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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ugemouse (LION), 信区: Green
标  题: 统一与分裂（2）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9月28日13:18:22 星期五), 站内信件

中原和华夏
无论是九州的设想，还是大九州的学说，出现在战国后期都不是偶然的。
《禹贡》所描述的地理范围已经相当广大，涉及今天中国内地的绝大部分。要
具备这样丰富的地理知识，活动范围只限于黄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和西周人是办
不到的。而在战国后期，秦、楚、齐、燕、韩、赵、魏这七个主要诸侯国的疆域已
经达到了这样的范围，在互相的交流中，各国的学者就可能掌握这些地理知识。《
禹贡》中还记录了各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如土壤的类型、土地的等级、水文状况等
；应晒备车牡级和物产等；都?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准的反映?例如梁州的贡物
中有铁和镂，镂就是钢。如果没有冶金技术的进步，学者的想像力再丰富，也不可
能把这种品种载入著作中。
在七国的竞争中，尽管鹿死谁手还没有最终明朗，但统一已是大势所趋。秦国
变得越国越强大，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明显处于主导地位。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
纷纷投向秦国，并为秦国战胜其他六国，完成统一事业出谋划策，也为统一后的未
来规划蓝图。多数研究者认为《禹贡》是秦国学者的作品，就考虑到这个因素。
在经过战争、吞并和融合之后，华夏族已经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东亚大陆人数最
多、经济文化最发达、实力最强的民族，占据了当时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地区。而非
华夏民族则被迫迁出了黄河流域，或者逐步融入了华夏族，或者接受了华夏文化并
以华夏的一支自居。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和大陆附近的茫茫
海洋上，还不存在在总体上能与之匹敌的其他民族和政权，而对此范围之外的情况
，虽然人们不至于一无所知（例如穿越河西走廊至中亚的陆上交通线和通向东南亚
的海上交通线可能已经存在），但肯定相当有限。
然而随着境外玉石、珠宝、香料等珍奇异物的流入和亲历者见闻的传播，以中
原为中心的观念不能不有所动摇。根据九州的理论，中原是文明的中心，九州是文
明的范围，但这些珍异并不产在九州，而是来自“非我族类”的夷狄之邦；莫非那
里存在着比中原更高的文明？国君、贵族和上层人士享用着来自境外的珍奇，却从
不承认会有文明程度超过自己的社会，于是西方的昆仑山、西王母、瑶池和东方的
海上神山一类神话便合适地弥补了这一漏洞－－原来在中国之外在确存在着一个可
望而不可及的神灵世界。但这丝毫不会动摇中国的中心地位，因为西王母尽管伟大
，昆仑山尽管崇高，蓬莱尽管奇妙，却都属于神仙的体系，而除了神仙之外，境外
就只是一片早期愚昧落后的混沌世界。
可以认为：在战国时期形成的统一观，是以华夏族（汉族的前身）为主干、以
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为中心的，是一种封闭的观念。
二一厢情愿的“天下”
经过秦朝的短期统一和随后的几次战乱，空前规模的西汉帝国终于巩固下来了。
到公元初，帝国的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起阴
山、辽河，南至今越南中部，并在其中约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止设置了一百零三
个郡、国（一级政区）和千五百多个县、道、邑侯国（二级政区），直接统治着六
千万人口这一范围比《禹贡》九州要大得多。
九州观念的延续
汉人的足迹，根据明确的记载，已经达到了中亚、西亚，直至地中泫之滨以及
日本、东南亚、南亚，贸易交往的范围就更大了。大一统的南图早已成为现实，而
且“九州”之外的存在也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来自西域的咸 ④俎！⒃蛹肌⒁?
乐，不像珠玉玩好那样只是皇家的珍秘，异国的使者和商人在长安已不时可见。按
照汉朝的兵役制度推测，绝大多数郡国都有人参加征代匈奴、大宛的战争和在边境
的屯戍，也就是说各地都有人亲身经历“九州”之外的境地。出使异域归来的使臣
的详细报告和管辖西域各国的都护府的文书档案，使学者和史官能够留下确切的记
载。《史记》、《汉书》中有关西域的史料，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还是比较翔实
可靠的。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削弱原来那种以中原为中心、华夏（汉族）为主干的统一观，
反而还有所加强。因为通过这些活动，人们已经确信，在中国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
国更强大、富饶、文明的国家了。其他国家的君主和人民如果不对中国称寄贡、
接受赏赐，就只能自外于华夏声教，甘心为夷狄了。
东汉以后，西北以至中亚的民族大量内迁，东北民族也先后进入黄河流域，有
的甚至成了中原的主人。但在占优势的华夏文化面前，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成
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这些民族的首领也成了受命于天的“炎黄子孙”，甚至这些
民族本身也渐渐融合在华夏（汉族）之中了。
发达的文字和造纸、印刷技术使中原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和外国的一厢情愿的记
载长期流传，而被记载的对象不是没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无存，所以二十四史
中某国于某年某月称臣受封，某国于某年某月进贡来朝，某国于某年某月接受赏赐
这类记载，在不少人的眼中自然成了中华帝国声威所及的象征。
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１８世纪初，西方早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欧洲列
强已在海上称霸并将东方作为下一个目标是地，修《明史》的史官在评述利玛窦的
《万国全图》时还认为“其说荒渺莫考”，只是由于“其国人充斥中土”，所以“
其地固有之”；总算承认了欧洲的存在。这就是说，要是没有那么多西洋人出现在
中国的话，即使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上画得再清楚，史官们也会视而不见的。
这也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１９世纪后期，明明因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
不得不签订屈辱的条约，以满足列强的贪欲，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却还要厚着脸皮写
上：“大清国大皇帝恩准该夷．．．”；俨然一副作为世界主人的天朝皇帝派头。
而精通儒家经典的大臣和学者很自然地想到了春秋时“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
线”的形势，因而当务之急还是要明辨“夷”“夏”；但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至死
也不知道这么多的夷人是从哪里来的，究竟要干什么？一位关心时务、忧国忧民的
大臣终于找到了对付夷人的绝妙办法，他上书皇帝，建议大清国的军队以长竹竿为
武器；因为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夷人走路时腿脚是直的，显然没有关节，所以只
要用长竹竿将他们拨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来，置之死地岂不易如反掌？
如果世上只有中文
清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的使节马戛尔尼（
Ｇｅｏｒｇｅ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来华，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双方终于就他觐
见乾隆的礼仪达成协议，乾隆皇帝恩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内召见。如果是乾隆“
特颁敕谕”，让他传达给英国国王：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朕披阅表文，
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
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若
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
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
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
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
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这篇奇文在今天看来固换奶，但在当时却是 〉垡院赖募吐迹骸坝⒁摹?
不远万里来效忠，遣使纳贡；尽管不识大体提出不合常规的要求，但经过“严加驳
斥”，便恭顺遵奉了。因此不仅由史官载入国史，还命边臣将这道汾抄录，以便
遵照妥办。所幸乾隆早死了几十年，没有亲眼目睹以后英国国王用枪炮表示的“恭
顺”和爱新觉罗子孙用国土和主权所作的一次次“赏赐”。
要是世界上没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西方文字，或者发生了什
么天灾将这些文字记录的史料全部毁灭了，必定会有一批史学家根据上面这道敕谕
和《清实录》、《东华录》等大清官方记载，考订出１８世纪末年英国向清朝“称
寄贡”的事实，作为大清帝国的声威已经越过?亚大陆和英吉利海峡的证据。并
且还可以进一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英国当时一定已内外交困，国势衰弱，所以不
得不寻求清朝的庇护，才不远万里来归顺输诚。
这固然是近于儿戏的假设，但如果历史上与中国的中原王朝发生过关系的国家
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记载，又都保存到了今天，恐怕二十四史中的一些四夷传、
外国传以及本纪、列传中的某些篇章就得重写了，某些史学学引经据典得出的高论
也难免不成为上面这样的笑话。
长城的价值
传统的天下观一方面把世界各国、各地都看作“王土”，但另一方面又把“天
下”限制在中原王朝疆域的范围，甚至只限于中原王朝的中心地区。在这种矛盾认
识的支配和影响下，对仅仅作为部分中原王朝北方边防的长城就作出了异乎寻常的
高度评价。
今天的中国人不知道长城的大概绝少，但真正了解长城的却并不多。
山海关有座孟姜女庙，据说孟姜女寻夫到此，哭倒了秦始皇筑的长城。在北京
北面的长城又有不少古迹同北宋的杨家将挂上了钩。而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
明长城往往被人糊里糊涂地加到秦始皇头上；无数游客会站在八达岭上赞叹这“二
千年的奇迹”。其实这些都是民间世人、文人雅士和胡编课本的冬烘先生们开的玩
笑。
因为实际上秦长城在山海关以北二三百里，孟姜女在山海关不仅哭不倒长城，
就连长城的影子都不会看到。北宋末年以前的军队最远只到达今天北京的南郊，
像杨家将这样的正规军绝对不可能越过辽国的南京幽州城而活动在它的北面。山海
关至嘉峪关间的长城筑于明朝，与秦始皇毫不相干。八达岭一段长城至多有五六百
年的历史，也不会找到二千多年前的影子。
近年来，长城的价值又有了最现代化的标准，因为据说它是一位美国太空人在
太空中唯一能用肉眼见到的地球上的建筑物。最近又有消息说这一报道有误，事实
并非如此。其实，即使被太空人看到了，也不见得就抬高了长城的身价。因为今天
的先辈上已不是什么贯通万里的建筑了，很多地方已成断垣残壁，甚至已经杳无踪
影。残留的长城中相当一部分只剩下黄土堆积，与周围的荒野并无明显区别。而地
球上比长城的形象明显很多的建筑物并不少，何至于它们却没有进入这位太空人的
眼帘？要真有这样的事，就只能归结于一系列偶然因素：如这一段长城上空正好未
被去雾遮盖，光线正好适宜，太空人正好在观察，他事先又知道地球上有长城。只
要缺少其中一项，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
如果这位太空人看到的不是长城，而是其他国家的什么建筑，长城的价值是不
是就会降低或被取消了呢？看来大可不必担心。长城就是长城，它的价值客观存在。
毫无疑问，长城是我国乃至人类建筑史上的一项奇迹。我们的先民在极其贫乏
的物质条件下，以最原始、最简单的工具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显示了他们的智
慧、力量和决心。但是要把长城说成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象征，歌颂它在中国历史上
超过如何大的作用，就违背了历史事实。
从战国时的秦国、赵国、燕国开始到明朝末年修筑的长城，历来就是中原农耕
民族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手段。且不说长城沿线埋下了多少尸骨，耗费了多少财产，
就是以军事上的作用而言，长城又何尝达到了中原统治者当初的目的呢？实际上一
旦中原王朝失去军事实力，长城就形同虚设。秦始皇死后匈奴就越过长城占了河套
地区，明朝末年清兵出入长城如入无人之境，真正沿着长城作武力对峙的例子并不
多见。
长城固然多少遏制了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的入侵和破坏，但同时也限制了民族
间的交流和融合，固定了农牧业的界线。所以历史上修筑长城次数最多、工程量最
大、质量最高的明朝，正是对西北和北方最保守、最无作为的王朝。随着长城的最
终完成，明朝的势力再也没有越出嘉峪关一步。相反，能够把农业和牧业民族同时
统一起来的政权就不需要、也绝不会修筑长城。到了清朝，长城内外归于一统，残
留的长城开始还作为地区间的关卡，以后就被完全废弃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
要的一页。
秦朝人、汉朝人、明朝人的爱国主义自然只能以长城为界，因为长城外面就不
是全心全意的国了，而是另一个政权或民族的疆域了。但唐朝人、清朝人的爱国主
义就绝不会受到长城的限制，因为长城外边同样是他们的国。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的中国，在长城内外的各族人民早已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岂能再用历史
上部分中原王朝狭隘的民族立场来认识长城？岂能用它来象征中华民族？
究竟是筑起长城、守住长城对中国历史贡献大，还是将长城南北统一起来对中
国历史的贡献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从汉朝以来把长城作为“天之所以限胡汉”
（老天爷用来分隔胡人和汉人）的界线，把“天下”限于长城之内；流风余韵，是
否还存在于某些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深处？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炎黄子孙
据说炎帝和黄帝是我们共同的二位祖先，当然也是台湾、港澳以及世界上一切
华人的共同祖先。近年来，“炎黄子孙”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由
文人学者扩大到社会各界并进入了政府要人的谈话和官方文件，大有取代“中华民
族”或“中国人民”二词的势头。这不能不引起稍有历史常识的人的不安。
到目前为止，夏文化遗址虽然已见到发掘的报道，但还有待专家的鉴定和认可
。比夏代更早的黄帝炎帝时代更找不到任何物证。根据现有的历史知识分析，黄帝
、炎帝只是当时众多部落首领中的两位，尽管他们是最强大的首领之一，但活动范
围和影响力还是有限的。一般说来，不可能超过以后的夏和商。即使从文字记载看
，我们也只能把他们看作传说人物。司马迁写《史记》时已经无法找到可靠的史料
，只是采用了《春秋》、《国语》的成说。如果没有新的史料或物证发现，我们大
概不可能比司马迁更高明吧！
根据《史记》的记载，我们这两位老祖宗原来是一对冤家。炎帝本是天子，但
实力衰退，统治不了诸侯；而黄帝却文武并用，软硬兼施，争取到了诸侯的拥护。
于是黄帝集中兵力，并动用了豺狼虎豹，与炎帝打了三仗，将他击败。炎帝倒也很
识时务，甘拜下风，作了黄帝的属臣，两个部落也联合了。以黄帝为首的炎黄联合
部落统治了黄河流域，繁衍了无数炎黄子孙。
但是从《史记》的记载看，当时也还有众多的诸侯，他们显然只是黄帝和炎帝
的属臣，而不是家族。莫非这些诸侯都绝了后？或者他们都迁出了中国？否则中国
今天总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他们的后代，而不是出自炎黄一系。
退一步说，即使早期的华夏族的成员都是炎黄的后代，史书上也还记录了大量
非华夏部族。这些部族有的被华夏族打败了，被强制吸收了，但并没有被在肉体上
消灭，同样会生儿育女。考古发掘成果已经证明，全国数千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
址可以分成多种类型。近年来在长江流域、燕山山脉、东北地区、四川盆地的考古
发现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早期文化的多元性。直到春秋时期，中原还有不少非华夏的
部族，更不用说在中原以外地区。这些部族只有少数迁出了今天的中国，而大多数
都逐渐融合在华夏族之中了。可以说，到秦始皇统一时，华夏族已经是民族大融合
的产物了，其中纯粹的炎黄子孙恐怕已经是少数了。
华夏族及以后的汉族在同化其他民族的过程中虽然也少不了武力的强制，但却
有一种积极的传统，那就是并不过于重视血统关系。任何异族只要与汉族认同，接
受汉族文化，就可以成为汉族的一员，而并不考虑他们的血统及是否曾与汉族婚配，
对于异族的杰出人物，一旦能为汉族政权效劳，统治者同样会委以重任，与任用汉
族臣僚并无二致。所以虽然历史上汉族同其他民族的冲突和战争也相当频繁，但在
汉族内部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清查血统一类的运动。
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大多受到歧视和迫害，但来到中国的犹太人却长期过
着和平生活，得到汉人的平等对待，以至他们逐渐失去了保持本民族特征的心态，
终于在汉族中消失了。这就是个很有力的例证。
从秦汉以来，由北方进入黄河流域的非华夏民族至少有匈奴、诨浮⑾时啊羌、
氐、羯、突厥、高丽、回纥、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维吾尔、回、满等，其中
有的来自遥远的中亚和西亚。这些民族中，一部分又迁回了原地或迁到中国以外去
了，但相当大一部分加入了汉族，有的整个民族都已经消失在汉人之中了。在南方，
随着汉人的南迁，原来人数众多、种族繁杂的夷、蛮、越、巴、棘、僚、俚等等，
有的已经完全消失，有的后裔的居住区已大大缩小，原来他们的聚居区大多已成为
汉人聚居区。南方的汉人事实上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他们的子孙。所以，在今天的十
亿汉人中，地道的炎黄子孙反而是“少数民族”。即使是汉人，如果只认炎帝、黄
帝这两位老祖宗的话，也有点对不起自己的亲祖宗了。
何况今天的中国拥有五十六个民族，非汉族的五十五个民族中，像俄罗斯、塔
吉克、乌兹别克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同炎黄二帝拉上血统关系，难道他们也得称为
“炎黄子孙”吗？在台湾和东南一些海岛的先民中有马来人的成分，岂能滥用炎黄
子孙的概念？
世界上大概不存在绝对纯血统的民族；如果有，也必定会退化以至消亡。华夏
族由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并非只
是依靠了祖先的伟大或血统的优良，而是由于不断大量吸收了其他民族，凝聚了各
民族的精华。同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来自组成她的各个民族，来自各民族自身
的创造力和共同的凝聚力。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的刊物和独立各省一度使用黄帝纪年。这一方面是反对
帝制的表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狭隘的民族情绪。就像革命党人一度提过的“驱逐
鞑虏”、“种族革命”一类口号很快为“五族共和”的政纲所代替一样，黄产纪年
很快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几千年形成的民族心理的变化，却不像改变纪年那样容易。中华民族共同的
民族感情的形成和巩固也还需要时间。但如果我们从传统的天下观的束缚中解脱出
来，不把汉族的观念和情感当作中国各民族的共性，在观察历史时不囿于传统的中
原王朝的范围，那末对“炎黄子孙”一类说法就能有科学的理性的认识。
第二章分与合
引言：《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地写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然而仔细统计一下它们各自所
占的时间，其结果令人瞠目。
一历史上的中国
既然要说分与合，即统一和分裂，不得有一定的范围，要不就毫无意义。我们
既然要说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就先得讲清楚历史上的中国有多大的范围。但
这一点并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因为“中国”一词的含义从古至今已经有过很大的
变化，它所指的范围自然也完全不同。
国与“中国”
根据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
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１９６３年在陕西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为
古代的洒器，用青铜制成）上的铭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
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
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铭文的
前面还提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可见是周成王时的纪录。
在《尚书》的《梓材》一篇中，也记载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话：“皇天既会中
国民越厥疆于先王”。由于《尚书》中不少内容是出于后人的追记，又经过很多人
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被弄得真假参半。有了何尊铭文这件物证，《梓材》上的话
就完全得到了证实。可见在周武王和他的儿子周成王时的确已经使用“中国”一词
了。
关于周武王灭商的确切年代，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是在公元
前十一世纪。这样看来，“中国”一词有三千年的历史了。当然，可能在周武王之
前就已经有人用过，或者已经出现了，但即使有，也不会太久，因为在商人使用的
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过“国”或“或”（与国字相通）二字。
“中国”的本意是什么呢？这还得从“国”字说起。“国”与“或”字相通，
原意是指城、邑。当先民因农业的发展而定居下来以后，以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
心，逐渐形成了初期的居民点和城市，城里称为国，城外近处就叫做郊人。开始时，
国的差别并不大，但以后有的国发展较快，有的则已经扩展到原来几个国的范围。
于是大的单位就被称为“邦”，小的单位还称国。再行后，由于一位首领或一个宗
族已经拥有不止一个城、邑，即不止一个“国”，因而就将其主要的、或首领居住
的城邑称为“国”；这也就是以后将都城称为“国”的来历。
正因为一个“国”不过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的聚居地，所以一般范围很小，
大的也不过相当于今天一个小县城，小的大概只等于一个“三家村”。由于绝大部
分国人也得从事农耕，国中也包括大片农田，所以一个国的范围比单纯的居民点还
是要大些。可以想像，这样的国的数量必定很多。相传大禹召集各国在涂山（今地
说法不一，以在安蚌埠市西春幽岸一说较?）聚会，据说参加并表示接受大禹
领导的有“万国”之多。当然，“万”并不是实数，但数量一定也不少。到商朝第
一位君主汤的时代，已经减少到３０００多个。周武王出兵攻打商纣王，到达盟津
（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县西南黄河上）时，原来归属于商的国（史称诸侯，实际
是用了以后的名称）有八百个投向周王。到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诸侯，据说还有１
７７３个。
西周时，周王被称为天子，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认的国称为诸侯；但无论天子
还是诸侯，他们居住的城邑都是“国”。既然同时存在那么多的国，在名称上就渐
渐产生了区别。天子所住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地位，理所当然地被称
为“中国”。前面提到，周武王在灭商后，认为上天将“中国”交付给了他，就是
因为已经占有了商的京师。《诗经．大雅》中的《民劳》篇中“惠此中国，以绥四
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诗句，很清楚地说明，所谓“中国”就是指京师。
“中国”的扩大和变化
最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西）和镐（在
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丰镐村一带）及其周围地区。灭商以后，依据周人的习惯，将原
来商的京师（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黍“中国”。到周成王时，武王的弟弟周
公旦主持扩建了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将商的遗民迁
来集中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在今河南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迁来周人居
住，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
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这说明，“中国”的概念开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
扩大到了地理中心。
公元前７７１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关中西部戎人的一支）攻入镐京，
杀了周幽王。犬戎虽然暂时退出了镐京，但随时威胁着周人。第二年，幽王之子平
王适都洛邑。周人大多随平王东适，丰镐一带都给戎人占了，自然就丧失了“中国”
的地位，而洛邑及其周围地区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当时秦人的首领襄公曾
出兵救周，又护送平王东迁，被平王封为诸侯，平王还做了个现成的人情，将已被
戎人占领的岐（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以西的地方封给了秦襄公，让他们自己从戎人
手中夺取；还答应只要秦人能夺回丰、镐，也归秦国所有。以后秦国果然夺取了关
中，但却并没有随之成为“中国”。
东适以后的周天子已经丧失了往年的权威，政讼所及不出王畿的范围，不久就
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不得不依靠有实力的诸侯来扶持了。与此同时，几个周王
近支宗族的诸侯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诸侯国凭借有利条件迅速强大起来，它们吞
并了周围的小国，成为拥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如郑国，始封的国君是周
宣王的同父异母弟，当时只有一个郑邑（在今陕西华县）。三十多年后郑桓公东适
至今河南新郑、荥阳之间。三年后（周平王二年，前７６９年）灭了郐国（在今新
郑县西北），在新郑（今新郑县）建都。二年后，又灭了东虢（在今荥阳县东北）；
很快就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这些大诸侯国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周天子平起平
坐的地位，它们的国就也称“中国”了。在诸侯国的内部，国都就等于周天子的京
师，俨然就是国中的“中国”。就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已经扩大到周天子的
直属区和晋、郑、宋、鲁、卫等国，大致相当于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
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的范围不断扩大。如齐国虽是大国，地理位置却并
不在中心。齐桓公时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打出“尊攘夷”的旗号，多次出兵维护
周天子的利益和诸侯国间的秩序。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自然应该进入“中国”
的行列了。
春秋时的“中国”还具有民族意义。如秦国，不仅已经从戎人手中夺取了丰、
镐和周人的发祥地周原，而且向西征服了戎人各部，其势力已足以与晋、郑等国抗
衡。这样一个大国，又占有原来的“中国”，照理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中国”，但
由于秦人出于东夷，又长期处于戎狄之间，因此在春秋时代始终被“中国”的诸侯
看作“夷狄”，挤不进“中国”诸侯会盟的圈子。又如楚国，在西周初就被封在荆
蛮地区，与中原的交往不多，自己也以“蛮夷”自居。春秋时，楚国已非常强大，
攻灭了周围不少小国，还多次出兵中原，威胁郑、蔡等国。但楚国非但没有因为实
力强大而被承认为“中国”，还被认为与北方的狄一样危害“中国”的南夷，楚国
灭邓、谷，伐郑、蔡的行动被看成是与狄人灭邢、卫相呼应。对这样的形势，《春
秋公羊传》的作者惊呼：“ 牡乙藏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夷和狄严重地危害中国，北边的狄人与南边的夷人相呼应，中国的命运就像一根线
一样维持着。）齐桓公救助邢、卫、郑、蔡的行动被称为“救中国”的“王者之
师”，受到高度赞扬。孔子提到辅佐齐桓公的管仲时，也极口称颂他的“仁”，说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袒矣！”（要没有管仲，我就得披着头发，袒露左臂，作
夷狄的服饰了。）可见“中国”的标准有极强的民族界限。
在民族标准中，文化比血缘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如吴国的国君出于太（泰）伯，
而太伯是周武王的先人古公的长子，论血统是最高贵的。但太伯到了江南后“文身
断发”，完全服从当地荆蛮的习俗，当了荆蛮的首领。燕国的始
祖召公与周同属姬姓，在周成王时曾与周公享有同样地位，以陕（今河南陕县）为
界划分两人治理的范围。但燕国四周也是戎狄的天下，其臣民中可能也有不少戎狄
成分。所以在春秋时，吴国和燕国都被排除在“中国”之外。
到了战国，小国已被灭得差不多了。余下的七雄中，齐国本来就是“中国”；
韩、赵、魏是从晋国分出来的，自然继续为“中国”；秦、楚、燕三国也被承认为
“中国”了。随着这些诸侯国疆域的扩展，“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例如秦国
灭了巴、蜀，疆域向南扩大至四川盆地，秦国还向蜀地大量移民。巴蜀成了秦国的
一部分，又有来自秦国的移民居住，就取得了与秦国一样的“中国”地位。到战国
后期，“中国”的范围向南已到达长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阴山、燕山，西面延伸
到陇山、四川盆地的西缘。
秦汉时代，原来的诸侯国都已包括在统一国家的疆域之内，秦国的旧地不仅已
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是首都所在，更是“中国”中的“中国
”。而且从理论上说，秦汉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国”，显然，随着统一
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是在不断变化和扩大
的。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后，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
它所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夷、狄、蛮，就不是“中国”。
“中国”之争
正因为“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经络是模糊、不确切
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其中比较边远偏僻的地区看成为非“中国”
。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人们往往只是根据习惯，所以不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
就是在同一时代，说法也会不一样。有些地区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经济文化
有了一定的提高，自以为可以跻身“中国”了，可是在老牌的“中国”看来，它们
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以后它们被承认为“中国”了，又有相对落后的地区被
看作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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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国虽大  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  忘战必危

我是一只大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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