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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ugemouse (LION), 信区: Green
标  题: 统一与分裂（6）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9月28日13:20:57 星期五), 站内信件

胡骑南下
中国历史上农业民族的政权，其稳定的疆域一般不超过当时的农牧业分界线。
它们占领过牧业区，但大多不能巩固；它们也接纳过游牧民族，但最后将它们改造
成了农业民族。从这点上说，农业民族不具有统一中国的条件；相反，牧业民族却
能做到这一点。
牧业民族的生存条件比农业民族低，因而农业民族无法适应牧区的生活，牧业
民族却完全可以生活在农区，尤其是黄河流域的农区。牧区大多无法辟为农区，而农
区却一般都能变为牧区。所以农牧界线往往随着游牧民族的南迁而南移，却不能随
着农业民族 的北上而向北推进。从东汉后期直到唐朝初年，黄河中游黄土高
原不少地区都由内迁的游牧民族居住着，这些地区大多变为牧地或半农半牧区，而
除了辽、金等北方政权时期外，农业区的北界一般都没有越过阴山。
牧业民族对农业民族有一定的依赖性，而农业民族对牧业民族却很少或没有依赖
性，所以牧业民族对农业民族大多采取攻势，而农业民族一般采取筑长城、闭关、
断互市 、禁出入这样的守势。随着生产的民展和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绝对的牧
业民族几乎已不再存在了。如西汉时的匈奴已有了一定规模的农业，对农产品、纺
织品和手工业品也有了一定的需求。唐以后的牧业民族对茶叶、纺织品、铁器的需
要量很大。中原王朝往往以禁止这些物品的输出作为向牧业民族施加压力的手段，
却不考虑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获得这些必需品又成为牧业民族武力掠夺或入侵的
出发点。
农业民族的文化程度一般比牧业民族高，农业区的生活水平一般比牧业区高。
牧业民族在占据农业区后，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农业民族的文化，逐渐改变它们
的生活习惯和政治制度。如 匕舷时霸 建立北魏政权并进入黄河流域以后，已经在
多方面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到孝文帝在位期间（４７１－４９９年）更采取了
一系列非常彻底的“汉化”措施，他不顾群臣的反对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都
洛阳，规定南迁 南时 人不许返回平城，一律在洛阳入籍，死了也必须葬在洛阳，
甚至将皇族的姓拓跋也改为元。除非受到致命的打击或强大的军事压力，这些政权
的统治中心总是要逐渐南移，越来越深入农业区，而不会留在牧区，更不会向北迁
移。如拓跋鲜卑开始建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以后迁至平城，最后迁到
洛阳。又如辽朝（契丹）起初建都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后期迁
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明城）。金朝开始的都城在上京会宁府（今黑
龙江阿城县南白城），以后迁都燕洋（今北京市）。蒙古在窝阔台汗时建都和林（
喀拉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忽必烈时建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
；以后建都大都，在今北京市。
中国农业区的统一是由汉族完成的，但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统一都是
由牧业民族完成的，牧业民族的三次南下为中国的统一作出了更大的贡献。第一次
南下可以追溯到东汉后期，魏、晋时都未停止，以 匕舷时暗哪 下建立北魏为高潮
，在统一北方的基础上上隋朝完成了消灭南朝的使命。唐的统一实际上也是以此为
基础的。第二次南下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唐朝后期的一些藩镇就是南下的少数民族
的首领，五代中的三代都是由沙陀人建立的，以后从契丹（辽）、女真（金）一直
到蒙古（元）灭南宋，建立元帝国。第三次则是满族南下建立清朝，最终完成了统
一中国的伟业。
农区的盈缩
当然，适宜农业的区域和农牧业界线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变化取决于三个因
素：第一，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如气候，水文、地貌等条
件以及水土流失、河流改道等变化。这些变化总的说来是缓慢的，变动的幅度也不
大。但在某些具体时期或局部地区，变化的幅度较大，甚至相当剧烈，这就给农业
区的布局带来很大影响。第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例如改革农作制度，改良家具
，兴修水利，引进新品种，采用良种等。其中引进新的作物品种对扩大农业萄的作
用尤其明显，如明清时引进了甘薯、玉米、花生、马铃薯等美洲粮食作物，使原来
不能种植稻麦的干旱地、坡地、山地都能得到利用，引起汉族农民大批涌向长江中
游和南方的山区。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缩小、改土归流的实行和王朝正式政区的
扩大显然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第三，人口增长的需要。人类在有可能的情况下，
总是要选择最理想的生活和生产环境的，所以优先得到开发和利用的总是条件最理
想的土地。而当这些土地已经不足以养活现有人口时，只能相应降低条件，以便开
垦更多的土地。反之，在人过少的情况下，即使其他条件都已具备，农业区也不可
能扩大。至于人口与统一的直接关系，这将在以后专门讨论。
还必须指出，在中国这片基本农业区内也存在着一些相当大的地理障碍，将全
区分割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区域，如秦岭、南岭、太行山、黄河、长江、淮河等，这
些也为农业区内的分裂和分治提供了地理方面的条件。
周边与中原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除了以中国东部大陆为主的主要农业区以外，还存在
着其他几个地区，它们与农业区的关系因生产条件的不同而变化。
青藏高原 这一世界屋脊雄踞在中国的西部，不仅海拔高、地形复杂，气候恶
劣，而且与其他地区的交流非常困难，很容易造成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尽管环境
如此艰险，吐蕃及其先民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史籍记载和
至今还存在的大量遗物和实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在阿里地区的考古，发现
了强大的古格五国的遗迹。当然，在与外界的交往和对外扩张方面，吐蕃的选择余
地就比较小了。
青藏高原与外界最短的交通线无疑是在南方，只要翻越喜马拉雅山口，很快就
可以到达平原地区，进入恒河流域。但这些山口一般都在六千米上下，喜马拉雅山
的南坡远比北坡高峻，高差很大，从高寒的高原至湿热的河谷和平原地带缺少过渡
地区。这样急剧的变化，多数人在生理上不易适应，生产方式更难作如此重大的调
整。另外，在南方的印度半岛上，一直没有出现强大的统一国家，缺乏政治吸引力
。因此，虽然向南的交通线提供了文化、经济交流的捷径，南方却不是吐蕃的发展
方向。事实上，吐蕃的极盛时期的疆域也只是今尼泊尔和不丹的喜马拉雅山区为止
。
吐蕃向东进入四川盆地的道路也非常艰巨，但是从高原至平原的过渡地带相当
广阔，中间还有很多地理条件相似的地区，而且总的说来地势有利于吐蕃的东下，
而不利于中原的西上。所以吐蕃极盛时的疆域可能达到四川盆地的西缘，而对成都
平原的入侵仅限于短暂的掳掠。反之，中原政权即使在全盛时期，其正式行政区也
只能到达川西高原的东部，直到清朝才有所改变。在四川盆地人口压力增大或发生
动乱时，移民也没有西迁的迹象。这与其说是吐蕃或藏族的强大，还不如说是地理
条件的限制。
对比之下，向北、向西是吐蕃最合理的扩张方向。青藏高原的北部比较平缓，
高度、坡度的变化不大，存在着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自然条件差异不大。在吐蕃
与唐朝的较量中，吐蕃凭借着有利的地形地势条件，很容易占据河西走廊，切断中
原与西域的联系；占领陇东高原后就可以直接威胁唐朝的政治中心。这些条件，再
加上中原王朝的经济、文化对它的吸引力，吐蕃以北方为主要目标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这一扩张还是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尽管吐蕃占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很容易进
入关中平原，但基本是以陇山为界的，并没有在平原久呆。除了军事、政治方面的
原因外，吐蕃人不习惯于低海拔地区生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阿里高原循印度河谷进入喀会米尔以及穿越昆仑山口进入今天的新疆西部
，也没有什么大的障碍，只要不遇到敌对势力。吐蕃很容易扩展到天山南北。
作为一个高原民族，吐蕃是以青藏高原及其周围的过渡韧带为活动范围的。８
世纪后期至９世纪初，由于唐朝的衰落，哇蕃取得了它的最大疆域，即南至喜马拉
雅山南麓，北至天山山脉，西至帕米尔高原，东至陇山和四川盆地的西缘。但这也
是 蕃势力的极限了。在当时条件下，要维持从?些城（今拉萨市）到各地的交通
并非易事，部队的调动更加困难。吐蕃的资源有限，在边缘地区如今新疆、河西
走廊、陇东、川西、主要靠当地被统治的人民的供养，一旦受到当地人民的反抗就
难于维持。当唐朝联合回鹘、南诏打击吐蕃时，吐蕃就疲于奔命，穷于应付，鞭长
莫及的弱点暴露无遗。随着吐蕃的衰落和内部的分裂，它失去了这些过渡地带，但
青藏高原特殊的封闭性地形，使它保持着这一基础。
由于北方和中原对青藏高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到１３世纪时终于成了元
朝总制院（后改宣政院）的辖境。当然宗教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交通的困难一
直是中央政府对西藏施行主权的严重障碍，也大大影响了内地与西藏间的经济和文化
交流。
河西走廊 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走廊，在联系新疆和内地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
。如果不经过河西走廊，新疆和内地的联系就只能穿越青藏高原、戈壁沙漠或
高原，不仅路程增加，而且条件艰难，危险很大。河西走廊祁连山冰雪的补充
，有一定的水量可供生活和生产之用，既能发展农业，又可经营牧业，因而既能成
为农业区的延伸，又可作为游牧民族挺进的前沿。但河西走廊东西长达一千公里，
实际上又可分为若干不相连属的绿洲，所以极易被拦腰切断。尤其是在受到来自北
方沙漠的军事威胁，中原王朝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就很难维持走廊的畅通。
西汉以前，月氏（支）、乌孙、匈奴曾先后是河西走廊的主人。汉武帝击败匈
奴以后，夺取了河西走廊，设置了四个郡，其居民几乎全部是中原移民，使这一带
成为粮食自给的农业区，为汉朝抗击匈奴和开拓西域提供了一条真正的走廊。以后
随着四面几个政权势力的消长，河西走廊或属于中原王朝，或属于地方割据政权
，或属于吐蕃、西夏。明朝由于国力有限，中期后仅占有大半条走廊，以嘉峪关（
今甘肃嘉峪关市）为终点，凭借长城，屯兵据守。至清朝统一漠北，平定了天山南
北路，走廊最终成为一条国内的交通要道。
归属的多次变化，正显示了河西走廊作为过渡地带的特点。但由于该地区具有
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又以关东移民为基本居民，因此尽管多次为游牧民族所有，
但还保持了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在黄河方兴未艾及关中平原遭受战乱时，河西走
廊成为流民的避难所，往往建成游离于对抗双方之外的独立政权，如东汉初窦融据
有河西，西晋末张轨以地方官建前凉政权，十六国中的后凉、南凉、西凉也都是如
此。一旦对抗结束，大多重新归入中原政权。走廊的主要依托还是在东方。
西域 读过《汉书．西域传》的人对２０００年前的西域（《西域传》所指的
范围约相当于今我国新疆以及巴尔喀湖、帕米尔高原以东地。广义的西域范围更大
）的国家之多，无不有深刻的印象。西域号称３６国，实际超过５０。除了西部的
乌孙、大宛等国面积较大、人口较多以外，其余各国大多只有数千人或几百人。
如果你有机会在新疆旅行，或许就能找到答案。当飞机飞越新疆上空时，俯视
大地，就像是一只硕大无朋的沙盘，在一道道赭红色的山岭之间是土黄色的荒漠，
中间地规则地镶嵌着一块块大小不等的绿色。当汽车在近乎直线的公路上驰骋时，
一望无际的戈壁可以持续几个小时，蓦然，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片绿色，于是迎来了
清泉、树木、田园和村庄；离开了最后一排树木，就又是黄色的戈壁，连一点过渡
的中间色彩也没有。这片片绿色就是绿洲－－当年西域大多数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
。
主宰这些国家的与其说是它们的国王，不如说是自然界的另一位国王－－水。
水流到什么地方，能够养活多少人，这个国家就能有多大疆土，有多少臣民。各国
的范围一般不大，界线又很明确，便于筑起土在加以防卫，这就形成了一个个城郭
国家。一座城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也只有一座城。另一些国家缺乏稳定的水源
，就处于更加被动的局面，只能随水源的变化作季节性的或不规则的迁移，成为所
谓的“行国”（没有固定领土的国家）。一条河流的改道，一处泉源的枯竭，完全
可能使一个繁华的王国顿时毁灭。同样，一个新水源的发现也会给濒于绝境的人们
带来勃勃生机，国家会因之而复兴。
在只有人力、畜力作为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对这些国家来说，除非受到外敌入
侵要寻求保护以外，结合成更大的政治实体或统一地某一国家都缺乏实际意义，基
本是有害无利的。因为要实施有效的统治就得派遣人员，传递消息，征收赋税，交
流物资，而这些都是难以办到的，或者耗费巨大。相互隔绝的环境使小国无法寻求
大国的庇护，同时也限制了外部势力的入侵。
正因为如此，中原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管辖一般都是采取以军事控制加以监护的
形式。这些机构，如汉朝的西域都护府、魏晋的西域长史府、唐朝的安西都护府等
，基本上都是军事性质的。中原王朝的军队和屯垦人员一般都集中在若干据点，以
便将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使用。它们对所辖的各国、各部族或各都督府的基本要求
，只是对中央政府的忠诚，保持交通线的畅通和军事上服从征调，而它们的内部事
务一般不会受到干预。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原王朝在维持漫长的交通线方面所遇到的
巨大困难，加上西域地区特殊地理条件的限制，这种统治方法是唯一切实可行的。
所以直到清朝末年在新疆建省之前，仅隋、唐在今新疆东部设置过正式行政区域，
十六国中的几个割据政权设置过若干郡县。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西域（新疆）也是一个过渡地带，既是中国通向西方的必
经之路，也是西方进入中国的起点。这里成为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
多种文化的交汇点，也是民族迁移的中间站。今天的维吾尔人就是公元９世纪由蒙
古高原西迁的回鹘人留居后产生的。该地区的文化是多元的，至今还可以找到各种
未经斧凿的原始印记，只强调某一种文化的影响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语言文字是
多样的，仅已经发现或出土的，就有汉文、回鹘文、和阗文、吐蕃（藏）文、粟特
文、吐货罗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等。民族万分同样复杂，古西域人、匈奴、月
氏（支），乌孙、大夏、波斯、汉、大食、吐蕃、契丹、蒙古、回鹘、粟特、突厥
、维吾尔、回、女真、党项、满、哈萨克、锡伯、塔吉克、吉尔吉斯、俄罗斯等各
民族都曾在这里定居或居留过。
中原同新疆地区的联系在西汉正式经营西域之前已经开始了。西汉以后，通过
军事征服、军队的屯居、内地移民的定居、商品的输入、打进等技术的传播、手工
业匠人和艺人的交往，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已经大大加强，东部地区互相融合的程度
更高。但是新疆与中原的交通线毕竟太长，河西走廊易被切断，当中原政权势力衰
退或陷于内乱时就无暇旁顾。相反，从青藏高原或中亚进入新疆，路程短，险阻少
，比起中原来要容易得多。但由于西方、南方还不存在十分强大的政权，西方军事
征伐一般没有越过葱岭，所以除了一度成为吐蕃的属地之外，大多数时间还是由当
地或外来民族建立独立政权，存在于东西政权之间。总的来说，新疆地区尽管较多
也较易受到中西亚和南亚的文化影响，但自西汉以后，政治上主要是归属于中原政
权或保持独立的，因而在１８世纪最终成为清朝的一部分。
海岛 中国古代有比较发达的航海技术，春秋时已有了近海船队的记载，早就
具备了航行于大陆与近海岛屿间的能力。但历代中原王朝致力于以农立国，对海上
贸易始终缺乏热情。即使是在唐这样中国外贸史上的黄金时代，统治者也只是将
外贸作为一项税源和获得奢侈品的来源。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天然良港，
完全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明朝以前，中国极少受到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不必考
虑海上战，也不存在人口压力；所以历来的统治者都不重视沿海岛屿的开发和利用
，更不重视海岛上政区的设置。相反，为防止人民利用海岛进行反抗、罪犯利用海
岛隐藏作案，统治者常常采取封锁海路的办法。
根据距离大陆的远近和航海条件的难易，海岛大致可以分国三类：
第一类是距离大陆较近，不存在技术障碍的，如海南岛、舟山群岛等。这类岛
屿是否设置政区、或何时设置政区，主要取决于经济、政治因素。如海南岛，早在
公元前２世纪就已经是南越政权的属地，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汉朝
正式在岛上设置了珠崖、儋耳二郡和至少十几个县。但西汉的统治仅仅维持了六十
四年，就因岛上土著民族的激烈反抗而被迫放弃。以后大陆和海南岛的联系虽然没
有间断，但直到５９９年隋朝灭陈以后，才重新在岛上设置珠崖、临振和儋耳三郡
。又如舟山群岛，在唐朝开元年间（７１３－７４１年）就置了翁山县，至大历年
间（ ６６－７７８年）被海?占据而废。宋初辟为盐场，熙宁中（?０６８－１
０７７年）置昌国县。但明初为了防止被倭寇利用，又废县，居民全部迁回大陆，
到嘉靖（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年）后才重新有百姓上岛居住。清初再次徙民大陆，
直到康熙（１６６２－１７２１年）中期开放海禁后才重新置定海县。
第二类是距离较远，航行存在一定的技术障碍的，如台湾岛。在早期的航海条
第五章 千秋功罪
引言：隋炀帝下令将许多丝绸披悬在树木上作装饰，以向外国人显示富足。当外国
人在洛阳赞美隋朝的强大时，为饥饿所迫的百姓已经准备揭竿而起了。
第一节 社会财富的投向
引言：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社会中，皇帝或政权的首领有最高权力，有权支配自己统治
范围内的一切人力和物力，所以统一的范围越广，能够集中的人力和物力也就越多
。相比之下，分裂或分治政权可以支配的人力和物力要小得多。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非常缓慢。周期性的人口下降大大
推迟了人口相对过剩的出现，直到十七世纪以前，总的说来还没有出现耕地不足的
矛盾，只有少数地区人口过于稠密，但通过局部的人口迁移就可以解决。农业只能
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商业、手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商业利润基本用于消
费和挥霍，而不是转化为资本。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人口和财富不可能流出中国
。即使在开放贸易和移民的阶段，也主要是由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而不是由中国
商人出国经商，对外贸易的主要利益由外国占有。移民只作为人力输出，而很少同
时输出资本。因此，社会的剩余人力和积累的财富主要是在国内消费的。
“海龙王”的业绩
开掘运河、渠道，修 堤岸、水坝、闸门，以及?利设施的日常维护，有利于
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这项开支在总量中往往只占很小的比例。
一些小型、中型的项目由于涉及的范围小，需要的人力、物力有限，分裂、分
治政权甚或地方政府就能办到。而且分裂、分治政权因为辖境小，水利工程对自身
的利益有更加直接的影响，所以往往更加重视。五代的吴越国主钱谬，对筑海塘、
浚河道、农田水利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还专门设置了“撩湖军”，负责疏浚
西湖。吴越国的这些水利设施对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钱谬也被民间称为“海龙王”。
大型的或全国性的项目则由于涉及范围广、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只有在
统一政权或较大政权才有可能完成，如黄河、长江大堤的修筑和维护，黄河水灾的
预防和救治，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和水运的维持等等。而在分裂情况下，不仅这些大
型水利设施的日常维修没有保证，还会制造人为的破坏。但是这类大型的项目为数
不多，其中有的还是以为朝廷服务为主要功能的，如京杭大运河主要是解决漕运，
民用不大，对农业更是有害无益。
太仓陈陈相因
太仓是王朝用于粮食储备的，包括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和集中在首都或某些地区
的，主要用于应付自然灾害和战争。在一般性、地区性的灾害发生时，地方的储备
就能够解决问题。但如果灾情程度严重、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时，就必须依靠
大范围的调剂。统一政权可以通过动用储备、丰歉地区间的调剂以及安置灾民易地
就食等办法解决，统治区狭小的政权就缺乏回旋的余地。但统一王朝往往储备过多
的粮食和物资，或者置地方的灾害于不顾，不愿动用朝廷的储备，或者过于注重在
首都或近畿地区的储备，造成很大的浪费。
在西汉初经济恢复以后，历年积累下来的陈粮还没有用完，新粮又进了仓；当
新粮成了陈粮，又有新粮储备进来；仓库放不下，就堆在露天，结果都腐烂了，无
法再食用。国库中的钱数以亿计，由于长期不动用，穿钱的绳子烂了，无法进行统
计。但实际上，西汉整个社会并没有富裕到如此程度。就在积聚大量增加的这七十
年间，百姓平时的贫苦生活和遭受天灾后流离失所的记载在史书上不难见到。
隋末天灾战祸频繁，无数百姓衣食无着，嗷嗷待哺，但统治者却不愿意动用储
备。直到隋亡，在洛阳的含嘉仓中还有大量的屯积。这些国家级的巨仓中所储备的
粮食，都是从各地长途运输来的，沿途的消耗也是相当大的。
弛道和宫殿陵寝
一般说来，统一政权为了保证政令的下达，下情的上报，物资的征集，军队的
调动和皇帝的巡游等，比分裂政权更加需要便利的交通，会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
。当然其主要目的是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所以优先考虑军队的调动、军情的报
告、粮食的供应、人员和公文来往的需要，一般是以首都为中心，连接军事要地和
地方政治中心，对商业的需要考虑较少。民间的或地区性的交通设施，主要还是由
地方或者个人捐资兴建的。
在修建宫殿、陵寝方面，大多数君主都会费巨资，很难说统一政权的君主一定
比分裂、分治政权的君主更奢侈挥霍。但由于前者所拥有的人力、物力更多，辖境
更大，可以获得的特殊材料和用品更丰富，所以耗费往往更大。
如果将这些当作单纯的物质享受，那还有一定的限度，但宫殿陵墓的建造也是
皇权和礼制的体现，为了突出皇帝的至高无上，本朝的超迈前代，宫殿陵墓的规模往
往会不断提高。出于迷信，往往还要将前朝的宫殿平毁，即使是英明的皇帝也在所
难免。当刘邦见到未央宫造得过于壮丽，指责监工萧何“治宫室过度”时，得到的
回答却是理直气壮的：“天子四海为家，不建成天下最壮丽的就显不出皇帝的威风
。况且不能让后代再超过您呀！”一席话说得这位开国皇帝龙颜大悦。隋文帝个人
生活并不铺张，但在灭了南方的陈朝以后，却下令将自孙吴以来历代经营的建康城
彻底平毁。项羽之焚烧阿房宫，除了为了劫掠外，显然也有迷信方面的原因。这一
方面的浪费比帝王日常生活的奢侈不知要大多少倍。而分裂政权限于人力物力，有
的自知属于“僭伪”，有的表明处于“播迁”，只能以“行在”（临时首都）的规
模设计，相对受到限制。
如果说宫殿的修建由于能长期使用，因而耗费有一定限度的话，陵墓的建造却
是项经常性的庞大开支。秦始皇筑陵墓和阿房宫所动用的人力物力，比用于筑长
城的还多，从保留至今天并已经出土的一小部分遗址和文物中，不难想象这位皇帝
的侈靡和迷信。如果有可能带走整个世界的话，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的。
秦始皇为修陵墓花了多少钱已经无法估算了，但西汉却留下了一项惊人的数据
，即朝廷每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是用于修筑皇帝陵墓的。在位５４年的汉武帝修了５
３年的茂陵，陪葬品多得入不下了。他不仅要带走金银财宝，而且要放进１９０种
“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足以设立一个地下动物园。西汉末年赤眉军打开茂陵
的羡门后，数万士兵搬了几十天，陵中的陪葬品还没有搬走一半。直到三百年后的西
晋时，陵中的珠玉还没有被盗完。连号称最节俭的文帝霸陵，盗墓者也可以获得不
少珠宝。其余的三分之二岁入中，也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用于皇室的挥霍性开支
的，宫殿、苑囿、宗庙的修建等；真正用于行政管理的只占少部分。
上行下效，大批皇室成员、贵族、文武大臣、地主、商人，也动用巨大的财富
来经营自己的地下乐园。西汉这个拥有数千万人口、几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大帝国
竟以它的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去修造大大小小的坟墓，看看保留至今的唐帝诸陵
、含元殿和大明宫的遗址、明十三陵、紫禁城、清东西陵、避暑山庄、圆明园遗址
、颐和园就可以想象统一王朝在这方面的花费了。
军队和佛寺
军队对任何政权来说都是必须的。统一政权和分裂、分治政权为了保存或并吞
对方就要保持重兵，对峙中的政权往往要大修军事设施，分裂时期的军队数量和用
于军事目的的物资往往是和平时期的好多倍。
一般说来，统一政权在和平时期没有必要在军事上花费太多的人力物力，但由
于统一政权能够获得的人力物力相当丰富，不少王朝还是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如
北宋初年仅养兵２０万，至至道 时（９９５－９２７年）为６６万，增加了二倍
；庆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年）为１２６万，又翻了一番；八十年间增加到
原来的六倍多。《水浒》中所称“东京八十万禁军”也非完全虚构。一旦皇帝穷兵
黩武，造成的破坏就特别大。像汉武帝远征大宛，隋炀帝征朝鲜，都曾造成生命财
产的极大损失，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
用于宗教活动的开支通常不如以上几项，但当皇帝信仰宗教，热衷佛道时，或
一个政权以某一宗教为国教时，就会投入大量社会财富。南朝梁武帝的私人生活极
其俭朴，但却将巨额钱财投入佛寺，不仅建造了大量奢华的寺庙，而且四次到寺中
“舍身”，朝廷为此而付出的赎金就高达四百万。唐朝好几个皇帝都信佛敬佛，还
搞过大事铺张的迎佛骨活动。１９８７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大量精美绝伦的
器物，完全证实了史料的记载，当时耗费的珍宝钱财是非常惊人的。西藏地区从吐
蕃信奉佛教以后，为寺院投入的财富越来越多，大批人民为寺院服务或直接成为僧
人，到清朝时，寺院已占了绝大多数当地财富。在宗教方面投入多大的人力和物力
，显然与政权的规模、统一还是分裂无关，而是取决于统治者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和
该宗教在国民中的普及程度。
挥霍性的“赏赐”
中国的帝王以天子自居，处处要表现自己的最高权威，把他所统治的国家当作
世界的中心，人间最富庶、最文明的地方；而一切外国都是 牡衣 貊，照例是贫穷
、野蛮的地方，只能接受天朝的赏赐。
越是统一的、疆域辽阔的政权的君主，就越有条件显示这一点。游牧民族或非
汉族的首领一旦入主中原，也无不以真命天子自居，效法汉族皇帝的作为。分裂、
分治政权在物质条件方面受到种种限制，名义上也觉得不大合适，因此一般不会有
这类举措。历来的中原王朝在与外国或游牧民族的交往中，即使在军事上处于优势
，也往往不惜拿出巨额的黄金、白银、绸缎、茶叶等物品作为赏赐，以换取对方的
归附，却毫不考虑国家的实际利益。在军事上处于劣势时，只要能够维持名义上的
至尊地位，就会毫不犹豫地答应条件苛刻的“岁赐”，“岁币”，甚至置割地赔款
的惨重代价于不顾，而在一些微不足道的礼仪枝节上斤斤计较。中国封建统治者这
种妄自尊大和对外部世界的一无所知所产生的虚荣心理，使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惊
人的代价。
汉武帝派往外国的使者一年多达十几批，每批自数百人至百余人不等。这些使
者除了搜罗珍宝、编造异闻来引起武帝的新的兴趣以外，就是跑到外国招摇过市摆
阔气，把大把大把的钱扔掉。由此而招来的“外国客”受到武帝的格外优待。为了
表示汉朝的“富厚”，武帝让他们跟着自己到处巡游，发给他们大量财帛作为赏赐
，给予很高的物质待遇。甚至搞起洒池肉林，大演杂技、魔术、摔跤，观看者人人
有赏。又让他们到处参观粮仓库房，好使这些外国人在庞大的物资积累面前吓得不
敢动弹。人们大概永远无法找到当时首都和各地如何对付这批“外宾”参观的具体
记录，但史籍上明明记载着在武帝在大肆挥霍和水旱灾害的袭击下，府库已经开始
空虚，百姓们已大批流亡，所以为了完成这种任务，大概少不了要弄虚作假吧！
隋炀帝为了在外国人面前显示本国的高度富足，竟下令将许多丝绸披悬在树木
上作装饰，以证明如此昂贵的东西在中国已经多得无处可放了。他还让人领着外国
人进饭馆在吃大喝，当客人酒足饭饱要付钱时，得到的回答竟是：“在我们这里吃
喝向来是不要钱的。”为隋炀帝这种“吃饭不要钱”的摆阔付出巨大代价的自然是
倒霉的老百姓，就在洛阳的外国人正在称赞（或许只是在讥讽）隋朝人伟大富裕时
，为饥饿所迫的百姓已经准备揭竿而起了。
著名的郑和航海更是中国皇帝炫耀国力的新招。这次空前绝后的壮举除了负有
一项秘密使命－－寻找在南京宫城起火后失踪的建文帝的下落之外，就是要把大量
赏赐品发到海外去，以换取外国对明朝名义上的尊崇和效忠。专家们已经详尽地考
证出了这七次下西洋的舰队的规模、人数、所载物品、航行线路和到达地点等，５
００年前的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实在足以引起我们的自豪。但这些物资和技术却被
一位专制统治者用于一场莫名其妙的出国布施和展览，所以七次航海的直接收获只
是几种动物和几件土产。
在清朝，连越南等国的贡使来到时沿途都要装饰布置，隆重接待。今天我们当
然可以解释为对外友好的象征，但当年皇帝和大臣们的出发点却完全是显示天朝大
国的泱泱风度和富足强大。直到列强的炮弹已经落到紫禁城内，国势已江河日下，
皇位也摇摇欲坠的时候，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外国人还只是一群贪婪的商人和乞
丐，只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多给些钱物就能使他们款服。而只要
大清国皇太后和皇帝不失体面，赏赐洋人一些土地白银又算得了什么？
由于历来的统一政权一般都国地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即使人民生活水准很低
，便把可以搜括到的人力财力集中起来，数目仍然是相当庞大的，这就造成了中国
“富厚”的假象。由于统治者将这 什 富视为?产，所以大多被挥霍浪费，真正用
于国家管理和社会进步的反而是少数。想当然地认为统一政权必定会投资于有利于
国计民生的大工程，有利于发展生产等，显然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
第二节 行政效率与治理
引言：在同样实行专制制度的民政部下，分裂和分治政权同统一政权的治国之道并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分裂或分治政权的领土大大缩小了，往往只相当于统一王朝
的一个或几个一级政区，各地离政治中心的距离也大大缩短了，所以即使实行同样
的集权制度，统治层次减少了，传递时间缩短了，行政效率会有所提高。只要保持
和平状态，人民会因此而获得较多实惠。
王温舒的妙计
西汉的一位被班固载入《汉书．酷吏传》的官员王温舒出任河内太守（治怀县，
今河南陟县西南）时，首先准备了五十匹马，安置在从怀县到首都长安沿途。然后
他开始审理案子，将郡中的不法豪族和其他有牵连的罪犯大多定为死刑或灭族。由
于死刑或灭族都必须报朝廷批准，那些豪族自以为有足够的时间动用在京城的靠山
和关系，有恃无恐。谁知王温舒立即使用这五十匹马接力传送，两天就从长安取回
批文执行死刑，杀得那些人措手不及，也使当地人大吃一惊。到年底，把要杀的千
余人家斩了个一干二净。
像王温舒这样深知效率的重要性并想出这一绝妙办法的人，在当时是绝无仅有
的，因而被史官作为特殊的例子记录下来。但王温舒能这样做，毕竟还有其有利条
件：河内离长安并不算远，而且这条线路又是当时一条主要的交通干道，道路良好。
如果让王温舒到日南郡（治所在西郑县，今越南广治省广治河与甘露河全流处）、
乐浪郡（治所在朝鲜县，今朝鲜平壤市南）、敦煌郡（治所在 煌县，今甘肃敦煌
市）或益州郡（治所在滇池县，今云南晋宁县东）去做太守的话，他要准备的马就
不是五十匹，而是五百匹或更多，甚至还要包括渡船。而且有的地方有好马也跑不
快，遇到天气不好，有些地区的交通就会断绝。
驿站的普遍设立使王温舒这一办法普及化了，但这仅仅是加快了传递的速度，
却并没有缩短实际距离。且不说维持全国的驿站系统本身就是国家一项不小的开支，
在不少地区就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最不得人心的弊政。就是在驿站完整、效率正常的
情况下，边远地区与首都的公文往也得数十天之久。明朝每十年一修的黄册（户籍
册）都要以省为单位上报到南京后湖，据《南京户部志》记载官方规定的“黄册到
湖期限”如下：
浙江 二十日 江西 二十二日
江西行都司 二十二日 河南 三十日
山东 四十日 北直隶 五十八日
福建 六十五日 辽东 八十五日
广西 九十日 湖广 九十日
山西 九十日 陕西 一百五日
四川 一百五十日 贵州 二百五十日
福建行都司 一百五十日 云南 一百八十日
时间最长的云南要半年后才能送到。如果是紧急情况，通过驿站加急传递，时
间可以大大缩短。在皇帝不惜工本的条件下，也能够创造出某种“奇迹”，如唐玄
宗可以将杨贵妃爱吃的鲜荔枝用专门的驿骑从岭南运到长安，明清时能把产于长江
下游的活鲥鱼接力运到北京。不过这种方法毕竟无法用之于日常的传递和联系，何
况在中国的统一王朝范围内还有更长的交通线，如从西藏到北京，从中亚到长安等。
这就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没有机动交通工具的条件下，中国作为一
个国家是不是太大了？
君民的不同选择
要简单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国家有不同的政体、不同的制度，如果这
是一个地方享受充分的自治权力，中央政府干预较少的国家，地理上的距离并不会
带来很大的不便。可是，从秦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实行这种政治制度的政权，
而是权力高度集中于中枢的专制国家－－无论是统一时，还是分裂时，各个政权无
不如此。二千多年来，专制的集权化有增无减，依靠国家自身的调节已经无法改变
高度统一和地理范围过大这间的矛盾了，而只能由分裂、分治来缓解这一矛盾。
中国历史上各个政权长期实行力役制，无论是劳役还是兵役，都要在全国范围
内征调，首都及边疆是服役的主要地区，对距离远的地区来说负担就大大加重了，
甚至路途时间会超过实际服役的时间。不堪忍受的百姓从减轻负担出发，宁可选择
分裂或实际上的分裂。西汉初的贾谊就曾证明：当时淮南的百姓迫切希望置于诸侯
国的统治之下，而不直属于朝廷，以便能就近服役，而不必再长途跋涉于淮南和长
安之间。因此有时分裂和分治比统一更受到民众的欢迎。
由于地方官的合法权力相当有限（除非采取非法手段），所以官员们在遇到大
小事情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立即上报上司，而不管实际效果如何。但上级官员同样
只能自理有限的日常事务，因此向更上一级或朝廷报告也是他们的法宝。中国结构
复杂、内容浩繁的文字和悠久发达的文学传统是大小臣工和他们的幕僚必须掌握的
基本技能，这种繁琐的礼仪制度和请示上报手续又为他们施展身手提供了机会。从
现在还能看到的数以万计、或许是数以亿计的历代公牍、奏折、诏令及各种公文中
，虽然也不乏有关国计民生、军政大事或人事任免等方面的重要内容，但大量的是
千篇一律、毫无意义的官样文章和歌功颂德、阿谀奉承的文字游戏。一些突发性的
事件经过层层报告，然后得到层层下达的命令，往往已经失去实际意义。
自然灾害的赈济常常要等到灾情已经非常严重或者灾害发生后很久才能进行，
因而即使采取措施也已失去了最有利的时机。在二十四史的传记中，不止一次可以
发现对清官循吏这样的歌颂：在灾害发生时不等朝廷或上司的批准就下令开仓救济
灾民，而劝阻他的僚属大多会提醒他这样做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这就证明，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官员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这些凤毛麟角才会得到史官的
重视而被记录下来。从史料记载看，越是靠近首都，越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往往
自然灾害越多，而边远地区却很少有灾害的记录。这显然并不符合客观规律，只能
证明边远地区不大可能获得及时的救济，因而灾情报告不是没有留下记载，就是被
层层的官僚机构耽搁了；或者是因为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根本就没有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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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国虽大  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  忘战必危

我是一只大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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