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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一）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un Nov 10 15:04:32 2002) , 转信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一）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 
――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一） 



　　赵启强 

　　　　　　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第四篇第一部分 

　　一 

　　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她的“布拉格之春”而被五个国家的军队占领了。于是全世界的人
都问：什么是“布拉格之春”？捷克人在1968年春天到底得罪谁？ 

　　1968年是现代史上的“捷克斯洛伐克年”，这个中欧小国以“布拉格之春”而闻名于
世，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明星。 

　　然而“布拉格之春”的开端是默默无声的，它没有震惊世界。当时，阿拉伯与以色列
的中东冲突刚刚开始，美国人在越南的危机还没有结束；还有，想成为世界革命和造反中
心的中国正闹得轰轰烈烈。人们无暇顾及这个仅有1500万人口的内陆小国。 

　　在充满危机和火药味的20世纪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可以算是最安定的国家：没有战
争，没有饥荒，没有革命。 

　　熟悉世界史的人也知道，这个小国曾出过一位不安份守己的、敢于造反的宗教改革家
胡斯。只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毕竟不多；再说胡斯早在500年前就被他所要改革的基督教宗
教法庭活活烧死了。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几次伟大的、以悲壮结局的著名改革之一。 

　　这个国家真正有名的倒是那位始终笑眯眯的好兵帅克，他幽默、和善又极能忍耐。人
们提起捷克斯洛伐克，便会想到这位帅克，想到帅克，便会有一阵善意的嘲笑。 

　　这是一个乐天安命的民族，一个让人放心的民族，因此，当这个民族产生了对20世纪
的历史具有深刻影响的“布拉格之春”时，居然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 

　　“布拉格之春”所以闻名世界，不在它的开端，而是它的结尾――悲壮的、震惊世界
的结尾。等到全世界开始瞩目这个震惊世界的事件时，她已经终止了，春天早已逝去――
那一刻的时针已经指向1968年8月20日的晚上11点…… 

　　这是一个黑暗而不祥的夜晚。 

　　1968年8月20日晚11时，距布拉格市中心仅6公里的鲁津机场，值班人员突然接收到一
架刚刚飞临的苏联民航客机发出的信号：由于机器故障，要求允许紧急降落。机场人员准
许了这一要求。 

　　客机安全降落后，直接开到机场指挥塔附近。值班人员惊讶地发现，从飞机上下来的
不是被事故吓坏了的旅客，而是几十名挥动着手枪的突击队员。 

　　机场指挥塔被占领了。仅过了几分钟，装载着坦克的苏联安东诺夫式巨型运输机群的
第一架，在突击队员的指挥下降落了。 

　　巨型运输机以一分钟一架的速度降落，并吐出坦克、大炮、卡车和军需品。 

　　这支空降坦克部队，在苏联驻捷大使馆小车的引导下，以35哩的最高时速冲进了捷克
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驻地党中央大厦。 

　　此时，已临近午夜，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 

　　占领军冲进捷共党中央大厦，扣押了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捷共第一书记亚·杜
布切克，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政府总理切尔尼克也在政府所在地被捕。 

　　一个政权被逮捕了。 

　　72岁的总统斯沃傅达得以幸免，因为他不是主席团成员，未来开会；而且他的职务在
捷克斯洛伐克是礼仪性的。 

　　8月21日早晨，当布拉格人走向街头时，这个城市已经掌握在外国军队手里。这种情况
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也同样发生，捷克斯洛伐克在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被全面
占领了。 

　　占领军是由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陆军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将军指挥的华约部队的24个师
。 

　　它由5个国家的部队组成――16个苏联师，3个波兰师，两个东德师，两个匈牙利师，
一个保加利亚师。 

　　捷克在一夜之间出名了。 

　　捷克人以这种悲惨的方式闻名于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620年，她曾以白山战役闻名于欧洲。那次，捷克被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打败，丧失
了主权，沦为奥匈帝国的一个省。从那时起，捷克斯洛伐克沉默了300年，一直到1918年才
获得独立； 

　　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捷克又一次闻名于世。这一次，她成为欧洲大国妥协的牺牲
品，被迫屈从于纳粹德国的占领。 

　　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现在，这个饱受欺凌的民族又一次以她的悲惨境遇而引起世界的注目。人们从报纸上
、广播里寻找关于捷克的消息，全世界都在问：勃列日涅夫为什么要攻打这个从不攻打别
人、从不招惹别人的弱小民族？ 

　　这个问题不复杂，人们马上就找到了答案――勃列日涅夫的枪炮是针对着“布拉格之
春”的。 

　　于是全世界又开始探问下一个问题：什么是“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68
年春天到底干了什么？ 

　　二 

　　一个幽灵在共产世界游荡，这个幽灵就是改革。有了改革，捷克斯洛伐克便有了“布
拉格之春”。“布拉格之春”是改革的同义词、“布拉格之春”就是改革！ 

　　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宣言，说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这篇宣言就是《共产党宣言》，
这个幽灵就是共产主义。 

　　有了这个幽灵就有了共产党，有了共产党就有了一个由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共产
世界。 

　　共产世界是人类理想的结晶，是人间的天堂。当然，也不是没有相反的评价，但那只
是敌人的反对；或许颠倒过来说：反对的是敌人。这就够了，仅此一条，便可以使这个世
界高枕无忧地存在下去。 

　　然而突然间，一个批评的声音从这个世界的中心克里姆林宫升起，向全世界揭露这个
世界曾经有过的令人发指的罪恶。 

　　这真是让这个世界震惊而又茫然失措的事――因为无论怎么论证，也无法象以往多次
成功地证明过的那样，证明这一次的致命打击来自敌人，因为此人是这个世界的最高首领
。 

　　“敌人才反对，反对的是敌人”这个逻辑杠杆断折了，这个世界失去了支撑点，顷刻
之间失去了平衡，倾斜了。 

　　这个人就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次打击就是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克里
姆林宫第二十次苏共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实行独裁专制和血腥暴行的控诉。 

　　不再有人相信这个世界是完美无缺的神话了。人们开始追究它的罪恶，思考它的缺陷
。 

　　有了这样的思考，人民便不愿意照常生活下去，而统治者也不能照常统治下去。仅仅
能让这个世界产生这样的思考和愿望，1956年2月25日便成了一个辉煌的日子。 

　　从那以后，也有一个幽灵在共产世界游荡，这个幽灵就是改革。 

　　有了改革，共产世界便不再安定，人们为思考、寻求一个新的秩序而变得不安份了…
… 

　　在苏联，赫鲁晓夫为了能实践一下新的统治方式而批判了斯大林，枪毙了贝利亚，清
洗了斯大林分子，把共产世界的中心搅得天翻地覆； 

　　在匈牙利，纳吉试图建立一个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权而震惊了全世界，并
因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波兰，人们为了结束斯大林时代而将一位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哥穆尔卡拥戴上台。
为了这个政治目的，波兰人显示了民众的力量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举足轻重的影响…… 

　　共产世界在折腾、在动荡、在流血；然而，这一系列的折腾、动荡、流血并没给这个
世界建立起一个新秩序；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因为他的折腾而被赶下台去，纳吉因为他的
政治理想而被绞死，而以流血示威才将哥穆尔卡拥戴上台的波兰人民发现：这个人在14年
后竟然下令向同样的示威人民开枪射击…… 

　　当然，这些代价并非一无所获，它至少使后来的人认识到，这就是改革――即使是不
成熟、不成功的改革。 

　　人们从这些不成功的改革中认识到，要改变这个世界不能靠撤换某一个当权者或改换
某一届政府；人们还从这些不成熟的改革中懂得了搞清楚改什么和怎么改？对改革来说，
是多么重要的两个问题。 

　　“布拉格之春”就是在这种思考之后出现的改革，“布拉格之春”就是改革。 

　　“布拉格之春”比上述一系列改革要晚整整10年，捷克人确实是一个能忍耐，能沉得
住气的民族，她们的春天来得太晚。然而，正因为如此，她才是幸运的，才能有以前几次
改革所没有过的冷静、思考和成熟。 

　　三 

　　诺沃提尼轻松而得意地统治着捷克斯洛伐克――政权是稳固的，社会是安定的。然而
，在这种稳定背后，官僚的特权和腐败却无声无息地干着埋葬社会主义的勾当。 

　　在东欧，几乎每一次动乱和造反都是在斯大林式的统治松动时发生的：1953年斯大林
去世，有了东德的造反；1956年，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批判，则有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
这很说明问题：动乱和造反所针对的是什么？ 

　　捷克斯洛伐克是平静的，它没有过松动。在那里，一个斯大林式的统治，在斯大林去
世之后还能相安无事地存在10多年；在布拉格有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塑像，在赫拉德强尼
城堡（总统府，历代波希米亚国王的王宫）里仍然居住着捷克的斯大林――诺沃提尼。 

　　这位兼任着总统的捷共第一书记，是斯大林的真正崇拜者。他处处模仿斯大林：给自
己设计了一套和斯大林一样的元帅服；还有，同样尊严地紧闭着嘴，同样拿着一个斯大林
式的大烟斗。 

　　然而，他是位轻量级的政治家。 

　　这位锁匠出身的总统、第一书记，文化素养很低，完全不具备一位政治家应具备的理
论修养和政治洞察力，他能占据这样的高位，仅仅因为他是1921年刚刚建党时就参加了捷
共的老党员和在长期的行政工作中所练就的政客手腕；更主要的，是靠他在50年代初的大
清洗中的积极和狂热。 

　　政治恐怖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和支柱。就象斯大林以枪毙加米涅夫、季
诺维也未、布哈林开始，然后将恐怖遍及全国一样，东欧各国也是从党内最高层的清洗开
始，以全国性的政治恐怖为最终目的。 

　　没有一个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能逃过这种劫难―― 

　　匈牙利的拉伊克（匈共书记、内务评长、外交助长。1949车被绞死）； 
　　保加利己的科斯托夫（保共书记、代总理。1949年被处决）； 
　　阿尔巴尼亚的佐治（阿共领导人、副总理。1949年被处决）； 
　　波兰的哥穆尔卡（波共第一书记、副总理。1951年被捕，判终身监禁。他是被清洗而
唯一幸免一死的东欧领导人，并于1956年重新掌权，是一位非常值研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
领袖人物）…… 

　　捷克斯洛伐克有过同样的政治恐怖。 

　　它从1950年开始政治清洗，到1952年12月3日以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外交部长克列门
蒂斯以及其他9名政府部长被绞死而达到高潮。 

　　诺沃提尼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在这个时间迈出的：他得到了被绞死的斯兰斯基
留下的空缺――捷共总书记。 

　　诺沃提尼才疏学浅，但他统治这个国家并不困难，在政治恐怖之后，他可以任意推行
各种政策――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而不用担心有人反对；再说，一个庞大而健全的官
僚机构已经建立起来，要操纵这个机器只需要权力而不需要能力；还有一点，诺沃提尼对
莫斯科唯命是从，真正重大的内外方针当然要由苏联老大哥决定。上至党的主要领导人，
下至州的第一书记的任命都得莫斯科批准。尽管这有损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却可以少担责
任，少费精力。 

　　诺沃提尼轻松而得意地统治者捷克斯洛伐克，尤其当看到比他更有声望的纳吉因为改
革而被绞死，哥穆尔卡为改革穷折腾了一阵又回到老路以后，他更为自个儿的政策稳定性
而骄傲了。 

　　诺沃提尼有骄傲的本钱――他的政权是稳固的，他的国家是安定的。 

　　然而，这仅仅是他的个人感觉――一个迟钝的政治家的错误的自我感觉。一个10多年
没有被人批评和反对过的官僚统治的后果可想而知。 

　　这个表面上安定的国家，没有游行示威，没有大规模的罢工，没有颠覆政权的反革命
活动；所有的舆论工具都宣传着令人放心的内容――党和领袖的英明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可是在这种稳定和粉饰太平的宣传声中，没有受到反对和威胁的官僚政权的腐败和特
权，对公众的掠夺和和损害所造成的灾难却是巨大的。 

　　四 

　　政权蜕化、经济衰退使诺沃提尼面临这样一个两难处境――不改革会失去权力，改革
要放开权力。诺沃提尼愿意松开他的手吗？ 

　　极端的官僚政治和集权式经济管理，已经使诺沃提尼政权脱离了社会主义目标。20年
的极权统治之后，官僚的腐败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围绕在诺沃提尼这位总书记周围的已
经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而是权力的信徒。在这个权力结构中心，起作用的已经不是能力
和党性原则，而是取决于当权者在下面有多少亲信，在上层有多大的靠山。 

　　一位捷共中央书记曾经说：“在60年代诺沃提尼统治时期，真正起作用的重要标准是
你是否属于同诺沃提尼打扑克的帮派。州委书记或部长如果同诺沃提尼玩过扑克牌，往往
比没有同他玩过牌的捷共中央书记更有权势。” 

　　这些人过着贵族式的腐化豪华生活，他们的月工资可以高到2.5万克朗，相当于全国平
均工资的20倍。而工资还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他们的几乎所有开销――香烟、食品、饮料
、汽车、别墅、出国旅游都是由国家开销的。 

　　诺沃提尼把他的别墅建在树木葱绿的小山间，里面装着蒸气浴及从西欧进口的高级设
备，外面警卫戒备森严，不许老百姓靠近。其他高级官员也有同样的享受，“他们可以免
费出国疗养，可以以国家的名誉将贵重的礼品送给外国同事，又以国家的名誉为个人收得
同样贵重的礼品。” 

　　这个国家是他们的。路易十四说过的话“朕即国家”，对这些20世纪的无产阶级政治
家仍然适用――尽管宪法上明明写着，这个国家是人民的。 

　　我们怎么能相信这个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怎么能指望这些人代表人民！ 

　　腐败和特权所造成的政权危机已经十分深刻，但对于政治感觉迟钝的诺沃提尼来说，
算不了什么问题。 

　　诺沃提尼错误地把政策上的让步当作政治胜利。他以为，大清洗中被捕的7万人和被开
除出党的15万人已经恢复名誉，他的国家将不再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他的人民应该知足，
应该对生活在没有政治恐怖的德政中而对他感恩。 

　　经济衰退才是诺沃提尼感觉到了的致命伤痛。 

　　官僚主义国有化，使捷克这个在战前就是工业发达的国家每况愈下：效率低下，技术
落后。1963年工业生产总值下降到－3％，农业生产总值下降到－7.5％，生产性国民收入
下降到－2％，整个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率只有0.5％，几乎等于零。同时，由于忽视农业、
轻工业，造成消费品供应不足，并导致通货膨胀。它的灾难性后果是农业生产水平低于战
前，工人实际收入下降，人民普遍不满，工厂出现骚动。 

　　在这种形势下，连最不愿意承认问题、最害怕破坏了政策稳定性的诺沃提尼也感到了
头疼。他已隐隐约约感到，不实行改革，会失去权力。 

　　然而改革必须放弃一部分权力，这是诺沃提尼最难接受的，于是他采取了这样的策略
：抓紧权力，放开经济。 

　　诺沃提尼要实行经济改革了。 

　　五 

　　诺沃提尼将关闭森严的大门启开了一条小缝，他要改革了――他要在不触动官僚政治
的前题下解决经济难题。于是，科学家们便避开政治，去进行经济改革设计。 

　　把诺沃提尼在下台前为使他的运转不灵的官僚机器重新运转起来而采取的小修小补也
称之为改革，的确不够准确。但考虑到改革这个在当今共产世界运用得最多的词，已经变
得如此丰富，就象社会主义这个词在几十年的运用中已经变得那么丰富、多义一样，我们
很难对它的概念进行界定。 

　　因此，我们不必如此苛求，我们应该将一切愿意动一动的意图都称为改革：赫鲁晓夫
式的、纳吉式的、铁托式的、邓小平式的、戈尔巴乔夫式的――甚至还有我们现在要介绍
的诺沃提尼式的改革…… 

　　诺沃提尼要实行改革，是因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政客，他的考虑简单却实用：把生产
力促上去，把经济搞好一点，使人民的不满情绪减少一些；当然，也为了使他的人民过得
好一些。 

　　单凭最后一条，我们就不能说诺沃提尼没有一点儿人民性，只是他的人民性既不具有
民主主义、更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他的人民性是原始的、粗俗的，并且带着他一贯的家
长意味。他为人民界定的美好生活是，不被皮鞭抽打和生存需要的满足。 

　　60年代，诺沃提尼的副手、捷共三套马车之一的科尔特曾以代表团长的身份去过巴黎
。那里的百货公司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仔细地从下面看到上面。晚上，在大使馆，科
尔特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突然，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的人民错过了多少好东西呵
，真可怕！难道他们不配享受这些东西吗？” 

　　这也是一种诺沃提尼式的人民性：简单却真诚，原始却有意义。我们应该感谢这种粗
俗的人民性，它使共产世界有了许许多多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 

　　诺沃提尼要实行经济改革还有另一原因：他是崇拜赫鲁晓夫的――就象他曾经崇拜过
斯大林一样。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无论有怎样的想象力，也难以在这两位伟人身上找到
共同之处！ 

　　诺沃提尼找到了：他们都是共产世界的最高主宰，都是他的直接上司。他必须崇拜，
必须照办―― 

　　斯大林搞政治恐怖，他也搞政治恐怖；赫鲁晓夫搞平反，他也搞平反；赫鲁晓大搞经
济改革，他也不妨一试…… 

　　然而，诺沃提尼是一位慢一拍的政治家，他的照办总是慢一步。这倒不是因为他对自
己的仿效有所犹豫和思考，而是出于对前一任主子的忠实和崇拜。所以，苏联已经枪毙了
贝利亚，诺提提尼还在继续他的斯大林式的政治恐怖，赫鲁晓夫在1956年就开始了大规模
的平反运动，诺沃提尼却拖到1962年。 

　　赫赫鲁晓夫1962年下台，他却不会立即转弯，竟给勃列日涅夫拍了一封对赫鲁晓夫下
台表示难过和遗憾的电报。这是他一生中许多政治错误中最严重的一次；或许，他1968年
3月的下台与此不无关系。 

　　这种慢一拍的官僚惰性，使诺沃提尼在赫鲁晓夫之后还采用了赫鲁晓夫式的改革方式
。 

　　诺沃提尼的改革严格地限制在经济领域。 

　　1964年，45岁的希克教授是被选中来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的主要人物。这位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所长、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会主席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在“布
拉格之春”期间，他是改革的主要设计人之一，曾任改革派政府的副总理。苏联出兵后，
他流亡国外。 

　　这个人选是无可挑剔的，但他在诺沃提尼的改革中却没有成功，他的作用是在“布拉
格之春”期间发挥出来的。这也可以证明，改革的理论并不比改革的勇气和诚意更重要。
 

　　希克教授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允许他实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以改善严重衰退的经济状
况，又要求他必须“利用现行制度的优点”，必须强调“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 

　　在这种即要进行经济改革，又不能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有任何触动的两难处境中，经历
了两年的犹豫、拖延，希克教授才能于1967年1月将自己起草并由主席团通过的“新经济模
式纲领”正式实施。 

　　在诺沃提尼时代，希克教授可以做到的，仅仅是扩大企业权限，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
。纲领的重点是，“建立市场经济，自发调节供求关系而不是人为地去规定；对工业实行
分散管理；对企业实行物质刺激”。 

　　这些措施即便在当时来说，也无多少新意，赫鲁晓夫这么尝试过，而南斯拉夫一直就
遵循着这样的经济方针；然而，这些措施在当今的许多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
纲领性方针，因此，我们很难说这样的改革是不需要的。问题只在于它的局限性和难实现
性。 

　　这次改革失败了。 

　　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层层阻挠，改革措施大多没能实施外，即使得以实行的部分也适
得其反――扩大了权限的企业片面追求利润，盲目生产，使一些获利多的产品大量积压，
而某些人民需要的产品却因获利少而减少了；有的企业利用价格下放，趁机哄抬物价，牟
取暴利。 

　　劳动群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得到好处的只是利用权力下放和价格开放的特权者和各
类投机者。 

　　新经济措施没能解决因工人劳动积极性不高而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的这个经济衰退的根
本问题。希克教授要求扩大企业领导权力的同时，相应扩大工会权力，实行工人自治的主
张不可能在那些由大小官僚占据着舒服位子的企业里实行。 

　　既得利益阶层当然不会被一个小小的教授的改革主张赶下台去――尽管希克还是一位
中央委员，官僚们却没有把他当成自己圈子里的人。这个政治头衔是业余兼职，他只是知
识分子，只是一个教授，比起搞政治出身的职业官僚来说，他仍然是异类、是微不足道的
。 

　　工厂仍然是老样子；“冷漠的工人不听领班工长，领班工长不理厂长，而厂长则用谎
言来欺骗布拉格的部长们。” 

　　这次改革招致了更多的经济困难：物价上涨、食品短缺、工人缺勤严重、生产停滞、
政府财政赤字在1967年达到50多亿克朗（约合6亿美元）。 

　　几年的折腾和失败使捷克人明白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主义改革设计不能交给
官僚去执行，因为这些人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们的权力和利益。
 

　　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管理中渗透了官僚政治，官僚们决不可能根据经济规律和社会利益
作出决定，人事关系和政治权力的考虑是压倒一切的。这些政治弊端，当然不是经济改革
可以革除的。 

　　希克教授等人终于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经济改革没有政治上的改革配合，就不能
发挥作用！” 

　　于是，希克教授等科学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到政治解决上，呼吁政治改革的迫切性。这
种智囊式的呼吁和进谏当然不可能动摇一个经营了数十年的官僚结构。 

　　诺沃提尼既然没有能力迫使他的庞大的官僚机构接受经济改革，又怎么可能迫使他们
接受对官僚来说更加致命的政治改革？ 

　　在这儿我们又看到了赫鲁晓夫式的悲剧；再说，诺沃提尼本人也绝不会同意政治改革
。他之所以让经济学家们试一试，而把关闭森严的大门启开一条小缝，是因为他相信可以
不触犯官僚政治而单独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说，经济上某种程度的自由化可以考虑，但
政治上的民主化却绝对不行。 

　　经济解决失败了，政治解决的课题肯定会提到日程上来；官方自上而下的改革失败了
，自发的、自下而来的改革浪潮必然涌来。 

　　这一切都发生在“布拉格之春”之前，可以说，“布拉格之春”的产生不是因为保守
和拒绝改革所致，而是一场不彻底的、失败的改革所引发出来的更深刻的革命。 

　　现在，1967年的春天已经逝去，下一春天还得等待半年，然而这一次，这个善于忍耐
的民族，这些等待了几百年的人民不再等待了。 

　　六 

　　人民愤怒了――对那个糟蹋了社会主义，又来糟蹋改革的官僚政治愤怒了。然而捷克
人没有感情用事，他们思考着，对改革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和理智。 

　　从1964年改革开始，捷克斯洛伐克人就焦急而又理智地关注着改革形势。他们愿意将
信任交给科学家，让他们有时间精心设计，他们愿意将耐心给予官方，让政府有时间稳步
实施。 

　　这绝不是对改革冷淡、超然、漠不关心，而正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成熟――1956年的
匈牙利悲剧记忆犹新，他们不希望狂热、暴力、流血来干扰他们的目标。 

　　捷克人巳经没了“一觉醒来，天下大变”的幼稚。那几年，人民关注着、倾听着、思
考着…… 

　　他们认真地了解希克教授的改革思想，也仔细地阅读科学院28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统计学家、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联合发表的关于改革的意见书《处在十字路口的文明》
。 

　　这份报告是在科学院哲学所拉多万·利赫塔博士领导下，对捷克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进
行综合调查研究的结果。 

　　这是对捷克病的一次全面会诊。 

　　科学家带着严肃的思考和权威登上了社会舞台。他们宣称“迄今为止，政治家利用了
科学家，而从现在起，科学家将决定政治的步调。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将是为科学发展开
辟和扫清道路”。 

　　这些，捷克人民都看到了。对人民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人能思考和参与改革，捷克人
感到无比振奋。这是他们的幸运和骄傲――10年前的匈牙利不正是缺少这样的文化精英，
缺少这样的深思熟虑和精心设计才造成了开始的混乱吗？ 

　　然而，要把改革的思考和设计变为实践，把科学家的理想变为政治现实，还得依靠另
一部分社会精英――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治家们。 

　　于是焦灼而又耐心等待的人民又将信任交给了政府。 

　　这一次――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人民失望了。 

　　现在，1967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的危机已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人民在焦急地
等待之后，会如何对待政府所给予他们的失望？他们对埋葬了社会主义、又同样埋葬了改
革的官僚阶层的愤怒，会将他们引向何处？ 

　　尽管没有枪声，没有动乱，也没有上街游行，但在1967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机
是深重的。 

　　对此，诺沃提尼惊慌了，克里姆林宫也惊慌了。他们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中感到了
一股潜在的、1956年匈牙利式的危机。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历史选择。 

　　在这次历史关头，捷克人民又一次表现出令人尊敬的克制：他们没有因为失望、不满
而铤而走险，没有不负责任、不看目标、不顾后果地凭感情用事――这又是一个与匈牙利
事件不一样的地方。 

　　捷克人选择了、行动了。他们的策略是：运用民主力量，对保守的、阻挠改革的官僚
施加压力，而把他们的热情、信任和希望交给共产党内进步的一翼、支持他们站出来，将
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举起来。 

　　此时，后来与“布拉格之春”联系在一起的几位著名改革家还没有为人民所认识和理
解。因此，可以说，不是这些政治家造就了“布拉格之春”，而是捷克人民推出了这些改
革家，并使他们与“布拉格之春”一起成长、前进，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写下了最辉煌
的一页。 

　　人民中蕴藏的，绝不只是狂热和破坏的力量。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身上得到证明―
―在理智的驱使下，这个民族爆发出巨大的、但又是冷静而有秩序的力量。 

　　1967年，捷克人民所有的这种力量，连同他们的情绪、意志，就要在作家们的活动中
体现出来了――作家将以猛烈的火力展开对旧体制的政治批判…… 

　　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不愧为人民的良心，民族的灵魂。 

　　七 

　　作家们带着人民的焦虑和不满去攻打旧的政治体制。他们完成了经济学家未完成的对
旧体制的批判，完成了政治理想的设计。 

　　科学家从经济和科技着手去振兴民族，作家们却从政治和社会着眼去思考民族的命运
；科学家为确立新的目标而忙于改革设计；作家们则带着人民的不满和焦虑去批判旧的政
治体制。 

　　捷克作家是“布拉格之春”中的一支劲旅。他们凭借的与其说是艺术家的才华和文学
手段不如说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在捷克斯洛伐克，很少有专门为消遣、为纯艺术、为自我而写作的作家。“在他们的
传统里，政治与文学始终携手并进，所以，捷克的主要文学家大多能跨越写作与政治这条
界线。” 

　　尤·伏契克，一位作家会被送上绞架；而即使要上绞架还能写出象《级刑架下的报告
》这样的作品，这就证明这个民族的作家具有怎样的政治意识和使命感。 

　　如果以纯文学的观点看，这当然是文学的不幸。但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藐视那些精
神贵族的藐视，而肯定地说，这是捷克作家的光荣，是捷克人民的幸运。 

　　捷克作家没有游行示威，没有拿起武器，也没有在地下策划反政府的政变，所以没给
我们留下可歌可泣的壮举。然而，他们的斗争是很有效的。 

　　作家们在向诺沃提尼的官僚政治发起全面进攻之前，曾有过一次动员和演习。 

　　1963年4月，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斯洛伐克作协代表大会上，作家们检讨了他们曾经
接受和宣传过斯大林主义的道德问题。他们承认，“我们中每个人的良好声誉都有一个永
恒的污点，因为我们都谴责过斯兰斯基、克列门蒂斯”这些专制制度的受害者。 

　　作家诺沃麦斯基在愤怒地对专制表示抗议和控诉的同时，沉痛地检讨了作家被迫充当
专制工具的耻辱。 

　　他在发言中说：“我们曾努力说服我们的读者，要他们相信谎言是正确的，我们曾使
一代人误入歧途和产生混乱。他们现在正站在这个会议厅的外面，无依无靠，迷糊不解，
不知所措，他们站不稳脚跟。对于这一代，我们必须还给他们自信、信任和真理；但首先
我们必须在自己心中找到这些东西。” 

　　作家们找到了。 

　　他们宣布―― 

　　作家有权利和义务宣传“正确的观点：即马列主义观点”而不是官方的主观意见； 
　　作家应该“只尊重那些与社会主义道德原则不相冲突的指示”； 
　　他们还宣称，共产党员的觉悟“决不应理解为驯服地服从领导机关的庸俗态度，而应
该是从不掺假的马列主义原则出发，对一切事实作出客观的判断”。 

　　作家们找到了“不掺假的马列主义原则”这个思想武器，使诺沃提尼政权特别恼火。
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些要用马列主义原则改造共产党的共产党员，而不是要否定共产党的反
共人士。这给直接地、公开地镇压带来困难。 

　　诺沃提尼能做的只是指名批评了某些作家，说他们“间接地攻击党的政策”，并警告
说，作家们“正在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 

　　这次交锋到此为止。对作家来说，这是一次思想更新，一次行动操练，它使作家们可
以在更接近真理和人民的前提下越来越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生活中的一股真正起作用的
力量。 

　　决战是在1967年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第4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开始的。 

　　这次在布拉格举行的会议，有400多名作家出席。党的代表团也相当庞大，它由捷共中
央主席团成员、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亨德利赫带领。代表团成员包括了教育部
长、文化部长和新闻部长。 

　　这个代表团加重了这次会议的政治色彩，再加上强烈的政治情绪和政治性极强的会议
议程。这次大会简直不象文学界的一次盛会，倒象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事实上，这次大会的政治影响也不低于一次党代会。 

　　率先打响战斗的是党员作家昆德拉。他选择了自由与专制、人道与非人道的题目。 

　　昆德拉明确地针对群坐在主席台上的文化官员说： 

　　“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
的。当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种种限制。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的时代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
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则不同，把维护禁区看作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 

　　昆德拉还对斯大林主义的虚伪性和它的反人道实质作了深刻的思考。他说，他不把法
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前者并不存在道德问题，它没有人道主义的面具，我们
很容易对它加以识别和反对。但斯大林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继承者，是人类
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的继承者，它保留了这个运动的许多理论、观点和口号。而
实际上，“这样一个人道主义运动正在走向相反的歧途，正在摈弃人类的种种美德，正在
把爱护人类改变成残害人民，把爱好真理改变为指责真理……” 

　　昆德拉对斯大林主义的虚伪性及反动本质的揭露真是一针见血，其深刻性远远超过了
赫鲁晓夫那篇著名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正因为作家们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人道主义原则给予肯定和呼唤，在后来的
“布拉格之春”中，政治家才能勇敢地把人道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具有人道
面貌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 

　　有了昆德拉的发言，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一场真正的战斗开始了。他们群情激奋。 

　　接着，一位作家在大会上宣读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上个月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
信。 

　　因为作者所具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这封信未能在莫斯科宣读。捷克作家能
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公开这封信，既表明他们的勇气，也表明这场斗争已经深入到什么地
带。 

　　索尔仁尼琴的信主要是控诉审查制度的。他说：“审查制度象石头一样压在我国头上
，迫使我们的作家服从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吏的胡作非为……” 

　　他也指责苏联作家协会，说“它自己就是最大的毁损者之一，它怯懦地将600名无辜的
作家置之不顾，这些作家遭到迫害，结果被放逐、监禁、关进集中营，甚至死亡”。 

　　冲破的禁区越来越多了。反专制，要民主；反斯大林主义，要人道精神；反审查制度
，要文化、新闻自由的呼声成了这次大会的主旋律。 

　　官方代表团长曾经几次上台，耐心地劝解作家们，别脱离马列主义世界观，别偏离党
的路线。 

　　这种陈词监调当然不可能改变会议的进程。 

　　于是，捷共代表团团长亨德利赫脱掉外衣，穿着衬衫和背带裤到台上发表了一篇尖锐
谴责的讲话，训斥这些越轨、造反的作家。 

　　这种激动的表演同样未能奏效，反而用他自己的形象将诺沃提尼政权的统治人格化、
具象化了――那是一个倒运的、被击败的政客，一个既要反扑，又无力自卫的形象。 

　　最后，亨德利赫只能愤怒地拂袖而去。 

　　大会继续进行，并达到高潮――尤其是国家文学奖金获得者、41岁的党员作家卢·瓦
丘利克的大会发言。 

　　瓦丘利克以政治权力为题，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弊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发言。瓦丘利克以一个作家的敏感，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体制
下的政治气氛、人际关系、人民的处境、心态都准确地感受到了。他的充满激情的发言既
深刻又富有文彩。 

　　瓦丘利克一开始就把政治恐怖和专制统治所造成的社会现实描绘出来，并痛心地宣称
在这个社会里已经没有什么公民了。 

　　他说：“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
下去。公民是倒在什么地方呢？我不准备讨好敌人，说他们是倒在级刑架上的。只有几十
个或几百个公民会有这样的遭遇。但这已经够了，因为这接着就会使全国陷入恐怖之中，
使人们回避政治，要求很低，只关心一些细小的日常琐事，使人们越来越依附那些基层的
统治者，形成一种新的和不寻常的农奴制。” 

　　瓦丘利克认为，一些平庸无能的人能行使权力，并构成这个社会的权力中心，是因为
“当权者喜欢那些内心世界和他们相似的人们”。他说，“得到信任的人是那些俯首贴耳
的人，那些不会制造麻烦的人，只要当局不提问题，他们也不会提任何问题的那号人。在
选拔各级人才时，被选中的总是些庸才。那些头脑复杂的人，特别是那些品德高尚，成绩
卓著，因而成了衡量公共道德的标准的人则从舞台上消失了。” 

　　瓦丘利克尖锐地批判了现存制度对人和人的价值的冷漠： 

　　“20年来。任何一个关心人的问题在我国都没有得到解决：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起，
如住房、学校、生活福利，一直到那些在当今世界不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满意的更高
级的要求为止。例如：人在社会中的充分价值感；政治决定要服从道德伦理准则；人与人
之间的相互信任等。” 

　　瓦丘利克强烈地为自由呼吁：“为什么我们不能生活在我们想去的地方？为什么一个
裁缝不能到维也纳去住3年？为什么一个画家不能到巴黎去住30年？然后再……作为一个自
由的公民，而不是一名囚徒回来呢？” 

　　瓦丘利克批评当局对自由的压制： 

　　“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人们谈论他们看到的现实，这使
当局生气。可是它不去改变客观现实，却想改变人的眼睛。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失去唯一
有价值的理想――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公民的理想。” 

　　瓦丘利克认为失去自由的社会，将是失去创造力的社会： 

　　“我站在这儿说话时，并没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感，而这个自由感是每个公民
都应该有的。我倒是感到我正在胆怯地利用公民和当权者之间的某种休战状态，我感到我
正在犯罪……统治集团本身、政府和政府成员，他们自己有公民权力的保证吗？没有这种
保障，就不能有任何创举，甚至连一个政策也创造不出来。” 

　　瓦丘利克没有选择恶毒咒骂的字眼，但这篇演说的份量却是显而易见的――深刻，而
且有着非常准确的现实针对性。它甚至超过了以往所有的反共人士对这个制度的批判份量
。 

　　然而瓦丘利克不是反共人士，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的代言人。他的力量在于他的
背后有整个民族正在悄悄地诉说着同样的话题；他同时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他的讲话只是
一个共产党员对一个伪社会主义的批判。瓦丘利克的深刻在于他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
与马克思主义绝不矛盾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这次发言的最后，瓦丘利克严肃地声明了这一立场： 

　　“当我批评当局的时候，我并不是批评社会主义，因为我相信，在我国发生的事情并
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并不认为，当前的统治制度就等于社会主义（可是统治当局却总
是这么说）。前者的命运并不等于后者的命运。” 

　　要说明的是，瓦丘利克的这篇演说未能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出来。它是在1968年“布
拉格之春”期间才与读者见面，并成为这个春天的基本纲领之一。它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革命”的宣言书，是“人道的社会主义”的雏型。 

　　瓦丘利克因为这次大会发言而被开除出党。这个决定是在3个月后召开的捷共中央九月
全会上作出的。 

　　在这次全会上，气急败坏的诺沃提尼，对“传播对社会主义有害的、与共产党格格不
久的意见和思想”实行全面反击。 

　　这次全会取消了作家杨·普洛哈磁卡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因为他在作协代表会议
上发出警言：“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作家，还有一个统治者，还有一个读者”就要为民主
自由斗争到底。 

　　和瓦丘利克同时被开除出党的还有作家克利马、利姆、姆尼亚奇科；作家昆德拉受到
严重警告。 

　　全会还决定将作协的《文学报》划归文化部和新闻部直接领导，该报的19名编辑被开
除，成立新时编辑部。减少分配给作协印刷厂的纸张。 

　　这次反动是全面的，连经济改革也要停下来――限制在报上讨论改革，不准希克教授
再召集改革委员会会议、不准他公开讲话。 

　　专制又一次占了上风。然而没关系，这些作为日后运动的指导思想已经写在作家大会
的决议中了――“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在于，它的纲领能自觉地抵制文明进步的非人道
方面，抵制它的非人道主义倾向”。 

　　这是人民的愿望。既然人民的意志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来，那么顺应这股强大意志力的
阶层和个人迟早会汇集起巨大的政治力量。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次小小反复，这点儿黎明前的黑暗是短暂的。对捷克人民来说
，重要的是作家们完成了经济学家未完成的对旧体制的批判，完成了政治改革的设计。 

　　现在――1967年冬天就要降临的捷克斯洛伐克，痛苦有过了，成熟的改革思想有过了
，不成功的改革实践有过了，摧毁旧体制的壮举有过了，表达整个民族意志的勇气也有过
了；现在，改革派共产党人应该登上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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