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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ugemouse (LION), 信区: Green
标  题: 统一与分裂（5）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9月28日13:20:00 星期五), 站内信件

汉唐典章与统一
统一的主要标准应该是政治上的服从和一致，而不能仅仅根据制度上的相似和
文化上的类同。由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经济和文化上的领先地位，所以占有中原地
区的政权一般都具有比较完善的制度和比较先进的文明，对周边的政权和民族会有
很大的吸引力。这些政权学习中原的文化、技艺，模仿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甚至
完全接受汉族文化，也是毫不奇怪的。但如果因此就认为这些政权就是中原王朝的
一部分，或者说这些国家就被中原王朝统一了，那就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日本、朝鲜、越南三国。
隋唐时代日本学习中国制度、文化的热情空前高涨。在隋朝３７年间，日本派
来五次隋唐使。在唐朝的贞观四年至大和八年（６３０－８３４年）这二百零四年
间，派来了１８次遣唐使，其中十六次到达中国。人数由初期的每次２５０人增加
到５００人左右（包括水手）。当时，日本几乎是“全盘唐化”，从均田制、租庸
调制、律令格式（包括内容与形式）等典章制度，到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和社会风
尚，无不向中国学习。奈良时代沿袭中国典章制度，实现了有名的大化革新。
日本用来表达本国语言的两套字母（假名），是分别由汉字的楷体偏旁和草体
全形构成的。镰仓时期（１１９２－－１３３３年）开始出现所谓“和汉混淆文”，
在日文中杂以大量汉文词汇，最后形成今天的日语。据统计，日本语汇中一半以上
来源于汉语。
朝鲜半岛上统一的新罗王朝（６６８－９３５年）和高丽王朝（９１８－１３
９２年），其典章制度基本也是仿效中国的。高丽王朝前期沿用唐朝的法律，后期
杂用元明律。李氏王朝（１３９２－１９１０年）则完全用明律。汉文长期作为正
式文字使用，历代最重要的史书，如《三国史记》、《高丽史》、《李朝实录》，
全部是用汉文写成的。最早表达朝鲜本国语言的“吏读”和创造于１５世纪中叶、
今天仍然使用的拼音文字“谚文”，也都是参考了中国文字声韵之学而制定的。至
今朝鲜的一级政区称为“道”，就是沿用唐朝的政区名称。
五代时越南独立以后，其典章制度也仿效中国。１４至１８世纪这五百年间沿
用唐律、明律，１９世纪以后又参用清律，并仿照清朝的政书《大清会典》而制定
了《大南会典》。为了表达本国语言，越南在１３、１４世纪之交创造了“字喃”，
仍沿用了汉文字的造字方式。在字喃出现后，越南的知识分子仍习惯用汉文写
诗作文，主要史书如《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实录》等都是用汉文写成的。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证明日本、５世纪后的朝鲜和１０世纪后的越南就不是独立
国家，而应该统一于中国了。
有人甚至以出土文物为证，说明某地当时的归属。例如，在新疆出土的汉文文
书、南方出土的中原器物，都曾经被作为这些地区已归入中原王朝版图的物证。其
实，这些发现如果用于说明文化传播、经济往来、交通运输、民族关系等自然是极
好的物证，但与国家的统一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又如有人提出早在多少年之前中国人就到了某地，这对于研究旅行史、抢险史、
航海史、文化史或者气象史、地理学史等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人到了不等于占
领，占领了土地也不等于就是这些母国的一部分。即使能够找到某国某地的人口主
要来自古代中国，也不等于找到了统一或归属的证据。大家都知道，欧洲的不少君
主曾经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甚至是同胞兄弟，有些国家的人民基本是同一民族；
但这些国家却从来没有被认为是统一的。
而且以此类推会得出十分危险的结论：墨西哥可以被当作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因为那发现的中国瓷器数量甚多；而西安也有属于古代波斯的可能，因为那里出土
了波斯银币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赫赫武功与统一
统一也不是兵威所及或短期的军事占领。在历史上无数次战争中，一个政权的
军队深入到对方领土是常有的事情，但只要没有实行有效的占领和统治，就不能认
为这些地区已经纳入了征服者的领土。中原王朝对边区用兵或远征外国时会远远地
越过自己的疆界，边疆政权特别是游牧民族也会深入中原王朝的内地，但仅有这些
短暂的军事行动，还不足改变政治地图。
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中，汉军曾挺进到漠北今“蒙古共和国”北部，匈奴的军队
也一度深入到今陕西省的中部。唐朝的军队到过黄河源头，而吐蕃的军队还占领过
唐朝的首都长安。但历史学家不会因此就认为西汉的疆域应该包括蒙古高原，匈奴
的领土可以南至陕西中部。同样我们也不能认为唐朝已经统一了黄河源头地区，或
长安应该入吐蕃的版图。
以前曾经有人将孙权和隋朝派军队到台湾去作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
证据，实际上是适得其反。因为在《三国志》的《吴主传》中讲得很明白，黄龙二
年（２３０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颤州．．．
（颤）洲所在极远痤不可至，但得夷州数千人还。”第二年，“卫温、诸葛直皆以
违诏无功，下狱诛。”孙权的目的只是为了掳掠人口，以增加自己的兵力，结果是
得不偿失，所以把带兵的将军也杀了。说卫温、诸葛直“无功”不假，要说他们“
违诏”可真是冤枉也！但不如此又怎么挽回孙权的面子？《隋书．炀帝纪》记载了
大业六年（６１０年）击流求（台湾）的具体成果是“献俘七千余口”；而同书的
《东夷传》所说仅“掳其男子数千人”。这些史料只能证明当时的大陆政权还没有
统治到台湾，而且对台湾的情况也了解甚少，所以才会贸然出兵，去干那种掳掠人
口的蠢事。
如果把上面这几种情况加以分析，确定它们的实质，那末传统说法中的统一就
会失去很多水份，在时间和空间上就会缩小不少，也就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了。这样，
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就有了比较一致的标准。
二 何为分裂
所谓“分裂”，也有加以区别的必要。
分裂是对统一而言的，如果没有统一，也就谈不上分裂。已经统一了的政权
变成几个，或原来属于该政权的一部分脱离了，独立了，可以称为分裂。但从来就
存在的、不属于该政权的地区或政权就谈不上是什么分裂。
从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的地域概念，还是中原王朝的疆域，
总的趋势是逐渐扩大的，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就不是用统一和分裂
这样简单而绝对的划分所能归纳的。
合中之分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存在一个基本统一的政权，也并不存在一个主
要的、足以影响其他地区的政权。夏、商、周的统一无论从地域范围来说，还是从
统一的程度来说都是很有限的，并不像儒家经典中所描述的那样完美。西周的分封
就是这种实际上并不统一的局面的反映。因为在事实上，只有承认各诸侯国实际上
的独立，才能维持周天子名义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春秋战国诸侯的纷争，固然有
周天子权力式微的因素，但主要却是这种实际上已经存在的独立性的表面化。
下因为如此，春秋战国并不是一个分裂的过程，相反，是一个由高度分裂发展
到高度统一的过程。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明：
第一，数以千百计的诸侯国逐渐减少，最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人们往往只
承认秦灭六国是统一战争，却看不到春秋时消灭了那么多的国，战国消灭了那么多
的国也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有时表面上看来是国家增多了，如一家分晋，一个晋国
变成了韩、赵、魏三国。但三国的分裂只是晋 国内部业已存在的分崩离析的表面
化，而且三国发展的结果也大大超过了晋国原来的范围，对以后的统一同样起了扩
大基础的作用。
第二，统一从形式变成了实际。秦始皇的权力同那怕是最有权威的周天子相比
都已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春秋战国期间各诸侯国的发展是
这一变化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秦朝作为一个统一国家所实行的基本制度，如赋税、
户籍、郡县等等，在战国时已在不少国家形成并会诸实施，有的在春秋时已具雏形。
第三，实际上的统一范围大大超过了以往名义上的统一范围。拿秦朝的疆域和
西周的极盛疆域相比，可以发现很多地方即使在理论上也从未属于周朝的范围。其
中一部分自然是秦始皇开疆拓土的赫赫武功所致，如岭南和西南地区；但也有相当
一部分是战国甚或更早的春秋时各诸侯国不断经营的成果。如赵武灵王将疆土扩展
到河套和阴山，燕国辟地至辽西、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都为秦朝的北界奠定了基
础。楚国在南方的发展也为秦朝进军岭南准备了条件。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公元前３世纪晚期以前，就总体而言，中国的中原地区
经历了个无数小国逐步合并，最终统一于一个国家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分裂的过程。
分中之合
每一个政权有它自身存在的条件，有自己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当它还没有可能
与其他地区、其他政权结合或被消灭之前，它的存在和发展无疑是合理的。它本来
就没有从属于某一政权，当然也就无分裂可言。
秦朝的疆域约相当于今天中国面积的三分之一弱，在历史中国的范围内所占
的比例更低，其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或者属于其他政权，或者还是部落社会，或者
还无人居住。直到清朝最终完成统一中国之前，有的地方存在于中原王朝之外，始
终没有成为任何其他政权的辖境。这样的地区对它们自己而言是独立发展的过程，
对中国而言是一种自治或分治。
例如，青藏高原是吐蕃和他们的先民开发和发展起来的，曾经出现过不少政权，
以后逐步统一为吐蕃国。到唐代，叶蕃和中原的交流和联系已经相当密切。但不管
是和亲或是战争，吐蕃和唐朝的关系都是两个独立政权之间的关系。用今天的观点
来看，它们都是中国内部的政权，地位是平等的。那种认为吐蕃与唐朝存在主从关
系，或认为吐蕃是唐朝属国的看法，完全站不住脚。所以吐蕃与唐朝的友好是两个
政权间的结盟，吐蕃与唐朝兵戎相见也是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无所谓统一或分裂。
到了元朝，原吐蕃成了元帝国的一部分，从此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就发生了质的变
化，在这以后发生的吐蕃（西藏）任何企图脱离中央政权的行动当然就是分裂。但
是不能因为吐蕃（西藏）地区最终成了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就否认它以前与中原王朝
的对等关系，否定它长期存在的合理性，而应该承认这是中国内部的自治或分治。
又如台湾，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与大陆之间就有了交往，所以
与东南沿海地区的早期文化有不少相同的特征。三国时孙权派军队去台湾的事件，
说明当时关于台湾的传闻，至少是那里的人口数量，已经引起了大陆统治者的注意。
《隋书．东夷传》称之为“流求国”，是这样记载的：
其王姓欢斯氏，名 剌兜，不知其由来、有国数代也。．．．所居曰波罗檀洞，
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间，雕刻禽兽。．．．国
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
立，理一村之事。．．．无赋敛，有事则均税。用弄亦无常准，皆临事科决。犯罪
皆断于鸟了帅；不伏，则上请于王，王令臣下共议定之。
这说明当时台湾的土著异议民族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有了初期的国家形式。
只是由于以后的有关记载过于简略，当地民族又没有留下文字记录，我们对岛上地
方政权的发展过程还无法了解。
明朝时曾在福建同安县设立澎湖巡检司，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大陆政权管辖台湾
的开始。但这显然是出于单纯的推理，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
证明这个机构的管辖范围是包括台湾岛在内的。明代后期的海盗颜思齐、郑芝龙（
郑成功之父）曾经以台湾为活动的基地，建立过有政权性质的组织。尽管郑芝龙一
度投降明朝，却没有把他在台湾北港基地交给明朝。在郑芝龙转移到大陆活动后，
北港被荷兰人占据。１６６１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建立了地方政
权，奉明朝永历年号。但那时大陆上已是清朝统治，南明永历政权已经灭亡了，所
以郑氏实际上是一个独立政权，与大陆上也没有主从关系。直到康熙二十二年（１
６８３年）郑成功之孙郑克爽投降，台湾才成为清朝的一个府，从此与大陆政权确
立了归属关系。毫无疑问，在１６８３年以前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它主要是
由当地民族自治的，是作为中国内部的一个（有时可能有几个）自治或自立的政权
而存在的。
分中之分
一个政权的一部分脱离了它的统治，成为一独立政权；或者一个政权解体了，
分成若干个互不统属的政权，不管它们的历史意义如何，也不管它们的最终结果如
何，这就是分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秦朝以后的改朝换代，往往伴随着若干年全面的或局部的分裂，如秦汉之际出
现了大小十几个政权，两汉之际既有农民战争，也有地方势力的割据。隋唐之际、
元明之际和明清之际都有类似情况。这种分裂有时发展为长期状态，东汉末的割据
演化成三国鼎立；西晋末的混战发展为持续近３００年的十六国和南北朝；唐中期
的动乱继之以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辽宋的对峙代之以宋金并存，前后更有五百年
之久。
但即使在这些分裂时期，也并不是所有的地区和政权都是同一性质的，其中的
一部分还是属于自治或分治的。例如秦汉之际，楚、汉是分裂，匈奴却是本来
就存在的独立政权，是自治。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和随后的五代十国是分裂，吐蕃却
是本来就存在的独立政权，尽管它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但它对中原的各个政权而言
就无所谓分裂了，也是自治。另一方面，有些政权开始时是以分裂形式出现的，但
以后却发展成为一种分治，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如果诸位同意这样的分合标准，那么我们就可以取得这样的共识：
公元前２２１年以前，中国处于分治状态，经过了一二千年的发展，到秦时建
立了以中原为中心、华夏为主干的集权政权，但同时还存在着其他自治政权。
此后有九百多年的时间，存在着一个以秦朝的疆域为基础的中原政权，其版图
时有盈缩；其余时间则分裂为若干个政权；但自治政权始终存在。
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１７５９年实现的，持续了８１年。
对中国而言，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对中原
王朝而言，统一的时间略少于分裂时间。但在元朝之前分裂时间多于统一时间，元
朝以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
第四章 天命与人事
引言： 从秦始竽开始使用的“传国玺”刻着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天命”究竟为何物？真正主宰着天下分合的又是什么？
如果我们看看彩色的中国历史地图，在前面历朝历代的总图中所看到的都是不
止一种颜色，要到清朝时，才能找到那一种颜色的秋海棠叶形状。千百年来，各王
朝疆域时有变化，至此中国辽阔的疆域基本形成了。
但如果我们联系历史事实来看这套地图的话，那就绝不会只看到简单的色块和
杂乱无章的变化，而是兴旺与衰落的交替，建设与毁灭的变换，文明与野蛮的较量
，梦想与现实的汇合；数千年的干戈与玉帛，数十对仇敌与兄弟，无数次失败与胜
利；多少回扩张和收缩，多少次联合和决裂；终于铸成了这同一颜色的神圣图形。
赞扬开疆拓土的圣君贤臣、良将勇士，斥责丧地辱国的昏君奸臣、懦夫佞人，
讴歌统一，颂扬爱国，应该是人之常情，也是我们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态度。但复
杂的历史却不仅是好人与坏人、是与非的简单组合，也不仅仅是“虽然．．．但是
．．．”的机械模式所能评价。
人们往往喜欢对历史的进程回过头来作种种假设：要是唐朝的疆域保持到今天
，要是明朝政府没有放弃越南，要是乾隆接受了中亚各国归入版图的要求，要是鸦
片战争以后中国没有丧失那么多的领土，．．．但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虽然其
中不乏偶然的因素，但基本上还是客观条件的必然结果。
第一节 受命于“天”
今天的大型喷气式客机已经可以不着陆地飞至地球上任何地方，万吨巨轮也可
以不靠岸地驶向地球上任何一个港口，所以浩瀚无垠的沙漠、高耸入云的山峰、波
涛汹涌的河流、不见天日的丛林早已无法阻止人们的来往了。但是在以往，这些都
是先民难以逾越的障碍。
中国古代的君主都自称他们是“受命于天”，这当然是自欺欺人的鬼话。但要
说早期人类发展的基础以至君王们建国安邦的条件得之于“天”－－地理环境，却
不无道理。
探索中国统一和分裂的基础，尤其是在中国文明的初期，地理条件是相当重要
的因素。
得天独厚
竺可桢等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证明，三四千年前中国的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
秦汉时期的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一、二摄氏度，所以气候温和，降水
充沛。而长江流域还过于湿热，雨水过多，加上地势低下，茂密的原始植被未曾清
除，疾疫流行，所以在《史记．食货列传》中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说法，
使中原人望而生畏。这里的“江南”虽然主要是指今江西、湖南和湖北的江南部分
，但认为长江下游“卑下”、“下湿”的例子同样不少，情况大致相同。西汉初的
贾谊被任命为长沙王太傅，要到长沙国都临汀（今湖南长沙）上任，他听说“长沙
卑湿”，竟认为自己“寿不得长”了。还有的王侯宁可拿在今湖南南部的封邑换在
河南南阳盆地较小的封邑，以便回到中原地区去。直到东汉时，分封在今皖南芜湖
的侯国还要设法往北方换。
黄河中下游是黄土高原冲积平原，结构疏松，在生产工具简单、铁器还未广泛
运用的情况下，易于清除植被和开垦耕种。黄土冲积平原的肥力虽不如其他冲积平
原，但在黄土高原的原始植被还保存较好的条件下，冲积土中的养分还是比较充分
的。黄河中游和黄土高原地区虽然不像南方那样有整片的原始森林，但小片森林还
不在少数，基本由稀树和草原覆盖，水土流失相对说来并不严重。黄河下游平原由
于黄河及其他河流还没有人工堤防的约束，免不了要常常泛滥改道。当时海河水系
还没有形成，华北平原北部的河流都是单独入海的，所以受到这种泛滥改道影响的
地区颇广。近海地带由于水位较高、海水倒灌和宣泄不畅等原因，土地盐碱化程度
比较严重。所以黄河中下游相交一带便成为先民生存和繁衍的最佳选择。根据考古
发掘的结果和文献记载，夏、商、周的中心地区是今天河南省的中部和北部、山西
省的南部、陕西省的关中盆地、河北省的西南部和山东省的西部，正是当时自然环
境中条件最优越的地区。
近年来，随着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考古发掘的进展，人们对黄河
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的说法提出了怀疑。但从地理环境总体评价的角度，我
们可以断言：尽管黄河流域不是中国唯一的文化摇篮，尽管在其他地区同样存在着
历史悠久的发达文明，但总的说来，黄河流域还是中国最古老、最集中、最发达的
文化摇篮。统一从黄河流域开始并不是偶然的。
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了解，部族或国家之间的交往是统一的前提。因为只有交往
和了解才会产生合并（无论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的愿望，才能判断实现这种愿望
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以统一往往是在没有地理障碍，或者在各地理障碍比较容易
克服的地理区域中首先实现的，例如同一块平原，同一片草原，同一个盆地，同一
条河谷。随着生产水平的发展、交通工具的进步和人力资源的增加，地理障碍的影
响逐渐减弱，人们翻越山岭、渡过江河、通过丛林、穿越沙漠的能力加强了，活动
和了解的范围扩大了，随之而来的是扩张的愿望的增强，统一范围的扩大。
到了战国时，人们的地理知识已经相当丰富，对中国东部、中部的大多数地区
已经非常熟悉，在这一范围内人们的交往已相当频繁。这些知识和实际状况为政治
家提供了统一的蓝图，《禹贡》中九州的设想就是其中之一。后人对《禹贡》九州
的范围有不尽相同的解释，同时存在的类似设想也不止《禹贡》一种，但它们所包
括的范围大致都是指阴山山脉以南和辽河中游西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的中
国大陆。这一范围基本上就是秦朝和西汉前期的疆域。在这以后，尽管局部有所扩
展，如汉武帝开拓了河西走廊，隋朝在新疆东部设置了郡县，但中原王朝的基本疆
域，即设置郡县或府州县等正式行政区域进行直接统治的地区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元朝曾改变过这种格局，但明朝又退回到原来的范围之内，直到清朝才最终突破这
一界限。
这并不是说，这一范围周围的地理障碍是不可逾越的。事实上， 汉朝的军队
曾多次北进至今阿尔泰山脉和杭爱山脉，唐朝的军队曾翻越葱岭，郑和的船队曾进
入印度洋，但军事远征和抢险是一回事，建立政权实行稳定的统治又是一回事。前
者可以不惜人力物力的代价做短期或一次性的拚搏，后者却必须有维持长期存在的
军事实力和物质条件，还必须使中原统治者感到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前者可以花
较长的时间加以积累，后者则必须考虑有经常性的稳定来源。
以农立国
一定的生产方式需要一定的地理条件。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在
中原地区很早就成了几乎是唯一的、排他性的产业。春秋战国时黄河流域有不少
残余的牧业民族或半农半牧的民族，但到秦汉以后，除了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或战
争动乱时期以外，牧业在中原王朝的经济中已经毫无地位。农业是中原王朝赖以生
存的基础，以农立国是王朝的基本国策，由此产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手工业
、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的政策更使大多数人民成为土地的依赖者和农业的崇拜者。
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强调自给自足，家庭、宗族、每个基本政
区以至整个国家无不如此。因此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
耕，是否能养活当地的居民为标准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
而对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称之为 牡衣 荒之地，非华夏声教所及，本不在
九州范围之内。如果硬要去占领，必然会被正统的政治家和学者指斥为穷兵黩武。
除去儒家理论的仁义和夷夏之辨的外衣，实质问题还是对农业的依赖。
在以往的物质条件下，前面曾经提及的那个范围无疑是适宜的基本地区，在此
范围之外虽然并非都是不毛之地，但或者面积太小，不能养活大量人口，或者条件
太差，生产的成本太高，或者在当时条件下还没有开垦的能力。例如在西域并没
有什么明显的地理障碍，但寒冷和干旱的气候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在北方
游牧民族退却的时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一般也不会超过这一界限。又如在西南
地区，早在秦朝就已经设置了郡县，但当地的训族政权与王朝的政区长期并存，土
司州县一直维持到清朝，除了民族因素之外，山区不适宜农业生产是统治者不急于
将这些地区归入正式版图的重要原因。
正因如此，中原王朝在此范围以外的开拓往往是军事性质的，是在对游牧民族
反击胜利后的延续行动，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如汉武帝击败匈奴后汉朝的西域
的经营，唐朝打退突厥的进犯后设置的几个都护府，都是这一类型。在这些地区，
中原王朝一般不设置正式政区，而是建立军政合一的监护性质的机构，其主要使
命是保证当地原有的部族或政权对中央王朝的忠诚，而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这
并非出于中央统治者的仁慈和明智，而是别无选择。因为当地缺乏在规模开垦的基
本条件，不可能就地解决粮食供应，而如果取之于内地，如此漫长的补给线决不可
能长期维持，所以只能派驻少量的军队，集中在有限的据点中。
运粮之难
生活在现代交通运输条件下的人们也许无法理解远距离粮食运输的困难，北宋
科学家沈括的计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梦溪笔谈》卷十一中有如下的设计（今
译）：
每个民夫可以背六斗米，士兵自己可以带五天的干 粮，一个民夫供应一个士
兵，一次可以维持十八天。（六斗米，每人每天吃二升，二人吃十八天。）如果要
计回程的话，只能前进九天的路程。两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的话，一次可以维持十
十六天。（一石二斗米，三个人每天要吃六升。八天以后，其中一个民夫背的米已
经吃光，给他六天的口粮让他先返回。以后的十八天，二人第天吃四升米。）如果
要计回程的话，只能前进十三天的路程。（前八天每天吃六升，后五天及回程每天
吃四升米。）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一次可以维持三十一天。（三人背米一石八
斗，前六天半有四个人，每天吃八升米。减去一个民夫，给他四天口粮。以后的十
七天三个人，每天吃六升。再减去一个民夫，给他九天口粮。最后的十八天两个人
吃，每天四升。）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可以前进十六天的路程。（开始六天半每
天吃八升，蹭中间七天每天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回程每天吃八升，中间七天每天
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回程每天吃四升。）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已经到了极限
了。如果要出动十万军队，辎重占去三分之一，能够上阵打仗的士兵只有七万人，
就要用三十万民夫运粮。再要扩大规模就很困难了。（遣送运粮民夫返回要派士兵
护送，因为运输途中还会有死亡及患病的，而且要利用这些减员的粮食供应护送士
兵。）
每人背六斗米的数量也是根据民夫的总数推算出来 的，因为其中的队长自己
不能背，负责打水、砍柴的人只能背一半，他们所减少的要摊在众人头上。另外还
会有死亡和患病的人，他们所背的也要由众人分担，实际上每人背的还不止六斗。
所以军队不容许有吃闲饭的，一个吃闲饭的人二三个人供应他还不够。
如果用牲畜运，骆驼可以三石，马或骡可以驮一石五斗，驴子可以驮一石。与
人工相比，虽然能驮得多，花费也少，但如果不能及时放牧或喂食，牲口就会瘦弱
而死。一头牲口死了，只能连它驮的粮食也一同抛弃。所以与人工相比，各有得失
。
应该承认，沈括的设计是以周密的安排、合理的调度而且不发生意外为条件的
，在一般情况下很难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假定一支军队能以平均每天４０公里的速
度进退，在３０万民夫的供应下，７万作战士兵（另三万负责辎重）的活动半径只
有６４０公里。汉、唐的军队以长安为起点，还到不了今天的兰州（公路距西安７
１２公里）；如果要到达今乌鲁木齐，至少要６７天半的时间（２６９９公里）。
即使不考虑粮食的产地，而以汉唐的玉门关或阳关（今甘肃敦煌市西）为起点的话
，往返于今新疆西部或北部的行程也不止１６天；要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的
行程就更难想像了。
盐铁会议上的难题
汉唐极盛时的势力都远达中亚，但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有时只短短的几年，粮
食供应的困难限制了派遣军队的数量和次数是一项重要原因。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
理解，为什么被后人大加赞扬的开疆拓土的壮举，在当时却往往遭到激烈的反对。
翻开一本《盐铁论》，当时的“文学”、“贤良”（各地推荐到朝廷的有学问、品
行高尚的人）对汉武帝用兵匈奴和西域、在边疆设置新的郡县等政策的猛烈攻击比
比皆是（今译）：
边疆的郡不是设在山上，就是处于谷中，气候不正常，天冷行土地都会冻裂，
大风吹得飞沙走石，这样的地势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现在离开中原去开
拓边疆，扩大的都是寒冷的不毛之地，这等于是放着江河边上的好田不耕，却跑到
山上或沼泽地去开垦。用粮仓中的储备和国库中的钱财供应边民，中原人加重了劳
役。边了苦于守卫。辛勤耕种却收不到什么粮食，又不能种桑麻，连穿衣都得靠内
地的丝和絮棉。
秦朝用兵够多了，蒙恬扩大领土够远了，而现在已经超过了蒙恬的边塞，把郡
县建到了异族那时去了。路途越来越远，百姓越来越辛苦。在朔方以西、长安以北
设置新郡和修筑长城的耗费已经不计其数；但不远远不止这些：司马相如和唐蒙开
通向西南的道路，巴、蜀的百姓不胜重负。横海将军征伐南越，楼船将军出兵东
越，荆楚一带为征服瓯、骆而被于奔命。左将进攻朝鲜、设临屯郡，燕、齐带都要
承担对秽、貉战争的沉重负担。张骞开通了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都是没有什么用
的东西，倒把国库里的钱都流到外国去了。
现在关东服役的士兵要驻守在遥远的边郡，人在匈奴、越人的地方，心里想着
家乡的老母。老母和妻子也在家乡想念他们，想到他们挨饿受冻。
张骞说大宛有汗血天马，安息有真玉的大鸟，皇帝听了他的话就出动大军攻伐
大宛，经过很多年才打下来。行程万里去攻人家的国家，还没有打仗人就死了一半
，虽然征服大宛得到了宝马，也不是什么好办法。
这些言论自然也不无夸大，但基本还是事实。矛盾最尖锐地集中在这些军事行
动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新增加的领土根本不能进行农业生产，是朝廷和
内地百姓的沉重负担。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花费很大代价才获得的疆土，
统治者有时不得不主动撤退；为什么直到１９世纪后期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后，还
会有人反对建省而主张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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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国虽大  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  忘战必危

我是一只大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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