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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ugemouse (LION), 信区: Green
标  题: 统一与分裂（8）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9月28日13:22:48 星期五), 站内信件

第三节分裂政权的贡献
引言：人类总是要寻找最适宜的地方从事生产和生活。在人口还不太多、社会生产
力还不够高的情况下，一个政权尽管可以占据很大的领土，但它能够开发的地区总
是有限的。它的开发重点只能集中在原来有较好基础，自然条件优越、距首都又不
太远的那些地方。所以在清朝以前的那些统一王朝，尽管幅员广大，但在开发边远
地区和落后地区方面的贡献往往还不如分裂、分治政权。这一看来矛盾的后果其实
是有其必然原因的。
小国的自立自强
在统一政权中，只要在主要农业区的人口没有达到相对饱和的程度、总人口
压力还不严重情况下，就不会有开发边远地区的动力。而在分裂或分治的情况下，
各政权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开发自己所占有的地区，即使要付出较大的
代价也在所不惜。
秦汉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关东和关中，南方地广人稀，相当落后。到了西汉
中期，关东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地少人多、人口趋于相对饱和的局面。但在黄河流
域和江淮之间，还有不少地区人人口稀少，并未得到很好开发，东部沿海地区也有
不少地方农业生产落后。这些地区离发达地区距离较近，自然条件相似，开发比较
容易，也便于流民移入。而南方原始植被繁茂，气候过于湿热，交通不便，开发初
期困难很多。分散的小规模开发收益有限，大规模的开发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才能进行垦荒、修路、水利设施等基本工程。所以在正常情况下，统治者和民众都
不会对南方有多大的兴趣。遇到当地民族反抗或难以维持时，统治者甚至干脆会放
弃一些地方。而到了王莽政权覆灭，黄河流域陷于战乱时，包括一些官僚地主在内
的大批人口纷纷南迁，长江三角洲一时号称人才济济。不过东汉的建立很快结束了
短时间的分裂，南迁人口中的大部分又返回北方。
但到了东汉末年孙吴政权在江东立国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一则北方的战乱
愈演愈烈，经济破坏极其严重，优越条件已不复存在，因此又有大批人口南迁。二
则孙吴已与曹魏公开抗衡，只能依靠自己本地的经济来维持，必须用大规模的开发
来安置和吸引流民，增加粮食生产。三则这种分裂状态持续了七十多年，移民起初
的临时观念逐步为定居思想所取代。因此孙吴在江南设立了不少新的郡县，还专门
设置了农官来督察军民合一的农垦地区，兴修了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为了弥补人
力的不足，不仅大规模进攻山区的越人，掳掠山越的人口，对台湾岛的军事冒险也
是为了这一目的。经过孙吴政权的经营，江南的开发已经粗具规模，但已经不再被
人们视为畏途了。
这一过程在西晋末年至隋初、唐代安史之乱后至北宋初两次重演，终于使江南
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方，成了中央政权的粮仓和钱袋。
移民与开发的导向
中原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消弭敌对势力及地方豪强，加强边境防卫，
一般都是将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强制迁移到首都附近或西北地区，甚至不惜付出巨
大的代价；而对向其他地区、落后地区大规模的移民却缺乏兴趣或具有戒心，尽管
这些迁移将是有利可图的。
秦、汉的政治中心在关中，而经济中心在关东，对当局构成威胁的六国贵族后
裔、地主豪强也集中在关东，所以秦始皇和西汉元帝以前的诸帝都采用强制或招募
的办法，将关东的贵族官僚、世家豪族、高赀富户迁入关中。而关中的土地开发余
地不大，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加剧了粮食供需的不平衡，朝廷每年必须从关东输入
数百万石粮食，成为一项不小的负担。当时主要的外敌是北方的匈奴，为了开发新
获得的土地，充实边境，秦和西汉向北方和西北迁移了百万以上的人口。这类长途
迁移以及在新开发区的安置同样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而且由于西北地区大多是黄
土高原，盲目开发破坏了原始植被和比较稳定的表层土壤，引起越来越严重的水土
流失，加剧了黄河水患，黄河下游的损失远远超过了西北地区开垦的收益。
隋唐建都长安，关中又集中了大量人口，但粮食无法就地生产，常年依赖关东
和南方的供应。一旦关中遇到灾害，粮食缺口增大，关东和南方的粮食受到运输条
件的限制无法及时弥补，皇帝只能率领文武百官和百姓到洛阳就食。尽管如此，长
安居民在的都畿道的户口数还是由贞观十三年（６３９年）的约一百四十万增加到了
天宝元年（７４２年）的三百十万。考虑到户口隐漏的因素，实际人口的增长还更
多些。
明成祖建都北京前后，曾多次从江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等地迁移了
大量人口充实北京及其周围地区。这从巩固明朝的统治来看无疑是有利的，但对人
口迁出地区来说却推迟了当地的经济恢复，因为当时除江南、山西破坏较小外，其
他地区每年要从南方输入数百万石粮食，输送粮食的运河成了明朝的生命线。一旦
运河的运输受到影响，朝廷上下就会惶惶不安。如果治理黄河水患与保证运河的畅
通发生矛盾时，统治者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保运河，而不顾黄河水患的恶化。
与这些积极的强制性迁移相反，统治者对合理的、开发性的迁移却并不热情，
往往采取种种手段加以禁止，不得已时也只是默许而已。因为根据历代的法律，百
姓都被编入户籍，一般是不得自由迁移的。各地方官为了保证赋税收入，显示自己
的政绩，也不会准许自己管辖的百姓外流。清朝初年，陕西汉中地区人口极少，经
没指困难，就以优惠条件招募外地百姓开垦，吸引了不少湖北、湖南人?湖广的
地方官眼看本省人丁外流，恐怕影响丁税收入，就向户部提出：朝廷只同意四川招
募移民，没有把汉中包括在内，因此汉中的招募是非法的，应该禁止。得到户部的
支持后，就派出士兵设卡堵截，使大批已在途中的移民受阻，甚至一些已在汉中开
垦、回家乡接家属的人也无法返回。直到以后赋税政策改变，实行“摊丁入亩”，
取消了丁税后，这种阻力才逐渐消除。所以除非发生天灾人祸，统治者不得不听任
灾民外逃外，其余自发的大规模迁移是不可能发生的。
统治者对非官方安置的流民一直存有戒心：对迁往山区的，怕他们啸聚山林，
影响治安；对迁往新辟地区的，怕他们不服管辖，少纳赋税；所以总是颁布禁令，
设置关卡，制造障碍，实在禁止不成再承认既成事实。
明初开始就把荆襄山区列为禁区，不许百姓开垦。但是无地贫民不断潜入禁区
，特别是在周围地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流民更是大量涌入。宣德、正统
年间，山西、陕西、山东、四川等地进入荆襄地区的流民、灾民已达数十万人。正
统元年（１４３６年），朝廷曾承认既成事实，容许已在当地安家的流民入籍。但
由此引起各地流民激增的形势又使当局十分恐慌，因此在成化七年（１４７１年）
决定用武力驱赶流民返回原籍。当时正值盛夏，流民沿途饥渴，瘟疫流行，押送的
船夫害怕受到传染，故意翻船。事后统计，死亡流民有９０万之多。即使这样，回
到原籍的流民为生计所迫，又重新逃亡。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才派原杰招抚荆襄流
民。经过审查区别，除将四万多人遣送回原籍外，其余近四十万人在当地合法入籍
。为此还专门设置了一个郧阳府和若干新县。
清朝前期、中期对东北的绝大部分实行封禁，从顺治、康熙年间开始还专门筑
起一道柳条篱笆，称为柳条边，用以阻止边内居民外出打猎、放牧、采人参。并多
次发布禁止汉人进入东北的法令。尽管由于东北如此辽阔，根本无法防止流民进入
，这些法令实际上也没有认真执行，但毕竟大大推迟了这块资源丰富的土地的开发
利用，而且为沙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和掠夺提供了可乘之机。
而在分裂、分治的时期，每个政权为了自己的生存都竞相招徕人口。控制力弱
、吸引力差的地区的人口会流入条件更好的地区，被强制迁移的人口会乘机返回原
地，也有不少人被迫离开家园。结果是依靠政治压力和行政手段强制聚集起来的人
口稠密区大多消失了，而自然条件有利、人口比较稀少、环境比较安定、政治比较
清明的地区人口增加了。当然，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巨大的。
戌卒、流民、衣冠
在正常条件下，政治中心的优越地位和经济中心的生活条件和谋生机会，对官
僚地主、文人学者、工匠艺人、商人贾客等具有统治经验、管理能力、文化技艺、
经营手段的素质较高的人口，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对边区或新开发区实施移民，
迁移对象一般也都是底层贫民或罪犯，那部分素质较高的人口基本上都不会加入移
民的行列。他们中的少数人会离开政治、经济中心，但大多是出于无奈，如外入当
地方官、获罪降职或被流放、退休或辞官回乡、钻营无门、经营失败等。其中会迁
入边远地区的就更少了，而且一有机会就要返回原地。
但在分裂发生时就大不一样了，这些人或为避战祸，或被掳掠，或追随主子，
或投奔敌国，或为经营所需，会迁入原来未曾想去或根本不愿意去的地方。这不仅
增加了迁入地区的人口数量，而且提高了该地区的人口素质，输入了比较先进的文
化技艺、治理和管理经验。对一个新开发地区来说，人力资源固然重要，智力资源
更加宝贵，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已经粗具规模以后。但在正常情况下，这类地区获得
高层次移民的机会很少，因此发展迟缓。
河西走廊本是匈奴等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汉武帝从匈奴手中夺取时游牧民族
西迁或内徙，几乎成了空地。汉朝设置郡县，迁入了数十万人口。来自内地的移民
带去了农业生产技术，加上当地有利的自然条件，开发成了比较稳定的农业区。但
由于居民的来源大多是流民、罪犯和戌卒，知识水平很低，所以文化经济都很落后
。到了西晋末年，一些官员眼看中原战祸已不可避免，陆续迁往河西走廊，如张轨
主动谋求出任凉州刺史，一批中下级官员和文人也随张轨西迁。在西晋覆灭的过程
中，关中投奔河西的人络绎不绝。在十六国期间，黄河中下游沦为战场，又有一批
批难民避居河西，其中有不少中原著名学者。由于河西的地方政权周旋于南北冲突
势力之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安定的环境，加上大批知识分子的迁入，文化
水平大大提高，学术活动也空前繁荣。一些著名的学者拥有上千门徒，讲学时听众
数千，这在文化发达地区也是罕见的。
又如巴蜀地区，秦朝还是安置犯人和俘虏的地方，汉朝时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
进步，出了司马相如、扬雄、王褒这样一些第一流的文学家和学者，但总的来说还
是落后的，远不如关东，关中发达地区，所以这些人出了名就移居关中了。到了东
汉末年，又有不少中原人避乱迁入，刘备入蜀也带去了大批文武人才。这些知识水
平高的移民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其中一
些人在西晋初又迁回中原，但当地的知识阶层已经形成。可以设想，在统一的政权
中，在正常情况下，像诸葛亮这样的杰出人物是不可能迁往巴蜀地区的。
从供天下到供本国
统一王朝一般都注重于京畿地区和边防，对新开发地区缺少经济上的资助。而
一旦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又取之唯恐不及，加上很重的赋税，使这些地方背上沉重
的包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这些地区的人民为了经济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创造了较高的生产效率，但由于赋税越来越重，他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生产
的发展而同步提高。而在这些地区脱离中央政权独立的情况下，原来被迫上交的巨
额赋税就可能留在本地，用于进上步开发，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生活水平会有所
提高。
长江三角洲经过孙吴、东晋和南朝数百年的经营，农业生产已相当发达，还盛
产绫罗绢布等丝麻织品，到唐朝初年已经成为朝廷重要的赋税来源。安史之乱以后
，唐朝关东的赋税基本断绝，完全依赖来自江淮的岁入维持庞大的军费和日常开支
，长江三角洲的三吴的赋税额竟占国用的一半。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既显示了三吴地
区在全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反映了当地人民负担的沉重。
唐朝末年，地方军阀割据江南；以后又先后建立了吴、南唐、吴越政权。这些
政权的建立使江南脱离了中央政权的控制，也逃避了中原的混战，基本维持了和平
环境。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免除了对中央政权的沉重财政负担，加上本地统治者
为了自身的利益迫切需要发展经济，所以原先只能无条件上交的巨额财物被用于兴
修水利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如吴越王钱缪修建了海塘、钱塘江石堤，疏浚了江中航
道，造龙山、浙江二闸，又在自海滨到常熟、太仓、江阴、武进各地的河流湖泊上
普遍建造闸 道远寄蓄泄。吴越统治者同时也大修宫殿，生活的奢华相当惊人
，但却有那么多的钱和人力从事空前规模的水利工程，一方面固然靠了对百姓的搜
括，如当时对少交实物的百姓处置严厉，要按少交的数量拷打，但主要原因还是在
经济上得到自主，免除了对中央政论的巨额上交的结果。这些水利设施使长江三角
洲从此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稳定商品粮食基地，苏州和杭州被称为人间天堂，北宋时
已有了“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清朝的中央集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即使在太平天国
被镇压以后，朝廷总揽一切的大权也没有能再恢复，各省督抚成了集军政财刑大权
于一身的地方实力派。加上列强势力的干预和扶植，地方势力进一步发展，有时甚
至可以公然蔑视朝廷的权威。洋务、新政的项目能在某些省份较快地兴办起来，一
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设施如工厂、矿山、桥梁、铁路、学校等能较快地办成，正是
地方政权享有较大自主权的结果。
华夏正音重返中原
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文明，很多已经消失得踪影全无了，或者已被改造得
面目全非了。原因之一就是外来势力侵入时，这个文明社会没有能坚持足够的时间
就被完全吞并了。如果外来势力是相对落后的、野蛮的，这一地区的历史就会倒退
好多年。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牧业民族南下，每次都以北方民族的胜利
和统一而告终。北方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初，一般都没有摆脱游牧习气，经济、文化
水准较低，具有落后民族共同的破坏性。但是中国的文明却从来没有中断，不仅原
有的文明得以保存下来，而且使入侵的民族接受了先进的文化，发展到了新的水平
。
只要对这三次南下稍加分析，就可以为这种奇特的现象找到答案。
这三次南下都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第一次如果从西晋末刘渊称王算起，到隋文
帝灭陈完成南北统一，前后长达２８５年。如果上溯到东汉后期北方各族的内徙，
时间就更长。第二次如果从耶律阿保机建辽朝算起，到元灭南宋，更有３６３年的
时间。其中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到南宋最后一个据点陷落也用了７３年。最短的一
次从努尔哈赤于１６１６年起兵反明至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平定台湾，也
进行了６７年。在这些阶段，中国都处于分裂状态，或者南北对峙，或者同时存在
几个政权，或者还存在着与新政权对抗的地方政权。正是这种分裂状态延续了传统
的文明，为北方民族接受传统文明提供了必要的机会和条件。
游牧民族由于长期形成的简单生活习惯和迁徙方式，对物质文明的要求非常单
纯，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更加贫乏。加上在长期战争条件下形成的复仇心理和杀掠破
坏作风，在进入中原地区或农业区的初期，往往具有较大的破坏性。对一些公共设
施、军事设施和建筑物如宫殿、寺庙、古迹、城墙、关隘、桥梁、住宅等，往往会
随意焚烧和毁坏。这除了出于军事目的之外，也是由于他们没有定居的需要，还不
习惯于农业民族统治者的享乐方式，以及不了解这些建筑物和设施人力物力代价。
对文物、艺术品、书籍、档案、礼器、乐器等，或者因为不了解它们的价值而任意
遗弃，或者在掠夺、运输过程中造成严重破坏。对学者、艺术家、管理人才、特殊
技艺的工匠等人，或者因为他们依附于原有政权而予以杀戮、强制迁移或掠为奴隶
。历史事实证明，游牧民族的初期占领区越大，占领的速度越快，造成的破坏一般
也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权或旧政权的残余势力的割据支撑往往能起较大的保护
作用。因为这些政权的统治者既了解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和物的价值，为了自己的生
存和恢复（尽管实际上很少能实现）也迫切需要这些人和物。对他们来说，游牧入
侵者视同粪土的文物、书籍、档案、礼器、乐器等，不仅是物质或精神生活的必需
品，更是传统文化的合法继承者和最高权力的当然拥有者的象征。
东汉后期开始，羌、匈奴、时啊氐、羯、丁零、卢水胡等民族先后进入黄河
中下游地区，到西晋末年进入了轮番大规模迅速扩展的阶段。其中有的民族已经长
期与汉族杂居，有的民族却是直接从游牧地区而来，政权的不断更迭更增加了动乱
因素，中原地区的破坏极其严重。当时在中原之外的汉族政权，是由南渡的晋朝宗
室贵族、文武官僚建立的东晋和由地方政权及西迁士人建立的张氏前凉政权。这两
个政权都吸引了中原地区大量人口，包括大批文化水准高、有特殊技艺、富有行政
管理经验的人才；也带走了不少有文化、艺术价值的文物和物资。在中原长期沦为
屠场期间，为避乱的人们提供了相对安定的场所。河西的张氏政权周旋于中原和南
方各对峙政权之间，保境安民，成为中原士人的乐土。此后的几个政权虽或由非汉
族统治，大致也继承了前凉的政策，所以河西走廊成为人文荟萃之区，自四世纪初
至五世纪前期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文化繁荣。
曹操父子创制的音乐－－清商乐，自从西晋末的战乱以后，在中原已经失传了
，但由西迁的移民带到河西走廊。到前秦灭张氏前凉，演奏清商乐的专门人才被蔡
坚所得。刘裕北伐攻下长安后，将清商乐带回江南，所以中原又听不到清商乐了。
隋文帝灭陈后，清商东从江南回到中原。隋文帝第一次听到了这仰慕已久的音乐，
称之为“华夏正音”。如果当年没有由移民传到河西，很可能就在中原消失，从此
成为千古绝响。
至４３９年北好鸨绷故保 治者已经深知文化和文人的价值，将在北凉的学
者刘柄、索敞、阚烟、张湛、常爽、江强等征集至平城；其中的常爽就是从中原的
河内迁去的第三代移民。自西晋末西迁的文明基本上保存了下来，并成为北方儒家
文化的主要来源。以后随着北魏都城的迁移，洛阳成为北方的文化中心。
南方的政权虽然也经历过几次内乱，统治中心建康、地区中心江陵以及长江三
角洲一带遭到过较大的破坏，但大多数时间维持了和平安定，南方的经济发展也提
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所以南迁的文明延续到了陈朝的灭亡，并由隋朝和平地接收
了。这样，重新统一的隋朝既吸收了自西晋以来经过不同途径保存下来的传统文化
，也继承了游牧民族汉化以后形成的北方文明。这种结果终于反映诓永没曰的盛
唐文明中，在世界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之所以能产生并保存到今天，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例
如它正处于佛教传入中国的主要路线上，也处在东西方的交通干线上，富饶的绿洲
所滋养的经济实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等。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
条件：莫高窟所在的敦煌长期处于地方割据政权的控制之下，基本上避免了战争破
坏。除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西晋末至北魏时期，在另一次大分裂时期，敦煌也得以
逃避了中原的战祸的波及。从唐朝大中五年（８５１年）张议潮归唐至１０５１年
被灭于西夏，瓜、沙二州的地方政权独立存在了近二百年。正因为如此，这些笃信
佛教的当地统治者所大力兴造的石窟才能够长盛不衰，并保存了下来。
我们不妨设想另一种结果：当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时，旧政权没有能保留
抵抗的基地，地方势力也没有建立割据政权，游牧民族很快统一了整个中国。历史
当然不会就此停止它的进程，但是可以肯定要倒退许多年。
征服者被征服
从统治游牧或半农半牧的有限人口到治理数量庞大的定居农民，从简单的聚议
传令到复杂的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从本民族的首领到以异族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君
主，差距之大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的。实际上，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
前，一般已经作了某些准备或调整。如从东汉初开始入居塞内的匈奴已经有一定规
模的农业，一些贵族的汉化程度已经很深。羯、氐族的首领都以汉人为参谋，实施
适合汉人的政策。契丹人以掳掠的汉人为基础建立了农业基地，在国内对契丹、汉
人实行不同的制度。蒙古大量任用投降的金、宋官员，出身辽朝宗室的耶律楚材受
到重用，在调整蒙古的军政政策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使新建的元朝能以中原
的传统制度治理汉民。清人在入关前已经废除了大贝勒与国君并坐、八固山共治的
军事民主制的残余，仿明朝设立六部、大学士，定君臣之分。但是，统治集团中少
数人的汉化并不意味着这个民族或民族联盟已经适应了统治汉人的需要，对少数投
降或被掳掠的汉人的成功安置并不等于就能够驾驭众多的汉人，对小范围农业区的
治理经验也不一定能运用于整个农业社会。因此，任何成为中原农业区新主人的游
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都需要时间和实际经验，需要逐步地推进。
但是，缺乏文治传统的牧业民族是不会主动认识到这一点的。军事的胜利者不
会放慢进军的步伐，丰富而巨大的战利品的诱惑更会煽起他们的热情。唯一能够遏
制他们进攻势头的就是农业民族的抵抗，就是旧政权的局部存在和地方势力的害怕
，它们的三次南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渐次展开的。西晋末年匈奴、羯、氐、羌、
时暗族先后进入黄河流域，前后经过了一百多年时间，才由北魏在淮河以北建
立了稳定的政权；又过一百多年，才由北魏的继承者隋朝推进到长江流域、珠江流
域，最终完成了统一。辽朝（契丹）花了近三十年时间，牢固地占据了燕云十六州
（后失二州）一线及其以北地区。差不多二百年后，取代辽的金朝又推进到了黄河
一线，以后又达到了淮河和秦岭一线。一百多年后，灭了金朝的蒙古（元朝）接着
灭了南宋，这次推进才告结束。进展最快的清朝也经历了几个阶段：从１６１６年
到１６４２年占据了东北地区和长城以北，至１６４４年进至黄河流域，次年又推
进到长江流域，１６５９年平定西南，至１６８３年攻克台湾，最终消灭了明朝的
残余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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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国虽大  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  忘战必危

我是一只大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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