解组织独立
行动小组和利比亚上校卡扎菲卖命。1975年，他带领巴勒斯坦和德国恐怖主义小组在维
也纳绑架了几个欧佩克成员国的部长，为此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得到大量赎金。总之，
相对于在苏联同一训练基地受训的第三世界国家游击队员来说， 卡尔罗斯可以说是鹤
立鸡群。1971年，巴解组织根据10个派系的194名被派往苏联学习的军官的情况写的一
份报告指出，训练水平和学员素质极其低下。关于这一点，巴解组织武装司令拉沙德·
艾哈迈德写道：“学员们不能正确理解派往国外的军事代表团的政治意图，结果，代表
团中一些参加营长培训班的职位较高的军官纷纷拒绝学习并以各种借口要求回国。”艾
哈迈德说，他曾经不得不开除了13名酗酒、倒卖假币和性虐待狂军官。
艾哈迈德抱怨道，如果想要求军官们严格遵守行动准则，那就不得不把其中的二分
之一打发回家。他在一份报告中呼吁，要更加精细地挑选赴苏受训人员。
莫斯科虽然在同巴解领导人秘密会谈时忧虑地指出，巴解组织参与了恐怖活动，但
它却一直公开宣称，巴解组织与恐怖主义毫无瓜葛。1975年，莫斯科广播电台报道说：
“不久前，巴解组织指挥部采取果断行动，同恐怖主义作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巴解
组织的措施具有成熟性和现实性。众所周知，恐怖活动和革命在斗争手段上无半点共同
之处，相反，它会严重危害革命。”
1976年叙利亚侵占黎巴嫩之后，总部开始担忧：作为叙利亚武器重要供应者的苏联，
可能会成为巴解组织独立行动小组恐怖主义者袭击的目标。7 月11日，克格勃驻外情报
机构得到警告：一部分巴勒斯坦人可能会相信“资本主义的宣传”--莫斯科援助了叙
利亚的侵略行为。这样一来，苏联一部分驻外代表就有可能被谋杀。驻外情报机构得到
指令：立即采取安全措施。为了安抚巴勒斯坦人，苏联随即马上在莫斯科开设了巴解组
织代办处。关于开设代办处的原则性协议早在两年前阿拉法特访问莫斯科时就达成了。
总部甚至命令开始“积极行动”，以说服国际社会，似乎莫斯科和叙利亚的侵略行为毫
无关系。这步棋取得了一些效果。
莫斯科对阿拉法特争取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的努力表示赞赏。1979年，阿拉法特
应邀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党国际会议，从此开始了他卓有成效的外交攻势。1980年，
欧共体各国同意巴解组织参加中东和平谈判，而美国却反对。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
宣称：“巴解组织并非恐怖主义团体”。
阿拉法特成功地离间了美国与它欧洲同盟国的关系，这对提高他在莫斯科的声望有
很大帮助。1981年，勃列日涅夫正式确定了巴解组织的外交地位。然而，1982年以色列
袭击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总部时，苏联却袖手旁观，受到阿拉法特强烈谴责。
与此同时，巴解组织领导人与美国官员秘密会晤的消息，也搅得莫斯科总部寝食不
安。总部怀疑，阿拉法特迫于西方压力，可能已经单方面决定取消苏联在中东调解中的
地位。当然，这在莫斯科引起了极大不满。戈尔季耶夫斯基惊奇地发现：在苏联的官方
报道中，已不再称阿拉法特为“同志”。显然，在莫斯科人眼里，阿拉法特已由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的同盟者蜕变为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者。1983年，在一次有戈尔季耶夫斯基参
加的驻伦敦大使馆的会议上，外交部中东国家局局长奥列格·阿列克谢耶维奇·格里涅
夫斯基向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的军官们通报：莫斯科已不再信任阿拉法特，最好由巴解
组织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人士来代替阿拉法特。然而，只有阿拉法特能够使巴解组
织免遭解散的命运。因此，苏联继续给予他适当的官方援助。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一东政策是旨在建立一个“反帝国主义者同盟”，以对付
以色列及其同伙美国。70年代的几乎整个10年间莫斯科始终与伊拉克保持着紧密联系，
1972年双方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此后不久，克格勃又与伊拉克情报机关签署了合作协
议书。到1977年，这种合作变得极其密切，伊拉克成了中东唯一一个苏联暂停自己间谍
活动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总部给自己的情报机关下令停止针对伊拉克的活动， 这是史
无前例的。 总部还命令，同伊拉克间谍的一切联系都要变为“官方接触” 。 这样一
来，如果苏伊关系恶化，那么情报联系就必须重新开始。1979年1月， 伊拉克独裁者萨
达姆·侯赛因将军把大批伊拉克共产党人投人监狱或处死。此后，苏联与伊拉克情报机
关几乎所有的特别联系都中止了。面对这种新的形势，克格勃驻外间谍机构不得不再次
下令，要迅速同伊拉克以前的奸细们建立联系。1980年9 月，萨达姆·侯赛因举兵侵犯
伊朗，于是，波斯湾爆发了战争，苏联与伊拉克的关系也随之变得更加复杂。但经过深
思熟虑，莫斯科决定给伊拉克以秘密援助。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对外政策首席专家、
戈尔巴乔夫未来的私人顾问尼古拉佛拉基米罗维奇·希什林使戈尔季耶夫斯基相信：给
伊拉克运送武器，伪装得很巧妙，谁想揭露这件事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
莫斯科向伊拉克的邻国兼敌国叙利亚提供了更多的武器，借此诱使叙利亚加人“中
东反帝国主义同盟”。葛罗米柯在回忆录中这样称赞叙利亚领导人哈菲兹·阿萨德：
“一位坚毅的、有远见的领导人，在阿拉伯世界以至于其它国家都倍受尊敬。他始终懂
得苏阿友好的重要性……衣着华丽，有时嘴角滑过一丝微笑，看上去平淡无奇，其实，
他是一个坚定不移、具有极大内在力量的人。”
戈尔季耶夫斯基无论在总部，还是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当下交谈时，常听到
一些对阿萨德不赞成的评价，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总部对阿萨
德情报部的领导人极为信任，7O年代双方就建立了紧密的互利联系。
1979年，为控制同苏联集团以外的“进步间谍机构”的联系，第一总局又新设了第
二十局。叙利亚政府不知道克格勃在大马士革也设有间谍机构。在大马士革的苏联大使
馆里，同样也活动着第二十局的代表，该局与叙利亚间谍机关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共同
组织叙利亚军官去莫斯科接受培训。尽管苏叙情报部门之间还未达到互通秘密情报的程
度，但叙利亚曾多次向莫斯科提供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西方情报机构的材料，阿萨德甚至
允许克格勃第十六局在他的11个电子侦察站开展活动。
在阿拉伯世界里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最接近的伙伴是也门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它是1967年英国离开亚丁后才独立的国家。然而，戈尔季耶夫斯基记得，克格勃一直把
南也门当作经常性社会问题的发源地。克格勃驻亚丁的庞大间谍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监视
也门社会主义党的对内阴谋和党内的权力之争，但要控制其进程几乎是不可能的。1985
年，阿里·纳赛尔·穆罕默德总统下令其内卫队冲进内阁大厅用冲锋枪将政治局委员全
部枪杀。总部担心，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利用自己拥有的巨大财富组织政变，推翻南也门
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然而，对南也门生存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它自己残忍的、
无能的统治者。
莫斯科花了几年时间用来确定，对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此
人1969年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利比亚国家政权。总部对卡扎菲这个集伊斯兰教、社会
主义和利己主义于一身的“杂牌”领导人，评价相当复杂。总部当时非常惧怕他从中国
购进原子弹，因为他一上台就在着手此事。克格勃发现，卡扎菲有一些心理不稳定的特
征，这是他政治上幼稚、心狠手辣和天真的虚荣心混杂而致。他衣着十分怪僻，一天中
不停地变换衣服：先是着饰有金穗带和功勋章的海军服，而后穿带有奇异的贝都英人头
巾的肥大的阿拉伯长袍，接着是配有金色披肩的红色丝织衬衫。卡扎菲也有值得肯定的
地方：偏执地害怕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和与西方石油公司巧妙的谈判艺术。这些都与
他对国际问题的愚昧无知形成鲜明的对比。卡扎菲准备以大量的石油换取苏联武器，这
给莫斯科留下很深的印象。1974年，他的“右膀”、少校阿卜杜勒·萨拉姆·贾卢德访
问莫斯科后，苏利关系达到了高潮。在莫斯科，贾卢德表现得远比卡扎菲稳健和实际，
这种风度保持至今。访问结束时签订的苏利联合声明强调，“苏联和阿拉伯利比亚共和
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是相同的和相近的”。这次访问后，紧接着苏利就达成了一
系列重大军火交易，它们在此后10年经济紧张时期给苏联带来了200 亿美元的利润。卡
扎菲在不久前出版的自传中指出：“我们像小孩集邮一样收藏武器，一直到连利比亚这
个石油经济国也承担不了这笔沉重的军费。最新型坦克在库房里蒙满灰尘，苏制歼击机
在的黎波里的帆布篷下睡大觉。总之，利比亚既没有自己的驾驶员，也没有必要的技
术。”
1979年前后，苏利秘密签订了侦察及安全措施条约，这为苏联驻利比亚大使馆里第
二十局的军官们肆意活动敞开了大门。利比亚间谍人员到克格勃安德罗波夫学院进行训
练，了解掌握监视方法、保证利比亚安全的措施及美国在中东地中海活动的材料；而利
比亚给克格勃提供有关埃及、以色列、北非的情报，甚至帮助它对付在的黎波里的西方
外交官。80年代初期，苏利合作曾几次削弱，原因是卡扎菲不守信用。1981年卡扎菲首
次访问莫斯科时就给人留下诸多不满，总部称其为“无赖的花花公子”。他举止怪诞，
穿着奇异，目的在于突出个人的矫健性，以造成对勃列日涅夫的优势感。
勃列日涅夫执政末期，苏联在中东连一个施加影响的可靠据点都没有了：萨达姆·
侯赛因和阿拉法特背信弃义，对阿萨德的怀疑在1983年也急剧膨胀，以致外交部中东司
司长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对未经证实的情报--叙利亚和以色列就黎巴嫩问题已秘密
达成一项交易--也深信不疑。克里姆林宫为卡扎菲在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中扮演“教父”
这一角色而深感不安。克里姆林宫与利比亚虽然没有公开决裂。但逐渐疏远了利比亚领
导人。1984年，在一次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官员举行的非公开的情报通报会上，《消息
报》首席政治评论员亚历山大·鲍文指责卡扎菲是“罪犯和法西斯分子”。克格勃的联
系可能是苏联在阿拉伯世界里最牢固的，尽管苏联同阿拉伯各国的关系已经恶化，但第
一总局第二十局的工作人员和从前一样，仍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照常活动。
70年代为苏联在非洲第三世界国家扩大自己的影响带来了新的契机。葡萄牙皇帝海
勒·谢拉西耶被颠覆，帝制在全国彻底垮台，借此可乘之机，非洲的三个大国--安哥
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境内，出现了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制度。1975年，
葡萄牙最富庶的殖民地安哥拉在庆祝帝制的垮台时，“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同“安哥
拉民族解放阵线”、“安哥拉民族独立联盟”之间爆发了大规模内战。
1971年8 月，“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阿戈斯基尼奥·涅多与克格勃驻外情
报处负责人在卢萨卡进行了谈判。此后，苏联开始转经赤道非洲的布拉柴维尔（刚果）
给安哥拉政府提供大量的武器。然而，1975年夏，古巴军队向安哥拉派兵，这成了夺权
斗争的导火索。1976年2 月，“非洲统一组织”正式承认“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是安
哥拉的合法政府。虽然古巴的干涉受到莫斯科的欢迎，莫斯科还为它提供武器和运输机，
但这一切都是哈瓦那主动要求的。卡斯特罗把这次安哥拉的动荡看成自己宣称是全世界
伟大的革命领袖、能成功地巩固古巴昔日的革命精神的大好时机。越南战争后，华盛顿
已无力大举反对古巴介人安哥拉事务，中央情报局也只是暗中资助“安哥拉民族独立联
盟”。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情报机关的军官们开始被送往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院培
训班接受为期一年的训练，在那里，其中一部分被克格勃招募。涅多本人也几次前往莫
斯科治病，总部说他“神经不正常”。总部认为，涅多不善于控制“安哥拉人民解放运
动”内部的派系斗争，然而除了他，“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再没有更可靠、 更有能
力的接班人。 克格勃驻南部非洲的情报处接到指令，要严密监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
动”的内部斗争，适时地给涅多指出面临的威胁。先前在争取安哥拉独立的斗争中产生
的那种理想主义由于派系斗争、经济不景气和社会不满，面临破灭的危险。1977年，涅
多平息了一场暴乱；1978年，他撤了总理和3 位副总理的职。为了帮助涅多控制机会主
义者，由国家安全部驻东德的顾问们组成了安哥拉分部机构--安哥拉情报安全局，由
安哥拉总统直接控制。1979年，前不久刚成立的第一总局第二十局就向苏联驻安哥拉大
使馆派遣了一名联络军官。应安哥拉方面的请求，苏联顾问把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
根时的同事瓦季姆·伊万诺维奇·乔尔内派往安哥拉。这种挑选令人怀疑，因为乔尔内
喜欢酗酒，而在安全措施方面一无所知。很快，他就不得不中止在安哥拉的工作--狂
饮时摔断了胳膊。然而，回国后他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尽管有过令人遗憾的误会，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还是授予了他一枚奖章。几次类似的情况发生后，戈尔季耶夫
斯基得出一个结论：对于那些莫斯科已失去信心的“进步国家”，克格勃就派去像乔尔
内这样的军官作它们的顾问。
涅多1979年因患癌症在莫斯科去世后，安哥拉国内局势更加恶化。在南非共和国支
持下，“安哥拉民族独立联盟”在国内完全站稳了脚跟。80年代初，发自卢萨卡的报道
评论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层分裂加剧，经济形势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苏
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看法也不乐观。中央委员会的一位有经验的顾问尼古拉·希什林
在一次私人谈话时预言：“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矛盾的日益堆积，可能会迫使它
与南非共和国签订条约。
苏联对东非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国家莫桑比克的政策，与对安哥拉的基本相同。尽管
古巴没有介人该国，却由莫斯科给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提供武器。
该组织由总统萨莫拉·马谢尔领导，他于1975年夏天上台。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一样，“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每年选送一部分情报干部去莫斯科安德罗波夫学院培训。
更类似于安哥拉的是，由东德国家安全部来的顾问帮助莫桑比克成立了“国家人民安全
局” ， 它常把一些不信“国教”的人送往“劳动集中营”（正式名称为“非殖民地清
智中心”）。第一总局第二十局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的苏联大使馆内也有自己的工作
人员（同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一样）。起初，总部对马谢尔寄予的希望要比对涅多的更
大，因为在争取独立斗争时，马谢尔就表现得像一个老练的游击队领袖和富有魁力的政
治首脑。
可是，克格勃80年代初从莫桑比克得到的由外交途径提供的情报比从安哥拉收到的
更可怜。1981年，马谢尔开始搞“合法化运动”，目的在于抑制贪污腐化和使国家人民
安全局用刑合法化。一年后，马谢尔宣布安全局的466 名军官被解职。然而，这并没有
给莫斯科总部留下什么好的印象。1984年，苏联在马普托的大使馆写了一份工作报告，
并把它发送到苏联各大使馆以及克格勃的驻外情报机构。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印象中，这
份报告是对第三世界友好国家用词最为刻薄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道：“莫桑比克解放
阵线”领导人疏远人民、领导不力和营河私舞弊；莫桑比克的经济是“一片废墟”，地
方政府和法律机关老死不相往来，“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只是口头上信仰社会主义，
“莫桑比克民族反对派”在南非共和国支持下正聚集力量。总部对莫桑比克事务持悲观
态度，尤其对“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南非共和国1984年3月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更是
大为吃惊。
为了公正，需要补充的是，撒哈拉以南的几个“土生土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
的不景气并非皆因不善经营所致。安哥拉的邻国--扎伊尔的总统蒙博托以受贿闻名，
他曾得到美国几亿美元的援助，条件仅仅是因为他向美国允诺推行反共产主义政策。同
时，他千方百计积聚私人财产，据估计，他的私人财产价值和扎伊尔国家的债务大致相
当。这样一来，在扎伊尔这个非洲最富有的国家，居民的生活和安哥拉、莫桑比克的一
样贫穷。
70年代非洲讲英语的国家中规模最大的游击战争，是罗得西亚黑人反对扬·史密特
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罗得西亚是1965年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的。在这里，莫斯科支
持罗得西亚时犯了一个政策上的错误--支持错了对象。“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领
导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罗伯特·穆加贝是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他自称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这在莫斯科看来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
因此，迫使克里姆林宫支持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者乔舒亚·恩科莫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
联盟”。津巴布韦独立前，在游击战争紧张时期，苏联供给了在赞比亚境内的“津巴布
韦非洲人民联盟”大量武器，这令赞比亚总统肯内特·卡翁达对集结于本国的外国巨大
军事力量非常担心，便下令禁止武器输人。恩科莫就武器供应问题在卢萨卡通过苏联大
使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索洛多夫尼科夫（恩科莫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人）
与克格勃有过多次谈判。索洛多夫尼科夫是苏联一名重要专家，他曾出版了几本有关非
洲情况的书。除此之外，他还定期与克格勃互通情报。“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人物，我
们的私人关系很好。他是个在行的职业外交官，如果请求他办点什么事，请相信，这个
问题很快就会拿到莫斯科有关组织去研究解决，绝不拖延”，恩科莫这样说。
用恩科莫的话说，索洛多夫尼科夫就“业务人员培训问题”经常与安德罗波夫通信，
并至少有一次还就此问题同他在莫斯科进行过会谈。古巴对外情报部安全处也给“津巴
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派有顾问。津巴布韦独立后，莫斯科中央就开始担心：它的新总理
罗伯特·穆加贝会忌恨莫斯科曾给他的对手以援助。总部给克格勃在非洲、伦敦和其它
地区的情报处分拍电报，要求他们搞到穆加贝对苏关系上的具体政策。
1976年1月到1980年12月的5年间，苏联给予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军事援助达40亿
美元，是美国的10倍。7O年代末期，莫斯科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莫桑比克解
放阵线”深感失望，甚至也不再援助津巴布韦这匹黑马，而是把所有在非洲大陆的希望
和努力都加在了埃塞俄比亚身上。1974年，该国中校伺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领导的
马克思主义军事委员会夺取了政权，当上了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总司令。1977年到1978
年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冬季交战期间，苏联对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援助达到了惊人的地
步。有消息报道：3 个多月内，平均每20分钟就有一架苏联运输机降落到该国。据估计，
共有225 架苏联飞机参战。整个战争期间，由苏联的军事间谍卫星完成协调任务。与此
同时，17000 名古巴士兵从安哥拉调往埃塞俄比亚，作为在那里的1000名苏联军事顾问
和400 名东德士兵的补充，他们共同组成埃塞俄比亚侦察机关和国家安全纵队。由于苏
联大规模的军事介人，苏联国家情报总局（军事情报局）在埃的重要作用，远非克格勃
所能相比。1979年，克格勃第二十局一名联络员被派往亚的斯亚贝巴，同时埃安全局的
一批军官也被送往安德罗波夫学院接受培训。尽管如此，门格斯图同涅多和马谢尔一样，
很令克里姆林宫失望。他上台后，埃经济完全崩溃，成千上万的居民陷于饥饿境地，同
索马里的战争和与厄立特里亚地区分裂主义分子的斗争没完没了。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总部又把最大的希望转向了非洲大陆的“非洲人国民大会”，
该组织与歧视黑人的南非当局不断斗争，因此，它曾被禁止活动。它从西方得不到武器
援助，就把物质求助之手伸向了苏联。克里姆林宫解释说，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
比亚这类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的失败，是由于那些国家缺少纪律性很强的共产党。与这
些国家不同的是，南非共产党是苏联大有希望的一个同盟军，因为它在“非洲人国民大
会”领导层中占有关键地位。“非洲人国民大会”民族执委会22名委员中，7 名在80年
代初是南非共产党党员，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南非共产党主席尤苏福
·达杜博士、非国大军队副总司令--多年的南非共产党总书记集·斯洛沃。
克格勃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招募间谍较为顺手，但这种活动在南非共产党中却
受到禁止，它与南非共产党的关系只有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能调解。然而，苏联给
“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提供的金钱资助却是通过克格勃转交的。1982年6 月
到1983年1月，通过戈尔季耶夫斯基之手就给尤苏福·达杜总计约54000英镑，以支持南
非共产党，而同时又给“非洲人国民大会”118000英镑的援助。当这些钱到达伦敦情报
机关后，戈尔季耶夫斯基曾戴上手套，撕下银行包装，重新数过。与克格勃合作的党的
代表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亚基缅科在肯辛顿公园18号楼接待了达杜。达杜收到戈
尔季耶夫斯基送来的钱后，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分别开了收据。他没
把钱放在公文包内，而是分散在西装和大衣的几个口袋内。戈尔季耶夫斯基看到，达杜
瘦弱的身体被美元钱袋塞得鼓鼓囊囊。装好钱后他徒步走回家去，显然，他根本不怕途
中被偷或遇到抢劫。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因苏联对达社粗浅的了解而感到压抑，但他对
达杜给予了极大的尊敬。苏联援助的资金达杜个人没花过一分，他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
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南非的解放斗争上。
达杜1983年去世后，克格勃驻伦敦情报机构便停止了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
共产党援助的转交工作。卢萨卡成了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联络基地。在那里，
苏联驻赞比亚大使把几乎一半的工作时间都用来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流亡者进行接触，
经过赞比亚、安哥拉和坦桑尼亚的秘密途径给“非洲人国民大会”转送武器。在所有的
欧洲国家中，克格勃主要在斯德哥尔摩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间谍碰头，因为那里有
“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大的驻外代表机关。在那里，“非洲人国民大会”反对种族隔离
的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强大的支持和瑞典社会民主党慷慨的财政援助。
莫斯科总部认为，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民族执委会占据着有权势的位置，但国
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前景并不乐观；随着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不断深入，西
方可能会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加紧联系，此举必将得到良好的反应。80年代初，克格
勃驻斯德哥尔摩、伦敦、纽约、罗马以及设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处的非洲国家首
都的间谍机构，连续不断接到指令，要他们注意研究南非共产党威望下降的原因以及西
方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接触的前景。总部还以此向大家敲起了警钟：“非洲人
国民大会”内部思想摇摆不定。戈尔季耶夫斯基1982年来到伦敦后，“非洲人国民大会’
代表处已开始越来越不愿接收那些以记者身份作掩护的克格勃军官令人生厌的文章，更
不愿意帮助在非洲新闻界发表它们。总部对此表示不满和惊讶，并令克格勃驻伦敦情报
机构加紧努力，搞清西方势力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得以扩大的原因。
因为莫斯科同比勒陀利亚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克格勃无法在那里建立以合法身份作
掩护的间谍机关，因此，总部难以估计“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南非的活动情况，对它说
自己“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能够进行有效的武装斗争”的说法表示怀疑。众所周知，
“非国大”成员中支持南非共产党的主要是科萨人。戈尔季耶夫斯基明白，苏联虽然给
“非洲人国民大会”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财政援助，但莫斯科对该组织的政策没有多大
的影响力，甚至对那些非共产党中忠诚的、经过斯大林时代的亲苏老近卫军们的影响也
不大（只是在1990年1 月，南非共产党常任总书记焦·斯洛沃在报告中才正式认同戈尔
巴乔夫的政策，并宣称南非共产党曾走了“畸形”之路）。可能让人感到费解，整个80
年代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莫斯科的关注焦点并非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的
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体制，而是比勒陀利亚的种族歧视制度以及西方国家准备给“非国
大”的各种援助行动。在非洲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克格勃所起的作用要远远
小于彼得·博塔总统和他的民族主义党政府。
可是，在黄金、钻石、铂金和其它贵重金属市场调节方面，莫斯科和比勒陀利亚仍
保持着原有的直接联系。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苏联和南非因各自对国际市场的垄断而
加强了联系。双方的联系严格保密，为了避免引起不测，这些联系就常由克格勃来组织。
1984年，克里姆林宫决定就国际市场价格调整与南非的代表增加秘密会谈次数。为了使
政府做到心中有数，克格勃驻美国、英国、西德、法国和瑞士的间谍机构就需要提前搜
集并向上呈报有关南非财政部门和企业的情报。
70年代在中东、远东和非洲连遭失败之后，80年代初，克格勃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
了拉丁美洲。1979年，在一次总部高级军官会议上，主席克留奇科夫分析了过去几年的
国际局势和克格勃近年来的优势，第一总局一处（情报分析）处长尼古拉·列昂诺夫作
了重要报告（20年前，正是歹昂诺夫第一个感到菲德尔·卡斯特罗有远大的革命前途）。
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80年代克格勃在拉丁美洲要扩张军事行动消弱“主要对手”在该
地区的影响、列昂诺夫的思想得到了克格勃驻委内瑞拉间谍头目的大力支持。他们共同
呼吁帮助拉丁美洲非共产主义解放运动，就像当时的卡斯特罗时期那样，夺取本国政权、
争做苏联的忠实联盟。
需要指出的是，1979年总部和卡斯特罗的关系曾有过不愉快，关于此事报界也从未
披露过。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古巴对外情报机构处死了一名克格勃在古巴的间谍，因为
该间谍通过无线电用密码向莫斯科进行情报传递，这就破坏了苏古官方协议（按照这个
协议两国之间严禁从事间谍活动）。总部恼羞成怒，但又不得不作出官方道歉。可是，
卡斯特罗在人们的心目中是苏联对外政策（包括入侵阿富汗）的忠实而又善辩的卫道士，
在第三世界也很有威望。1979年9 月，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主持召开“不结盟运动”成员
国代表会议，虽然共有92个国家的首脑参加，但卡斯特罗始终是焦点人物，因为在此后
的3 年中，将由他领导“不结盟运动”。1979年10月，卡斯特罗来到美国纽约，随身带
来了古巴的罗木酒和其他土特产，他在联合国大厦12楼、古巴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古
巴机构是仅次于苏联和美国的最大的驻联合国机构，也是古巴对外情报部在美国的主要
基地）举行了盛大招待会，发表了长达两个小时的热情洋溢的讲话，要求“富裕的帝国
主义者”在以后10年内向第三世界提供3000亿美元的贷款。
这段时期，中美洲地区的政治中心仍是卡斯特罗。1979年3 月，在加勒比海地区一
个小岛国--格林纳达，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法学家莫里斯·毕晓普带领亲古分子夺取
了政权。后来在1983年美国侵犯格林纳达时缴获了一批秘密文件，这些文件内容完全说
明了毕晓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用一位法国大学生革命者的话说即是：他的荒诞的马
克思主义，只适合于连环画。毕晓普是这样说的：“同志们，请想一想我国是如何逮捕
人的。我们勿需收集证据，只同党的民族安全委员会或党的上级机关商议一下，我就可
以签发拘捕令逮捕你们。在我签发拘捕令后，不管你们是否愿意，一切都完了。”莫斯
科经过一番犹豫后，立即给予格林纳达以大量的军事援助，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古巴的压
力。1982年年初，一位格林纳达将军哈德森·奥斯金给安德罗波夫的信中说：“又一次
感谢你们的党和政府给予我们的军队以大量援助，并再次请求你们给格林纳达培训4名
情报人员。”
比毕晓普1979年3月登上格林纳达领导宝座更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是，4 个月后，桑
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把暴君索莫查赶出了尼加拉瓜。尽管有古巴的支持和列昂诺夫热情洋
溢的演说，莫斯科并没有立即扶持桑地诺分子。虽然克里姆林宫对桑地诺分子支持苏联
入侵阿富汗表示赞许，也愿意欣赏称美国佬是“全人类敌人”的尼加拉瓜国歌，但两年
间。它还是十分希望尼加拉瓜弱小但正统的共产党能在新政权体制中取代非正统的桑地
诺分子。1981年年底，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克格勃的情报终于使克里姆林宫相信，桑地
诺分子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走的是古巴、苏联之路。在苏联和古巴的帮助支持下，
桑地诺分子6年内把自己的人民军由5000人急剧扩充到119000人，成为中美洲历史上的
一个军事强国（美国支持下的反政府武装，按最乐观的估计，也从未超过20000 人）。
总部很快便与马那瓜（尼加拉瓜首都）签订了组建情报机构的协议，并派第20局的代表
去与“我们的尼加拉瓜朋友”（克格勃内部对“友好间谍机关”的称呼）建立联络。尼
加拉瓜情报机构叛逃人员米格尔·博兰尼沃斯·汉捷尔证明，尼加拉瓜安全机构头目是
古巴对外情报部的一名军官，化名雷南·蒙捷罗。克格勃也曾派70名顾问帮助尼加拉瓜
成立了国家安全学校，作为回报，尼加拉瓜给克格勃提供了4个电子侦察基地。
里根当局疯狂地对待尼加拉瓜革命，只对桑地诺分子和莫斯科总部有利。美国对反
政府武装的支持、1984年中央情报局对尼加拉瓜海港的布雷封锁以及参与炸毁科林多油
库行动，转移了人们视线，使人们忘记桑地诺分子违反人权的行为及他们的不善管理。
所有这些事件，只能唤起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美浪潮，桑地诺分子反抗美帝
国主义的斗争得到了国际支持。里根虽然有很高的声望，但却无力说服国会和美国舆论
界继续给反政府武装提供财政援助（美国对反政府武装的援助于1984年正式停止）。令
莫斯科总部尤为高兴的是，白宫试图以民间方式继续帮助反政府武装，将把自己拖入了
一部兀长的令人忧愁的悲喜剧之中。而这时的尼古拉·列昂诺夫在总部正陶醉于来自中
美洲的荣誉光环之中。1979年，他准确地指出克格勃扩大地区行动具有广阔前景，与卡
斯特罗打交道时又取得了轰动一时的成功，这些成绩于1983年把他拥上了第一总局副局
长的宝座，专门负责克格勃在南、北美洲的行动。
苏联与古巴无论在间谍领域，还是在电子侦察方面继续扩大情报合作。70年代中期，
对扩大合作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克格勃。情报总局在距美国海岸不到100 海里的卢尔杰斯
建立了联合电子侦察基地。1983年，里根总统称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基地：“在这块
几英亩的土地上，错综复杂地布满了天线和传感装置。”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联合报
告中说，1985年在卢尔杰斯大约有2100名苏联技术人员，“他们从这个关键地点监测着
美国商务卫星运行、军用和商用船只的联系、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在卡纳韦拉尔
角的宇航计划。他们甚至能从卢尔杰斯监听到美国国内的电话谈话。”
7O年代中期，克格勃在西欧有两件忧虑的事。第一件是欧洲共同体。197O年以前，
在西欧的克格勃机构领导人被告知，欧共体区别于他的各成员国，除非其重大政治问题
方面的情报才值得注意，其它方面不必特别关注。然而，1975年12月比利时首相列奥·
金杰曼斯在欧洲共同体会议上作了报告之后，第一总局的观点彻底改变了。金杰曼斯在
报告中呼吁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会议消除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分散之间的“精神分裂性”
矛盾，他要求欧共体制定共同防御和对外政策战略。金杰曼斯报告的意义还由于中国对
欧共体事务兴趣的增大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197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向欧
洲共同体派驻大使，并立即开始贸易谈判。
克留奇科夫在1976年夏天得出结论，金杰曼斯的报告和中国在布鲁塞尔的活动正孕
育着一个反苏阴谋。1976年7 月，他在签发的通令中要求驻外情报机构“借助一切业务
机会”尽快、尽多地搜集欧共体政策方面的情报。克留奇科夫强调，欧共体有可能变成
一个“军事、政治联盟，并置于侵略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的作用之下”，这是一个非常
现实的危险，欧共体已经和中国结成反苏同盟。一个月后，总部就欧共体正日益成为苏
联的威胁，又签发了一个更为详尽的通令。通令说，欧共体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相当迅
速。第一总局显然很担心金杰曼斯那个阴险的报告，因为其中特别强调了下面这个结论：
“只有在共同防御政策制定出来以后，欧洲联盟才会稳定。”1976年8 月的通令强调，
欧共体今后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破坏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欧共体领导
集团“似乎已经开始寻找机会，从内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体系”。
美国人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表明，整个过程是反苏阴谋的一部分，此后的几年中，
莫斯科总部对驻外情报机构不断地强调这一点。1977年春天下发的通令，甚至把次年的
欧洲议会直接选举计划都看作是对苏联的威胁，因为这将加速政治一体化进程。通令强
凋，欧共体已变成“协调破坏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威望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活
动的中心”。
为了更准确地揭露欧共体的反苏本质，就迫切需要找到一条能够搞到其秘密文件的
途径，而这些文件只有在欧洲共同体的领导机关内部“成立可靠的间谍基地”之后才有
可能弄到。克格勃驻欧共体各国的情报机构负责人接到指令，要他们任命一名有经验的
克格勃人员，通常是由政治情报机关的二把手来组织对付欧共体的行动。总部认为，最
有前途的招募间谍机关，是位于比利时布鲁日市的欧洲专科学校、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
和阿姆斯特丹的欧洲学院。第一总局说，这些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将来是极为宝贵的情报
提供者。除了当间谍的热情之外，协调对付欧共体行动的克格勃驻外情报人员在工作中
还必须严格遵守各种规定，他们要定期给总部寄去欧共体的电话簿，各国派驻欧共体的
外交官、记者名单和所有访问苏联的欧共体官员的详细情况。总部强调了“积极行动”
对于延缓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拖延欧洲议会直接选举的必要性。驻外间谍机构负责人还接
到命令，要找出报刊杂志上反映欧共体成员国之间、欧共体内部及欧共体与美国和日本
之间矛盾的文章。一些通令还像从前一样，指出了欧共体和中国正在结成反苏同盟的危
险。
尽管欧共体成员国之间时常发生冲突，金杰曼斯的共同防御构想也完全失败，但总
部还和从前一样，对未来的欧洲一体化深感不安。直到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克格勃，这
个话题一直未从通令中剔除，看来在他之后，这种心病无疑还要照样继续下去。1984年
春天，第一总局负责西欧事务的副局长维克多·格鲁什科向各处签发的通令中，再一次
向驻外间谍机关负责人强调了1976年形成的那种阴谋理论。格鲁什科宣称，欧共体和中
国不断加强合作，这引起了总部的“不安”；欧共体已制定出长远的行动计划，要破坏
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声望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的团给一致；“反动集团”的欧洲各
国军事一体化计划已构成“特别的威胁”。由于所有的观点（包括格鲁什科的）都一致
认为“西欧一体化与苏联利益相抵触”，因此，政治局（克格勃的行话是“上级”）把
欧共体当作了“情报工作的主要目标”。
80年代初，欧共体在克格勃的眼中实际上已和主要敌人美国、北约、中国的地位相
当。无论这具有什么样的讽刺意义，但都已说明，欧洲一体化进程已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总部收到了大量有关欧共体的情报，但对情报的质量很不满意，无疑，它会像以前一样，
斥责驻伦敦及其它西欧国家的情报机构对付欧共体的行动“质量不合格”。驻外情报机
构的负责人接到指令，“为落实克留奇科夫同志的指示”，要在欧共体内部积极安插间
谍及实施其它形式的情报侦探手段。可是，总部的“不满意”驳回了不少有关欧共体的
情报，而更主要的是，对于西方的阴谋难以找到更有力的证明。于是，当总部得不到关
于破坏东欧国家的布鲁塞尔阴谋的报告时，便推断说，这样的阴谋肯定存在，只是情报
机构没有侦探到。克留奇科夫一直要求，延缓欧洲一体化的行动一定要争取“更大的主
动性”。
7O年代中期，总部对欧洲的第二大忧虑是北极地区--斯瓦巴尔群岛（包括斯匹次
卑尔根群岛）和巴伦支海。1920年39个国家共同签订的《斯瓦巴尔条约》规定：斯瓦巴
尔群岛领土归挪威管辖，条约签署国有权在此开发经济和自然资源。1973--1974年的
“石油危机”后，西方国家对斯瓦巴尔群岛的石油、天然气日益关注，这对总部构成了
极大的战略性威胁。因为其它国家会借助于斯瓦巴尔群岛和巴伦支海上的石油井架，来
监视北方舰队军舰和潜水艇的活动，这种担心也使苏挪在巴伦支海的领界问题变得复杂
起来。因此，1975--1976年冬，以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H·A·古洪诺夫为首成立了北
极地带苏联各部门间联合委员会，克留奇科夫在该委员会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培训对挪威和北极地带的情报人员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安德罗波夫亲自抓这项工
作。
联合委员会成立之前，总部在挪威有两张王牌：一张是已经完成了克格勃使命的女
间谍古恩沃尔·加尔通格·哈维克；另一张是号称“天字第一号”的阿尔涅·特列霍列
特。哈维克曾是挪威外交部长多年的随身女秘书，30年前，她爱上了一个名叫弗拉基米
尔·科兹洛夫的俄罗斯俘虏。当年德国侵略挪威时，她在军队医院当护士，护理过科兹
洛夫，后帮他转移到瑞典。1947年，哈维克女士被派往莫斯科和挪威大使馆，在那里，
她与科兹洛夫再度重逢。这时的科兹洛夫已经结婚了，国家安全部是把他作为诱饵派到
这里的。1950年，按照早已设计好的步骤，她受到恐吓，被迫开始为苏联国家安全部卖
命，代号“维卡”。1956年她以新的化名“格列塔”回到挪威，从此她不断地收到科兹
洛夫的信函以及“老板”们寄来的钱款。在为苏联情报机关卖命的27年间，她共和8个
接线人接头250多次，给他们传递几千份秘密文件。70年代中期，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
本哈根任职，当他初次知道哈维克的存在后，就警告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要他们严加防
范。
1977年1 月27日傍晚，哈维克在奥斯陆市郊一个黑暗的街道上向她的接线人亚历山
大·基里洛维奇·普林齐帕洛夫递情报时，被挪威国家安全部逮捕。当时，普林齐帕洛
夫先是想动粗，但后来又声明他有外交豁免权，他被释放了。他的口袋里有一信封，内
有准备给哈维克的2000挪威克朗。被捕后的几个小时内，哈维克只反复申诉说，她和科
兹洛夫只有恋爱关系，曾经通过苏联外交官给他传过几封信。接着便一声不响了。又过
了一会儿，她想了想，然后说：“我现在说实话，我当了近30年的俄罗斯间谍。”半年
后，哈维克在被审判前，因心肌梗塞死于狱中。
1978年，第三处曾把被清理出来的哈维克档案拿给菲尔比看，其中连她的名字和国
籍都没提到。菲尔比分析了她的材料后得出结论：哈维克被捕，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有间
谍潜入了克格勃。在向大家读了菲尔比的报告后，第三处处长维克多·费奥多洛维奇·
格鲁什科对部下说：“如果菲尔比说的正确，那就是我们处内部出了叛徒。幸亏格鲁什
科没有再往下说。当时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也在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十分担心自己会
克制不住，他的全部意志都在要求自己不能脸红因为菲尔比几乎已经怀疑到他了。
在审讯哈维克的过程中，挪威国家安全部似乎有一种印象，即后几个月来克格勃好
像对她已不感兴趣了。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怀疑（尽管几年都未能予以确认），挪威外交
部内可能已有对克格勃更为重要的间谍。对于挪威安全部来说，还有一个不祥的信号。
有人听说就在哈维克刚被逮捕后克格勃在奥斯陆的一名年轻军官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
·日任的妻子问丈夫： 发生了什么事们” 日任非常乐观地答道“没有，不会有什么倒
霉事的！”
总部在挪威的最主要间谍是阿尔涅特列霍利特，他与诺尔日帕克、赫尤，黑布尔顿
一样成了自己强烈的虚荣心和异常自负的克格勃的牺牲品。这位帅气的、妄自尊大的先
生被捕时还不到35岁。他娶了一位电视明星（第二妻子）高傲地站在挪威工党一边。他
在大学里学的是政治学，好像是他的反美主义促使他与克格勃合作的。60年代末他曾参
与组织了反对靠政变上台的希腊军事委员会的斗争特列霍利特认为该委员会受美国扶持。
他曾是著名国际法专家延斯埃文先的助手，埃文先是欧洲法院关于军事委员会一案的公
诉人。
克格勃驻奥斯陆的情报机构发现特列霍利特后便开始认真驯服他，招募特列霍利特
的过程好像令人大为称赞。后来特列霍利待回忆说；“他们盛情邀请我赴宴，席间我们
分析了挪威和国际政治形势。”1968年到1971年间领导特列霍利特的第一个军官是叶夫
根尼·别利亚耶夫。他开始时逐步说服特列霍利特收下自己那份没多大意义的情报的酬
金。别利亚耶夫在1971年回莫斯科之前，在一家餐厅的告别宴会上把特列霍利特介绍给
了他的下一位老板--根纳季·费奥多洛维奇·季托夫，他在1972- 1977年是克格勃在
挪威的负责人。他在总部有个绰号叫“鳄鱼”，同事们都讨厌他，而部下中，除了一些
有靠山的，都怕他，可是上级却对他特别厚爱。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说：“他是克格勃
中最令人生厌、最无原则性的军官。”
季托夫1932年生于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5岁（也可能是6岁）时父亲被枪毙，当时
正值“大恐怖时代”。他在流氓无赖中长大，从小就养成了低级下流的德性。连他自己
都非常惊奇，他这样的出身，1955年克格勃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竟录取了他。在那里，他
以极大的热情竭力洗刷自身的污点。与领导和同事们相处时，他最大的天才是善于阿决
奉承，就是靠这个本事他博得了特列霍利特和克留奇科夫的好感。在特列霍利特眼里，
他是一个“优秀的人才”：知识渊博、乐观、幽默，经常讲一些苏联领导人的奇闻轶事。
季托夫也很善于察言观色。当特列霍利特就越南、希腊、北约、美国以及和平运动阐述
自己的观点时，季托夫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并毫不吝啬自己的夸赞之辞。他说，特列霍
利特是唯一有可能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人--这种可能性甚至要比传统的官僚
外交大得多。
在一定程度上，特列霍利特发挥了一个苏联间谍应有的作用，1972年帮助挪威左翼
组织反对挪威加人欧共体的斗争就较有成效。但他的主要任务是给克格勃提供有关挪威
和北约政策方面的情报，当他以前的老师延斯·埃文先被任命为海洋法谈判代表团团长
后，他在这方面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他受埃文先的推荐，被任命为代表团副秘书，
这样，他就成了苏联北极地带（主要是斯瓦巴尔群岛和巴伦支海）部门间联合委员会最
重要的情报来源。1977年苏挪巴伦支海边界线谈判时，他不仅为克格勃通报挪威的谈判
立场，而且作为一个在挪威代表团中工作的苏联间谍施加了各种影响。1977年7月1日，
苏挪签订巴伦支海协定。后来，挪威国内对政府在谈判中对苏联做出巨大让步提出了尖
锐的批评。
季托夫由于“哈维克事件”于1977年被调离挪威，此后两年内他在总部作克留奇科
夫的助手， 并像以前向特列霍利特“进攻” 时一样，阿波奉承克留奇科夫。1979-
1984年，他任第一总局三处处长，主管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及亚洲一
澳大利亚地区的事务。他认识到特列霍利特是他官运的决定因素，所以他就说服克留奇
科夫让他还抓此事。于是，他继续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同特列霍利特定期会面（这两个
城市是克格勃与其欧洲间谍会面的老地方），而大部分在本土的例行“接头”任务，基
本上是由克格勃驻奥斯陆的两名军官弗拉基米尔·日任和亚历山大·洛帕京来完成的。
1978年岁末，特列霍利特接到新的任命，前往挪威驻联合国的代表团。这份任命对
克格勃来说，来得正是时候，因为那时挪威已成为安理会成员国。特列霍利特走之前，
季托夫在赫尔辛基介绍他与日任认识，因为日任即将成为特列霍利特在纽约的“老板”。
他们约定以后在餐馆接头，或者在联合国代表团休息室彼此借读报之机传递便条。在纽
约的工作进展不错，只是特列霍利特常抱怨说，日任选择的餐馆条件不好。
由于纽约自由散漫的生活，特列霍利特不再小心谨慎地“工作”。他开始倒卖金银，
为自己买了一匹马，常抛头露面去参加比赛。1982一1983年，他得到了接近挪威国防研
究所工作的许可，于是搞到了不少北约有关航天技术方面的机密材料，因此，后来在法
庭上，公诉人把他在这个研究所比作“雉鸡巢中的狐狸”。要知道，北约战略上一直把
挪威视作“北方的门户。”
美国一海军官员把苏挪交界处的科拉半岛称作“地球上的一块无价的不动产”。苏
联把规模巨大的海军力量都集中在了摩尔曼斯克。而北约也毫不动摇地认定：一旦大西
洋爆发战争，首先会在挪威打响，苏联就会试图占领挪威，从而把自己的潜艇从挪威各
峡湾造出投入战斗。
主要是根据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报，当特列霍利特在纽约活动时，挪威国家安全部
已请求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监视。尽管挪威当局根据已有证据，尚不足以把特列霍
利特赶出国防研究所，但他以后几次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同季托夫的接头都被监控起来
了，连他们在维也纳的漫步都被藏在儿童推车里的照相机偷拍了下来。照片上，矮小壮
实的季托夫挥动着双手，而瘦高的特列霍利特友善地微笑着。1984年年初，季托夫终于
实现了终生夙愿--升为克格勃将军，在这件事上，特列霍利特的功劳要比季托夫本人
的大得多。也正是在那时，正值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访问奥斯陆，挪威外交部任命
特列霍利特为新闻专员。11月20日，星期五，早上，在舒尔茨离挪之前，特列霍利特就
赶到奥斯陆机场，准备搭乘12点45分的航班飞往维也纳与季托夫碰头。他手中的公文包
里有66份外交机密文件。他坐在候机大厅时，被挪威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奥尔努利夫·拉
夫杰逮捕。与此后报纸上的渲染不同，在逮捕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悲剧性的事件。正
如托夫杰所说：“特列霍利特当时很平静，一句话没说。我们给他戴手铐时勿需拧着他
的双手。他被带出旁门，塞进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汽车，送到了警察局。”
特列霍利特1985年在接受审讯时说，他只不过在东西方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法庭
认为他这是“过分夸张和夸耀”。季托夫极力培养了特列霍利特的自负，终使他变得荒
唐可笑，以至连他自己也确信，他成了联结东西方的桥梁。季托夫还同样极力纵容他的
贪婪。后来，法庭侦讯人员从特列霍利特住处搜出并没收了100多 万克朗，这些钱都是
他间谍活动的报酬。显然，“100万 ”还是降低后的数字，因为特列霍利特除从克格勃
拿钱外，还曾收到过伊拉克情报机构寄来的5万美元。
戈尔季耶夫斯基深信，如果特列霍利特再早几周被逮捕，那么，季托夫就与将军肩
章无缘了。克留奇科夫一得到特列霍利特被捕的消息，就立即把季托夫打发到东柏林，
担任克格勃在卡尔斯霍尔斯特的第二把手。同去的还有负责特列霍利特一案的两名军官
--弗拉基米罗夫日任和亚历山大·洛帕京。一年后，特列霍利特被判处20年监禁。
1981年，当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由于健康原因而辞去所有职务时，总部在斯堪
的纳维亚又失去了一位重要“间谍” 。在此之前，克格勃在芬兰共招募了160名间谍和
“可靠的联系人”--这比第一总局三处在其它国家的总和还多。克格勃赫尔辛基情报
机构负责人维克多·弗拉基米罗夫及其对手弗拉基米罗夫·索博列夫大使断言，吉科宁
辞职后，接替他的肯定是他的同伴、中心党（前农业党）的阿赫季·卡里亚莱年。这一
次，驻外情报机构没有再犯像在吉科宁事件中的那种错误，即把卡里亚莱年称为自己招
募的间谍。卡里亚莱年被称为“机密联系”，但克格勃并没怀疑，将来对他能施加巨大
影响，克格勃甚至称他是“我们的卡里亚莱年”，或者“我们口袋中的人”。
被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是第一总局中芬兰事务的首席专家。最优秀的分析家的阿尔
贝特·彼得罗维奇·阿库洛夫曾预言，卡里亚莱年“醉鬼”的名声，会导致他在党派选
举中失败。弗拉基米罗夫对阿库洛夫的预言不予理睬，偷偷跑到中心党主席、外交部长
帕沃·维亚里年那儿说，苏联支持卡里亚莱年，而反对现任首相、社会民主党人毛诺·
科伊维斯托。卡里亚莱年曾写到：“弗拉基米罗夫告诉维亚里年，他要利用自己在共产
党及其它党派中的影响来支持我。”他坦诚地向维亚里年说道：“苏联为我的选举能做
些什么？”……“弗拉基米罗夫发展了国家经济合作思想，形成了于我更有利的局势。”
但是，正如阿库洛夫所预言的，尽管有弗拉基米罗夫的积极努力，卡里亚莱年在中心党
候选人提名时就被淘汰了，而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毛诺·科伊维斯托在1982年轻而易举地
赢得了总统宝座。
70年代，在瑞典的所有领导人中，克格勃对社会民主党人奥洛夫·帕尔梅寄予厚望。
在1969年帕尔梅当上首相之前，总部对他并未特别注意。后来，他在指责越南战争时的
能言善辩、呼吁西方国家削减军费开支、支持第三世界的进步运动马上引起了苏联的关
注。 总部制定了把他招募为有影响的间谍的计划， 并于1972年派《新闻》出版社社长、
会说瑞典语的拉脱维亚人、克格勃间谍H·B·涅伊兰德前往斯德哥尔摩。涅伊兰德和帕
尔梅的母亲是同乡，因此，他以“根”都在拉脱维亚这一点很快与帕尔梅拉上了朋友关
系。他安排帕尔梅到拉脱维亚的祖居地作短暂旅行，还同帕尔梅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顾
问会面。总部也尽一切可能，努力使苏联的政策和涅伊兰德的言行引起帕尔梅的好感。
1976年帕尔梅下野成为反对党后，他在裁军方面似乎更倾向于苏联的政策， 而不再考
虑美国的政策。 为了研究裁军问题，于1980年成立的帕尔梅委员会，由于批评美国的
立场，受到莫斯科的高度评价。
涅伊兰德在给总部的工作报告中；极力渲染帕尔梅对苏联政策的日益好感。克留奇
科夫在定期给安德罗波夫和政治局的报告中说，虽然帕尔梅没被完全招募，但他却服从
于克格勃的权威。显然，第一总局过高地评价了自己的成绩。涅伊兰德同帕尔梅的定期
接触以及他在《新闻》出版社的工作，本身就足以使人怀疑他与克格勃之间有着某种瓜
葛。而瑞典人在政治方面的幼稚也令人惊讶，竟然没有发现涅伊兰德影响帕尔梅的政治
方针的任何证据；无论这种影响存在还是不存在，只是到了1980年涅伊兰德离开斯德哥
尔摩后，才能说这种影响完全消失了。涅伊兰德的继任者不善于博得帕尔梅的信任，因
此，克格勃也就难以再接近他了。总部虽然欢迎帕尔梅1982年重新执政，并赞赏他在自
己第二次任首相期间（1986年被暗杀）支持苏联的裁军政策，但还是把他看作是一个信
仰西方价值观念的西方政治家。
7O年代仅剩的最后一点缓和成果，随着1979年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成为历史。
1978年1 月共产主义政变时，共和国领导人穆罕默德·达乌德及其全家都被杀死，于是，
在阿富汗共产党巴尔查姆派领导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和哈利克派领导人努尔·穆罕默
德·塔拉基之间展开了对总统宝座的争夺，莫斯科总部支持曾是多年的克格勃间谍的卡
尔迈勒。可是塔拉基在许多方面得到勃列日涅夫的支持，占有很大优势。而且他和勃列
日涅夫曾经有过一次短时间的会面，给勃列日涅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卡尔迈勒的支
持只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1979年9 月，塔拉基被副总理哈菲佐拉·阿明杀害，莫斯科
对此事视而不见，反而祝贺阿明的“当选”，并向他表示，苏阿兄弟般的关系将来在友
好、睦邻、合作条约的基础上，会得到巨大发展。可是总部不久便清楚阿明的末日已经
不远。驻喀布尔情报处报告说，阿明的反对派，伊斯兰领袖非常残忍，阿富汗军队内的
叛乱和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都已对他构成极大威胁。
与克格勃所有反对外国政治领导人的行动一样，除掉阿明的计划是经过政治局讨论
的，政治局最终同意了这一计划。奥列格·利亚林1971年逃到西方后说，第一总局内有
一个从事暗杀活动的处，后来经过改组后，其职权转给了从事秘密活动的C 局八处。八
处挑出了阿塞拜疆人米哈伊尔·塔列博夫中校去除掉阿明。塔列博夫曾在喀布尔活动多
年，能装扮成阿富汗人。1979年晚秋。他带着八处给的毒药到了喀布尔，扮成一个阿富
汗厨师，在总统府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是，据几年后从 c局逃跑的弗拉基米尔·库济奇
金说，“阿明的小心谨慎不亚于博尔吉家族，他时常变换食品和饮料，似乎很害怕有人
会毒死他”。
塔列博夫毒死阿明的计划没有成功，而阿富汗的局势却继续恶化。克格勃喀布尔情
报机构活动于阿富汗行政机关内部的间谍报告说，如果不除掉阿明，反苏的伊斯兰共和
国很快就会代替共产主义制度。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个要求武力介入阿富汗，不允许苏
联的邻国放弃社会主义。但是，比苏共中央国际部更了解西方和第三世界立场的莫斯科
总部和外交部认为武力入侵是不可取的。
安德罗波夫同第一总局的观点一致，起初也不同意苏联军队侵犯阿富汗，但随着阿
明下台后阿富汗局势的恶化，他的观点逐渐有所改变。1989年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中说，
1956年苏联坦克开进匈牙利，镇压了“反革命势力”，恢复了可靠的共产党政府，安德
罗波夫开始从这件事中找寻经验。
总部认为，最终采取军事介入的决定，在政治局不会引起严重分歧。伊斯兰原教旨
主义像一年前击败伊朗沙赫（国王）那样战胜阿富汗的社会主义的前景，成为军事介入
的决定性理由。“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将威信扫地，后果不堪设想。苏联不能去冒这个
险”。因此，通过武力入侵阿富汗的决议并没有征求政治局候补委员们的意见。后来，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两人于1979年11月成为政治局候补
委员）证明说，他们最初是从报纸和广播得知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事的。
1979年圣诞之夜，苏联军用运输机开始往喀布尔国际机场运送大批军人和装备，每
3 分种就有一架飞机起飞和降落，苏联的后备部队从陆路向阿富汗集结。12月27日晚，
苏联的装甲兵纵队从机场向总统府推进，纵队由第一总局八处在巴拉希哈的特别训练中
心主任、上校博亚里诺夫率领的克格勃特别小组担任先头部队。所有这些苏联官兵都身
着阿富汗军装，乘坐挂有阿富汗标志的军用卡车。开往总统府途中，纵队被检查站拦住
了。这时，前面汽车的车门迅速打开，克格勃军队开始向阿富汗人射击。博亚里诺夫上
校亲自组织了攻占总统府的战斗，总统及其情妇被打死在楼上的酒吧间里，博亚里诺夫
命令，不留活口，把所有人员全部杀掉。战斗过程中，博亚里诺夫上校被自己的士兵误
认为是总统卫队成员而被打死，还有大约10名克格勃突击队队员和其他苏联士兵在战斗
中丧生。
占领总统府后，阿富汗共产党员、克格勃宿将巴布拉克·卡尔迈勒马上从国外赶赴
国内，他是莫斯科选定的阿明的接班人。回国后，他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布，国家政权已
转交到他的手中，并正式向苏联请求军事上的帮助。他向全国的通告虽然被认为是在喀
布尔播发的，而实际上是从苏联转播的，因为阿明被杀时，喀布尔电台在正常广播。
12月28日凌晨， 喀布尔电台转到苏联军队之手，并广播说，阿明“根据革命法庭判决
已被处死”。
阿明被处决后，在莫斯科对他的称呼由“阿明同志”变成了“美帝国主义可恶的间
谍”。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指责阿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爪牙，并无理地要求美国政府交
出阿明与它作交易的所有文件。总部甚至抓住阿明同中央情报局的联系大肆散布谣言说，
阿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曾被美国情报机构招募。对于这样的宣传连莫斯科总部内部
也有人表示异议。苏军侵略阿富汗10年后，一位苏联历史学家写道：“阿明年轻时曾在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这个事实只能加重我们的间谍恐怖症。”金·菲尔比在1988年
去世前几个月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还顽固地认为：“大量实事证明，阿明暗中同美
国人勾结。”
总部整个说来是不赞成武力入侵的，其结果也证明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库济奇金说：
“我们有两方面的重大失算：高估了阿富汗军队的备战情况和低估了它的抵抗能力。”
1980年春天，有8 万（后来超过10万）名苏联军人去援助被起义者击溃的阿富汗军队。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SO年代中期，阿富汗居民约减少了一半，全世界逃亡难民中，
阿富汗的占四分之一。还80年代初期，克格勃的一位将军就对库济奇金说过，总部许多
人都认同但决定不公开的一个观点就是：“阿富汗是我们的‘越南’，我们都深深地陷
进这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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